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淫强身，意淫强国---大清

1873年度事件：各国公使以鞠躬礼觐见同治皇帝
外国使节采用何种礼节觐见中国皇帝，自乾隆时代开始，始终是中外关系上的一个死结，西方外交要求平等，天朝体制讲究藩属，围绕着“跪与不跪”，引发了多次外交冲突。清廷的态度，则由乾隆式的强硬，到咸丰式的回避，最后演变成了慈禧式的能拖则拖——同治皇帝未成年，太后是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成了将各国公使挡在紫禁城外的最后防线。



1872年10月，同治皇帝终于大婚，典礼极度隆重，各国在京使节以为必将受邀观礼。岂料，他们非但没有接到请柬，还被总理衙门派人“告知”：各国公使在“良辰之日”，最好不要出门，同时约束本国在京民众也不要出门。



1873年2月23日，同治皇帝宣布亲政。英、俄、德、美、法五国公使于次日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皇帝。清廷再无退路，不得不接受“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的现实。

乾隆时代：按朝贡格式，擅改他国外交文书


中国传统王朝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其政治学说的核心是“礼治”。清朝自关外入主中原，对“礼治”传统的继承，成了其统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自然，在礼仪方面的“刚性”也就较前代更强，可供回旋的余地更小。



对清朝礼治传统的挑战，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C．MaCartney)来华。朝贡体系下，清廷自视为“天下共主”，马戛尔尼们所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下贸易条件的改善。调和这一矛盾的重任，落在了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身上。



礼部的办法是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擅自篡改人家的外交文书。


譬如，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培林爵士致函乾隆皇帝，为马戛尔尼访华作准备。原文是这样的：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伸祝敬，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非常遗憾。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交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代表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



礼部的大人们修改后呈递给乾隆皇帝的版本则成了这样：



“闻得天朝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国的人来广州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举辅国大臣吗嘎尔尼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



马戛尔尼转递的英王给乾隆皇帝的信函，也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原文开头是：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



修改后给乾隆皇帝阅读的版本则是：



“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英吉利国大红毛及佛部西依拜尔呢雅国海主，恭维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地方， 连外国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 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交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 造了多少大船， 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



文书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意思乱改，反正“夷人”也看不懂；但真到了需要“夷人们”三跪九叩中国皇帝的关头，却总不免露出马脚。但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英国档案记载，马戛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中国皇帝；中方文献却堂皇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嘉庆皇帝则不像他父亲那般满足于文字游戏，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他就在阿美士德申请谒见的文书上写满了“所言甚属欺诳”、“支吾可恶”一类的词句，然后把他们赶出了中国。



咸丰时代：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


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



基于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本来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礼仪觐见清朝皇帝，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但各国使节们很快发现，付诸实施却成了大问题。



直到1858年《天津条约》签字之际，咸丰皇帝还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他担心的是：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颜面尽失，将“何以为天下共主”？


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皇帝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称：



“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米(美)、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谈判失败。英法联军迅速兵临北京城下，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匆忙逃往热河，将残局留给了恭亲王奕訢。然后是签订新的《北京条约》，联军收获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但仍然撼不动咸丰皇帝对跪拜礼仪的坚持，只好暂时放弃。



远避热河的咸丰皇帝伤心欲碎——“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他不愿意返回北京，因为“夷人”仅仅是暂时退去，他们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并想谒见自己亲递国书的念头还没有打消。他在诏书里疾言厉色：“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



此年12月，恭亲王从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坚持入觐的保证。但咸丰仍心存疑虑，不愿回京。次年8月，咸丰病死于热河，终于实践完成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



此种情形下，英国政府也只好做出退让，决定不再坚持入觐问题。英国外相于1861年1月9日训令英国驻华公使，命其不要再要求向中国皇帝亲呈国书，只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余各国也采取了和英国相同的处理方式。



同治亲政：六国使节以平等礼仪觐见


咸丰死后，同治皇帝年幼和太后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就成了清廷长期拒绝外使入觐最得力的理由。期间发生过美国人蒲安臣代表中国出使西方各国，以西方外交礼仪拜见各国元首之事，各国公使借此契机要求入觐中国皇帝，亦被清廷以皇帝年幼为由拒绝。



同治皇帝的成年和亲政，遂成了各国公使寄望之所在。



1873年2月23日，年满十八岁的同治帝正式亲政。第二天，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即联合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觐见同治帝，递交国书。


拖无可拖，拒绝的理由已不复存在。总理衙门只能约定3月11日与五国公使会谈。谈判中，围绕着亲递国书的觐礼问题，双方舌战不下，据《筹办夷务始末》记载，双方的具体辩论过程如下：



“彼谓条约中有碍于国体之礼，为不可行；则告以碍于中国国体，亦不可行。彼谓条约允以优待；则告以中国相待，能优于礼之中，不能优于礼之外。彼谓唯跪拜之礼，有碍国体者不能行，此外均可商酌；则告以唯跪拜之礼，最关中国国体，首先议定，此外始可从容拟议。加以譬晓百端，反复辩诘，几于舌敝唇焦。”



面对面的舌战未能达成一致，随后又展开了长时间的公文往来战。各国公使坚持：觐见一事，《天津条约》早有约定，清廷也已允诺皇帝亲政后履行；公使觐见在西方各国已是惯例，汉译的《万国公法》里也有详细记载，不存在理解难度；觐见礼仪应按照各国通行的方式，各国平等，并非藩属，不能强求行跪拜之礼。



清廷方面则坚持：《天津条约》里还有“自行举办”的规定，你们不能催逼我们；中国优待各国大臣，只能用本国固有的礼仪来优待，不能用中国没有的礼仪来优待；中国使臣出使各国都入乡随俗采用你们的礼仪，你们来中国也该入乡随俗；觐而不跪，不符合中国政治体制，中国不能答应。



辩论往返长达三个月之久。不限于中外双方，大批的官员和士大夫也卷入其中。至5月15日，争论终于告一段落，双方达成协议：



1、五国公使觐见时不行跪拜之礼，作为让步，公使们特将觐见本国君主的三鞠躬之礼改为五鞠躬。



2、不举行觐见大典，只允许带有本国国书，初次驻使中国者参加觐见，呈递国书。以后也不能随时要求觐见。



1873年6月29日，英、法、俄、美、荷五国公使和日本大使，共六国使节在紫光阁以西礼觐见同治帝。西方各国使节终于如愿以偿首次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站到了清朝皇帝的面前，此时，距离马戛尔尼使华，已过去了整整80年。



结语：紫光阁里“礼崩乐坏”，士大夫们“意淫强国”



1873年六国使节以平等礼仪觐见同治皇帝，是晚清转型过程中极关键的历史事件，是传统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节点。但时人的理解，却将此事与“礼崩乐坏”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对丧失立国之道的恐惧感与被迫做出改变的屈辱感交汇在一起，最终导致本该详细记载朝廷政务大事的《清实录》和详细记载皇帝每天重要活动的《起居注》，都不愿意详细记述此事。



对这场前后绵延了近百年的外交角力的结果，《清穆宗实录》里只有一句话：



“六月壬子，日本使臣副岛种臣、俄罗斯国使臣倭良嘎理、美利坚国使臣镂斐迪、英吉利国使臣威妥玛、法兰西使臣热福理、和兰使臣费果逊(荪)，于紫光阁前瞻觐。”



《起居注》更为简略：



“六月壬子，上御紫光阁升座，各国使臣暨翻译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



参加接待觐见使臣的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在自订年谱中留下了许多关于这次觐见的信息，但对最为重要的觐见礼仪，却有意一笔带过。这种一笔带过的背后，显然蕴含着某种难以启齿的羞辱之情。



避而不谈尚算客观。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对此事的反应已可以用抓狂来形容。他在《越缦堂国事日记·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条下如此记载：



“六月初五日。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首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



意淫强国，此之谓也。1873年度事件：各国公使以鞠躬礼觐见同治皇帝
外国使节采用何种礼节觐见中国皇帝，自乾隆时代开始，始终是中外关系上的一个死结，西方外交要求平等，天朝体制讲究藩属，围绕着“跪与不跪”，引发了多次外交冲突。清廷的态度，则由乾隆式的强硬，到咸丰式的回避，最后演变成了慈禧式的能拖则拖——同治皇帝未成年，太后是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成了将各国公使挡在紫禁城外的最后防线。



1872年10月，同治皇帝终于大婚，典礼极度隆重，各国在京使节以为必将受邀观礼。岂料，他们非但没有接到请柬，还被总理衙门派人“告知”：各国公使在“良辰之日”，最好不要出门，同时约束本国在京民众也不要出门。



1873年2月23日，同治皇帝宣布亲政。英、俄、德、美、法五国公使于次日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皇帝。清廷再无退路，不得不接受“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的现实。

乾隆时代：按朝贡格式，擅改他国外交文书


中国传统王朝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其政治学说的核心是“礼治”。清朝自关外入主中原，对“礼治”传统的继承，成了其统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自然，在礼仪方面的“刚性”也就较前代更强，可供回旋的余地更小。



对清朝礼治传统的挑战，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C．MaCartney)来华。朝贡体系下，清廷自视为“天下共主”，马戛尔尼们所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下贸易条件的改善。调和这一矛盾的重任，落在了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身上。



礼部的办法是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擅自篡改人家的外交文书。


譬如，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培林爵士致函乾隆皇帝，为马戛尔尼访华作准备。原文是这样的：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伸祝敬，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非常遗憾。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交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代表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



礼部的大人们修改后呈递给乾隆皇帝的版本则成了这样：



“闻得天朝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国的人来广州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举辅国大臣吗嘎尔尼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



马戛尔尼转递的英王给乾隆皇帝的信函，也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原文开头是：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



修改后给乾隆皇帝阅读的版本则是：



“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英吉利国大红毛及佛部西依拜尔呢雅国海主，恭维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地方， 连外国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 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交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 造了多少大船， 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



文书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意思乱改，反正“夷人”也看不懂；但真到了需要“夷人们”三跪九叩中国皇帝的关头，却总不免露出马脚。但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英国档案记载，马戛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中国皇帝；中方文献却堂皇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嘉庆皇帝则不像他父亲那般满足于文字游戏，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他就在阿美士德申请谒见的文书上写满了“所言甚属欺诳”、“支吾可恶”一类的词句，然后把他们赶出了中国。



咸丰时代：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


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



基于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本来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礼仪觐见清朝皇帝，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但各国使节们很快发现，付诸实施却成了大问题。



直到1858年《天津条约》签字之际，咸丰皇帝还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他担心的是：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颜面尽失，将“何以为天下共主”？


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皇帝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称：



“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米(美)、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谈判失败。英法联军迅速兵临北京城下，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匆忙逃往热河，将残局留给了恭亲王奕訢。然后是签订新的《北京条约》，联军收获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但仍然撼不动咸丰皇帝对跪拜礼仪的坚持，只好暂时放弃。



远避热河的咸丰皇帝伤心欲碎——“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他不愿意返回北京，因为“夷人”仅仅是暂时退去，他们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并想谒见自己亲递国书的念头还没有打消。他在诏书里疾言厉色：“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



此年12月，恭亲王从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坚持入觐的保证。但咸丰仍心存疑虑，不愿回京。次年8月，咸丰病死于热河，终于实践完成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



此种情形下，英国政府也只好做出退让，决定不再坚持入觐问题。英国外相于1861年1月9日训令英国驻华公使，命其不要再要求向中国皇帝亲呈国书，只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余各国也采取了和英国相同的处理方式。



同治亲政：六国使节以平等礼仪觐见


咸丰死后，同治皇帝年幼和太后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就成了清廷长期拒绝外使入觐最得力的理由。期间发生过美国人蒲安臣代表中国出使西方各国，以西方外交礼仪拜见各国元首之事，各国公使借此契机要求入觐中国皇帝，亦被清廷以皇帝年幼为由拒绝。



同治皇帝的成年和亲政，遂成了各国公使寄望之所在。



1873年2月23日，年满十八岁的同治帝正式亲政。第二天，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即联合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觐见同治帝，递交国书。


拖无可拖，拒绝的理由已不复存在。总理衙门只能约定3月11日与五国公使会谈。谈判中，围绕着亲递国书的觐礼问题，双方舌战不下，据《筹办夷务始末》记载，双方的具体辩论过程如下：



“彼谓条约中有碍于国体之礼，为不可行；则告以碍于中国国体，亦不可行。彼谓条约允以优待；则告以中国相待，能优于礼之中，不能优于礼之外。彼谓唯跪拜之礼，有碍国体者不能行，此外均可商酌；则告以唯跪拜之礼，最关中国国体，首先议定，此外始可从容拟议。加以譬晓百端，反复辩诘，几于舌敝唇焦。”



面对面的舌战未能达成一致，随后又展开了长时间的公文往来战。各国公使坚持：觐见一事，《天津条约》早有约定，清廷也已允诺皇帝亲政后履行；公使觐见在西方各国已是惯例，汉译的《万国公法》里也有详细记载，不存在理解难度；觐见礼仪应按照各国通行的方式，各国平等，并非藩属，不能强求行跪拜之礼。



清廷方面则坚持：《天津条约》里还有“自行举办”的规定，你们不能催逼我们；中国优待各国大臣，只能用本国固有的礼仪来优待，不能用中国没有的礼仪来优待；中国使臣出使各国都入乡随俗采用你们的礼仪，你们来中国也该入乡随俗；觐而不跪，不符合中国政治体制，中国不能答应。



辩论往返长达三个月之久。不限于中外双方，大批的官员和士大夫也卷入其中。至5月15日，争论终于告一段落，双方达成协议：



1、五国公使觐见时不行跪拜之礼，作为让步，公使们特将觐见本国君主的三鞠躬之礼改为五鞠躬。



2、不举行觐见大典，只允许带有本国国书，初次驻使中国者参加觐见，呈递国书。以后也不能随时要求觐见。



1873年6月29日，英、法、俄、美、荷五国公使和日本大使，共六国使节在紫光阁以西礼觐见同治帝。西方各国使节终于如愿以偿首次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站到了清朝皇帝的面前，此时，距离马戛尔尼使华，已过去了整整80年。



结语：紫光阁里“礼崩乐坏”，士大夫们“意淫强国”



1873年六国使节以平等礼仪觐见同治皇帝，是晚清转型过程中极关键的历史事件，是传统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节点。但时人的理解，却将此事与“礼崩乐坏”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对丧失立国之道的恐惧感与被迫做出改变的屈辱感交汇在一起，最终导致本该详细记载朝廷政务大事的《清实录》和详细记载皇帝每天重要活动的《起居注》，都不愿意详细记述此事。



对这场前后绵延了近百年的外交角力的结果，《清穆宗实录》里只有一句话：



“六月壬子，日本使臣副岛种臣、俄罗斯国使臣倭良嘎理、美利坚国使臣镂斐迪、英吉利国使臣威妥玛、法兰西使臣热福理、和兰使臣费果逊(荪)，于紫光阁前瞻觐。”



《起居注》更为简略：



“六月壬子，上御紫光阁升座，各国使臣暨翻译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



参加接待觐见使臣的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在自订年谱中留下了许多关于这次觐见的信息，但对最为重要的觐见礼仪，却有意一笔带过。这种一笔带过的背后，显然蕴含着某种难以启齿的羞辱之情。



避而不谈尚算客观。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对此事的反应已可以用抓狂来形容。他在《越缦堂国事日记·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条下如此记载：



“六月初五日。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首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



意淫强国，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