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The Beauty of Military Science——军事科学之 ...

The Beauty of Military Science

一、绪论

人类文明自有痕迹可考的数千年来，由于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各个方面的各种矛盾，而矛盾在社会形式的具体表现就是各种形式的斗争（亦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因此其进步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进化的斗争史。诸如人类社会为了获取食物而对野兽的捕猎、对疫病的防治、其他动物种群中为了夺取配偶和种群控制权的内部争斗。

当这些斗争发生以后，人类以及具有较高级智慧的动物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就从中提取了有积极作用的经验和领教了有消极作用的教训，继而提炼出更高级的智慧产物——生活哲学，也即生活经验。生活的哲学就是各种斗争艺术的总和。

而随着智慧动物，特别是人的社会群体扩大、生存能力增强，生活条件也就逐渐改善，但相对生活区域内的资源量就较前不足，动物群体就有了开拓更大的生活范围、获取更多更优质资源的欲望和必要。另外，生存生产条件的改善也造成了剩余产品的出现，接下来就会有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由此产生了阶级社会）和市场与货币的出现。

于是形势渐渐明朗，各种社会群体的斗争生活中又出现了新情况：除原有的斗争经验之外，与不同种群乃至本种群之内的斗争也开始了。

可以看出这种新的斗争是随着社会群体，或者说是文明进程的发展应运而生，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关于阻止这种斗争发生的假设都必须以社会、文明停止向前发展乃至倒退为前提。

众所周知，目前在这个星球上只有人类具有最高级的社会活动形态，即政治，以财产不均等分配为标志形成的阶级社会是政治形成的基础（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此人类社会中的社会斗争方面，主要且唯一（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诱发原因也就是政治原因，并且由于这种斗争的目的是排他性的，很难存在妥协的可能性，所以斗争必然使用暴力——无论是流血的绝对消灭的“硬暴力”还是仅仅达成限制或废除竞争对手行动能力的“软暴力”。

我们就此可以用一个更高级的名词将这种使用暴力而达成目的斗争命名：战争。而为了进行战争所使用的手段就是战争手段。把生活哲学上升为适用于战争的哲学，就产生了战争的艺术。

又由于上面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推论：

条件①：经济决定政治。

条件②：政治引发战争。

结论：战争的发生归根结底是经济原因。

“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由于是受政治活动有目的的指导，故在人类文明普遍进入阶级社会后，战争便作为人类社会的斗争形态与自然界其他有智慧动物的斗争行为产生了根本性的区别。由于经济、政治、战争三方面固有的关系，因此无论披着怎样的外衣，任何形式、任何手段实施的斗争，既属于战争行为，就必定存在经济和政治需求的根因。

人类最早的阶级社会形态——奴隶社会，从出现到现在已历数千年，可以想到符合定义的战争行为不会比之发生更晚，在奴隶社会的萌芽状态就已有之。为了抢夺奴隶（生产力的主要来源）、财富、食物、田地等资源（供奴隶主消费所需），战争是以劫掠、俘获、占领和杀戮（削弱对手实力）为目的。再往后，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战争也在以不同的手段来进行以满足政治需求的目标。譬如封建社会的战争对土地的占领行为最为重视，而近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则侧重于对城市及人口、原材料产地、资源及能源等的争夺。但有一点是各个时代都相同的，那就是对敌人军队和后备力量（战争潜力）的攫取与破坏，这一点在后面要特别讲明。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战争，从而利用这一暴力形式达成政治目的，历代各国各民族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们都在努力地归纳、总结战争的艺术，并借助不断进步的其他专门科学的力量对有关于作战、补给、动员等战争的所有环节进行完善，最终逐渐提炼出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科学门类，它以数学规律和哲学逻辑为基础组织，以丰富的实践理论进行指导，从而使有着悠久历史的战争和为战争服务的一切活动变成了系统化的并可以精确控制掌握的一种科学。这种科学就是军事科学，简称为军事学。

由此可见，先有战争行为，后有军事科学。军事科学既研究作战与战争活动本身的规律，同时也从属于为战争（和战略）服务的这个大的目的。正如“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战斗有关。士兵应征入伍，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接受训练，以及睡眠、吃饭、喝水、行军，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间进行战斗（《战争论》）”一样。

二、军事科学的发展与各具体科学间的联系

军事科学本来就是建立在人类已有的生活经验基础之上，所以军事科学就必然要从各种基础科学和具体科学中吸取营养。而军事科学向各个方向衍生的分支也就先天地与具体科学产生交集并发生互利互促的作用：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研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军事部门，使军事科学水平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军事科学作为为作战艺术服务的科学，直接起到了加快人类社会变革进步的作用，使生产力得以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在客观上又需求具体科学的帮助，从而又为具体科学的进步提供动力。历史和现实正在不断地证明这一点。

如果非要在军事科学的各个分支中找出一位“长子”的话，那么我的个人意见就选择战术学。百科全书中对“战术学”一词的定义是“研究战斗规律和战斗指导规律的学科”。也就是说，从人类为了最初的政治目的而发生战争的那天开始，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战争——也就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那么就要对战争的实质内容（这里是借用了病理学上的概念）——战斗——采取更有效率的指导，自然而然地，战术学诞生了。随后人们意识到了一些自然和人为因素对战术学规律的影响，于是军事地形学、战役学、军队指挥学、军事运筹学等等也相继出现。

如果提起军事科学理论，人们最熟悉的恐怕莫过于中国的《孙子兵法》了。实际上在这之前有春秋时期的三韬五略、之后各个朝代也有很多有价值的军事学著作，但人们独独将《孙子兵法》奉为经典中的经典，这是有其原因的。盖因为此书最早地用精炼的语言系统阐述了军事科学的几个主要方面，即战前准备、战斗实施、后勤保障、军政关系、指挥艺术等。今日的我们不得不佩服先人，仅仅五千余字就把古代中国军事科学的最先进思想展现无余。但受客观条件限制，《孙子兵法》也未能将军事学的诸研究方向予以更加详细的定量描述，仅仅做出了定性判断，于是把军事科学纳入用数学规律演绎的任务便交给了后人。

军事地形学脱胎于多门地理和地质科学学科，重点研究地形（包括自然形成和人工筑就的）对作战行动影响的规律。早在远古时代的战争实践中对自然地形的应用和改造便已在军事行动中自发地予以应用，《孙子兵法》更是将地形分为九种，名之为“九地”，并把九地对军事行动的影响进行了分类阐述。时至今日，地形学仍然是对军队科学影响最深的学科之一，即便是信息技术几乎将战场和战斗形态完全改变的当代战争也是如此，因为高度信息化、机械化战争机器的使用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后工业化社会所拥有的一切先进技术都有其与生俱来的自然缺陷（如峡谷密林对无线电信号的削减和屏蔽、高原缺氧使内燃机输出功率降低等）。对这门古典的军队科学学科加以灵活的运用，直击这些缺陷，那么技术上较劣势的一方就足以抑制，至少是相当程度削弱敌方的技术优势（参见刘慈欣《混沌蝴蝶》）。

作为军事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军事地形学的研究者们也在军事学史上印下了清晰的脉络。法国大革命期间，从属于督政府军事部门的地形测量部被视作现代意义上军队总参谋部的前身。后来，在受拿破仑战争的冲击而丧权辱国的普鲁士王国，一些中高级军官自发聚集在一起，以“军事协会”的名义进行军事改革运动。这场军事改革运动最显著的成果就是确立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战略家和战术家的思想在建设军队上的地位，这样，以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等为肇始，以克劳塞维茨为集大成者，近代普鲁士-德意志军事学说形成，而克劳塞维茨的弟子老毛奇、施里芬等人又代代薪火相传，逐渐形成了一个职业化的军人群体，即军官团，他们都拥有厚实严谨的军事理论功底和地主贵族（容克）的阶级背景。后来，以这个职业军人群体为基础，普鲁士总参谋部诞生。如果说之前的法国地形测量部只是解决了总参谋部这个战争机器CPU有无问题的话，那么普鲁士总参谋部就将这个CPU进一步升级为386、586，直到普法战争，同样拥有总参谋部维护战争运行的普法两国，结果却大不一样。普鲁士总参谋部籍此证明了自己的先进性，正式升级为奔腾系列——彻底正规化职业化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总参谋部。军官团和帝德总参谋部对很多国家的军队建设的影响是深远的，并且在帝国覆灭百余年后的今天还在用各种变革过的方式影响着一些大国军队。

近代，在军事地形学基础上结合大气科学、地质学等其他学科，建立、发展了军事气象学等学科，并以气象武器、地球物理武器等具体形式予以展现。

1914年英国航空工程师兰彻斯特发表了一个方程组，目的是建立一个理想条件下的空战模型：

式中x、y称为战斗双方的实力，a、b则称为双方的火力。

由兰彻斯特方程及其发展出的线性律、平方律等数学形式的研究结果可以验证几大基本作战原则，如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集中优势兵力、留预备队等。就是上式这样一个简单的积分方程组本身也对东西方经典的军事理论《孙子兵法》《战争论》予以旁证：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要确有把握地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就必须使敌人无力抵抗……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具有积极的目的，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这些结果最后可以导致打垮敌人。”

我们可以看出，设我方实力为x，火力为b的话，在战斗中的某时刻t ，我方的实力（即兵力数量和装备本身生存力的总和）与我方火力系数的积bx既是毁伤敌人实力（dy）的因素，同时也是敌人实力与火力之积（-ay）打击的目标，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我方在消灭敌人的同时，必须要做好付出损失实力dx的准备，即军队的战争属性具有两重性。这一对矛盾就客观反映了作战过程的现实，也是辩证法在战争中的反映。

从兰彻斯特方程正式应用于作战过程推演模拟以来，应用数学与战术学的交集——数理战术学便登上了历史舞台。用数学模型部分或全部地（在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代替军事演习甚至实战的过程，对战略前景、战役部署、国防动员等进行设计、验证，是一件惠而不费的事情。

运筹学很早就被智慧的中国人用于军事斗争之中。田忌赛马以及之后不久发生的桂陵之战的战例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听从孙膑计策的齐将田忌使用主官不懂军事的齐城高唐大夫的地方部队（相当于赛马中田忌的下等马对抗齐威王的上等马）去拖住魏军的精锐部队，遭到惨败；用装备了较多战车的机动部队冲击魏国都城大梁以激怒魏将庞涓（因魏国内部空虚，相当于田忌的中等马对抗威王的下等马）；而在庞涓得知了孙膑再一次使出了“围魏救赵”的策略后不得不率领久围新郑、将士疲惫的主力部队回援大梁，中途在桂陵（今河南长垣附近）遭到齐军主力以逸待劳的伏击，全军就歼（自然地，这就相当于田忌用自己的上等马来对付威王的中等马）。最终田忌不但在与威王的比试中“卒得王千金”，也收获了战场上“一不胜而再胜”的果实。

后来，兰彻斯特方程及变式被引入了军事运筹学，像应用数学在战术学上做的那样，同样以解决和优化实际问题和提供理论模型为己任，在物资调运、兵力分配、工程运作，乃至人事调度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我军最新的《军官服役条例》就充分参考了我国数理战术学专家成熟的数学模型综合多方面因素分析的成果。

近代以来发展最快的基础科学学科莫过于物理、化学、生物三科了。这三个学科对于军事科学的帮助也是巨大的。

物理学在近代宏观层面上为军队提供了铁道运输、无线电通信、装甲车辆，微观层面上建立完备的经典物理体系为后来发生变革打基础；现代宏观层面上，又提供了固定翼飞机、运载火箭、航天技术等将人类的认识展开至三维空间的工具和途径，微观层面上，量子物理学则在扬弃经典物理学理论基础上直接使现代战争理论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庞大的常规军力规模再也不能成为确立军事优势的唯一标志，一个拥有少量战术核武器的国家就完全可以借此对强国说“不”。对于强国之间来说更是如此，“恐怖平衡”就是常规军力强国在拥有战略核武器后形成的微妙的一个“危险的和平”状态，这种状态反而使世界免于陷入毁灭的境地（正如处于防御地位的强国的军事学说是要用战争来消灭战争一样，核俱乐部的均势发展也限制了核武器本身的使用，核武器更多的是爆炸在靶场、展示在阅兵场上用以进行心理威慑，而非爆炸在敌国首都用以实力消灭）。

化学在军事科学上也在广泛应用，以化学武器最为著名。公元256年波斯军队在进攻罗马杜拉欧普斯城（在今叙利亚境内）时使用点燃沥青与硫磺混合物的方法产生毒烟，将19名罗马士兵和一名来不及撤退的己方士兵一起毒死，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战战例。1915年德国军队在比利时伊普雷使用用电解法生产的氯气攻击英法联军，被公认为化学战的开始，而提出用氯气等有毒性和强刺激性的气体作为武器的正是发明了合成法工业生产氨气的德国化学家哈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各主要参战国都大规模使用了毒气，毒剂种类也从单一的无机的氯气发展为多种有机毒剂，战后毒剂依作战需要发展为糜烂性毒剂、失能性毒剂、刺激性毒剂和全身中毒性毒剂四大类，虽然1925年《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和其它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签订，但条约的先天不足使其约束力几乎为零，依然无法阻止化武的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大肆使用芥子气等毒剂杀害平民、纳粹德国在集中营内使用毒气室屠杀犹太人的反人类罪行展现了化学武器的恶果。直到越南战争期间，为对付借助亚热带丛林行动的南方游击队，美军还广泛使用了落叶剂和几种刺激性毒剂。1978年开始，经过24年努力联大通过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才把化学战这种残忍的战斗形式封进了魔瓶。不过公约是要由人来遵守的，目前世界上常规军力强大的国家其中的绝大多数农业部门也较发达，因此拥有恢复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的能力，人类社会仍然笼罩在化学武器的阴影之下。当然化学在军事科学中的应用也并非只有武器制造，在能源危机的今天，拥有大量堪称“油老虎”的装备的国家也在想法设法利用新的化工技术另辟蹊径、变废为宝，从植物和废弃物中获取燃料。

同化学一样，生物学在军事科学当中的应用首先也是在作战方面。公元前1000年左右赫梯人在战争中就可能使用土拉杆菌作为战剂对腓尼基城市进行投放；公元1346年蒙古人在围攻黑海沿岸城市卡法（今乌克兰费奥多西亚）时，将死于肺型鼠疫（黑死病）的患者尸体用投石机掷入城内，恶性传染病使守军遭到重创，待卡法城破，幸存的守卫者热那亚人挤在船上逃回意大利，在这个过程中黑死病对所有逃亡者发生了感染，等到他们登上家乡的土地，一场持续三个世纪的大瘟疫便开始在整个欧洲流行。欧洲总人口因黑死病减少三分之一，而也正是由于这场大瘟疫导致欧洲神权统治遭到沉重打击（城市贫民与农奴大量病死或逃亡，从而使以剥削农民和城市贫民为基础的教会权力体系势力大减，一直试图夺回权力的国王和地主贵族们与商人、手工业者结成联盟进行反扑，由此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受到早期生物武器打击的欧洲人在获得了免疫力的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的细菌战知识，后来西班牙人入侵印加帝国与阿兹特克帝国，殖民者从欧洲大陆把美洲原本没有的天花病毒无意间带了过来，没有针对天花免疫力的美洲居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8世纪，英国人入侵北美大陆的魁北克地区，这回英国人有意把沾染了天花病人含病毒的分泌物的生活用品作为“礼物”送给印第安部落，结果使战场上英勇无比的印第安人不战自溃。美洲的土地也让殖民者尝够了生物武器的苦头，18世纪末19世纪初，海地人民发动独立战争，宗主国法国的国王拿破仑三世急忙派妹夫勒克莱尔将军率兵前来镇压，但法国人在海地岛上除了见识到海地人民的抵抗之外，还意外遭遇了一个看不见的对手——黄热病。这种以前从来没有在欧洲出现过的疾病帮助海地起义军放倒了法军，勒克莱尔本人也于1803年死于黄热病。进入二十世纪，生物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更加专业化，手段也愈加残忍。抗日战争中日军臭名昭著的“关东军给水部队”，即731部队对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犯下了深重的罪行，该部先后于1931年开始的中国抗战、1939年苏日诺门罕战争、1941年开始的太平洋战争中多次使用和利用战俘、平民等进行细菌战及人体试验，战争结束后该部头目以细菌武器资料向美国占领军当局换取不受审判，由此美国掌握了日本的细菌武器技术，并在朝鲜战争中向中朝人民军队和平民使用了鼠疫、炭疽等细菌武器。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都在新型生物武器的研发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如苏联曾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研制出一种新型病毒，感染该病毒发病后初期只显现流感样症状，但后期却会因蛇毒中毒而导致死伤。冷战末期至今，随着分子生物学的高速发展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深入进展，利用人种基因差异制造的特定靶标、特殊杀伤效果的基因武器更是可以歼敌于无形，灭族于瞬忽。

军事科学作为具体科学的一种，是“科学的宪法”哲学所能概括和指导的。并且由于军事科学的特殊性质——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战争行为提供指导，故其实用性更强，也更能直观地体现哲学原理。上文中所说的军队战争属性的两重性就为辩证法提供了力证。另外，由于哲学因其发展的社会情况和阶级基础的不同而有差异，如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在其基础上批判继承发展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一样，军事科学也因其从属于不同哲学流派而逐渐各家分道扬镳，并影响了不同国家的军事学说，产生了不同的历史结果。

近代欧洲有两个国家的军事学说对后世乃至全世界影响深远，他们一个是法国，一个是德国，而法国的军事学说为德国的后起之秀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德国军事学说则成为欧洲主流的军事理论。拿破仑的参谋长贝蒂埃和后来投奔反法同盟的约米尼都参加了拿破仑战争，他们对拿破仑军事学说做出了系统的整理，其中贝蒂埃建立的司令部勤务制度为后来的欧洲国家所仿效，后勤保障开始在欧洲军队中受到重视；约米尼则对战略、战术、勤务等概念做了与当代认识很相近的定义。但法国的军事学说发展脚步如同拿破仑的武运一样也就到此为止了，紧接着登上历史舞台的是德国人。克劳塞维茨也参加过拿破仑战争，有感于对普鲁士军队腐朽落后的军事制度和法国军队采用新军事技术与制度后的惊人战斗力的亲身经历，克劳塞维茨积极投身于普鲁士王国从军事到经济，从制度到教育的改革运动中去，后因不得志而加入俄军。在俄军中他大胆尝试利用自己对法国军事学说的理解而制定的战术，取得了明显效果。战后克劳塞维茨被任命为柏林军事学校教官、校长，他利用这个机会以黑格尔辩证法为哲学基础，对拿破仑军事学说及奥地利卡尔大公等其他前人的理论进一步整理和发展，写出了大量“纯金属的小颗粒”散稿，后克劳塞维茨夫人玛丽将其整理并出版，就是被誉为“西方兵学圣经”的《战争论》。作为一部现在看来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军事理论著作，《战争论》揭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延续”的原理，从而把欧洲以前时代玄而又玄的军事理论打开了黑箱，将其本质理清，又对战争的准备、进行、停止、目的等结构进行了解析，还首次在“居殿堂者”中认识到了人民战争（“民众战争”，volk krieg）的威力。但克劳塞维茨的学说理论来源毕竟是黑格尔而非是后世的马克思，因此对精神力量作用（军队的武德）过分推崇，和从根本上对于“民众战争”作用的轻视（尽管比起前人来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民众武装不宜对抗敌军的主力，只能从外部和边缘蚕食敌军”、“民众武装不宜凝结成反抗的核心，但必要时可作相对的集中”和“民众战争只是战略防御手段，不能用于战术防御”都表明了他的态度。大概是因为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得久了，克劳塞维茨并没有条件见识到以人民战争为主的战争形势的伟力，不过在他去世（1831年）后不久，机会来了。

1848年，欧洲主要国家普遍爆发革命运动。在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在德国首都柏林爆发的起义使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向大资产阶级妥协；在奥地利维也纳，5月15日爆发了人民起义，吓跑了皇室和首相梅特涅。此外，在意大利以及奥地利帝国的波希米亚、匈牙利等地区也相继爆发了起义，后在“欧洲宪兵”沙俄军队与本国反动军队的联合镇压下失败。1848年欧洲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革命的领导者与克劳塞维茨如出一脉，是不可能真正地与人民紧密团结的。革命虽然规模很大，但很不成熟且大多失败，但这次革命锻炼了人民群众，并为下一次革命——由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变的革命做好了准备。此时黑格尔哲学已经渐行渐远，而由其发展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成为指导革命战争的理论基础。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既是新的社会体制的实践，同时它的失败也为后来更多、规模更大、意义更深远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树立了路标。又过了不长时间，俄国的十月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之后为了保卫革命的成果，赤卫队和新生的红军先后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战争、肃清白匪军的内战，直到1941年爆发的伟大卫国战争。在这一系列的战争中，由列宁、托洛茨基创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学说，后来斯大林和红军将帅们将其发展完善，在继承帝俄和德意志军事理论的旧军事学说之外加以改造，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强调了人民战争的作用。由于以无产阶级作为执政的基础，图哈切夫斯基、布尔加宁等红色政权的天才将帅们可以做到克劳塞维茨将军想做而做不到、也不敢去做的事情——最大程度地发动群众，充分调动国家的一切资源支援战争。

与帝德末期的鲁登道夫、兴登堡等“总体战”倡导者的理论不同之处在于，红色政权的人民战争理论是自下而上地实施的，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人民的力量可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而总体战是不可能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的，因为进行总体战的必然是资源贫乏的小国或者贫弱的大国，总体战所服务的也必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在满足本国统治阶级掠夺外国外族资源与财富的要求之前，必然要先把本国人民压榨干净。由于这一行为是违背人民意志的，所以总体战的发动者绝不可能给予人民以反抗的机会，而全面动员群众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

以人民战争理论为基础，苏维埃俄国奠基了一种崭新的军事理论形态。不约而同地，这种理论在亚欧非拉各爆发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地区也以适应当地的情况出现（因为不适应实际情况的理论都在实践中失败了），譬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战争、非洲大陆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等等。

三、军事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本文的题目取为The beauty of military science ，意即“军事科学之美”。很多人看到后自然会有疑问：这样一门交织着铁与血的科学，怎么能称得上是“美”呢？首先我要作出的解释是，既然军事科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就是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是可以以数学方式进行演绎的。而大家都知道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本身的存在和运行就透露着一种庄重的美感，虽然这种美是不能直接通过感官获知的，但它的确存在着，自然军事科学也有其独特表现形式的美：或是以火焰与钢铁为组合，以弹道学和化学赋予其灵魂，以物理毁坏达成目的；或是以信息的获取与断流、掺污为手段，以物质财富和思想意识的争夺为过程，以不流血、非接触性的敌对行动完成对敌人的击溃。这是形式之美。

其次，前文已述，军事科学既广泛应用了其他具体科学的成果，也以正反馈的形式促进了具体科学的发展，并且军事科学还是直接指导问题解决方法的方法论，虽然表现手法特殊，但是直接明了，简便省事。人们在生活中为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而采取的不同途径及方法就是军事科学的实际应用，这就是军事科学脱胎于生活经验，又反哺生活经验。这难道不是一种美吗？此谓内容之美。

作为拥有悠久军事科学理论研究及应用历史的国家，中国在军事科学的生活化应用中同样建树卓著。中华民族的文明代表之一中医就是一例。古人素有“用药如用兵”之说，实际上对疾病的防治也恰恰与战争的实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黄帝内经》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的说法，对应军事科学中的预防战争和防止战争扩大化概念：能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就不要进行战争，能以低代价的小规模冲突抑制矛盾就不要大动干戈。中医中关于烈性传染病的治疗步骤，多是先以温补强根固本，之后徐徐施以对症祛邪的药物予以根治，而这正好与2008年俄军对格鲁吉亚实施的“强制维和”的作战理念（首先夺回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前进据点，掌握局势主动权后再向格鲁吉亚纵深推进以打击格军）合拍。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很多军事家都略通医术，而著名的医家也有不少对兵法颇有研究，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医道本来就是兵道，军事技术则是贯彻政治目的来抚平天下的医疗技术，两者实质相通，都是斗争的科学。

至于军事科学在生活其他方面的应用，其实我不说，大家心里也知道，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哪里用不到这种最直接的用以解决矛盾的斗争的艺术呢？据说在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人们还在用《孙子兵法》来处理人际关系、指导企业的市场竞争，更有甚者还用它来谈恋爱。

有人对军事科学存在着反感，认为其指导的战争造成了流血和破坏，是不正义的。但实际上军事科学作为科学其本身是没有正邪之分的，只能说被谁利用，便对谁的力量给予伸张。军事科学掌握在落后的、反动的一方手中会对多数进步的、和平的人群和物质造成破坏，但如果没有军事科学，坏人也一样会作恶，会压迫群众，会欺凌异族，会压榨财富，但人们却没有办法反抗他们。掌握了军事科学，人民才可以对自己的力量用科学的方式进行运用，去打击反动的人，保护自己的权益。

运用军事科学的确会造成流血和损失，但越是良好的运用之，这种流血和损失就会越小，反过来对于要打击的敌人造成的损失就会越大，但通常也不会赶尽杀绝，因为敌人会意识到自己的损失已经变得不可承受，就会屈服；或者反动的一方不甘心失败继续战争，那么进步的一方就会用战争将其集团和资源彻底消灭，于是总的损失就自然停止了，这也正是“用武器反对武器，用战争消灭战争”的原理。

The Beauty of Military Science

一、绪论

人类文明自有痕迹可考的数千年来，由于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各个方面的各种矛盾，而矛盾在社会形式的具体表现就是各种形式的斗争（亦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因此其进步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进化的斗争史。诸如人类社会为了获取食物而对野兽的捕猎、对疫病的防治、其他动物种群中为了夺取配偶和种群控制权的内部争斗。

当这些斗争发生以后，人类以及具有较高级智慧的动物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就从中提取了有积极作用的经验和领教了有消极作用的教训，继而提炼出更高级的智慧产物——生活哲学，也即生活经验。生活的哲学就是各种斗争艺术的总和。

而随着智慧动物，特别是人的社会群体扩大、生存能力增强，生活条件也就逐渐改善，但相对生活区域内的资源量就较前不足，动物群体就有了开拓更大的生活范围、获取更多更优质资源的欲望和必要。另外，生存生产条件的改善也造成了剩余产品的出现，接下来就会有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由此产生了阶级社会）和市场与货币的出现。

于是形势渐渐明朗，各种社会群体的斗争生活中又出现了新情况：除原有的斗争经验之外，与不同种群乃至本种群之内的斗争也开始了。

可以看出这种新的斗争是随着社会群体，或者说是文明进程的发展应运而生，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关于阻止这种斗争发生的假设都必须以社会、文明停止向前发展乃至倒退为前提。

众所周知，目前在这个星球上只有人类具有最高级的社会活动形态，即政治，以财产不均等分配为标志形成的阶级社会是政治形成的基础（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此人类社会中的社会斗争方面，主要且唯一（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诱发原因也就是政治原因，并且由于这种斗争的目的是排他性的，很难存在妥协的可能性，所以斗争必然使用暴力——无论是流血的绝对消灭的“硬暴力”还是仅仅达成限制或废除竞争对手行动能力的“软暴力”。

我们就此可以用一个更高级的名词将这种使用暴力而达成目的斗争命名：战争。而为了进行战争所使用的手段就是战争手段。把生活哲学上升为适用于战争的哲学，就产生了战争的艺术。

又由于上面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推论：

条件①：经济决定政治。

条件②：政治引发战争。

结论：战争的发生归根结底是经济原因。

“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由于是受政治活动有目的的指导，故在人类文明普遍进入阶级社会后，战争便作为人类社会的斗争形态与自然界其他有智慧动物的斗争行为产生了根本性的区别。由于经济、政治、战争三方面固有的关系，因此无论披着怎样的外衣，任何形式、任何手段实施的斗争，既属于战争行为，就必定存在经济和政治需求的根因。

人类最早的阶级社会形态——奴隶社会，从出现到现在已历数千年，可以想到符合定义的战争行为不会比之发生更晚，在奴隶社会的萌芽状态就已有之。为了抢夺奴隶（生产力的主要来源）、财富、食物、田地等资源（供奴隶主消费所需），战争是以劫掠、俘获、占领和杀戮（削弱对手实力）为目的。再往后，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战争也在以不同的手段来进行以满足政治需求的目标。譬如封建社会的战争对土地的占领行为最为重视，而近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则侧重于对城市及人口、原材料产地、资源及能源等的争夺。但有一点是各个时代都相同的，那就是对敌人军队和后备力量（战争潜力）的攫取与破坏，这一点在后面要特别讲明。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战争，从而利用这一暴力形式达成政治目的，历代各国各民族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们都在努力地归纳、总结战争的艺术，并借助不断进步的其他专门科学的力量对有关于作战、补给、动员等战争的所有环节进行完善，最终逐渐提炼出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科学门类，它以数学规律和哲学逻辑为基础组织，以丰富的实践理论进行指导，从而使有着悠久历史的战争和为战争服务的一切活动变成了系统化的并可以精确控制掌握的一种科学。这种科学就是军事科学，简称为军事学。

由此可见，先有战争行为，后有军事科学。军事科学既研究作战与战争活动本身的规律，同时也从属于为战争（和战略）服务的这个大的目的。正如“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战斗有关。士兵应征入伍，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接受训练，以及睡眠、吃饭、喝水、行军，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间进行战斗（《战争论》）”一样。

二、军事科学的发展与各具体科学间的联系

军事科学本来就是建立在人类已有的生活经验基础之上，所以军事科学就必然要从各种基础科学和具体科学中吸取营养。而军事科学向各个方向衍生的分支也就先天地与具体科学产生交集并发生互利互促的作用：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研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军事部门，使军事科学水平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军事科学作为为作战艺术服务的科学，直接起到了加快人类社会变革进步的作用，使生产力得以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在客观上又需求具体科学的帮助，从而又为具体科学的进步提供动力。历史和现实正在不断地证明这一点。

如果非要在军事科学的各个分支中找出一位“长子”的话，那么我的个人意见就选择战术学。百科全书中对“战术学”一词的定义是“研究战斗规律和战斗指导规律的学科”。也就是说，从人类为了最初的政治目的而发生战争的那天开始，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战争——也就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那么就要对战争的实质内容（这里是借用了病理学上的概念）——战斗——采取更有效率的指导，自然而然地，战术学诞生了。随后人们意识到了一些自然和人为因素对战术学规律的影响，于是军事地形学、战役学、军队指挥学、军事运筹学等等也相继出现。

如果提起军事科学理论，人们最熟悉的恐怕莫过于中国的《孙子兵法》了。实际上在这之前有春秋时期的三韬五略、之后各个朝代也有很多有价值的军事学著作，但人们独独将《孙子兵法》奉为经典中的经典，这是有其原因的。盖因为此书最早地用精炼的语言系统阐述了军事科学的几个主要方面，即战前准备、战斗实施、后勤保障、军政关系、指挥艺术等。今日的我们不得不佩服先人，仅仅五千余字就把古代中国军事科学的最先进思想展现无余。但受客观条件限制，《孙子兵法》也未能将军事学的诸研究方向予以更加详细的定量描述，仅仅做出了定性判断，于是把军事科学纳入用数学规律演绎的任务便交给了后人。

军事地形学脱胎于多门地理和地质科学学科，重点研究地形（包括自然形成和人工筑就的）对作战行动影响的规律。早在远古时代的战争实践中对自然地形的应用和改造便已在军事行动中自发地予以应用，《孙子兵法》更是将地形分为九种，名之为“九地”，并把九地对军事行动的影响进行了分类阐述。时至今日，地形学仍然是对军队科学影响最深的学科之一，即便是信息技术几乎将战场和战斗形态完全改变的当代战争也是如此，因为高度信息化、机械化战争机器的使用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后工业化社会所拥有的一切先进技术都有其与生俱来的自然缺陷（如峡谷密林对无线电信号的削减和屏蔽、高原缺氧使内燃机输出功率降低等）。对这门古典的军队科学学科加以灵活的运用，直击这些缺陷，那么技术上较劣势的一方就足以抑制，至少是相当程度削弱敌方的技术优势（参见刘慈欣《混沌蝴蝶》）。

作为军事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军事地形学的研究者们也在军事学史上印下了清晰的脉络。法国大革命期间，从属于督政府军事部门的地形测量部被视作现代意义上军队总参谋部的前身。后来，在受拿破仑战争的冲击而丧权辱国的普鲁士王国，一些中高级军官自发聚集在一起，以“军事协会”的名义进行军事改革运动。这场军事改革运动最显著的成果就是确立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战略家和战术家的思想在建设军队上的地位，这样，以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等为肇始，以克劳塞维茨为集大成者，近代普鲁士-德意志军事学说形成，而克劳塞维茨的弟子老毛奇、施里芬等人又代代薪火相传，逐渐形成了一个职业化的军人群体，即军官团，他们都拥有厚实严谨的军事理论功底和地主贵族（容克）的阶级背景。后来，以这个职业军人群体为基础，普鲁士总参谋部诞生。如果说之前的法国地形测量部只是解决了总参谋部这个战争机器CPU有无问题的话，那么普鲁士总参谋部就将这个CPU进一步升级为386、586，直到普法战争，同样拥有总参谋部维护战争运行的普法两国，结果却大不一样。普鲁士总参谋部籍此证明了自己的先进性，正式升级为奔腾系列——彻底正规化职业化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总参谋部。军官团和帝德总参谋部对很多国家的军队建设的影响是深远的，并且在帝国覆灭百余年后的今天还在用各种变革过的方式影响着一些大国军队。

近代，在军事地形学基础上结合大气科学、地质学等其他学科，建立、发展了军事气象学等学科，并以气象武器、地球物理武器等具体形式予以展现。

1914年英国航空工程师兰彻斯特发表了一个方程组，目的是建立一个理想条件下的空战模型：

式中x、y称为战斗双方的实力，a、b则称为双方的火力。

由兰彻斯特方程及其发展出的线性律、平方律等数学形式的研究结果可以验证几大基本作战原则，如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集中优势兵力、留预备队等。就是上式这样一个简单的积分方程组本身也对东西方经典的军事理论《孙子兵法》《战争论》予以旁证：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要确有把握地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就必须使敌人无力抵抗……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具有积极的目的，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这些结果最后可以导致打垮敌人。”

我们可以看出，设我方实力为x，火力为b的话，在战斗中的某时刻t ，我方的实力（即兵力数量和装备本身生存力的总和）与我方火力系数的积bx既是毁伤敌人实力（dy）的因素，同时也是敌人实力与火力之积（-ay）打击的目标，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我方在消灭敌人的同时，必须要做好付出损失实力dx的准备，即军队的战争属性具有两重性。这一对矛盾就客观反映了作战过程的现实，也是辩证法在战争中的反映。

从兰彻斯特方程正式应用于作战过程推演模拟以来，应用数学与战术学的交集——数理战术学便登上了历史舞台。用数学模型部分或全部地（在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代替军事演习甚至实战的过程，对战略前景、战役部署、国防动员等进行设计、验证，是一件惠而不费的事情。

运筹学很早就被智慧的中国人用于军事斗争之中。田忌赛马以及之后不久发生的桂陵之战的战例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听从孙膑计策的齐将田忌使用主官不懂军事的齐城高唐大夫的地方部队（相当于赛马中田忌的下等马对抗齐威王的上等马）去拖住魏军的精锐部队，遭到惨败；用装备了较多战车的机动部队冲击魏国都城大梁以激怒魏将庞涓（因魏国内部空虚，相当于田忌的中等马对抗威王的下等马）；而在庞涓得知了孙膑再一次使出了“围魏救赵”的策略后不得不率领久围新郑、将士疲惫的主力部队回援大梁，中途在桂陵（今河南长垣附近）遭到齐军主力以逸待劳的伏击，全军就歼（自然地，这就相当于田忌用自己的上等马来对付威王的中等马）。最终田忌不但在与威王的比试中“卒得王千金”，也收获了战场上“一不胜而再胜”的果实。

后来，兰彻斯特方程及变式被引入了军事运筹学，像应用数学在战术学上做的那样，同样以解决和优化实际问题和提供理论模型为己任，在物资调运、兵力分配、工程运作，乃至人事调度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我军最新的《军官服役条例》就充分参考了我国数理战术学专家成熟的数学模型综合多方面因素分析的成果。

近代以来发展最快的基础科学学科莫过于物理、化学、生物三科了。这三个学科对于军事科学的帮助也是巨大的。

物理学在近代宏观层面上为军队提供了铁道运输、无线电通信、装甲车辆，微观层面上建立完备的经典物理体系为后来发生变革打基础；现代宏观层面上，又提供了固定翼飞机、运载火箭、航天技术等将人类的认识展开至三维空间的工具和途径，微观层面上，量子物理学则在扬弃经典物理学理论基础上直接使现代战争理论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庞大的常规军力规模再也不能成为确立军事优势的唯一标志，一个拥有少量战术核武器的国家就完全可以借此对强国说“不”。对于强国之间来说更是如此，“恐怖平衡”就是常规军力强国在拥有战略核武器后形成的微妙的一个“危险的和平”状态，这种状态反而使世界免于陷入毁灭的境地（正如处于防御地位的强国的军事学说是要用战争来消灭战争一样，核俱乐部的均势发展也限制了核武器本身的使用，核武器更多的是爆炸在靶场、展示在阅兵场上用以进行心理威慑，而非爆炸在敌国首都用以实力消灭）。

化学在军事科学上也在广泛应用，以化学武器最为著名。公元256年波斯军队在进攻罗马杜拉欧普斯城（在今叙利亚境内）时使用点燃沥青与硫磺混合物的方法产生毒烟，将19名罗马士兵和一名来不及撤退的己方士兵一起毒死，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战战例。1915年德国军队在比利时伊普雷使用用电解法生产的氯气攻击英法联军，被公认为化学战的开始，而提出用氯气等有毒性和强刺激性的气体作为武器的正是发明了合成法工业生产氨气的德国化学家哈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各主要参战国都大规模使用了毒气，毒剂种类也从单一的无机的氯气发展为多种有机毒剂，战后毒剂依作战需要发展为糜烂性毒剂、失能性毒剂、刺激性毒剂和全身中毒性毒剂四大类，虽然1925年《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和其它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签订，但条约的先天不足使其约束力几乎为零，依然无法阻止化武的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大肆使用芥子气等毒剂杀害平民、纳粹德国在集中营内使用毒气室屠杀犹太人的反人类罪行展现了化学武器的恶果。直到越南战争期间，为对付借助亚热带丛林行动的南方游击队，美军还广泛使用了落叶剂和几种刺激性毒剂。1978年开始，经过24年努力联大通过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才把化学战这种残忍的战斗形式封进了魔瓶。不过公约是要由人来遵守的，目前世界上常规军力强大的国家其中的绝大多数农业部门也较发达，因此拥有恢复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的能力，人类社会仍然笼罩在化学武器的阴影之下。当然化学在军事科学中的应用也并非只有武器制造，在能源危机的今天，拥有大量堪称“油老虎”的装备的国家也在想法设法利用新的化工技术另辟蹊径、变废为宝，从植物和废弃物中获取燃料。

同化学一样，生物学在军事科学当中的应用首先也是在作战方面。公元前1000年左右赫梯人在战争中就可能使用土拉杆菌作为战剂对腓尼基城市进行投放；公元1346年蒙古人在围攻黑海沿岸城市卡法（今乌克兰费奥多西亚）时，将死于肺型鼠疫（黑死病）的患者尸体用投石机掷入城内，恶性传染病使守军遭到重创，待卡法城破，幸存的守卫者热那亚人挤在船上逃回意大利，在这个过程中黑死病对所有逃亡者发生了感染，等到他们登上家乡的土地，一场持续三个世纪的大瘟疫便开始在整个欧洲流行。欧洲总人口因黑死病减少三分之一，而也正是由于这场大瘟疫导致欧洲神权统治遭到沉重打击（城市贫民与农奴大量病死或逃亡，从而使以剥削农民和城市贫民为基础的教会权力体系势力大减，一直试图夺回权力的国王和地主贵族们与商人、手工业者结成联盟进行反扑，由此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受到早期生物武器打击的欧洲人在获得了免疫力的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的细菌战知识，后来西班牙人入侵印加帝国与阿兹特克帝国，殖民者从欧洲大陆把美洲原本没有的天花病毒无意间带了过来，没有针对天花免疫力的美洲居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8世纪，英国人入侵北美大陆的魁北克地区，这回英国人有意把沾染了天花病人含病毒的分泌物的生活用品作为“礼物”送给印第安部落，结果使战场上英勇无比的印第安人不战自溃。美洲的土地也让殖民者尝够了生物武器的苦头，18世纪末19世纪初，海地人民发动独立战争，宗主国法国的国王拿破仑三世急忙派妹夫勒克莱尔将军率兵前来镇压，但法国人在海地岛上除了见识到海地人民的抵抗之外，还意外遭遇了一个看不见的对手——黄热病。这种以前从来没有在欧洲出现过的疾病帮助海地起义军放倒了法军，勒克莱尔本人也于1803年死于黄热病。进入二十世纪，生物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更加专业化，手段也愈加残忍。抗日战争中日军臭名昭著的“关东军给水部队”，即731部队对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犯下了深重的罪行，该部先后于1931年开始的中国抗战、1939年苏日诺门罕战争、1941年开始的太平洋战争中多次使用和利用战俘、平民等进行细菌战及人体试验，战争结束后该部头目以细菌武器资料向美国占领军当局换取不受审判，由此美国掌握了日本的细菌武器技术，并在朝鲜战争中向中朝人民军队和平民使用了鼠疫、炭疽等细菌武器。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都在新型生物武器的研发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如苏联曾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研制出一种新型病毒，感染该病毒发病后初期只显现流感样症状，但后期却会因蛇毒中毒而导致死伤。冷战末期至今，随着分子生物学的高速发展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深入进展，利用人种基因差异制造的特定靶标、特殊杀伤效果的基因武器更是可以歼敌于无形，灭族于瞬忽。

军事科学作为具体科学的一种，是“科学的宪法”哲学所能概括和指导的。并且由于军事科学的特殊性质——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战争行为提供指导，故其实用性更强，也更能直观地体现哲学原理。上文中所说的军队战争属性的两重性就为辩证法提供了力证。另外，由于哲学因其发展的社会情况和阶级基础的不同而有差异，如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在其基础上批判继承发展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一样，军事科学也因其从属于不同哲学流派而逐渐各家分道扬镳，并影响了不同国家的军事学说，产生了不同的历史结果。

近代欧洲有两个国家的军事学说对后世乃至全世界影响深远，他们一个是法国，一个是德国，而法国的军事学说为德国的后起之秀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德国军事学说则成为欧洲主流的军事理论。拿破仑的参谋长贝蒂埃和后来投奔反法同盟的约米尼都参加了拿破仑战争，他们对拿破仑军事学说做出了系统的整理，其中贝蒂埃建立的司令部勤务制度为后来的欧洲国家所仿效，后勤保障开始在欧洲军队中受到重视；约米尼则对战略、战术、勤务等概念做了与当代认识很相近的定义。但法国的军事学说发展脚步如同拿破仑的武运一样也就到此为止了，紧接着登上历史舞台的是德国人。克劳塞维茨也参加过拿破仑战争，有感于对普鲁士军队腐朽落后的军事制度和法国军队采用新军事技术与制度后的惊人战斗力的亲身经历，克劳塞维茨积极投身于普鲁士王国从军事到经济，从制度到教育的改革运动中去，后因不得志而加入俄军。在俄军中他大胆尝试利用自己对法国军事学说的理解而制定的战术，取得了明显效果。战后克劳塞维茨被任命为柏林军事学校教官、校长，他利用这个机会以黑格尔辩证法为哲学基础，对拿破仑军事学说及奥地利卡尔大公等其他前人的理论进一步整理和发展，写出了大量“纯金属的小颗粒”散稿，后克劳塞维茨夫人玛丽将其整理并出版，就是被誉为“西方兵学圣经”的《战争论》。作为一部现在看来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军事理论著作，《战争论》揭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延续”的原理，从而把欧洲以前时代玄而又玄的军事理论打开了黑箱，将其本质理清，又对战争的准备、进行、停止、目的等结构进行了解析，还首次在“居殿堂者”中认识到了人民战争（“民众战争”，volk krieg）的威力。但克劳塞维茨的学说理论来源毕竟是黑格尔而非是后世的马克思，因此对精神力量作用（军队的武德）过分推崇，和从根本上对于“民众战争”作用的轻视（尽管比起前人来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民众武装不宜对抗敌军的主力，只能从外部和边缘蚕食敌军”、“民众武装不宜凝结成反抗的核心，但必要时可作相对的集中”和“民众战争只是战略防御手段，不能用于战术防御”都表明了他的态度。大概是因为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得久了，克劳塞维茨并没有条件见识到以人民战争为主的战争形势的伟力，不过在他去世（1831年）后不久，机会来了。

1848年，欧洲主要国家普遍爆发革命运动。在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在德国首都柏林爆发的起义使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向大资产阶级妥协；在奥地利维也纳，5月15日爆发了人民起义，吓跑了皇室和首相梅特涅。此外，在意大利以及奥地利帝国的波希米亚、匈牙利等地区也相继爆发了起义，后在“欧洲宪兵”沙俄军队与本国反动军队的联合镇压下失败。1848年欧洲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革命的领导者与克劳塞维茨如出一脉，是不可能真正地与人民紧密团结的。革命虽然规模很大，但很不成熟且大多失败，但这次革命锻炼了人民群众，并为下一次革命——由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变的革命做好了准备。此时黑格尔哲学已经渐行渐远，而由其发展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成为指导革命战争的理论基础。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既是新的社会体制的实践，同时它的失败也为后来更多、规模更大、意义更深远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树立了路标。又过了不长时间，俄国的十月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之后为了保卫革命的成果，赤卫队和新生的红军先后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战争、肃清白匪军的内战，直到1941年爆发的伟大卫国战争。在这一系列的战争中，由列宁、托洛茨基创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学说，后来斯大林和红军将帅们将其发展完善，在继承帝俄和德意志军事理论的旧军事学说之外加以改造，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强调了人民战争的作用。由于以无产阶级作为执政的基础，图哈切夫斯基、布尔加宁等红色政权的天才将帅们可以做到克劳塞维茨将军想做而做不到、也不敢去做的事情——最大程度地发动群众，充分调动国家的一切资源支援战争。

与帝德末期的鲁登道夫、兴登堡等“总体战”倡导者的理论不同之处在于，红色政权的人民战争理论是自下而上地实施的，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人民的力量可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而总体战是不可能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的，因为进行总体战的必然是资源贫乏的小国或者贫弱的大国，总体战所服务的也必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在满足本国统治阶级掠夺外国外族资源与财富的要求之前，必然要先把本国人民压榨干净。由于这一行为是违背人民意志的，所以总体战的发动者绝不可能给予人民以反抗的机会，而全面动员群众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

以人民战争理论为基础，苏维埃俄国奠基了一种崭新的军事理论形态。不约而同地，这种理论在亚欧非拉各爆发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地区也以适应当地的情况出现（因为不适应实际情况的理论都在实践中失败了），譬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战争、非洲大陆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等等。

三、军事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本文的题目取为The beauty of military science ，意即“军事科学之美”。很多人看到后自然会有疑问：这样一门交织着铁与血的科学，怎么能称得上是“美”呢？首先我要作出的解释是，既然军事科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就是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是可以以数学方式进行演绎的。而大家都知道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本身的存在和运行就透露着一种庄重的美感，虽然这种美是不能直接通过感官获知的，但它的确存在着，自然军事科学也有其独特表现形式的美：或是以火焰与钢铁为组合，以弹道学和化学赋予其灵魂，以物理毁坏达成目的；或是以信息的获取与断流、掺污为手段，以物质财富和思想意识的争夺为过程，以不流血、非接触性的敌对行动完成对敌人的击溃。这是形式之美。

其次，前文已述，军事科学既广泛应用了其他具体科学的成果，也以正反馈的形式促进了具体科学的发展，并且军事科学还是直接指导问题解决方法的方法论，虽然表现手法特殊，但是直接明了，简便省事。人们在生活中为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而采取的不同途径及方法就是军事科学的实际应用，这就是军事科学脱胎于生活经验，又反哺生活经验。这难道不是一种美吗？此谓内容之美。

作为拥有悠久军事科学理论研究及应用历史的国家，中国在军事科学的生活化应用中同样建树卓著。中华民族的文明代表之一中医就是一例。古人素有“用药如用兵”之说，实际上对疾病的防治也恰恰与战争的实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黄帝内经》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的说法，对应军事科学中的预防战争和防止战争扩大化概念：能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就不要进行战争，能以低代价的小规模冲突抑制矛盾就不要大动干戈。中医中关于烈性传染病的治疗步骤，多是先以温补强根固本，之后徐徐施以对症祛邪的药物予以根治，而这正好与2008年俄军对格鲁吉亚实施的“强制维和”的作战理念（首先夺回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前进据点，掌握局势主动权后再向格鲁吉亚纵深推进以打击格军）合拍。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很多军事家都略通医术，而著名的医家也有不少对兵法颇有研究，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医道本来就是兵道，军事技术则是贯彻政治目的来抚平天下的医疗技术，两者实质相通，都是斗争的科学。

至于军事科学在生活其他方面的应用，其实我不说，大家心里也知道，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哪里用不到这种最直接的用以解决矛盾的斗争的艺术呢？据说在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人们还在用《孙子兵法》来处理人际关系、指导企业的市场竞争，更有甚者还用它来谈恋爱。

有人对军事科学存在着反感，认为其指导的战争造成了流血和破坏，是不正义的。但实际上军事科学作为科学其本身是没有正邪之分的，只能说被谁利用，便对谁的力量给予伸张。军事科学掌握在落后的、反动的一方手中会对多数进步的、和平的人群和物质造成破坏，但如果没有军事科学，坏人也一样会作恶，会压迫群众，会欺凌异族，会压榨财富，但人们却没有办法反抗他们。掌握了军事科学，人民才可以对自己的力量用科学的方式进行运用，去打击反动的人，保护自己的权益。

运用军事科学的确会造成流血和损失，但越是良好的运用之，这种流血和损失就会越小，反过来对于要打击的敌人造成的损失就会越大，但通常也不会赶尽杀绝，因为敌人会意识到自己的损失已经变得不可承受，就会屈服；或者反动的一方不甘心失败继续战争，那么进步的一方就会用战争将其集团和资源彻底消灭，于是总的损失就自然停止了，这也正是“用武器反对武器，用战争消灭战争”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