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与布尔什维克支援中国抗战，美国支援日本侵华

纳粹与布尔什维克支援中国抗战，美国支援日本侵华
摘自《世界金融五百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7月
在纳粹德国早期重整军备的易货贸易中，中国占有显著的位置。中德贸易主要是由德国来华军事顾问牵线搭桥逐渐完成的。早在一战之前甚至在俾斯麦时代，德国便是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船舶以及各种军火的头号国家。仅1911-1913年，来自德国的军火已超过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60.8%。一战之后，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陆军最多只能拥有10万人，大量职业军人被迫退伍，成为各国争相聘用的军事顾问。尽管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人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但在德国政府暗中支持下，仍有大量德国军官来到中国，仅1927年12月至1932年8月，先后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者就达94人之众。还有大量军火输入到中国，1924-1928年，从德国输入的军火占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41.87%。
希特勒曾说过：“中国人并不能等同于靼鞑人和匈奴人，他们是特殊的人种，是有一些文明的人种。”他上台后，中德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不仅向中国提供德式装备，还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在抗战早期，中国政府唯一依靠的外国力量只有德国。德国军事顾问帮助整训中国军队。至1937年7月，国民党中央军整训35个师，东北军整训了10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26个师、9个独立旅也进行了整训。在蒋介石中央军中有30个师接受了系统的德式军事训练，装备了大量德式装备，为抗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抗战全面爆发后，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了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为中国军队出谋划策。日本极为不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军事顾问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协助中国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日本军官们对德国的情感……德国的行为极大的危害了德日合作的政策。”
德国军事顾问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大量建议并参加相关计划的制订及实施。他们指出：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中国政府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发展起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工业。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又帮助国民政府制订了的《中国工业计划》，该计划的实际执行因战争干扰而终止，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台湾全面实施了该计划。
在德国人的技术指导与援助下，湖南的炼钢厂、炼铜厂、机器厂、炼铅厂、氮气厂、炼锌厂和煤矿开办了，江西的煤矿、炼钨厂开办了，四川的炼油厂、酒精厂开办了，陕西的炼油厂开办了，河南的煤矿开办了，湖北的电线厂、电泡及真空管厂、电池厂和电信厂开办了，汉阳兵工厂仿制德国毛瑟枪生产出闻名遐迩的中正式步枪，南京兵工厂生产出马克沁机枪，巩县兵工厂生产出迫击炮与防毒面具，南京军用光学设备制造厂在德国蔡司光学仪器公司的帮助下生产出军用光学设备，德国人一手包办的湖南株洲新经济区生产出各种类型的大炮和炮弹。这些武器质量较好，其中一些的质量都赶上了西方同类产品。此外，在德国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帮助下，中国军工科研方兴未艾，陆续诞生了各种军工研究所，开启了中国近代军工科研之路。德国人的帮助，效果非常明显。1935年，国民党军队步枪所用弹药有半数需进口，到1937年时，轻武器及弹药已基本能够自给自足。
当然帮助不是无偿的。1937年希特勒会见时任中国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时说：“德国是一个工业国家，中国则富有矿物和农产品，两国间自然要进行易货往来，德国在远东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的要求，只想发展贸易。”德国重整军备需购买大量原料，与中国发展易货贸易可以获取器所需的战略原料，尤其是钨和锑。当时，中国钨产量占世界总产量之37.6%，德国每年钨进口量的60-90%都来自中国。德国人愿意以军火同中国换取钨砂来节省大笔的外汇。而金融大亨与工业巨头则可以扩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
1934年8月，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德国人汉斯•克兰秘密签订了一份《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根据合同，中国先向德国贷款购买军火物资及军工装备，再以农矿产品进行偿还。蒋介石认为，“此次中德合作成功不仅予我国防有极大之助力，且将来我民族复兴赖此更巨。”
1936年4月，中德签署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马克的优惠贷款。合同签订后，希特勒对蒋介石说：“中德两国之货物互换实给予两国经济进展以莫大裨益，获蒙钧座异数关垂，谨为申谢”，并赠德国国防军之荣誉宝刀一柄，表示“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蒋介石亦赞扬希特勒“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主持，合同现在签字，使国交益敦亲睦，建设得有基础，尤为欣慰，特致谢忱。”
到1937年，中国政府从德国购买的军用物资占到全部进口商品的83%。为了对日作战，中国从德国所购的军火种类繁多，飞机、潜艇、防空炮、野战炮、坦克车几乎无所不包。自1934年8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中方向德方订货总值在4亿马克以上，在抗日初期，至少有1.44亿马克、约合5816万美元的德国军火运抵中国。这些装备加强了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能力。而德国则从中国源源不断地得到钨、锑、铬等稀有金属以及桐油、生丝和大豆等德国急需的农产品。仅1938年时，中国钨砂出口79%输往德国。
后来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组成轴心国，尽管德国声明停止向中国输出军火，但一直到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广州切断香港援华路线为止，平均每月有3.6万吨的军火经香港流向中国大陆。而中国直到1940年都仍是德国钨矿最大的供应国。
1938年，德国承认伪满洲国后，中德合作逐渐结束。苏联继纳粹德国之后给予中国大量援助，以牵制日本，防止陷入德日两线作战之中。1937年8月，中苏两国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签订了中国从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此后，苏联于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自1937年11月开始，苏联政府陆续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来华。仅武汉抗战期间，援华苏联顾问就达近4000人。参与援华的军事顾问中，包括著名的朱可夫元帅。
中苏贷款共计1.7亿美元，中国偿还贷款本息总计2.02亿美元。苏联对华贷款利息率较低，为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援华贷款的利息率高达6.5%。孙中山之子孙科曾说过：“在国际价格上，这实际是4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价格折算美元仅3万元，装备每一个中国师仅合中国货币150万元。”通过贷款，中国获得了大批性能优良的苏制武器。苏制坦克装备了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苏联队中国的援助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才宣告结束。
与苏德不同的是，英法两国却对中国百般刁难。中国外交家杨杰曾说过：“孔祥熙在欧接洽之飞机，英方仅有二十余架，法方四十四架（计三种），并付现款，其价格较予在苏方接洽高一倍。”难怪连宋美龄都叹曰：“中国抗战3年来得自苏联之物资援助，实较自英美方面获得之总和多至数倍之多。”
美国不仅没有援助中国，反而成为日本侵华的帮凶。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美国只是在口头指责下日本以掩人耳目，但却与日本密商谅解。胡佛总统宣称：“日本方面也有些道理。我们与它的友谊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我们应该友好地考虑日本的处境……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同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日本三井集团以90多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杜邦公司氨炸药的配方。美国还把价值14万美元的枪炮弹药，600万美元的军工设备，7000万美元的钢铁，1600多万美元的石油卖给日本。从1931年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美国对日贸易额从1932年的6400万美元上升到1937年的6.3亿美元，5年间增长近10倍。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美国的对日贸易，尤其是对日战略原料的输出仍不断增加。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元，其中军用物资占7.039亿美元。美国金融家与企业供给日本大批军火物资，用来屠杀中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访美演讲时说过：“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
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摩根财团便向日本提供大量资金。对于华尔街来说，日本人比中国人受欢迎，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是一个虚伪、狡诈的民族。九一八事变后，在摩根财团掌门人拉蒙特的操纵下，《纽约时报》刊文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比喻成美国占领巴拿马运河，故意为日本人的残暴与侵略涂脂抹粉，误导大众继续信任日本，他们自己则通过贷款为日本的侵华事业添砖加瓦。
美国宣称严守中立，禁止用美国船只装载武器和军用装备出口。其实这是偏袒日本的政策。日本船自然畅通无阻。但掌握了制海权的日本海军严密却封锁中国沿海，即使中国买到了美国的武器装备，也不敢用中国船只运输，只能租用日本不敢检查的美国船只。而美国禁止租用美国船运输美制武器的政策，使中国无法使用美国船只。结果，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货物从1937年上半年的1.15亿美元下降到下半年的0.73亿美元，以后几年更是每况愈下。
由于日本冶金工业较为落后，工业母机生产非常原始，而一切制造业都有赖于工业母机的生产。所谓工业母机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如车床、刨床、铣床、钻床、磨床、镗床等。工业母机的水平决定了一国制造业的水平。日本主要从美国进口所需的高级工作母机和精密仪器。日本侵华后，美国大量投资于日本军事工业，帮助日本建立起现代化的军事工业。美国福特公司提供日本现代化冶金技术，洛克菲勒财团帮助日本建立新式电气工业，梅隆财团帮助日本飞机制造业的现代化。到1938年日本全面侵华后，美国仍给日本1.25亿美元的贷款来购买美国的工业母机等战略物资，加强了日本制造侵华军火的力量。
1938年7日1日，美国国务院通知美国飞机公司说，美国政府不同意把飞机和飞机零件出售给正在进行狂轰滥炸的国家。而1937年，美国出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为248.4万美元，到了1938年，美国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却增加到1745.4万美元。
日本从美国输入的军需物资占输入全部军需物资的比例是:废钢铁90%，铅45%，铜90%，石油和石油制品65%，发展飞机和坦克工业所需的机床占70%。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坦率地指出：“日本的侵略得到我国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
1940年7月，罗斯福政府对供应日本的石油和废铁实行许可证制度，但却毫无作用。1940年8月间，有30多万吨的生铁、废铁等物资输往日本，这个数目约与1940年前半年所供应的数目相等。1941年头3个月，美国卖给日本的飞机汽油比1940年同一时期要多131%。美国金融家与工业家仍继续大力帮助日本大财团建立新的军事工业部门。例如它们供给鲇川康采恩控制下的日满钢铁株式会社以设备，帮助这家康采恩在库页岛上使用电力新法开采石油，帮助中岛飞机制造厂的改建，协助三菱的制铝和造船事业。
日本经济极为依赖美国，如果美国要帮助中国抗战，只要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即可。但实际上，美国一直扶植日本，希望日本北攻苏联，而美国金融家与企业则唯利是图，用中国人的血肉换取自己的金钱。直到珍珠港偷袭的前几天，贪得无厌的美国人还与日本签订了美日友好条约，目的是继续从日本侵华战争中赚取暴利。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希望通过日本驱逐英法在亚洲的势力，有意让中日两国通过持久的消耗战损耗实力。1941年，美国远东政治事务顾问斯坦利•亨贝克在给美国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写到，日本随着东南亚战事的进展，将加紧对中国施加压力，迫其媾和，如果日本得逞，美国将受损，因此要让中国尽可能牵制日本，但也不能支援到让中国迅速战胜日本。美国的利益在于让中日两国纠缠不休，因此中日任何一方迅速获胜或失败都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坐山观虎斗，自己却兼收道义与利益上的双丰收，美国人的手段真是够老辣的。
纳粹与布尔什维克支援中国抗战，美国支援日本侵华
摘自《世界金融五百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7月
在纳粹德国早期重整军备的易货贸易中，中国占有显著的位置。中德贸易主要是由德国来华军事顾问牵线搭桥逐渐完成的。早在一战之前甚至在俾斯麦时代，德国便是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船舶以及各种军火的头号国家。仅1911-1913年，来自德国的军火已超过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60.8%。一战之后，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陆军最多只能拥有10万人，大量职业军人被迫退伍，成为各国争相聘用的军事顾问。尽管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人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但在德国政府暗中支持下，仍有大量德国军官来到中国，仅1927年12月至1932年8月，先后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者就达94人之众。还有大量军火输入到中国，1924-1928年，从德国输入的军火占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41.87%。
希特勒曾说过：“中国人并不能等同于靼鞑人和匈奴人，他们是特殊的人种，是有一些文明的人种。”他上台后，中德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不仅向中国提供德式装备，还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在抗战早期，中国政府唯一依靠的外国力量只有德国。德国军事顾问帮助整训中国军队。至1937年7月，国民党中央军整训35个师，东北军整训了10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26个师、9个独立旅也进行了整训。在蒋介石中央军中有30个师接受了系统的德式军事训练，装备了大量德式装备，为抗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抗战全面爆发后，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了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为中国军队出谋划策。日本极为不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军事顾问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协助中国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日本军官们对德国的情感……德国的行为极大的危害了德日合作的政策。”
德国军事顾问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大量建议并参加相关计划的制订及实施。他们指出：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中国政府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发展起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工业。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又帮助国民政府制订了的《中国工业计划》，该计划的实际执行因战争干扰而终止，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台湾全面实施了该计划。
在德国人的技术指导与援助下，湖南的炼钢厂、炼铜厂、机器厂、炼铅厂、氮气厂、炼锌厂和煤矿开办了，江西的煤矿、炼钨厂开办了，四川的炼油厂、酒精厂开办了，陕西的炼油厂开办了，河南的煤矿开办了，湖北的电线厂、电泡及真空管厂、电池厂和电信厂开办了，汉阳兵工厂仿制德国毛瑟枪生产出闻名遐迩的中正式步枪，南京兵工厂生产出马克沁机枪，巩县兵工厂生产出迫击炮与防毒面具，南京军用光学设备制造厂在德国蔡司光学仪器公司的帮助下生产出军用光学设备，德国人一手包办的湖南株洲新经济区生产出各种类型的大炮和炮弹。这些武器质量较好，其中一些的质量都赶上了西方同类产品。此外，在德国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帮助下，中国军工科研方兴未艾，陆续诞生了各种军工研究所，开启了中国近代军工科研之路。德国人的帮助，效果非常明显。1935年，国民党军队步枪所用弹药有半数需进口，到1937年时，轻武器及弹药已基本能够自给自足。
当然帮助不是无偿的。1937年希特勒会见时任中国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时说：“德国是一个工业国家，中国则富有矿物和农产品，两国间自然要进行易货往来，德国在远东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的要求，只想发展贸易。”德国重整军备需购买大量原料，与中国发展易货贸易可以获取器所需的战略原料，尤其是钨和锑。当时，中国钨产量占世界总产量之37.6%，德国每年钨进口量的60-90%都来自中国。德国人愿意以军火同中国换取钨砂来节省大笔的外汇。而金融大亨与工业巨头则可以扩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
1934年8月，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德国人汉斯•克兰秘密签订了一份《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根据合同，中国先向德国贷款购买军火物资及军工装备，再以农矿产品进行偿还。蒋介石认为，“此次中德合作成功不仅予我国防有极大之助力，且将来我民族复兴赖此更巨。”
1936年4月，中德签署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马克的优惠贷款。合同签订后，希特勒对蒋介石说：“中德两国之货物互换实给予两国经济进展以莫大裨益，获蒙钧座异数关垂，谨为申谢”，并赠德国国防军之荣誉宝刀一柄，表示“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蒋介石亦赞扬希特勒“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主持，合同现在签字，使国交益敦亲睦，建设得有基础，尤为欣慰，特致谢忱。”
到1937年，中国政府从德国购买的军用物资占到全部进口商品的83%。为了对日作战，中国从德国所购的军火种类繁多，飞机、潜艇、防空炮、野战炮、坦克车几乎无所不包。自1934年8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中方向德方订货总值在4亿马克以上，在抗日初期，至少有1.44亿马克、约合5816万美元的德国军火运抵中国。这些装备加强了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能力。而德国则从中国源源不断地得到钨、锑、铬等稀有金属以及桐油、生丝和大豆等德国急需的农产品。仅1938年时，中国钨砂出口79%输往德国。
后来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组成轴心国，尽管德国声明停止向中国输出军火，但一直到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广州切断香港援华路线为止，平均每月有3.6万吨的军火经香港流向中国大陆。而中国直到1940年都仍是德国钨矿最大的供应国。
1938年，德国承认伪满洲国后，中德合作逐渐结束。苏联继纳粹德国之后给予中国大量援助，以牵制日本，防止陷入德日两线作战之中。1937年8月，中苏两国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签订了中国从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此后，苏联于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自1937年11月开始，苏联政府陆续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来华。仅武汉抗战期间，援华苏联顾问就达近4000人。参与援华的军事顾问中，包括著名的朱可夫元帅。
中苏贷款共计1.7亿美元，中国偿还贷款本息总计2.02亿美元。苏联对华贷款利息率较低，为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援华贷款的利息率高达6.5%。孙中山之子孙科曾说过：“在国际价格上，这实际是4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价格折算美元仅3万元，装备每一个中国师仅合中国货币150万元。”通过贷款，中国获得了大批性能优良的苏制武器。苏制坦克装备了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苏联队中国的援助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才宣告结束。
与苏德不同的是，英法两国却对中国百般刁难。中国外交家杨杰曾说过：“孔祥熙在欧接洽之飞机，英方仅有二十余架，法方四十四架（计三种），并付现款，其价格较予在苏方接洽高一倍。”难怪连宋美龄都叹曰：“中国抗战3年来得自苏联之物资援助，实较自英美方面获得之总和多至数倍之多。”
美国不仅没有援助中国，反而成为日本侵华的帮凶。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美国只是在口头指责下日本以掩人耳目，但却与日本密商谅解。胡佛总统宣称：“日本方面也有些道理。我们与它的友谊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我们应该友好地考虑日本的处境……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同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日本三井集团以90多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杜邦公司氨炸药的配方。美国还把价值14万美元的枪炮弹药，600万美元的军工设备，7000万美元的钢铁，1600多万美元的石油卖给日本。从1931年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美国对日贸易额从1932年的6400万美元上升到1937年的6.3亿美元，5年间增长近10倍。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美国的对日贸易，尤其是对日战略原料的输出仍不断增加。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元，其中军用物资占7.039亿美元。美国金融家与企业供给日本大批军火物资，用来屠杀中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访美演讲时说过：“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
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摩根财团便向日本提供大量资金。对于华尔街来说，日本人比中国人受欢迎，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是一个虚伪、狡诈的民族。九一八事变后，在摩根财团掌门人拉蒙特的操纵下，《纽约时报》刊文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比喻成美国占领巴拿马运河，故意为日本人的残暴与侵略涂脂抹粉，误导大众继续信任日本，他们自己则通过贷款为日本的侵华事业添砖加瓦。
美国宣称严守中立，禁止用美国船只装载武器和军用装备出口。其实这是偏袒日本的政策。日本船自然畅通无阻。但掌握了制海权的日本海军严密却封锁中国沿海，即使中国买到了美国的武器装备，也不敢用中国船只运输，只能租用日本不敢检查的美国船只。而美国禁止租用美国船运输美制武器的政策，使中国无法使用美国船只。结果，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货物从1937年上半年的1.15亿美元下降到下半年的0.73亿美元，以后几年更是每况愈下。
由于日本冶金工业较为落后，工业母机生产非常原始，而一切制造业都有赖于工业母机的生产。所谓工业母机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如车床、刨床、铣床、钻床、磨床、镗床等。工业母机的水平决定了一国制造业的水平。日本主要从美国进口所需的高级工作母机和精密仪器。日本侵华后，美国大量投资于日本军事工业，帮助日本建立起现代化的军事工业。美国福特公司提供日本现代化冶金技术，洛克菲勒财团帮助日本建立新式电气工业，梅隆财团帮助日本飞机制造业的现代化。到1938年日本全面侵华后，美国仍给日本1.25亿美元的贷款来购买美国的工业母机等战略物资，加强了日本制造侵华军火的力量。
1938年7日1日，美国国务院通知美国飞机公司说，美国政府不同意把飞机和飞机零件出售给正在进行狂轰滥炸的国家。而1937年，美国出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为248.4万美元，到了1938年，美国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却增加到1745.4万美元。
日本从美国输入的军需物资占输入全部军需物资的比例是:废钢铁90%，铅45%，铜90%，石油和石油制品65%，发展飞机和坦克工业所需的机床占70%。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坦率地指出：“日本的侵略得到我国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
1940年7月，罗斯福政府对供应日本的石油和废铁实行许可证制度，但却毫无作用。1940年8月间，有30多万吨的生铁、废铁等物资输往日本，这个数目约与1940年前半年所供应的数目相等。1941年头3个月，美国卖给日本的飞机汽油比1940年同一时期要多131%。美国金融家与工业家仍继续大力帮助日本大财团建立新的军事工业部门。例如它们供给鲇川康采恩控制下的日满钢铁株式会社以设备，帮助这家康采恩在库页岛上使用电力新法开采石油，帮助中岛飞机制造厂的改建，协助三菱的制铝和造船事业。
日本经济极为依赖美国，如果美国要帮助中国抗战，只要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即可。但实际上，美国一直扶植日本，希望日本北攻苏联，而美国金融家与企业则唯利是图，用中国人的血肉换取自己的金钱。直到珍珠港偷袭的前几天，贪得无厌的美国人还与日本签订了美日友好条约，目的是继续从日本侵华战争中赚取暴利。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希望通过日本驱逐英法在亚洲的势力，有意让中日两国通过持久的消耗战损耗实力。1941年，美国远东政治事务顾问斯坦利•亨贝克在给美国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写到，日本随着东南亚战事的进展，将加紧对中国施加压力，迫其媾和，如果日本得逞，美国将受损，因此要让中国尽可能牵制日本，但也不能支援到让中国迅速战胜日本。美国的利益在于让中日两国纠缠不休，因此中日任何一方迅速获胜或失败都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坐山观虎斗，自己却兼收道义与利益上的双丰收，美国人的手段真是够老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