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强6！正宗三代机，不解释

强6！正宗三代机，不解释
1974年初，西沙海战爆发。战斗中，我海军以2艘猎潜艇和2艘扫雷艇对抗南越海军的3艘驱逐舰  强-6设想图
和1艘护卫舰，以小抗大以弱击强，并取得了沉伤敌4艘舰艇、并俘虏49名敌军的战果。西沙海战虽然以我军的全胜告终，但暴露出海军在作战中无法得到有效的空中支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由于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现有装备性能上的限制，我海军在作战中无法得到有效的空中支援。如果在战斗中遭遇敌军的全面空中打击，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当时我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的各型战机中：歼-5、歼-6、歼-7等缺乏对地攻击能力；作为攻击机的强-5的航程又过短，载弹量也过少，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高强度现代作战；而作为轰炸机的轰-5和轰-6速度太慢，且缺乏足够的自卫能力，无法满足水面舰艇编队的火力支援需要。于是，深感缺乏一种先进的支援战机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在西沙海战结束后不久就分别向三机部提出各自的新型战机设计指标要求。要求航空部门研制一种新型的战斗轰炸机来满足部队的作战需要。 　　由于以当时中国航空工业的实力，根本无法同时研制两种分别装备空海军的新型支援战斗机，因此三机部决定采取“一机两型”的办法，根据军方提出的要求，确定了新型飞机的技术性能，并决定海、空军使用同一种机型，装备不同种类武器和机载设备来分别满足海、空军的需求。满足空海军不同的需要。 　　1976年，三机部向下属各飞机制造厂下达了设计要求。沈阳飞机制造厂和南昌飞机制造厂很快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其中，南昌飞机制造厂提出强-6设计方案，沈阳飞机制造厂则提出了歼轰-8设计方案。西安飞机制造厂则稍后提出了“飞豹”设计方案。沈飞的歼轰-8，就是歼-8的对地攻击改型。起先，三机部是倾向于沈阳提出的歼轰-8方案的，但由于此时歼轰-8原型机尚未定型，该方案在实际运作中的风险系数过高，因此歼轰-8方案最终被否决。歼轰-8方案在被否决后，南昌飞机制造厂和西安飞机制造厂几乎同时开展了新机研制工作。 　　从60年代到70年代这段时间，世界航空界非常流行可变翼技术的应用开发，这一时期采用这种技术的代表机型主要有美国的F-111和苏联的米格-23等。可变后掠翼技术主要是为了平衡飞机高、低速飞行时对于主翼要求的矛盾，但会带来结构重量的增加和一部分性能的降低，而且提高了研制成本和技术难度。这股潮流对中国航空工业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前苏联米格-23“鞭挞者”战斗机
在六七十年代里，在强-6的研发之前，我国用一批武器装备从埃及换了一批米格-23MC，并对其可变后掠翼机构进行了研究。随后部分科研人员建议在吸取米格-23MC和从越南战争中获得的美制F-111的基础上，发展我国的下一代歼击轰炸机。中国唯一具有强击机制造经验的南昌飞机制造厂，在强-5总设计师陆孝彭的坚持下，决定在米格-23MC的基础上，发展一种单发单座超音速强击机作为强-5和歼-6的共同后续机，并命名为强-6。在此期间，陆孝彭不辞辛劳，多次走访空海军司令部和基层强击机部队，制订了“强-6战术技术要求”，并于1979年2月根据三机部的要求，提出了强-6总体设计方案。 　　从南飞提出的设计指标上看该机的性能十分理想，再加上还采用了国际时髦的可变后掠翼方案，而且已经大体成型了。该机所选用的WS-6发动机（该发动机及其多种改型也是我国70年代末期酝酿的一系列新机型的主要动力）也于1980年10月达到了性能设计指标，所以三机部最终决定采用南昌飞机制造厂的强-6方案。 　　强-6是在米格-23MC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然同样采用了悬臂式上单翼结构的可变后掠翼的布局，这种结构阻力小，稳定性好，适合于飞机的高速突防，并为对地攻击武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发射平台。 　　虽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就已经展开了对可变后掠翼技术的研究，并从获得的F-111和米格-23上得到了直接的学习机会，但在强-6研发之前，我国的可变后掠翼技术还一直没有达到真正装机实用的水平。 　　为了克服这一拦路虎1980年，在陆孝彭的主持下，我国开展了一项大型部级科研课题――――变后掠翼技术的预研任务。经过八年多的努力，这一研究课题在设计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一成果成功地解决了可变后掠翼技术的气动布局（转轴位置、翼型、动态响应等）、机翼结构优化（转轴街头、三维应力计算，多约束优化技术等）、驱动机构及飞机控制系统一系列难题，为强-6的研制奠定了基础，填补了国内空白。 　　采用可变后掠翼技术的飞机的一个共同的缺点是机动性不好。由于空军当时提出新型机要具有一定的对空作战能力，于是该机改为采用机腹进气，以适应飞机大仰角飞行时的进气量问题。 　　从外形上看，强-6仿佛就是结合F-16和米格-23特点的“混血儿”。它的采用上单变后翼布局的主翼，还有垂尾和平尾类似于米格-23，进气方式则采用了与F-16类似的机腹进气方式。 　　在强-6的研制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了中国航空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强烈愿望――除了采用可变后掠翼技术之外，另一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兴起的新技术――战机电传操纵系统也我国航空工业科研人员的攻关对象。 　　我国科研人员首先向模拟式三余度电传操纵系统发起了冲击。以从国外获得的相关技术为基础，我国科研人员采用反向编译的方式，凭着惊人的毅力，解读了国外该项技术的设计语言，并以此为基础开发出了我国第一代战机电传操纵系统。 　　我国设计的第一套战机模拟电传操纵系统具有可靠性能好、自动化水平较高等特点。该电传操纵系统主要由信号转换装置、飞行控制计算机、电缆和动作装置组成。这种操纵系统能将飞行员发出的操纵信号，经过变换器变成电信号，再通过电缆直接传输到自主式舵机。该系统的优点是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易于安装、改善了飞机操纵品质、提高了操纵系统的可靠性并减轻了飞行员的工作负担。  涡扇6发动机
强-6选用了我国第一种真正的实用性大推力涡扇发动机——涡扇6（WS-6）。该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始于1964年，历经17年的艰辛努力，于1981年达到了实用水平。该机最大军用推力为71千牛，最大加力推力为122千牛，推重比为5.93。为了满足我国当时研发的第3代战机歼-13的需要，1983年，我国又在该发动机的基础上研制了WS-6G型发动机，加力推力达到138千牛，推重比达到7。这些指标和美俄空军目前的主力发动机F100（用于F-15、F-16）和AF―31（用于苏-27系列战机），已经基本达到了同一水平线。 　　在具体的性能指标上，该机最大武器载荷4500千克，作战半径900千米。除了强大的对地攻击能力外，其空战性能优于米格-23。 　　强-6作为一种对地攻击兼有对空作战能力的多用途战机，其航电设备比它的前辈强-5有了革命性的进步。 　　强-6的机载电子设备基本上选用的都是我国仿制和改进自米格-23BN上的相关设备，主要包括有：改进自“高空云雀”、具有多种对地攻击模式的新型雷达、激光测距仪、瞄-6型瞄准具、雷达告警系统以及通信电台、无线电高度表、无线电罗盘、近距导航和着陆系统等。 　　其中，具备对地功能的新型雷达和先进的瞄准具，使强-6能够充分发挥其准确对地打击的强大火力。模拟计算结果表明，装备该火控系统后，强-6发射空对地火箭弹的有效命中精度比强-5提高了3倍，同时能制导新型空地导弹对目标实现防区外精确打击。 　　但是，该系统和仿制的其他苏联电子设备一样，大多采用电子管和晶体管混合元件，导致设备体积、重量大，相比同期的西方产品显得落后。不过，如果能成功装机，也能够实现功能设计的预期目标。我国科研人员在设计过程中，通过仿制、改进苏制航电设备，锻炼了系统综合能力。 　　总体上讲，强-6的技术水平已经超过了国际通用的二代喷气战机如米格-21、米格-23，F-4等，但和F-15等三代战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将强-6定位为一种具备了部分第三代战机特征的第二代喷气战斗轰炸机，是比较适宜的。 　　在强-6研制过程中，设计人员遇到了重重困难。首先是结构超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和苏联米格-23战斗机相比，我国在其基础上研制的变后掠翼机构要超重12%，不仅减小了战机的载油量和载弹量，还严重影响了其作战半径。其次，虽然我们已经基本摸透了可变后掠翼的结构，但对于它的控制系统我们则很难解决。即使在我国成功开发出了国产第一代电传操纵系统以后，这一问题依然未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一方面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无法从技术所有国直接获得，所以只能自己一步一步试验，飞机研制计划也因此而一拖再拖。致使研制时间大幅滞后，继续研制还要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资金。另外，计划采用的WS-6发动机迟迟无法定型生产也导致了强-6计划的夭折。  强-6三视图
和这个时期我国开发的其他许多重点型号——如歼-9，运-10等一样。强-6最终也没有逃过中途夭折的命运。导致强-6计划夭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发动机的可靠性迟迟不过关、可变后掠翼技术、采用的复合材料的攻关时间过长等等最主要的，还是军方装备需要的改变，到了80年代中后期，军方认为可变后掠翼布局并不是将来作战飞机的主流。而强-6经此一击，也就注定了最终下马的命运。 　　另外，在强-6研制期间，其假想敌的武器装备情况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军已经开始装备S-300PMU和9M38“山毛榉”等新一代地空导弹系统。当时卫星图片显示，苏联已将其部署在我国边境附近。强-6尚未出世，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更为主要的是，与强-6同时期开始研制的歼轰-7“飞豹”战斗轰炸机的进度已经走在了强-6的前面。与强-6相比，“飞豹”气动布局和机体结构更为简洁、机身内部空间更大、载弹量更多、作战半径更远。到八十年代末期，随着“飞豹”成功完成首次试飞，强-6研制计划实际上已经宣告下马。虽然强-6最终仅存在于图纸和人们的想象里，但其部分技术后来用于“飞豹”和歼-8改进型号上，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新生了。

强6！正宗三代机，不解释
1974年初，西沙海战爆发。战斗中，我海军以2艘猎潜艇和2艘扫雷艇对抗南越海军的3艘驱逐舰  强-6设想图
和1艘护卫舰，以小抗大以弱击强，并取得了沉伤敌4艘舰艇、并俘虏49名敌军的战果。西沙海战虽然以我军的全胜告终，但暴露出海军在作战中无法得到有效的空中支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由于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现有装备性能上的限制，我海军在作战中无法得到有效的空中支援。如果在战斗中遭遇敌军的全面空中打击，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当时我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的各型战机中：歼-5、歼-6、歼-7等缺乏对地攻击能力；作为攻击机的强-5的航程又过短，载弹量也过少，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高强度现代作战；而作为轰炸机的轰-5和轰-6速度太慢，且缺乏足够的自卫能力，无法满足水面舰艇编队的火力支援需要。于是，深感缺乏一种先进的支援战机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在西沙海战结束后不久就分别向三机部提出各自的新型战机设计指标要求。要求航空部门研制一种新型的战斗轰炸机来满足部队的作战需要。 　　由于以当时中国航空工业的实力，根本无法同时研制两种分别装备空海军的新型支援战斗机，因此三机部决定采取“一机两型”的办法，根据军方提出的要求，确定了新型飞机的技术性能，并决定海、空军使用同一种机型，装备不同种类武器和机载设备来分别满足海、空军的需求。满足空海军不同的需要。 　　1976年，三机部向下属各飞机制造厂下达了设计要求。沈阳飞机制造厂和南昌飞机制造厂很快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其中，南昌飞机制造厂提出强-6设计方案，沈阳飞机制造厂则提出了歼轰-8设计方案。西安飞机制造厂则稍后提出了“飞豹”设计方案。沈飞的歼轰-8，就是歼-8的对地攻击改型。起先，三机部是倾向于沈阳提出的歼轰-8方案的，但由于此时歼轰-8原型机尚未定型，该方案在实际运作中的风险系数过高，因此歼轰-8方案最终被否决。歼轰-8方案在被否决后，南昌飞机制造厂和西安飞机制造厂几乎同时开展了新机研制工作。 　　从60年代到70年代这段时间，世界航空界非常流行可变翼技术的应用开发，这一时期采用这种技术的代表机型主要有美国的F-111和苏联的米格-23等。可变后掠翼技术主要是为了平衡飞机高、低速飞行时对于主翼要求的矛盾，但会带来结构重量的增加和一部分性能的降低，而且提高了研制成本和技术难度。这股潮流对中国航空工业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前苏联米格-23“鞭挞者”战斗机
在六七十年代里，在强-6的研发之前，我国用一批武器装备从埃及换了一批米格-23MC，并对其可变后掠翼机构进行了研究。随后部分科研人员建议在吸取米格-23MC和从越南战争中获得的美制F-111的基础上，发展我国的下一代歼击轰炸机。中国唯一具有强击机制造经验的南昌飞机制造厂，在强-5总设计师陆孝彭的坚持下，决定在米格-23MC的基础上，发展一种单发单座超音速强击机作为强-5和歼-6的共同后续机，并命名为强-6。在此期间，陆孝彭不辞辛劳，多次走访空海军司令部和基层强击机部队，制订了“强-6战术技术要求”，并于1979年2月根据三机部的要求，提出了强-6总体设计方案。 　　从南飞提出的设计指标上看该机的性能十分理想，再加上还采用了国际时髦的可变后掠翼方案，而且已经大体成型了。该机所选用的WS-6发动机（该发动机及其多种改型也是我国70年代末期酝酿的一系列新机型的主要动力）也于1980年10月达到了性能设计指标，所以三机部最终决定采用南昌飞机制造厂的强-6方案。 　　强-6是在米格-23MC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然同样采用了悬臂式上单翼结构的可变后掠翼的布局，这种结构阻力小，稳定性好，适合于飞机的高速突防，并为对地攻击武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发射平台。 　　虽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就已经展开了对可变后掠翼技术的研究，并从获得的F-111和米格-23上得到了直接的学习机会，但在强-6研发之前，我国的可变后掠翼技术还一直没有达到真正装机实用的水平。 　　为了克服这一拦路虎1980年，在陆孝彭的主持下，我国开展了一项大型部级科研课题――――变后掠翼技术的预研任务。经过八年多的努力，这一研究课题在设计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一成果成功地解决了可变后掠翼技术的气动布局（转轴位置、翼型、动态响应等）、机翼结构优化（转轴街头、三维应力计算，多约束优化技术等）、驱动机构及飞机控制系统一系列难题，为强-6的研制奠定了基础，填补了国内空白。 　　采用可变后掠翼技术的飞机的一个共同的缺点是机动性不好。由于空军当时提出新型机要具有一定的对空作战能力，于是该机改为采用机腹进气，以适应飞机大仰角飞行时的进气量问题。 　　从外形上看，强-6仿佛就是结合F-16和米格-23特点的“混血儿”。它的采用上单变后翼布局的主翼，还有垂尾和平尾类似于米格-23，进气方式则采用了与F-16类似的机腹进气方式。 　　在强-6的研制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了中国航空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强烈愿望――除了采用可变后掠翼技术之外，另一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兴起的新技术――战机电传操纵系统也我国航空工业科研人员的攻关对象。 　　我国科研人员首先向模拟式三余度电传操纵系统发起了冲击。以从国外获得的相关技术为基础，我国科研人员采用反向编译的方式，凭着惊人的毅力，解读了国外该项技术的设计语言，并以此为基础开发出了我国第一代战机电传操纵系统。 　　我国设计的第一套战机模拟电传操纵系统具有可靠性能好、自动化水平较高等特点。该电传操纵系统主要由信号转换装置、飞行控制计算机、电缆和动作装置组成。这种操纵系统能将飞行员发出的操纵信号，经过变换器变成电信号，再通过电缆直接传输到自主式舵机。该系统的优点是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易于安装、改善了飞机操纵品质、提高了操纵系统的可靠性并减轻了飞行员的工作负担。  涡扇6发动机
强-6选用了我国第一种真正的实用性大推力涡扇发动机——涡扇6（WS-6）。该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始于1964年，历经17年的艰辛努力，于1981年达到了实用水平。该机最大军用推力为71千牛，最大加力推力为122千牛，推重比为5.93。为了满足我国当时研发的第3代战机歼-13的需要，1983年，我国又在该发动机的基础上研制了WS-6G型发动机，加力推力达到138千牛，推重比达到7。这些指标和美俄空军目前的主力发动机F100（用于F-15、F-16）和AF―31（用于苏-27系列战机），已经基本达到了同一水平线。 　　在具体的性能指标上，该机最大武器载荷4500千克，作战半径900千米。除了强大的对地攻击能力外，其空战性能优于米格-23。 　　强-6作为一种对地攻击兼有对空作战能力的多用途战机，其航电设备比它的前辈强-5有了革命性的进步。 　　强-6的机载电子设备基本上选用的都是我国仿制和改进自米格-23BN上的相关设备，主要包括有：改进自“高空云雀”、具有多种对地攻击模式的新型雷达、激光测距仪、瞄-6型瞄准具、雷达告警系统以及通信电台、无线电高度表、无线电罗盘、近距导航和着陆系统等。 　　其中，具备对地功能的新型雷达和先进的瞄准具，使强-6能够充分发挥其准确对地打击的强大火力。模拟计算结果表明，装备该火控系统后，强-6发射空对地火箭弹的有效命中精度比强-5提高了3倍，同时能制导新型空地导弹对目标实现防区外精确打击。 　　但是，该系统和仿制的其他苏联电子设备一样，大多采用电子管和晶体管混合元件，导致设备体积、重量大，相比同期的西方产品显得落后。不过，如果能成功装机，也能够实现功能设计的预期目标。我国科研人员在设计过程中，通过仿制、改进苏制航电设备，锻炼了系统综合能力。 　　总体上讲，强-6的技术水平已经超过了国际通用的二代喷气战机如米格-21、米格-23，F-4等，但和F-15等三代战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将强-6定位为一种具备了部分第三代战机特征的第二代喷气战斗轰炸机，是比较适宜的。 　　在强-6研制过程中，设计人员遇到了重重困难。首先是结构超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和苏联米格-23战斗机相比，我国在其基础上研制的变后掠翼机构要超重12%，不仅减小了战机的载油量和载弹量，还严重影响了其作战半径。其次，虽然我们已经基本摸透了可变后掠翼的结构，但对于它的控制系统我们则很难解决。即使在我国成功开发出了国产第一代电传操纵系统以后，这一问题依然未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一方面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无法从技术所有国直接获得，所以只能自己一步一步试验，飞机研制计划也因此而一拖再拖。致使研制时间大幅滞后，继续研制还要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资金。另外，计划采用的WS-6发动机迟迟无法定型生产也导致了强-6计划的夭折。  强-6三视图
和这个时期我国开发的其他许多重点型号——如歼-9，运-10等一样。强-6最终也没有逃过中途夭折的命运。导致强-6计划夭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发动机的可靠性迟迟不过关、可变后掠翼技术、采用的复合材料的攻关时间过长等等最主要的，还是军方装备需要的改变，到了80年代中后期，军方认为可变后掠翼布局并不是将来作战飞机的主流。而强-6经此一击，也就注定了最终下马的命运。 　　另外，在强-6研制期间，其假想敌的武器装备情况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军已经开始装备S-300PMU和9M38“山毛榉”等新一代地空导弹系统。当时卫星图片显示，苏联已将其部署在我国边境附近。强-6尚未出世，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更为主要的是，与强-6同时期开始研制的歼轰-7“飞豹”战斗轰炸机的进度已经走在了强-6的前面。与强-6相比，“飞豹”气动布局和机体结构更为简洁、机身内部空间更大、载弹量更多、作战半径更远。到八十年代末期，随着“飞豹”成功完成首次试飞，强-6研制计划实际上已经宣告下马。虽然强-6最终仅存在于图纸和人们的想象里，但其部分技术后来用于“飞豹”和歼-8改进型号上，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新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