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丁玲忆康生的城府：知我将遭批斗 还和我闲话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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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 2011年09月18日 09:48
来源：新文学史料 作者：蒋祖林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8/9274813_0.shtml
核心提示：“回想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
文章摘自《新文学史料》1998年02期（有删节） 作者：蒋祖林 原题为《回忆母亲丁玲〔四〕──一九五七年前后》
在这些日子里，妈妈对自己“反党集团”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但是毕竟问题正处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所以，她不愿意到处串门，也不主动邀请人来家做客，她不想因此而又生出什么枝节来。
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妈妈对于不熟识的人，尤其是新闻界人物的来访，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有一天，说起因为我回来家里修房子的事。妈妈说：“那天搭席棚，工人从门外往院子里拿竹竿、席了，大门洞开着，正好《文汇报》的两位名记者浦熙修、姚芳藻来，见大门开着就闯了进来。我本不见记者，就怕生事，但她们已站在院子里了，我只好从屋里出去同她们谈了几句。她们问我：‘社会上传说丁、陈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回答她们：‘我不知道呀！我有什么问题？’她们说：‘有的教科书上选编了你的文章，现在都删去了，是为什么？’我说：‘教科书上选编我的文章，我根本不清楚，更不知道删去与否。’她们问：‘这次党在全民当中整风，作家协会的谜在哪里，盖子该怎么揭？’我说：‘这在邵荃麟的整风报告中都谈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盖子？’她们问：‘党组是不是在开会？’我说：‘不清楚，没有接到通知。’她们说：‘不是今天下午党组开会吗？’我仍推说不知道。她们再三问，我便说：‘是否开会党组知道，你们问党组好了。’并且向她们表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组不能告诉你们的，我也不能告诉你们。就这样送走了她们。”
妈妈又说，“也真是凑巧，大门从来都是关上的，只开了这么一小会儿，就让她们碰上闯了进来，若不是这样，我就让夏更起在门口把她们的来访谢绝掉，推托我不在家。”平日，对不熟识的来客，夏更起都是请他们在门房稍坐，他先进来通报。妈妈说：“我这问题是党内问题，应在党内解决，通过党的组织解决。可是从去年年初到党内传达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起，这个问题就被他们搞得党外、国外都知道，现在连民主党派的报纸也找上门来。”不想，后来这又成了她的一大罪状。
从颐和园搬回家后，有一天，妈妈高兴地说：“聂鲁达到中国来了，作协通知我，要我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代表作协宴请他。”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她比较熟识的一位外国著名作家。1951年秋，她曾陪爱伦堡与聂鲁达去上海、杭州访问，相处甚洽。不言而喻，她为再次见到这位她所尊敬的作家而感到心情愉快。此外，在6月初开过三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安排她作为主人宴请聂鲁达，不由得不使她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她的问题会得到平反，从而增添了些许乐观的成分。我听后，也产生了乐观的情绪。她去宴会之前，梳理好头发，换上一件银灰色的连衣裙（为灵源饯行，也是穿的这件连衣裙），走进客厅，开心地站在原地转了一圈，问道：“如何？”我说：“很好，挺合身，样式也好，颜色也好。”妈妈高高兴兴地走了。宴会完毕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述说宴会上的情况：谁谁参加，如何坐的，席间与聂鲁达谈了些什么，等等。
比宴请聂鲁达稍早一点，她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去时心情很愉快，开完会回来心情也很好。她说她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会议中间休息时，还在草坪上同康生聊了一会儿。这个会，有宣传、文艺等方面人士参加。
二十年后，在太行山下的嶂头村，她详细地向我说了那次紫光阁座谈会的细节。经受了这么多年磨难的她，回顾这段往事时，语气平淡，好似在说一件别人的故事。她说：“那天会议，我坐在郭沫若后面，周总理走进会议室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周总理先同郭沫若握手，他看到了我，这时，我觉察到总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但一闪即逝。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手。当时，我没有对我的这个细微的感觉加以仔细思量。在反右派斗争，那一场批判、斗争我的风暴过去之后，回想起周总理那感到意外，却一闪即逝的目光，我想，也许他那时已知道中宣部决定进一步开展对我的斗争，没想到我还会出现在这个座谈会上吧！会议中间休息时，在草坪上遇见康生，他竟有兴趣天南海北地同我聊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我当时就有点纳闷，只觉得此人城府之深，让人难以捉摸。1938年，他在群众中扬言，说我在南京自首。我知道后向毛主席诉说：‘康生凭什么这么胡说，他有什么根据？’1940年，中央组织部为我这段历史作了结论，否定了康生的说法。自那时起，我同康生之间彼此都没有好感。在延安，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还向我说：‘你去看看康生同志嘛！’我也没有去，心想：我同康生又没有工作关系，我去看他干什么！回想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
至于妈妈的这个感觉是否正确，紫光阁座谈会时，是否已作出了进一步开展对她的斗争的决定，我就不知道了。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 2011年09月18日 09:48
来源：新文学史料 作者：蒋祖林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8/9274813_0.shtml
核心提示：“回想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
文章摘自《新文学史料》1998年02期（有删节） 作者：蒋祖林 原题为《回忆母亲丁玲〔四〕──一九五七年前后》
在这些日子里，妈妈对自己“反党集团”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但是毕竟问题正处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所以，她不愿意到处串门，也不主动邀请人来家做客，她不想因此而又生出什么枝节来。
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妈妈对于不熟识的人，尤其是新闻界人物的来访，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有一天，说起因为我回来家里修房子的事。妈妈说：“那天搭席棚，工人从门外往院子里拿竹竿、席了，大门洞开着，正好《文汇报》的两位名记者浦熙修、姚芳藻来，见大门开着就闯了进来。我本不见记者，就怕生事，但她们已站在院子里了，我只好从屋里出去同她们谈了几句。她们问我：‘社会上传说丁、陈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回答她们：‘我不知道呀！我有什么问题？’她们说：‘有的教科书上选编了你的文章，现在都删去了，是为什么？’我说：‘教科书上选编我的文章，我根本不清楚，更不知道删去与否。’她们问：‘这次党在全民当中整风，作家协会的谜在哪里，盖子该怎么揭？’我说：‘这在邵荃麟的整风报告中都谈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盖子？’她们问：‘党组是不是在开会？’我说：‘不清楚，没有接到通知。’她们说：‘不是今天下午党组开会吗？’我仍推说不知道。她们再三问，我便说：‘是否开会党组知道，你们问党组好了。’并且向她们表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组不能告诉你们的，我也不能告诉你们。就这样送走了她们。”
妈妈又说，“也真是凑巧，大门从来都是关上的，只开了这么一小会儿，就让她们碰上闯了进来，若不是这样，我就让夏更起在门口把她们的来访谢绝掉，推托我不在家。”平日，对不熟识的来客，夏更起都是请他们在门房稍坐，他先进来通报。妈妈说：“我这问题是党内问题，应在党内解决，通过党的组织解决。可是从去年年初到党内传达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起，这个问题就被他们搞得党外、国外都知道，现在连民主党派的报纸也找上门来。”不想，后来这又成了她的一大罪状。
从颐和园搬回家后，有一天，妈妈高兴地说：“聂鲁达到中国来了，作协通知我，要我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代表作协宴请他。”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她比较熟识的一位外国著名作家。1951年秋，她曾陪爱伦堡与聂鲁达去上海、杭州访问，相处甚洽。不言而喻，她为再次见到这位她所尊敬的作家而感到心情愉快。此外，在6月初开过三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安排她作为主人宴请聂鲁达，不由得不使她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她的问题会得到平反，从而增添了些许乐观的成分。我听后，也产生了乐观的情绪。她去宴会之前，梳理好头发，换上一件银灰色的连衣裙（为灵源饯行，也是穿的这件连衣裙），走进客厅，开心地站在原地转了一圈，问道：“如何？”我说：“很好，挺合身，样式也好，颜色也好。”妈妈高高兴兴地走了。宴会完毕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述说宴会上的情况：谁谁参加，如何坐的，席间与聂鲁达谈了些什么，等等。
比宴请聂鲁达稍早一点，她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去时心情很愉快，开完会回来心情也很好。她说她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会议中间休息时，还在草坪上同康生聊了一会儿。这个会，有宣传、文艺等方面人士参加。
二十年后，在太行山下的嶂头村，她详细地向我说了那次紫光阁座谈会的细节。经受了这么多年磨难的她，回顾这段往事时，语气平淡，好似在说一件别人的故事。她说：“那天会议，我坐在郭沫若后面，周总理走进会议室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周总理先同郭沫若握手，他看到了我，这时，我觉察到总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但一闪即逝。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手。当时，我没有对我的这个细微的感觉加以仔细思量。在反右派斗争，那一场批判、斗争我的风暴过去之后，回想起周总理那感到意外，却一闪即逝的目光，我想，也许他那时已知道中宣部决定进一步开展对我的斗争，没想到我还会出现在这个座谈会上吧！会议中间休息时，在草坪上遇见康生，他竟有兴趣天南海北地同我聊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我当时就有点纳闷，只觉得此人城府之深，让人难以捉摸。1938年，他在群众中扬言，说我在南京自首。我知道后向毛主席诉说：‘康生凭什么这么胡说，他有什么根据？’1940年，中央组织部为我这段历史作了结论，否定了康生的说法。自那时起，我同康生之间彼此都没有好感。在延安，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还向我说：‘你去看看康生同志嘛！’我也没有去，心想：我同康生又没有工作关系，我去看他干什么！回想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
至于妈妈的这个感觉是否正确，紫光阁座谈会时，是否已作出了进一步开展对她的斗争的决定，我就不知道了。
来源：新文学史料 作者：蒋祖林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8/9274813_0.shtml
核心提示：“回想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
文章摘自《新文学史料》1998年02期（有删节） 作者：蒋祖林 原题为《回忆母亲丁玲〔四〕──一九五七年前后》
在这些日子里，妈妈对自己“反党集团”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但是毕竟问题正处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所以，她不愿意到处串门，也不主动邀请人来家做客，她不想因此而又生出什么枝节来。
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妈妈对于不熟识的人，尤其是新闻界人物的来访，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有一天，说起因为我回来家里修房子的事。妈妈说：“那天搭席棚，工人从门外往院子里拿竹竿、席了，大门洞开着，正好《文汇报》的两位名记者浦熙修、姚芳藻来，见大门开着就闯了进来。我本不见记者，就怕生事，但她们已站在院子里了，我只好从屋里出去同她们谈了几句。她们问我：‘社会上传说丁、陈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回答她们：‘我不知道呀！我有什么问题？’她们说：‘有的教科书上选编了你的文章，现在都删去了，是为什么？’我说：‘教科书上选编我的文章，我根本不清楚，更不知道删去与否。’她们问：‘这次党在全民当中整风，作家协会的谜在哪里，盖子该怎么揭？’我说：‘这在邵荃麟的整风报告中都谈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盖子？’她们问：‘党组是不是在开会？’我说：‘不清楚，没有接到通知。’她们说：‘不是今天下午党组开会吗？’我仍推说不知道。她们再三问，我便说：‘是否开会党组知道，你们问党组好了。’并且向她们表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组不能告诉你们的，我也不能告诉你们。就这样送走了她们。”
妈妈又说，“也真是凑巧，大门从来都是关上的，只开了这么一小会儿，就让她们碰上闯了进来，若不是这样，我就让夏更起在门口把她们的来访谢绝掉，推托我不在家。”平日，对不熟识的来客，夏更起都是请他们在门房稍坐，他先进来通报。妈妈说：“我这问题是党内问题，应在党内解决，通过党的组织解决。可是从去年年初到党内传达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起，这个问题就被他们搞得党外、国外都知道，现在连民主党派的报纸也找上门来。”不想，后来这又成了她的一大罪状。
从颐和园搬回家后，有一天，妈妈高兴地说：“聂鲁达到中国来了，作协通知我，要我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代表作协宴请他。”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她比较熟识的一位外国著名作家。1951年秋，她曾陪爱伦堡与聂鲁达去上海、杭州访问，相处甚洽。不言而喻，她为再次见到这位她所尊敬的作家而感到心情愉快。此外，在6月初开过三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安排她作为主人宴请聂鲁达，不由得不使她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她的问题会得到平反，从而增添了些许乐观的成分。我听后，也产生了乐观的情绪。她去宴会之前，梳理好头发，换上一件银灰色的连衣裙（为灵源饯行，也是穿的这件连衣裙），走进客厅，开心地站在原地转了一圈，问道：“如何？”我说：“很好，挺合身，样式也好，颜色也好。”妈妈高高兴兴地走了。宴会完毕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述说宴会上的情况：谁谁参加，如何坐的，席间与聂鲁达谈了些什么，等等。
比宴请聂鲁达稍早一点，她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去时心情很愉快，开完会回来心情也很好。她说她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会议中间休息时，还在草坪上同康生聊了一会儿。这个会，有宣传、文艺等方面人士参加。
二十年后，在太行山下的嶂头村，她详细地向我说了那次紫光阁座谈会的细节。经受了这么多年磨难的她，回顾这段往事时，语气平淡，好似在说一件别人的故事。她说：“那天会议，我坐在郭沫若后面，周总理走进会议室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周总理先同郭沫若握手，他看到了我，这时，我觉察到总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但一闪即逝。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手。当时，我没有对我的这个细微的感觉加以仔细思量。在反右派斗争，那一场批判、斗争我的风暴过去之后，回想起周总理那感到意外，却一闪即逝的目光，我想，也许他那时已知道中宣部决定进一步开展对我的斗争，没想到我还会出现在这个座谈会上吧！会议中间休息时，在草坪上遇见康生，他竟有兴趣天南海北地同我聊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我当时就有点纳闷，只觉得此人城府之深，让人难以捉摸。1938年，他在群众中扬言，说我在南京自首。我知道后向毛主席诉说：‘康生凭什么这么胡说，他有什么根据？’1940年，中央组织部为我这段历史作了结论，否定了康生的说法。自那时起，我同康生之间彼此都没有好感。在延安，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还向我说：‘你去看看康生同志嘛！’我也没有去，心想：我同康生又没有工作关系，我去看他干什么！回想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
至于妈妈的这个感觉是否正确，紫光阁座谈会时，是否已作出了进一步开展对她的斗争的决定，我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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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文学史料 作者：蒋祖林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8/9274813_0.shtml
核心提示：“回想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
文章摘自《新文学史料》1998年02期（有删节） 作者：蒋祖林 原题为《回忆母亲丁玲〔四〕──一九五七年前后》
在这些日子里，妈妈对自己“反党集团”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但是毕竟问题正处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所以，她不愿意到处串门，也不主动邀请人来家做客，她不想因此而又生出什么枝节来。
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妈妈对于不熟识的人，尤其是新闻界人物的来访，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有一天，说起因为我回来家里修房子的事。妈妈说：“那天搭席棚，工人从门外往院子里拿竹竿、席了，大门洞开着，正好《文汇报》的两位名记者浦熙修、姚芳藻来，见大门开着就闯了进来。我本不见记者，就怕生事，但她们已站在院子里了，我只好从屋里出去同她们谈了几句。她们问我：‘社会上传说丁、陈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回答她们：‘我不知道呀！我有什么问题？’她们说：‘有的教科书上选编了你的文章，现在都删去了，是为什么？’我说：‘教科书上选编我的文章，我根本不清楚，更不知道删去与否。’她们问：‘这次党在全民当中整风，作家协会的谜在哪里，盖子该怎么揭？’我说：‘这在邵荃麟的整风报告中都谈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盖子？’她们问：‘党组是不是在开会？’我说：‘不清楚，没有接到通知。’她们说：‘不是今天下午党组开会吗？’我仍推说不知道。她们再三问，我便说：‘是否开会党组知道，你们问党组好了。’并且向她们表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组不能告诉你们的，我也不能告诉你们。就这样送走了她们。”
妈妈又说，“也真是凑巧，大门从来都是关上的，只开了这么一小会儿，就让她们碰上闯了进来，若不是这样，我就让夏更起在门口把她们的来访谢绝掉，推托我不在家。”平日，对不熟识的来客，夏更起都是请他们在门房稍坐，他先进来通报。妈妈说：“我这问题是党内问题，应在党内解决，通过党的组织解决。可是从去年年初到党内传达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起，这个问题就被他们搞得党外、国外都知道，现在连民主党派的报纸也找上门来。”不想，后来这又成了她的一大罪状。
从颐和园搬回家后，有一天，妈妈高兴地说：“聂鲁达到中国来了，作协通知我，要我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代表作协宴请他。”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她比较熟识的一位外国著名作家。1951年秋，她曾陪爱伦堡与聂鲁达去上海、杭州访问，相处甚洽。不言而喻，她为再次见到这位她所尊敬的作家而感到心情愉快。此外，在6月初开过三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安排她作为主人宴请聂鲁达，不由得不使她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她的问题会得到平反，从而增添了些许乐观的成分。我听后，也产生了乐观的情绪。她去宴会之前，梳理好头发，换上一件银灰色的连衣裙（为灵源饯行，也是穿的这件连衣裙），走进客厅，开心地站在原地转了一圈，问道：“如何？”我说：“很好，挺合身，样式也好，颜色也好。”妈妈高高兴兴地走了。宴会完毕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述说宴会上的情况：谁谁参加，如何坐的，席间与聂鲁达谈了些什么，等等。
比宴请聂鲁达稍早一点，她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去时心情很愉快，开完会回来心情也很好。她说她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会议中间休息时，还在草坪上同康生聊了一会儿。这个会，有宣传、文艺等方面人士参加。
二十年后，在太行山下的嶂头村，她详细地向我说了那次紫光阁座谈会的细节。经受了这么多年磨难的她，回顾这段往事时，语气平淡，好似在说一件别人的故事。她说：“那天会议，我坐在郭沫若后面，周总理走进会议室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周总理先同郭沫若握手，他看到了我，这时，我觉察到总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但一闪即逝。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手。当时，我没有对我的这个细微的感觉加以仔细思量。在反右派斗争，那一场批判、斗争我的风暴过去之后，回想起周总理那感到意外，却一闪即逝的目光，我想，也许他那时已知道中宣部决定进一步开展对我的斗争，没想到我还会出现在这个座谈会上吧！会议中间休息时，在草坪上遇见康生，他竟有兴趣天南海北地同我聊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我当时就有点纳闷，只觉得此人城府之深，让人难以捉摸。1938年，他在群众中扬言，说我在南京自首。我知道后向毛主席诉说：‘康生凭什么这么胡说，他有什么根据？’1940年，中央组织部为我这段历史作了结论，否定了康生的说法。自那时起，我同康生之间彼此都没有好感。在延安，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还向我说：‘你去看看康生同志嘛！’我也没有去，心想：我同康生又没有工作关系，我去看他干什么！回想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
至于妈妈的这个感觉是否正确，紫光阁座谈会时，是否已作出了进一步开展对她的斗争的决定，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