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10: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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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
――兼与野夫先生商榷
王 文
拜读野夫先生《中国极权派最缺什么》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起苏东坡与佛印的故事。在那个尚未经考证且有几个版本的故事里，苏东坡问佛印：“我在你眼里是什么？”佛印答：“居士像尊佛。”佛印反问，苏东坡却答：“你在我眼里像牛粪。”佛印置之一笑，曰：“心中有佛，眼里就看到佛；心中有牛粪，眼里就看到牛粪。”
我不是佛印，野夫先生也不是苏东坡，所以所谓“极权派”的帽子我还是不接了，野夫先生也不要送，因为在当下权力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恐怕很少人有“资格”能戴上这顶帽子。
事实上，野夫先生以“极权派”为题回应我的“自由派”一文，恰恰应中了我所批判的的中国不少自由派的通病：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就是支持极权，就是专制的帮凶。正是这样简单的两分法，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推为所谓“自由派”的不支持者行列。过去十多年，中国民主自由的态势缓慢前行，但中国“民主派”、“自由派”却在日趋衰弱，这是当下中国社会很有意思的一个悖论。
不赞同“自由派”的，有可能是“保守派”，有可能是“现实主义者”，有可能是“新左翼”，有可能是“国家主义者”，甚至还有可能是与其不尽相同的“制度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等等，为什么非得打上“极权派”的唯一标签呢？当下中国思想多元化的程度远远突破了两分法的概括，也远远不是30多年前文革时那个“非此即彼”所能形容的。
我不知道，用二元论来概括中国思想状况，是否是“自由派”人士对中国复杂性的有意忽视，但野夫先生对我不厌其倦地解构与二次解读，并将我勾勒成他“需要的”批判对象，至少可以折射出一些“自由派”人士对中国现实及不同意见者的认识，是简单化的、想像化的、激情化的、甚至是歪曲化的。
我最近读了野夫先生的《父亲的战争》（不是他送的，是我买的）、《让记忆抵抗》（刚在《看历史》杂志上读完）等作品，但野夫对我的论述却知之甚少，以至于又拿出我所在的报社再次“污名化”，更让我坚定先前“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的主张与立场。事实上，我一直以“北京媒体人”的身份参与这次关于艾某人的所有讨论。
尽管如此，我依然敬重野夫先生，所以他发短信“提前请示”是否“可以公开回复你”时，我的回复是“愿洗耳恭听”。但对野夫先生的回应，我并不愿像孩童般你一句我一句地拌嘴，而是希望提出一个“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的新命题，将这次辩论深化下去。
在这个问题上，我至少想说三点，间接也能纠正野夫先生“极权派”一文的逻辑。
第一，尽管中国制度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也有各种潜在危机，但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于有史以来“民众最不想回到过去”的时代。除非你对某个历史时代有着浪漫主义想像，以及对自己“穿越身份”的过度置换，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中国当下的时代依然是最不坏的。我不是为谁辩护，而是对中国发展现状的一个起码判断与应有自信，否则恐怕就抹杀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绝大多数人辛勤及艰难的努力进程。
即使是“自由派”们不断诟病的言论桎梏，试想，中国还有哪个时代比现在的言论尺度更大、更安全呢？看看微博里的激烈言论，以及“官员”、“政府”、“支持政府者”在网络舆论中的相对弱势地位，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当下言论环境处于中国3000多年历史上观念最多元化、最分裂化的时期，即使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也不及当下的十分之一，何况春秋战国又是大乱世。
恰恰与野夫先生勾勒的“极权派”相反，我认为，我的上述观点是真诚的、有良知的、有勇气的、客观的、有逻辑的。我不怕这样说会被贴上“大五毛”的标签，我担忧的是，现在一些“自由派”人士大喊自由民主，骨子里并非出于价值信仰，而是出于特殊的利益诉求。事实上，几十年来，大喊自由民主的人士都过得不错，不仅搏得公共知名度与“有勇气的”美誉，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享受当下体制背景中不断上升的生活待遇，但他们依然在批判现存制度。
我非常支持批判，这些年来我也一直这么做，但问题在于，当下一些所谓“自由派”、“民主派”的批判是装腔作势的、是哗众取宠的、是不切实际的、是自怨自艾的、是全盘否定的、是虚情假意的、是无理谩骂的、是不通人情的、是两面骑墙的……恰恰是这样的批判，才是野夫先生所指的“最缺天良”、“最缺常识”、“最缺真实”、“最缺勇气”、“最缺羞耻”的。当然，我不是指野夫本人，而是指相当数量的所谓某些“自由派”。
在两个新“凡是”（凡是政府支持的，就反对；凡是政府反对的，就支持）的诱惑下，不少“自由派”的声音“自我妖魔化中国”，正在“矮化中国”。实事求是，在“新凡是”思潮的干预下，反而变得越来越难。
我再次强调，我决不否认当下中国的诸多缺陷与问题，但是反思中国的现代性，不应以否定现代化经验为前提。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二，尽管中国还有许多贫困现象与不尽如人意的人群，尽管我们的发展还有很多困难，但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总结成功经验、避免失败教训”的时代。反思与批判在当下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当下社会广泛的关系网络与历史脉络。这是我们反思之现实基础。中国再也没有比现在更需要建设性意见的时候了。
环顾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都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都有成百上千个理由骂这个社会，恨这个国家，但一旦面临自己践行时，会很容易发觉多数时候自己也做不到；当你要推动一些事情时，会很容易发现，原来中国社会任何大问题的解决，面对得将是一个庞大冗杂的关系负重，以及纠结乱麻的历史惯性与文化劣根。
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句毁灭性的砸烂体制就能解决的。就像埃及民众在解放广场大喊“穆巴拉克下台”时是多么地过瘾，但一旦进入“后穆巴拉克时代”，民众照样陷入无尽的迷惘，并发觉原来日子反而越糟。
现实的残酷与革命的理想之间，看似是很近，其实却相当遥远。这正是我说的“自由派之缺”，不少所谓“自由派”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是粗糙的甚至粗暴的，是去经验化的甚至是不靠谱的。
我不是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我一直努力在个人岗位上力所能及地致力于改变，这正是我给野夫先生发短信谈及“时事复杂，常感无奈无助。只能尽己本分，做好当下之事”的根本之意。我不怕被攻击为“革命的阻碍者”，我担心的是，一些高喊革命的人，可能是大野心家，可能带来的不是民生的提升，而是更糟的未来。历史往往都是这样，砸烂远比重建容易得多，但砸烂后的日子依然是百姓最苦。
现在的中国社会并非不改革，而是30多年后我们面对二次改革时发现，要改掉的东西是那么难。许多网友都在批评利益集团，但仔细一想，自己很有可能就是利益集团里的一分子。事实上，中国的现实往往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这些人包括网络上的“沉默大多数”，也很可能包括那些谩骂者。
我不否认，有一些自由派是有价值信仰的，是真诚的，是有针对性的，建设性的，但相当数量的“自由派”及其跟随者并不是这样。他们的谩骂或出于利益诉求，或只是生活牢骚，或是心情发泄，当下体制成了他们最大的替罪羊。所以，越是这种舆论混沌、迷乱期，越需要总结过去成功经验，承认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
第三，尽管我们这个国家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与方向，但是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去宗教化、去理想化预期”的时代。我们当然要勾勒一个“美好社会”，但那并不是天堂。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坏世界”，我们面临的“坏世界的改造”，但改造的目标与预期决不是“完美社会”，也做不到“完美”。
2008年以前，我们以为美国是“美”的，但金融危机撕掉了覆盖在美国神话上的伪善面具；“3·11”地震前，我们以为日本社会是“完善”的，但核辐射揭露了日本神话的疮疤。我不反美，也不反日，我只是反对神话化美国与日本。
但现在一些自由派正在做着“神话化”的事情，更有趣的是，这些“神话化”深得舆论的怂恿与同情，即使是错了，也得到相当的谅解。举个经典的例子，某著名主持人说，美国手机费非常便宜，但后来证明他“神话化美国”了，舆论对他相当谅解，试想，如果某个官员说错话了，中国舆论会怎么样呢？我不是反对学习美国与日本，但我非常反对当下社会舆论的不对称与不均衡。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应有之义，也是我们整个社会都缺乏的，同时也是“自由派”所缺乏的。
再以民主为例，“自由派”现在都在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他们有没有翻过历史，为什么民主在过去2000多年，只有最近100多年甚至只是最近几十年才被视为“好东西”呢？有没有真正读过柏拉图原著《理想国》和《华盛顿文集》？有没有看到他们说“民主这种制度不加区别地把平等给予一切，而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等等之类的话呢？我绝对不是反民主主义者，但我反对的是，我们必须反对“民主简单主义”逻辑。比如，我们常说，民主“没有如此这般的缺点”。但这并不能推导出“民主有更多优点”的结论，就像一个不贪污的官员不等于他就是一个好官员一样。我们现在最多只能说“民主不是最坏的制度”，或者说“至少还存着一个甚至一个以上比民主更差的制度”，但绝不能得出“民主是好的”简单结论。
学术点说，民主不应是一种价值，而应是一种制度设计。现在中国诸多“自由派”的大陷阱就在于，将其“价值化”甚至“宗教化”，更有甚者是“原教旨主义化”。这对当下复杂的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是有重要误导性的。与此同时，所谓“自由派”还在以某种批判抬高社会大众的预期，这在当下依然欠发达的中国来说，同样是一种不说真话、不实事求是的表现。
当下中国“自由派”的问题非常严重。当然，我必须承认，这些严重问题的程度与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大体相符。如果套用那句“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那么，“有怎样的社会，就会有怎样的自由派”。
我再重申一点，当代中国精神什么都缺，但在缺少的这些精神里，“自由派”所高喊的那种所谓的“民主精神”（与我理解的不一样），肯定不是排在最缺少的前列。如果要我来排，我认为，“务实”可能是当前中国社会最缺少的精神之一。
最后，我要感谢野夫先生。尽管我完全不同意他对我的任何一句批判，但在视频一事后，他却是唯一一位以对等、平和的方式与我讨论的人。所以我才回应了这些。我很享受这种思想沟通与交流。传送门：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58e280100qhen.html
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
――兼与野夫先生商榷
王 文
拜读野夫先生《中国极权派最缺什么》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起苏东坡与佛印的故事。在那个尚未经考证且有几个版本的故事里，苏东坡问佛印：“我在你眼里是什么？”佛印答：“居士像尊佛。”佛印反问，苏东坡却答：“你在我眼里像牛粪。”佛印置之一笑，曰：“心中有佛，眼里就看到佛；心中有牛粪，眼里就看到牛粪。”
我不是佛印，野夫先生也不是苏东坡，所以所谓“极权派”的帽子我还是不接了，野夫先生也不要送，因为在当下权力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恐怕很少人有“资格”能戴上这顶帽子。
事实上，野夫先生以“极权派”为题回应我的“自由派”一文，恰恰应中了我所批判的的中国不少自由派的通病：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就是支持极权，就是专制的帮凶。正是这样简单的两分法，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推为所谓“自由派”的不支持者行列。过去十多年，中国民主自由的态势缓慢前行，但中国“民主派”、“自由派”却在日趋衰弱，这是当下中国社会很有意思的一个悖论。
不赞同“自由派”的，有可能是“保守派”，有可能是“现实主义者”，有可能是“新左翼”，有可能是“国家主义者”，甚至还有可能是与其不尽相同的“制度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等等，为什么非得打上“极权派”的唯一标签呢？当下中国思想多元化的程度远远突破了两分法的概括，也远远不是30多年前文革时那个“非此即彼”所能形容的。
我不知道，用二元论来概括中国思想状况，是否是“自由派”人士对中国复杂性的有意忽视，但野夫先生对我不厌其倦地解构与二次解读，并将我勾勒成他“需要的”批判对象，至少可以折射出一些“自由派”人士对中国现实及不同意见者的认识，是简单化的、想像化的、激情化的、甚至是歪曲化的。
我最近读了野夫先生的《父亲的战争》（不是他送的，是我买的）、《让记忆抵抗》（刚在《看历史》杂志上读完）等作品，但野夫对我的论述却知之甚少，以至于又拿出我所在的报社再次“污名化”，更让我坚定先前“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的主张与立场。事实上，我一直以“北京媒体人”的身份参与这次关于艾某人的所有讨论。
尽管如此，我依然敬重野夫先生，所以他发短信“提前请示”是否“可以公开回复你”时，我的回复是“愿洗耳恭听”。但对野夫先生的回应，我并不愿像孩童般你一句我一句地拌嘴，而是希望提出一个“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的新命题，将这次辩论深化下去。
在这个问题上，我至少想说三点，间接也能纠正野夫先生“极权派”一文的逻辑。
第一，尽管中国制度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也有各种潜在危机，但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于有史以来“民众最不想回到过去”的时代。除非你对某个历史时代有着浪漫主义想像，以及对自己“穿越身份”的过度置换，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中国当下的时代依然是最不坏的。我不是为谁辩护，而是对中国发展现状的一个起码判断与应有自信，否则恐怕就抹杀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绝大多数人辛勤及艰难的努力进程。
即使是“自由派”们不断诟病的言论桎梏，试想，中国还有哪个时代比现在的言论尺度更大、更安全呢？看看微博里的激烈言论，以及“官员”、“政府”、“支持政府者”在网络舆论中的相对弱势地位，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当下言论环境处于中国3000多年历史上观念最多元化、最分裂化的时期，即使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也不及当下的十分之一，何况春秋战国又是大乱世。
恰恰与野夫先生勾勒的“极权派”相反，我认为，我的上述观点是真诚的、有良知的、有勇气的、客观的、有逻辑的。我不怕这样说会被贴上“大五毛”的标签，我担忧的是，现在一些“自由派”人士大喊自由民主，骨子里并非出于价值信仰，而是出于特殊的利益诉求。事实上，几十年来，大喊自由民主的人士都过得不错，不仅搏得公共知名度与“有勇气的”美誉，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享受当下体制背景中不断上升的生活待遇，但他们依然在批判现存制度。
我非常支持批判，这些年来我也一直这么做，但问题在于，当下一些所谓“自由派”、“民主派”的批判是装腔作势的、是哗众取宠的、是不切实际的、是自怨自艾的、是全盘否定的、是虚情假意的、是无理谩骂的、是不通人情的、是两面骑墙的……恰恰是这样的批判，才是野夫先生所指的“最缺天良”、“最缺常识”、“最缺真实”、“最缺勇气”、“最缺羞耻”的。当然，我不是指野夫本人，而是指相当数量的所谓某些“自由派”。
在两个新“凡是”（凡是政府支持的，就反对；凡是政府反对的，就支持）的诱惑下，不少“自由派”的声音“自我妖魔化中国”，正在“矮化中国”。实事求是，在“新凡是”思潮的干预下，反而变得越来越难。
我再次强调，我决不否认当下中国的诸多缺陷与问题，但是反思中国的现代性，不应以否定现代化经验为前提。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二，尽管中国还有许多贫困现象与不尽如人意的人群，尽管我们的发展还有很多困难，但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总结成功经验、避免失败教训”的时代。反思与批判在当下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当下社会广泛的关系网络与历史脉络。这是我们反思之现实基础。中国再也没有比现在更需要建设性意见的时候了。
环顾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都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都有成百上千个理由骂这个社会，恨这个国家，但一旦面临自己践行时，会很容易发觉多数时候自己也做不到；当你要推动一些事情时，会很容易发现，原来中国社会任何大问题的解决，面对得将是一个庞大冗杂的关系负重，以及纠结乱麻的历史惯性与文化劣根。
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句毁灭性的砸烂体制就能解决的。就像埃及民众在解放广场大喊“穆巴拉克下台”时是多么地过瘾，但一旦进入“后穆巴拉克时代”，民众照样陷入无尽的迷惘，并发觉原来日子反而越糟。
现实的残酷与革命的理想之间，看似是很近，其实却相当遥远。这正是我说的“自由派之缺”，不少所谓“自由派”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是粗糙的甚至粗暴的，是去经验化的甚至是不靠谱的。
我不是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我一直努力在个人岗位上力所能及地致力于改变，这正是我给野夫先生发短信谈及“时事复杂，常感无奈无助。只能尽己本分，做好当下之事”的根本之意。我不怕被攻击为“革命的阻碍者”，我担心的是，一些高喊革命的人，可能是大野心家，可能带来的不是民生的提升，而是更糟的未来。历史往往都是这样，砸烂远比重建容易得多，但砸烂后的日子依然是百姓最苦。
现在的中国社会并非不改革，而是30多年后我们面对二次改革时发现，要改掉的东西是那么难。许多网友都在批评利益集团，但仔细一想，自己很有可能就是利益集团里的一分子。事实上，中国的现实往往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这些人包括网络上的“沉默大多数”，也很可能包括那些谩骂者。
我不否认，有一些自由派是有价值信仰的，是真诚的，是有针对性的，建设性的，但相当数量的“自由派”及其跟随者并不是这样。他们的谩骂或出于利益诉求，或只是生活牢骚，或是心情发泄，当下体制成了他们最大的替罪羊。所以，越是这种舆论混沌、迷乱期，越需要总结过去成功经验，承认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
第三，尽管我们这个国家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与方向，但是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去宗教化、去理想化预期”的时代。我们当然要勾勒一个“美好社会”，但那并不是天堂。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坏世界”，我们面临的“坏世界的改造”，但改造的目标与预期决不是“完美社会”，也做不到“完美”。
2008年以前，我们以为美国是“美”的，但金融危机撕掉了覆盖在美国神话上的伪善面具；“3·11”地震前，我们以为日本社会是“完善”的，但核辐射揭露了日本神话的疮疤。我不反美，也不反日，我只是反对神话化美国与日本。
但现在一些自由派正在做着“神话化”的事情，更有趣的是，这些“神话化”深得舆论的怂恿与同情，即使是错了，也得到相当的谅解。举个经典的例子，某著名主持人说，美国手机费非常便宜，但后来证明他“神话化美国”了，舆论对他相当谅解，试想，如果某个官员说错话了，中国舆论会怎么样呢？我不是反对学习美国与日本，但我非常反对当下社会舆论的不对称与不均衡。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应有之义，也是我们整个社会都缺乏的，同时也是“自由派”所缺乏的。
再以民主为例，“自由派”现在都在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他们有没有翻过历史，为什么民主在过去2000多年，只有最近100多年甚至只是最近几十年才被视为“好东西”呢？有没有真正读过柏拉图原著《理想国》和《华盛顿文集》？有没有看到他们说“民主这种制度不加区别地把平等给予一切，而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等等之类的话呢？我绝对不是反民主主义者，但我反对的是，我们必须反对“民主简单主义”逻辑。比如，我们常说，民主“没有如此这般的缺点”。但这并不能推导出“民主有更多优点”的结论，就像一个不贪污的官员不等于他就是一个好官员一样。我们现在最多只能说“民主不是最坏的制度”，或者说“至少还存着一个甚至一个以上比民主更差的制度”，但绝不能得出“民主是好的”简单结论。
学术点说，民主不应是一种价值，而应是一种制度设计。现在中国诸多“自由派”的大陷阱就在于，将其“价值化”甚至“宗教化”，更有甚者是“原教旨主义化”。这对当下复杂的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是有重要误导性的。与此同时，所谓“自由派”还在以某种批判抬高社会大众的预期，这在当下依然欠发达的中国来说，同样是一种不说真话、不实事求是的表现。
当下中国“自由派”的问题非常严重。当然，我必须承认，这些严重问题的程度与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大体相符。如果套用那句“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那么，“有怎样的社会，就会有怎样的自由派”。
我再重申一点，当代中国精神什么都缺，但在缺少的这些精神里，“自由派”所高喊的那种所谓的“民主精神”（与我理解的不一样），肯定不是排在最缺少的前列。如果要我来排，我认为，“务实”可能是当前中国社会最缺少的精神之一。
最后，我要感谢野夫先生。尽管我完全不同意他对我的任何一句批判，但在视频一事后，他却是唯一一位以对等、平和的方式与我讨论的人。所以我才回应了这些。我很享受这种思想沟通与交流。
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
――兼与野夫先生商榷
王 文
拜读野夫先生《中国极权派最缺什么》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起苏东坡与佛印的故事。在那个尚未经考证且有几个版本的故事里，苏东坡问佛印：“我在你眼里是什么？”佛印答：“居士像尊佛。”佛印反问，苏东坡却答：“你在我眼里像牛粪。”佛印置之一笑，曰：“心中有佛，眼里就看到佛；心中有牛粪，眼里就看到牛粪。”
我不是佛印，野夫先生也不是苏东坡，所以所谓“极权派”的帽子我还是不接了，野夫先生也不要送，因为在当下权力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恐怕很少人有“资格”能戴上这顶帽子。
事实上，野夫先生以“极权派”为题回应我的“自由派”一文，恰恰应中了我所批判的的中国不少自由派的通病：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就是支持极权，就是专制的帮凶。正是这样简单的两分法，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推为所谓“自由派”的不支持者行列。过去十多年，中国民主自由的态势缓慢前行，但中国“民主派”、“自由派”却在日趋衰弱，这是当下中国社会很有意思的一个悖论。
不赞同“自由派”的，有可能是“保守派”，有可能是“现实主义者”，有可能是“新左翼”，有可能是“国家主义者”，甚至还有可能是与其不尽相同的“制度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等等，为什么非得打上“极权派”的唯一标签呢？当下中国思想多元化的程度远远突破了两分法的概括，也远远不是30多年前文革时那个“非此即彼”所能形容的。
我不知道，用二元论来概括中国思想状况，是否是“自由派”人士对中国复杂性的有意忽视，但野夫先生对我不厌其倦地解构与二次解读，并将我勾勒成他“需要的”批判对象，至少可以折射出一些“自由派”人士对中国现实及不同意见者的认识，是简单化的、想像化的、激情化的、甚至是歪曲化的。
我最近读了野夫先生的《父亲的战争》（不是他送的，是我买的）、《让记忆抵抗》（刚在《看历史》杂志上读完）等作品，但野夫对我的论述却知之甚少，以至于又拿出我所在的报社再次“污名化”，更让我坚定先前“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的主张与立场。事实上，我一直以“北京媒体人”的身份参与这次关于艾某人的所有讨论。
尽管如此，我依然敬重野夫先生，所以他发短信“提前请示”是否“可以公开回复你”时，我的回复是“愿洗耳恭听”。但对野夫先生的回应，我并不愿像孩童般你一句我一句地拌嘴，而是希望提出一个“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的新命题，将这次辩论深化下去。
在这个问题上，我至少想说三点，间接也能纠正野夫先生“极权派”一文的逻辑。
第一，尽管中国制度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也有各种潜在危机，但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于有史以来“民众最不想回到过去”的时代。除非你对某个历史时代有着浪漫主义想像，以及对自己“穿越身份”的过度置换，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中国当下的时代依然是最不坏的。我不是为谁辩护，而是对中国发展现状的一个起码判断与应有自信，否则恐怕就抹杀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绝大多数人辛勤及艰难的努力进程。
即使是“自由派”们不断诟病的言论桎梏，试想，中国还有哪个时代比现在的言论尺度更大、更安全呢？看看微博里的激烈言论，以及“官员”、“政府”、“支持政府者”在网络舆论中的相对弱势地位，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当下言论环境处于中国3000多年历史上观念最多元化、最分裂化的时期，即使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也不及当下的十分之一，何况春秋战国又是大乱世。
恰恰与野夫先生勾勒的“极权派”相反，我认为，我的上述观点是真诚的、有良知的、有勇气的、客观的、有逻辑的。我不怕这样说会被贴上“大五毛”的标签，我担忧的是，现在一些“自由派”人士大喊自由民主，骨子里并非出于价值信仰，而是出于特殊的利益诉求。事实上，几十年来，大喊自由民主的人士都过得不错，不仅搏得公共知名度与“有勇气的”美誉，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享受当下体制背景中不断上升的生活待遇，但他们依然在批判现存制度。
我非常支持批判，这些年来我也一直这么做，但问题在于，当下一些所谓“自由派”、“民主派”的批判是装腔作势的、是哗众取宠的、是不切实际的、是自怨自艾的、是全盘否定的、是虚情假意的、是无理谩骂的、是不通人情的、是两面骑墙的……恰恰是这样的批判，才是野夫先生所指的“最缺天良”、“最缺常识”、“最缺真实”、“最缺勇气”、“最缺羞耻”的。当然，我不是指野夫本人，而是指相当数量的所谓某些“自由派”。
在两个新“凡是”（凡是政府支持的，就反对；凡是政府反对的，就支持）的诱惑下，不少“自由派”的声音“自我妖魔化中国”，正在“矮化中国”。实事求是，在“新凡是”思潮的干预下，反而变得越来越难。
我再次强调，我决不否认当下中国的诸多缺陷与问题，但是反思中国的现代性，不应以否定现代化经验为前提。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二，尽管中国还有许多贫困现象与不尽如人意的人群，尽管我们的发展还有很多困难，但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总结成功经验、避免失败教训”的时代。反思与批判在当下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当下社会广泛的关系网络与历史脉络。这是我们反思之现实基础。中国再也没有比现在更需要建设性意见的时候了。
环顾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都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都有成百上千个理由骂这个社会，恨这个国家，但一旦面临自己践行时，会很容易发觉多数时候自己也做不到；当你要推动一些事情时，会很容易发现，原来中国社会任何大问题的解决，面对得将是一个庞大冗杂的关系负重，以及纠结乱麻的历史惯性与文化劣根。
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句毁灭性的砸烂体制就能解决的。就像埃及民众在解放广场大喊“穆巴拉克下台”时是多么地过瘾，但一旦进入“后穆巴拉克时代”，民众照样陷入无尽的迷惘，并发觉原来日子反而越糟。
现实的残酷与革命的理想之间，看似是很近，其实却相当遥远。这正是我说的“自由派之缺”，不少所谓“自由派”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是粗糙的甚至粗暴的，是去经验化的甚至是不靠谱的。
我不是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我一直努力在个人岗位上力所能及地致力于改变，这正是我给野夫先生发短信谈及“时事复杂，常感无奈无助。只能尽己本分，做好当下之事”的根本之意。我不怕被攻击为“革命的阻碍者”，我担心的是，一些高喊革命的人，可能是大野心家，可能带来的不是民生的提升，而是更糟的未来。历史往往都是这样，砸烂远比重建容易得多，但砸烂后的日子依然是百姓最苦。
现在的中国社会并非不改革，而是30多年后我们面对二次改革时发现，要改掉的东西是那么难。许多网友都在批评利益集团，但仔细一想，自己很有可能就是利益集团里的一分子。事实上，中国的现实往往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这些人包括网络上的“沉默大多数”，也很可能包括那些谩骂者。
我不否认，有一些自由派是有价值信仰的，是真诚的，是有针对性的，建设性的，但相当数量的“自由派”及其跟随者并不是这样。他们的谩骂或出于利益诉求，或只是生活牢骚，或是心情发泄，当下体制成了他们最大的替罪羊。所以，越是这种舆论混沌、迷乱期，越需要总结过去成功经验，承认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
第三，尽管我们这个国家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与方向，但是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去宗教化、去理想化预期”的时代。我们当然要勾勒一个“美好社会”，但那并不是天堂。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坏世界”，我们面临的“坏世界的改造”，但改造的目标与预期决不是“完美社会”，也做不到“完美”。
2008年以前，我们以为美国是“美”的，但金融危机撕掉了覆盖在美国神话上的伪善面具；“3·11”地震前，我们以为日本社会是“完善”的，但核辐射揭露了日本神话的疮疤。我不反美，也不反日，我只是反对神话化美国与日本。
但现在一些自由派正在做着“神话化”的事情，更有趣的是，这些“神话化”深得舆论的怂恿与同情，即使是错了，也得到相当的谅解。举个经典的例子，某著名主持人说，美国手机费非常便宜，但后来证明他“神话化美国”了，舆论对他相当谅解，试想，如果某个官员说错话了，中国舆论会怎么样呢？我不是反对学习美国与日本，但我非常反对当下社会舆论的不对称与不均衡。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应有之义，也是我们整个社会都缺乏的，同时也是“自由派”所缺乏的。
再以民主为例，“自由派”现在都在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他们有没有翻过历史，为什么民主在过去2000多年，只有最近100多年甚至只是最近几十年才被视为“好东西”呢？有没有真正读过柏拉图原著《理想国》和《华盛顿文集》？有没有看到他们说“民主这种制度不加区别地把平等给予一切，而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等等之类的话呢？我绝对不是反民主主义者，但我反对的是，我们必须反对“民主简单主义”逻辑。比如，我们常说，民主“没有如此这般的缺点”。但这并不能推导出“民主有更多优点”的结论，就像一个不贪污的官员不等于他就是一个好官员一样。我们现在最多只能说“民主不是最坏的制度”，或者说“至少还存着一个甚至一个以上比民主更差的制度”，但绝不能得出“民主是好的”简单结论。
学术点说，民主不应是一种价值，而应是一种制度设计。现在中国诸多“自由派”的大陷阱就在于，将其“价值化”甚至“宗教化”，更有甚者是“原教旨主义化”。这对当下复杂的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是有重要误导性的。与此同时，所谓“自由派”还在以某种批判抬高社会大众的预期，这在当下依然欠发达的中国来说，同样是一种不说真话、不实事求是的表现。
当下中国“自由派”的问题非常严重。当然，我必须承认，这些严重问题的程度与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大体相符。如果套用那句“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那么，“有怎样的社会，就会有怎样的自由派”。
我再重申一点，当代中国精神什么都缺，但在缺少的这些精神里，“自由派”所高喊的那种所谓的“民主精神”（与我理解的不一样），肯定不是排在最缺少的前列。如果要我来排，我认为，“务实”可能是当前中国社会最缺少的精神之一。
最后，我要感谢野夫先生。尽管我完全不同意他对我的任何一句批判，但在视频一事后，他却是唯一一位以对等、平和的方式与我讨论的人。所以我才回应了这些。我很享受这种思想沟通与交流。传送门：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58e280100qhen.html
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
――兼与野夫先生商榷
王 文
拜读野夫先生《中国极权派最缺什么》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起苏东坡与佛印的故事。在那个尚未经考证且有几个版本的故事里，苏东坡问佛印：“我在你眼里是什么？”佛印答：“居士像尊佛。”佛印反问，苏东坡却答：“你在我眼里像牛粪。”佛印置之一笑，曰：“心中有佛，眼里就看到佛；心中有牛粪，眼里就看到牛粪。”
我不是佛印，野夫先生也不是苏东坡，所以所谓“极权派”的帽子我还是不接了，野夫先生也不要送，因为在当下权力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恐怕很少人有“资格”能戴上这顶帽子。
事实上，野夫先生以“极权派”为题回应我的“自由派”一文，恰恰应中了我所批判的的中国不少自由派的通病：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就是支持极权，就是专制的帮凶。正是这样简单的两分法，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推为所谓“自由派”的不支持者行列。过去十多年，中国民主自由的态势缓慢前行，但中国“民主派”、“自由派”却在日趋衰弱，这是当下中国社会很有意思的一个悖论。
不赞同“自由派”的，有可能是“保守派”，有可能是“现实主义者”，有可能是“新左翼”，有可能是“国家主义者”，甚至还有可能是与其不尽相同的“制度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等等，为什么非得打上“极权派”的唯一标签呢？当下中国思想多元化的程度远远突破了两分法的概括，也远远不是30多年前文革时那个“非此即彼”所能形容的。
我不知道，用二元论来概括中国思想状况，是否是“自由派”人士对中国复杂性的有意忽视，但野夫先生对我不厌其倦地解构与二次解读，并将我勾勒成他“需要的”批判对象，至少可以折射出一些“自由派”人士对中国现实及不同意见者的认识，是简单化的、想像化的、激情化的、甚至是歪曲化的。
我最近读了野夫先生的《父亲的战争》（不是他送的，是我买的）、《让记忆抵抗》（刚在《看历史》杂志上读完）等作品，但野夫对我的论述却知之甚少，以至于又拿出我所在的报社再次“污名化”，更让我坚定先前“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的主张与立场。事实上，我一直以“北京媒体人”的身份参与这次关于艾某人的所有讨论。
尽管如此，我依然敬重野夫先生，所以他发短信“提前请示”是否“可以公开回复你”时，我的回复是“愿洗耳恭听”。但对野夫先生的回应，我并不愿像孩童般你一句我一句地拌嘴，而是希望提出一个“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的新命题，将这次辩论深化下去。
在这个问题上，我至少想说三点，间接也能纠正野夫先生“极权派”一文的逻辑。
第一，尽管中国制度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也有各种潜在危机，但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于有史以来“民众最不想回到过去”的时代。除非你对某个历史时代有着浪漫主义想像，以及对自己“穿越身份”的过度置换，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中国当下的时代依然是最不坏的。我不是为谁辩护，而是对中国发展现状的一个起码判断与应有自信，否则恐怕就抹杀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绝大多数人辛勤及艰难的努力进程。
即使是“自由派”们不断诟病的言论桎梏，试想，中国还有哪个时代比现在的言论尺度更大、更安全呢？看看微博里的激烈言论，以及“官员”、“政府”、“支持政府者”在网络舆论中的相对弱势地位，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当下言论环境处于中国3000多年历史上观念最多元化、最分裂化的时期，即使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也不及当下的十分之一，何况春秋战国又是大乱世。
恰恰与野夫先生勾勒的“极权派”相反，我认为，我的上述观点是真诚的、有良知的、有勇气的、客观的、有逻辑的。我不怕这样说会被贴上“大五毛”的标签，我担忧的是，现在一些“自由派”人士大喊自由民主，骨子里并非出于价值信仰，而是出于特殊的利益诉求。事实上，几十年来，大喊自由民主的人士都过得不错，不仅搏得公共知名度与“有勇气的”美誉，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享受当下体制背景中不断上升的生活待遇，但他们依然在批判现存制度。
我非常支持批判，这些年来我也一直这么做，但问题在于，当下一些所谓“自由派”、“民主派”的批判是装腔作势的、是哗众取宠的、是不切实际的、是自怨自艾的、是全盘否定的、是虚情假意的、是无理谩骂的、是不通人情的、是两面骑墙的……恰恰是这样的批判，才是野夫先生所指的“最缺天良”、“最缺常识”、“最缺真实”、“最缺勇气”、“最缺羞耻”的。当然，我不是指野夫本人，而是指相当数量的所谓某些“自由派”。
在两个新“凡是”（凡是政府支持的，就反对；凡是政府反对的，就支持）的诱惑下，不少“自由派”的声音“自我妖魔化中国”，正在“矮化中国”。实事求是，在“新凡是”思潮的干预下，反而变得越来越难。
我再次强调，我决不否认当下中国的诸多缺陷与问题，但是反思中国的现代性，不应以否定现代化经验为前提。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二，尽管中国还有许多贫困现象与不尽如人意的人群，尽管我们的发展还有很多困难，但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总结成功经验、避免失败教训”的时代。反思与批判在当下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当下社会广泛的关系网络与历史脉络。这是我们反思之现实基础。中国再也没有比现在更需要建设性意见的时候了。
环顾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都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都有成百上千个理由骂这个社会，恨这个国家，但一旦面临自己践行时，会很容易发觉多数时候自己也做不到；当你要推动一些事情时，会很容易发现，原来中国社会任何大问题的解决，面对得将是一个庞大冗杂的关系负重，以及纠结乱麻的历史惯性与文化劣根。
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句毁灭性的砸烂体制就能解决的。就像埃及民众在解放广场大喊“穆巴拉克下台”时是多么地过瘾，但一旦进入“后穆巴拉克时代”，民众照样陷入无尽的迷惘，并发觉原来日子反而越糟。
现实的残酷与革命的理想之间，看似是很近，其实却相当遥远。这正是我说的“自由派之缺”，不少所谓“自由派”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是粗糙的甚至粗暴的，是去经验化的甚至是不靠谱的。
我不是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我一直努力在个人岗位上力所能及地致力于改变，这正是我给野夫先生发短信谈及“时事复杂，常感无奈无助。只能尽己本分，做好当下之事”的根本之意。我不怕被攻击为“革命的阻碍者”，我担心的是，一些高喊革命的人，可能是大野心家，可能带来的不是民生的提升，而是更糟的未来。历史往往都是这样，砸烂远比重建容易得多，但砸烂后的日子依然是百姓最苦。
现在的中国社会并非不改革，而是30多年后我们面对二次改革时发现，要改掉的东西是那么难。许多网友都在批评利益集团，但仔细一想，自己很有可能就是利益集团里的一分子。事实上，中国的现实往往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这些人包括网络上的“沉默大多数”，也很可能包括那些谩骂者。
我不否认，有一些自由派是有价值信仰的，是真诚的，是有针对性的，建设性的，但相当数量的“自由派”及其跟随者并不是这样。他们的谩骂或出于利益诉求，或只是生活牢骚，或是心情发泄，当下体制成了他们最大的替罪羊。所以，越是这种舆论混沌、迷乱期，越需要总结过去成功经验，承认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
第三，尽管我们这个国家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与方向，但是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去宗教化、去理想化预期”的时代。我们当然要勾勒一个“美好社会”，但那并不是天堂。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坏世界”，我们面临的“坏世界的改造”，但改造的目标与预期决不是“完美社会”，也做不到“完美”。
2008年以前，我们以为美国是“美”的，但金融危机撕掉了覆盖在美国神话上的伪善面具；“3·11”地震前，我们以为日本社会是“完善”的，但核辐射揭露了日本神话的疮疤。我不反美，也不反日，我只是反对神话化美国与日本。
但现在一些自由派正在做着“神话化”的事情，更有趣的是，这些“神话化”深得舆论的怂恿与同情，即使是错了，也得到相当的谅解。举个经典的例子，某著名主持人说，美国手机费非常便宜，但后来证明他“神话化美国”了，舆论对他相当谅解，试想，如果某个官员说错话了，中国舆论会怎么样呢？我不是反对学习美国与日本，但我非常反对当下社会舆论的不对称与不均衡。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应有之义，也是我们整个社会都缺乏的，同时也是“自由派”所缺乏的。
再以民主为例，“自由派”现在都在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他们有没有翻过历史，为什么民主在过去2000多年，只有最近100多年甚至只是最近几十年才被视为“好东西”呢？有没有真正读过柏拉图原著《理想国》和《华盛顿文集》？有没有看到他们说“民主这种制度不加区别地把平等给予一切，而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等等之类的话呢？我绝对不是反民主主义者，但我反对的是，我们必须反对“民主简单主义”逻辑。比如，我们常说，民主“没有如此这般的缺点”。但这并不能推导出“民主有更多优点”的结论，就像一个不贪污的官员不等于他就是一个好官员一样。我们现在最多只能说“民主不是最坏的制度”，或者说“至少还存着一个甚至一个以上比民主更差的制度”，但绝不能得出“民主是好的”简单结论。
学术点说，民主不应是一种价值，而应是一种制度设计。现在中国诸多“自由派”的大陷阱就在于，将其“价值化”甚至“宗教化”，更有甚者是“原教旨主义化”。这对当下复杂的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是有重要误导性的。与此同时，所谓“自由派”还在以某种批判抬高社会大众的预期，这在当下依然欠发达的中国来说，同样是一种不说真话、不实事求是的表现。
当下中国“自由派”的问题非常严重。当然，我必须承认，这些严重问题的程度与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大体相符。如果套用那句“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那么，“有怎样的社会，就会有怎样的自由派”。
我再重申一点，当代中国精神什么都缺，但在缺少的这些精神里，“自由派”所高喊的那种所谓的“民主精神”（与我理解的不一样），肯定不是排在最缺少的前列。如果要我来排，我认为，“务实”可能是当前中国社会最缺少的精神之一。
最后，我要感谢野夫先生。尽管我完全不同意他对我的任何一句批判，但在视频一事后，他却是唯一一位以对等、平和的方式与我讨论的人。所以我才回应了这些。我很享受这种思想沟通与交流。
这么好的文章没人顶啊，看完才顶得
千年未有之变局
本人曾经也是论坛上的反政府分子一枚，无比期待阿迈瑞咔的王师帮忙重构中华，曾放言曰：中国这个国家完蛋了，我绝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出生在这里，也曾在论坛上把所有持反对意见的统统打上五毛的标签。嘿嘿，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觉自己渐渐地改变了（诚如文中所言，我和作者的看法还是很接近的）。我的感受是，大一大二时无比慷慨激昂，痛骂TG，现在就要毕业了，有时看到校内上几年前的日志，自己都觉得好笑和幼稚，可人都是这么走来的，不知道现在那些整天骂来骂去的，将来他们会觉得自己滑稽麽？？？
Grammy 发表于 2011-4-18 16:03 ![]()
+1……
走进灾区走进农村后才真正认识到国家的现实……
工作后方知世事之艰难……
唯有坚韧不拔地埋头苦干才能实现目标……
+1……
走进灾区走进农村后才真正认识到国家的现实……
工作后方知世事之艰难……
唯有坚韧不拔地埋头苦干才能实现目标……
附相关文章。。。
中国改革派最缺什么
王 文
这几年连续做了几次偏左的课题，经常反思自己的价值观趋向，自己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有时候也自称是“中左”，但有时对于政治、经济的看法也是偏“右”，过于自由化，对国内一些政治、经济与社会之痛，更有切肤之痛，咬牙之恨。这种“恨”不压于1999年在大学时贴“小字报”与中文系学生数轮大辩论时的激情。
不过，随着年龄增长，那股愤怒被慢慢消磨，就像那句话，如果你30岁之前不愤怒的话，你完了；如果30岁之后还愤怒的话，那么你也完了。我想，我的确是过了愤怒的年龄了。但这决不仅仅只是年龄所促，还在于本身对中国当下社会需要稳定的内在认同，更在于我对自己这些年在交往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改革派（或称自由派、右翼）人士的一种怀疑与自发的失望。
记忆中的第一次失望来自于一位10年前在某报办过专门揭露社会负面、以批判见长的著名“周刊”的一位主编。那是我刚进媒体圈没多久，在一次有诸多年轻媒体人与学生参与的沙龙，这位当时已经下台的主编当然是我们席间媒体界“少男少女”的崇拜偶像，尤其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漂亮小女生。主编高谈阔论，小女生坐在其旁，投以仰慕的眼神。不一会儿，这位主编便开始偶尔拍拍女生的小手，搭搭小酥肩。再过一会儿，等大家不注意，牵着女生小手就坐到一旁去了。接着又带着女生离开了餐厅。我无意以“此处省略多少字”来猜测他们后来的剧情，但当时这样的情境对于我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人怎么这样呢？还处于愤怒期的我，应该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
第二次的印象比较深的失望来自于一次“普世价值”的研讨沙龙。大概是2007年前后，当时的知识界这个话题非常热门。那个会议聚集了几乎国内大多数顶级的改革派人士。当时我见到一位很牛的新闻学教授，很敬仰地向他递上名片，没想他立刻回了一句：你们太国家主义，最终与政府＊＊＊同污合流。这样的无礼待遇我不是第一次遇到。
2008年，在华盛顿，同被美国国务院邀请的一个媒体人项目上，我遇到南方某家号称要做中国最好报纸的评论编辑，他那里被圈内视为“自由派”大本营。我职业性地与他交换名牌，结果得来的第一句回应是：你们这个愤青报。惹得同在现场的他们报系同事非常尴尬，连忙代表他对我道歉，并转对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向王文道歉。至今我没有得到他的道歉，不过他的名片我还是依然保存着。
那位新闻学教授我在一年后在另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又见到。当时是讨论如何提升话语权问题，我发言的其中一个看法是，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动辄接受国外大媒体的专访，应该把更多机会留给国内大媒体。这位教授还没等我发言，就严辞反对，认为那样的话，国内媒体“非得打起来不可”。我理解他的话外音应该是，这样的专访机会是不可能也不允许更不配给国内媒体的，国外媒体才有资格拿到。
回到在那场“普世价值”的会，一位来自长三角一带非常著名的教授上台发言。第一句话就说，现在一些人不认为世界上有普世价值。我觉得太荒唐。我现在建议，在场不承认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请给我出去！！他几近是以狂吼的声音在发言，我坐在下面差点没把刚喝得水喷出来。他这叫做民主自由吗？
另一次比较印象深的失望是在今年初的一次在中国某顶级大学的博士生沙龙讨论会。主讲嘉宾是国内几乎是最有社会知名度的自由派学者，他讲拆迁以及县级法院改革。一位专长研究民主理论的该校博士生对他提出异议。讨论很热烈，基本被我视为是一场难得的思想大碰撞，结果当然是这位学者以激动的语调、高亢的嗓门、还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取得场面优势和最后胜利。这也很正常，他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渊博知识与经历的学者，这些年也做了不少事。但没想到的是，他把这次讨论“缩写”成三条百余字的微博。在他的描述下，这所名校的博士生甚至就是“准政客”，对他的批评是因为“自己想当官”，等等，结果引来数以千计的转发与陪骂，骂那个博士生不像话，太官僚，随带着讽刺了他们的学校，等等。我不想说，这位学者是有意想压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也不想说这样是否有必要，毕竟那只是一场正常不过的学术讨论会嘛，但我最想说的是，他微博中说的话绝对不是当时的现场真相。我以我人格与生命担保。
我并不是说，改革派（自由派）学者的品行都令我失望。有很多人都值得我尊敬。比如，我几次长谈的马立诚先生，是一位温文而雅的长者；许知远兄，每次有多人聚会时，他都会寡言，一直在听别人说，这样的品质很值得我效仿。但我又不得不说，我所见过的自由派们不少还是属于“宽于律己、严于律人派”。他们对社会、对政府大肆批判，并认为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而且认为中国存在着太多的劣根与弊端，需要大力改革。
这些观点我都认同，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自己都有身子不正之处，又怎样奢望别人影子不斜呢？是否有必要检讨一下自身，是否真正在践行本身所坚持的民主自由理念？是不是以一种专制行为在讲民主？是不是在不自觉中犯了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毛病？是否所呐喊得是一种装腔作势呢？
最近一些年来，许多人都担心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民主声音式微，自由派在衰落，等等。这样的趋势有大环境的原因，比如中国人自信心恢复、国力持续上升、金融危机揭穿了美国的真面目，等等，但是如果用层次分析法，是否有可能除却在国际体系、政府政策、社会等层面之外，再考虑考虑自由派个人的自身原因呢？是不是他们个人过于“道貌岸然”，把越来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让自己陷入显得“少数派”的困境中呢？
我的记者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许多左右两翼的人，我知道这种“两分法”是粗糙的，而且左派也有不少令我失望的学者，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品格与德行在自身理想实现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改革的呼吁需要广大的追随者，这是一种自由派必须具有的软实力，就是要让追随者们信任，并愿意为他们的改革理念跟随其后。但是，如果让追随者们认为，他们是一群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国家又怎能托付给他们呢，那么，自由派的衰落也会在所难免。
事实上，过去的20多年，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少地怀念21年前的事情，除了本身的社会政策与宣传限制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1年来那批人的表现让人们心寒。我不至一次听到有人说，幸好那时没把国家交给他们。
我现在依然觉得，价值感的分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沟通与理解。就像今天有位自称“中右”的朋友发微博骂我，我电话礼貌地请其删去人身攻击的那些话。他很吃惊，欣然答应并解释道那是酒后失态，还说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心平气和地说这个事，而我之后也短信相邀与之过几日餐会。我想，这应该是左右两翼人相互沟通的一个案例吧。可惜的是，在当下中国，两派之间能够相互平和沟通的机会太少了。
说白了，其实还是一个公民素质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做人问题。比如，不相互辱骂，不骄淫欲奢，要通情达理，要实事求是，学会相互尊重，要遵纪守法，等等。这些素质对当下13亿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大难题。对于广大自由派/改革派来说，要做到这些的难度，其实并不比13亿中国人都做到更容易。
或许只能用现代国家理论来解释。中国成为现代国家仅仅60余年，而美国已有200多年了。中国要走得路还很远很远，让我们慢慢来吧。
中国改革派最缺什么
王 文
这几年连续做了几次偏左的课题，经常反思自己的价值观趋向，自己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有时候也自称是“中左”，但有时对于政治、经济的看法也是偏“右”，过于自由化，对国内一些政治、经济与社会之痛，更有切肤之痛，咬牙之恨。这种“恨”不压于1999年在大学时贴“小字报”与中文系学生数轮大辩论时的激情。
不过，随着年龄增长，那股愤怒被慢慢消磨，就像那句话，如果你30岁之前不愤怒的话，你完了；如果30岁之后还愤怒的话，那么你也完了。我想，我的确是过了愤怒的年龄了。但这决不仅仅只是年龄所促，还在于本身对中国当下社会需要稳定的内在认同，更在于我对自己这些年在交往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改革派（或称自由派、右翼）人士的一种怀疑与自发的失望。
记忆中的第一次失望来自于一位10年前在某报办过专门揭露社会负面、以批判见长的著名“周刊”的一位主编。那是我刚进媒体圈没多久，在一次有诸多年轻媒体人与学生参与的沙龙，这位当时已经下台的主编当然是我们席间媒体界“少男少女”的崇拜偶像，尤其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漂亮小女生。主编高谈阔论，小女生坐在其旁，投以仰慕的眼神。不一会儿，这位主编便开始偶尔拍拍女生的小手，搭搭小酥肩。再过一会儿，等大家不注意，牵着女生小手就坐到一旁去了。接着又带着女生离开了餐厅。我无意以“此处省略多少字”来猜测他们后来的剧情，但当时这样的情境对于我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人怎么这样呢？还处于愤怒期的我，应该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
第二次的印象比较深的失望来自于一次“普世价值”的研讨沙龙。大概是2007年前后，当时的知识界这个话题非常热门。那个会议聚集了几乎国内大多数顶级的改革派人士。当时我见到一位很牛的新闻学教授，很敬仰地向他递上名片，没想他立刻回了一句：你们太国家主义，最终与政府＊＊＊同污合流。这样的无礼待遇我不是第一次遇到。
2008年，在华盛顿，同被美国国务院邀请的一个媒体人项目上，我遇到南方某家号称要做中国最好报纸的评论编辑，他那里被圈内视为“自由派”大本营。我职业性地与他交换名牌，结果得来的第一句回应是：你们这个愤青报。惹得同在现场的他们报系同事非常尴尬，连忙代表他对我道歉，并转对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向王文道歉。至今我没有得到他的道歉，不过他的名片我还是依然保存着。
那位新闻学教授我在一年后在另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又见到。当时是讨论如何提升话语权问题，我发言的其中一个看法是，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动辄接受国外大媒体的专访，应该把更多机会留给国内大媒体。这位教授还没等我发言，就严辞反对，认为那样的话，国内媒体“非得打起来不可”。我理解他的话外音应该是，这样的专访机会是不可能也不允许更不配给国内媒体的，国外媒体才有资格拿到。
回到在那场“普世价值”的会，一位来自长三角一带非常著名的教授上台发言。第一句话就说，现在一些人不认为世界上有普世价值。我觉得太荒唐。我现在建议，在场不承认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请给我出去！！他几近是以狂吼的声音在发言，我坐在下面差点没把刚喝得水喷出来。他这叫做民主自由吗？
另一次比较印象深的失望是在今年初的一次在中国某顶级大学的博士生沙龙讨论会。主讲嘉宾是国内几乎是最有社会知名度的自由派学者，他讲拆迁以及县级法院改革。一位专长研究民主理论的该校博士生对他提出异议。讨论很热烈，基本被我视为是一场难得的思想大碰撞，结果当然是这位学者以激动的语调、高亢的嗓门、还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取得场面优势和最后胜利。这也很正常，他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渊博知识与经历的学者，这些年也做了不少事。但没想到的是，他把这次讨论“缩写”成三条百余字的微博。在他的描述下，这所名校的博士生甚至就是“准政客”，对他的批评是因为“自己想当官”，等等，结果引来数以千计的转发与陪骂，骂那个博士生不像话，太官僚，随带着讽刺了他们的学校，等等。我不想说，这位学者是有意想压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也不想说这样是否有必要，毕竟那只是一场正常不过的学术讨论会嘛，但我最想说的是，他微博中说的话绝对不是当时的现场真相。我以我人格与生命担保。
我并不是说，改革派（自由派）学者的品行都令我失望。有很多人都值得我尊敬。比如，我几次长谈的马立诚先生，是一位温文而雅的长者；许知远兄，每次有多人聚会时，他都会寡言，一直在听别人说，这样的品质很值得我效仿。但我又不得不说，我所见过的自由派们不少还是属于“宽于律己、严于律人派”。他们对社会、对政府大肆批判，并认为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而且认为中国存在着太多的劣根与弊端，需要大力改革。
这些观点我都认同，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自己都有身子不正之处，又怎样奢望别人影子不斜呢？是否有必要检讨一下自身，是否真正在践行本身所坚持的民主自由理念？是不是以一种专制行为在讲民主？是不是在不自觉中犯了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毛病？是否所呐喊得是一种装腔作势呢？
最近一些年来，许多人都担心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民主声音式微，自由派在衰落，等等。这样的趋势有大环境的原因，比如中国人自信心恢复、国力持续上升、金融危机揭穿了美国的真面目，等等，但是如果用层次分析法，是否有可能除却在国际体系、政府政策、社会等层面之外，再考虑考虑自由派个人的自身原因呢？是不是他们个人过于“道貌岸然”，把越来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让自己陷入显得“少数派”的困境中呢？
我的记者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许多左右两翼的人，我知道这种“两分法”是粗糙的，而且左派也有不少令我失望的学者，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品格与德行在自身理想实现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改革的呼吁需要广大的追随者，这是一种自由派必须具有的软实力，就是要让追随者们信任，并愿意为他们的改革理念跟随其后。但是，如果让追随者们认为，他们是一群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国家又怎能托付给他们呢，那么，自由派的衰落也会在所难免。
事实上，过去的20多年，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少地怀念21年前的事情，除了本身的社会政策与宣传限制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1年来那批人的表现让人们心寒。我不至一次听到有人说，幸好那时没把国家交给他们。
我现在依然觉得，价值感的分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沟通与理解。就像今天有位自称“中右”的朋友发微博骂我，我电话礼貌地请其删去人身攻击的那些话。他很吃惊，欣然答应并解释道那是酒后失态，还说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心平气和地说这个事，而我之后也短信相邀与之过几日餐会。我想，这应该是左右两翼人相互沟通的一个案例吧。可惜的是，在当下中国，两派之间能够相互平和沟通的机会太少了。
说白了，其实还是一个公民素质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做人问题。比如，不相互辱骂，不骄淫欲奢，要通情达理，要实事求是，学会相互尊重，要遵纪守法，等等。这些素质对当下13亿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大难题。对于广大自由派/改革派来说，要做到这些的难度，其实并不比13亿中国人都做到更容易。
或许只能用现代国家理论来解释。中国成为现代国家仅仅60余年，而美国已有200多年了。中国要走得路还很远很远，让我们慢慢来吧。
附野夫之
“中国的极权派缺什么”
我为什么要写这封公开信
去年某日，一位企业家朋友请饭，饭余茶叙，王文应主人之邀赶来，派发的片子我看是著名的《环球时报》的主笔之类，心生敬意——如此年轻便在该报扛鼎，那得多有主意啊。闲聊之间，我们彼此对家国看法略异，但鉴于都是东主的宾客，且现实中的他我，也非无礼之辈，于是乎各自揖别而去。我记不得是否送了拙著，但心底知道高攀不上朋友，之后便淡忘了这一面。
前几天忽然看见一个流传甚广的视频，赫然看见他和那位著名司马，一逗一捧地在落井下石——攻讦另外一个失踪的胖胡子。就算站在人道或江湖道义的角度来看，胖子眼前都还只是失踪人口，国家都还没给个准确说法，这两位爷先自这般吹拉弹唱弹冠相庆，我不免觉得有些缺德。于是我转发了这一条微博，并确实在酒愤下指出了王的身份单位，并确有不妥地说他眼斜，心术不正。
十来分钟后，我的电话进来一陌生号码，王文电话中十分恳切地对我说——他是无意之中被拉去那个网站对话录像的，自己也不想跟着骂胖子，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自己也很尴尬。他不希望这事与他的报社联系起来，希望我能马上删除我的微博。
我看他言辞恳切，劝告他要爱惜羽毛，不要与狼为伍，之后也检讨自己酒后不该拿他的体貌特征讽刺，于是他说改日请我喝酒等等，大家就算化干戈为玉帛了。我很快删除了微博，他很快发来短信如下——感谢先生，上次见面后一直记下您的号码在手机中，这次派上用场。受访一事实属巧合，亦有不妥之感，故只谈事实不强加辱词。苟存当世，时事复杂，常感无奈无助。只能尽己本分，做好当下之事。望先生理解。
看见他这近乎诚恳的短信，于是我又发了一条微博——第一次自己删了一条微博，也许不尽知隐情，言语激动，伤了小友。小友来电解释，彼此宽容，到此为止。古人说——友直友谅，我直他谅，但是前提是我们都不要助纣为虐……
我爱惜那些心存天良，也心存羞耻的人。即便我们观点有异，但只要秉心真诚，知错知耻，相逢一笑则依旧可以握手言和。这一点龃龉本已放下，但是昨天却在共识网上看见王文的大作——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他的结尾一段不点名的提及我和他这一场往来——就像今天有位自称“中右”的朋友发微博骂我，我电话礼貌地请其删去人身攻击的那些话。他很吃惊，欣然答应并解释道那是酒后失态，还说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心平气和地说这个事，而我之后也短信相邀与之过几日餐会。我想，这应该是左右两翼人相互沟通的一个案例吧。
看了他的这篇文章，以及看见他这一段话中的正义姿态和微妙心态，我觉得事关私德也事关公德，决定作文与之商榷。于是早晨给他短信，问他——我是否可以公开回复，并说我在乎友道，因此先请示。他回答说只要平和争论，愿洗耳倾听。遂有以下商榷——
“中国的极权派缺什么”
我为什么要写这封公开信
去年某日，一位企业家朋友请饭，饭余茶叙，王文应主人之邀赶来，派发的片子我看是著名的《环球时报》的主笔之类，心生敬意——如此年轻便在该报扛鼎，那得多有主意啊。闲聊之间，我们彼此对家国看法略异，但鉴于都是东主的宾客，且现实中的他我，也非无礼之辈，于是乎各自揖别而去。我记不得是否送了拙著，但心底知道高攀不上朋友，之后便淡忘了这一面。
前几天忽然看见一个流传甚广的视频，赫然看见他和那位著名司马，一逗一捧地在落井下石——攻讦另外一个失踪的胖胡子。就算站在人道或江湖道义的角度来看，胖子眼前都还只是失踪人口，国家都还没给个准确说法，这两位爷先自这般吹拉弹唱弹冠相庆，我不免觉得有些缺德。于是我转发了这一条微博，并确实在酒愤下指出了王的身份单位，并确有不妥地说他眼斜，心术不正。
十来分钟后，我的电话进来一陌生号码，王文电话中十分恳切地对我说——他是无意之中被拉去那个网站对话录像的，自己也不想跟着骂胖子，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自己也很尴尬。他不希望这事与他的报社联系起来，希望我能马上删除我的微博。
我看他言辞恳切，劝告他要爱惜羽毛，不要与狼为伍，之后也检讨自己酒后不该拿他的体貌特征讽刺，于是他说改日请我喝酒等等，大家就算化干戈为玉帛了。我很快删除了微博，他很快发来短信如下——感谢先生，上次见面后一直记下您的号码在手机中，这次派上用场。受访一事实属巧合，亦有不妥之感，故只谈事实不强加辱词。苟存当世，时事复杂，常感无奈无助。只能尽己本分，做好当下之事。望先生理解。
看见他这近乎诚恳的短信，于是我又发了一条微博——第一次自己删了一条微博，也许不尽知隐情，言语激动，伤了小友。小友来电解释，彼此宽容，到此为止。古人说——友直友谅，我直他谅，但是前提是我们都不要助纣为虐……
我爱惜那些心存天良，也心存羞耻的人。即便我们观点有异，但只要秉心真诚，知错知耻，相逢一笑则依旧可以握手言和。这一点龃龉本已放下，但是昨天却在共识网上看见王文的大作——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他的结尾一段不点名的提及我和他这一场往来——就像今天有位自称“中右”的朋友发微博骂我，我电话礼貌地请其删去人身攻击的那些话。他很吃惊，欣然答应并解释道那是酒后失态，还说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心平气和地说这个事，而我之后也短信相邀与之过几日餐会。我想，这应该是左右两翼人相互沟通的一个案例吧。
看了他的这篇文章，以及看见他这一段话中的正义姿态和微妙心态，我觉得事关私德也事关公德，决定作文与之商榷。于是早晨给他短信，问他——我是否可以公开回复，并说我在乎友道，因此先请示。他回答说只要平和争论，愿洗耳倾听。遂有以下商榷——
好文章，支持他说的观点。
左的方式的右倾时代
就是一锅杂烩菜，咱的最爱。;P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笃信的时代,也是疑虑的时代;
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什麼都有,也什麼都没有;
我们全都会上天堂,也全都会下地狱.
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笃信的时代,也是疑虑的时代;
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什麼都有,也什麼都没有;
我们全都会上天堂,也全都会下地狱.
很有趣的文章呢
Grammy 发表于 2011-4-18 16:11 ![]()
说的没错。这些人其实是极端分子，原教旨主义。眼里除了民主自由四个字，容不下任何其他东西了。
不看现实，不讲事实，不讲规律，不分是非，他们心里只有一个标准民主自由。
他们就是卖假药的。他们列举你的问题，并非真的关心你，真的要解决你的问题，而是一心只想兜售他的民主假药。如果你没问题，或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他们卖假药的借口没了，他们反而不高兴。
过去江湖郎中声称自己的药包治百病。现在这些民主流氓神棍，声称自己的民主假药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办法，如果不同意他们，如果提出其他办法，就是罪恶的。
物价涨了，馒头染色了，出交通事故了，地震了等等任何国内问题，他们都会没有吃假药的缘故，吃了假药就万事马上解决，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幸福美好生活。他们当印度这些所谓民主国家的贫困现实都是不存在的。
说的没错。这些人其实是极端分子，原教旨主义。眼里除了民主自由四个字，容不下任何其他东西了。
不看现实，不讲事实，不讲规律，不分是非，他们心里只有一个标准民主自由。
他们就是卖假药的。他们列举你的问题，并非真的关心你，真的要解决你的问题，而是一心只想兜售他的民主假药。如果你没问题，或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他们卖假药的借口没了，他们反而不高兴。
过去江湖郎中声称自己的药包治百病。现在这些民主流氓神棍，声称自己的民主假药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办法，如果不同意他们，如果提出其他办法，就是罪恶的。
物价涨了，馒头染色了，出交通事故了，地震了等等任何国内问题，他们都会没有吃假药的缘故，吃了假药就万事马上解决，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幸福美好生活。他们当印度这些所谓民主国家的贫困现实都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