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广场协议(Plaza Accord)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6:00:20
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数量的美元资产来看，“广场协议”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
签订背景
从1980年起，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1984年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GNP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Blumeuthal)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他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1977年初，
“广场协议”不合中美贸易时宜
[1]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美国政府震惊了，在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
1979年—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PaulA.Volcker)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20%的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1984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
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协议内容
"广场协议"：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
广场协议漫画
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 [2]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代表的美国当局以及以弗日德·伯格斯藤（当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金融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但也有专家认为，日元大幅升值为日本企业走向世界、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良机，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不应该全部归罪于日元升值。
签订与实施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
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更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加入了游说政府改变强势美元立场的队伍。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Lawson）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PlazaAccord）。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3]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长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OK”。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Bergsten，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从日元对美元名义汇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
协议影响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无异于给国际资本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个稳赚不赔的保险。“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虽然当时日本人均GNP超过美国，但国内高昂的房价使得拥有自己的住房变成普通日本国民遥不可及的事情。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戳破了泡沫经济，但股价和地价短期内下跌50%左右，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十几年的衰退期。
1987年G5国家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结果是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成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
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则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1990年代著名的日本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几年，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
启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即“失落十年”(The Lost Decade)。从高速增长到长期停滞，日本的发展经历为那些雄心勃勃致力于经济起飞的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教材。作为最重要的产品输出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这一局面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极为相似。本栏目将陆续刊发文章，分析日本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兴与衰，以期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
纵观日本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发展，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一个转折点。有分析指出，广场协议后，受日元升值影响，日本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经济一蹶不振了十几年。甚至在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
日本“失落十年” --不是“广场协议”的错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是，将日本“失落十年”归咎于“广场协议”则很牵强。
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日本经济从“广场协议”中受到最大的影响，也来自于后者。
在今天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应该没有人真的相信政府具有干预国际货币市场的能力
广场协议
，因为政府的资源非常有限，在市场价格方面是有心无力的——这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大主要工业国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为自己的不作为辩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大交易额来说，参与“广场协议”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也是极其有限的，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用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的经典比喻来说，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一样，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
更何况，与会五国在“广场协议”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特别是与国内金融、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日元升值并没有为美国商品打开广阔的日本市场，因为日本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不成价格竞争。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最悲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产品，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广场协议”是彻底失败的。
“广场协议”的作用：打耳光
日本经济停滞显然不是“广场协议”的错。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对日元和马克贬值均达40%以上，这一改变不仅巨大，而且持续到今天。这又作何解释？
对这个问题唯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所谓的“打耳光理论”(Slash the Face Theory)。
核心内容是：市场上某种商品特别是金融商品的价格，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偏离其“真实价格”许多，却依然有人追捧。但泡沫终究要破灭。而破灭的过程可能非常迅速。形象地说：市场有时就像是“范进中举”，需要胡屠户的大巴掌扇一下才会清醒过来。泡沫破灭以后，市场参与者往往因为恐惧心理会作出不理性的行为，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暴跌和雪崩。比如股市泡沫的破灭。
不知道究竟是谁想到了“打耳光”这个说法。据了解，最早的表述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应该不太可能从范进那里得到灵感。
根据这一理论，美元其实早就该贬值了，“广场协议”仅仅是扮演了一个导火索的“打耳光”角色。否则，如果美元下跌是违背市场意愿的，那么，政府的干预即使能起作用，也是一时的，不可能维持太久。理由很简单，政府不可能长期重复同样的市场操作，一旦政府停止干预，市场终究会回归到其合理的价格范围内。
“广场协议”后，美元急速下跌。大量市场参与者因为恐惧非理性地抛售美元，这也正是卢浮会议上各国首脑不得不朝另一半脸也打上一耳光的原因。
谁设套，是美国还是日本自己
“广场协议”的“阴谋说”基本上不值得一驳。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主动提议召开这次广场会议的其实并非是贝克，而是当时的日本藏相(财务部长)竹下登(1987～1989年期间担任日本首相)，贝克只是选择了具体的会议地点。1995年，日本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刊物《经济学人》上刊登了一篇报道，竹下登本人承认了上述说法。
关于竹下登主动参与筹备广场会议的一个佐证是会议召开的时间——1985年9月22日。选择星期日公布重大消息是各国政府的一个惯例，因为金融市场休市，这时候宣布消息可以给市场充分的反应时间。9月23日这一天是秋分，是日本的公休日，而欧美是不休息的。据参加广场会议的、当时的日本大藏省财务官大场智满回忆，当时代表西德参加会议的西德中央银行总裁培尔以为，日本是“广场协议”之后第一个面对市场的国家，因为东京外汇市场在最东边的时区。后来得知第二天是日本的公休日，
“广场协议“是日本泡沫经济的罪魁祸首
西德因此成为第一个开始营业的市场。培尔满脸不悦，认为落入了日本预先埋下的陷阱。
即使竹下登没有主动提议召开广场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也是最受瞩目的一位。有一个细节是，在与会国的G5之中，媒体特别把美国和日本称为G2。广场会议前后围绕竹下登有太多的小插曲。比如，会议之前为了保密，竹下登在赴美之前先与人约好在成田机场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打球，然后虚晃一枪直奔机场，穿着一身高尔夫球衣上了飞机。同机的日本中央银行总裁则戴了一副大口罩，以防止被媒体辨认出来。在协议发表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问： “日本为什么会容忍日元升值？”竹下登的回答是：“因为我的名字叫‘登’啊。”(“登”与“升”在日语中同音)。
由此可见，与其说“广场协议”是美国人打了日本人的耳光，还不如说是日本人自己蓄谋已久的一个大阴谋。
广场协议是五国共同签署的，日本属于迫于美国和欧共体的共同压力而被迫同意的。因为当时日本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体之一，而它当时的货币价值还很低，这就使欧洲与美国与其进行贸易时非常吃亏（货币价值低利于出口）。之前日本并不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因其是战败国经济刚刚起步，而80年代它的经济已经好转并飞速发展，其他国家也就不允许它在采用在贸易上的这种保护主义政策，它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地位也由发展中国家提高为发达国家，自然也就不能再享受这种好处了。实际上这和现在的中国情况很相似，美欧不是屡屡要求人民币升值吗？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罢了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数量的美元资产来看，“广场协议”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
签订背景
从1980年起，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1984年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GNP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Blumeuthal)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他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1977年初，
“广场协议”不合中美贸易时宜
[1]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美国政府震惊了，在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
1979年—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PaulA.Volcker)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20%的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1984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
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协议内容
"广场协议"：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
广场协议漫画
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 [2]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代表的美国当局以及以弗日德·伯格斯藤（当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金融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但也有专家认为，日元大幅升值为日本企业走向世界、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良机，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不应该全部归罪于日元升值。
签订与实施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
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更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加入了游说政府改变强势美元立场的队伍。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Lawson）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PlazaAccord）。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3]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长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OK”。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Bergsten，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从日元对美元名义汇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
协议影响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无异于给国际资本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个稳赚不赔的保险。“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虽然当时日本人均GNP超过美国，但国内高昂的房价使得拥有自己的住房变成普通日本国民遥不可及的事情。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戳破了泡沫经济，但股价和地价短期内下跌50%左右，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十几年的衰退期。
1987年G5国家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结果是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成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
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则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1990年代著名的日本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几年，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
启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即“失落十年”(The Lost Decade)。从高速增长到长期停滞，日本的发展经历为那些雄心勃勃致力于经济起飞的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教材。作为最重要的产品输出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这一局面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极为相似。本栏目将陆续刊发文章，分析日本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兴与衰，以期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
纵观日本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发展，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一个转折点。有分析指出，广场协议后，受日元升值影响，日本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经济一蹶不振了十几年。甚至在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
日本“失落十年” --不是“广场协议”的错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是，将日本“失落十年”归咎于“广场协议”则很牵强。
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日本经济从“广场协议”中受到最大的影响，也来自于后者。
在今天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应该没有人真的相信政府具有干预国际货币市场的能力
广场协议
，因为政府的资源非常有限，在市场价格方面是有心无力的——这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大主要工业国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为自己的不作为辩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大交易额来说，参与“广场协议”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也是极其有限的，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用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的经典比喻来说，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一样，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
更何况，与会五国在“广场协议”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特别是与国内金融、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日元升值并没有为美国商品打开广阔的日本市场，因为日本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不成价格竞争。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最悲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产品，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广场协议”是彻底失败的。
“广场协议”的作用：打耳光
日本经济停滞显然不是“广场协议”的错。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对日元和马克贬值均达40%以上，这一改变不仅巨大，而且持续到今天。这又作何解释？
对这个问题唯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所谓的“打耳光理论”(Slash the Face Theory)。
核心内容是：市场上某种商品特别是金融商品的价格，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偏离其“真实价格”许多，却依然有人追捧。但泡沫终究要破灭。而破灭的过程可能非常迅速。形象地说：市场有时就像是“范进中举”，需要胡屠户的大巴掌扇一下才会清醒过来。泡沫破灭以后，市场参与者往往因为恐惧心理会作出不理性的行为，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暴跌和雪崩。比如股市泡沫的破灭。
不知道究竟是谁想到了“打耳光”这个说法。据了解，最早的表述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应该不太可能从范进那里得到灵感。
根据这一理论，美元其实早就该贬值了，“广场协议”仅仅是扮演了一个导火索的“打耳光”角色。否则，如果美元下跌是违背市场意愿的，那么，政府的干预即使能起作用，也是一时的，不可能维持太久。理由很简单，政府不可能长期重复同样的市场操作，一旦政府停止干预，市场终究会回归到其合理的价格范围内。
“广场协议”后，美元急速下跌。大量市场参与者因为恐惧非理性地抛售美元，这也正是卢浮会议上各国首脑不得不朝另一半脸也打上一耳光的原因。
谁设套，是美国还是日本自己
“广场协议”的“阴谋说”基本上不值得一驳。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主动提议召开这次广场会议的其实并非是贝克，而是当时的日本藏相(财务部长)竹下登(1987～1989年期间担任日本首相)，贝克只是选择了具体的会议地点。1995年，日本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刊物《经济学人》上刊登了一篇报道，竹下登本人承认了上述说法。
关于竹下登主动参与筹备广场会议的一个佐证是会议召开的时间——1985年9月22日。选择星期日公布重大消息是各国政府的一个惯例，因为金融市场休市，这时候宣布消息可以给市场充分的反应时间。9月23日这一天是秋分，是日本的公休日，而欧美是不休息的。据参加广场会议的、当时的日本大藏省财务官大场智满回忆，当时代表西德参加会议的西德中央银行总裁培尔以为，日本是“广场协议”之后第一个面对市场的国家，因为东京外汇市场在最东边的时区。后来得知第二天是日本的公休日，
“广场协议“是日本泡沫经济的罪魁祸首
西德因此成为第一个开始营业的市场。培尔满脸不悦，认为落入了日本预先埋下的陷阱。
即使竹下登没有主动提议召开广场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也是最受瞩目的一位。有一个细节是，在与会国的G5之中，媒体特别把美国和日本称为G2。广场会议前后围绕竹下登有太多的小插曲。比如，会议之前为了保密，竹下登在赴美之前先与人约好在成田机场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打球，然后虚晃一枪直奔机场，穿着一身高尔夫球衣上了飞机。同机的日本中央银行总裁则戴了一副大口罩，以防止被媒体辨认出来。在协议发表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问： “日本为什么会容忍日元升值？”竹下登的回答是：“因为我的名字叫‘登’啊。”(“登”与“升”在日语中同音)。
由此可见，与其说“广场协议”是美国人打了日本人的耳光，还不如说是日本人自己蓄谋已久的一个大阴谋。
广场协议是五国共同签署的，日本属于迫于美国和欧共体的共同压力而被迫同意的。因为当时日本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体之一，而它当时的货币价值还很低，这就使欧洲与美国与其进行贸易时非常吃亏（货币价值低利于出口）。之前日本并不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因其是战败国经济刚刚起步，而80年代它的经济已经好转并飞速发展，其他国家也就不允许它在采用在贸易上的这种保护主义政策，它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地位也由发展中国家提高为发达国家，自然也就不能再享受这种好处了。实际上这和现在的中国情况很相似，美欧不是屡屡要求人民币升值吗？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罢了
签订背景
从1980年起，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1984年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GNP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Blumeuthal)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他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1977年初，
“广场协议”不合中美贸易时宜
[1]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美国政府震惊了，在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
1979年—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PaulA.Volcker)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20%的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1984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
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协议内容
"广场协议"：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
广场协议漫画
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 [2]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代表的美国当局以及以弗日德·伯格斯藤（当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金融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但也有专家认为，日元大幅升值为日本企业走向世界、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良机，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不应该全部归罪于日元升值。
签订与实施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
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更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加入了游说政府改变强势美元立场的队伍。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Lawson）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PlazaAccord）。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3]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长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OK”。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Bergsten，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从日元对美元名义汇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
协议影响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无异于给国际资本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个稳赚不赔的保险。“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虽然当时日本人均GNP超过美国，但国内高昂的房价使得拥有自己的住房变成普通日本国民遥不可及的事情。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戳破了泡沫经济，但股价和地价短期内下跌50%左右，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十几年的衰退期。
1987年G5国家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结果是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成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
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则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1990年代著名的日本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几年，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
启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即“失落十年”(The Lost Decade)。从高速增长到长期停滞，日本的发展经历为那些雄心勃勃致力于经济起飞的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教材。作为最重要的产品输出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这一局面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极为相似。本栏目将陆续刊发文章，分析日本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兴与衰，以期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
纵观日本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发展，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一个转折点。有分析指出，广场协议后，受日元升值影响，日本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经济一蹶不振了十几年。甚至在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
日本“失落十年” --不是“广场协议”的错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是，将日本“失落十年”归咎于“广场协议”则很牵强。
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日本经济从“广场协议”中受到最大的影响，也来自于后者。
在今天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应该没有人真的相信政府具有干预国际货币市场的能力
广场协议
，因为政府的资源非常有限，在市场价格方面是有心无力的——这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大主要工业国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为自己的不作为辩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大交易额来说，参与“广场协议”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也是极其有限的，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用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的经典比喻来说，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一样，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
更何况，与会五国在“广场协议”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特别是与国内金融、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日元升值并没有为美国商品打开广阔的日本市场，因为日本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不成价格竞争。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最悲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产品，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广场协议”是彻底失败的。
“广场协议”的作用：打耳光
日本经济停滞显然不是“广场协议”的错。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对日元和马克贬值均达40%以上，这一改变不仅巨大，而且持续到今天。这又作何解释？
对这个问题唯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所谓的“打耳光理论”(Slash the Face Theory)。
核心内容是：市场上某种商品特别是金融商品的价格，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偏离其“真实价格”许多，却依然有人追捧。但泡沫终究要破灭。而破灭的过程可能非常迅速。形象地说：市场有时就像是“范进中举”，需要胡屠户的大巴掌扇一下才会清醒过来。泡沫破灭以后，市场参与者往往因为恐惧心理会作出不理性的行为，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暴跌和雪崩。比如股市泡沫的破灭。
不知道究竟是谁想到了“打耳光”这个说法。据了解，最早的表述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应该不太可能从范进那里得到灵感。
根据这一理论，美元其实早就该贬值了，“广场协议”仅仅是扮演了一个导火索的“打耳光”角色。否则，如果美元下跌是违背市场意愿的，那么，政府的干预即使能起作用，也是一时的，不可能维持太久。理由很简单，政府不可能长期重复同样的市场操作，一旦政府停止干预，市场终究会回归到其合理的价格范围内。
“广场协议”后，美元急速下跌。大量市场参与者因为恐惧非理性地抛售美元，这也正是卢浮会议上各国首脑不得不朝另一半脸也打上一耳光的原因。
谁设套，是美国还是日本自己
“广场协议”的“阴谋说”基本上不值得一驳。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主动提议召开这次广场会议的其实并非是贝克，而是当时的日本藏相(财务部长)竹下登(1987～1989年期间担任日本首相)，贝克只是选择了具体的会议地点。1995年，日本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刊物《经济学人》上刊登了一篇报道，竹下登本人承认了上述说法。
关于竹下登主动参与筹备广场会议的一个佐证是会议召开的时间——1985年9月22日。选择星期日公布重大消息是各国政府的一个惯例，因为金融市场休市，这时候宣布消息可以给市场充分的反应时间。9月23日这一天是秋分，是日本的公休日，而欧美是不休息的。据参加广场会议的、当时的日本大藏省财务官大场智满回忆，当时代表西德参加会议的西德中央银行总裁培尔以为，日本是“广场协议”之后第一个面对市场的国家，因为东京外汇市场在最东边的时区。后来得知第二天是日本的公休日，
“广场协议“是日本泡沫经济的罪魁祸首
西德因此成为第一个开始营业的市场。培尔满脸不悦，认为落入了日本预先埋下的陷阱。
即使竹下登没有主动提议召开广场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也是最受瞩目的一位。有一个细节是，在与会国的G5之中，媒体特别把美国和日本称为G2。广场会议前后围绕竹下登有太多的小插曲。比如，会议之前为了保密，竹下登在赴美之前先与人约好在成田机场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打球，然后虚晃一枪直奔机场，穿着一身高尔夫球衣上了飞机。同机的日本中央银行总裁则戴了一副大口罩，以防止被媒体辨认出来。在协议发表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问： “日本为什么会容忍日元升值？”竹下登的回答是：“因为我的名字叫‘登’啊。”(“登”与“升”在日语中同音)。
由此可见，与其说“广场协议”是美国人打了日本人的耳光，还不如说是日本人自己蓄谋已久的一个大阴谋。
广场协议是五国共同签署的，日本属于迫于美国和欧共体的共同压力而被迫同意的。因为当时日本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体之一，而它当时的货币价值还很低，这就使欧洲与美国与其进行贸易时非常吃亏（货币价值低利于出口）。之前日本并不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因其是战败国经济刚刚起步，而80年代它的经济已经好转并飞速发展，其他国家也就不允许它在采用在贸易上的这种保护主义政策，它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地位也由发展中国家提高为发达国家，自然也就不能再享受这种好处了。实际上这和现在的中国情况很相似，美欧不是屡屡要求人民币升值吗？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罢了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数量的美元资产来看，“广场协议”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
签订背景
从1980年起，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1984年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GNP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Blumeuthal)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他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1977年初，
“广场协议”不合中美贸易时宜
[1]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美国政府震惊了，在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
1979年—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PaulA.Volcker)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20%的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1984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
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协议内容
"广场协议"：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
广场协议漫画
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 [2]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代表的美国当局以及以弗日德·伯格斯藤（当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金融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但也有专家认为，日元大幅升值为日本企业走向世界、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良机，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不应该全部归罪于日元升值。
签订与实施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
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更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加入了游说政府改变强势美元立场的队伍。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Lawson）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PlazaAccord）。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3]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长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OK”。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Bergsten，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从日元对美元名义汇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
协议影响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无异于给国际资本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个稳赚不赔的保险。“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虽然当时日本人均GNP超过美国，但国内高昂的房价使得拥有自己的住房变成普通日本国民遥不可及的事情。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戳破了泡沫经济，但股价和地价短期内下跌50%左右，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十几年的衰退期。
1987年G5国家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结果是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成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
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则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1990年代著名的日本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几年，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
启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即“失落十年”(The Lost Decade)。从高速增长到长期停滞，日本的发展经历为那些雄心勃勃致力于经济起飞的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教材。作为最重要的产品输出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这一局面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极为相似。本栏目将陆续刊发文章，分析日本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兴与衰，以期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
纵观日本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发展，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一个转折点。有分析指出，广场协议后，受日元升值影响，日本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经济一蹶不振了十几年。甚至在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
日本“失落十年” --不是“广场协议”的错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是，将日本“失落十年”归咎于“广场协议”则很牵强。
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日本经济从“广场协议”中受到最大的影响，也来自于后者。
在今天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应该没有人真的相信政府具有干预国际货币市场的能力
广场协议
，因为政府的资源非常有限，在市场价格方面是有心无力的——这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大主要工业国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为自己的不作为辩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大交易额来说，参与“广场协议”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也是极其有限的，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用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的经典比喻来说，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一样，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
更何况，与会五国在“广场协议”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特别是与国内金融、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日元升值并没有为美国商品打开广阔的日本市场，因为日本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不成价格竞争。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最悲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产品，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广场协议”是彻底失败的。
“广场协议”的作用：打耳光
日本经济停滞显然不是“广场协议”的错。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对日元和马克贬值均达40%以上，这一改变不仅巨大，而且持续到今天。这又作何解释？
对这个问题唯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所谓的“打耳光理论”(Slash the Face Theory)。
核心内容是：市场上某种商品特别是金融商品的价格，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偏离其“真实价格”许多，却依然有人追捧。但泡沫终究要破灭。而破灭的过程可能非常迅速。形象地说：市场有时就像是“范进中举”，需要胡屠户的大巴掌扇一下才会清醒过来。泡沫破灭以后，市场参与者往往因为恐惧心理会作出不理性的行为，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暴跌和雪崩。比如股市泡沫的破灭。
不知道究竟是谁想到了“打耳光”这个说法。据了解，最早的表述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应该不太可能从范进那里得到灵感。
根据这一理论，美元其实早就该贬值了，“广场协议”仅仅是扮演了一个导火索的“打耳光”角色。否则，如果美元下跌是违背市场意愿的，那么，政府的干预即使能起作用，也是一时的，不可能维持太久。理由很简单，政府不可能长期重复同样的市场操作，一旦政府停止干预，市场终究会回归到其合理的价格范围内。
“广场协议”后，美元急速下跌。大量市场参与者因为恐惧非理性地抛售美元，这也正是卢浮会议上各国首脑不得不朝另一半脸也打上一耳光的原因。
谁设套，是美国还是日本自己
“广场协议”的“阴谋说”基本上不值得一驳。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主动提议召开这次广场会议的其实并非是贝克，而是当时的日本藏相(财务部长)竹下登(1987～1989年期间担任日本首相)，贝克只是选择了具体的会议地点。1995年，日本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刊物《经济学人》上刊登了一篇报道，竹下登本人承认了上述说法。
关于竹下登主动参与筹备广场会议的一个佐证是会议召开的时间——1985年9月22日。选择星期日公布重大消息是各国政府的一个惯例，因为金融市场休市，这时候宣布消息可以给市场充分的反应时间。9月23日这一天是秋分，是日本的公休日，而欧美是不休息的。据参加广场会议的、当时的日本大藏省财务官大场智满回忆，当时代表西德参加会议的西德中央银行总裁培尔以为，日本是“广场协议”之后第一个面对市场的国家，因为东京外汇市场在最东边的时区。后来得知第二天是日本的公休日，
“广场协议“是日本泡沫经济的罪魁祸首
西德因此成为第一个开始营业的市场。培尔满脸不悦，认为落入了日本预先埋下的陷阱。
即使竹下登没有主动提议召开广场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也是最受瞩目的一位。有一个细节是，在与会国的G5之中，媒体特别把美国和日本称为G2。广场会议前后围绕竹下登有太多的小插曲。比如，会议之前为了保密，竹下登在赴美之前先与人约好在成田机场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打球，然后虚晃一枪直奔机场，穿着一身高尔夫球衣上了飞机。同机的日本中央银行总裁则戴了一副大口罩，以防止被媒体辨认出来。在协议发表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问： “日本为什么会容忍日元升值？”竹下登的回答是：“因为我的名字叫‘登’啊。”(“登”与“升”在日语中同音)。
由此可见，与其说“广场协议”是美国人打了日本人的耳光，还不如说是日本人自己蓄谋已久的一个大阴谋。
广场协议是五国共同签署的，日本属于迫于美国和欧共体的共同压力而被迫同意的。因为当时日本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体之一，而它当时的货币价值还很低，这就使欧洲与美国与其进行贸易时非常吃亏（货币价值低利于出口）。之前日本并不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因其是战败国经济刚刚起步，而80年代它的经济已经好转并飞速发展，其他国家也就不允许它在采用在贸易上的这种保护主义政策，它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地位也由发展中国家提高为发达国家，自然也就不能再享受这种好处了。实际上这和现在的中国情况很相似，美欧不是屡屡要求人民币升值吗？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罢了
中国版《广场协议》有多远？
25年前的下周，一小群人聚集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打算重塑全球经济。他们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世界五大国家的政府将协同推动美元贬值，使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这项协议堪称过去40年里最高水准的国际经济合作。
今日，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汇率、全球失衡和削减赤字等问题上出现了深层裂痕，《广场协议》(Plaza Accord)精神如能重新觉醒，将会弥足珍贵。
然而，虽然有些雄心勃勃的人士认为20国集团(G20)可以成为达成类似宏伟协议的平台，但这条道路要比1985年的时候难走得多。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对全球经济治理持以乐观态度。他指出，当年达成广场协议后带来的一些成效，现在依然适用。他表示，广场协议以及1987年旨在稳定美元的《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通过使美元走弱提振了美国经济，从而使白宫有了更大的削减赤字的余地。
“我曾问吉姆•贝克（Jim Baker，时任美国财长），广场协议对减赤的贡献有多大？他说大概在10%至20%吧。”伯格斯滕表示，“不是特别大，但已经不错了。”
他表示，假如中国作出类似承诺，让人民币升值，也许可以平息美国在巩固财政方面的争论。
但也有人指出了其间的差异。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研究员大卫•罗斯科夫(David Rothkopf)表示：“1985年的日本已是发达经济体俱乐部的成员，愿意按照这个小俱乐部的规则行事。而当今的中国认为自己自成一类——这样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经济体，没法按照别人的规则行事。”
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今年早些时候表示，货币急剧升值“对中国的影响会比日本更大，因为中国处于更为初级的发展阶段”。他说，当年日本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拥有许多先进成熟的企业，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率微薄，无法承受货币大幅升值的压力”。
中国官员经常声称，广场协议给日本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广场协议促使日本央行(BoJ)通过降低利率来抵消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和中国都有不少人士认为，这种做法助长了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的房地产和金融泡沫。
伯格斯滕表示，“中国一些更聪明的经济学家”私下里承认这些观点并不准确——那场泡沫更多地是由日本金融监管不力所致。
当年为了促成广场协议，美国全力进行外交斡旋，才说服G5中的欧洲国家（法国、德国和英国）——以及强硬的日本采取合作态度。如今要促成这样的合作会更加困难。
的确，G20其它成员国对于中国操纵汇率也颇有怨言，但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政府没能联合他们一起向中国施压。本周日本压低日元汇率的决定，可不是对多边措施投出的信任票。
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Sidley Austin)合伙人、曾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 G20特使的丹•普莱斯(Dan Price)表示，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G20取得了卓越成就。
但他也表示，修复全球经济，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汇率和财政赤字方面的协议，还必须解决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德国经常项目盈余以及欧洲劳动力市场僵化等等问题。
普莱斯表示：“虽然G20大有可为，但我们不能不切实际地以为，G20峰会借助一项有时间表、有衡量标准的宏伟协议，就可以彻底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译者/杨远
25年前的下周，一小群人聚集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打算重塑全球经济。他们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世界五大国家的政府将协同推动美元贬值，使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这项协议堪称过去40年里最高水准的国际经济合作。
今日，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汇率、全球失衡和削减赤字等问题上出现了深层裂痕，《广场协议》(Plaza Accord)精神如能重新觉醒，将会弥足珍贵。
然而，虽然有些雄心勃勃的人士认为20国集团(G20)可以成为达成类似宏伟协议的平台，但这条道路要比1985年的时候难走得多。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对全球经济治理持以乐观态度。他指出，当年达成广场协议后带来的一些成效，现在依然适用。他表示，广场协议以及1987年旨在稳定美元的《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通过使美元走弱提振了美国经济，从而使白宫有了更大的削减赤字的余地。
“我曾问吉姆•贝克（Jim Baker，时任美国财长），广场协议对减赤的贡献有多大？他说大概在10%至20%吧。”伯格斯滕表示，“不是特别大，但已经不错了。”
他表示，假如中国作出类似承诺，让人民币升值，也许可以平息美国在巩固财政方面的争论。
但也有人指出了其间的差异。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研究员大卫•罗斯科夫(David Rothkopf)表示：“1985年的日本已是发达经济体俱乐部的成员，愿意按照这个小俱乐部的规则行事。而当今的中国认为自己自成一类——这样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经济体，没法按照别人的规则行事。”
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今年早些时候表示，货币急剧升值“对中国的影响会比日本更大，因为中国处于更为初级的发展阶段”。他说，当年日本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拥有许多先进成熟的企业，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率微薄，无法承受货币大幅升值的压力”。
中国官员经常声称，广场协议给日本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广场协议促使日本央行(BoJ)通过降低利率来抵消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和中国都有不少人士认为，这种做法助长了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的房地产和金融泡沫。
伯格斯滕表示，“中国一些更聪明的经济学家”私下里承认这些观点并不准确——那场泡沫更多地是由日本金融监管不力所致。
当年为了促成广场协议，美国全力进行外交斡旋，才说服G5中的欧洲国家（法国、德国和英国）——以及强硬的日本采取合作态度。如今要促成这样的合作会更加困难。
的确，G20其它成员国对于中国操纵汇率也颇有怨言，但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政府没能联合他们一起向中国施压。本周日本压低日元汇率的决定，可不是对多边措施投出的信任票。
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Sidley Austin)合伙人、曾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 G20特使的丹•普莱斯(Dan Price)表示，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G20取得了卓越成就。
但他也表示，修复全球经济，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汇率和财政赤字方面的协议，还必须解决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德国经常项目盈余以及欧洲劳动力市场僵化等等问题。
普莱斯表示：“虽然G20大有可为，但我们不能不切实际地以为，G20峰会借助一项有时间表、有衡量标准的宏伟协议，就可以彻底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译者/杨远
中国在G20峰会上就汇率问题屈服，官媒淡化报道
2011年02月21日13:35财华社
华尔街日报21日报道，经过多年的抵触之后，周六，中国政府有保留的同意国际社会对其备受批评的汇率政策进行严密的审视。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体的抱负是缔造一个阻止未来危机发生的预警体系，现在这个抱负得以存续。
来自20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财长齐聚巴黎，希望能就一系列指标达成一致意见。这些指标被用于衡量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否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在近两天的时间里，中国最高级别的经济官员断然拒绝其它国家的要求。这些国家试图引入一些测量指标，针对的是币值被低估的人民币。
至关重要的是，中国遭到了一致反对，其中包括那些过去从未在汇率问题上让中国难堪的发展中国家。在大会进入最后时候的时候，中国屈服了。这为各国在经济预警体系所应包括的各种指标的问题上达成一致铺平了道路。
中国的妥协赢得了赞誉。德国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uble）说，在预警指标上达成一致意见表明中国认识到逐步朝一个大家认为必要的方向过渡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就在此次大会召开之前，中国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近几周来，巴西官员暗示他们可能会同美国一道就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而欧洲和美国那些老是呼吁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的声音也不断出现。
就在各国财长云集巴黎之际，各国副谈判代表们已经指责中国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一国的副谈判代表说，由于中国拒绝让步，周五晚上的谈判变得越来越“激烈”。
其中一国的财长说，最终中国意识到，哪怕是一贯的盟友都不支持自己。
中国也确实获得了他国的让步。一些G-20成员国曾希望外汇储备也作为预警指标，但该意见最终未被采纳。
中国也反对将经常项目赤字列为预警指标，而二十国集团同意监察贸易平衡和海外投资的净收益。中国一直坚持在测算外部失衡的规模时不应计入其外储海外投资的收益。由于此前的妥协，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基本达成所愿。
在中国看来，在评估外部失衡问题时应该要考虑到汇率水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它相关政策。
另外一位成员国财长说，公报中提到汇率政策是一大进步。我从未想到中国会做出让步。艰苦的谈判持续了数个小时，最终没人相信竟然能够实现目标。我想来自其它所有成员国的压力令中国认识到如果不妥协，会成为蓄意破坏G-20峰会的罪魁祸首。
这位财长说，公报提及汇率政策，是中国在允许人民币小幅升值之后首次暗示愿意进一步升值；这不仅对西方重要，对亚洲不得不与这个大国竞争的出口国家来说，也是重要的。
中国官媒很少提及这次G20会议的结果，可能反映出官方对于这次让步感到不安，并且不知道该怎样向公众讲述。新华社一篇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没有提及汇率将是失衡指标之一。
如果有人说中国在汇率问题上受其他大国摆布，中国的领导人是十分介意的。但国际上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发挥领导者角色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
英国财务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说，中国愿意让其经济体参与一项互相监督经济政策的全球协议，说明它正在担负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的责任。他说，这些都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恰当角色的一部分。
G20公报还包含公共债务和私人储蓄等其他指标，这些指标将揭示G20存在的问题，比如美国需要应对将来以万亿美元计的赤字，中国需要提高国内消费等。但人们觉得，和人民币低估在当前造成的影响比起来，这些指标就不那么重要了。
G20各国财长已经开始起草一系列防范未来危机的措施，这些措施首先让G20认识到问题的存在。他们还有可能在第二阶段探寻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
G20在最终公报里说，我们就一系列指标达成了一致，利用这些指标，我们将能够关注于那些一直数目巨大、需要用政策措施解决的失衡。
全球经济增长的复苏迹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驱散了金融危机期间促成G20合作的恐慌。而随着剩余的时间越来越少，本次会议似乎将成为第一次以失败而告终的G20会议。
但中国已经日益被G20其他国家孤立。由于粮食和燃油价格飙升，大量现金涌入已经面临过热威胁的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平衡转向了多年来一直敦促中国更快升值的欧美官员一边。
对于巴西和印度等主要由市场决定汇率的新兴国家来说，中国让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推高了它们的汇率，给它们的经济体增加了负担。
协议可能会强化G20的合法性。
G20一位央行人士说，协议将呈现为G20的一种共识而不是胜利，同时也是朝前迈出的一步；与其说会议是关于终究没有约束力的指标，还不如说是关于中国在最后主动参与。
Ian Talley / Paul Hannon / Costas Paris
转载自华尔街日报wenxuecity站
2011年02月21日13:35财华社
华尔街日报21日报道，经过多年的抵触之后，周六，中国政府有保留的同意国际社会对其备受批评的汇率政策进行严密的审视。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体的抱负是缔造一个阻止未来危机发生的预警体系，现在这个抱负得以存续。
来自20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财长齐聚巴黎，希望能就一系列指标达成一致意见。这些指标被用于衡量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否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在近两天的时间里，中国最高级别的经济官员断然拒绝其它国家的要求。这些国家试图引入一些测量指标，针对的是币值被低估的人民币。
至关重要的是，中国遭到了一致反对，其中包括那些过去从未在汇率问题上让中国难堪的发展中国家。在大会进入最后时候的时候，中国屈服了。这为各国在经济预警体系所应包括的各种指标的问题上达成一致铺平了道路。
中国的妥协赢得了赞誉。德国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uble）说，在预警指标上达成一致意见表明中国认识到逐步朝一个大家认为必要的方向过渡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就在此次大会召开之前，中国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近几周来，巴西官员暗示他们可能会同美国一道就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而欧洲和美国那些老是呼吁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的声音也不断出现。
就在各国财长云集巴黎之际，各国副谈判代表们已经指责中国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一国的副谈判代表说，由于中国拒绝让步，周五晚上的谈判变得越来越“激烈”。
其中一国的财长说，最终中国意识到，哪怕是一贯的盟友都不支持自己。
中国也确实获得了他国的让步。一些G-20成员国曾希望外汇储备也作为预警指标，但该意见最终未被采纳。
中国也反对将经常项目赤字列为预警指标，而二十国集团同意监察贸易平衡和海外投资的净收益。中国一直坚持在测算外部失衡的规模时不应计入其外储海外投资的收益。由于此前的妥协，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基本达成所愿。
在中国看来，在评估外部失衡问题时应该要考虑到汇率水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它相关政策。
另外一位成员国财长说，公报中提到汇率政策是一大进步。我从未想到中国会做出让步。艰苦的谈判持续了数个小时，最终没人相信竟然能够实现目标。我想来自其它所有成员国的压力令中国认识到如果不妥协，会成为蓄意破坏G-20峰会的罪魁祸首。
这位财长说，公报提及汇率政策，是中国在允许人民币小幅升值之后首次暗示愿意进一步升值；这不仅对西方重要，对亚洲不得不与这个大国竞争的出口国家来说，也是重要的。
中国官媒很少提及这次G20会议的结果，可能反映出官方对于这次让步感到不安，并且不知道该怎样向公众讲述。新华社一篇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没有提及汇率将是失衡指标之一。
如果有人说中国在汇率问题上受其他大国摆布，中国的领导人是十分介意的。但国际上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发挥领导者角色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
英国财务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说，中国愿意让其经济体参与一项互相监督经济政策的全球协议，说明它正在担负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的责任。他说，这些都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恰当角色的一部分。
G20公报还包含公共债务和私人储蓄等其他指标，这些指标将揭示G20存在的问题，比如美国需要应对将来以万亿美元计的赤字，中国需要提高国内消费等。但人们觉得，和人民币低估在当前造成的影响比起来，这些指标就不那么重要了。
G20各国财长已经开始起草一系列防范未来危机的措施，这些措施首先让G20认识到问题的存在。他们还有可能在第二阶段探寻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
G20在最终公报里说，我们就一系列指标达成了一致，利用这些指标，我们将能够关注于那些一直数目巨大、需要用政策措施解决的失衡。
全球经济增长的复苏迹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驱散了金融危机期间促成G20合作的恐慌。而随着剩余的时间越来越少，本次会议似乎将成为第一次以失败而告终的G20会议。
但中国已经日益被G20其他国家孤立。由于粮食和燃油价格飙升，大量现金涌入已经面临过热威胁的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平衡转向了多年来一直敦促中国更快升值的欧美官员一边。
对于巴西和印度等主要由市场决定汇率的新兴国家来说，中国让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推高了它们的汇率，给它们的经济体增加了负担。
协议可能会强化G20的合法性。
G20一位央行人士说，协议将呈现为G20的一种共识而不是胜利，同时也是朝前迈出的一步；与其说会议是关于终究没有约束力的指标，还不如说是关于中国在最后主动参与。
Ian Talley / Paul Hannon / Costas Paris
转载自华尔街日报wenxuecity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