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欧洲的英雄：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军人与平民

凤凰网资讯 > 军事 > 战争历史 > 正文拯救欧洲的英雄：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军人与平民2011年03月17日 08:35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ifeng.com/mil/histor ... /17/5204212_0.shtml
“拯救了欧洲”的切尔诺贝利英雄

凌晨1点40分，维克托·比库恩被门铃声惊醒。

当他打开门看到消防站的同事时，他明白，一定出了大事。他家位于乌克兰的普 里皮亚季，开车出来以后，他才意识到这场人为灾难的严重程度。

14分钟以前，也就是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6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释放出的辐射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100倍。

“眼前一片火光，到处是黑的烟雾、红的火苗，还有熔化物，”比库恩说，“反 应堆的顶盖已经被炸开，沥青、混凝土和石墨四处飞溅。石墨所到之处，一切都已熔化。”

核电站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有的仓皇逃走，有的向莫斯科呼救，消防队员们则义 无反顾地冲进火海。比库恩只穿着一身棉布制服，驱车轧过已然落在地上的反应堆金属顶盖，一直奔到距4号反应堆15米的地方。

他徒手把消防设备的虹吸管浸入最近的冷却池，吸足了水供给正在与大火作战的 同事。短短几秒钟以后，伽马射线开始侵袭他的五脏六腑，他大约每隔半分钟就要呕吐一次，逐渐感到头晕目眩。两个小时后，他终于支撑不住倒下了。

医生后来开具的证明显示，他受到260生物伦琴的辐射，相当于1000年的本底辐射。 但有专家称，他吸入的辐射量其实比这更多，足以导致急性辐射病。

“真想不到他居然活下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辐射专家迈克尔·列帕霍利说， “这是一种大无畏的举动，我想，凡是明知那里存在大量辐射的人都不会进去。”

20年过去了，比库恩携妻子娜杰日达及两个女儿柳德米拉和瓦莲京娜住在莫斯科，他深知，自己能活下来的确很幸运。

在被诊断患有急性辐射病的134人当中，有28人在1986年就死了，包括至少六名消防队员。比库恩今年56岁，他感到欣慰的是，队友们的牺牲减少了向欧洲甚至日本散布辐射颗粒的烟雾。

“这些人拯救了欧洲，”他抚摸着队友们的黑白合影说，“假如他们不尽职尽责， 大火就会蔓延到1号、2号和3号反应堆。”

比库恩现已退休，每月的退休金加上国家津贴共5500卢布。他要求内政部每月付给他1万卢布的赔偿费，但内政部并不同意。对比库恩来说，切尔诺贝利的影响远未结束，“那时没有人考虑回报，我所想到的是，女儿们在家里，镇上的人都睡着了。”

事发当天，一架米-6直升机就载着核能源部总工程师和切尔诺贝利采用的RBMK-1000反应堆的总设计师飞到核电站上空。机身在强烈的热气流中剧烈颤抖，工程师仍要求再靠近些。

他们发现:4号反应堆的屋顶、起重机和大部分墙体都不见了，循环泵和发电车间的屋顶被多次砸穿，烈焰冲天。接着，两个工程师看到了最可怕的东西，重达500吨的反应堆罩变得通红，已经敞开三分之二，亮得炫目的堆芯正在巨大的隆隆声中瞪着他们，里面的一切正在熔化，浓烟像火山一样喷出来。

很多机组人员经过几次任务，受到的辐射就超过了人一生允许承受的剂量，飞机也很快变得放射性严重，无法安全使用。驻俄罗斯托祖克的一个前线航空兵团被全部调往切尔诺贝利以东，从米-8到米-26各型直升机立即投入到空运任务中。碳化硼耗尽后又开始投放普通沙子。随着投放的进展，飞行也变得容易得多。直升机投下了近2000吨碳化硼和沙子后，工程师终于宣布反应堆内的链式反应停止了，最终直升机的总运量达5000吨。

在“石棺”的建造过程中，卡莫夫设计局的卡-25直升机被派来，将传感器准确地穿过小管子，吊放到反应堆内部，测量温度和辐射数据，就像在30米外穿针一样。

“石棺”建造的最后，需要把一个重达35吨的盖子吊放到顶部，这将是直升机有史以来吊起过的最大重量。承担这项任务的是米里设计局首席试飞员戈尔根·卡拉佩特扬和格罗莫夫飞行研究中心试飞员安纳托利·格里先科。他们对世界最大的直升机米-26(可吊起20吨重量)进行了彻底改装，拆除了所有不必要的设备和附件。即使这样，整个飞机的每一部分都远远超出了设计使用极限，一次耗尽了全部寿命，任务完成后只能被废弃。

虽然有防护服，飞机安装了一些铅板，所有直升机飞行员仍然都受到过量的辐射。也许是因为核反应堆距他出生的村庄不远，格里先科两次参加救灾，最多的时候3天内飞了5架次，现场辐射达到200拉德，美国专业标准规定一人每年受到的辐射剂量不能超过5拉德。1988年9月格里先科出现白血病症状。

1989年9月，在英国的技术会议上，米里设计局总设计师阿列克赛·伊万诺夫向美国麦道公司试飞员坎普·帕利尔求援。

1990年4月27日，53岁的格里先科在美国西雅图的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接受了骨髓移植。骨髓来自一位42岁的法国妇女，是从9个国家登记的捐献者中找到的，苏联政府提供了15万美元的手术费。不幸的是，骨髓移植后约6周，格里先科还是因肺部感染，于7月2日去世。

尤里·科涅夫

出事当晚值班的4号反应堆涡轮机操纵员，1976年技校毕业分配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午夜接班时，科涅夫就知道要在他负责的8号涡轮机进行一次惯性试验，模拟外接电源被切断的紧急情况时，试验这台涡轮机剩余的惯性能量是否能继续驱动水循环泵，直到柴油发电机组接替。

一小时后，试验开始，总工程师、车间主任和许多工程师都留了下来。科涅夫在控制台上开始关机操作。就在涡轮机停机时，管道走廊突然发生爆炸，钢筋混凝土墙开始崩塌，7号涡轮机上方的混凝土屋顶砸了下来。数秒钟内柴油机接替供电，应急灯打开，但车间屋顶仍在一层层破碎。

一切都发生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科涅夫非常幸运，屋顶水泥板并没有落到8号涡轮机上，几分钟后又有一个数吨重的石墨塞落在他身边1米远的位置。不一会儿，当班主任和副总工程师跑进车间，命令科涅夫照顾好8号涡轮机。在一片黑暗中，高工们和车间主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涡轮机车间的应急设备在辐射水平上升时就会启动，但这次辐射太强，这些设备一下就失灵了。

在科涅夫忙着折腾涡轮机时，电工巴拉诺夫(后来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里)跑进来，开始泵出冷却涡轮发电机的氢，他的举动防止了另一次爆炸。随后车间陷入了可怕的寂静。科涅夫和巴拉诺夫走到小阳台上抽支烟，才看到楼下地面上散布着被爆炸抛出的反应堆碎片和大块石墨。后来他们才明白当时阳台上有多危险，他们抽的不是烟而是自己的命。

爆炸后两小时，科涅夫开始非常难受，眼睛出现剧烈灼痛，不停地流泪。他和当班的检查员尤拉·韦尔希宁(后来也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都被送到急救室。次日，一辆座位和内壁都铺满塑料布的公共汽车把他们送到机场，用专机运到莫斯科。科涅夫受到710伦琴的辐射，属于3度辐射病(最高为4度)，7月14日出院。医生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幸存下来的，除了眼睛里有两个人造晶体，时常患支气管炎，科涅夫无其他不适。只是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有心脏和胃的问题。当晚的钳工安德烈伊·塔马津是唯一活着被诊断出4度辐射病的，剂量达860伦琴，有的消防员超过2000伦琴。当然这些数字当时不会告诉他们，科涅夫直到1992或1993年才知道。凤凰网资讯 > 军事 > 战争历史 > 正文拯救欧洲的英雄：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军人与平民2011年03月17日 08:35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ifeng.com/mil/histor ... /17/5204212_0.shtml
“拯救了欧洲”的切尔诺贝利英雄

凌晨1点40分，维克托·比库恩被门铃声惊醒。

当他打开门看到消防站的同事时，他明白，一定出了大事。他家位于乌克兰的普 里皮亚季，开车出来以后，他才意识到这场人为灾难的严重程度。

14分钟以前，也就是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6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释放出的辐射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100倍。

“眼前一片火光，到处是黑的烟雾、红的火苗，还有熔化物，”比库恩说，“反 应堆的顶盖已经被炸开，沥青、混凝土和石墨四处飞溅。石墨所到之处，一切都已熔化。”

核电站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有的仓皇逃走，有的向莫斯科呼救，消防队员们则义 无反顾地冲进火海。比库恩只穿着一身棉布制服，驱车轧过已然落在地上的反应堆金属顶盖，一直奔到距4号反应堆15米的地方。

他徒手把消防设备的虹吸管浸入最近的冷却池，吸足了水供给正在与大火作战的 同事。短短几秒钟以后，伽马射线开始侵袭他的五脏六腑，他大约每隔半分钟就要呕吐一次，逐渐感到头晕目眩。两个小时后，他终于支撑不住倒下了。

医生后来开具的证明显示，他受到260生物伦琴的辐射，相当于1000年的本底辐射。 但有专家称，他吸入的辐射量其实比这更多，足以导致急性辐射病。

“真想不到他居然活下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辐射专家迈克尔·列帕霍利说， “这是一种大无畏的举动，我想，凡是明知那里存在大量辐射的人都不会进去。”

20年过去了，比库恩携妻子娜杰日达及两个女儿柳德米拉和瓦莲京娜住在莫斯科，他深知，自己能活下来的确很幸运。

在被诊断患有急性辐射病的134人当中，有28人在1986年就死了，包括至少六名消防队员。比库恩今年56岁，他感到欣慰的是，队友们的牺牲减少了向欧洲甚至日本散布辐射颗粒的烟雾。

“这些人拯救了欧洲，”他抚摸着队友们的黑白合影说，“假如他们不尽职尽责， 大火就会蔓延到1号、2号和3号反应堆。”

比库恩现已退休，每月的退休金加上国家津贴共5500卢布。他要求内政部每月付给他1万卢布的赔偿费，但内政部并不同意。对比库恩来说，切尔诺贝利的影响远未结束，“那时没有人考虑回报，我所想到的是，女儿们在家里，镇上的人都睡着了。”

事发当天，一架米-6直升机就载着核能源部总工程师和切尔诺贝利采用的RBMK-1000反应堆的总设计师飞到核电站上空。机身在强烈的热气流中剧烈颤抖，工程师仍要求再靠近些。

他们发现:4号反应堆的屋顶、起重机和大部分墙体都不见了，循环泵和发电车间的屋顶被多次砸穿，烈焰冲天。接着，两个工程师看到了最可怕的东西，重达500吨的反应堆罩变得通红，已经敞开三分之二，亮得炫目的堆芯正在巨大的隆隆声中瞪着他们，里面的一切正在熔化，浓烟像火山一样喷出来。

很多机组人员经过几次任务，受到的辐射就超过了人一生允许承受的剂量，飞机也很快变得放射性严重，无法安全使用。驻俄罗斯托祖克的一个前线航空兵团被全部调往切尔诺贝利以东，从米-8到米-26各型直升机立即投入到空运任务中。碳化硼耗尽后又开始投放普通沙子。随着投放的进展，飞行也变得容易得多。直升机投下了近2000吨碳化硼和沙子后，工程师终于宣布反应堆内的链式反应停止了，最终直升机的总运量达5000吨。

在“石棺”的建造过程中，卡莫夫设计局的卡-25直升机被派来，将传感器准确地穿过小管子，吊放到反应堆内部，测量温度和辐射数据，就像在30米外穿针一样。

“石棺”建造的最后，需要把一个重达35吨的盖子吊放到顶部，这将是直升机有史以来吊起过的最大重量。承担这项任务的是米里设计局首席试飞员戈尔根·卡拉佩特扬和格罗莫夫飞行研究中心试飞员安纳托利·格里先科。他们对世界最大的直升机米-26(可吊起20吨重量)进行了彻底改装，拆除了所有不必要的设备和附件。即使这样，整个飞机的每一部分都远远超出了设计使用极限，一次耗尽了全部寿命，任务完成后只能被废弃。

虽然有防护服，飞机安装了一些铅板，所有直升机飞行员仍然都受到过量的辐射。也许是因为核反应堆距他出生的村庄不远，格里先科两次参加救灾，最多的时候3天内飞了5架次，现场辐射达到200拉德，美国专业标准规定一人每年受到的辐射剂量不能超过5拉德。1988年9月格里先科出现白血病症状。

1989年9月，在英国的技术会议上，米里设计局总设计师阿列克赛·伊万诺夫向美国麦道公司试飞员坎普·帕利尔求援。

1990年4月27日，53岁的格里先科在美国西雅图的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接受了骨髓移植。骨髓来自一位42岁的法国妇女，是从9个国家登记的捐献者中找到的，苏联政府提供了15万美元的手术费。不幸的是，骨髓移植后约6周，格里先科还是因肺部感染，于7月2日去世。

尤里·科涅夫

出事当晚值班的4号反应堆涡轮机操纵员，1976年技校毕业分配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午夜接班时，科涅夫就知道要在他负责的8号涡轮机进行一次惯性试验，模拟外接电源被切断的紧急情况时，试验这台涡轮机剩余的惯性能量是否能继续驱动水循环泵，直到柴油发电机组接替。

一小时后，试验开始，总工程师、车间主任和许多工程师都留了下来。科涅夫在控制台上开始关机操作。就在涡轮机停机时，管道走廊突然发生爆炸，钢筋混凝土墙开始崩塌，7号涡轮机上方的混凝土屋顶砸了下来。数秒钟内柴油机接替供电，应急灯打开，但车间屋顶仍在一层层破碎。

一切都发生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科涅夫非常幸运，屋顶水泥板并没有落到8号涡轮机上，几分钟后又有一个数吨重的石墨塞落在他身边1米远的位置。不一会儿，当班主任和副总工程师跑进车间，命令科涅夫照顾好8号涡轮机。在一片黑暗中，高工们和车间主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涡轮机车间的应急设备在辐射水平上升时就会启动，但这次辐射太强，这些设备一下就失灵了。

在科涅夫忙着折腾涡轮机时，电工巴拉诺夫(后来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里)跑进来，开始泵出冷却涡轮发电机的氢，他的举动防止了另一次爆炸。随后车间陷入了可怕的寂静。科涅夫和巴拉诺夫走到小阳台上抽支烟，才看到楼下地面上散布着被爆炸抛出的反应堆碎片和大块石墨。后来他们才明白当时阳台上有多危险，他们抽的不是烟而是自己的命。

爆炸后两小时，科涅夫开始非常难受，眼睛出现剧烈灼痛，不停地流泪。他和当班的检查员尤拉·韦尔希宁(后来也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都被送到急救室。次日，一辆座位和内壁都铺满塑料布的公共汽车把他们送到机场，用专机运到莫斯科。科涅夫受到710伦琴的辐射，属于3度辐射病(最高为4度)，7月14日出院。医生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幸存下来的，除了眼睛里有两个人造晶体，时常患支气管炎，科涅夫无其他不适。只是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有心脏和胃的问题。当晚的钳工安德烈伊·塔马津是唯一活着被诊断出4度辐射病的，剂量达860伦琴，有的消防员超过2000伦琴。当然这些数字当时不会告诉他们，科涅夫直到1992或1993年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