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海权强国兴衰的历史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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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cean360.net/2010-06/22/content_3573200.htm
作者：刘中民 张宝霞
东西方之所以面对海洋做出不同的选择，表层的原因在于对机遇的认识和把握，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向海洋发展的动力、动机如何。
对于西方海权国家的崛起，英国著名军事学家富勒曾经指出：“自从发现了新世界和绕过好望角以达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之后，欧洲的商业中心逐渐西移，逐渐远离地中海地区，而趋向大西洋沿岸。如此，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以及后来的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和法兰西，为了世界贸易和新发现的地区的主权，都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劲敌。自此，一直到最近，帝国主义的发展都是趋于海外的殖民主义，而帝国也趋于海洋化形式。”对于中国的命运，西方学者李露晔评价说：15世纪的“中国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的一百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国。但中国没有。”以上两种评价基本上反映了西方与中国面对海洋发展机遇的不同选择所导致的不同历史命运。
东西方之所以面对海洋做出不同的选择，表层的原因在于对机遇的认识和把握，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向海洋发展的动力、动机如何。综合中外学界的分析，东西方向海洋发展的动力、动机的不同主要体现在：
首先，西方具有基督教普世主义的扩张精神传统，而东方有着“不好战、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传统。斯塔夫利亚诺斯认为，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欧洲有历时很久的远征传统，海外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传统的继续。”；“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有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找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相反，作为东方文化中心的中国，则完全没有扩张的精神动力。西方传教士利马窦曾经指出“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http://www.ocean360.net/2010-06/22/content_3573200.htm
作者：刘中民 张宝霞
东西方之所以面对海洋做出不同的选择，表层的原因在于对机遇的认识和把握，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向海洋发展的动力、动机如何。
对于西方海权国家的崛起，英国著名军事学家富勒曾经指出：“自从发现了新世界和绕过好望角以达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之后，欧洲的商业中心逐渐西移，逐渐远离地中海地区，而趋向大西洋沿岸。如此，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以及后来的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和法兰西，为了世界贸易和新发现的地区的主权，都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劲敌。自此，一直到最近，帝国主义的发展都是趋于海外的殖民主义，而帝国也趋于海洋化形式。”对于中国的命运，西方学者李露晔评价说：15世纪的“中国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的一百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国。但中国没有。”以上两种评价基本上反映了西方与中国面对海洋发展机遇的不同选择所导致的不同历史命运。
东西方之所以面对海洋做出不同的选择，表层的原因在于对机遇的认识和把握，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向海洋发展的动力、动机如何。综合中外学界的分析，东西方向海洋发展的动力、动机的不同主要体现在：
首先，西方具有基督教普世主义的扩张精神传统，而东方有着“不好战、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传统。斯塔夫利亚诺斯认为，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欧洲有历时很久的远征传统，海外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传统的继续。”；“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有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找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相反，作为东方文化中心的中国，则完全没有扩张的精神动力。西方传教士利马窦曾经指出“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
作者：刘中民 张宝霞
东西方之所以面对海洋做出不同的选择，表层的原因在于对机遇的认识和把握，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向海洋发展的动力、动机如何。
对于西方海权国家的崛起，英国著名军事学家富勒曾经指出：“自从发现了新世界和绕过好望角以达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之后，欧洲的商业中心逐渐西移，逐渐远离地中海地区，而趋向大西洋沿岸。如此，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以及后来的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和法兰西，为了世界贸易和新发现的地区的主权，都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劲敌。自此，一直到最近，帝国主义的发展都是趋于海外的殖民主义，而帝国也趋于海洋化形式。”对于中国的命运，西方学者李露晔评价说：15世纪的“中国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的一百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国。但中国没有。”以上两种评价基本上反映了西方与中国面对海洋发展机遇的不同选择所导致的不同历史命运。
东西方之所以面对海洋做出不同的选择，表层的原因在于对机遇的认识和把握，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向海洋发展的动力、动机如何。综合中外学界的分析，东西方向海洋发展的动力、动机的不同主要体现在：
首先，西方具有基督教普世主义的扩张精神传统，而东方有着“不好战、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传统。斯塔夫利亚诺斯认为，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欧洲有历时很久的远征传统，海外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传统的继续。”；“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有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找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相反，作为东方文化中心的中国，则完全没有扩张的精神动力。西方传教士利马窦曾经指出“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http://www.ocean360.net/2010-06/22/content_3573200.htm
作者：刘中民 张宝霞
东西方之所以面对海洋做出不同的选择，表层的原因在于对机遇的认识和把握，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向海洋发展的动力、动机如何。
对于西方海权国家的崛起，英国著名军事学家富勒曾经指出：“自从发现了新世界和绕过好望角以达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之后，欧洲的商业中心逐渐西移，逐渐远离地中海地区，而趋向大西洋沿岸。如此，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以及后来的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和法兰西，为了世界贸易和新发现的地区的主权，都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劲敌。自此，一直到最近，帝国主义的发展都是趋于海外的殖民主义，而帝国也趋于海洋化形式。”对于中国的命运，西方学者李露晔评价说：15世纪的“中国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的一百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国。但中国没有。”以上两种评价基本上反映了西方与中国面对海洋发展机遇的不同选择所导致的不同历史命运。
东西方之所以面对海洋做出不同的选择，表层的原因在于对机遇的认识和把握，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向海洋发展的动力、动机如何。综合中外学界的分析，东西方向海洋发展的动力、动机的不同主要体现在：
首先，西方具有基督教普世主义的扩张精神传统，而东方有着“不好战、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传统。斯塔夫利亚诺斯认为，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欧洲有历时很久的远征传统，海外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传统的继续。”；“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有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找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相反，作为东方文化中心的中国，则完全没有扩张的精神动力。西方传教士利马窦曾经指出“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
葡萄牙大帆船 15－16世纪葡萄牙人用于航行探险的主要交通工具，船尾的上层是指挥部。
其次，中世纪晚期以来，欧洲人口的增长、城市国家之间竞争压力的增长、内外贸易的发展都“驱使商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路线和新的市场”。这一点在葡萄牙的率先兴起中仍然能够得到解释。西方首先进行海权扩张的主角并非欧洲大国，而是偏处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西班牙，这一直是人们颇感困惑的一个谜团，因为“很少有人想到葡萄牙会担当这个角色的候选人。”世界体系论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从经济的角度看，葡萄牙商业经济发达、资本充裕，且有从事远距离贸易的丰富经验；同时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助长了葡萄牙的冒险精神。对此，恩格斯解释说“在十五世纪末，货币已经把封建制度破坏和从内部侵蚀到何等程度，从西欧在这一时期被黄金热所迷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然而，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中国不断通过“在东南部地区发展稻米生产谋求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农业基地”，而进行“内部扩张”，进而使其缺乏进行外部扩张的动力，同时也使更多的人力限制于农业生产之内；另一方面，中国缺乏进行国际贸易的动力与动机，“中国人虽曾航海数千里，但完全是出于非经济方面的原因。他们对贸易毫无兴趣，只是将诸如长颈鹿一类的奇珍异兽带回自给自足的祖国，以取悦他们的皇帝。”
第三，15—16世纪，欧洲已经出现了“民族君主国”，确立了王权控制下的国家主权，率先进行海权扩张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都是最早建立的“民族君主国”，而他们之间的权势竞争促使其向海外扩张并展开争夺。“欧洲没有一个国王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相反各民族君主国展开了狂热的竞争。”与此相反，“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动力和社会地位，无力向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皇帝的敕令挑战。因而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从而自愿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中国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到1433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突然中止，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阻止他们这样做。”
西班牙哥伦布广场上的哥伦布像。大航海无疑使西班牙迎来了自己最为辉煌的时代。
海洋是地球体的“血脉”，因而也是将国家力量投送到世界各地并将世界财富送返资本母国的最快捷的载体。于是，控制大海就成了控制世界财富的关键。
综合上述分析以及海权兴衰的历史，都表明海权兴起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甚至是从葡萄牙海权兴起后世界海权兴衰所遵循的一条历史逻辑便是，资本及其商业利润的扩张能力既是海权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决定海权能否长久存续与发展的支撑性要素。作为葡萄牙、西班牙继任者的荷兰海权的兴衰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荷兰摆脱西班牙的封建统治后，资本主义获得了极其迅速的发展，其特点是以商业资本为主。事实上，早在尼德兰革命之前，“荷兰人在波罗的海的贸易中一直发挥日益增长的作用。他们在中世纪晚期站稳脚跟，到16世纪初逐渐取代汉萨同盟诸城市。他们的整个波罗的海的贸易在16世纪走了一个上升曲线，1560年左右达到最高点，当时70%的贸易为他们所控制。尽管尼德兰革命时期多少干扰了波罗的海的贸易水平，荷兰人到1630年就弥补了他们暂时的下降。”“一旦尼德兰内部的政治斗争趋于稳定，荷兰人就不再仅仅是波罗的海的贸易中心，而一跃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 尤其是伴随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的转移，阿姆斯特丹作为连接欧洲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东欧和西欧的纽带，已经“变成欧洲经济的三重中心：商品生产、转运中心和资本市场。”在荷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商业和国际贸易占有十分突出的优势，这种情况决定了荷兰海上力量的发展，使它可能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成为17世纪的海上霸主。英国著名的海洋军事专家安德鲁·兰伯特指出“他们拥有强大的海上经济实力，又有和西班牙长期作战的经验，其海军实力非同寻常。荷兰共和国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北海渔业以及波罗的海的贸易，它还从地中海、西印度群岛和东印度群岛等长期贩运中获得巨额商业利润。”
此外，荷兰的造船业是最发达的工业部门之一。在造船业兴盛的时期，荷兰同时开工造船达几百艘，仅阿姆斯特丹一处就有几十家造船厂。到17世纪中期荷兰已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商船队，其船舶总吨数相当于当时英、法、葡、西四国的总和。航海业的发展，保证了荷兰对外贸易的优势。当时成千上万的荷兰商船航行在世界的海洋上，他们经营外国商品，充当各地贸易的中介人和承担商品的转运业务，被称为“全世界的海上马车夫”。从事这种转口贸易，使荷兰取得了海上贸易的霸权。当时欧洲南方和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欧洲与东方之间的贸易几乎全部都掌握在荷兰人的手中。由于欧洲国家市场价格相差很大，这种转口贸易带来了巨额利润，荷兰资本主义的繁荣就是建立在这种商业垄断权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曾指出“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
其次，中世纪晚期以来，欧洲人口的增长、城市国家之间竞争压力的增长、内外贸易的发展都“驱使商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路线和新的市场”。这一点在葡萄牙的率先兴起中仍然能够得到解释。西方首先进行海权扩张的主角并非欧洲大国，而是偏处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西班牙，这一直是人们颇感困惑的一个谜团，因为“很少有人想到葡萄牙会担当这个角色的候选人。”世界体系论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从经济的角度看，葡萄牙商业经济发达、资本充裕，且有从事远距离贸易的丰富经验；同时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助长了葡萄牙的冒险精神。对此，恩格斯解释说“在十五世纪末，货币已经把封建制度破坏和从内部侵蚀到何等程度，从西欧在这一时期被黄金热所迷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然而，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中国不断通过“在东南部地区发展稻米生产谋求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农业基地”，而进行“内部扩张”，进而使其缺乏进行外部扩张的动力，同时也使更多的人力限制于农业生产之内；另一方面，中国缺乏进行国际贸易的动力与动机，“中国人虽曾航海数千里，但完全是出于非经济方面的原因。他们对贸易毫无兴趣，只是将诸如长颈鹿一类的奇珍异兽带回自给自足的祖国，以取悦他们的皇帝。”
第三，15—16世纪，欧洲已经出现了“民族君主国”，确立了王权控制下的国家主权，率先进行海权扩张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都是最早建立的“民族君主国”，而他们之间的权势竞争促使其向海外扩张并展开争夺。“欧洲没有一个国王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相反各民族君主国展开了狂热的竞争。”与此相反，“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动力和社会地位，无力向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皇帝的敕令挑战。因而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从而自愿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中国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到1433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突然中止，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阻止他们这样做。”
西班牙哥伦布广场上的哥伦布像。大航海无疑使西班牙迎来了自己最为辉煌的时代。
海洋是地球体的“血脉”，因而也是将国家力量投送到世界各地并将世界财富送返资本母国的最快捷的载体。于是，控制大海就成了控制世界财富的关键。
综合上述分析以及海权兴衰的历史，都表明海权兴起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甚至是从葡萄牙海权兴起后世界海权兴衰所遵循的一条历史逻辑便是，资本及其商业利润的扩张能力既是海权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决定海权能否长久存续与发展的支撑性要素。作为葡萄牙、西班牙继任者的荷兰海权的兴衰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荷兰摆脱西班牙的封建统治后，资本主义获得了极其迅速的发展，其特点是以商业资本为主。事实上，早在尼德兰革命之前，“荷兰人在波罗的海的贸易中一直发挥日益增长的作用。他们在中世纪晚期站稳脚跟，到16世纪初逐渐取代汉萨同盟诸城市。他们的整个波罗的海的贸易在16世纪走了一个上升曲线，1560年左右达到最高点，当时70%的贸易为他们所控制。尽管尼德兰革命时期多少干扰了波罗的海的贸易水平，荷兰人到1630年就弥补了他们暂时的下降。”“一旦尼德兰内部的政治斗争趋于稳定，荷兰人就不再仅仅是波罗的海的贸易中心，而一跃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 尤其是伴随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的转移，阿姆斯特丹作为连接欧洲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东欧和西欧的纽带，已经“变成欧洲经济的三重中心：商品生产、转运中心和资本市场。”在荷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商业和国际贸易占有十分突出的优势，这种情况决定了荷兰海上力量的发展，使它可能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成为17世纪的海上霸主。英国著名的海洋军事专家安德鲁·兰伯特指出“他们拥有强大的海上经济实力，又有和西班牙长期作战的经验，其海军实力非同寻常。荷兰共和国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北海渔业以及波罗的海的贸易，它还从地中海、西印度群岛和东印度群岛等长期贩运中获得巨额商业利润。”
此外，荷兰的造船业是最发达的工业部门之一。在造船业兴盛的时期，荷兰同时开工造船达几百艘，仅阿姆斯特丹一处就有几十家造船厂。到17世纪中期荷兰已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商船队，其船舶总吨数相当于当时英、法、葡、西四国的总和。航海业的发展，保证了荷兰对外贸易的优势。当时成千上万的荷兰商船航行在世界的海洋上，他们经营外国商品，充当各地贸易的中介人和承担商品的转运业务，被称为“全世界的海上马车夫”。从事这种转口贸易，使荷兰取得了海上贸易的霸权。当时欧洲南方和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欧洲与东方之间的贸易几乎全部都掌握在荷兰人的手中。由于欧洲国家市场价格相差很大，这种转口贸易带来了巨额利润，荷兰资本主义的繁荣就是建立在这种商业垄断权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曾指出“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
但是，17世纪50—70年代的三次英荷战争使荷兰的军事和商业威力遭到了严重的削弱，荷兰从此一蹶不振。70年代以后，荷兰与法国、英国进行许多次战争，在这一系列战争中，荷兰进一步走向衰落。“在下一个世纪中，荷兰的海洋经济依然很强大，但再也不能重振雄风，回到1673年挑战英法联军的辉煌岁月了。”到18世纪初，荷兰已经丧失了海上优势和贸易的垄断地位，从一个商业大国下降为一个依附于英国的二等国家了。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英国取代了荷兰 “海上霸主”的地位，为自己称霸海洋铺平了道路。英国能够战胜荷兰，主要因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具有雄厚的资本主义经济实力。荷兰是靠经营海上转运贸易发家的商业国，没有本国发达的工业作为贸易的基础，所以在自由竞争中终于敌不过工业资本发达的英国。对此，马克思指出“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
进入工业资本时代，英国工业革命确立了其在未来必将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资本全球化运动的源头地位。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至19世纪3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陆续进入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从近代西班牙、英国到现代美国崛起并成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历史变动中，人们发现：与中世纪不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国家海权而非陆权的扩张是同步上升的。这是因为，海洋是地球体的‘血脉’，因而也是将国家力量投送到世界各地并将世界财富送返资本母国的最快捷的载体。于是，控制大海就成了控制世界财富的关键。”
油画：海神授予英国治海权。
海军占据优势，不仅能够确保海上交通线，还能够保持过去通过战争而确立的优势地位。要想拥有全球性的强国地位，海军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
美国学者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认为，16世纪以来，在为期约100年的每个长周期内都会出现一个海上霸权国，其存在对维持国际秩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他们将世界体系中的大国兴衰看作是“海权国”与“陆权国”之间的博弈。他们指出，在全球战争中，世界领导国率领的海洋联盟总是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大陆挑战者联盟。在他们看来，海军力量的大小是区别地区大国与世界大国的重要标尺。“海军占据优势，不仅能够确保海上交通线，还能够保持过去通过战争而确立的优势地位。要想拥有全球性的强国地位，海军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在过去的500年中，能够称得上世界大国的只有9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俄罗斯（苏联）、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至少曾经拥有世界战舰的10%。而其中，只有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能成为世界霸权国。因为它们曾拥有的战舰占（同时代）世界大国战舰总量的一半以上，或者其海军军费开支占世界海军开支的一半以上。而且这些海上霸权国都分别主导了各自时代的海军技术革新。
在发现大国兴衰与海军的密切关系后，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进一步指出：世界霸权国不仅都是世界海军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它们同时也是世界经济领先产业的主导国。例如，1430—1494年世界领先产业是黄金贸易，1494—1540年世界领先产业是印度香料贸易，而葡萄牙在这两个产业中都居主导地位。也就是说，通常一个长周期中的霸权国正是与其相对应的两个康氏长波中领先产业的主导者。由此可见：一个海权国家要成就世界霸权，不仅需要足够强大的海军，而且还必须是世界科技的创新国，必须主导世界经济的领先产业。
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以全盛时期的英国为例，指出“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出现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首先，英国主导建立和控制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其主导世界经济关系的能力对于英国霸权至关重要。他指出：“‘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强调一种开放和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它以自由贸易、非歧视性和平等待遇为基础，而不是以控制和支配殖民地为基础。在英国制海权的保护伞下，英国的贸易和投资拥有者进入世界市场、取得原料来源的相对自由的通道。”其次，“‘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第二个主导因素是英国海军的至高无上地位。由于同其他条件偶然交汇，英国海军可以对全球政治产生强大的和广泛的影响。英国的地理位置不与欧洲大陆海岸衔接，它所拥有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军基地遍及世界各地，使它可以控制欧洲大陆同外部世界的通道，并拒绝承认其欧洲对手的海外殖民地。英国拥有更进一步的优势使其能够以最小的代价保持全球的霸权和现状。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英国人能够以相对较少的舰只围困大陆；只是法国海军，更重要的是德国海军在19世纪后期的重新崛起，才威胁了英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欧洲大陆以外实际上没有敢于向英国挑战的国家，直至19世纪后期美国和日本成为重要的海军强国。随着这些挑战的海军强国的倔起，保持霸权对英国来说将成为沉重的负担。”第三，罗伯特·吉尔平同样看重经济、技术革命因素的重要性。“英国政府投资战略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运输方面和技术革命。陆地和海上的通讯和运输由于廉价钢铁的发明和海路运输中蒸汽机的运用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汽船减少了海运的实践、成本和风险，因而对经济关系以及军事力量的运用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使前所未有的全球规模的专业化和国际分工成为可能”。
进入工业资本时代，英国工业革命确立了其在未来必将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资本全球化运动的源头地位。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至19世纪3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陆续进入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从近代西班牙、英国到现代美国崛起并成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历史变动中，人们发现：与中世纪不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国家海权而非陆权的扩张是同步上升的。这是因为，海洋是地球体的‘血脉’，因而也是将国家力量投送到世界各地并将世界财富送返资本母国的最快捷的载体。于是，控制大海就成了控制世界财富的关键。”
油画：海神授予英国治海权。
海军占据优势，不仅能够确保海上交通线，还能够保持过去通过战争而确立的优势地位。要想拥有全球性的强国地位，海军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
美国学者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认为，16世纪以来，在为期约100年的每个长周期内都会出现一个海上霸权国，其存在对维持国际秩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他们将世界体系中的大国兴衰看作是“海权国”与“陆权国”之间的博弈。他们指出，在全球战争中，世界领导国率领的海洋联盟总是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大陆挑战者联盟。在他们看来，海军力量的大小是区别地区大国与世界大国的重要标尺。“海军占据优势，不仅能够确保海上交通线，还能够保持过去通过战争而确立的优势地位。要想拥有全球性的强国地位，海军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在过去的500年中，能够称得上世界大国的只有9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俄罗斯（苏联）、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至少曾经拥有世界战舰的10%。而其中，只有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能成为世界霸权国。因为它们曾拥有的战舰占（同时代）世界大国战舰总量的一半以上，或者其海军军费开支占世界海军开支的一半以上。而且这些海上霸权国都分别主导了各自时代的海军技术革新。
在发现大国兴衰与海军的密切关系后，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进一步指出：世界霸权国不仅都是世界海军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它们同时也是世界经济领先产业的主导国。例如，1430—1494年世界领先产业是黄金贸易，1494—1540年世界领先产业是印度香料贸易，而葡萄牙在这两个产业中都居主导地位。也就是说，通常一个长周期中的霸权国正是与其相对应的两个康氏长波中领先产业的主导者。由此可见：一个海权国家要成就世界霸权，不仅需要足够强大的海军，而且还必须是世界科技的创新国，必须主导世界经济的领先产业。
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以全盛时期的英国为例，指出“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出现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首先，英国主导建立和控制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其主导世界经济关系的能力对于英国霸权至关重要。他指出：“‘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强调一种开放和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它以自由贸易、非歧视性和平等待遇为基础，而不是以控制和支配殖民地为基础。在英国制海权的保护伞下，英国的贸易和投资拥有者进入世界市场、取得原料来源的相对自由的通道。”其次，“‘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第二个主导因素是英国海军的至高无上地位。由于同其他条件偶然交汇，英国海军可以对全球政治产生强大的和广泛的影响。英国的地理位置不与欧洲大陆海岸衔接，它所拥有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军基地遍及世界各地，使它可以控制欧洲大陆同外部世界的通道，并拒绝承认其欧洲对手的海外殖民地。英国拥有更进一步的优势使其能够以最小的代价保持全球的霸权和现状。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英国人能够以相对较少的舰只围困大陆；只是法国海军，更重要的是德国海军在19世纪后期的重新崛起，才威胁了英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欧洲大陆以外实际上没有敢于向英国挑战的国家，直至19世纪后期美国和日本成为重要的海军强国。随着这些挑战的海军强国的倔起，保持霸权对英国来说将成为沉重的负担。”第三，罗伯特·吉尔平同样看重经济、技术革命因素的重要性。“英国政府投资战略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运输方面和技术革命。陆地和海上的通讯和运输由于廉价钢铁的发明和海路运输中蒸汽机的运用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汽船减少了海运的实践、成本和风险，因而对经济关系以及军事力量的运用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使前所未有的全球规模的专业化和国际分工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