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肃反一二事

中央苏区肃反真相
转载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58c7560100f7oq.html


    说起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无不谈虎色变。中央苏区时期的肃反扩大化错误，直到现在仍让人们讳莫如深。但历史发展到今天，真实全面的反映中央苏区时期的肃反，反更能让人们清醒的认识那段历史，更能让人们总结当年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促进新时期工作的不断向前发展。

中央苏区肃反是怎么回事？严格说来，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肃AB团，一是肃社会民主党。肃AB团主要发生在赣西南苏区；肃社会民主党主要发生在闽西苏区。但到中央苏区后期，在左倾中央的领导下，两者基本混为一体，统称肃反。

〈一〉

    先说说肃AB团。

    什么是AB团？说清这事还得从大革命时期开始讲起。大家知道，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成功地与孙中山达成了统一战线。但就在孙中山提出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内部就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同意合作，我们称之为国民党左派，即亲俄亲共派；一种不同意合作，我们称之为国民党右派，即反俄反共派。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统战下，孙中山力派众议，国民党左派力量显著上升并占绝对优势，最终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顺利通过了国共合作事项。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样，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组织、宣传、农民等国民党中央部长，均由中共党员担任，毛泽东本人就是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

    通过国共合作，国共两党实现了双赢。中共党员不仅直线上升，而且在国民党内部发展了相当党员。这种良好的国共合作局面却让国民党右派感到非常不安。到第一次北伐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更是恐慌。在这种情况下，1926年11月到12月，为篡夺由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所撑握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蒋介石专门策划成立了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组织，取名为AB团。即取英文单词Anti-bolshevik的头两个字母组成，意为反布尔什维克。AB团成立后，在蒋介石的领导纵容之下，制造了一连串的镇压工农、屠杀工农领袖的血案。著名的杀害赣州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的“三六”惨案就是由AB团一伙干的。在AB团的破坏下，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很快被AB团所篡取。

    AB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江西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的愤慨。为保卫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1927年4月2日，江西共产党人在朱德等的领导下，发起了对AB团的猛烈进功，彻底打悼了由蒋介石一手策划的AB团，AB团解体不复存在。但在你死我活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也没有办法知道AB团到底还有没有残余。加上国民党各派为了争权夺利，也一度借AB团对大革命的破坏，攻击蒋介石。这更让中共感觉AB团仍然存在。更为凑巧的是，从1929开始，苏联的斯大林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在联共布党内大力开展了“清党（即社会民主党）”与“肃反”运动。这一运动严重影响了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共致信江西党组织，要求警惕AB团，防止富农地主的机会主义。这就为中央苏区开展肃社党、肃AB团提供了国内与国际上的历史背景。

    但客观地对待历史，中央苏区肃AB团，却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脱不了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甚至还起到了促进、发展、恶化等扩大化错误。对毛泽东来说，至少应负领导责任，这在富田事变中显得更为明显。那么，在肃AB团的事件中，以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的红四军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为什么会起到这么一种作用。除了上面所说的国内与国际上的历史大背景之外，笔者以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一、赣西南党直到古田会议以后还没有大规模开展分田运动，让毛泽东误以为赣西南党是富农路线充斥的党。

    自从毛泽东决定在赣南闽西根据地之后，红四军就决定要在赣南闽西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发动群众闹革命。因而在1929年5月红四军二进闽西后，毛泽东就交待赣西南党要积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以积极发动群众。红四军二进闽西后，闽西由于有红四军前委的直接领导，闽西土地革命开展的红红火火，群众革命积极性非常高，出现了“战地黄花分外香”的喜人局面。但在赣西南苏区，由于赣西南自红四军从1929年5月份进入闽西后不久，江西省委就派了江汉波担任赣西南党的巡视员。而江汉波与相当部分赣西南地方党的负责人，都认为此时应当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不宜直接开展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府。而以曾山与陈正人为代表的赣西南负责人却认为应当贯彻毛委员的指示，积极开展分田分地运动。但由于有江西省委巡视员的支持，曾山与陈正人等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赣西南党就土地革命一度出现矛盾。赣西南苏区的土地革命也就迟迟没有开展起来。群众革命积极性相对不高。

    1930年初，经过古田会议之后的毛泽东率部重返赣西南。回到赣西南后，正当毛泽东纳闷这里的土地革命远远不如闽西苏区，曾山等人得知毛泽东回到赣西南苏区之后前来汇报情况。听取曾山等人的汇报后，毛泽东才知道赣西南苏区土地革命运动开展不起来的原因。这让毛泽东非常不高兴。这种情况让重进赣西南苏区的毛泽东首先就感觉到赣西南的党存在问题。为了解决赣西南党内部纷争问题及大力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与1930年2月6日到9日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了党史上有名的二七陂头会议。会议作出了大力开展土地革命的决议。但就如何分田的问题，与会的相当一部分同志不同意毛泽东与曾山等提出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意见，坚持按劳动力标准分配土地。按劳动力标准分配土地，显然有利于富农而不利于贫农。这种情况又让毛泽东非常不高兴。由于赣西南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多数出身于富农小资家庭，这更让毛泽东感觉赣西南是富农路线充斥的党。因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作出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号召“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的决议后，还作出了开始持不同意见的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党籍。更为严重的是，会议还作出了处决持不同意实质开展土地革命和持按劳动力平均分配土地的四个赣西南地方党的负责人（这几个负责人均为富农与小资出身）。这实际上是不应该的，一来开除江汉波党籍不符合组织原则，二来以极刑的方式解决党内分争，为以后党内解决分争开了很不利的行河。在陂头会议几天后，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召开的赣南工作会议上，又作出了开除6位党组织负责人，处署10余人的决定。这种将党内出身于地富剥削家庭却经过革命斗争严峻考验的同志说成是“地主富农分子”，而加以打击、处置甚至是枪毙，显会是极其错误的，在江西苏区开了党内滥杀无辜的先河。当然，历史已得到明证，通过二七会议和赣南工作会议后，赣西南党的土地革命迅猛的开展了起来，革命局势得到很快发展。但这此会议当中不好的方面，为以后赣西南党执行左倾中央的肃反政策打AB团，起到了很不好的负面作用。

    二、湘赣边特委因井冈山土客籍茅盾设计捕杀对革命有功的袁文才、王佐，更让毛泽东感到赣西党不可靠。

    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自然得益于井冈山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的支持。这让毛泽东终生难忘。但井冈山却由于历史的原因，历来形成了难以解决的土客籍茅盾。到土地革命开始以后，井冈山更是形成了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党指挥不了枪，枪不服从党”的茅盾。对井冈山的“土著居民”来说，从异地迁居而来的客籍人是“入侵者”；对客籍人士来说，为了生存自卫的需要，素来就有组织武装自卫的传统。井冈山这一历史形成的土客籍茅盾，甚至让毛泽东也觉得很不好处理。还好在井冈山时期，由于袁文才王佐非常而且只听毛泽东的话，因而毛泽东在井冈山时，井冈山的土客籍茅盾并没有显露出来。但当红四军与毛泽东下山后，这一茅盾就开始显现并激化起来。

    毛泽东率部转战争赣南闽西时，就考虑到这种情况。为了调解井冈山的土客籍茅盾，毛泽东有意带袁文才下山，让袁文才任红四军参谋长。同时留下宛希先与何长工等一批人担任湘赣边特委的领导工作，协调井冈山的土客籍茅盾。这一按排本来是非常周到的。但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红四军转战赣南的途中，由于袁文才偶然间看到了党的六大文件中的一句话：对由地方土匪改编过来的红军，须对其改造利用，对土匪武装的首领则要坚决处理（毛泽东在井冈山传达六大决议时，由于袁王都在，故毛跳过去没念。会后召开会议时，井冈山土籍人士坚持在杀悼袁王，被毛泽东阻止。这也更进一步促使毛要带袁下山），袁文才感觉到共产党最终还是容他不下，因而在没有与毛泽东说一声只留下一张告假条便带着二个人偷偷回到井冈山了。

    对袁文才私自跑回井冈山，湘赣边特委中的土籍人坚决要求杀悼。甚好宛希先等坚决反对，才只对袁作了一个警告处理，仍参加湘赣边特委和井冈山武装的工作。这让井冈山土籍人士感到要杀悼袁王，必先除宛。因而在1930年初，井冈山土籍的党就找了个理由，把宛希先杀悼了。宛希先被杀，更加激化了土客籍茅盾，湘赣边特委中再没有人给袁王说话了。为了杀悼袁王，湘赣边特委利用彭德怀率红五军回到湘赣边后，利用欺骗的方式，要求彭德怀调兵镇压。而彭德怀也未深加考虑就派兵镇压。有了彭德怀的支持，湘赣边特委就假称开会攻打吉安，利用彭部军队于1930年2月21日把袁王杀了，酿成了历史的悲剧。袁王被杀后，袁王余部立马投靠了国民党，而井冈山也因为这个原因，从1930年2月开始，直到建国初才得到解放。

    毛泽东刚开完二七陂头会议与赣南工作会议后，就听到了宛希先与袁王被杀的消息，毛泽东非常振惊。从这件事当中，让毛泽东再次感到赣西南党的不可靠，同时也让毛泽东对彭德怀再一次产生了误解。

    通过以上二点，使毛泽东在赣西南苏区结合中央左倾肃反乱打乱杀AB团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1930年5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最早称在一些地区“党内还有AB团分子做支部书记”，开始了肃AB团的斗争。1930年6月25日，赣西南党团特委发出《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规定将“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要统统当作AB团加以捕杀，从此赣西南苏区整肃AB团愈演愈烈。当时捕杀AB团最多是的于都县，从1930年5月到1930年9月，该县就捕杀AB团1000多人。1930年9月24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再次发出《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整肃AB团》，认为整肃AB团“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致使赣西南苏区整肃AB团陷入了可怕的歧途。而赣西南特委之所以在整肃AB团的过程中，采用了愈来愈狠、愈来愈残酷的整肃方法，当然与毛泽东在主持二七陂头会议上所开的杀戒及毛泽东对赣西南苏区残酷整肃方法的默许是分不开的，尽管在这一期间毛并未直接参与领导，但却也没有阻止，导致事件越来越严重。当然，实事求是地说，赣西南苏区的整肃AB团，相当程度是毛派的追随者们掀起和发展的，因而在1930年10月以前的赣西南苏区整肃AB团，毛采取了默认许可的方式。

   三、以李文林为书记的江西省行委执行李立三路线，及在研究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反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使毛泽东更加认为赣西南充斥着AB团，最终导致富田事变的发生。

    如果说1930年10月以前赣西南苏区的整肃AB团运动毛泽东没有直接参与领导外，那么，1930年11月以后红一方面军与赣西南苏区的整肃AB团运动，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结果，毛应当负主要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笔者分析如下：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后，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蒋介石下令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一次军事大围剿。为了粉碎国民的军事围剿，毛泽东在罗访召开的会议中主张采用诱敌深入的方式，在苏区内部迁灭敌人。但在这次会议中，以江西省行委负责人李文林及其追随者却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北上攻打南昌九江。当毛泽东率部向苏区腹地退却时，江西省行委李文林等负责人又到处造舆论，甚至张贴标语口号反对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认为这是AB团所为。联想起李文林等在二七陂头会议上又对毛泽东的土地分配意见发难；在1930年5月中李到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回来后，积极执行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反对毛泽东，甚至把毛泽东安排在赣西南特委的特委书记刘士奇赶下台；在1930年攻打吉安过程中，发现了一份由一个地主签名的国民党文件，而这个地主就是李文林的父亲（建国后才查清，此地主虽然与李的父亲同名同姓，但却不是同一个人），致使毛泽东错误的认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现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这一思想与建国后毛领导文化大革命如出一撤）”，使毛泽东决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赣西南苏区与红一方面军内部，大力开展整肃AB团的活动。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毛泽东在主持完罗坊会议后，决定在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成立肃反委员会，任命“善于逢迎、品质很不好的”年仅27岁的李韶九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从此中央苏区肃AB团，开始在毛的直接领导下开展。

    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成立后，当红一方面军战退却到宁都黄陂后，肃反委员会即在黄陂开展了大规模的肃AB团运动，采用了“残酷拷打”审问方式开展整肃运动。在黄陂肃反中，整个红一方面军4万余人，抓了AB团约4400人，杀了2000多人。

    到1931年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被肃反委员扣押；随后龙超清、曾昭汉、刘天岳被打为AB团。通过“残酷拷打”，他们又供出“江西省行委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为AB团（以上人员均为参与设计杀害袁文才王佐及反毛泽东较历害之人，其中龙超清直接开枪打死睡梦中的袁文才）。得知江西省行委有如此之多AB团之后，毛泽东命李韶九率部到吉安富田捉拿。毛同时写信给曾山、陈正人（毛派别成员）要求配合做好整肃工作。毛泽东同时在亲笔信中要求要在红二十军（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建，听命于李文林等）中积极破获AB团。

    李韶九率部到达富田后，在曾山与陈正人的配合下，江西省行委中的AB团被扣押。随后，红二十军的整肃也开展起来。但当李捉拿到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后，由于刘敌是李的湖南老乡，故在刘敌的套近乎下，李竟把刘放了。但刘敌一回到团部，即率部包围了肃反委员会的驻扎地江西省行委机关。把被抓紧的红二十军的AB团全部放了出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而曾山、陈正人与李韶九则在事变得以脱身。

富田事变后，红二十军很快被拉到了赣江西边成立了新的江西省行委，并沿路刷写标语，宣传“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声称毛泽东反水。红二十军这种分裂党分裂红军，并在一次反围剿在即的情况下刷写反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标语，起到了很坏的影响。但在中央代表的劝说下，红二十军前委不久后即纠正了这种做法，停止了对毛泽东的攻击。随后即派人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经过。

     富田事变后不久，中央苏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第一次反围剿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派了项英前往中央苏区筹备成立苏区中央局。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后，即着手处理富田事变。项英把富田事变定性为党内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应当在党内解决。随后，项英对富田事变作出了相应的处理，同时对毛泽东与富田事变领导人同时作出了批评处理。当然，从现在来看历史，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项英的处理却招到了新上台的王明左倾中央的不满。在左倾中央的领导下，不久就派了以任弼时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再次处理富田事变事宜。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马上改变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把富田事变定性为敌我矛盾。在中央代表团的领导下，不久，即要求红二十军拉到中央苏区。随后以招开会议为名，把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干部500多人全部集中到于都县的平安寨缴械，最后全部枪杀在平安寨。红二十军随之解体。富田事变最终以悲壮的结果结束。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说中央苏区打AB团在富田事变发生前与毛泽东关系很大的话，那么从富田事变后，由于毛泽东本人的地位也慢慢受到排挤，肃AB团的主角也慢慢转到了左倾中央的手中。

说清了肃AB团后，我们再来说说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

   几乎在赣西南苏区打AB团的同时，闽西苏区进行了一场肃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什么是社会民主党，说白了就是马克思主义下的相对于列宁布尔什么维克党的另一种政党组织。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以前对领导工人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布尔什么维克党不同，十月革命胜利列宁当权莫斯科后，俄国布尔什么克党在列宁与斯大林的领导下，长时间的进行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但在当时中国，由于没有成立社会民主党，在中国肃社会民主党根本就是空穴来风。

    那么既然是空穴来风，为什么闽西苏区还是发生了肃社党。事情是这样：1930年12月，在赣西南苏区开展肃AB团运动的影响下，闽西苏区也成立了肃反委员会。1931年初，闽西苏区新红十二军召开纪念国际共运领袖李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而李卢两人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后来第二国际与李卢列等人产生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后（即所谓的堕落为修正主义），他们又与堕落后的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在纪念大会上，当介绍李、卢两人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与社会民主党党员后，会上有个叫吴拙哉的和几个没有共运知识的年青人突然喊起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成岁”的口号。这本来不足为奇，但此时如前面所述，斯大林正在苏俄整肃“社会民主党”，因此这些年青人被有人认为是“社会民主党分子”。这个情况反映到该军一00团政委林梅汀处后，林对此未理睬。之后这个情况又反映到闽西苏维埃肃反委员会林一株处，林随即将此事小题大作，把这些人都当作社会民主党抓了起来。在闽西肃反委员会的严刑拷打下，又供出了60多个人，其中大部分是闽西地方和红军的领导骨干。由此，闽西苏区开始了大规模的肃社会民主党，并愈演愈列。到1931年11月中央政府成立前，闽西肃社党运动使闽西苏区遭受了严重损失。肃社党发源地的闽西新十二军连以上干部，半数遭到杀害；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行委员中，半数以上遭到错杀。闽西苏维埃主席张鼎丞、中共闽奥赣特委组织部长罗明也被当作社会民主党险遭错杀。连中央政府直属县瑞金，也因为原县委书记李添富是中共闽奥赣特委派遣的，而遭受了肃社党的摧残。全县600多的县委、区委、县苏、乡苏干部，435人遭到错杀，给瑞金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幸好1931年8月邓小平来瑞金就任瑞金县委书记后，对肃反工作进行了大力纠正，瑞金革命局面才又恢复生气。

    当然，当时闽西发生肃社党时，中共闽奥赣特委书记是邓发，因此，邓发难脱肃社党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邓发的肃反工作受到发动肃社党的左倾中央的肯定，因而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邓又担任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局长。这一职务直至长征。当然邓发作为中央苏区时期的左倾人物之一，在中央苏区时期还是反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人物之一。

    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在听取了张鼎丞对闽西苏区的肃反汇报后指出，“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已就会垮台。”1931年12月，周恩来前来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路过闽西发现闽西严重的肃社党事件后，下决心纠正肃反扩大化。因此，周恩来来瑞金后第一件事就是召会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到1932年秋，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错误基本得到纠正。但到1933年初，左倾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肃反扩大化又重演。中央苏区内的地主富农及表现不好，消极怠工分子基本被当作社会民主党、AB团而被肃。到1934年10月长征，被关押的“社党分子、AB团”集体遭枪杀。据相关人员回忆，长征前在武阳就一次性集体枪杀了3000多人。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就是在这一时期被杀的。当然，国外媒体所说的中央苏区长征前所谓的万人坑事件（即一次枪杀一万多人并埋在同一个大坑里）事实上是没有的，但枪杀的总数加起来，应当会有一万多人。

    从上面的分析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央苏区肃AB团与毛泽东的领导有关系，有些甚至有直接关系。这其中甚至还有借肃AB团之机，排除异己的嫌疑。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总对中央苏区肃社党讳莫如深的原因。但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应当实事求是地说，与毛泽东没有关系。这其中直接的责任人是邓发。要闽西肃社党事件中，甚至毛派成员遭受到了摧残，比如张鼎丞，罗明等。而对毛泽东一直很支持的闽西王傅柏萃，则直接因为被打成是社党分子，而与中央红军为敌，直到建国后才回到革命队伍。这，就是中央苏区肃反的真实面貌。
中央苏区肃反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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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无不谈虎色变。中央苏区时期的肃反扩大化错误，直到现在仍让人们讳莫如深。但历史发展到今天，真实全面的反映中央苏区时期的肃反，反更能让人们清醒的认识那段历史，更能让人们总结当年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促进新时期工作的不断向前发展。

中央苏区肃反是怎么回事？严格说来，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肃AB团，一是肃社会民主党。肃AB团主要发生在赣西南苏区；肃社会民主党主要发生在闽西苏区。但到中央苏区后期，在左倾中央的领导下，两者基本混为一体，统称肃反。

〈一〉

    先说说肃AB团。

    什么是AB团？说清这事还得从大革命时期开始讲起。大家知道，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成功地与孙中山达成了统一战线。但就在孙中山提出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内部就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同意合作，我们称之为国民党左派，即亲俄亲共派；一种不同意合作，我们称之为国民党右派，即反俄反共派。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统战下，孙中山力派众议，国民党左派力量显著上升并占绝对优势，最终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顺利通过了国共合作事项。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样，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组织、宣传、农民等国民党中央部长，均由中共党员担任，毛泽东本人就是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

    通过国共合作，国共两党实现了双赢。中共党员不仅直线上升，而且在国民党内部发展了相当党员。这种良好的国共合作局面却让国民党右派感到非常不安。到第一次北伐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更是恐慌。在这种情况下，1926年11月到12月，为篡夺由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所撑握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蒋介石专门策划成立了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组织，取名为AB团。即取英文单词Anti-bolshevik的头两个字母组成，意为反布尔什维克。AB团成立后，在蒋介石的领导纵容之下，制造了一连串的镇压工农、屠杀工农领袖的血案。著名的杀害赣州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的“三六”惨案就是由AB团一伙干的。在AB团的破坏下，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很快被AB团所篡取。

    AB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江西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的愤慨。为保卫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1927年4月2日，江西共产党人在朱德等的领导下，发起了对AB团的猛烈进功，彻底打悼了由蒋介石一手策划的AB团，AB团解体不复存在。但在你死我活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也没有办法知道AB团到底还有没有残余。加上国民党各派为了争权夺利，也一度借AB团对大革命的破坏，攻击蒋介石。这更让中共感觉AB团仍然存在。更为凑巧的是，从1929开始，苏联的斯大林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在联共布党内大力开展了“清党（即社会民主党）”与“肃反”运动。这一运动严重影响了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共致信江西党组织，要求警惕AB团，防止富农地主的机会主义。这就为中央苏区开展肃社党、肃AB团提供了国内与国际上的历史背景。

    但客观地对待历史，中央苏区肃AB团，却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脱不了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甚至还起到了促进、发展、恶化等扩大化错误。对毛泽东来说，至少应负领导责任，这在富田事变中显得更为明显。那么，在肃AB团的事件中，以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的红四军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为什么会起到这么一种作用。除了上面所说的国内与国际上的历史大背景之外，笔者以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一、赣西南党直到古田会议以后还没有大规模开展分田运动，让毛泽东误以为赣西南党是富农路线充斥的党。

    自从毛泽东决定在赣南闽西根据地之后，红四军就决定要在赣南闽西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发动群众闹革命。因而在1929年5月红四军二进闽西后，毛泽东就交待赣西南党要积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以积极发动群众。红四军二进闽西后，闽西由于有红四军前委的直接领导，闽西土地革命开展的红红火火，群众革命积极性非常高，出现了“战地黄花分外香”的喜人局面。但在赣西南苏区，由于赣西南自红四军从1929年5月份进入闽西后不久，江西省委就派了江汉波担任赣西南党的巡视员。而江汉波与相当部分赣西南地方党的负责人，都认为此时应当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不宜直接开展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府。而以曾山与陈正人为代表的赣西南负责人却认为应当贯彻毛委员的指示，积极开展分田分地运动。但由于有江西省委巡视员的支持，曾山与陈正人等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赣西南党就土地革命一度出现矛盾。赣西南苏区的土地革命也就迟迟没有开展起来。群众革命积极性相对不高。

    1930年初，经过古田会议之后的毛泽东率部重返赣西南。回到赣西南后，正当毛泽东纳闷这里的土地革命远远不如闽西苏区，曾山等人得知毛泽东回到赣西南苏区之后前来汇报情况。听取曾山等人的汇报后，毛泽东才知道赣西南苏区土地革命运动开展不起来的原因。这让毛泽东非常不高兴。这种情况让重进赣西南苏区的毛泽东首先就感觉到赣西南的党存在问题。为了解决赣西南党内部纷争问题及大力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与1930年2月6日到9日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了党史上有名的二七陂头会议。会议作出了大力开展土地革命的决议。但就如何分田的问题，与会的相当一部分同志不同意毛泽东与曾山等提出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意见，坚持按劳动力标准分配土地。按劳动力标准分配土地，显然有利于富农而不利于贫农。这种情况又让毛泽东非常不高兴。由于赣西南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多数出身于富农小资家庭，这更让毛泽东感觉赣西南是富农路线充斥的党。因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作出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号召“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的决议后，还作出了开始持不同意见的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党籍。更为严重的是，会议还作出了处决持不同意实质开展土地革命和持按劳动力平均分配土地的四个赣西南地方党的负责人（这几个负责人均为富农与小资出身）。这实际上是不应该的，一来开除江汉波党籍不符合组织原则，二来以极刑的方式解决党内分争，为以后党内解决分争开了很不利的行河。在陂头会议几天后，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召开的赣南工作会议上，又作出了开除6位党组织负责人，处署10余人的决定。这种将党内出身于地富剥削家庭却经过革命斗争严峻考验的同志说成是“地主富农分子”，而加以打击、处置甚至是枪毙，显会是极其错误的，在江西苏区开了党内滥杀无辜的先河。当然，历史已得到明证，通过二七会议和赣南工作会议后，赣西南党的土地革命迅猛的开展了起来，革命局势得到很快发展。但这此会议当中不好的方面，为以后赣西南党执行左倾中央的肃反政策打AB团，起到了很不好的负面作用。

    二、湘赣边特委因井冈山土客籍茅盾设计捕杀对革命有功的袁文才、王佐，更让毛泽东感到赣西党不可靠。

    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自然得益于井冈山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的支持。这让毛泽东终生难忘。但井冈山却由于历史的原因，历来形成了难以解决的土客籍茅盾。到土地革命开始以后，井冈山更是形成了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党指挥不了枪，枪不服从党”的茅盾。对井冈山的“土著居民”来说，从异地迁居而来的客籍人是“入侵者”；对客籍人士来说，为了生存自卫的需要，素来就有组织武装自卫的传统。井冈山这一历史形成的土客籍茅盾，甚至让毛泽东也觉得很不好处理。还好在井冈山时期，由于袁文才王佐非常而且只听毛泽东的话，因而毛泽东在井冈山时，井冈山的土客籍茅盾并没有显露出来。但当红四军与毛泽东下山后，这一茅盾就开始显现并激化起来。

    毛泽东率部转战争赣南闽西时，就考虑到这种情况。为了调解井冈山的土客籍茅盾，毛泽东有意带袁文才下山，让袁文才任红四军参谋长。同时留下宛希先与何长工等一批人担任湘赣边特委的领导工作，协调井冈山的土客籍茅盾。这一按排本来是非常周到的。但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红四军转战赣南的途中，由于袁文才偶然间看到了党的六大文件中的一句话：对由地方土匪改编过来的红军，须对其改造利用，对土匪武装的首领则要坚决处理（毛泽东在井冈山传达六大决议时，由于袁王都在，故毛跳过去没念。会后召开会议时，井冈山土籍人士坚持在杀悼袁王，被毛泽东阻止。这也更进一步促使毛要带袁下山），袁文才感觉到共产党最终还是容他不下，因而在没有与毛泽东说一声只留下一张告假条便带着二个人偷偷回到井冈山了。

    对袁文才私自跑回井冈山，湘赣边特委中的土籍人坚决要求杀悼。甚好宛希先等坚决反对，才只对袁作了一个警告处理，仍参加湘赣边特委和井冈山武装的工作。这让井冈山土籍人士感到要杀悼袁王，必先除宛。因而在1930年初，井冈山土籍的党就找了个理由，把宛希先杀悼了。宛希先被杀，更加激化了土客籍茅盾，湘赣边特委中再没有人给袁王说话了。为了杀悼袁王，湘赣边特委利用彭德怀率红五军回到湘赣边后，利用欺骗的方式，要求彭德怀调兵镇压。而彭德怀也未深加考虑就派兵镇压。有了彭德怀的支持，湘赣边特委就假称开会攻打吉安，利用彭部军队于1930年2月21日把袁王杀了，酿成了历史的悲剧。袁王被杀后，袁王余部立马投靠了国民党，而井冈山也因为这个原因，从1930年2月开始，直到建国初才得到解放。

    毛泽东刚开完二七陂头会议与赣南工作会议后，就听到了宛希先与袁王被杀的消息，毛泽东非常振惊。从这件事当中，让毛泽东再次感到赣西南党的不可靠，同时也让毛泽东对彭德怀再一次产生了误解。

    通过以上二点，使毛泽东在赣西南苏区结合中央左倾肃反乱打乱杀AB团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1930年5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最早称在一些地区“党内还有AB团分子做支部书记”，开始了肃AB团的斗争。1930年6月25日，赣西南党团特委发出《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规定将“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要统统当作AB团加以捕杀，从此赣西南苏区整肃AB团愈演愈烈。当时捕杀AB团最多是的于都县，从1930年5月到1930年9月，该县就捕杀AB团1000多人。1930年9月24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再次发出《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整肃AB团》，认为整肃AB团“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致使赣西南苏区整肃AB团陷入了可怕的歧途。而赣西南特委之所以在整肃AB团的过程中，采用了愈来愈狠、愈来愈残酷的整肃方法，当然与毛泽东在主持二七陂头会议上所开的杀戒及毛泽东对赣西南苏区残酷整肃方法的默许是分不开的，尽管在这一期间毛并未直接参与领导，但却也没有阻止，导致事件越来越严重。当然，实事求是地说，赣西南苏区的整肃AB团，相当程度是毛派的追随者们掀起和发展的，因而在1930年10月以前的赣西南苏区整肃AB团，毛采取了默认许可的方式。

   三、以李文林为书记的江西省行委执行李立三路线，及在研究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反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使毛泽东更加认为赣西南充斥着AB团，最终导致富田事变的发生。

    如果说1930年10月以前赣西南苏区的整肃AB团运动毛泽东没有直接参与领导外，那么，1930年11月以后红一方面军与赣西南苏区的整肃AB团运动，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结果，毛应当负主要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笔者分析如下：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后，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蒋介石下令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一次军事大围剿。为了粉碎国民的军事围剿，毛泽东在罗访召开的会议中主张采用诱敌深入的方式，在苏区内部迁灭敌人。但在这次会议中，以江西省行委负责人李文林及其追随者却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北上攻打南昌九江。当毛泽东率部向苏区腹地退却时，江西省行委李文林等负责人又到处造舆论，甚至张贴标语口号反对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认为这是AB团所为。联想起李文林等在二七陂头会议上又对毛泽东的土地分配意见发难；在1930年5月中李到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回来后，积极执行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反对毛泽东，甚至把毛泽东安排在赣西南特委的特委书记刘士奇赶下台；在1930年攻打吉安过程中，发现了一份由一个地主签名的国民党文件，而这个地主就是李文林的父亲（建国后才查清，此地主虽然与李的父亲同名同姓，但却不是同一个人），致使毛泽东错误的认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现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这一思想与建国后毛领导文化大革命如出一撤）”，使毛泽东决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赣西南苏区与红一方面军内部，大力开展整肃AB团的活动。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毛泽东在主持完罗坊会议后，决定在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成立肃反委员会，任命“善于逢迎、品质很不好的”年仅27岁的李韶九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从此中央苏区肃AB团，开始在毛的直接领导下开展。

    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成立后，当红一方面军战退却到宁都黄陂后，肃反委员会即在黄陂开展了大规模的肃AB团运动，采用了“残酷拷打”审问方式开展整肃运动。在黄陂肃反中，整个红一方面军4万余人，抓了AB团约4400人，杀了2000多人。

    到1931年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被肃反委员扣押；随后龙超清、曾昭汉、刘天岳被打为AB团。通过“残酷拷打”，他们又供出“江西省行委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为AB团（以上人员均为参与设计杀害袁文才王佐及反毛泽东较历害之人，其中龙超清直接开枪打死睡梦中的袁文才）。得知江西省行委有如此之多AB团之后，毛泽东命李韶九率部到吉安富田捉拿。毛同时写信给曾山、陈正人（毛派别成员）要求配合做好整肃工作。毛泽东同时在亲笔信中要求要在红二十军（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建，听命于李文林等）中积极破获AB团。

    李韶九率部到达富田后，在曾山与陈正人的配合下，江西省行委中的AB团被扣押。随后，红二十军的整肃也开展起来。但当李捉拿到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后，由于刘敌是李的湖南老乡，故在刘敌的套近乎下，李竟把刘放了。但刘敌一回到团部，即率部包围了肃反委员会的驻扎地江西省行委机关。把被抓紧的红二十军的AB团全部放了出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而曾山、陈正人与李韶九则在事变得以脱身。

富田事变后，红二十军很快被拉到了赣江西边成立了新的江西省行委，并沿路刷写标语，宣传“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声称毛泽东反水。红二十军这种分裂党分裂红军，并在一次反围剿在即的情况下刷写反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标语，起到了很坏的影响。但在中央代表的劝说下，红二十军前委不久后即纠正了这种做法，停止了对毛泽东的攻击。随后即派人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经过。

     富田事变后不久，中央苏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第一次反围剿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派了项英前往中央苏区筹备成立苏区中央局。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后，即着手处理富田事变。项英把富田事变定性为党内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应当在党内解决。随后，项英对富田事变作出了相应的处理，同时对毛泽东与富田事变领导人同时作出了批评处理。当然，从现在来看历史，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项英的处理却招到了新上台的王明左倾中央的不满。在左倾中央的领导下，不久就派了以任弼时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再次处理富田事变事宜。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马上改变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把富田事变定性为敌我矛盾。在中央代表团的领导下，不久，即要求红二十军拉到中央苏区。随后以招开会议为名，把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干部500多人全部集中到于都县的平安寨缴械，最后全部枪杀在平安寨。红二十军随之解体。富田事变最终以悲壮的结果结束。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说中央苏区打AB团在富田事变发生前与毛泽东关系很大的话，那么从富田事变后，由于毛泽东本人的地位也慢慢受到排挤，肃AB团的主角也慢慢转到了左倾中央的手中。

说清了肃AB团后，我们再来说说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

   几乎在赣西南苏区打AB团的同时，闽西苏区进行了一场肃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什么是社会民主党，说白了就是马克思主义下的相对于列宁布尔什么维克党的另一种政党组织。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以前对领导工人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布尔什么维克党不同，十月革命胜利列宁当权莫斯科后，俄国布尔什么克党在列宁与斯大林的领导下，长时间的进行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但在当时中国，由于没有成立社会民主党，在中国肃社会民主党根本就是空穴来风。

    那么既然是空穴来风，为什么闽西苏区还是发生了肃社党。事情是这样：1930年12月，在赣西南苏区开展肃AB团运动的影响下，闽西苏区也成立了肃反委员会。1931年初，闽西苏区新红十二军召开纪念国际共运领袖李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而李卢两人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后来第二国际与李卢列等人产生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后（即所谓的堕落为修正主义），他们又与堕落后的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在纪念大会上，当介绍李、卢两人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与社会民主党党员后，会上有个叫吴拙哉的和几个没有共运知识的年青人突然喊起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成岁”的口号。这本来不足为奇，但此时如前面所述，斯大林正在苏俄整肃“社会民主党”，因此这些年青人被有人认为是“社会民主党分子”。这个情况反映到该军一00团政委林梅汀处后，林对此未理睬。之后这个情况又反映到闽西苏维埃肃反委员会林一株处，林随即将此事小题大作，把这些人都当作社会民主党抓了起来。在闽西肃反委员会的严刑拷打下，又供出了60多个人，其中大部分是闽西地方和红军的领导骨干。由此，闽西苏区开始了大规模的肃社会民主党，并愈演愈列。到1931年11月中央政府成立前，闽西肃社党运动使闽西苏区遭受了严重损失。肃社党发源地的闽西新十二军连以上干部，半数遭到杀害；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行委员中，半数以上遭到错杀。闽西苏维埃主席张鼎丞、中共闽奥赣特委组织部长罗明也被当作社会民主党险遭错杀。连中央政府直属县瑞金，也因为原县委书记李添富是中共闽奥赣特委派遣的，而遭受了肃社党的摧残。全县600多的县委、区委、县苏、乡苏干部，435人遭到错杀，给瑞金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幸好1931年8月邓小平来瑞金就任瑞金县委书记后，对肃反工作进行了大力纠正，瑞金革命局面才又恢复生气。

    当然，当时闽西发生肃社党时，中共闽奥赣特委书记是邓发，因此，邓发难脱肃社党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邓发的肃反工作受到发动肃社党的左倾中央的肯定，因而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邓又担任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局长。这一职务直至长征。当然邓发作为中央苏区时期的左倾人物之一，在中央苏区时期还是反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人物之一。

    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在听取了张鼎丞对闽西苏区的肃反汇报后指出，“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已就会垮台。”1931年12月，周恩来前来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路过闽西发现闽西严重的肃社党事件后，下决心纠正肃反扩大化。因此，周恩来来瑞金后第一件事就是召会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到1932年秋，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错误基本得到纠正。但到1933年初，左倾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肃反扩大化又重演。中央苏区内的地主富农及表现不好，消极怠工分子基本被当作社会民主党、AB团而被肃。到1934年10月长征，被关押的“社党分子、AB团”集体遭枪杀。据相关人员回忆，长征前在武阳就一次性集体枪杀了3000多人。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就是在这一时期被杀的。当然，国外媒体所说的中央苏区长征前所谓的万人坑事件（即一次枪杀一万多人并埋在同一个大坑里）事实上是没有的，但枪杀的总数加起来，应当会有一万多人。

    从上面的分析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央苏区肃AB团与毛泽东的领导有关系，有些甚至有直接关系。这其中甚至还有借肃AB团之机，排除异己的嫌疑。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总对中央苏区肃社党讳莫如深的原因。但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应当实事求是地说，与毛泽东没有关系。这其中直接的责任人是邓发。要闽西肃社党事件中，甚至毛派成员遭受到了摧残，比如张鼎丞，罗明等。而对毛泽东一直很支持的闽西王傅柏萃，则直接因为被打成是社党分子，而与中央红军为敌，直到建国后才回到革命队伍。这，就是中央苏区肃反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