超级军网伊斯兰 蒙古 儒家描绘三种不同的成吉思汗形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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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是东方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大文化，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也备受古今中外学者的重视。蒙古文化从大的方面讲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支，但从其内涵来说，它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样一个成吉思汗，在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中，呈现出颇为异趣的三种不同的历史形象。
一、《史集》里的真主之剑
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1256年灭掉木刺夷国，
征服了伊朗全境，接着，又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灭掉了伊斯兰教哈里发阿拔斯朝，在以伊朗为主的西亚地区建立了蒙古大帝国版图内的伊利汗国。在伊利汗国建立将近半个世纪时，旭烈兀的曾孙、第七代伊利汗和赞，为了让以成吉思汗家族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的历史传诸后人，于伊斯兰教历700年(公元1300年9月15日~1301年9月5日)下诏让他的宰相拉施特编纂一部详细的蒙古史——《史集》。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篇幅浩瀚的历史巨著，它包含有研究中世纪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尤其是研究蒙古史、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的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拉施特与侍奉蒙古罕的许多伊朗官员一样，是个速菲派伊斯兰教教徒，他的《史集》里多次出现“真主”、“安拉”、“最高真理”等赞美成吉思汗的字样。在伊斯兰文化中，《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法的基础，确立了法自真主意志而出的神圣立法思想，确立了真主的最高意志。统治阶级的言行作为真主的启示而为信仰者所必须接受，“凡属启示皆为必须遵行的主命”。因此，在他看来，真主就是神，真主的一言一行，无论善恶，都是神的“启示”，都是为他们这些教徒的幸福做出的。在《史集》第一部序言中，拉施特特别讲到由于亚伯拉罕遵照安拉在梦中的启示，决心将爱子杀掉献祭于安拉，安拉为了奖赏亚伯拉罕的诚心，便降富于他，让他的后裔繁衍出许多先知、圣贤、君主，以此来说明人们应该毫不动摇地相信神，只有这样子孙后代才能兴旺发达。
拉施特在其著作《史集》中用大量华丽词藻，不断地为以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为首的蒙古贵族大唱宗教赞歌，称成吉思汗是伊利汗国的“真主”、“最高真理”的执行者。他认为成吉思汗的所作所为都是真主意志的体现。“由于他身份的高贵，[内在]本性的精微，他像是一堆宝石中罕有的真珠，他高出于所有各民族之上，(使他们)置于(自己的)支配下和最高统治者的掌握之中”。同时，他认为成吉思汗所遇到的逆境是真主为了磨练他而特地设下的。“成吉思汗多次陷入逆境……而最高真理却(从这些逆境中)拯救了他，由于最高的主的意志早就安排下了要让成吉思汗成为世界的君主，便让他一点点发达起来，让他受尽千辛万苦，磨练他胜任重任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又用纪实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等人的所有行为毫无顾忌地记述下来。在这部史书里面，拉施特多次提到成吉思汗的军事行为及政策。
成吉思汗在围攻一个城市时，只要这个城市稍有抵抗，便会遭到成吉思汗的报复。成吉思汗在进攻不花刺城时遭到了抵抗，结果(突厥)里康人活下来的只有靠运气。男子被杀死了三万多人，妇人和孩子当了奴隶。当成吉思汗攻下花刺子模城后，恼于城内人顽强的抵抗，便将居民一下子全部驱到野外，从他们中间将数十万名左右的工匠分出来，押送到东方去。青年妇女和孩子们也被纳入了俘虏队，剩下的人则分配给军队屠杀。据史料显示，五万多蒙古兵每人分到了二十四人。在这种政策面前，守城者只有立即投降才能给以宽恕，而实际上这也远非都是如此。当成吉思汗屯兵巴里黑城下时，当地领导人物来到他那里请降，献上了各种食品、礼物。接着，成吉思汗的部队就以点数(人口)为借口，将巴里黑居民全部驱逐到野外，照例分配给士兵全部杀死。然后，他们破坏了城前的斜坡和城墙，放火烧掉房屋和街区，将巴里黑城完全毁掉了。在这里，成吉思汗是一个典型的草莽英雄形象。但拉施特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成吉思汗的征伐战争是“在准备这一屋宇的栋梁并加固这一建筑上表现了无限的努力和非凡的魄力，他清扫了成为毁灭的灾祸的逐鹿场所的国土，清除了歹徒们的秽行劣迹及魔鬼造下的罪孽，他举起钢剑一击，砍去了时代面容上一切恶徒逆贼们叛乱的尘垢。”由此可见，在伊斯兰文化中，对不信真主的魔鬼实行惩罚，符合真主的意志，是正义之剑对恶的惩罚。基于这一原则，他毫不顾忌成吉思汗行为的野蛮性而采取了一种纪实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的所有行为毫不保留地记载了下来。
二、《蒙古秘史》里的强者
《蒙古秘史》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是十三世纪大蒙古帝国真实记录蒙古国事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巨著。主要是依据蒙文记载的宫廷秘史“脱卜赤延”。《秘史》记载了蒙古各氏族部落的源头、成吉思汗的祖先谱系和本人生平，窝阔台汗统治前期的部分活动，是研究蒙古国建立前后的社会组织、政治军事、经济生活、部落战争等各方面的最重要史料。在《秘史》中，除了对成吉思汗为建立统一国家而进行的活动外，对成吉思汗的各种行为也毫不隐瞒，把当时一切情况都记述了下来。
游牧民族长期同大自然搏斗，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之中，具有充分的冒险精神和勇敢进取的民族性格。但由于他们的文明开化程度不高，所以他们很少有其他文明的道德观念与伦理观。作为游牧民族，在资源与需求空前紧张的环境下，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只有残酷的强力者才能成功地活下去，也只有这种“强力”行为才最有利于生存。因此他们崇尚“自然”，而“自然”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此种观念也可称为是游牧民族的“猎物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成吉思汗的行为在蒙古人看来就变成了一种正当的、值得称颂的行为。所以他们在记述自己先人的历史时，就会无拘束地、相当客观地记述那些事实。不但如此，他们甚至把对失败者的残酷对待也视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视为英雄行为来加以颂扬。就像如果他们是失败者，胜利者对他们也会那样做一样。所以他们以强者的逻辑作为最高标准也就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了，这就使“强力”本身在蒙古文化中具有了值得歌颂的正面的积极的价值。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在《秘史》里面，拉施特《史集》里记载的成吉思汗的屠城行为也多次出现。不仅如此，《秘史》也通过一些私人事件把成吉思汗的残暴行为记录了下来。书中记载从成吉思汗的对手主儿勤投降而来的不里孛阔与成吉思汗的兄弟别勒古台摔跤一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成吉思合罕，一日，命不里孛阔，别勒古台二人相搏。不里孛阔之在主儿勤也，不里孛阔能以只手执别勒古台，以只足拨倒，压而不令其动之者也。……兹命别勒古台，不里孛阔，二人相搏也。不里孛阔本不可胜者，故为之倒，别勒古台力不能制，抗其肩，上其臀，返顾成吉思合罕，见合罕啮其下唇，别勒古台会意，遂跨其身上，交其二领扼其喉，以膝按其腰，力扯而折之，不里孛阔被折其腰日：我本非败于别勒古台者，唯畏合罕……言讫而死。
成吉思汗一次与部下的谈话，最能证明他典型的“草原英雄”本质。
成吉思汗一日问那颜不儿古赤，人生何者最乐?他答日：春日骑骏马，拳鹰鹘出猎，见其搏取，斯为最乐。汗以此间历询不儿古勒等诸将，诸将所答与不儿古赤同。汗日：不然，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
也许，“崇尚天力”、“敬重强者”正是成吉思汗成为蒙古英雄的动力所在。而正是这种对“强者”的崇拜，对“超人”的敬仰，使我们能够见到一个栩栩如生的成吉思汗形象。
三、《元史》中的圣王
《元史》，二十四史之一。它是比较系统地记载元朝兴亡的纪传体史书。明初官修，当时的儒士宋濂、王炜任总裁。“《元史》纪、志，主要取材于《元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其修纂方法多是对原材料的直接摘抄，不作认真的熔铸和润色，而且仓促成就，讹误脱漏百出。因此，不少人认为它是二十四史中编的最荒芜的一部。”但由于《元史》作者不对原始材料做任何改动，反而使原始材料的面貌得到较多的保存。所以，《元史》的可靠性和史料价值仍然较高，是其他史籍无法替代的。由于中国史书的编纂大部分都是由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的儒士完成的，所以中国的史书大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思想。这就决定了《元史》与《蒙古秘史》、《史集》在记载成吉思汗的主要事迹时有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之处恰恰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特点。
在《蒙古秘史》和《史集》里面，虽对这个“一代枭雄”的征伐战争大加颂扬，但对他那野蛮行为却丝毫不加隐瞒，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令人惊奇的是，在儒家文化的环境里面，关于成吉思汗的残暴行为的史料被过滤掉了许多。所以在儒家的官方记载中，成吉思汗已不再是一个草原英雄，甚至已不再是一个世俗的人了，他已承担着“敬天法祖”的功能，成为了一个“道统”承担者。
在《史集》和《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通过一系列的征战，迫使其他小的部落向他臣服，而在《元史》里，则成了“时帝功德日盛，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见帝宽仁，时赐以裘马，心悦之。若赤老温，若哲别，若失力哥也不于诸人，若朵郎吉，若札刺儿，若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在这里，成吉思汗不是靠武力征服各部落，而是靠其“仁义道德”和“雄才大略”。
儒家文化一直都很强调“文以载道”，“从道不从君”，“道统高于皇统”，将道德意识无限扩张，最终将其他各种文化表现，统统变为服务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元史》也不例外，它在《成吉思汗本纪》里就要借助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阐发一定的道德教育功能。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总是千方百计寻找一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支撑它的统治，这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源于儒家知识分子对它的解释。而在儒家文化里面，道统是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目标，强调“道统独立于政统”，同时它也是儒家文化的立身之本。由于道统独立于政统，所以，身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者的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一个合法性的地位，同时也为了借助于成吉思汗这个开国皇帝的英雄形象教育以后的皇帝要做一个“开明圣君”，就本着“从道不从君”的原则，将成吉思汗儒家化。同时在儒家文化里，统治者需要史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的神话，从而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一个神话的资源。明朝虽然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元朝在中国儒家文化里面毕竟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文化传统，因此生活在明朝的儒家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的统治找到一个合法性的基础，在编史书的时候就要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梳理清楚，即使没有，也要“捏造”出来一个，因此儒家的史官就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落在了成吉思汗身上。在这个过程中史官就要把成吉思汗身上“草原英雄”的形象过滤得一干二净。经过处理后，成吉思汗就成了一个“圣君”。于是儒家文化赋予成吉思汗“敬天法祖”的功能也就实现了。
从对这三种文化里成吉思汗形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基础不一样，君王的形象也会因而不同。一个成吉思汗，还是三个成吉思汗?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只有不同文化价值诠释下的历史文本。
http://xk.cn.yahoo.com/articles/071120/1/5ndn.html
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是东方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大文化，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也备受古今中外学者的重视。蒙古文化从大的方面讲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支，但从其内涵来说，它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样一个成吉思汗，在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中，呈现出颇为异趣的三种不同的历史形象。
一、《史集》里的真主之剑
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1256年灭掉木刺夷国，
征服了伊朗全境，接着，又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灭掉了伊斯兰教哈里发阿拔斯朝，在以伊朗为主的西亚地区建立了蒙古大帝国版图内的伊利汗国。在伊利汗国建立将近半个世纪时，旭烈兀的曾孙、第七代伊利汗和赞，为了让以成吉思汗家族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的历史传诸后人，于伊斯兰教历700年(公元1300年9月15日~1301年9月5日)下诏让他的宰相拉施特编纂一部详细的蒙古史——《史集》。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篇幅浩瀚的历史巨著，它包含有研究中世纪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尤其是研究蒙古史、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的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拉施特与侍奉蒙古罕的许多伊朗官员一样，是个速菲派伊斯兰教教徒，他的《史集》里多次出现“真主”、“安拉”、“最高真理”等赞美成吉思汗的字样。在伊斯兰文化中，《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法的基础，确立了法自真主意志而出的神圣立法思想，确立了真主的最高意志。统治阶级的言行作为真主的启示而为信仰者所必须接受，“凡属启示皆为必须遵行的主命”。因此，在他看来，真主就是神，真主的一言一行，无论善恶，都是神的“启示”，都是为他们这些教徒的幸福做出的。在《史集》第一部序言中，拉施特特别讲到由于亚伯拉罕遵照安拉在梦中的启示，决心将爱子杀掉献祭于安拉，安拉为了奖赏亚伯拉罕的诚心，便降富于他，让他的后裔繁衍出许多先知、圣贤、君主，以此来说明人们应该毫不动摇地相信神，只有这样子孙后代才能兴旺发达。
拉施特在其著作《史集》中用大量华丽词藻，不断地为以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为首的蒙古贵族大唱宗教赞歌，称成吉思汗是伊利汗国的“真主”、“最高真理”的执行者。他认为成吉思汗的所作所为都是真主意志的体现。“由于他身份的高贵，[内在]本性的精微，他像是一堆宝石中罕有的真珠，他高出于所有各民族之上，(使他们)置于(自己的)支配下和最高统治者的掌握之中”。同时，他认为成吉思汗所遇到的逆境是真主为了磨练他而特地设下的。“成吉思汗多次陷入逆境……而最高真理却(从这些逆境中)拯救了他，由于最高的主的意志早就安排下了要让成吉思汗成为世界的君主，便让他一点点发达起来，让他受尽千辛万苦，磨练他胜任重任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又用纪实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等人的所有行为毫无顾忌地记述下来。在这部史书里面，拉施特多次提到成吉思汗的军事行为及政策。
成吉思汗在围攻一个城市时，只要这个城市稍有抵抗，便会遭到成吉思汗的报复。成吉思汗在进攻不花刺城时遭到了抵抗，结果(突厥)里康人活下来的只有靠运气。男子被杀死了三万多人，妇人和孩子当了奴隶。当成吉思汗攻下花刺子模城后，恼于城内人顽强的抵抗，便将居民一下子全部驱到野外，从他们中间将数十万名左右的工匠分出来，押送到东方去。青年妇女和孩子们也被纳入了俘虏队，剩下的人则分配给军队屠杀。据史料显示，五万多蒙古兵每人分到了二十四人。在这种政策面前，守城者只有立即投降才能给以宽恕，而实际上这也远非都是如此。当成吉思汗屯兵巴里黑城下时，当地领导人物来到他那里请降，献上了各种食品、礼物。接着，成吉思汗的部队就以点数(人口)为借口，将巴里黑居民全部驱逐到野外，照例分配给士兵全部杀死。然后，他们破坏了城前的斜坡和城墙，放火烧掉房屋和街区，将巴里黑城完全毁掉了。在这里，成吉思汗是一个典型的草莽英雄形象。但拉施特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成吉思汗的征伐战争是“在准备这一屋宇的栋梁并加固这一建筑上表现了无限的努力和非凡的魄力，他清扫了成为毁灭的灾祸的逐鹿场所的国土，清除了歹徒们的秽行劣迹及魔鬼造下的罪孽，他举起钢剑一击，砍去了时代面容上一切恶徒逆贼们叛乱的尘垢。”由此可见，在伊斯兰文化中，对不信真主的魔鬼实行惩罚，符合真主的意志，是正义之剑对恶的惩罚。基于这一原则，他毫不顾忌成吉思汗行为的野蛮性而采取了一种纪实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的所有行为毫不保留地记载了下来。
二、《蒙古秘史》里的强者
《蒙古秘史》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是十三世纪大蒙古帝国真实记录蒙古国事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巨著。主要是依据蒙文记载的宫廷秘史“脱卜赤延”。《秘史》记载了蒙古各氏族部落的源头、成吉思汗的祖先谱系和本人生平，窝阔台汗统治前期的部分活动，是研究蒙古国建立前后的社会组织、政治军事、经济生活、部落战争等各方面的最重要史料。在《秘史》中，除了对成吉思汗为建立统一国家而进行的活动外，对成吉思汗的各种行为也毫不隐瞒，把当时一切情况都记述了下来。
游牧民族长期同大自然搏斗，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之中，具有充分的冒险精神和勇敢进取的民族性格。但由于他们的文明开化程度不高，所以他们很少有其他文明的道德观念与伦理观。作为游牧民族，在资源与需求空前紧张的环境下，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只有残酷的强力者才能成功地活下去，也只有这种“强力”行为才最有利于生存。因此他们崇尚“自然”，而“自然”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此种观念也可称为是游牧民族的“猎物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成吉思汗的行为在蒙古人看来就变成了一种正当的、值得称颂的行为。所以他们在记述自己先人的历史时，就会无拘束地、相当客观地记述那些事实。不但如此，他们甚至把对失败者的残酷对待也视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视为英雄行为来加以颂扬。就像如果他们是失败者，胜利者对他们也会那样做一样。所以他们以强者的逻辑作为最高标准也就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了，这就使“强力”本身在蒙古文化中具有了值得歌颂的正面的积极的价值。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在《秘史》里面，拉施特《史集》里记载的成吉思汗的屠城行为也多次出现。不仅如此，《秘史》也通过一些私人事件把成吉思汗的残暴行为记录了下来。书中记载从成吉思汗的对手主儿勤投降而来的不里孛阔与成吉思汗的兄弟别勒古台摔跤一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成吉思合罕，一日，命不里孛阔，别勒古台二人相搏。不里孛阔之在主儿勤也，不里孛阔能以只手执别勒古台，以只足拨倒，压而不令其动之者也。……兹命别勒古台，不里孛阔，二人相搏也。不里孛阔本不可胜者，故为之倒，别勒古台力不能制，抗其肩，上其臀，返顾成吉思合罕，见合罕啮其下唇，别勒古台会意，遂跨其身上，交其二领扼其喉，以膝按其腰，力扯而折之，不里孛阔被折其腰日：我本非败于别勒古台者，唯畏合罕……言讫而死。
成吉思汗一次与部下的谈话，最能证明他典型的“草原英雄”本质。
成吉思汗一日问那颜不儿古赤，人生何者最乐?他答日：春日骑骏马，拳鹰鹘出猎，见其搏取，斯为最乐。汗以此间历询不儿古勒等诸将，诸将所答与不儿古赤同。汗日：不然，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
也许，“崇尚天力”、“敬重强者”正是成吉思汗成为蒙古英雄的动力所在。而正是这种对“强者”的崇拜，对“超人”的敬仰，使我们能够见到一个栩栩如生的成吉思汗形象。
三、《元史》中的圣王
《元史》，二十四史之一。它是比较系统地记载元朝兴亡的纪传体史书。明初官修，当时的儒士宋濂、王炜任总裁。“《元史》纪、志，主要取材于《元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其修纂方法多是对原材料的直接摘抄，不作认真的熔铸和润色，而且仓促成就，讹误脱漏百出。因此，不少人认为它是二十四史中编的最荒芜的一部。”但由于《元史》作者不对原始材料做任何改动，反而使原始材料的面貌得到较多的保存。所以，《元史》的可靠性和史料价值仍然较高，是其他史籍无法替代的。由于中国史书的编纂大部分都是由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的儒士完成的，所以中国的史书大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思想。这就决定了《元史》与《蒙古秘史》、《史集》在记载成吉思汗的主要事迹时有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之处恰恰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特点。
在《蒙古秘史》和《史集》里面，虽对这个“一代枭雄”的征伐战争大加颂扬，但对他那野蛮行为却丝毫不加隐瞒，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令人惊奇的是，在儒家文化的环境里面，关于成吉思汗的残暴行为的史料被过滤掉了许多。所以在儒家的官方记载中，成吉思汗已不再是一个草原英雄，甚至已不再是一个世俗的人了，他已承担着“敬天法祖”的功能，成为了一个“道统”承担者。
在《史集》和《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通过一系列的征战，迫使其他小的部落向他臣服，而在《元史》里，则成了“时帝功德日盛，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见帝宽仁，时赐以裘马，心悦之。若赤老温，若哲别，若失力哥也不于诸人，若朵郎吉，若札刺儿，若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在这里，成吉思汗不是靠武力征服各部落，而是靠其“仁义道德”和“雄才大略”。
儒家文化一直都很强调“文以载道”，“从道不从君”，“道统高于皇统”，将道德意识无限扩张，最终将其他各种文化表现，统统变为服务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元史》也不例外，它在《成吉思汗本纪》里就要借助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阐发一定的道德教育功能。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总是千方百计寻找一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支撑它的统治，这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源于儒家知识分子对它的解释。而在儒家文化里面，道统是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目标，强调“道统独立于政统”，同时它也是儒家文化的立身之本。由于道统独立于政统，所以，身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者的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一个合法性的地位，同时也为了借助于成吉思汗这个开国皇帝的英雄形象教育以后的皇帝要做一个“开明圣君”，就本着“从道不从君”的原则，将成吉思汗儒家化。同时在儒家文化里，统治者需要史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的神话，从而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一个神话的资源。明朝虽然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元朝在中国儒家文化里面毕竟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文化传统，因此生活在明朝的儒家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的统治找到一个合法性的基础，在编史书的时候就要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梳理清楚，即使没有，也要“捏造”出来一个，因此儒家的史官就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落在了成吉思汗身上。在这个过程中史官就要把成吉思汗身上“草原英雄”的形象过滤得一干二净。经过处理后，成吉思汗就成了一个“圣君”。于是儒家文化赋予成吉思汗“敬天法祖”的功能也就实现了。
从对这三种文化里成吉思汗形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基础不一样，君王的形象也会因而不同。一个成吉思汗，还是三个成吉思汗?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只有不同文化价值诠释下的历史文本。
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是东方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大文化，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也备受古今中外学者的重视。蒙古文化从大的方面讲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支，但从其内涵来说，它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样一个成吉思汗，在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中，呈现出颇为异趣的三种不同的历史形象。
一、《史集》里的真主之剑
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1256年灭掉木刺夷国，
征服了伊朗全境，接着，又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灭掉了伊斯兰教哈里发阿拔斯朝，在以伊朗为主的西亚地区建立了蒙古大帝国版图内的伊利汗国。在伊利汗国建立将近半个世纪时，旭烈兀的曾孙、第七代伊利汗和赞，为了让以成吉思汗家族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的历史传诸后人，于伊斯兰教历700年(公元1300年9月15日~1301年9月5日)下诏让他的宰相拉施特编纂一部详细的蒙古史——《史集》。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篇幅浩瀚的历史巨著，它包含有研究中世纪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尤其是研究蒙古史、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的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拉施特与侍奉蒙古罕的许多伊朗官员一样，是个速菲派伊斯兰教教徒，他的《史集》里多次出现“真主”、“安拉”、“最高真理”等赞美成吉思汗的字样。在伊斯兰文化中，《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法的基础，确立了法自真主意志而出的神圣立法思想，确立了真主的最高意志。统治阶级的言行作为真主的启示而为信仰者所必须接受，“凡属启示皆为必须遵行的主命”。因此，在他看来，真主就是神，真主的一言一行，无论善恶，都是神的“启示”，都是为他们这些教徒的幸福做出的。在《史集》第一部序言中，拉施特特别讲到由于亚伯拉罕遵照安拉在梦中的启示，决心将爱子杀掉献祭于安拉，安拉为了奖赏亚伯拉罕的诚心，便降富于他，让他的后裔繁衍出许多先知、圣贤、君主，以此来说明人们应该毫不动摇地相信神，只有这样子孙后代才能兴旺发达。
拉施特在其著作《史集》中用大量华丽词藻，不断地为以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为首的蒙古贵族大唱宗教赞歌，称成吉思汗是伊利汗国的“真主”、“最高真理”的执行者。他认为成吉思汗的所作所为都是真主意志的体现。“由于他身份的高贵，[内在]本性的精微，他像是一堆宝石中罕有的真珠，他高出于所有各民族之上，(使他们)置于(自己的)支配下和最高统治者的掌握之中”。同时，他认为成吉思汗所遇到的逆境是真主为了磨练他而特地设下的。“成吉思汗多次陷入逆境……而最高真理却(从这些逆境中)拯救了他，由于最高的主的意志早就安排下了要让成吉思汗成为世界的君主，便让他一点点发达起来，让他受尽千辛万苦，磨练他胜任重任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又用纪实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等人的所有行为毫无顾忌地记述下来。在这部史书里面，拉施特多次提到成吉思汗的军事行为及政策。
成吉思汗在围攻一个城市时，只要这个城市稍有抵抗，便会遭到成吉思汗的报复。成吉思汗在进攻不花刺城时遭到了抵抗，结果(突厥)里康人活下来的只有靠运气。男子被杀死了三万多人，妇人和孩子当了奴隶。当成吉思汗攻下花刺子模城后，恼于城内人顽强的抵抗，便将居民一下子全部驱到野外，从他们中间将数十万名左右的工匠分出来，押送到东方去。青年妇女和孩子们也被纳入了俘虏队，剩下的人则分配给军队屠杀。据史料显示，五万多蒙古兵每人分到了二十四人。在这种政策面前，守城者只有立即投降才能给以宽恕，而实际上这也远非都是如此。当成吉思汗屯兵巴里黑城下时，当地领导人物来到他那里请降，献上了各种食品、礼物。接着，成吉思汗的部队就以点数(人口)为借口，将巴里黑居民全部驱逐到野外，照例分配给士兵全部杀死。然后，他们破坏了城前的斜坡和城墙，放火烧掉房屋和街区，将巴里黑城完全毁掉了。在这里，成吉思汗是一个典型的草莽英雄形象。但拉施特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成吉思汗的征伐战争是“在准备这一屋宇的栋梁并加固这一建筑上表现了无限的努力和非凡的魄力，他清扫了成为毁灭的灾祸的逐鹿场所的国土，清除了歹徒们的秽行劣迹及魔鬼造下的罪孽，他举起钢剑一击，砍去了时代面容上一切恶徒逆贼们叛乱的尘垢。”由此可见，在伊斯兰文化中，对不信真主的魔鬼实行惩罚，符合真主的意志，是正义之剑对恶的惩罚。基于这一原则，他毫不顾忌成吉思汗行为的野蛮性而采取了一种纪实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的所有行为毫不保留地记载了下来。
二、《蒙古秘史》里的强者
《蒙古秘史》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是十三世纪大蒙古帝国真实记录蒙古国事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巨著。主要是依据蒙文记载的宫廷秘史“脱卜赤延”。《秘史》记载了蒙古各氏族部落的源头、成吉思汗的祖先谱系和本人生平，窝阔台汗统治前期的部分活动，是研究蒙古国建立前后的社会组织、政治军事、经济生活、部落战争等各方面的最重要史料。在《秘史》中，除了对成吉思汗为建立统一国家而进行的活动外，对成吉思汗的各种行为也毫不隐瞒，把当时一切情况都记述了下来。
游牧民族长期同大自然搏斗，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之中，具有充分的冒险精神和勇敢进取的民族性格。但由于他们的文明开化程度不高，所以他们很少有其他文明的道德观念与伦理观。作为游牧民族，在资源与需求空前紧张的环境下，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只有残酷的强力者才能成功地活下去，也只有这种“强力”行为才最有利于生存。因此他们崇尚“自然”，而“自然”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此种观念也可称为是游牧民族的“猎物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成吉思汗的行为在蒙古人看来就变成了一种正当的、值得称颂的行为。所以他们在记述自己先人的历史时，就会无拘束地、相当客观地记述那些事实。不但如此，他们甚至把对失败者的残酷对待也视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视为英雄行为来加以颂扬。就像如果他们是失败者，胜利者对他们也会那样做一样。所以他们以强者的逻辑作为最高标准也就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了，这就使“强力”本身在蒙古文化中具有了值得歌颂的正面的积极的价值。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在《秘史》里面，拉施特《史集》里记载的成吉思汗的屠城行为也多次出现。不仅如此，《秘史》也通过一些私人事件把成吉思汗的残暴行为记录了下来。书中记载从成吉思汗的对手主儿勤投降而来的不里孛阔与成吉思汗的兄弟别勒古台摔跤一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成吉思合罕，一日，命不里孛阔，别勒古台二人相搏。不里孛阔之在主儿勤也，不里孛阔能以只手执别勒古台，以只足拨倒，压而不令其动之者也。……兹命别勒古台，不里孛阔，二人相搏也。不里孛阔本不可胜者，故为之倒，别勒古台力不能制，抗其肩，上其臀，返顾成吉思合罕，见合罕啮其下唇，别勒古台会意，遂跨其身上，交其二领扼其喉，以膝按其腰，力扯而折之，不里孛阔被折其腰日：我本非败于别勒古台者，唯畏合罕……言讫而死。
成吉思汗一次与部下的谈话，最能证明他典型的“草原英雄”本质。
成吉思汗一日问那颜不儿古赤，人生何者最乐?他答日：春日骑骏马，拳鹰鹘出猎，见其搏取，斯为最乐。汗以此间历询不儿古勒等诸将，诸将所答与不儿古赤同。汗日：不然，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
也许，“崇尚天力”、“敬重强者”正是成吉思汗成为蒙古英雄的动力所在。而正是这种对“强者”的崇拜，对“超人”的敬仰，使我们能够见到一个栩栩如生的成吉思汗形象。
三、《元史》中的圣王
《元史》，二十四史之一。它是比较系统地记载元朝兴亡的纪传体史书。明初官修，当时的儒士宋濂、王炜任总裁。“《元史》纪、志，主要取材于《元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其修纂方法多是对原材料的直接摘抄，不作认真的熔铸和润色，而且仓促成就，讹误脱漏百出。因此，不少人认为它是二十四史中编的最荒芜的一部。”但由于《元史》作者不对原始材料做任何改动，反而使原始材料的面貌得到较多的保存。所以，《元史》的可靠性和史料价值仍然较高，是其他史籍无法替代的。由于中国史书的编纂大部分都是由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的儒士完成的，所以中国的史书大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思想。这就决定了《元史》与《蒙古秘史》、《史集》在记载成吉思汗的主要事迹时有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之处恰恰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特点。
在《蒙古秘史》和《史集》里面，虽对这个“一代枭雄”的征伐战争大加颂扬，但对他那野蛮行为却丝毫不加隐瞒，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令人惊奇的是，在儒家文化的环境里面，关于成吉思汗的残暴行为的史料被过滤掉了许多。所以在儒家的官方记载中，成吉思汗已不再是一个草原英雄，甚至已不再是一个世俗的人了，他已承担着“敬天法祖”的功能，成为了一个“道统”承担者。
在《史集》和《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通过一系列的征战，迫使其他小的部落向他臣服，而在《元史》里，则成了“时帝功德日盛，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见帝宽仁，时赐以裘马，心悦之。若赤老温，若哲别，若失力哥也不于诸人，若朵郎吉，若札刺儿，若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在这里，成吉思汗不是靠武力征服各部落，而是靠其“仁义道德”和“雄才大略”。
儒家文化一直都很强调“文以载道”，“从道不从君”，“道统高于皇统”，将道德意识无限扩张，最终将其他各种文化表现，统统变为服务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元史》也不例外，它在《成吉思汗本纪》里就要借助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阐发一定的道德教育功能。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总是千方百计寻找一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支撑它的统治，这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源于儒家知识分子对它的解释。而在儒家文化里面，道统是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目标，强调“道统独立于政统”，同时它也是儒家文化的立身之本。由于道统独立于政统，所以，身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者的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一个合法性的地位，同时也为了借助于成吉思汗这个开国皇帝的英雄形象教育以后的皇帝要做一个“开明圣君”，就本着“从道不从君”的原则，将成吉思汗儒家化。同时在儒家文化里，统治者需要史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的神话，从而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一个神话的资源。明朝虽然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元朝在中国儒家文化里面毕竟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文化传统，因此生活在明朝的儒家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的统治找到一个合法性的基础，在编史书的时候就要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梳理清楚，即使没有，也要“捏造”出来一个，因此儒家的史官就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落在了成吉思汗身上。在这个过程中史官就要把成吉思汗身上“草原英雄”的形象过滤得一干二净。经过处理后，成吉思汗就成了一个“圣君”。于是儒家文化赋予成吉思汗“敬天法祖”的功能也就实现了。
从对这三种文化里成吉思汗形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基础不一样，君王的形象也会因而不同。一个成吉思汗，还是三个成吉思汗?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只有不同文化价值诠释下的历史文本。
http://xk.cn.yahoo.com/articles/071120/1/5ndn.html
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是东方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大文化，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也备受古今中外学者的重视。蒙古文化从大的方面讲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支，但从其内涵来说，它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样一个成吉思汗，在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中，呈现出颇为异趣的三种不同的历史形象。
一、《史集》里的真主之剑
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1256年灭掉木刺夷国，
征服了伊朗全境，接着，又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灭掉了伊斯兰教哈里发阿拔斯朝，在以伊朗为主的西亚地区建立了蒙古大帝国版图内的伊利汗国。在伊利汗国建立将近半个世纪时，旭烈兀的曾孙、第七代伊利汗和赞，为了让以成吉思汗家族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的历史传诸后人，于伊斯兰教历700年(公元1300年9月15日~1301年9月5日)下诏让他的宰相拉施特编纂一部详细的蒙古史——《史集》。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篇幅浩瀚的历史巨著，它包含有研究中世纪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尤其是研究蒙古史、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的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拉施特与侍奉蒙古罕的许多伊朗官员一样，是个速菲派伊斯兰教教徒，他的《史集》里多次出现“真主”、“安拉”、“最高真理”等赞美成吉思汗的字样。在伊斯兰文化中，《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法的基础，确立了法自真主意志而出的神圣立法思想，确立了真主的最高意志。统治阶级的言行作为真主的启示而为信仰者所必须接受，“凡属启示皆为必须遵行的主命”。因此，在他看来，真主就是神，真主的一言一行，无论善恶，都是神的“启示”，都是为他们这些教徒的幸福做出的。在《史集》第一部序言中，拉施特特别讲到由于亚伯拉罕遵照安拉在梦中的启示，决心将爱子杀掉献祭于安拉，安拉为了奖赏亚伯拉罕的诚心，便降富于他，让他的后裔繁衍出许多先知、圣贤、君主，以此来说明人们应该毫不动摇地相信神，只有这样子孙后代才能兴旺发达。
拉施特在其著作《史集》中用大量华丽词藻，不断地为以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为首的蒙古贵族大唱宗教赞歌，称成吉思汗是伊利汗国的“真主”、“最高真理”的执行者。他认为成吉思汗的所作所为都是真主意志的体现。“由于他身份的高贵，[内在]本性的精微，他像是一堆宝石中罕有的真珠，他高出于所有各民族之上，(使他们)置于(自己的)支配下和最高统治者的掌握之中”。同时，他认为成吉思汗所遇到的逆境是真主为了磨练他而特地设下的。“成吉思汗多次陷入逆境……而最高真理却(从这些逆境中)拯救了他，由于最高的主的意志早就安排下了要让成吉思汗成为世界的君主，便让他一点点发达起来，让他受尽千辛万苦，磨练他胜任重任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又用纪实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等人的所有行为毫无顾忌地记述下来。在这部史书里面，拉施特多次提到成吉思汗的军事行为及政策。
成吉思汗在围攻一个城市时，只要这个城市稍有抵抗，便会遭到成吉思汗的报复。成吉思汗在进攻不花刺城时遭到了抵抗，结果(突厥)里康人活下来的只有靠运气。男子被杀死了三万多人，妇人和孩子当了奴隶。当成吉思汗攻下花刺子模城后，恼于城内人顽强的抵抗，便将居民一下子全部驱到野外，从他们中间将数十万名左右的工匠分出来，押送到东方去。青年妇女和孩子们也被纳入了俘虏队，剩下的人则分配给军队屠杀。据史料显示，五万多蒙古兵每人分到了二十四人。在这种政策面前，守城者只有立即投降才能给以宽恕，而实际上这也远非都是如此。当成吉思汗屯兵巴里黑城下时，当地领导人物来到他那里请降，献上了各种食品、礼物。接着，成吉思汗的部队就以点数(人口)为借口，将巴里黑居民全部驱逐到野外，照例分配给士兵全部杀死。然后，他们破坏了城前的斜坡和城墙，放火烧掉房屋和街区，将巴里黑城完全毁掉了。在这里，成吉思汗是一个典型的草莽英雄形象。但拉施特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成吉思汗的征伐战争是“在准备这一屋宇的栋梁并加固这一建筑上表现了无限的努力和非凡的魄力，他清扫了成为毁灭的灾祸的逐鹿场所的国土，清除了歹徒们的秽行劣迹及魔鬼造下的罪孽，他举起钢剑一击，砍去了时代面容上一切恶徒逆贼们叛乱的尘垢。”由此可见，在伊斯兰文化中，对不信真主的魔鬼实行惩罚，符合真主的意志，是正义之剑对恶的惩罚。基于这一原则，他毫不顾忌成吉思汗行为的野蛮性而采取了一种纪实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的所有行为毫不保留地记载了下来。
二、《蒙古秘史》里的强者
《蒙古秘史》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是十三世纪大蒙古帝国真实记录蒙古国事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巨著。主要是依据蒙文记载的宫廷秘史“脱卜赤延”。《秘史》记载了蒙古各氏族部落的源头、成吉思汗的祖先谱系和本人生平，窝阔台汗统治前期的部分活动，是研究蒙古国建立前后的社会组织、政治军事、经济生活、部落战争等各方面的最重要史料。在《秘史》中，除了对成吉思汗为建立统一国家而进行的活动外，对成吉思汗的各种行为也毫不隐瞒，把当时一切情况都记述了下来。
游牧民族长期同大自然搏斗，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之中，具有充分的冒险精神和勇敢进取的民族性格。但由于他们的文明开化程度不高，所以他们很少有其他文明的道德观念与伦理观。作为游牧民族，在资源与需求空前紧张的环境下，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只有残酷的强力者才能成功地活下去，也只有这种“强力”行为才最有利于生存。因此他们崇尚“自然”，而“自然”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此种观念也可称为是游牧民族的“猎物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成吉思汗的行为在蒙古人看来就变成了一种正当的、值得称颂的行为。所以他们在记述自己先人的历史时，就会无拘束地、相当客观地记述那些事实。不但如此，他们甚至把对失败者的残酷对待也视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视为英雄行为来加以颂扬。就像如果他们是失败者，胜利者对他们也会那样做一样。所以他们以强者的逻辑作为最高标准也就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了，这就使“强力”本身在蒙古文化中具有了值得歌颂的正面的积极的价值。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在《秘史》里面，拉施特《史集》里记载的成吉思汗的屠城行为也多次出现。不仅如此，《秘史》也通过一些私人事件把成吉思汗的残暴行为记录了下来。书中记载从成吉思汗的对手主儿勤投降而来的不里孛阔与成吉思汗的兄弟别勒古台摔跤一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成吉思合罕，一日，命不里孛阔，别勒古台二人相搏。不里孛阔之在主儿勤也，不里孛阔能以只手执别勒古台，以只足拨倒，压而不令其动之者也。……兹命别勒古台，不里孛阔，二人相搏也。不里孛阔本不可胜者，故为之倒，别勒古台力不能制，抗其肩，上其臀，返顾成吉思合罕，见合罕啮其下唇，别勒古台会意，遂跨其身上，交其二领扼其喉，以膝按其腰，力扯而折之，不里孛阔被折其腰日：我本非败于别勒古台者，唯畏合罕……言讫而死。
成吉思汗一次与部下的谈话，最能证明他典型的“草原英雄”本质。
成吉思汗一日问那颜不儿古赤，人生何者最乐?他答日：春日骑骏马，拳鹰鹘出猎，见其搏取，斯为最乐。汗以此间历询不儿古勒等诸将，诸将所答与不儿古赤同。汗日：不然，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
也许，“崇尚天力”、“敬重强者”正是成吉思汗成为蒙古英雄的动力所在。而正是这种对“强者”的崇拜，对“超人”的敬仰，使我们能够见到一个栩栩如生的成吉思汗形象。
三、《元史》中的圣王
《元史》，二十四史之一。它是比较系统地记载元朝兴亡的纪传体史书。明初官修，当时的儒士宋濂、王炜任总裁。“《元史》纪、志，主要取材于《元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其修纂方法多是对原材料的直接摘抄，不作认真的熔铸和润色，而且仓促成就，讹误脱漏百出。因此，不少人认为它是二十四史中编的最荒芜的一部。”但由于《元史》作者不对原始材料做任何改动，反而使原始材料的面貌得到较多的保存。所以，《元史》的可靠性和史料价值仍然较高，是其他史籍无法替代的。由于中国史书的编纂大部分都是由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的儒士完成的，所以中国的史书大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思想。这就决定了《元史》与《蒙古秘史》、《史集》在记载成吉思汗的主要事迹时有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之处恰恰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特点。
在《蒙古秘史》和《史集》里面，虽对这个“一代枭雄”的征伐战争大加颂扬，但对他那野蛮行为却丝毫不加隐瞒，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令人惊奇的是，在儒家文化的环境里面，关于成吉思汗的残暴行为的史料被过滤掉了许多。所以在儒家的官方记载中，成吉思汗已不再是一个草原英雄，甚至已不再是一个世俗的人了，他已承担着“敬天法祖”的功能，成为了一个“道统”承担者。
在《史集》和《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通过一系列的征战，迫使其他小的部落向他臣服，而在《元史》里，则成了“时帝功德日盛，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见帝宽仁，时赐以裘马，心悦之。若赤老温，若哲别，若失力哥也不于诸人，若朵郎吉，若札刺儿，若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在这里，成吉思汗不是靠武力征服各部落，而是靠其“仁义道德”和“雄才大略”。
儒家文化一直都很强调“文以载道”，“从道不从君”，“道统高于皇统”，将道德意识无限扩张，最终将其他各种文化表现，统统变为服务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元史》也不例外，它在《成吉思汗本纪》里就要借助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阐发一定的道德教育功能。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总是千方百计寻找一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支撑它的统治，这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源于儒家知识分子对它的解释。而在儒家文化里面，道统是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目标，强调“道统独立于政统”，同时它也是儒家文化的立身之本。由于道统独立于政统，所以，身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者的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一个合法性的地位，同时也为了借助于成吉思汗这个开国皇帝的英雄形象教育以后的皇帝要做一个“开明圣君”，就本着“从道不从君”的原则，将成吉思汗儒家化。同时在儒家文化里，统治者需要史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的神话，从而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一个神话的资源。明朝虽然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元朝在中国儒家文化里面毕竟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文化传统，因此生活在明朝的儒家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的统治找到一个合法性的基础，在编史书的时候就要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梳理清楚，即使没有，也要“捏造”出来一个，因此儒家的史官就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落在了成吉思汗身上。在这个过程中史官就要把成吉思汗身上“草原英雄”的形象过滤得一干二净。经过处理后，成吉思汗就成了一个“圣君”。于是儒家文化赋予成吉思汗“敬天法祖”的功能也就实现了。
从对这三种文化里成吉思汗形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基础不一样，君王的形象也会因而不同。一个成吉思汗，还是三个成吉思汗?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只有不同文化价值诠释下的历史文本。
蒙古文化？笑死人了，楼主你能说出啥是蒙古文化吗？抢抢东西，杀杀人？要么睡别人老婆？
从对这三种文化里成吉思汗形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基础不一样，君王的形象也会因而不同。一个成吉思汗，还是三个成吉思汗?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只有不同文化价值诠释下的历史文本。
蒙古文化一词，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杀人魔逃出地狱
写的不错
一个屠夫，枭雄，帝王而已
想起沙梨熊写的正反美国总统传，中国的古代史书就是这个样子：
乔治·华盛顿，弗州人。世家子，幼以敏诚闻乡里，公父奥古斯丁，亦乡中之贤达，教子甚严，尝有一事，公幼时曾不慎误伐一樱桃树，太公悉此事，以话试之，公以诚作答，乡人传为美谈。稍长，从长兄习测绘之术。年方弱冠，投身军伍，尝数战法师，屡破之，以功晋上校。战事毕，返乡，出为弗吉尼亚议会议员。方是时，英王无道，暴虐万民。乡邑父老以帅平素急公好义，且谙熟军事，群推为首，共兴义兵。自由旗举，独立钟鸣。上以一旅偏师，鹏程两万里，纵横十三州，频挫强敌。苦战经年，大功始成。然公性好淡薄，功成不居，欲退归林下。事机不密，为众人所闻，父老毕集马前，谓之曰：“明公不出，其如苍生何！”言毕，群伏马首而号啕，声达于幽谷。上不忍，遂下马，掷剑于地，长叹曰：“几可以吾一人而误天下，吾今且代行摄政，但与诸父兄约，日后必仿尧舜故事。”众人诺，公始就大位。越数年，果行禅让事，年六十有七，崩于维农行在。
乔治·华盛顿，弗州人。纨绔子，幼以诈敏闻乡里，父奥古斯丁，亦乡中豪绅。尝有一事，其幼时曾伐一樱桃树，事为其父所悉，以话试之，彼竟直答，毫无愧色。或有左右难之，其父抚掌大笑，对曰：“此吾家千里驹也。换作旁人，或巧言令色，或讳言之，然其皆非善策，终不免为吾责尔。独吾儿，杀伐决断，皆出己意。事前伐之如摧枯絮，事后言之如平常事，个中胆色，虽操莽少时，亦有所不如。”族人闻其言，莫不惊骇。稍长，好堪舆之学，从长兄习之，窥测龙脉，遂有胜广之心。年方弱冠，投身军伍，恩结士卒，密植私党。中途返乡，潜谋异志。方是时，英储初立，虽普爱黎民，然恩有未及。独夫夜呼，乱者四起，群推其为渠帅。劫城邑，掠州郡，荼毒万民。官军讨之，彼于穷途末路之际，竟效前明吴三桂之故技，引法虏入关，遂使十三州干净土，遍污膻腥。僭号登位，居然为一方之伪主。然彼虽后宫粉黛三千，竟无嗣可继。不得已，乃伪托尧舜之名，行禅让事，亦为天下万国笑。年六十有七，卒于维农。
托马斯·杰斐逊，弗州人。世家子。父彼得，母珍妮皆人中之龙凤。幼就学于威廉学院，业成，出为律师。立志为世间持公道，正人心。声望隆于国中。平日即颇愤英王之无道，待到义师纷起，遂投笔从戎，草独立宣言，传檄天下，为美洲开太平。方战事正酣，倡引友邦，广结外援，国势遂安。功成之日，历任显职，出为国相。越数年，尧终舜继，终登大宝。任上开疆扩土，并路易斯安那，宣国威于四海。禅位后，退归林下，携妻子悠游岁月。两宫嫔主本亦同胞姊妹，自是峨皇女瑛，凤凰于飞。羡煞旁人。年八十有三，正值独立宣言颁布五十年之纪，崩于乡里，人咸赞之。
托马斯·杰斐逊，弗州人。纨绔子。父彼得，本英伦之编氓，母珍妮，世属苏格兰之反叛。幼就学于威廉学院，业成，出为讼师。唯钱是命，弃公道，坏人心。劣名遍于国中。待到乱民峰起，遂草大不敬之独立宣言，传檄天下，为乱匪张目。方战事正酣，彼竟倡联法虏，通西寇，移英祚，动美本之计。彼之功成之日，即两岸英民分离之时。其后历任显职，出为伪相。越数年，莽去操来，始就伪廷。任上乘法人之危，并路易斯安那，遗患美洲。后数年，方得温饱，色心又起，淫辱妻妹，秽乱后宫。年八十，值其伪檄颁布五十年之纪，暴卒于家，岂非天哉。
亚伯拉罕·林肯，肯州人。贫家子，幼失学，曾为生计故，遍尝艰辛，然亦由此得知民间之疾苦。稍长，历多职，由邮丞而至律师，并出为伊利诺伊州议员。后由众人所推，出继大位。任上悯万民之所苦，急万民之所急，力行变法。南方叛，讨平之，黑奴苦，解放之。美洲臻于大治。不意竟为一南方伶人刺于座中。正所谓：悠悠上心忧，苍天不见怜。茫茫众生氓，前路失迷航。悲我国邦，丧此元良，哀我兆民，顿失慈航。年仅五十有四。
亚伯拉罕·林肯，肯州人。农家子，幼失教，终日奔走于穷巷，专为稻粱谋。稍长，历多职，由邮丞而至讼师，并出为伊利诺伊州议员。后由乱党所推，伪继国统。南方志士，不忍视此僭越之事，纷起讨贼。彼竟驱黑隶以残同种，媚异族，而泯种姓。堕名城，杀豪杰，仅以亚特兰大一城，只逃出一户，余者悉屠之。内中详情可寻一郝姓女子，即可得知其事之酷。幸有一志士，肃将天讨，弹丸一击，元凶授首。庆我国邦，诛此豺狼，贺我兆民，正义得张。
西奥多·罗斯福，纽约人。父为城中巨贾。幼即以聪敏闻于四乡。稍长，就读于哈佛，继入哥伦比亚大学。业成，入纽约州议会，领袖群伦。曾任纽约警署署长，海军部长多职。美西战起，投笔从戎。曾领数千弱卒战于古巴，时敌众我寡，语与众人以励士气，曰：“夫西虏者何物，非他，比利牛斯之贱种，伊比利亚之岛夷，犬养成性，罔通人礼。今吾与诸君置此死地，成则，昔之华盛顿，败则，田横五百人”众人感奋，遂克大敌。战后，以功继大位。 年六十，崩于纽约。
西奥多·罗斯福，纽约人。父为城中巨贾。幼即以贪诈闻于四乡。稍长，就读于哈佛，继入哥伦比亚大学。业成，曾任纽约警署署长，任上缇骑四出，道路以目。后任海军部长，挟其船坚炮利，犯我西朝。夫西朝者，加泰罗尼亚之贵胄，欧罗巴之神族。彼竟来犯，屡为王师所破。然其招募西部之亡命多年，经营印第鬼种有日，以吾三千年文明之邦，四百载民主之国，断不予之同沦。王师返，彼竟谬之大捷，以谎功报与伪廷，竟登大宝。亦可笑哉。 越数年，恋栈不去，谋组前进党，事泄，年六十，卒于纽约。
乔治·华盛顿，弗州人。世家子，幼以敏诚闻乡里，公父奥古斯丁，亦乡中之贤达，教子甚严，尝有一事，公幼时曾不慎误伐一樱桃树，太公悉此事，以话试之，公以诚作答，乡人传为美谈。稍长，从长兄习测绘之术。年方弱冠，投身军伍，尝数战法师，屡破之，以功晋上校。战事毕，返乡，出为弗吉尼亚议会议员。方是时，英王无道，暴虐万民。乡邑父老以帅平素急公好义，且谙熟军事，群推为首，共兴义兵。自由旗举，独立钟鸣。上以一旅偏师，鹏程两万里，纵横十三州，频挫强敌。苦战经年，大功始成。然公性好淡薄，功成不居，欲退归林下。事机不密，为众人所闻，父老毕集马前，谓之曰：“明公不出，其如苍生何！”言毕，群伏马首而号啕，声达于幽谷。上不忍，遂下马，掷剑于地，长叹曰：“几可以吾一人而误天下，吾今且代行摄政，但与诸父兄约，日后必仿尧舜故事。”众人诺，公始就大位。越数年，果行禅让事，年六十有七，崩于维农行在。
乔治·华盛顿，弗州人。纨绔子，幼以诈敏闻乡里，父奥古斯丁，亦乡中豪绅。尝有一事，其幼时曾伐一樱桃树，事为其父所悉，以话试之，彼竟直答，毫无愧色。或有左右难之，其父抚掌大笑，对曰：“此吾家千里驹也。换作旁人，或巧言令色，或讳言之，然其皆非善策，终不免为吾责尔。独吾儿，杀伐决断，皆出己意。事前伐之如摧枯絮，事后言之如平常事，个中胆色，虽操莽少时，亦有所不如。”族人闻其言，莫不惊骇。稍长，好堪舆之学，从长兄习之，窥测龙脉，遂有胜广之心。年方弱冠，投身军伍，恩结士卒，密植私党。中途返乡，潜谋异志。方是时，英储初立，虽普爱黎民，然恩有未及。独夫夜呼，乱者四起，群推其为渠帅。劫城邑，掠州郡，荼毒万民。官军讨之，彼于穷途末路之际，竟效前明吴三桂之故技，引法虏入关，遂使十三州干净土，遍污膻腥。僭号登位，居然为一方之伪主。然彼虽后宫粉黛三千，竟无嗣可继。不得已，乃伪托尧舜之名，行禅让事，亦为天下万国笑。年六十有七，卒于维农。
托马斯·杰斐逊，弗州人。世家子。父彼得，母珍妮皆人中之龙凤。幼就学于威廉学院，业成，出为律师。立志为世间持公道，正人心。声望隆于国中。平日即颇愤英王之无道，待到义师纷起，遂投笔从戎，草独立宣言，传檄天下，为美洲开太平。方战事正酣，倡引友邦，广结外援，国势遂安。功成之日，历任显职，出为国相。越数年，尧终舜继，终登大宝。任上开疆扩土，并路易斯安那，宣国威于四海。禅位后，退归林下，携妻子悠游岁月。两宫嫔主本亦同胞姊妹，自是峨皇女瑛，凤凰于飞。羡煞旁人。年八十有三，正值独立宣言颁布五十年之纪，崩于乡里，人咸赞之。
托马斯·杰斐逊，弗州人。纨绔子。父彼得，本英伦之编氓，母珍妮，世属苏格兰之反叛。幼就学于威廉学院，业成，出为讼师。唯钱是命，弃公道，坏人心。劣名遍于国中。待到乱民峰起，遂草大不敬之独立宣言，传檄天下，为乱匪张目。方战事正酣，彼竟倡联法虏，通西寇，移英祚，动美本之计。彼之功成之日，即两岸英民分离之时。其后历任显职，出为伪相。越数年，莽去操来，始就伪廷。任上乘法人之危，并路易斯安那，遗患美洲。后数年，方得温饱，色心又起，淫辱妻妹，秽乱后宫。年八十，值其伪檄颁布五十年之纪，暴卒于家，岂非天哉。
亚伯拉罕·林肯，肯州人。贫家子，幼失学，曾为生计故，遍尝艰辛，然亦由此得知民间之疾苦。稍长，历多职，由邮丞而至律师，并出为伊利诺伊州议员。后由众人所推，出继大位。任上悯万民之所苦，急万民之所急，力行变法。南方叛，讨平之，黑奴苦，解放之。美洲臻于大治。不意竟为一南方伶人刺于座中。正所谓：悠悠上心忧，苍天不见怜。茫茫众生氓，前路失迷航。悲我国邦，丧此元良，哀我兆民，顿失慈航。年仅五十有四。
亚伯拉罕·林肯，肯州人。农家子，幼失教，终日奔走于穷巷，专为稻粱谋。稍长，历多职，由邮丞而至讼师，并出为伊利诺伊州议员。后由乱党所推，伪继国统。南方志士，不忍视此僭越之事，纷起讨贼。彼竟驱黑隶以残同种，媚异族，而泯种姓。堕名城，杀豪杰，仅以亚特兰大一城，只逃出一户，余者悉屠之。内中详情可寻一郝姓女子，即可得知其事之酷。幸有一志士，肃将天讨，弹丸一击，元凶授首。庆我国邦，诛此豺狼，贺我兆民，正义得张。
西奥多·罗斯福，纽约人。父为城中巨贾。幼即以聪敏闻于四乡。稍长，就读于哈佛，继入哥伦比亚大学。业成，入纽约州议会，领袖群伦。曾任纽约警署署长，海军部长多职。美西战起，投笔从戎。曾领数千弱卒战于古巴，时敌众我寡，语与众人以励士气，曰：“夫西虏者何物，非他，比利牛斯之贱种，伊比利亚之岛夷，犬养成性，罔通人礼。今吾与诸君置此死地，成则，昔之华盛顿，败则，田横五百人”众人感奋，遂克大敌。战后，以功继大位。 年六十，崩于纽约。
西奥多·罗斯福，纽约人。父为城中巨贾。幼即以贪诈闻于四乡。稍长，就读于哈佛，继入哥伦比亚大学。业成，曾任纽约警署署长，任上缇骑四出，道路以目。后任海军部长，挟其船坚炮利，犯我西朝。夫西朝者，加泰罗尼亚之贵胄，欧罗巴之神族。彼竟来犯，屡为王师所破。然其招募西部之亡命多年，经营印第鬼种有日，以吾三千年文明之邦，四百载民主之国，断不予之同沦。王师返，彼竟谬之大捷，以谎功报与伪廷，竟登大宝。亦可笑哉。 越数年，恋栈不去，谋组前进党，事泄，年六十，卒于纽约。
清朝记载的美国历史，写得很有意思，不过貌似作者因此文被罢官了。
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米利坚，米亦作弥，即亚墨利加之转音，或作美利哥，一称亚墨理驾合众国，又称兼摄邦国，又称联邦国，西语名奈育士迭。
亚墨利加大国也，因其船挂花旗，故粤东呼为花旗国。其旗方幅，红白相间，右角另一小方黑色，上以白点绘北斗形。北界英土，南界墨西哥、得撒，东距大西洋海，西距大洋海。东西约万里，南北阔处五六千里，狭处三四千里。押罢拉既俺大山环其东，落机大山绕其西，中间数千里大势砥平。江河以密士失必为纲领，来源甚远，曲折万余里，会密苏尔厘大河南流入海。此外名水，曰哥隆比亚、曰阿巴拉济哥刺、曰么比勒、曰德拉瓦勒。北境迤西有大湖，分四汊，曰衣罗乖，一作翕大罗、曰休仑，一作胡仑、曰苏必力尔、曰密执安。迤东又有两湖相属，日伊尔厘一作以利、曰安剔衣厘阿。诸湖为分界之地，北为英土，南则米利坚地也。
初，英吉利探得北亚墨利加之地，驱逐土番，据其膏腴之土，徙三岛之人实其地，英人趋之如水赴壑，佛郎西、荷兰、嗹国、瑞国无业之民亦航海归之，日渐垦辟，遂成沃壤。英以大臣居守，沿海遍置城邑，榷税以益国用，贸易日益繁盛，以此骤致富强。 乾隆中，英与佛郎西构兵，连年不解，百方括饷，税额倍加，旧例茶叶卖者纳税，英人下令买者亦纳税，米利坚人不能堪。乾隆四十年，绅耆聚公局，欲与居守大酋酌议，酋逐议者，督征愈急，众皆怒，投船中茶叶于海，谋举兵拒英。
有华盛顿者，一作兀兴腾，又作瓦乘敦。米利坚别部人，生于雍正九年，十岁丧父，母教成之，少有大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尝为英吉利武职，时方与佛郎西构兵，土蛮寇钞南境，顿率兵御之，所向克捷，英帅没其功不录，乡人欲推顿为酋长，顿谢病归，杜门不出。至是众既畔英，强推顿为帅，时事起仓卒，军械、火药、粮草皆无，顿以义气激厉之，部署既定，薄其大城。时英将屯水师于城外，忽大风起，船悉吹散，顿乘势攻之，取其城。
后英师大集，转战而前，顿军败，众恇怯欲散去，顿意气自如，收合成军，再战而克。由是血战八年，屡蹶屡奋，顿志气不衰，而英师老矣。佛郎西举倾国之师渡海，与顿夹攻英军，西班牙、荷兰亦勒兵劝和，英不能支，乃与顿盟，画界址为邻国，其北境荒寒之土仍属英人，南界膏腴之土悉以归顿，时乾隆四十七年也。
顿既定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为国主，顿乃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仍各部之旧，分建为国，每国正统领一，副统领佐之，副统领有一员者，有数员者。以四年为任满，亦有一年、二年一易者，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八年之后，不准再留。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各国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国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国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
自华盛顿至今，顿以嘉庆三年病卒，开国六十余年，总统领凡九人，今在位之总统领，勿尔吉尼阿国所推也。初，华盛顿既与英人平，销兵罢战，专务农商，下令曰：“自今以往，各统领有贪图别国埔头，梭削民膏，兴兵构怨者，众其诛之。”留战舰二十，额兵万人而已。然疆土恢阔，储侍倚丰饶，各部同心，号令齐一，故诸大国与之辑睦，无敢凌侮之者。自与英人定盟至今，己六十余年，无兵革之事，其商船每岁来粤东数亚于英吉利。
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憎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
米利坚全土，东距大西洋海，西距大洋海，合众国皆在东境。华盛顿初建国时止十余国，后附近诸国陆续归附，又有分析者，共成二十六国。西境末辟之地皆土番，凡辟新土，先以猎夫杀其熊、鹿、野牛，无业之民任其开垦荒地，生聚至四万人则建立城邑，称为一部，附于众国之后。今众国之外已益三部，总统领所居华盛顿都城不在诸国诸部数内，计国二十六、部三。其丁至道光二十年，计一千七百一十六万九千余。
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米利坚，米亦作弥，即亚墨利加之转音，或作美利哥，一称亚墨理驾合众国，又称兼摄邦国，又称联邦国，西语名奈育士迭。
亚墨利加大国也，因其船挂花旗，故粤东呼为花旗国。其旗方幅，红白相间，右角另一小方黑色，上以白点绘北斗形。北界英土，南界墨西哥、得撒，东距大西洋海，西距大洋海。东西约万里，南北阔处五六千里，狭处三四千里。押罢拉既俺大山环其东，落机大山绕其西，中间数千里大势砥平。江河以密士失必为纲领，来源甚远，曲折万余里，会密苏尔厘大河南流入海。此外名水，曰哥隆比亚、曰阿巴拉济哥刺、曰么比勒、曰德拉瓦勒。北境迤西有大湖，分四汊，曰衣罗乖，一作翕大罗、曰休仑，一作胡仑、曰苏必力尔、曰密执安。迤东又有两湖相属，日伊尔厘一作以利、曰安剔衣厘阿。诸湖为分界之地，北为英土，南则米利坚地也。
初，英吉利探得北亚墨利加之地，驱逐土番，据其膏腴之土，徙三岛之人实其地，英人趋之如水赴壑，佛郎西、荷兰、嗹国、瑞国无业之民亦航海归之，日渐垦辟，遂成沃壤。英以大臣居守，沿海遍置城邑，榷税以益国用，贸易日益繁盛，以此骤致富强。 乾隆中，英与佛郎西构兵，连年不解，百方括饷，税额倍加，旧例茶叶卖者纳税，英人下令买者亦纳税，米利坚人不能堪。乾隆四十年，绅耆聚公局，欲与居守大酋酌议，酋逐议者，督征愈急，众皆怒，投船中茶叶于海，谋举兵拒英。
有华盛顿者，一作兀兴腾，又作瓦乘敦。米利坚别部人，生于雍正九年，十岁丧父，母教成之，少有大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尝为英吉利武职，时方与佛郎西构兵，土蛮寇钞南境，顿率兵御之，所向克捷，英帅没其功不录，乡人欲推顿为酋长，顿谢病归，杜门不出。至是众既畔英，强推顿为帅，时事起仓卒，军械、火药、粮草皆无，顿以义气激厉之，部署既定，薄其大城。时英将屯水师于城外，忽大风起，船悉吹散，顿乘势攻之，取其城。
后英师大集，转战而前，顿军败，众恇怯欲散去，顿意气自如，收合成军，再战而克。由是血战八年，屡蹶屡奋，顿志气不衰，而英师老矣。佛郎西举倾国之师渡海，与顿夹攻英军，西班牙、荷兰亦勒兵劝和，英不能支，乃与顿盟，画界址为邻国，其北境荒寒之土仍属英人，南界膏腴之土悉以归顿，时乾隆四十七年也。
顿既定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为国主，顿乃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仍各部之旧，分建为国，每国正统领一，副统领佐之，副统领有一员者，有数员者。以四年为任满，亦有一年、二年一易者，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八年之后，不准再留。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各国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国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国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
自华盛顿至今，顿以嘉庆三年病卒，开国六十余年，总统领凡九人，今在位之总统领，勿尔吉尼阿国所推也。初，华盛顿既与英人平，销兵罢战，专务农商，下令曰：“自今以往，各统领有贪图别国埔头，梭削民膏，兴兵构怨者，众其诛之。”留战舰二十，额兵万人而已。然疆土恢阔，储侍倚丰饶，各部同心，号令齐一，故诸大国与之辑睦，无敢凌侮之者。自与英人定盟至今，己六十余年，无兵革之事，其商船每岁来粤东数亚于英吉利。
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憎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
米利坚全土，东距大西洋海，西距大洋海，合众国皆在东境。华盛顿初建国时止十余国，后附近诸国陆续归附，又有分析者，共成二十六国。西境末辟之地皆土番，凡辟新土，先以猎夫杀其熊、鹿、野牛，无业之民任其开垦荒地，生聚至四万人则建立城邑，称为一部，附于众国之后。今众国之外已益三部，总统领所居华盛顿都城不在诸国诸部数内，计国二十六、部三。其丁至道光二十年，计一千七百一十六万九千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