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行动派陈独秀并未参加五四运动的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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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 正文2011年06月23日 21:27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杨超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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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未直接参加五四运动的筹备工作

在《建党伟业》中,1919年5月2日,陈独秀与李大钊正吃火锅,商量如果巴黎和会失败会怎样,到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对学生发表演说,接着五四运动即告爆发。

事实上,1919年5月4日当日,陈独秀有何具体活动已经无法考证,说他给学生开会,其实是不符合历史的。虽然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深受陈独秀影响,但5月3日晚上,学生开会陈独秀肯定是没有出现的。

5月3日晚,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开会商议行游事宜,段锡朋以北京大学学生会和北京市学联主席的身份主持了这次预备会议,参照当时参加者回忆,并不能发现陈独秀在场的证据。

5月4日当天的行游总指挥是傅斯年,行游散发的传单是有罗家伦起草的,陈独秀并没有直接参与五四运动。但五四运动兴起后,陈独秀确实起到了作用。获悉五四行游后,陈独秀即发表文章表示支持,随后的一个月内,陈独秀更是发表了大量文章支持学生运动。

待到6月9日后,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陈独秀才算是深度卷入了这场运动,不过陈独秀此时是想把运动引向深入,他的诉求与最初学生的诉求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陈独秀五四前为何被迫离开北大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和学生票选出来的五四运动领袖,陈独秀并未直接参加五四最初的预备及讨论是有原因的,因为此时陈独秀正被有关“私德”的事缠身,心情烦闷。

这件事的起因还要从报纸报道说起,1919年3月左右,北京有报纸捕风捉影,称陈独秀争风吃醋与妓女发生纠纷,这在当时其实并非大事,但因陈独秀的特殊身份以及他参加了“进德会”(该会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取妾”的要求,陈独秀为甲种会员),这便成了一件大事,也直接导致了陈独秀被北大解职。

1919年3月26日,北京汤尔和家灯火通明,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北大教员沈尹默、马叙伦四人商议了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会议在汤尔和的坚持下,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不久后,蔡元培主持北大会议,宣布废除学长制,于是陈独秀的北大文科学长一职便被不动声色的解除,这对陈独秀造成重大打击,他从此后与北大决裂。

离开北大后,陈独秀心情抑郁,以致他在路上遇到汤尔和都“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据汤尔和日记)。

胡适后来在论及此事时说,蔡元培当时并不想如此处理陈独秀,不过汤尔和以其“私德太坏”为理由一再坚持,并以自己在教育界的影响力向蔡元培施压,促使其不得不废除北大学长制,而陈独秀也只能以这种较为体面的方式离开北大。

由是观之,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身陷如此尴尬境地,怕是很难在北大为学生做激情四射的演讲,但怀抱“彻底改变这个世界”的想法倒是大有可能,这也是胡适为何会指责汤尔和驱逐陈独秀导致“中国思想左倾,《新青年》分化”的原因。
陈独秀被捕入狱:算不上巧合的巧合

《建党伟业》中,陈独秀因不满学生太早庆祝而独自一人到“新世界”散发传单,结果被大量军警逮捕。

观众看到此种情景可能不免疑惑,陈独秀散发的什么传单,使他如此快被逮捕。其实,在历史上,陈独秀并不是如此迅速的被逮捕,早在去“新世界”散发传单之前,陈独秀即已在中央公园进行过实验,而这场试验效果颇佳,市民很欢迎,于是才有陈独秀“白帽西服”式造型去“新世界”发传单的后事。

陈独秀被捕,还与他所散发的传单有关,这份传单名叫《北京市民宣言》,是6月9日他与李大钊等人商议后起草的,宣言向北洋政府提出五条“最后最低之要求”,除第一条有关山东问题外,其他几条都涉及北洋内政,其中之一是撤换曾经大肆逮捕学生并有“屠夫”之称的步兵统领王怀庆。

在拥有之前的成功实验后,陈独秀便有了在更大范围进行宣传的信心了。

不过陈独秀被逮捕,不是因为北洋政府办事效率高,而应该算作一个巧合,因为在陈独秀散发传单之前,警察署曾接到传单说,有人将在新世界安放炸弹,因为新世界是人流密集区,于是警察加强了对这个地方的“安保”力度,安排了大量便衣暗探,昼夜巡视该处。

6月11日,陈独秀受人之邀来到新世界,他也许并未刻意安排到此处散发传单。不过他随身携带了数千份传单,如此便显得衣服很鼓,于是引起便衣怀疑,当他开始散发传单时,几名便衣便将他逮捕。但为了避人耳目,便衣们使用了秘密方式,罩住了陈独秀的头。历史情况并非如《建党伟业》中所拍摄的那样:陈独秀被警察快速逮捕,并在众多媒体的闪光灯中被带走。

北洋政府为何要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后,报纸即刻披露消息,大量发表评论,以张国焘为首的学生向京师警察厅致函,要求释放陈独秀。29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短评,鼓励陈独秀坚持斗争。

对于这件事,媒体不断发表评论,《申报》更是把陈独秀被捕称为“文字狱”,指责北洋政府有利用黑暗势力,摧毁学术自由的目的,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各界群众都行动起来。江苏教育会上书教育部称,陈独秀被捕导致人心慌乱,认为是满清文字狱的卷土重来,这当然是北洋政府承受不起的罪名。

除了媒体的声援外,学生也组织起来,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称陈独秀是学界巨擘,不放他可能要掀起学界波澜。

随后政界也卷入了这场纷争,先是陈独秀家乡的官员要求释放他,随后孙中山也出来对他表示支持,要求北洋政府放人,孙中山对许世英称:“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不过对于身处漩涡的陈独秀来说,他倒是不紧不慢,毕竟北洋政府不敢对他如何,不过他也有苦楚,在监狱中看书看报受限制。

据胡适解释,陈独秀坐牢期间没有书报可读,于是陈独秀只能看不受禁的《旧约》、《新约》,据说读了基督教圣经的陈独秀很受感动,精神上一度有所转变,他开始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胡适手稿》)

如果胡适所说成立,那么这次牢狱之灾是否该算作是陈独秀生命中的一次转折点呢?

1919年9月16日,北洋政府在各界压力下,作出了释放陈独秀的裁决,“查陈独秀以传单煽人为乱,殊属违法,既据联名列保称无别情,看押三月有余,查察尚知悛悔,姑念系属学子,拟从宽准予保释。惟其不知检束,殊有破坏社会道德,拟仍按豫戒法第三条四款,施以豫戒。”

9月17日,在监狱中呆了近白天,只能看基督教圣经的陈独秀获释出狱,此时他的声名已然大涨,已成为全国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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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未直接参加五四运动的筹备工作

在《建党伟业》中,1919年5月2日,陈独秀与李大钊正吃火锅,商量如果巴黎和会失败会怎样,到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对学生发表演说,接着五四运动即告爆发。

事实上,1919年5月4日当日,陈独秀有何具体活动已经无法考证,说他给学生开会,其实是不符合历史的。虽然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深受陈独秀影响,但5月3日晚上,学生开会陈独秀肯定是没有出现的。

5月3日晚,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开会商议行游事宜,段锡朋以北京大学学生会和北京市学联主席的身份主持了这次预备会议,参照当时参加者回忆,并不能发现陈独秀在场的证据。

5月4日当天的行游总指挥是傅斯年,行游散发的传单是有罗家伦起草的,陈独秀并没有直接参与五四运动。但五四运动兴起后,陈独秀确实起到了作用。获悉五四行游后,陈独秀即发表文章表示支持,随后的一个月内,陈独秀更是发表了大量文章支持学生运动。

待到6月9日后,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陈独秀才算是深度卷入了这场运动,不过陈独秀此时是想把运动引向深入,他的诉求与最初学生的诉求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陈独秀五四前为何被迫离开北大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和学生票选出来的五四运动领袖,陈独秀并未直接参加五四最初的预备及讨论是有原因的,因为此时陈独秀正被有关“私德”的事缠身,心情烦闷。

这件事的起因还要从报纸报道说起,1919年3月左右,北京有报纸捕风捉影,称陈独秀争风吃醋与妓女发生纠纷,这在当时其实并非大事,但因陈独秀的特殊身份以及他参加了“进德会”(该会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取妾”的要求,陈独秀为甲种会员),这便成了一件大事,也直接导致了陈独秀被北大解职。

1919年3月26日,北京汤尔和家灯火通明,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北大教员沈尹默、马叙伦四人商议了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会议在汤尔和的坚持下,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不久后,蔡元培主持北大会议,宣布废除学长制,于是陈独秀的北大文科学长一职便被不动声色的解除,这对陈独秀造成重大打击,他从此后与北大决裂。

离开北大后,陈独秀心情抑郁,以致他在路上遇到汤尔和都“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据汤尔和日记)。

胡适后来在论及此事时说,蔡元培当时并不想如此处理陈独秀,不过汤尔和以其“私德太坏”为理由一再坚持,并以自己在教育界的影响力向蔡元培施压,促使其不得不废除北大学长制,而陈独秀也只能以这种较为体面的方式离开北大。

由是观之,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身陷如此尴尬境地,怕是很难在北大为学生做激情四射的演讲,但怀抱“彻底改变这个世界”的想法倒是大有可能,这也是胡适为何会指责汤尔和驱逐陈独秀导致“中国思想左倾,《新青年》分化”的原因。
陈独秀被捕入狱:算不上巧合的巧合

《建党伟业》中,陈独秀因不满学生太早庆祝而独自一人到“新世界”散发传单,结果被大量军警逮捕。

观众看到此种情景可能不免疑惑,陈独秀散发的什么传单,使他如此快被逮捕。其实,在历史上,陈独秀并不是如此迅速的被逮捕,早在去“新世界”散发传单之前,陈独秀即已在中央公园进行过实验,而这场试验效果颇佳,市民很欢迎,于是才有陈独秀“白帽西服”式造型去“新世界”发传单的后事。

陈独秀被捕,还与他所散发的传单有关,这份传单名叫《北京市民宣言》,是6月9日他与李大钊等人商议后起草的,宣言向北洋政府提出五条“最后最低之要求”,除第一条有关山东问题外,其他几条都涉及北洋内政,其中之一是撤换曾经大肆逮捕学生并有“屠夫”之称的步兵统领王怀庆。

在拥有之前的成功实验后,陈独秀便有了在更大范围进行宣传的信心了。

不过陈独秀被逮捕,不是因为北洋政府办事效率高,而应该算作一个巧合,因为在陈独秀散发传单之前,警察署曾接到传单说,有人将在新世界安放炸弹,因为新世界是人流密集区,于是警察加强了对这个地方的“安保”力度,安排了大量便衣暗探,昼夜巡视该处。

6月11日,陈独秀受人之邀来到新世界,他也许并未刻意安排到此处散发传单。不过他随身携带了数千份传单,如此便显得衣服很鼓,于是引起便衣怀疑,当他开始散发传单时,几名便衣便将他逮捕。但为了避人耳目,便衣们使用了秘密方式,罩住了陈独秀的头。历史情况并非如《建党伟业》中所拍摄的那样:陈独秀被警察快速逮捕,并在众多媒体的闪光灯中被带走。

北洋政府为何要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后,报纸即刻披露消息,大量发表评论,以张国焘为首的学生向京师警察厅致函,要求释放陈独秀。29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短评,鼓励陈独秀坚持斗争。

对于这件事,媒体不断发表评论,《申报》更是把陈独秀被捕称为“文字狱”,指责北洋政府有利用黑暗势力,摧毁学术自由的目的,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各界群众都行动起来。江苏教育会上书教育部称,陈独秀被捕导致人心慌乱,认为是满清文字狱的卷土重来,这当然是北洋政府承受不起的罪名。

除了媒体的声援外,学生也组织起来,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称陈独秀是学界巨擘,不放他可能要掀起学界波澜。

随后政界也卷入了这场纷争,先是陈独秀家乡的官员要求释放他,随后孙中山也出来对他表示支持,要求北洋政府放人,孙中山对许世英称:“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不过对于身处漩涡的陈独秀来说,他倒是不紧不慢,毕竟北洋政府不敢对他如何,不过他也有苦楚,在监狱中看书看报受限制。

据胡适解释,陈独秀坐牢期间没有书报可读,于是陈独秀只能看不受禁的《旧约》、《新约》,据说读了基督教圣经的陈独秀很受感动,精神上一度有所转变,他开始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胡适手稿》)

如果胡适所说成立,那么这次牢狱之灾是否该算作是陈独秀生命中的一次转折点呢?

1919年9月16日,北洋政府在各界压力下,作出了释放陈独秀的裁决,“查陈独秀以传单煽人为乱,殊属违法,既据联名列保称无别情,看押三月有余,查察尚知悛悔,姑念系属学子,拟从宽准予保释。惟其不知检束,殊有破坏社会道德,拟仍按豫戒法第三条四款,施以豫戒。”

9月17日,在监狱中呆了近白天,只能看基督教圣经的陈独秀获释出狱,此时他的声名已然大涨,已成为全国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