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关东大地震和东瀛惨案 - 以史为鉴，警惕日本右翼借 ...

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军国主义暴徒乘混乱之际，对聚居在东京的华工肆虐屠杀，700多位华工（90%是温州人）被害，史称“东瀛惨案”。

　　700多华工惨死在屠刀下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大地震，损失惨重。据统计，地震死伤30多万人，财产损失百亿日元。

　　地震发生后，我国各界民众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仅当时的北京政府就拨款20万元（注：当时一元钱能买40斤大米）。在温州，还成立了“日灾救济会”，发动各界人士慷慨解囊，运往日本的木炭、菜籽、鲜蛋等物资价值就达45.4万元。

　　然而，日本的一些暴徒却在军国主义的煽动和纵容下，恩将仇报，对手无寸铁的旅日华工下了毒手。他们乘震灾混乱之机，以“韩人放火”为借口，在大批杀害旅日朝鲜人的同时，大肆虐杀旅日华工，其中绝大部分是温州、青田籍华工。

　　这些暴徒主要是接受日本政府命令维持秩序的所谓“青年团”和在乡军人（预备役———记者注），他们长期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排外情绪严重。他们与日本劳工、警官、军队一起，用刀剑、铁棒、铁钩等凶器，对旅日华工肆意击杀。

　　其中，伤亡最惨重的一次集体屠杀是在1923年9月2日。当晚9时许，日本暴徒300余人拥至大岛町八丁目华人所住的林合吉客栈，将客栈内174位心怀恐惧、手无寸铁的温州、青田旅日华工，赶至客栈外荒地上，“佯言即将地震，须卧地上”。

　　当华工们伏地时，暴徒们即乱砍乱杀，当场打死173人。

　　据仁木富美子和黄胜仁等人统计，在大屠杀中受害的温州、青田人数为700人，其中死者639人，伤61人。

　　幸存者笔录令人触目惊心　　在“林合吉客栈”屠杀事件中，一位叫黄子莲的华工（现温州瓯海区五凤垟村人）佯死躲过一劫，大屠杀后，他接受了《民国日报》的采访，成了第一个公开的受害者直接证人。

　　记者拿到了当年仁木富美子和黄胜仁采访大屠杀幸存者及后人时的笔录，同样触目惊心。

　　温州瓯海的潘瑞发老人说：“我们3人（华工）乘电缆车（电车），到三河岛站了，要下车，前面一个人一下来，就被日本人用竹竿上扎的铁钩钩死了，吓得我们两个人就不敢下车。”

　　瓯海的陈崇帆说：“我住在大岛町八丁目，地震那天出去了，几天后回来，原来跟我一起住的人都死了。我们垟坑村就有6个人被日本人杀了。我的堂兄陈银寿在路上被抓，后来在千叶县关了一个月才放出来。”

　　青田的朱木坤说：“我远远看到日本人扛着东西来打人，他们拿棍子、大刀、枪、长杆铁钩，追着打朝鲜人和中国人，有的躲在床下也被拉出来杀掉，甚至见到后脑是平的就杀。”

　　“这些90来岁的老人们愤怒地控诉着，平时耷拉着的双眼发出激动的目光。他们用粗大的双手或手中的拐杖比划着，形象地勾画出当年的惨景，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震撼。”黄胜仁这样描述当时走访时的情景。

　　温州人“出国热”的一个分水岭
　　大屠杀发生后，日本政府想方设法隐瞒事件真相。由于华工一般由上海私渡至日本，没有护照。“他们拒不承认，以为这样就可以蒙骗过关。”黄胜仁说。

　　在大岛町八丁目集体大屠杀发生后，日本军警就用煤渣覆盖现场，使别人发现不了屠杀留下的血迹。

　　当时的长春籍留日学生、华工领袖王希天在知道屠杀事件后，立即赶往当地调查。日本军警为了掩盖真相，残忍地将其杀害，尸体也被抛入河中。(9月9日上午12时，王希天来到大岛町共济会事务所的办公楼前。他看看木楼上悬挂的三丁目278番地的牌子，与房主人的妻子应酬几句，说要去看看八丁目方面的中国人是否安全，扭身走了。其实，王希天在六丁目的空地上已经看到了极为恐怖的景象：差不多200具裸体华工的尸首，还没有完全处理完。他们的喉咙都是被切断的，气管、食道都露在外面。很多尸首还睁着眼睛，十分吓人。王希天被这令人发指的暴行所震惊，直觉得心中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 )

　　第二年，归国的温州留学生，集资在温州华盖山上，建起了王希天纪念碑。后在温州沦陷时，被日寇拆除。

　　后来，日本政府终于承认在杀害朝鲜人时，“误杀”了部分华工。但幸存华工们对此驳斥说，既然是误杀，为什么有时候日本邻居喊，“这些是中国人，不要杀”时，暴徒们还是毫不留情？

　　屠杀事件后，幸存的浙籍华工们大部分被投入了集中营，后被遣送回国。也有少数人经过东南亚，到了欧洲。史学专家认为，“东瀛惨案”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从此，温州“出国热”转向欧洲的荷兰、意大利等国。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军国主义暴徒乘混乱之际，对聚居在东京的华工肆虐屠杀，700多位华工（90%是温州人）被害，史称“东瀛惨案”。

　　700多华工惨死在屠刀下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大地震，损失惨重。据统计，地震死伤30多万人，财产损失百亿日元。

　　地震发生后，我国各界民众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仅当时的北京政府就拨款20万元（注：当时一元钱能买40斤大米）。在温州，还成立了“日灾救济会”，发动各界人士慷慨解囊，运往日本的木炭、菜籽、鲜蛋等物资价值就达45.4万元。

　　然而，日本的一些暴徒却在军国主义的煽动和纵容下，恩将仇报，对手无寸铁的旅日华工下了毒手。他们乘震灾混乱之机，以“韩人放火”为借口，在大批杀害旅日朝鲜人的同时，大肆虐杀旅日华工，其中绝大部分是温州、青田籍华工。

　　这些暴徒主要是接受日本政府命令维持秩序的所谓“青年团”和在乡军人（预备役———记者注），他们长期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排外情绪严重。他们与日本劳工、警官、军队一起，用刀剑、铁棒、铁钩等凶器，对旅日华工肆意击杀。

　　其中，伤亡最惨重的一次集体屠杀是在1923年9月2日。当晚9时许，日本暴徒300余人拥至大岛町八丁目华人所住的林合吉客栈，将客栈内174位心怀恐惧、手无寸铁的温州、青田旅日华工，赶至客栈外荒地上，“佯言即将地震，须卧地上”。

　　当华工们伏地时，暴徒们即乱砍乱杀，当场打死173人。

　　据仁木富美子和黄胜仁等人统计，在大屠杀中受害的温州、青田人数为700人，其中死者639人，伤61人。

　　幸存者笔录令人触目惊心　　在“林合吉客栈”屠杀事件中，一位叫黄子莲的华工（现温州瓯海区五凤垟村人）佯死躲过一劫，大屠杀后，他接受了《民国日报》的采访，成了第一个公开的受害者直接证人。

　　记者拿到了当年仁木富美子和黄胜仁采访大屠杀幸存者及后人时的笔录，同样触目惊心。

　　温州瓯海的潘瑞发老人说：“我们3人（华工）乘电缆车（电车），到三河岛站了，要下车，前面一个人一下来，就被日本人用竹竿上扎的铁钩钩死了，吓得我们两个人就不敢下车。”

　　瓯海的陈崇帆说：“我住在大岛町八丁目，地震那天出去了，几天后回来，原来跟我一起住的人都死了。我们垟坑村就有6个人被日本人杀了。我的堂兄陈银寿在路上被抓，后来在千叶县关了一个月才放出来。”

　　青田的朱木坤说：“我远远看到日本人扛着东西来打人，他们拿棍子、大刀、枪、长杆铁钩，追着打朝鲜人和中国人，有的躲在床下也被拉出来杀掉，甚至见到后脑是平的就杀。”

　　“这些90来岁的老人们愤怒地控诉着，平时耷拉着的双眼发出激动的目光。他们用粗大的双手或手中的拐杖比划着，形象地勾画出当年的惨景，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震撼。”黄胜仁这样描述当时走访时的情景。

　　温州人“出国热”的一个分水岭
　　大屠杀发生后，日本政府想方设法隐瞒事件真相。由于华工一般由上海私渡至日本，没有护照。“他们拒不承认，以为这样就可以蒙骗过关。”黄胜仁说。

　　在大岛町八丁目集体大屠杀发生后，日本军警就用煤渣覆盖现场，使别人发现不了屠杀留下的血迹。

　　当时的长春籍留日学生、华工领袖王希天在知道屠杀事件后，立即赶往当地调查。日本军警为了掩盖真相，残忍地将其杀害，尸体也被抛入河中。(9月9日上午12时，王希天来到大岛町共济会事务所的办公楼前。他看看木楼上悬挂的三丁目278番地的牌子，与房主人的妻子应酬几句，说要去看看八丁目方面的中国人是否安全，扭身走了。其实，王希天在六丁目的空地上已经看到了极为恐怖的景象：差不多200具裸体华工的尸首，还没有完全处理完。他们的喉咙都是被切断的，气管、食道都露在外面。很多尸首还睁着眼睛，十分吓人。王希天被这令人发指的暴行所震惊，直觉得心中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 )

　　第二年，归国的温州留学生，集资在温州华盖山上，建起了王希天纪念碑。后在温州沦陷时，被日寇拆除。

　　后来，日本政府终于承认在杀害朝鲜人时，“误杀”了部分华工。但幸存华工们对此驳斥说，既然是误杀，为什么有时候日本邻居喊，“这些是中国人，不要杀”时，暴徒们还是毫不留情？

　　屠杀事件后，幸存的浙籍华工们大部分被投入了集中营，后被遣送回国。也有少数人经过东南亚，到了欧洲。史学专家认为，“东瀛惨案”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从此，温州“出国热”转向欧洲的荷兰、意大利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