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过 枪炮、病菌与钢铁 没有? 看看作者对中国1500年 ...

这就是新月沃地失去它对欧洲的巨大的早期领先优势的情形。为什么中国也失去了这种领先优势呢?

中国的落后起初是令人谅讶的，因为中国拥有无可置疑的有利条件：
粮食生产的出现似乎同在新月沃地一样早；从华北到华南，从沿海地区到西藏高原的向山地区的生态多样性，产生了一批不同的作物、动物和技术；
幅员广阔，物产丰富，养活了这一地区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以及一个不像新月沃地那样干旱或生态脆弱的环境，
使中国在将近一万年之后仍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虽然它的环境问题日益增多，而且比欧洲西部严重。
这些有利条件和领先优势使得中世纪的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
中国一长串重大的技术第一包括铸铁、罗盘、火药、纸、印刷术以及前面提到过的其他许多发明。
它在政治权力、航海和海上管制方面也曾在世界上领先。
15世纪初，它派遣宝船队横渡印度洋，远达非洲东海岸，每支船队由几百艘长达400英尺的船只和总共2800人组成。
这些航行在时间上也比哥伦布率领3艘不起眼的小船渡过狭窄的大西洋到达美洲东海岸要早好几十年。
法斯科·达·伽马率领他的3艘不起眼的小船，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向东航行，使欧洲开始了对东亚的殖民。
为什么中国的船只没有在伽马之前绕过好望角向西航行并在欧洲殖民?为什么中国的船只没有横渡太平洋到美洲西海岸来殖民?
简而言之，为什么中国把自己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让给原先十分落后的欧洲呢?中国西洋舰队的结局给了我们一条线索。
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这些船队一共有7次从中国扬帆远航。

后来，由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一种局部的政治变化，船队出海远航的事被中止了：中国朝廷上的两派(太监和反对他们的人)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前一派支持派遣和指挥船队远航。

因此，当后一派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上风时，它停止派遣船队，最后还拆掉船坞并禁止远洋航运。

这一事件使我们想起了19世纪80年代伦敦的扼杀公共电灯照明的立法、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许多国家全都由于局部的政治争端而引发的许多倒退措施。

但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因为那整个地区在政治上是统一的。一个决定就使整个中国停止了船队的航行。那个一时的决定竟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已不再有任何船坞来造船以证明那个一时的决定的愚蠢，也不再有任何船坞可以用作重建新船坞的中心。现在来对比一下中国的这些事件和一些探险船队开始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远航时所发生的事情。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出生在意大利，后来转而为法国的昂儒公爵服务，又后来改事葡萄牙国王。哥伦布曾请求国王派船让他向西航行探险。他的请求被国王拒绝了，于是他就求助于梅迪纳—塞多尼亚公爵，也遭到了拒绝，接着他又求助于梅迪纳—塞利伯爵，依然遭到拒绝，最后他又求助于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他们拒绝了他的第一次请求，但后来在他再次提出请求时总算同意了。如果欧洲在这头3个统治者中任何一个的统治下统一起来，它对美洲的殖民也许一开始就失败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欧洲是分裂的，哥伦布才成功地第五次在几百个王公贵族中说服一个来赞助他的航海事业。

一旦西班牙这样开始了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其他的欧洲国家看到财富滚滚流人西班牙，立刻又有6个欧洲国家加入了对美洲殖民的行列。

对于欧洲的大炮、电灯照明、印刷术、小型火器和无数的其他发明，情况也是如此：每一项发明在欧洲的一些地方由于人们的习性起先或者被人忽视．或者遭人反对，但一旦某个地区采用了它，它最后总能传播到欧洲的其余地区。欧洲分裂所产生的这些结果与中国统一所产生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作出停止海外航行的决定外，中国的朝廷还作出停止其他一些活动的决定：放弃开发一种精巧的水力驱动的纺纱机，在14世纪从一场产业革命的边缘退了回来，在制造机械钟方面领先世界后又把它拆毁或几乎完全破坏了，以及在15世纪晚期以后不再发展机械装置和一般技术。统一的这些潜在的有害影响在现代中国又死灰复燃，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中的那种狂热，当时一个或几个领导入的决定就把全国的学校系统关闭了5年之久。中国的经常统一与欧洲的永久分裂都由来巳久。现代中国的最肥沃地区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并从那时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维持着这个局面。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就一直只有一种书写系统，长期以来只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语言，以及2000年来牢固的文化统一。





相比之下，欧洲与统一始终相隔十万八千里：14世纪时它仍然分裂成1000个独立的小国，公元1500年有小国500个，20世纪80年代减少到最低限度的25国，而现在就在我写这句话的时候又上升到将近40个国家。欧洲仍然有45种语言，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经过修改的字母表，而文化的差异甚至更大。欧洲内部的分歧今天在继续挫败甚至是想要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来实现欧洲统一的并不过分的企图，这就表明欧洲对分裂的根探蒂固的执着。因此，了解了中国把政治和技术的卓越地位让给欧洲这方面的真正问题，就是了解了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的问题o答案又一次用地图表示出来(见下图)。欧洲海岸线犬牙交措，它有5大半岛，每个半岛都近似孤悬海中的海岛，在所有这些半岛上形成了独立的语言、种族和政府；希腊、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丹麦和挪威/瑞典。中国的海岸线则平直很多，只有附近的朝鲜半岛才获得了作为单独岛屿的重要性。欧洲有两个岛(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它们的面积都相当大，足以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和保持自己的语言和种族特点，其中的一个岛(大不列额岛)因为面积大，离欧洲大陆又近，所以成了一个重要的欧洲独立强国。但即使是中国的两个最大的岛——台湾岛和海南岛，面积都不到爱尔兰岛的一半，这两个岛都不是重要独立的政体；而日本在地理上的孤立地位使它在现代以前一直处于与亚洲大陆的政治隔绝状态，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大不列颠与欧洲大陆的政治隔绝状态。欧洲被一些高山(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和挪威边界山脉)分割成一些独立的语言、种族和政治单位，而中国在西藏高原以东的山脉则不是那样难以克服的障碍。中国的中心地带从东到西被肥沃的冲积河谷中两条可通航的水系(长江和黄河)连接了起来，从南到北又由于这两大水系(最后有运河连接)之间比较方便的车船联运而成为一体。因此，中国很早就受到了地域广阔的两个高生产力核心地区的决定性影响，而这两个地区本来彼此只有微不足道的阻隔，后来竞合并为一个中心。欧洲的两条最大的河流——莱茵河与多瑙河则比较小，在欧洲流经的地方也少得多。与中国不同，欧洲有许多分散的小的核心地区，没有一个大到足以对其他核心地区产生长期的决定性影响，而每一个地区又都是历史上一些独立国家的中心。中国一旦于公元前221年最后获得统一，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独立国家有可能在中国出现并长期存在下去。虽然在公元前221年后有几个时期出现了分裂局面，但最后总是重新归于统一。但欧洲的统一就连查理曼、拿破仑和希特勒这些下定决心的征服者都无能为力；甚至罗马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所控制的地区也没有超过欧洲的一半。

　　因此，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和非常一般的内部障碍，使中国获得了一种初始的有利条件。华北、华南、沿海地区和内陆的不同作物、牲畜、技术和文化特点，为中国的最后统一作出了贡献。例如，黍的栽培、青铜技术和文字出现在华北．而水稻的栽培和铸铁技术则出现在华南。我用本书的很大篇幅着重讨论了在没有难以克服的障碍的情况下技术的传播问题。但中国在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最后却成了一个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相比之下，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政治上的统一，但还不足以使技术和思想的传播停止下来。欧洲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这些比较表明，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对技术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因此，从长远来看，在地理便利程度不太高也不太低而是中等适度的地区，技术可能发展得最快。中国、欧洲，可能还有印度次大陆的过去1000多年的技术发展过程便是例子，它分别表明了高、中、低3种不同程度的地理便利条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当然，还有一些因素也促成了欧亚大防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历史进程。例如，长期以来，新月沃地、中国和欧洲一直受到中亚草原上骑马的游牧民族野蛮入侵的威胁，但受到威胁的程度有所不同。这些游牧民族中有一支(蒙古人)终于破坏了伊朗和伊拉克的古代灌溉系统，但亚洲游牧民族中没有一支成功地在匈牙利平原以远的欧洲西部的森林地带站稳脚根。环境因索还包括：新月沃地的居间的地理位置，控制了把中国和印度与欧洲连接起来的贸易路线，以及中国距离欧亚大陆其他先进的文明国家路途远远，使中国实际上成为一个大陆内的一个巨大的孤岛。中国的相对孤立状态与它先是采用技术后来又排斥技术这种做法有着特别重要的关系，这使人想起了塔斯马尼亚岛和其他岛屿排斥技术的情形(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不过，这一简略的讨论至少可以表明，环境因素不但与历史的最广泛模式有关，而且也与较小规模和较短时期的历史模式有关。新月沃地和中国的历史还为现代世界留下了一个有益的教训：环境改变了，过去是第一并不能保证将来也是第一。人们甚至会怀疑，本书从头到尾所运用的地理学推论在现代世界上是否终于变得毫不相干，因为思想可以在因特网上立即向四处传播，而货物照例可以一下子从一个洲空运到另一个洲。看来，对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竞争己实行了一些全新的规则，结果，像朝鲜、马来西亚，尤其是日本这些新的力量出现了。

　　然而，仔细想来．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新规则不过是旧规则的改头换面而已。不错，l947年美国东部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晶体管，跃进8000英里到日本去开创了电子工业——但它却没有跃进得近一些到扎伊尔或巴拉圭去建立新的工业。一跃而成为新兴力量的国家，仍然是几千年前就已被吸收进旧有的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的最高权力中心的那些国家，要不就是由来自这些中心的民族重新殖民的那些国家。与扎伊尔或巴拉圭不同，日本和其他新兴力量之所以能够迅速利用晶体管，是因为它们的国民已在文字、金属机械和中央集权的政府方面有了悠久的历史。世界上两个最早的粮食生产中心——新月沃地和中国仍然支配着现代世界，或者是通过它们的一脉相承的国家(现代中国)，或者是通过位于很早就受到这两个中心影响的邻近地区内的一些国家(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和欧洲)，或者是通过由它们的海外移民重新殖民或统治的那些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澳大利亚土著和美洲印第安人支配世界的前景仍然显得黯淡无光。公元前8000年时的历史进程之手仍然在紧紧抓住我们。与回答耶利的问题有关的其他因素中，文化因素与个别民族的影响显得更加突出。先说文化因素。全世界人类文化的特点差异很大。有些文化差异无疑是环境差异的产物，我在本书中已经讨论过许多这方面的例子。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涉及与环境无关的当地文化因素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一种次要的文化因素可能由于当地一时的微不足道的原因而产生了，但一经产生就变得确然不移，从而使社会易于接受—些更重要的文化选择，就像把混沌理论运用于其他科学领城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文化过程属于历史的未知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往往会使历史变得不可预测。作为一个例子，我曾在第十三章提到标准打字机键盘问题。在许多参与竞争的键盘设计中，这种标准键盘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并开始被人采用，是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具体原因，如美国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打字机制造技术，打字机的促销手段，一个在辛辛那提创建速写和打字学院、名叫朗利的女士于1882年作出的一个决定，以及朗利女士的杰出的打字学生弗兰克·麦克格林所取得的胜利，因为他于1888年的一次广为宣传的打字比赛中彻底击败了朗利女士的使用非标准键盘打字机的参赛对手路易斯·陶布。那个决定可能有助于从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无数阶段的任何一个阶段上发明出来的另一种打字机键盘；而美国当时的环境也没有任何因素只有利于标准打字机键盘而不利于它的竞争对手。然而，决定一经作出，标推打字机键盘就获得了牢固的地位，以致在一个世纪后又在计算机键盘设计中得到采用。同样微不足道的一些具体原因，由于年深日久现在已不可追寻，但也许正是这些原因使苏美尔人采用了12进制运算系统而没有采用10进制运算系统(12进制运算系统产生了我们现代的60分钟一小时、24小时一天、12个月一年和圆周360度)，而中美洲普遍使用的运算系统则是20进制(产生了它的使用两个并行周期的历法，一个周期有20天，每天都有一个名称，一个周期是一年有365天)。关于打字机、时钟和历法设计的这些细节并没有妨碍采用它们的社会在竞争中取得成功。但我们很容易想象出它们可能会产生的妨碍。例如，如果美国的打字机标准键盘都没有被世界上其他地方所采用——臂如说，如果日本或欧洲采用了效率高很多的德伏夏克键盘——那么，这个在19世纪作出的微不足道的决定，对于20世纪美国技术的竞争地位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同样，对中国儿童的研究表明，如果教会他们用字母给汉语语音标音(称为拼音)，他们就能比学习有几千个符号的传统的中国文字更快地学会写字。有人说，传统的中国文字的出现是因为它们便于区别大量的意义不同但发育相同的汉语词(同音异义词)。果真如此，那么汉语中丰富的同音异义词可能对中国社会中识字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如认为中国环境中存在某种因素促使选择了一种同音异义词丰富的语言，似乎也未必如此。复杂的安第斯山文明没有能发明出文字，这是否可以用某种语言因素或文化因素来予以解释?否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印度的环境中是否存在某种因素，使它容易接受涉及社会经济地位的种姓制度，而不顾对印度技术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国的环境中是否存在某种因素，使它容易接受可能也对历史产生深期影响的儒家哲学和文化保守主义?为什么普度众生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欧洲人和西亚人中而不是在中国人中成为殖民和征服的动力?这些例子说明了涉及文化特质的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些文化特质与环境无关，而且在开始时也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但它们可能逐步形成有影响的历久不衰的文化特点。它们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集中注意力于那些在考虑了主要环境因素影响之后仍然令人费解的历史模式。

　　具有特质的个人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况?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例子是1944年6月20日行刺希特勒的图谋和同时在柏林举行起义的计划功败垂成。这两件事都是德国人策划的，们深信不可能打赢战争，于是就在德俄两国军队的东部战线仍然主要在俄国境内时，他们希望寻求和乎。希特勒被放在会议桌下的公文包里的一颗定时炸弹炸伤；如果公文包放得稍稍靠近希特勒的坐椅，他也许就被炸死了。如果希特勒真的被炸死，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当时结束了，那么现代的东欧地图和冷战进程可能就大为改观了。不大为人所知但甚至更加重大的事件是1930年夏天的一次交通事故。那是希特勒在德国夺权之前两年多发生的事。当时他坐在一辆轿车的“死亡座”上(前徘右边的乘客座位上)，他的车和一辆满载的有挂车的卡车相撞。幸亏卡车及时刹车．才没有碾过希特勒的座车把它压死。鉴于希特勒的精神机能障碍在决定纳粹的政策与成功方面所达到的程度，如果那个卡车司机晚一秒钟刹车，即使万一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情况大概也会十分不同。

　　我们还可以想出其他一些个人，他们的特质和希特勒的特质一样显然对历史产生了影响，他们是：亚历山大大帝、奥古斯都、佛陀、基督、列宁、马丁·路德、印加帝国皇帝帕查库蒂、穆罕默德、征服者威廉·和祖鲁国王沙卡，就举这么几个。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改变了事件的进程，而不“只”是恰巧最合适的人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最合适的地点?

　　一个极端是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观点：“世界的历史就是人[原文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另一个极端是普鲁士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的观点，他与卡莱尔不同，他对政治的内幕活动具有长期的直接经验，他说：“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倾听上帝在历史上走过的脚步声，并且当他在身旁经过时努力抓住他的上衣的后下摆，跟他一起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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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新月沃地失去它对欧洲的巨大的早期领先优势的情形。为什么中国也失去了这种领先优势呢?

中国的落后起初是令人谅讶的，因为中国拥有无可置疑的有利条件：
粮食生产的出现似乎同在新月沃地一样早；从华北到华南，从沿海地区到西藏高原的向山地区的生态多样性，产生了一批不同的作物、动物和技术；
幅员广阔，物产丰富，养活了这一地区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以及一个不像新月沃地那样干旱或生态脆弱的环境，
使中国在将近一万年之后仍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虽然它的环境问题日益增多，而且比欧洲西部严重。
这些有利条件和领先优势使得中世纪的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
中国一长串重大的技术第一包括铸铁、罗盘、火药、纸、印刷术以及前面提到过的其他许多发明。
它在政治权力、航海和海上管制方面也曾在世界上领先。
15世纪初，它派遣宝船队横渡印度洋，远达非洲东海岸，每支船队由几百艘长达400英尺的船只和总共2800人组成。
这些航行在时间上也比哥伦布率领3艘不起眼的小船渡过狭窄的大西洋到达美洲东海岸要早好几十年。
法斯科·达·伽马率领他的3艘不起眼的小船，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向东航行，使欧洲开始了对东亚的殖民。
为什么中国的船只没有在伽马之前绕过好望角向西航行并在欧洲殖民?为什么中国的船只没有横渡太平洋到美洲西海岸来殖民?
简而言之，为什么中国把自己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让给原先十分落后的欧洲呢?中国西洋舰队的结局给了我们一条线索。
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这些船队一共有7次从中国扬帆远航。

后来，由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一种局部的政治变化，船队出海远航的事被中止了：中国朝廷上的两派(太监和反对他们的人)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前一派支持派遣和指挥船队远航。

因此，当后一派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上风时，它停止派遣船队，最后还拆掉船坞并禁止远洋航运。

这一事件使我们想起了19世纪80年代伦敦的扼杀公共电灯照明的立法、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许多国家全都由于局部的政治争端而引发的许多倒退措施。

但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因为那整个地区在政治上是统一的。一个决定就使整个中国停止了船队的航行。那个一时的决定竟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已不再有任何船坞来造船以证明那个一时的决定的愚蠢，也不再有任何船坞可以用作重建新船坞的中心。现在来对比一下中国的这些事件和一些探险船队开始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远航时所发生的事情。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出生在意大利，后来转而为法国的昂儒公爵服务，又后来改事葡萄牙国王。哥伦布曾请求国王派船让他向西航行探险。他的请求被国王拒绝了，于是他就求助于梅迪纳—塞多尼亚公爵，也遭到了拒绝，接着他又求助于梅迪纳—塞利伯爵，依然遭到拒绝，最后他又求助于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他们拒绝了他的第一次请求，但后来在他再次提出请求时总算同意了。如果欧洲在这头3个统治者中任何一个的统治下统一起来，它对美洲的殖民也许一开始就失败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欧洲是分裂的，哥伦布才成功地第五次在几百个王公贵族中说服一个来赞助他的航海事业。

一旦西班牙这样开始了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其他的欧洲国家看到财富滚滚流人西班牙，立刻又有6个欧洲国家加入了对美洲殖民的行列。

对于欧洲的大炮、电灯照明、印刷术、小型火器和无数的其他发明，情况也是如此：每一项发明在欧洲的一些地方由于人们的习性起先或者被人忽视．或者遭人反对，但一旦某个地区采用了它，它最后总能传播到欧洲的其余地区。欧洲分裂所产生的这些结果与中国统一所产生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作出停止海外航行的决定外，中国的朝廷还作出停止其他一些活动的决定：放弃开发一种精巧的水力驱动的纺纱机，在14世纪从一场产业革命的边缘退了回来，在制造机械钟方面领先世界后又把它拆毁或几乎完全破坏了，以及在15世纪晚期以后不再发展机械装置和一般技术。统一的这些潜在的有害影响在现代中国又死灰复燃，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中的那种狂热，当时一个或几个领导入的决定就把全国的学校系统关闭了5年之久。中国的经常统一与欧洲的永久分裂都由来巳久。现代中国的最肥沃地区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并从那时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维持着这个局面。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就一直只有一种书写系统，长期以来只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语言，以及2000年来牢固的文化统一。





相比之下，欧洲与统一始终相隔十万八千里：14世纪时它仍然分裂成1000个独立的小国，公元1500年有小国500个，20世纪80年代减少到最低限度的25国，而现在就在我写这句话的时候又上升到将近40个国家。欧洲仍然有45种语言，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经过修改的字母表，而文化的差异甚至更大。欧洲内部的分歧今天在继续挫败甚至是想要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来实现欧洲统一的并不过分的企图，这就表明欧洲对分裂的根探蒂固的执着。因此，了解了中国把政治和技术的卓越地位让给欧洲这方面的真正问题，就是了解了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的问题o答案又一次用地图表示出来(见下图)。欧洲海岸线犬牙交措，它有5大半岛，每个半岛都近似孤悬海中的海岛，在所有这些半岛上形成了独立的语言、种族和政府；希腊、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丹麦和挪威/瑞典。中国的海岸线则平直很多，只有附近的朝鲜半岛才获得了作为单独岛屿的重要性。欧洲有两个岛(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它们的面积都相当大，足以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和保持自己的语言和种族特点，其中的一个岛(大不列额岛)因为面积大，离欧洲大陆又近，所以成了一个重要的欧洲独立强国。但即使是中国的两个最大的岛——台湾岛和海南岛，面积都不到爱尔兰岛的一半，这两个岛都不是重要独立的政体；而日本在地理上的孤立地位使它在现代以前一直处于与亚洲大陆的政治隔绝状态，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大不列颠与欧洲大陆的政治隔绝状态。欧洲被一些高山(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和挪威边界山脉)分割成一些独立的语言、种族和政治单位，而中国在西藏高原以东的山脉则不是那样难以克服的障碍。中国的中心地带从东到西被肥沃的冲积河谷中两条可通航的水系(长江和黄河)连接了起来，从南到北又由于这两大水系(最后有运河连接)之间比较方便的车船联运而成为一体。因此，中国很早就受到了地域广阔的两个高生产力核心地区的决定性影响，而这两个地区本来彼此只有微不足道的阻隔，后来竞合并为一个中心。欧洲的两条最大的河流——莱茵河与多瑙河则比较小，在欧洲流经的地方也少得多。与中国不同，欧洲有许多分散的小的核心地区，没有一个大到足以对其他核心地区产生长期的决定性影响，而每一个地区又都是历史上一些独立国家的中心。中国一旦于公元前221年最后获得统一，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独立国家有可能在中国出现并长期存在下去。虽然在公元前221年后有几个时期出现了分裂局面，但最后总是重新归于统一。但欧洲的统一就连查理曼、拿破仑和希特勒这些下定决心的征服者都无能为力；甚至罗马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所控制的地区也没有超过欧洲的一半。

　　因此，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和非常一般的内部障碍，使中国获得了一种初始的有利条件。华北、华南、沿海地区和内陆的不同作物、牲畜、技术和文化特点，为中国的最后统一作出了贡献。例如，黍的栽培、青铜技术和文字出现在华北．而水稻的栽培和铸铁技术则出现在华南。我用本书的很大篇幅着重讨论了在没有难以克服的障碍的情况下技术的传播问题。但中国在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最后却成了一个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相比之下，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政治上的统一，但还不足以使技术和思想的传播停止下来。欧洲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这些比较表明，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对技术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因此，从长远来看，在地理便利程度不太高也不太低而是中等适度的地区，技术可能发展得最快。中国、欧洲，可能还有印度次大陆的过去1000多年的技术发展过程便是例子，它分别表明了高、中、低3种不同程度的地理便利条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当然，还有一些因素也促成了欧亚大防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历史进程。例如，长期以来，新月沃地、中国和欧洲一直受到中亚草原上骑马的游牧民族野蛮入侵的威胁，但受到威胁的程度有所不同。这些游牧民族中有一支(蒙古人)终于破坏了伊朗和伊拉克的古代灌溉系统，但亚洲游牧民族中没有一支成功地在匈牙利平原以远的欧洲西部的森林地带站稳脚根。环境因索还包括：新月沃地的居间的地理位置，控制了把中国和印度与欧洲连接起来的贸易路线，以及中国距离欧亚大陆其他先进的文明国家路途远远，使中国实际上成为一个大陆内的一个巨大的孤岛。中国的相对孤立状态与它先是采用技术后来又排斥技术这种做法有着特别重要的关系，这使人想起了塔斯马尼亚岛和其他岛屿排斥技术的情形(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不过，这一简略的讨论至少可以表明，环境因素不但与历史的最广泛模式有关，而且也与较小规模和较短时期的历史模式有关。新月沃地和中国的历史还为现代世界留下了一个有益的教训：环境改变了，过去是第一并不能保证将来也是第一。人们甚至会怀疑，本书从头到尾所运用的地理学推论在现代世界上是否终于变得毫不相干，因为思想可以在因特网上立即向四处传播，而货物照例可以一下子从一个洲空运到另一个洲。看来，对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竞争己实行了一些全新的规则，结果，像朝鲜、马来西亚，尤其是日本这些新的力量出现了。

　　然而，仔细想来．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新规则不过是旧规则的改头换面而已。不错，l947年美国东部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晶体管，跃进8000英里到日本去开创了电子工业——但它却没有跃进得近一些到扎伊尔或巴拉圭去建立新的工业。一跃而成为新兴力量的国家，仍然是几千年前就已被吸收进旧有的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的最高权力中心的那些国家，要不就是由来自这些中心的民族重新殖民的那些国家。与扎伊尔或巴拉圭不同，日本和其他新兴力量之所以能够迅速利用晶体管，是因为它们的国民已在文字、金属机械和中央集权的政府方面有了悠久的历史。世界上两个最早的粮食生产中心——新月沃地和中国仍然支配着现代世界，或者是通过它们的一脉相承的国家(现代中国)，或者是通过位于很早就受到这两个中心影响的邻近地区内的一些国家(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和欧洲)，或者是通过由它们的海外移民重新殖民或统治的那些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澳大利亚土著和美洲印第安人支配世界的前景仍然显得黯淡无光。公元前8000年时的历史进程之手仍然在紧紧抓住我们。与回答耶利的问题有关的其他因素中，文化因素与个别民族的影响显得更加突出。先说文化因素。全世界人类文化的特点差异很大。有些文化差异无疑是环境差异的产物，我在本书中已经讨论过许多这方面的例子。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涉及与环境无关的当地文化因素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一种次要的文化因素可能由于当地一时的微不足道的原因而产生了，但一经产生就变得确然不移，从而使社会易于接受—些更重要的文化选择，就像把混沌理论运用于其他科学领城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文化过程属于历史的未知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往往会使历史变得不可预测。作为一个例子，我曾在第十三章提到标准打字机键盘问题。在许多参与竞争的键盘设计中，这种标准键盘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并开始被人采用，是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具体原因，如美国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打字机制造技术，打字机的促销手段，一个在辛辛那提创建速写和打字学院、名叫朗利的女士于1882年作出的一个决定，以及朗利女士的杰出的打字学生弗兰克·麦克格林所取得的胜利，因为他于1888年的一次广为宣传的打字比赛中彻底击败了朗利女士的使用非标准键盘打字机的参赛对手路易斯·陶布。那个决定可能有助于从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无数阶段的任何一个阶段上发明出来的另一种打字机键盘；而美国当时的环境也没有任何因素只有利于标准打字机键盘而不利于它的竞争对手。然而，决定一经作出，标推打字机键盘就获得了牢固的地位，以致在一个世纪后又在计算机键盘设计中得到采用。同样微不足道的一些具体原因，由于年深日久现在已不可追寻，但也许正是这些原因使苏美尔人采用了12进制运算系统而没有采用10进制运算系统(12进制运算系统产生了我们现代的60分钟一小时、24小时一天、12个月一年和圆周360度)，而中美洲普遍使用的运算系统则是20进制(产生了它的使用两个并行周期的历法，一个周期有20天，每天都有一个名称，一个周期是一年有365天)。关于打字机、时钟和历法设计的这些细节并没有妨碍采用它们的社会在竞争中取得成功。但我们很容易想象出它们可能会产生的妨碍。例如，如果美国的打字机标准键盘都没有被世界上其他地方所采用——臂如说，如果日本或欧洲采用了效率高很多的德伏夏克键盘——那么，这个在19世纪作出的微不足道的决定，对于20世纪美国技术的竞争地位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同样，对中国儿童的研究表明，如果教会他们用字母给汉语语音标音(称为拼音)，他们就能比学习有几千个符号的传统的中国文字更快地学会写字。有人说，传统的中国文字的出现是因为它们便于区别大量的意义不同但发育相同的汉语词(同音异义词)。果真如此，那么汉语中丰富的同音异义词可能对中国社会中识字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如认为中国环境中存在某种因素促使选择了一种同音异义词丰富的语言，似乎也未必如此。复杂的安第斯山文明没有能发明出文字，这是否可以用某种语言因素或文化因素来予以解释?否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印度的环境中是否存在某种因素，使它容易接受涉及社会经济地位的种姓制度，而不顾对印度技术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国的环境中是否存在某种因素，使它容易接受可能也对历史产生深期影响的儒家哲学和文化保守主义?为什么普度众生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欧洲人和西亚人中而不是在中国人中成为殖民和征服的动力?这些例子说明了涉及文化特质的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些文化特质与环境无关，而且在开始时也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但它们可能逐步形成有影响的历久不衰的文化特点。它们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集中注意力于那些在考虑了主要环境因素影响之后仍然令人费解的历史模式。

　　具有特质的个人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况?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例子是1944年6月20日行刺希特勒的图谋和同时在柏林举行起义的计划功败垂成。这两件事都是德国人策划的，们深信不可能打赢战争，于是就在德俄两国军队的东部战线仍然主要在俄国境内时，他们希望寻求和乎。希特勒被放在会议桌下的公文包里的一颗定时炸弹炸伤；如果公文包放得稍稍靠近希特勒的坐椅，他也许就被炸死了。如果希特勒真的被炸死，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当时结束了，那么现代的东欧地图和冷战进程可能就大为改观了。不大为人所知但甚至更加重大的事件是1930年夏天的一次交通事故。那是希特勒在德国夺权之前两年多发生的事。当时他坐在一辆轿车的“死亡座”上(前徘右边的乘客座位上)，他的车和一辆满载的有挂车的卡车相撞。幸亏卡车及时刹车．才没有碾过希特勒的座车把它压死。鉴于希特勒的精神机能障碍在决定纳粹的政策与成功方面所达到的程度，如果那个卡车司机晚一秒钟刹车，即使万一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情况大概也会十分不同。

　　我们还可以想出其他一些个人，他们的特质和希特勒的特质一样显然对历史产生了影响，他们是：亚历山大大帝、奥古斯都、佛陀、基督、列宁、马丁·路德、印加帝国皇帝帕查库蒂、穆罕默德、征服者威廉·和祖鲁国王沙卡，就举这么几个。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改变了事件的进程，而不“只”是恰巧最合适的人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最合适的地点?

　　一个极端是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观点：“世界的历史就是人[原文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另一个极端是普鲁士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的观点，他与卡莱尔不同，他对政治的内幕活动具有长期的直接经验，他说：“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倾听上帝在历史上走过的脚步声，并且当他在身旁经过时努力抓住他的上衣的后下摆，跟他一起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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