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崛起的中国人!!!(醒世直言）

<P>和平崛起的中国人!!!(醒世直言）</P>
<P>
</P>
<P>　　二十一世纪的序幕刚刚拉开，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但是，中国人是谁？
　　
　　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了日本人。日本人为了重构自己的国民性，不惜歪曲历史、生造或虚构历史，企图以此来改造国民的灵魂，塑造民族的神圣精神。这是日本人淡化侵略历史并否认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些在他们看来“禽兽化自己”的原因，也是他们不顾周边国家和人民的感情而在“靖国神社”供奉战犯的动机。尽管这种“神圣”在别人看来恐怖而无耻，并且遭到国内国际的惊恐和质疑；但是，这丝毫无损于他们对“理想自我”的认同决心。</P>
<P>
　　我们故且将“五四运动”以来生活在中国或更进一步说为中国而奋斗的人们称为新人类。整整一个世纪，新人类都在为如何将自己与华夏传统文明割裂开来而挣扎着，他们以“现代化”的名义拼命地西化自己，并为马克思取代孔子或凯恩斯及别的什么信仰代替了马克思而兴奋不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所有的舞台谢幕以后，孤独和困惑笼罩着新人类。我是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
<P>
　　新人类应当反省：当日本人企图通过美化过去使自己显得不那么难看时，为什么中国新人类却为远离母体文明而兴高采烈地丑化自己的出身？当中国的新人类们丧失了对母体的自信并选择西方时，为什么却又惧怕或憎恶日本人对历史所做出的选择？
　　美国人对美利坚文明的骄傲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故意淡忘了曾经有过贩卖黑奴及灭绝印第安人的历史；大英帝国子民们的自信是因为他们宁愿相信自己靠蒸汽机而非海盗起家，至于那场卑鄙的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他们压根就不愿再提；犹太人从未打算为自己的祖先集体出卖耶稣而忏悔，更没有听到他们中的哪一位因自己的民族做了几千年的亡国奴，又历经纳粹的侮辱屠杀而准备放弃传统文明，放弃再做犹太人；同样做过亡国奴的还有印度人，他们甚至因此丢失了自己的语言和那宝贵的哲学，他们内部的腐朽、上层的无能与愚蠢更是让印度人大吃苦头，然而，所有这一切也不足以让他们因为自己是印度人而感到耻辱。</P>
<P>可是，唯独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还在徘徊犹豫。在我们的印象中，中国人早被批倒批臭了，以致我们不得不用怀疑的神情问：中国人还存在吗？
　　如同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言：中国历史是一个镇压人、扭曲人的漫长过程.难道这是华夏历史的本来面目吗？
事实上，中国历史是秦汉以来帝国集权的产物。这说明被新人类所接受的历史也有剪裁和歪曲的嫌疑。
　　当我们考查那些决定新人类“自我”的历史文本时，发现它只将以儒术统治过“中原”的族群称为中国人，只将具有农业性格的统治手段和知识称为“中国文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经活跃一时并可能对华夏精神影响更大的女娲、伏羲、神农、蚩尤、犬戎、匈奴、突厥、靺鞨、鞑靼、西夏、金辽等等几乎都被视为主流中国的虚无传说甚或称为麻烦制造者，</P>
<P>所有那些波澜壮阔的游牧文明、惊心动魄的航海文明、由流动的商汤至晋徽商人开创的商业文明、以及散布在民间的杨朱个人主义哲学和世俗宗教等等，统统被排除在正统的历史文本之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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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至司马迁绝笔以后，中国历史的性质已由意识形态化的中原政治集团史取代了良知主宰下的华夏诸族个体成长史，历史的时间维度也同时从上万年缩小为三千年。</P>
<P>“五四”以后，在唯物主义和疑古主义的影响下，“中原”化了的中国历史以缺乏物证为由进一步矮化成秦汉以后二千二百年的时段（近几年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这种冒似科学的虚伪性），而这一时段正是华夏文明最黑暗的“中世纪”时代。再加上每一个新政权都有一种用“旧”社会的恶来证明新政权之善的倾向，使得整部中国历史越描越黑。</P>
<P>
当社会发展举步维艰，急需引用市场经济的时候，一个根本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因为它究竟姓资还是姓社而出现，直到邓小平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说出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时，十二亿官民才恍然大悟，感叹老邓的伟大！</P>
<P>实际上，这些官民未必真觉悟，因为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比如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等就又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卡住了。</P>
<P>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本人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大和民族的丑陋，塑造未来日本的国民性，而秦汉以后的“中国”人则着眼于证明统治地位的合法性、粉饰太平、掩盖集权下主体缺失的尴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史记》以后，我们很难再看到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人。你若看到，那肯定是些乱贼逆寇，其生命的价值不为主流社会所承认。在中国历史中，个人只有在国家或皇权的影子下才显出若有若无的形状来，譬如祖逖、岳飞等辈；个人的成功皆是意识形态胜利的佐证而已，譬如王阳明、曾国藩等辈。
　　自秦始皇开创“CHINA”二千二百年来，中国的国民性就是奴器之性。典型的事例就是一旦失去了集权统治，这些以“奴器”为质的“中国”人就会像乱了程序的机器一样失去控制，要么无所适从，要么“天下大乱”，直至新的征服者出现为止。久而久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深信，除了集权，治理中国别无他途。它成为中国特色。
　　秦汉初期，真正的中国“人”还未来得及被集权全部阉割，即使阉割，也还有些“人”在挣扎，如司马迁；所以，“文景之治”的和平崛起就显得稍具历史意义；然而，愈到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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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由集权支撑的一个个“崛起”总是引来无数野心家或强盗前来掠夺、瓜分。比如“贞观之治”引来血腥的改朝换代、“开元盛世”引来暴虐的安史之乱、以至“康乾盛世”引来了让全国一半以上人口死于判乱的太平天国运动。
　　事实上，由于主体的缺失，整个中华帝国的崛起已经注定了它被瓜分的命运。从1842年开始，这一命运果然降临了。首先，一直生存于帝国光环下的日本人像躲瘟病一样与中国拉开了距离；仅仅三十年后，当他们再次回来时，已经不是那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兄弟，而是比西方列强更凶残暴戾的一伙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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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新人类必须寻找另一条属“人”之路，它同样富有开拓进取性，却不攻击；它同样充满激烈的竞争，却不杀戮；它能展示人类的智慧和意志，却又不与自然相冲突；它更能推动物质文明的进步，却绝不将人本身也物质化。这条路不应当接自西方，而应当从华夏文明自身的历史中生成，它也许没有自由、尊严与权利等“字眼”，但是，它绝不会没有自由、尊严和权利等这些属“人”的涵义，否则，它就不能被称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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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这条路的关键是重新发现华夏文明的根本，重新发现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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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中国废墟曾由列强的铁蹄践其上，内战的炮火焚其前，革命的烈火毁其后，市场的海水淹其迹——直至今天，在这堆凌乱不堪的废墟上又要和平地崛起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当然，依旧没有中国“人”！
　　
　　事实上，今天的西方文明火种就是古老的希腊罗马文明被掩埋了上千年后于十六至十八世纪重新发现的。反观华夏文明在二千年前被秦帝国的颠覆和被毁灭并饱受蔑视的过程，与欧洲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态度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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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通过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成果挖掘出来，并给予发扬光大；而中国虽也有过所谓的“五四”启蒙与白话文运动，但是，结局却是对自己的彻底否定与对西方的全面投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
<P>
　　中国的和平崛起应当是以华夏文明的复兴为标志，其主体应当是真正的中国“人”，而非钢筋水泥垒成的高楼大厦和畸形的物质繁荣，否则，这种崛起充其量不过是西方文明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又一个胜利而已；</P>
<P>和平崛起的中国应当是自由个体的集合，是十三亿独立意志的崛起，而非乌合之众在集权的强力撮合下冒出的一颗虚肿头脑；同时，中国的和平崛起应当给人类文明带来新气象，这种新气象正可用以弥补西方文明之不足，而不是进一步加剧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类未来所构成的危险。坦率地说，我不相信一个“只见国家不见人”的怪物之崛起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福音，更何况它还是一个法律不振、缺乏诚信、权力私有、腐败肆虐、人权不保、自由难彰的国度。显然，由于中国“人”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和平崛起失去了它本该具有的崇高价值和伟大意义。</P>
<P>
　
　　
　　可悲的是，在现代社会，以国为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为国家自身走向强大的陷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苏联的崛起以集权为支撑，而美国至少在宪政上确保以人权为基础的崛起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一有权利，就会变得强大，以人的强大为主体的国家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这是苏联帝国以令人目瞪口呆的倒塌方式给我们上的新课。有人开始预言美国何时走向衰落，依笔者看，在人与国家的天平上，当美国的国家集权高过了美国“人”的自由权利之时，正是它走向衰退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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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新人类在中华帝国覆灭了八十年后，再次目睹了苏联帝国缺乏主体支撑的结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终于从中领悟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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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也无几个新人类意识到五十五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绝不是因为“理想”的感召，而是得益于它曾经敢于将本属于人的权利部分地归还于人（非“人民”）。虽然“放手发动群众”仍有牧民的味道，但是，它必</P>
<P>竟也是一种还权。遗憾的是，后来在否定“文革”对法治的破坏时，竟连导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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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战无不胜的“群众路线”也当洪水猛兽一并否定掉了，而该否定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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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依旧被沉淀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背景中保留下来。
　　
　　今天，我们有幸听到了中国的执政者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我们把这视为一个好的息信，它给新人类一个想象：中华民族终于从“以国家的独立和强大”为中心向“以人的独立和强大”为中心转变。毫无疑问，这才是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将彻底否定自管仲、墨子、商鞅和荀子以来关于“民弱国强、国强民弱”（见《商君书?弱民篇》）的“双输”式统治思维，以强民为强国之本的思想基础来构建“人与国”双赢的现代文明社会。如此，才能重铸中国未来民魂，才能补中国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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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二十一世纪的序幕刚刚拉开，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但是，中国人是谁？
　　
　　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了日本人。日本人为了重构自己的国民性，不惜歪曲历史、生造或虚构历史，企图以此来改造国民的灵魂，塑造民族的神圣精神。这是日本人淡化侵略历史并否认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些在他们看来“禽兽化自己”的原因，也是他们不顾周边国家和人民的感情而在“靖国神社”供奉战犯的动机。尽管这种“神圣”在别人看来恐怖而无耻，并且遭到国内国际的惊恐和质疑；但是，这丝毫无损于他们对“理想自我”的认同决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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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故且将“五四运动”以来生活在中国或更进一步说为中国而奋斗的人们称为新人类。整整一个世纪，新人类都在为如何将自己与华夏传统文明割裂开来而挣扎着，他们以“现代化”的名义拼命地西化自己，并为马克思取代孔子或凯恩斯及别的什么信仰代替了马克思而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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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的舞台谢幕以后，孤独和困惑笼罩着新人类。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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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类应当反省：当日本人企图通过美化过去使自己显得不那么难看时，为什么中国新人类却为远离母体文明而兴高采烈地丑化自己的出身？当中国的新人类们丧失了对母体的自信并选择西方时，为什么却又惧怕或憎恶日本人对历史所做出的选择？
　　美国人对美利坚文明的骄傲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故意淡忘了曾经有过贩卖黑奴及灭绝印第安人的历史；大英帝国子民们的自信是因为他们宁愿相信自己靠蒸汽机而非海盗起家，至于那场卑鄙的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他们压根就不愿再提；犹太人从未打算为自己的祖先集体出卖耶稣而忏悔，更没有听到他们中的哪一位因自己的民族做了几千年的亡国奴，又历经纳粹的侮辱屠杀而准备放弃传统文明，放弃再做犹太人；同样做过亡国奴的还有印度人，他们甚至因此丢失了自己的语言和那宝贵的哲学，他们内部的腐朽、上层的无能与愚蠢更是让印度人大吃苦头，然而，所有这一切也不足以让他们因为自己是印度人而感到耻辱。</P>
<P>可是，唯独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还在徘徊犹豫。在我们的印象中，中国人早被批倒批臭了，以致我们不得不用怀疑的神情问：中国人还存在吗？
　　如同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言：中国历史是一个镇压人、扭曲人的漫长过程.难道这是华夏历史的本来面目吗？
事实上，中国历史是秦汉以来帝国集权的产物。这说明被新人类所接受的历史也有剪裁和歪曲的嫌疑。
　　当我们考查那些决定新人类“自我”的历史文本时，发现它只将以儒术统治过“中原”的族群称为中国人，只将具有农业性格的统治手段和知识称为“中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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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活跃一时并可能对华夏精神影响更大的女娲、伏羲、神农、蚩尤、犬戎、匈奴、突厥、靺鞨、鞑靼、西夏、金辽等等几乎都被视为主流中国的虚无传说甚或称为麻烦制造者，</P>
<P>所有那些波澜壮阔的游牧文明、惊心动魄的航海文明、由流动的商汤至晋徽商人开创的商业文明、以及散布在民间的杨朱个人主义哲学和世俗宗教等等，统统被排除在正统的历史文本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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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至司马迁绝笔以后，中国历史的性质已由意识形态化的中原政治集团史取代了良知主宰下的华夏诸族个体成长史，历史的时间维度也同时从上万年缩小为三千年。</P>
<P>“五四”以后，在唯物主义和疑古主义的影响下，“中原”化了的中国历史以缺乏物证为由进一步矮化成秦汉以后二千二百年的时段（近几年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这种冒似科学的虚伪性），而这一时段正是华夏文明最黑暗的“中世纪”时代。再加上每一个新政权都有一种用“旧”社会的恶来证明新政权之善的倾向，使得整部中国历史越描越黑。</P>
<P>
当社会发展举步维艰，急需引用市场经济的时候，一个根本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因为它究竟姓资还是姓社而出现，直到邓小平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说出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时，十二亿官民才恍然大悟，感叹老邓的伟大！</P>
<P>实际上，这些官民未必真觉悟，因为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比如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等就又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卡住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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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大和民族的丑陋，塑造未来日本的国民性，而秦汉以后的“中国”人则着眼于证明统治地位的合法性、粉饰太平、掩盖集权下主体缺失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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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以后，我们很难再看到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人。你若看到，那肯定是些乱贼逆寇，其生命的价值不为主流社会所承认。在中国历史中，个人只有在国家或皇权的影子下才显出若有若无的形状来，譬如祖逖、岳飞等辈；个人的成功皆是意识形态胜利的佐证而已，譬如王阳明、曾国藩等辈。
　　自秦始皇开创“CHINA”二千二百年来，中国的国民性就是奴器之性。典型的事例就是一旦失去了集权统治，这些以“奴器”为质的“中国”人就会像乱了程序的机器一样失去控制，要么无所适从，要么“天下大乱”，直至新的征服者出现为止。久而久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深信，除了集权，治理中国别无他途。它成为中国特色。
　　秦汉初期，真正的中国“人”还未来得及被集权全部阉割，即使阉割，也还有些“人”在挣扎，如司马迁；所以，“文景之治”的和平崛起就显得稍具历史意义；然而，愈到后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那些由集权支撑的一个个“崛起”总是引来无数野心家或强盗前来掠夺、瓜分。比如“贞观之治”引来血腥的改朝换代、“开元盛世”引来暴虐的安史之乱、以至“康乾盛世”引来了让全国一半以上人口死于判乱的太平天国运动。
　　事实上，由于主体的缺失，整个中华帝国的崛起已经注定了它被瓜分的命运。从1842年开始，这一命运果然降临了。首先，一直生存于帝国光环下的日本人像躲瘟病一样与中国拉开了距离；仅仅三十年后，当他们再次回来时，已经不是那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兄弟，而是比西方列强更凶残暴戾的一伙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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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新人类必须寻找另一条属“人”之路，它同样富有开拓进取性，却不攻击；它同样充满激烈的竞争，却不杀戮；它能展示人类的智慧和意志，却又不与自然相冲突；它更能推动物质文明的进步，却绝不将人本身也物质化。这条路不应当接自西方，而应当从华夏文明自身的历史中生成，它也许没有自由、尊严与权利等“字眼”，但是，它绝不会没有自由、尊严和权利等这些属“人”的涵义，否则，它就不能被称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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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这条路的关键是重新发现华夏文明的根本，重新发现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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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废墟曾由列强的铁蹄践其上，内战的炮火焚其前，革命的烈火毁其后，市场的海水淹其迹——直至今天，在这堆凌乱不堪的废墟上又要和平地崛起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当然，依旧没有中国“人”！
　　
　　事实上，今天的西方文明火种就是古老的希腊罗马文明被掩埋了上千年后于十六至十八世纪重新发现的。反观华夏文明在二千年前被秦帝国的颠覆和被毁灭并饱受蔑视的过程，与欧洲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态度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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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通过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成果挖掘出来，并给予发扬光大；而中国虽也有过所谓的“五四”启蒙与白话文运动，但是，结局却是对自己的彻底否定与对西方的全面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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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和平崛起应当是以华夏文明的复兴为标志，其主体应当是真正的中国“人”，而非钢筋水泥垒成的高楼大厦和畸形的物质繁荣，否则，这种崛起充其量不过是西方文明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又一个胜利而已；</P>
<P>和平崛起的中国应当是自由个体的集合，是十三亿独立意志的崛起，而非乌合之众在集权的强力撮合下冒出的一颗虚肿头脑；同时，中国的和平崛起应当给人类文明带来新气象，这种新气象正可用以弥补西方文明之不足，而不是进一步加剧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类未来所构成的危险。坦率地说，我不相信一个“只见国家不见人”的怪物之崛起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福音，更何况它还是一个法律不振、缺乏诚信、权力私有、腐败肆虐、人权不保、自由难彰的国度。显然，由于中国“人”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和平崛起失去了它本该具有的崇高价值和伟大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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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悲的是，在现代社会，以国为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为国家自身走向强大的陷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苏联的崛起以集权为支撑，而美国至少在宪政上确保以人权为基础的崛起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一有权利，就会变得强大，以人的强大为主体的国家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这是苏联帝国以令人目瞪口呆的倒塌方式给我们上的新课。有人开始预言美国何时走向衰落，依笔者看，在人与国家的天平上，当美国的国家集权高过了美国“人”的自由权利之时，正是它走向衰退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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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新人类在中华帝国覆灭了八十年后，再次目睹了苏联帝国缺乏主体支撑的结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终于从中领悟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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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也无几个新人类意识到五十五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绝不是因为“理想”的感召，而是得益于它曾经敢于将本属于人的权利部分地归还于人（非“人民”）。虽然“放手发动群众”仍有牧民的味道，但是，它必</P>
<P>竟也是一种还权。遗憾的是，后来在否定“文革”对法治的破坏时，竟连导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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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战无不胜的“群众路线”也当洪水猛兽一并否定掉了，而该否定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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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有幸听到了中国的执政者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我们把这视为一个好的息信，它给新人类一个想象：中华民族终于从“以国家的独立和强大”为中心向“以人的独立和强大”为中心转变。毫无疑问，这才是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将彻底否定自管仲、墨子、商鞅和荀子以来关于“民弱国强、国强民弱”（见《商君书?弱民篇》）的“双输”式统治思维，以强民为强国之本的思想基础来构建“人与国”双赢的现代文明社会。如此，才能重铸中国未来民魂，才能补中国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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