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新加坡与我国于1990/10/4建交以下为当年谈判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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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建交细说从头
李永乐
新加坡和中国建交10年，对我国前驻中国首席商务代表黄名光来说，有着特殊的感想与回忆。
黄名光于1988年4月，受我国政府委任，以首席商务代表身分驻北京。在任期间，与中国各层领导人接触，为正式建交工作准备和铺路。他也是当时新中建交谈判主角之一。建交后，他继续全面掌管新加坡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1991年6月1日卸任回国。
建交谈判主角之一的黄名光，对于整个谈判过程，包括其中的难度、如何打破障碍、双方派出哪些“精兵强将”、在哪儿谈、前后多少回合、耗时多久等等，都有亲身的体会及第一手资料。请他来细说从头，可说是恰当不过。
黄名光指出，在两国正式建交之前，新加坡政府曾于1971年10月25日发表文告，并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当时由阿尔巴尼亚提出的，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方案。后来，两国外长于1974年在纽约的一个工作晚餐上接触。1976年李光耀总理访华，两国高层领导人开始互访。
回顾新加坡的外交历史，自1965年独立以来，先后与别国建立外交关系，包括亚细安组织、英共和联邦、以及和美国、日本等国建交。至于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受到3个因素的影响。
名光解释说，首先是中国建国之初的30年，国际气候对于中国在政治思想和社会动态的尖锐状态，有着必然的不安和顾虑。其次，就在这个背景之下，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始终保持一定的外交距离。
新加坡在扩展外交上，必须以周边国家为首要的考虑因素。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不久，东南亚国家当中，印尼率先承认，不幸的是印尼在1965年发生流产政变，印尼国内部分领袖，把它归咎于左翼政党和思想的武力干预所致，并认为是外国势力的鼓动，因此决定与中国暂时断交。
由于这个原因，我国政府表明立场，与中国的正常关系虽很重要，但基于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考量，我国选择不先于东南亚国家之前与中国建交，而是等到印尼和中国复交之后。
虽然如此，新中两国却不能停留在没有直接来往的层面上，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两边的贸易和民间往来，一直呈现缓慢但稳健的发展势头，新加坡政府也在50年代开始，允许经贸界参加广州交易会，并让一些中国商品如食品、服装、中药品和日常用品进入我国和区域市场。
由于两国都积极要推进在事实上已经密切良好的关系，新加坡与中国于1979年12月签署了贸易条约。1980年6月签署双方互设商务代表处条约，促进商贸往来、投资与合作，代表处也同时具有处理外交、文化艺术，等于是一个“全方位”的代表处，并拥有外交豁免权，编制上也和大使馆相同，具备全面的外交功能。
1990年5月初，在断交23年后，印尼和中国领导人，借在东京出席一项国际会议之便，双方表达了努力恢复外交的意愿。当时，是由苏哈多总统和钱其琛外长见面。
过后，双方代表分别在第三国及两国首都，进行复交谈判，并达成共识。1990年7月1日，印尼外长阿拉达斯，成为23年来第一位官式访问中国的印尼领导人，同时两国也宣布复交的消息。
黄名光回忆说，“我代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驻华大使，一同前往迎接阿拉达斯外长。在机场贵宾厅内，阿拉达斯外长与大家交换礼节问候后，突然轻松地问我，“我来了，新加坡什么 时候建交？”我不得不微笑地回答：“是的，随后不久就会。”
90年7月及8月，新中两国高级官员，多次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进行建交谈判。整个过程共两轮，每一轮都历时4、5天。会议往往日以继夜，有时更是通宵达旦。
新方除了当时驻在北京的黄名光和他的一等秘书外，有以许通美巡回大使为首的5人特地到北京，包括两位我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国际法专家和国会翻译官。中方则以当时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中国外交部多位高级官员，国际法专家和台湾问题专家为代表。
谈判过程中，对于海峡两岸既存的，和将来可能的特殊格局等和其他良好关系，双方都有全面的共识。虽然有了共识，由于同时以中英语谈判，签约则依外交惯例，以英文签署，加上中文，故须有高度的清晰与准确度。几乎每个中文或英文字眼，标点等都细心探讨和斟酌，以期肯定语文意思清晰、准确，保证将来不会出现“各自解释”的局面。
提起谈判的高潮时，黄名光满怀心思地回忆。他记得最后一轮谈判，最后的一天，会议依旧从早上9时开始，除了午餐、晚餐休息一小时外，其余时间都坐在会议室里。马拉松式的开会，一直继续到凌晨约3时30分，双方一直无法解除胶着状态，当时大家都有些困倦不堪，于是决定暂停，喝杯咖啡休息一下，15分钟后复会。
就在这时，黄名光灵机一动，低声以英语对许通美说：“啊，我用日语对徐敦信个别说一说吧。”他站起来（用日语）对徐说：“双方能说出的，都说出了。能理解的，也理解了。双方的主导原则都互相贯彻。而且，万一有新局面出现，我们都同意坐下来友好商量解决。字眼，互相迁就一点不行么？”说完，他就握徐敦信的手，拍拍他的肩膀。徐敦信（也用日语）说：“我们都努力看看吧。”
喝过咖啡，双方回到桌上，徐敦信首先开口：“行了，我们可以签了！”于是，双方代表隔着桌子，微笑地紧紧握手。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这是新中两国同意建立外交关系的历史性的一刻。
也是在这个时候，黄名光立刻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钓鱼台国宾馆说明册的一页，让每一位在场的双方代表签名留念。黄名光说，他最珍惜所珍藏的这张宝贵历史证件。
随后，正式文件由双方外交部长在纽约签署。双方政府同时宣布建交公报。建交的时刻是两国标准时间1990年10月4日。
1990年10月3日午夜过后，进入4日那一秒起，双方的商务代表处即刻该称为各自的大使馆。
原来，徐敦信和夫人，早年都是在北京大学攻读过日文。徐敦信曾任驻日本的中国大使馆公使，后来成为外交部副部长。几年前，他也担任驻日本大使，两年前卸任回国。徐现任中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兼任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黄名光50年代后期留学日本，69年代表经济发展局长驻东京新加坡大使馆，负责新日两国投资来往；他也精通中、英、日文，并用三种语文写作和演讲。在中国任期内，黄徐两人时常交换意见。新中建交谈判，除了用中、英文推敲，最后 关键时刻，连日文也派上用场，可说是一桩轶事，值得补上一笔。
《联合早报》新中建交细说从头
李永乐
新加坡和中国建交10年，对我国前驻中国首席商务代表黄名光来说，有着特殊的感想与回忆。
黄名光于1988年4月，受我国政府委任，以首席商务代表身分驻北京。在任期间，与中国各层领导人接触，为正式建交工作准备和铺路。他也是当时新中建交谈判主角之一。建交后，他继续全面掌管新加坡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1991年6月1日卸任回国。
建交谈判主角之一的黄名光，对于整个谈判过程，包括其中的难度、如何打破障碍、双方派出哪些“精兵强将”、在哪儿谈、前后多少回合、耗时多久等等，都有亲身的体会及第一手资料。请他来细说从头，可说是恰当不过。
黄名光指出，在两国正式建交之前，新加坡政府曾于1971年10月25日发表文告，并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当时由阿尔巴尼亚提出的，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方案。后来，两国外长于1974年在纽约的一个工作晚餐上接触。1976年李光耀总理访华，两国高层领导人开始互访。
回顾新加坡的外交历史，自1965年独立以来，先后与别国建立外交关系，包括亚细安组织、英共和联邦、以及和美国、日本等国建交。至于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受到3个因素的影响。
名光解释说，首先是中国建国之初的30年，国际气候对于中国在政治思想和社会动态的尖锐状态，有着必然的不安和顾虑。其次，就在这个背景之下，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始终保持一定的外交距离。
新加坡在扩展外交上，必须以周边国家为首要的考虑因素。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不久，东南亚国家当中，印尼率先承认，不幸的是印尼在1965年发生流产政变，印尼国内部分领袖，把它归咎于左翼政党和思想的武力干预所致，并认为是外国势力的鼓动，因此决定与中国暂时断交。
由于这个原因，我国政府表明立场，与中国的正常关系虽很重要，但基于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考量，我国选择不先于东南亚国家之前与中国建交，而是等到印尼和中国复交之后。
虽然如此，新中两国却不能停留在没有直接来往的层面上，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两边的贸易和民间往来，一直呈现缓慢但稳健的发展势头，新加坡政府也在50年代开始，允许经贸界参加广州交易会，并让一些中国商品如食品、服装、中药品和日常用品进入我国和区域市场。
由于两国都积极要推进在事实上已经密切良好的关系，新加坡与中国于1979年12月签署了贸易条约。1980年6月签署双方互设商务代表处条约，促进商贸往来、投资与合作，代表处也同时具有处理外交、文化艺术，等于是一个“全方位”的代表处，并拥有外交豁免权，编制上也和大使馆相同，具备全面的外交功能。
1990年5月初，在断交23年后，印尼和中国领导人，借在东京出席一项国际会议之便，双方表达了努力恢复外交的意愿。当时，是由苏哈多总统和钱其琛外长见面。
过后，双方代表分别在第三国及两国首都，进行复交谈判，并达成共识。1990年7月1日，印尼外长阿拉达斯，成为23年来第一位官式访问中国的印尼领导人，同时两国也宣布复交的消息。
黄名光回忆说，“我代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驻华大使，一同前往迎接阿拉达斯外长。在机场贵宾厅内，阿拉达斯外长与大家交换礼节问候后，突然轻松地问我，“我来了，新加坡什么 时候建交？”我不得不微笑地回答：“是的，随后不久就会。”
90年7月及8月，新中两国高级官员，多次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进行建交谈判。整个过程共两轮，每一轮都历时4、5天。会议往往日以继夜，有时更是通宵达旦。
新方除了当时驻在北京的黄名光和他的一等秘书外，有以许通美巡回大使为首的5人特地到北京，包括两位我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国际法专家和国会翻译官。中方则以当时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中国外交部多位高级官员，国际法专家和台湾问题专家为代表。
谈判过程中，对于海峡两岸既存的，和将来可能的特殊格局等和其他良好关系，双方都有全面的共识。虽然有了共识，由于同时以中英语谈判，签约则依外交惯例，以英文签署，加上中文，故须有高度的清晰与准确度。几乎每个中文或英文字眼，标点等都细心探讨和斟酌，以期肯定语文意思清晰、准确，保证将来不会出现“各自解释”的局面。
提起谈判的高潮时，黄名光满怀心思地回忆。他记得最后一轮谈判，最后的一天，会议依旧从早上9时开始，除了午餐、晚餐休息一小时外，其余时间都坐在会议室里。马拉松式的开会，一直继续到凌晨约3时30分，双方一直无法解除胶着状态，当时大家都有些困倦不堪，于是决定暂停，喝杯咖啡休息一下，15分钟后复会。
就在这时，黄名光灵机一动，低声以英语对许通美说：“啊，我用日语对徐敦信个别说一说吧。”他站起来（用日语）对徐说：“双方能说出的，都说出了。能理解的，也理解了。双方的主导原则都互相贯彻。而且，万一有新局面出现，我们都同意坐下来友好商量解决。字眼，互相迁就一点不行么？”说完，他就握徐敦信的手，拍拍他的肩膀。徐敦信（也用日语）说：“我们都努力看看吧。”
喝过咖啡，双方回到桌上，徐敦信首先开口：“行了，我们可以签了！”于是，双方代表隔着桌子，微笑地紧紧握手。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这是新中两国同意建立外交关系的历史性的一刻。
也是在这个时候，黄名光立刻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钓鱼台国宾馆说明册的一页，让每一位在场的双方代表签名留念。黄名光说，他最珍惜所珍藏的这张宝贵历史证件。
随后，正式文件由双方外交部长在纽约签署。双方政府同时宣布建交公报。建交的时刻是两国标准时间1990年10月4日。
1990年10月3日午夜过后，进入4日那一秒起，双方的商务代表处即刻该称为各自的大使馆。
原来，徐敦信和夫人，早年都是在北京大学攻读过日文。徐敦信曾任驻日本的中国大使馆公使，后来成为外交部副部长。几年前，他也担任驻日本大使，两年前卸任回国。徐现任中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兼任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黄名光50年代后期留学日本，69年代表经济发展局长驻东京新加坡大使馆，负责新日两国投资来往；他也精通中、英、日文，并用三种语文写作和演讲。在中国任期内，黄徐两人时常交换意见。新中建交谈判，除了用中、英文推敲，最后 关键时刻，连日文也派上用场，可说是一桩轶事，值得补上一笔。
《联合早报》
李永乐
新加坡和中国建交10年，对我国前驻中国首席商务代表黄名光来说，有着特殊的感想与回忆。
黄名光于1988年4月，受我国政府委任，以首席商务代表身分驻北京。在任期间，与中国各层领导人接触，为正式建交工作准备和铺路。他也是当时新中建交谈判主角之一。建交后，他继续全面掌管新加坡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1991年6月1日卸任回国。
建交谈判主角之一的黄名光，对于整个谈判过程，包括其中的难度、如何打破障碍、双方派出哪些“精兵强将”、在哪儿谈、前后多少回合、耗时多久等等，都有亲身的体会及第一手资料。请他来细说从头，可说是恰当不过。
黄名光指出，在两国正式建交之前，新加坡政府曾于1971年10月25日发表文告，并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当时由阿尔巴尼亚提出的，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方案。后来，两国外长于1974年在纽约的一个工作晚餐上接触。1976年李光耀总理访华，两国高层领导人开始互访。
回顾新加坡的外交历史，自1965年独立以来，先后与别国建立外交关系，包括亚细安组织、英共和联邦、以及和美国、日本等国建交。至于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受到3个因素的影响。
名光解释说，首先是中国建国之初的30年，国际气候对于中国在政治思想和社会动态的尖锐状态，有着必然的不安和顾虑。其次，就在这个背景之下，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始终保持一定的外交距离。
新加坡在扩展外交上，必须以周边国家为首要的考虑因素。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不久，东南亚国家当中，印尼率先承认，不幸的是印尼在1965年发生流产政变，印尼国内部分领袖，把它归咎于左翼政党和思想的武力干预所致，并认为是外国势力的鼓动，因此决定与中国暂时断交。
由于这个原因，我国政府表明立场，与中国的正常关系虽很重要，但基于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考量，我国选择不先于东南亚国家之前与中国建交，而是等到印尼和中国复交之后。
虽然如此，新中两国却不能停留在没有直接来往的层面上，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两边的贸易和民间往来，一直呈现缓慢但稳健的发展势头，新加坡政府也在50年代开始，允许经贸界参加广州交易会，并让一些中国商品如食品、服装、中药品和日常用品进入我国和区域市场。
由于两国都积极要推进在事实上已经密切良好的关系，新加坡与中国于1979年12月签署了贸易条约。1980年6月签署双方互设商务代表处条约，促进商贸往来、投资与合作，代表处也同时具有处理外交、文化艺术，等于是一个“全方位”的代表处，并拥有外交豁免权，编制上也和大使馆相同，具备全面的外交功能。
1990年5月初，在断交23年后，印尼和中国领导人，借在东京出席一项国际会议之便，双方表达了努力恢复外交的意愿。当时，是由苏哈多总统和钱其琛外长见面。
过后，双方代表分别在第三国及两国首都，进行复交谈判，并达成共识。1990年7月1日，印尼外长阿拉达斯，成为23年来第一位官式访问中国的印尼领导人，同时两国也宣布复交的消息。
黄名光回忆说，“我代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驻华大使，一同前往迎接阿拉达斯外长。在机场贵宾厅内，阿拉达斯外长与大家交换礼节问候后，突然轻松地问我，“我来了，新加坡什么 时候建交？”我不得不微笑地回答：“是的，随后不久就会。”
90年7月及8月，新中两国高级官员，多次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进行建交谈判。整个过程共两轮，每一轮都历时4、5天。会议往往日以继夜，有时更是通宵达旦。
新方除了当时驻在北京的黄名光和他的一等秘书外，有以许通美巡回大使为首的5人特地到北京，包括两位我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国际法专家和国会翻译官。中方则以当时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中国外交部多位高级官员，国际法专家和台湾问题专家为代表。
谈判过程中，对于海峡两岸既存的，和将来可能的特殊格局等和其他良好关系，双方都有全面的共识。虽然有了共识，由于同时以中英语谈判，签约则依外交惯例，以英文签署，加上中文，故须有高度的清晰与准确度。几乎每个中文或英文字眼，标点等都细心探讨和斟酌，以期肯定语文意思清晰、准确，保证将来不会出现“各自解释”的局面。
提起谈判的高潮时，黄名光满怀心思地回忆。他记得最后一轮谈判，最后的一天，会议依旧从早上9时开始，除了午餐、晚餐休息一小时外，其余时间都坐在会议室里。马拉松式的开会，一直继续到凌晨约3时30分，双方一直无法解除胶着状态，当时大家都有些困倦不堪，于是决定暂停，喝杯咖啡休息一下，15分钟后复会。
就在这时，黄名光灵机一动，低声以英语对许通美说：“啊，我用日语对徐敦信个别说一说吧。”他站起来（用日语）对徐说：“双方能说出的，都说出了。能理解的，也理解了。双方的主导原则都互相贯彻。而且，万一有新局面出现，我们都同意坐下来友好商量解决。字眼，互相迁就一点不行么？”说完，他就握徐敦信的手，拍拍他的肩膀。徐敦信（也用日语）说：“我们都努力看看吧。”
喝过咖啡，双方回到桌上，徐敦信首先开口：“行了，我们可以签了！”于是，双方代表隔着桌子，微笑地紧紧握手。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这是新中两国同意建立外交关系的历史性的一刻。
也是在这个时候，黄名光立刻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钓鱼台国宾馆说明册的一页，让每一位在场的双方代表签名留念。黄名光说，他最珍惜所珍藏的这张宝贵历史证件。
随后，正式文件由双方外交部长在纽约签署。双方政府同时宣布建交公报。建交的时刻是两国标准时间1990年10月4日。
1990年10月3日午夜过后，进入4日那一秒起，双方的商务代表处即刻该称为各自的大使馆。
原来，徐敦信和夫人，早年都是在北京大学攻读过日文。徐敦信曾任驻日本的中国大使馆公使，后来成为外交部副部长。几年前，他也担任驻日本大使，两年前卸任回国。徐现任中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兼任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黄名光50年代后期留学日本，69年代表经济发展局长驻东京新加坡大使馆，负责新日两国投资来往；他也精通中、英、日文，并用三种语文写作和演讲。在中国任期内，黄徐两人时常交换意见。新中建交谈判，除了用中、英文推敲，最后 关键时刻，连日文也派上用场，可说是一桩轶事，值得补上一笔。
《联合早报》新中建交细说从头
李永乐
新加坡和中国建交10年，对我国前驻中国首席商务代表黄名光来说，有着特殊的感想与回忆。
黄名光于1988年4月，受我国政府委任，以首席商务代表身分驻北京。在任期间，与中国各层领导人接触，为正式建交工作准备和铺路。他也是当时新中建交谈判主角之一。建交后，他继续全面掌管新加坡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1991年6月1日卸任回国。
建交谈判主角之一的黄名光，对于整个谈判过程，包括其中的难度、如何打破障碍、双方派出哪些“精兵强将”、在哪儿谈、前后多少回合、耗时多久等等，都有亲身的体会及第一手资料。请他来细说从头，可说是恰当不过。
黄名光指出，在两国正式建交之前，新加坡政府曾于1971年10月25日发表文告，并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当时由阿尔巴尼亚提出的，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方案。后来，两国外长于1974年在纽约的一个工作晚餐上接触。1976年李光耀总理访华，两国高层领导人开始互访。
回顾新加坡的外交历史，自1965年独立以来，先后与别国建立外交关系，包括亚细安组织、英共和联邦、以及和美国、日本等国建交。至于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受到3个因素的影响。
名光解释说，首先是中国建国之初的30年，国际气候对于中国在政治思想和社会动态的尖锐状态，有着必然的不安和顾虑。其次，就在这个背景之下，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始终保持一定的外交距离。
新加坡在扩展外交上，必须以周边国家为首要的考虑因素。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不久，东南亚国家当中，印尼率先承认，不幸的是印尼在1965年发生流产政变，印尼国内部分领袖，把它归咎于左翼政党和思想的武力干预所致，并认为是外国势力的鼓动，因此决定与中国暂时断交。
由于这个原因，我国政府表明立场，与中国的正常关系虽很重要，但基于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考量，我国选择不先于东南亚国家之前与中国建交，而是等到印尼和中国复交之后。
虽然如此，新中两国却不能停留在没有直接来往的层面上，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两边的贸易和民间往来，一直呈现缓慢但稳健的发展势头，新加坡政府也在50年代开始，允许经贸界参加广州交易会，并让一些中国商品如食品、服装、中药品和日常用品进入我国和区域市场。
由于两国都积极要推进在事实上已经密切良好的关系，新加坡与中国于1979年12月签署了贸易条约。1980年6月签署双方互设商务代表处条约，促进商贸往来、投资与合作，代表处也同时具有处理外交、文化艺术，等于是一个“全方位”的代表处，并拥有外交豁免权，编制上也和大使馆相同，具备全面的外交功能。
1990年5月初，在断交23年后，印尼和中国领导人，借在东京出席一项国际会议之便，双方表达了努力恢复外交的意愿。当时，是由苏哈多总统和钱其琛外长见面。
过后，双方代表分别在第三国及两国首都，进行复交谈判，并达成共识。1990年7月1日，印尼外长阿拉达斯，成为23年来第一位官式访问中国的印尼领导人，同时两国也宣布复交的消息。
黄名光回忆说，“我代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驻华大使，一同前往迎接阿拉达斯外长。在机场贵宾厅内，阿拉达斯外长与大家交换礼节问候后，突然轻松地问我，“我来了，新加坡什么 时候建交？”我不得不微笑地回答：“是的，随后不久就会。”
90年7月及8月，新中两国高级官员，多次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进行建交谈判。整个过程共两轮，每一轮都历时4、5天。会议往往日以继夜，有时更是通宵达旦。
新方除了当时驻在北京的黄名光和他的一等秘书外，有以许通美巡回大使为首的5人特地到北京，包括两位我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国际法专家和国会翻译官。中方则以当时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中国外交部多位高级官员，国际法专家和台湾问题专家为代表。
谈判过程中，对于海峡两岸既存的，和将来可能的特殊格局等和其他良好关系，双方都有全面的共识。虽然有了共识，由于同时以中英语谈判，签约则依外交惯例，以英文签署，加上中文，故须有高度的清晰与准确度。几乎每个中文或英文字眼，标点等都细心探讨和斟酌，以期肯定语文意思清晰、准确，保证将来不会出现“各自解释”的局面。
提起谈判的高潮时，黄名光满怀心思地回忆。他记得最后一轮谈判，最后的一天，会议依旧从早上9时开始，除了午餐、晚餐休息一小时外，其余时间都坐在会议室里。马拉松式的开会，一直继续到凌晨约3时30分，双方一直无法解除胶着状态，当时大家都有些困倦不堪，于是决定暂停，喝杯咖啡休息一下，15分钟后复会。
就在这时，黄名光灵机一动，低声以英语对许通美说：“啊，我用日语对徐敦信个别说一说吧。”他站起来（用日语）对徐说：“双方能说出的，都说出了。能理解的，也理解了。双方的主导原则都互相贯彻。而且，万一有新局面出现，我们都同意坐下来友好商量解决。字眼，互相迁就一点不行么？”说完，他就握徐敦信的手，拍拍他的肩膀。徐敦信（也用日语）说：“我们都努力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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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个时候，黄名光立刻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钓鱼台国宾馆说明册的一页，让每一位在场的双方代表签名留念。黄名光说，他最珍惜所珍藏的这张宝贵历史证件。
随后，正式文件由双方外交部长在纽约签署。双方政府同时宣布建交公报。建交的时刻是两国标准时间1990年10月4日。
1990年10月3日午夜过后，进入4日那一秒起，双方的商务代表处即刻该称为各自的大使馆。
原来，徐敦信和夫人，早年都是在北京大学攻读过日文。徐敦信曾任驻日本的中国大使馆公使，后来成为外交部副部长。几年前，他也担任驻日本大使，两年前卸任回国。徐现任中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兼任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黄名光50年代后期留学日本，69年代表经济发展局长驻东京新加坡大使馆，负责新日两国投资来往；他也精通中、英、日文，并用三种语文写作和演讲。在中国任期内，黄徐两人时常交换意见。新中建交谈判，除了用中、英文推敲，最后 关键时刻，连日文也派上用场，可说是一桩轶事，值得补上一笔。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