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北京如何化解周边敌意？

联合早报8月24日邱震海文章指出，不带偏见地看，最近半年，尤其是台湾大选之后，北京面临的整体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以台湾、美国为圆心，日本、俄罗斯和东南亚为圆周，近几个月北京面临的周边气氛，犹如四月的天气或充满怨恨的新娘的脸蛋，一霎间布满乌云。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几个月前所谓“中美关系是建交32年来最好的时期”的话语，经五二○后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的上的翻云覆雨而成为一场滑稽的记忆。日本与中国在东海大陆架能源问题上的争执，俄罗斯“安大线”的夭折，以及来自南海疆域的种种警示信号，均向人们作出某种提示。

　　与此同时，北京最近正式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并以“能战方能言和”作为其逻辑注脚。东山和福建沿海等地的演习，则似乎从一个侧面强化了这一气氛。

　　今年年初，笔者曾谈论过北京“战略新思维”迫在眉睫一事，文中预言，今年北京面临三件与其战略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即：朝鲜核问题、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三件大事，每一件都发生在中国的家门口乃至家门内，每一件都如已开始倒计时的定时炸弹，刻不容缓。

　　半年多过去了，现在看来，真正困难的是台湾问题：不管过去十年北京对台政策有多少失误，事到如今，北京再多的善意或“新思维”都已无济于事，对外为陈水扁所置若罔闻，对内则难以为各种强硬派别和利益团体所接受。

　　也正是在台湾问题的背景下，北京的军事强硬路线逐渐鲜明；而这一路线被放到中国整体国策框架下，就有了以强大国防保卫经济建设成果的迫切感。

切忌仅从台湾问题出发

　　但北京需要非常清醒认识的一点是：台湾问题只是中国作为大国的一个比较主要的方面。中国的整体国策，尤其是处理经济和国防的关系，切忌仅从台湾问题出发，而应综合考虑中国的长远利益。

　　换言之，中国的综合国力发展至今，“和平崛起”之路已经展开，其实面临一个任何大国崛起过程中难免的浮躁和自我膨胀情绪；而这种情绪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阻止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严格说来，北京最近面临的的国际形势恶化，只是中国近年逐渐险恶的周边环境的一个缩影。无论在东北亚还是东南亚，抑或在中亚和南亚，从朝鲜核危机到南海海域争端，从台海危机到日益紧密的美日军事联盟，从美军尖刀直插后背的阿富汗到印巴潜在的核风险，中国面临的都是一团团正在炙热滚动的岩浆。

　　究其原因，每一个潜在冲突点都有其直接契机和心理土壤，但从大框架上看无疑都与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有关，而且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而由于台海危机而导致的战争风险，客观上加剧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恐惧。

　　同时不可否认，中国近年从民间到政府的自我膨胀情绪，客观上成为这一紧张因素的催化剂。“大国外交”、“和平崛起”、“富国强兵”、“能战方能言和”等一系列口号和策略，在一个不恰当的时空环境里，将原本极富正面意义的事物推至极端，从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要经历少则三四十年，多则五六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之路才刚刚迈出了第一步，整个本世纪上半叶都将伴随中国的崛起过程。因此，北京有必要迅速化解目前围绕在中国周围的敌意，从而为今后几十年的崛起铺垫一个平稳的基础。

化解周边敌意的三个关键

　　在这方面，北京须要把握住三个关键：一、正确评估国际形势，尤其是周边环境及其敌意程度对中国的影响；二、正确把握台湾问题的“度”及其在中国长远发展中的位置；三、正确把握“安全优先论”的尺度，及其对“中国威胁论”的副作用。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互动活跃，敌我难分。由于国际格局处于急剧重组过程中，因此各种势力（尤其是潜在敌对方）无不各自保持高度警觉，但又注重接触，希冀在探索式的互动中视对方政策取向来调整自身的政策。

　　然而，正因如此，政策误判几率极高，决策者每每将互动中的临界行为视作实质策略，并制定相应的强硬措施，由此导致恶性循环。

　　这一特点适用于中美、中日、中印和中俄关系，也适用于中国处理东南亚问题和台湾问题。而北京需要做的是：在探索式的互动中准确评估形势，恰当发放信号，从而使对方制定出友善的政策。

　　当然，台湾问题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死结。但台湾问题除了可以运用上述思维外，同时还极须注意的是，中国的未来发展有其更为长远的利益，台湾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麻烦，但绝非决定性的障碍；切不可仅从台湾问题的角度来审视乃至确定国家长远策略。

　　与此有关，北京也须十分谨慎处理所谓的“安全优先论”或“富国强兵”策略。当然，任何一国的综合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面临“经济优先还是安全优先”的两难命题，但国力强大只是一般情况下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若由此而导致周边敌意聚集（目前已有此趋势），那么一个军力强大的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不安全的中国（更不要说由此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代价）。

　　因此，虽然邓小平20年前的“韬光养晦”策略已有适应新形势的必要，但在相当长的阶段里，中国还是应选择“相对安全”的模式，亦即在基本消弥周边敌意的基础上，以先进但绝非超一流的军力，安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内自由。

　　在这方面，近年弥漫在大陆的轻外交、重军事的思潮，有必要引起北京的高度重视。
联合早报8月24日邱震海文章指出，不带偏见地看，最近半年，尤其是台湾大选之后，北京面临的整体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以台湾、美国为圆心，日本、俄罗斯和东南亚为圆周，近几个月北京面临的周边气氛，犹如四月的天气或充满怨恨的新娘的脸蛋，一霎间布满乌云。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几个月前所谓“中美关系是建交32年来最好的时期”的话语，经五二○后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的上的翻云覆雨而成为一场滑稽的记忆。日本与中国在东海大陆架能源问题上的争执，俄罗斯“安大线”的夭折，以及来自南海疆域的种种警示信号，均向人们作出某种提示。

　　与此同时，北京最近正式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并以“能战方能言和”作为其逻辑注脚。东山和福建沿海等地的演习，则似乎从一个侧面强化了这一气氛。

　　今年年初，笔者曾谈论过北京“战略新思维”迫在眉睫一事，文中预言，今年北京面临三件与其战略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即：朝鲜核问题、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三件大事，每一件都发生在中国的家门口乃至家门内，每一件都如已开始倒计时的定时炸弹，刻不容缓。

　　半年多过去了，现在看来，真正困难的是台湾问题：不管过去十年北京对台政策有多少失误，事到如今，北京再多的善意或“新思维”都已无济于事，对外为陈水扁所置若罔闻，对内则难以为各种强硬派别和利益团体所接受。

　　也正是在台湾问题的背景下，北京的军事强硬路线逐渐鲜明；而这一路线被放到中国整体国策框架下，就有了以强大国防保卫经济建设成果的迫切感。

切忌仅从台湾问题出发

　　但北京需要非常清醒认识的一点是：台湾问题只是中国作为大国的一个比较主要的方面。中国的整体国策，尤其是处理经济和国防的关系，切忌仅从台湾问题出发，而应综合考虑中国的长远利益。

　　换言之，中国的综合国力发展至今，“和平崛起”之路已经展开，其实面临一个任何大国崛起过程中难免的浮躁和自我膨胀情绪；而这种情绪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阻止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严格说来，北京最近面临的的国际形势恶化，只是中国近年逐渐险恶的周边环境的一个缩影。无论在东北亚还是东南亚，抑或在中亚和南亚，从朝鲜核危机到南海海域争端，从台海危机到日益紧密的美日军事联盟，从美军尖刀直插后背的阿富汗到印巴潜在的核风险，中国面临的都是一团团正在炙热滚动的岩浆。

　　究其原因，每一个潜在冲突点都有其直接契机和心理土壤，但从大框架上看无疑都与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有关，而且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而由于台海危机而导致的战争风险，客观上加剧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恐惧。

　　同时不可否认，中国近年从民间到政府的自我膨胀情绪，客观上成为这一紧张因素的催化剂。“大国外交”、“和平崛起”、“富国强兵”、“能战方能言和”等一系列口号和策略，在一个不恰当的时空环境里，将原本极富正面意义的事物推至极端，从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要经历少则三四十年，多则五六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之路才刚刚迈出了第一步，整个本世纪上半叶都将伴随中国的崛起过程。因此，北京有必要迅速化解目前围绕在中国周围的敌意，从而为今后几十年的崛起铺垫一个平稳的基础。

化解周边敌意的三个关键

　　在这方面，北京须要把握住三个关键：一、正确评估国际形势，尤其是周边环境及其敌意程度对中国的影响；二、正确把握台湾问题的“度”及其在中国长远发展中的位置；三、正确把握“安全优先论”的尺度，及其对“中国威胁论”的副作用。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互动活跃，敌我难分。由于国际格局处于急剧重组过程中，因此各种势力（尤其是潜在敌对方）无不各自保持高度警觉，但又注重接触，希冀在探索式的互动中视对方政策取向来调整自身的政策。

　　然而，正因如此，政策误判几率极高，决策者每每将互动中的临界行为视作实质策略，并制定相应的强硬措施，由此导致恶性循环。

　　这一特点适用于中美、中日、中印和中俄关系，也适用于中国处理东南亚问题和台湾问题。而北京需要做的是：在探索式的互动中准确评估形势，恰当发放信号，从而使对方制定出友善的政策。

　　当然，台湾问题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死结。但台湾问题除了可以运用上述思维外，同时还极须注意的是，中国的未来发展有其更为长远的利益，台湾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麻烦，但绝非决定性的障碍；切不可仅从台湾问题的角度来审视乃至确定国家长远策略。

　　与此有关，北京也须十分谨慎处理所谓的“安全优先论”或“富国强兵”策略。当然，任何一国的综合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面临“经济优先还是安全优先”的两难命题，但国力强大只是一般情况下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若由此而导致周边敌意聚集（目前已有此趋势），那么一个军力强大的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不安全的中国（更不要说由此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代价）。

　　因此，虽然邓小平20年前的“韬光养晦”策略已有适应新形势的必要，但在相当长的阶段里，中国还是应选择“相对安全”的模式，亦即在基本消弥周边敌意的基础上，以先进但绝非超一流的军力，安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内自由。

　　在这方面，近年弥漫在大陆的轻外交、重军事的思潮，有必要引起北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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