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人渡美：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近日，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播出了所谓“殷人渡美”的内容，这不过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老话题。1973年和1975年，美国人在加州沿海的海底发现一些人工石器，其中一个覆盖有2~3毫米的锰矿沉积。一些美国学者据此认为，这是2500~3000年前中国沉船的石锚。此说在美国国内并未产生多大反响，却在当时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引起热议，某些国内学者认为这是中国人率先发现新大陆的铁证，较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2500年，是古代中国航海技术高度发达的体现，云云；为了配合这一论点，国内一些学者还由此引申抛出一些相关“悬疑”，诸如什么“武王克商时，商王朝征伐人方的攸侯喜及其主力10万人神秘失踪”，“美洲发现殷人后裔”，甚至言之凿凿地说什么殷人遗民东渡太平洋去了美洲大陆，所谓“印加文化”就是“殷家文化”，“印地安”就是“殷地安”，甚至还有人认为，甲骨文中的东字不应训诂为“日在木中”，而应解释为玉米的象形，削足适履以迎合殷人渡美的理论。虽然讨论轰轰烈烈，但除了在故纸堆里搜寻到一些模棱两可的所谓“证据”外，在考古方面没有任何实质进展，最后这一话题归于沉寂。三十年过去，央视又将这些陈年旧事翻出来作为猎奇，实在有炒剩饭之嫌。

一

从殷商的考古和人文发现来看，所谓的一些“殷人渡美”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古籍记载，主要活动区域是“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并不靠海。虽然商代后期商文明一直辐射到长江以南，北至辽宁，但殷人的核心活动地区始终在今天河南北部，河北、山西南部和山东西部一带，离最近的海岸线也有上百公里。

当时山东、江苏一带的滨海地区是东夷族的栖息地。考古发现证明东夷族虽然居住在靠海的地方，但只能算“濒海民族”而不能称之为“海洋民族”，从东夷聚落遗址的灰坑看，东夷人主要仍以陆地食物为主，海洋食物不过作为补充，说明东夷人大部分的生活仍然在陆地上。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水上族群出现在汉代，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疍民”。古籍文献也指出，东夷人主要以放牧为生，生产十分落后，由于不懂得纺织技术，殷商时期的东夷还处于以兽皮裹身的蛮荒阶段。上世纪80年代，山东荣成地方曾出土一艘商周之际的独木舟，长不过3.9米，这样的小船是很难远渡重洋的。因此殷人即使还保留许多东夷人的文化特征，如鸟图腾崇拜等，但肯定无法从东夷人那里学到更多航海技术。

殷人虽亦源出东夷，早先可能也是滨海民族。但殷人脱离东夷后，生活方式已经与他们的先人产生了很大差别。史籍中记载殷人的先祖相土，已是一个善于养马的牧人，但可能还和过去的世界有所联系，所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此后殷人多次迁徙，逐渐远离了海洋，到了相土的后人王亥，已是以养牛著称，本人也是在与异族争夺牧场的过程中被杀。此时的殷人，当已完成了从海滨民族到内陆民族的转变。

在殷人的统治范围内，比较大的河流只有黄河，以及今天已经不存在的济水，江南一些受商王朝影响的方国，如湖北黄陂商城，江西樟树商城等，当具备横渡长江的能力，但殷人是否有此能力不得而知。以先秦时期的技术水平，涉水行舟是一种具有相当风险的事情，周昭王南征楚国，最终淹死在汉水，此时距商灭亡不过数十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南巡南郡，浮江至湘山祠渡长江，遭遇大风，几乎无法渡过，始皇迁怒于湘君神，下令将湘山树木全部砍光。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9年），秦始皇南巡钱塘江，又因“水波恶”，被迫沿河上溯120里，选择河道狭窄处渡过。可见当时即便是内河交通也是凶险万分。既然风险如此之高，就免不了占卜凶吉，《周易》中保存了不少与渡河有关的卦辞，但没有占卜渡海凶吉的纪录，也可侧面说明，至少在《周易》成书的年代，中原人民基本还未涉足大海，更不用说更早的殷商时期。

东汉人郭宪所著《汉武洞冥记》曾记载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有“勒毕国贡细鸟, 以方尺玉笼盛百头, 大如蝇, 其状如鹦鹉”，有人认为这种小鸟就是原产美洲的蜂鸟，还煞有介事地推断出“勒毕国”当为“毕勒国”之误，说这“毕勒国”就是今天南美洲的秘鲁。且不说上述记载及推理的可靠性，仅从逻辑上说，这段文字只能证明勒毕国具有与美洲当地往来联系的能力，而无法证明勒毕国就在美洲，更不能证明中原王朝同样具有这种能力。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大夏（今阿富汗一带）与中国并无往来，也不具备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能力，但这并不妨碍大夏的市场上出现经身毒（今印度）贩来的蜀布和邛竹杖。商代墓葬中大量出土一种叫做子安贝的海贝，这些子安贝主要属于两个亚种，其中另一种在中国沿海难觅踪迹，显然是从外部世界输入的，但无法确定是殷人与东部滨海民族交换而来，还是亲自下海捕捞得来，因此无法得出殷人善于航海的结论。同样的道理，虽然在殷墟妇好墓出出土过大量采用和田玉制造的玉器，但我们不能就此得出殷人曾经涉足过今天的新疆和田地区，或是得出殷人善于采掘和田玉的结论一样。

上古时代，当世界各地之间的人员还被高山大海隔绝的时候，他们生产的商品早已经伴随贸易的脚步，由中间商一次又一次的买卖而走遍了世界。小麦在史前就从西亚传到中国，南越王墓中出土过波斯产的银器、玻璃器；明代中国南方曾广泛流通墨西哥银元。在那个年代，中国均没有和上述国家和地区建立直接联系，甚至不知道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存在，但这并不能阻止两地之间的间接往来，人们用击鼓传花的方式将各自的奇珍异产传递到大洋彼岸，在此过程中也交流了彼此的文化。上世纪学者们曾在殷墟的殉葬坑的人骨中辨识出两类异族骨骼，一种类似今天的尼格罗人种，一种类似今天的波利尼西亚人种，而同样人种的骨骼在美洲大陆也有发现。也许正是这些南岛居民在远东与美洲的交往中起到了类似东西方贸易中阿拉伯人那样的中介角色。所以如果古代中国真的存在一些来自美洲的器物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同样，如果未来在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发现一些具有东方因素的文化遗迹，乃至发现一些殷商器物，也是毫不奇怪的。

殷人虽源出东夷，但有商一代殷人与东夷关系并不融洽。今天有稽可察的是，两者的战争最早能追溯到早商的仲丁时期，根据甲骨卜辞的记载，随着时间的延续，殷人与东方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说明东夷族的力量在不断加强，商的早期都城奄（今山东曲阜），后来也被东夷占领。殷墟出土过刻有“人方伯”字样的头骨，当是商王征伐人方（今天山东、江苏交界一带）带回的敌国首领的头颅。殷人与东夷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商末，末代商王纣之所以被来自西方的周人偷袭得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对东夷的征伐中耗尽了国力，即《左传》中所谓“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东方滨海地区臣服于中原王朝是西周的事情，因此殷人不可能获得出海口。只有在周人灭商后，殷人与东夷族才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实现过短暂的联合。周武王死后不久，周公召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联合纣王的儿子武庚和淮河下游一带的徐夷、淮夷以及山东地区的奄夷、熊夷、薄姑等东夷部落共同发起叛乱，这是殷人通向大海的唯一机会。不过从叛乱被周人扑灭，武庚被杀，“三监”两个被杀一个被流放的结果来看，虽不排除个别殷遗民在东夷的帮助下浮海逃脱，但就整体而言，殷人似乎并没能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西周一些早期文献记载，殷人将领飞廉也参加了叛乱，战败后逃至海滨，但最终没能浮海远遁，终于被擒杀死，这也侧面反映了殷人的航海能力。

近日，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播出了所谓“殷人渡美”的内容，这不过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老话题。1973年和1975年，美国人在加州沿海的海底发现一些人工石器，其中一个覆盖有2~3毫米的锰矿沉积。一些美国学者据此认为，这是2500~3000年前中国沉船的石锚。此说在美国国内并未产生多大反响，却在当时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引起热议，某些国内学者认为这是中国人率先发现新大陆的铁证，较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2500年，是古代中国航海技术高度发达的体现，云云；为了配合这一论点，国内一些学者还由此引申抛出一些相关“悬疑”，诸如什么“武王克商时，商王朝征伐人方的攸侯喜及其主力10万人神秘失踪”，“美洲发现殷人后裔”，甚至言之凿凿地说什么殷人遗民东渡太平洋去了美洲大陆，所谓“印加文化”就是“殷家文化”，“印地安”就是“殷地安”，甚至还有人认为，甲骨文中的东字不应训诂为“日在木中”，而应解释为玉米的象形，削足适履以迎合殷人渡美的理论。虽然讨论轰轰烈烈，但除了在故纸堆里搜寻到一些模棱两可的所谓“证据”外，在考古方面没有任何实质进展，最后这一话题归于沉寂。三十年过去，央视又将这些陈年旧事翻出来作为猎奇，实在有炒剩饭之嫌。

一

从殷商的考古和人文发现来看，所谓的一些“殷人渡美”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古籍记载，主要活动区域是“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并不靠海。虽然商代后期商文明一直辐射到长江以南，北至辽宁，但殷人的核心活动地区始终在今天河南北部，河北、山西南部和山东西部一带，离最近的海岸线也有上百公里。

当时山东、江苏一带的滨海地区是东夷族的栖息地。考古发现证明东夷族虽然居住在靠海的地方，但只能算“濒海民族”而不能称之为“海洋民族”，从东夷聚落遗址的灰坑看，东夷人主要仍以陆地食物为主，海洋食物不过作为补充，说明东夷人大部分的生活仍然在陆地上。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水上族群出现在汉代，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疍民”。古籍文献也指出，东夷人主要以放牧为生，生产十分落后，由于不懂得纺织技术，殷商时期的东夷还处于以兽皮裹身的蛮荒阶段。上世纪80年代，山东荣成地方曾出土一艘商周之际的独木舟，长不过3.9米，这样的小船是很难远渡重洋的。因此殷人即使还保留许多东夷人的文化特征，如鸟图腾崇拜等，但肯定无法从东夷人那里学到更多航海技术。

殷人虽亦源出东夷，早先可能也是滨海民族。但殷人脱离东夷后，生活方式已经与他们的先人产生了很大差别。史籍中记载殷人的先祖相土，已是一个善于养马的牧人，但可能还和过去的世界有所联系，所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此后殷人多次迁徙，逐渐远离了海洋，到了相土的后人王亥，已是以养牛著称，本人也是在与异族争夺牧场的过程中被杀。此时的殷人，当已完成了从海滨民族到内陆民族的转变。

在殷人的统治范围内，比较大的河流只有黄河，以及今天已经不存在的济水，江南一些受商王朝影响的方国，如湖北黄陂商城，江西樟树商城等，当具备横渡长江的能力，但殷人是否有此能力不得而知。以先秦时期的技术水平，涉水行舟是一种具有相当风险的事情，周昭王南征楚国，最终淹死在汉水，此时距商灭亡不过数十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南巡南郡，浮江至湘山祠渡长江，遭遇大风，几乎无法渡过，始皇迁怒于湘君神，下令将湘山树木全部砍光。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9年），秦始皇南巡钱塘江，又因“水波恶”，被迫沿河上溯120里，选择河道狭窄处渡过。可见当时即便是内河交通也是凶险万分。既然风险如此之高，就免不了占卜凶吉，《周易》中保存了不少与渡河有关的卦辞，但没有占卜渡海凶吉的纪录，也可侧面说明，至少在《周易》成书的年代，中原人民基本还未涉足大海，更不用说更早的殷商时期。

东汉人郭宪所著《汉武洞冥记》曾记载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有“勒毕国贡细鸟, 以方尺玉笼盛百头, 大如蝇, 其状如鹦鹉”，有人认为这种小鸟就是原产美洲的蜂鸟，还煞有介事地推断出“勒毕国”当为“毕勒国”之误，说这“毕勒国”就是今天南美洲的秘鲁。且不说上述记载及推理的可靠性，仅从逻辑上说，这段文字只能证明勒毕国具有与美洲当地往来联系的能力，而无法证明勒毕国就在美洲，更不能证明中原王朝同样具有这种能力。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大夏（今阿富汗一带）与中国并无往来，也不具备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能力，但这并不妨碍大夏的市场上出现经身毒（今印度）贩来的蜀布和邛竹杖。商代墓葬中大量出土一种叫做子安贝的海贝，这些子安贝主要属于两个亚种，其中另一种在中国沿海难觅踪迹，显然是从外部世界输入的，但无法确定是殷人与东部滨海民族交换而来，还是亲自下海捕捞得来，因此无法得出殷人善于航海的结论。同样的道理，虽然在殷墟妇好墓出出土过大量采用和田玉制造的玉器，但我们不能就此得出殷人曾经涉足过今天的新疆和田地区，或是得出殷人善于采掘和田玉的结论一样。

上古时代，当世界各地之间的人员还被高山大海隔绝的时候，他们生产的商品早已经伴随贸易的脚步，由中间商一次又一次的买卖而走遍了世界。小麦在史前就从西亚传到中国，南越王墓中出土过波斯产的银器、玻璃器；明代中国南方曾广泛流通墨西哥银元。在那个年代，中国均没有和上述国家和地区建立直接联系，甚至不知道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存在，但这并不能阻止两地之间的间接往来，人们用击鼓传花的方式将各自的奇珍异产传递到大洋彼岸，在此过程中也交流了彼此的文化。上世纪学者们曾在殷墟的殉葬坑的人骨中辨识出两类异族骨骼，一种类似今天的尼格罗人种，一种类似今天的波利尼西亚人种，而同样人种的骨骼在美洲大陆也有发现。也许正是这些南岛居民在远东与美洲的交往中起到了类似东西方贸易中阿拉伯人那样的中介角色。所以如果古代中国真的存在一些来自美洲的器物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同样，如果未来在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发现一些具有东方因素的文化遗迹，乃至发现一些殷商器物，也是毫不奇怪的。

殷人虽源出东夷，但有商一代殷人与东夷关系并不融洽。今天有稽可察的是，两者的战争最早能追溯到早商的仲丁时期，根据甲骨卜辞的记载，随着时间的延续，殷人与东方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说明东夷族的力量在不断加强，商的早期都城奄（今山东曲阜），后来也被东夷占领。殷墟出土过刻有“人方伯”字样的头骨，当是商王征伐人方（今天山东、江苏交界一带）带回的敌国首领的头颅。殷人与东夷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商末，末代商王纣之所以被来自西方的周人偷袭得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对东夷的征伐中耗尽了国力，即《左传》中所谓“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东方滨海地区臣服于中原王朝是西周的事情，因此殷人不可能获得出海口。只有在周人灭商后，殷人与东夷族才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实现过短暂的联合。周武王死后不久，周公召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联合纣王的儿子武庚和淮河下游一带的徐夷、淮夷以及山东地区的奄夷、熊夷、薄姑等东夷部落共同发起叛乱，这是殷人通向大海的唯一机会。不过从叛乱被周人扑灭，武庚被杀，“三监”两个被杀一个被流放的结果来看，虽不排除个别殷遗民在东夷的帮助下浮海逃脱，但就整体而言，殷人似乎并没能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西周一些早期文献记载，殷人将领飞廉也参加了叛乱，战败后逃至海滨，但最终没能浮海远遁，终于被擒杀死，这也侧面反映了殷人的航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