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罕见机种伏尔提V—11型攻击机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罕见机种伏尔提V—11型攻击机
                                                           陈应明
        伏尔提（Vultee)公司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成立,是当时美国一家新兴的飞机制造公司.20世纪30年代正好是双翼飞机逐步转向单翼飞机,全金属飞机代替木制结构飞机,可收放式起落架取代固定式起落架的技术革新时代.

　　　　　　　　　　　　　　　　　　　　V－11出世　
　　　伏尔提公司成立以后一直致力于研制全金属结构的飞机,1933年他们的第一架全金属下单翼可收放起落架式发动机运输机V一1诞生了,动力系统为莱特一1820-F2型650马力发动机.该机由2名驾驶员操纵,舱内可载8名乘客,在当时可以算作先进的旅客机了.
      
V一1原型机(NX12293)在1933年2月19日首次试飞成功,次年才交给美国航空公司试用.该机在1934年9月开始进行全美巡回飞行表演.以展示其优良的性能。伏尔提公司认为V一1前景广阔,在获得确定订货之前就开始对原型机设计的修改工作,设计小组先后研制了V－1A和V－1D两种派生型号。，并在1934年2月至1936年12月之间断断续续生产了27架。V－1飞行展示期间,美国出台了新的民航珐,规定单发运输机不能用于商务载客业务,与此同时,波音247飞机和道格拉斯DC系列全金属双发动机飞机也相继试飞成功,这使V一1系列飞机失去作为旅客机的存在价值。已经生产的飞机不能在航线上使用,只好向海外寻找买主.生产序号为26的V－1A于1934年8月被中国空军选中,作为评估机种引进,在空军中担任联络和教练机。生产序号28以及27的V一1安装有莱特SGR一1820一F2型735马力发动机,其他刚装有莱特SR一1820一F52型775马力发动机或者莱特—820一G2型850马力发动机,这些飞机被西班牙,加拿大,墨西哥,苏联等国家购买.
　　　
伏尔提公司为了挽回研制V一1民航机失利的损失,开始对该机的前途进行调查分析,后来突然发现V一1的客户大都是外国政府或军队。该公司的设计组立刻决定在该机的基础上发展一种三座攻击机,专供外销使用.首架改型飞机V一11（工厂序列号28,注册编号NX14999)千1935年9月17日出厂试飞成功,但是次日即由于操作失误而在着陆时坠毁.在获得了小批量量订单之后,伏尔提公司展开了V一11A,V一11G和V一11GB的生产.
　　　
中国空军于1935年向伏尔提公司订购了1架V－11A和29架V一11G.1936年2月12日,侠尔提公司首先交付了V一11A,该机的发动机是从坠毁的NX14999上拆下来的,但是却按照新飞机和发动机的价格卖给中国,腐败的中国官员在吃了"回扣"之后欣然接受了这架"豆腐渣"飞机.



土耳其政府军于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间购买了40架V一11GBT(生产序号65一104).苏联也购买了V—11G和V一11GB各2架(生产序号32—35).苏联购买的V一11GB没有安装发动机,在机体运回苏联之后安装了M一62型1,000马力发动机,安装了新型发动机的V一11GB被苏联工厂仿制31架,并被赋予了新的型号BSH一1型攻击机。这批仿制飞机的性能并不出众,苏联空军决定不予采购,并将大部分飞机转移给苏联民航,以PS一43邮政机为名投入邮政运营。V一11系列的最终用户是巴西,巴西空军购买了最后25架V—11GB2攻击机(生产序号105-129),还有一架从V一11GB2F修改而来的水上鱼雷机也被交给巴西空军（生产序号130.NX21719）,该机是V一11系列的最后一架.

在V－11系列的生产过程中,每架都有小的改动.如V一11A和V一11G的发动机敞热罩是装在整流罩的中部偏左的位置,在机翼上安装2挺7.62毫米机枪.选用汉密尔顿2叶恒速变距标准螺旋桨.销售给土耳其的V一11GBT没有机翼上的机枪.左侧发动机排气管移至机翼前缘上方,换装3叶恒速变距螺旋桨，苏联购买的型号则在机翼上各有4挺机枪…等等.



美国陆军航空队也向伏尔提公司订购了7架试用型号,军用顺序型号为YA一19,谈机改装P&W　1830—17“黄蜂”型,1275马力发动机,其中2架作为空中试验台使用,美国陆军将其中的一架改装了莱康明O一12301型1270马力直列式发动机,型号改为YA一19A。

　　　　　　　　　　　　　　　　　　　　　　　　　　V一11在中国

    中国空军订购的飞机从1937年7月起陆续运送到杭州中央飞机厂进行组装,为节约经费,伏尔提公司将V一11一些简单的部件转移给中国的工厂生产.8月13日。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中央飞机厂逐渐内迁。将正在组装中的寇蒂斯霍克一3和V一11G转移至汉口原日租界的"日华油"广仓库内继续组装。直至1938年4月陆续提交航委会接收分配.据笔者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剩余的组装件不得不经过香港转运,其中有一架在香港远东航空学校组装完成之后往内地.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空军第2大队下辖9,11,14中队使用诺斯罗普“伽马”2EC轻型轰炸机,菲亚特BR3侦察/轰炸机和道格拉斯O-2MC侦察/轰炸机,经过多次战斗之后,除后两者由于性能欠佳而被淘汰之外,诺斯罗普“伽马”2EC也由于过度使用而消耗殆尽.第9中队部分人员以及第11中队人员授命前往兰州接收苏联提供的图渡列夫SB-2轰炸机,2大队的其余人员转隶14中队,负责接管剩余的全部飞机继续作战,战斗到12月份,全
队只剩下几架“伽马”2EC,溃不成军.最后,武汉航空总站接收了这支等待整编的残军。


　　同年10月,有一批英,法,美,荷等国的志愿飞行员要求参战,航空委员会当然应允。经过考核之后留下了7名飞行员和4名机械人员.这些人与等待整编的第4中队人员一起沿用第14中队的番号,并在后来改称“第14志愿轰炸队”,着名的美籍顾问陈纳德上校也加入了该队。志愿轰炸队成立之后首先接收了新组装的7架V一11G攻击机和修缮之后的伽马2EC,后来还装备了新购买的2架马丁139WC轰炸机,该中队由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西班牙内战的美籍飞行员V-施米特领导,经过短期训练之后,该队准备出战。


　　1938年2月7日上午8时45分,由施米特率领7架V一11G各携带380公斤炸弹出击,目标是蚌埠附近的日军阵地,编队于11时55分飞抵目标上空并顺序进入投弹航线.可惜的是,这7架飞机中只有1架投下全部炸弹,造成5处目标着火,其中1411和1414号机因炸弹架故障而未投一弹.编队没有遭受日军战斗机的拦截和追击,只有一架飞机被地面炮火击伤,后座机枪手受伤,飞机也勉强于14时45分成功迫降.24日,施米特再次率领4架V－11和1架“伽马”2EC出击,编队共携带80枚4公斤炸弹和8枚50公斤炸弹,目标是新乡机场和车站货场.其中新乡货场是日军要的补给品转运站。此次攻击相当成功，但由于所载炸弹数量太少而没有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



　　　由于国际轰炸队的人员比较复杂，领导体系一直不顺畅，最后造成全队作风散漫。空军高层意识到该队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于是密令解散国际轰炸队。
　　　　
　　　为防止出现更多的事端，在原14中队队长徐焕升的领导下，轰炸队最好的飞机，2架马丁139WC以及其它壮况较好的飞机陆续离开武汉，飞往成都凤凰山机场。这些飞机抵达四川后，徐焕升向驾驶员出示了接收飞机的手令，命令外籍人员立刻交机。全部外籍人员搭乘欧亚航空公司的旅客机返回汉口后，航空委员会以作战不利，作风散漫为由将国际轰炸队解散，个别人员继续被国军空军聘用，其余人员则就地解散。


　　　从国际轰炸队手中接收下来的马丁139WC轰炸机是当时中国军队最好的远程攻击机种，徐焕升在计算了该机的作战范围之后提出了大胆的“轰炸日本”计划并获得批准。徐立刻开始组织训练并获得批准。徐立刻开始组织训练并与技术人员一同改装飞机（主要是增加栽油量）。徐焕升队长于1938年5月19日夜间率领当时仅有的2架马丁139WC从汉口起飞，向日本本土的几个城市散发了传单后安全返航。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将一些暂时缺乏飞机补充的机员和剩余的各种飞机集中在四川成都，进行人员轮训和装备更新，当时的成都凤凰山机场简直成了一个“飞机博物馆”。在汉口的第9中队部分人员将剩余的V－11G飞来成都，作为代训中央航校第7期轰炸科毕业实习的机种，随后又转交给设在太平寺机场的“空军军士”学校。


　　　1939年1月底，后编入第8大队的人员在轰炸总队轮训时突然接到攻击山西运城机场的命令，由该队队长刘福洪率领V－11G机群完成。当时V－11G机群的保养状况很糟。所有6架飞机在接到命令数天之后才检修完毕。在进行检查试飞时，其中一架因故要求迫降，在下滑时由于操纵失灵而在跑道一端50米处失速坠毁，飞行员侥幸逃生，攻击任务只好由剩余的5架飞机继续担当，2月5日13时，机队带弹起飞不久，一架V－11G出现机械故障被迫返航，在降落时失事，飞行员方汝南，后座射击员周景儒因重伤而不治。仅剩的4架飞机也没能全数抵达目标区域上空，155号机由于机械故障迫降于重庆附近。
　　　

　　　　最后3架飞机顺利到达了运城上空，没有遭遇日军飞机和地面火力的拦截，3机在盘旋之后决定于3000米高度水平投弹，但之后刘福洪的147号机将全部20枚13.6公斤小炸弹投下，其余两机由于炸弹架失灵而示能完全投掷，因此此次攻击的整体战果不佳。
　　　　在返航过程中，147号机突然发生爆炸，刘福洪队长以及机员汪善勋。谢光明均告殉职。事后分析可能是急于返航时将油门推到最大，但螺旋桨仍旧保持最小桨距而导致发动机温度过高而爆炸。由于失去带队长机，其余两机没有直接返航，而是选择了在西安机场降落休整，随后再返回驻地的方式回航。
　　　　5月20日，继刘福洪之后任队长的黄普伦自四川梁山基地起飞，率领3架V－11G拟轰炸日军汉口基地，但是机队在起飞不久就遭遇恶劣天气，无法保持编队，其中133号机撞山坠毁，机组全数罹难，所剩飞机无功而返。事后黄普伦由于没有完全任务而被记大过一次。V－11G对于中国空军来说是“难有用武之地”了。

　　　　　　　　　　V－11发展型
　　　　　　　由于　V－11飞机所使用的发动机功率明显不足，用户多有微词，伏尔提公司只好将一架V－11加以改装，派生出V－12C原型机（生产序号143）。该机除采用莱特GR－1820－G205B型1050马力发动机外，仅在机首和机轮设计上与V－11略有不同。与此同时，伏尔提公司还推出了V－12D型原型机，发动机为1600马力的莱特GR－2600－A5B型，机翼内改装2挺12.7毫米机枪。

这种改型推出后并不受原有客户的青睐，只有中国空军订购了25架。伏尔提公司自1940年2月开始将V－12系列提供给中国，第一批为3架V－12C（生产序号143。145。146）和3架V－12D（生产序号144。147。148）。美国资料显示中国一共订购了51架V－12系列飞机，计划在印度组装之后飞往中国，但是除了仅有的几张机身上涂有中国标志的照片之外，这些飞机没有官方的正式记录。
　　　　在抗日战争的前几年，中国曾向外国飞机生产企业订购了大量飞机以扩充中国空军的战斗力，但是在引进这些机种的时候　，办事人员却将很多从未参战或者性能很差的机种引进到国内，使中国的天空成了这些飞机公司的试验场所，其原因不得而知。

　　就V－11而言，该机是伏尔提公司为了挽回在V－1旅客机项目上的失败而推出的外销机种，虽然外观简单流畅，但是工艺粗糙，质量低劣　，根据笔者与曾经驾驶过V－11的飞行员了解，该机由于发动机功率不足，当按照规定载弹量起飞时，往往由于不能正常起飞而坠毁，该机采用的可收放起落架往往由于收放起落架失灵和折断而失事。

　　　综观V－11在中国的全部使用记录，我们不难发现该机在地面试车，试飞的折损率远远高于战斗机损毁，在完成了屈指可数的战斗任务后，该机成了轰炸机学员的教练机，而且不久之后即被淘汰，不仅浪费了大量外汇，还使空军损失了多名优秀飞行人员，教训不可谓不深。


这种盲目崇洋媚外，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想法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根深蒂固，以至于经常盲目购买外国的二流甚至三流的飞机，其后果往往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像V－11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航空史上并不鲜见。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罕见机种伏尔提V—11型攻击机
                                                           陈应明
        伏尔提（Vultee)公司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成立,是当时美国一家新兴的飞机制造公司.20世纪30年代正好是双翼飞机逐步转向单翼飞机,全金属飞机代替木制结构飞机,可收放式起落架取代固定式起落架的技术革新时代.

　　　　　　　　　　　　　　　　　　　　V－11出世　
　　　伏尔提公司成立以后一直致力于研制全金属结构的飞机,1933年他们的第一架全金属下单翼可收放起落架式发动机运输机V一1诞生了,动力系统为莱特一1820-F2型650马力发动机.该机由2名驾驶员操纵,舱内可载8名乘客,在当时可以算作先进的旅客机了.
      
V一1原型机(NX12293)在1933年2月19日首次试飞成功,次年才交给美国航空公司试用.该机在1934年9月开始进行全美巡回飞行表演.以展示其优良的性能。伏尔提公司认为V一1前景广阔,在获得确定订货之前就开始对原型机设计的修改工作,设计小组先后研制了V－1A和V－1D两种派生型号。，并在1934年2月至1936年12月之间断断续续生产了27架。V－1飞行展示期间,美国出台了新的民航珐,规定单发运输机不能用于商务载客业务,与此同时,波音247飞机和道格拉斯DC系列全金属双发动机飞机也相继试飞成功,这使V一1系列飞机失去作为旅客机的存在价值。已经生产的飞机不能在航线上使用,只好向海外寻找买主.生产序号为26的V－1A于1934年8月被中国空军选中,作为评估机种引进,在空军中担任联络和教练机。生产序号28以及27的V一1安装有莱特SGR一1820一F2型735马力发动机,其他刚装有莱特SR一1820一F52型775马力发动机或者莱特—820一G2型850马力发动机,这些飞机被西班牙,加拿大,墨西哥,苏联等国家购买.
　　　
伏尔提公司为了挽回研制V一1民航机失利的损失,开始对该机的前途进行调查分析,后来突然发现V一1的客户大都是外国政府或军队。该公司的设计组立刻决定在该机的基础上发展一种三座攻击机,专供外销使用.首架改型飞机V一11（工厂序列号28,注册编号NX14999)千1935年9月17日出厂试飞成功,但是次日即由于操作失误而在着陆时坠毁.在获得了小批量量订单之后,伏尔提公司展开了V一11A,V一11G和V一11GB的生产.
　　　
中国空军于1935年向伏尔提公司订购了1架V－11A和29架V一11G.1936年2月12日,侠尔提公司首先交付了V一11A,该机的发动机是从坠毁的NX14999上拆下来的,但是却按照新飞机和发动机的价格卖给中国,腐败的中国官员在吃了"回扣"之后欣然接受了这架"豆腐渣"飞机.



土耳其政府军于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间购买了40架V一11GBT(生产序号65一104).苏联也购买了V—11G和V一11GB各2架(生产序号32—35).苏联购买的V一11GB没有安装发动机,在机体运回苏联之后安装了M一62型1,000马力发动机,安装了新型发动机的V一11GB被苏联工厂仿制31架,并被赋予了新的型号BSH一1型攻击机。这批仿制飞机的性能并不出众,苏联空军决定不予采购,并将大部分飞机转移给苏联民航,以PS一43邮政机为名投入邮政运营。V一11系列的最终用户是巴西,巴西空军购买了最后25架V—11GB2攻击机(生产序号105-129),还有一架从V一11GB2F修改而来的水上鱼雷机也被交给巴西空军（生产序号130.NX21719）,该机是V一11系列的最后一架.

在V－11系列的生产过程中,每架都有小的改动.如V一11A和V一11G的发动机敞热罩是装在整流罩的中部偏左的位置,在机翼上安装2挺7.62毫米机枪.选用汉密尔顿2叶恒速变距标准螺旋桨.销售给土耳其的V一11GBT没有机翼上的机枪.左侧发动机排气管移至机翼前缘上方,换装3叶恒速变距螺旋桨，苏联购买的型号则在机翼上各有4挺机枪…等等.



美国陆军航空队也向伏尔提公司订购了7架试用型号,军用顺序型号为YA一19,谈机改装P&W　1830—17“黄蜂”型,1275马力发动机,其中2架作为空中试验台使用,美国陆军将其中的一架改装了莱康明O一12301型1270马力直列式发动机,型号改为YA一19A。

　　　　　　　　　　　　　　　　　　　　　　　　　　V一11在中国

    中国空军订购的飞机从1937年7月起陆续运送到杭州中央飞机厂进行组装,为节约经费,伏尔提公司将V一11一些简单的部件转移给中国的工厂生产.8月13日。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中央飞机厂逐渐内迁。将正在组装中的寇蒂斯霍克一3和V一11G转移至汉口原日租界的"日华油"广仓库内继续组装。直至1938年4月陆续提交航委会接收分配.据笔者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剩余的组装件不得不经过香港转运,其中有一架在香港远东航空学校组装完成之后往内地.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空军第2大队下辖9,11,14中队使用诺斯罗普“伽马”2EC轻型轰炸机,菲亚特BR3侦察/轰炸机和道格拉斯O-2MC侦察/轰炸机,经过多次战斗之后,除后两者由于性能欠佳而被淘汰之外,诺斯罗普“伽马”2EC也由于过度使用而消耗殆尽.第9中队部分人员以及第11中队人员授命前往兰州接收苏联提供的图渡列夫SB-2轰炸机,2大队的其余人员转隶14中队,负责接管剩余的全部飞机继续作战,战斗到12月份,全
队只剩下几架“伽马”2EC,溃不成军.最后,武汉航空总站接收了这支等待整编的残军。


　　同年10月,有一批英,法,美,荷等国的志愿飞行员要求参战,航空委员会当然应允。经过考核之后留下了7名飞行员和4名机械人员.这些人与等待整编的第4中队人员一起沿用第14中队的番号,并在后来改称“第14志愿轰炸队”,着名的美籍顾问陈纳德上校也加入了该队。志愿轰炸队成立之后首先接收了新组装的7架V一11G攻击机和修缮之后的伽马2EC,后来还装备了新购买的2架马丁139WC轰炸机,该中队由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西班牙内战的美籍飞行员V-施米特领导,经过短期训练之后,该队准备出战。


　　1938年2月7日上午8时45分,由施米特率领7架V一11G各携带380公斤炸弹出击,目标是蚌埠附近的日军阵地,编队于11时55分飞抵目标上空并顺序进入投弹航线.可惜的是,这7架飞机中只有1架投下全部炸弹,造成5处目标着火,其中1411和1414号机因炸弹架故障而未投一弹.编队没有遭受日军战斗机的拦截和追击,只有一架飞机被地面炮火击伤,后座机枪手受伤,飞机也勉强于14时45分成功迫降.24日,施米特再次率领4架V－11和1架“伽马”2EC出击,编队共携带80枚4公斤炸弹和8枚50公斤炸弹,目标是新乡机场和车站货场.其中新乡货场是日军要的补给品转运站。此次攻击相当成功，但由于所载炸弹数量太少而没有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



　　　由于国际轰炸队的人员比较复杂，领导体系一直不顺畅，最后造成全队作风散漫。空军高层意识到该队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于是密令解散国际轰炸队。
　　　　
　　　为防止出现更多的事端，在原14中队队长徐焕升的领导下，轰炸队最好的飞机，2架马丁139WC以及其它壮况较好的飞机陆续离开武汉，飞往成都凤凰山机场。这些飞机抵达四川后，徐焕升向驾驶员出示了接收飞机的手令，命令外籍人员立刻交机。全部外籍人员搭乘欧亚航空公司的旅客机返回汉口后，航空委员会以作战不利，作风散漫为由将国际轰炸队解散，个别人员继续被国军空军聘用，其余人员则就地解散。


　　　从国际轰炸队手中接收下来的马丁139WC轰炸机是当时中国军队最好的远程攻击机种，徐焕升在计算了该机的作战范围之后提出了大胆的“轰炸日本”计划并获得批准。徐立刻开始组织训练并获得批准。徐立刻开始组织训练并与技术人员一同改装飞机（主要是增加栽油量）。徐焕升队长于1938年5月19日夜间率领当时仅有的2架马丁139WC从汉口起飞，向日本本土的几个城市散发了传单后安全返航。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将一些暂时缺乏飞机补充的机员和剩余的各种飞机集中在四川成都，进行人员轮训和装备更新，当时的成都凤凰山机场简直成了一个“飞机博物馆”。在汉口的第9中队部分人员将剩余的V－11G飞来成都，作为代训中央航校第7期轰炸科毕业实习的机种，随后又转交给设在太平寺机场的“空军军士”学校。


　　　1939年1月底，后编入第8大队的人员在轰炸总队轮训时突然接到攻击山西运城机场的命令，由该队队长刘福洪率领V－11G机群完成。当时V－11G机群的保养状况很糟。所有6架飞机在接到命令数天之后才检修完毕。在进行检查试飞时，其中一架因故要求迫降，在下滑时由于操纵失灵而在跑道一端50米处失速坠毁，飞行员侥幸逃生，攻击任务只好由剩余的5架飞机继续担当，2月5日13时，机队带弹起飞不久，一架V－11G出现机械故障被迫返航，在降落时失事，飞行员方汝南，后座射击员周景儒因重伤而不治。仅剩的4架飞机也没能全数抵达目标区域上空，155号机由于机械故障迫降于重庆附近。
　　　

　　　　最后3架飞机顺利到达了运城上空，没有遭遇日军飞机和地面火力的拦截，3机在盘旋之后决定于3000米高度水平投弹，但之后刘福洪的147号机将全部20枚13.6公斤小炸弹投下，其余两机由于炸弹架失灵而示能完全投掷，因此此次攻击的整体战果不佳。
　　　　在返航过程中，147号机突然发生爆炸，刘福洪队长以及机员汪善勋。谢光明均告殉职。事后分析可能是急于返航时将油门推到最大，但螺旋桨仍旧保持最小桨距而导致发动机温度过高而爆炸。由于失去带队长机，其余两机没有直接返航，而是选择了在西安机场降落休整，随后再返回驻地的方式回航。
　　　　5月20日，继刘福洪之后任队长的黄普伦自四川梁山基地起飞，率领3架V－11G拟轰炸日军汉口基地，但是机队在起飞不久就遭遇恶劣天气，无法保持编队，其中133号机撞山坠毁，机组全数罹难，所剩飞机无功而返。事后黄普伦由于没有完全任务而被记大过一次。V－11G对于中国空军来说是“难有用武之地”了。

　　　　　　　　　　V－11发展型
　　　　　　　由于　V－11飞机所使用的发动机功率明显不足，用户多有微词，伏尔提公司只好将一架V－11加以改装，派生出V－12C原型机（生产序号143）。该机除采用莱特GR－1820－G205B型1050马力发动机外，仅在机首和机轮设计上与V－11略有不同。与此同时，伏尔提公司还推出了V－12D型原型机，发动机为1600马力的莱特GR－2600－A5B型，机翼内改装2挺12.7毫米机枪。

这种改型推出后并不受原有客户的青睐，只有中国空军订购了25架。伏尔提公司自1940年2月开始将V－12系列提供给中国，第一批为3架V－12C（生产序号143。145。146）和3架V－12D（生产序号144。147。148）。美国资料显示中国一共订购了51架V－12系列飞机，计划在印度组装之后飞往中国，但是除了仅有的几张机身上涂有中国标志的照片之外，这些飞机没有官方的正式记录。
　　　　在抗日战争的前几年，中国曾向外国飞机生产企业订购了大量飞机以扩充中国空军的战斗力，但是在引进这些机种的时候　，办事人员却将很多从未参战或者性能很差的机种引进到国内，使中国的天空成了这些飞机公司的试验场所，其原因不得而知。

　　就V－11而言，该机是伏尔提公司为了挽回在V－1旅客机项目上的失败而推出的外销机种，虽然外观简单流畅，但是工艺粗糙，质量低劣　，根据笔者与曾经驾驶过V－11的飞行员了解，该机由于发动机功率不足，当按照规定载弹量起飞时，往往由于不能正常起飞而坠毁，该机采用的可收放起落架往往由于收放起落架失灵和折断而失事。

　　　综观V－11在中国的全部使用记录，我们不难发现该机在地面试车，试飞的折损率远远高于战斗机损毁，在完成了屈指可数的战斗任务后，该机成了轰炸机学员的教练机，而且不久之后即被淘汰，不仅浪费了大量外汇，还使空军损失了多名优秀飞行人员，教训不可谓不深。


这种盲目崇洋媚外，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想法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根深蒂固，以至于经常盲目购买外国的二流甚至三流的飞机，其后果往往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像V－11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航空史上并不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