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武汉拆迁户进京自首被拘 警方不允许见家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5: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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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拆迁户进京自首被拘 警方不允许见家属(图)
http://www.rednet.cn 2010/12/6 13:35:03 红网 字体: 【大 中 小】
第1页：武汉拆迁户进京自首被拘 警方不允许见家属(图)第2页：武汉拆迁户进京自首被拘 警方不允许见家属(图)
童贻鸿
羊城晚报记者鲁钇山 实习生陈文宇
他，身陷拆迁困局 被指投砖伤人
只身赴京自首 到底所为哪般
童贻鸿
进京自首 扬汤止沸？
他曾带着一家20多口人经营房屋出租，生意兴隆。在他的主导下，家庭内部实现了“股份制”，大人小孩每人一股。
生活本来很平静，直到拆迁人员来到他家的宅院。
被强行拆掉半边楼房之后，他和自家兄弟开始轮流值班“保卫家园”。某天在他当班时，数十人开着机器前来拆房。他投下了砖头，次日有人告诉他：砖头伤了人。随后，他思考再三，只身赴北京“自首”。童贻鸿进京“自首”引发关注，焦点在于公民对执法者的信任危机
童贻鸿，武汉洪山区土库村村民。目前，他已经被武汉警方带回并刑事拘留。11月23日，妻子给他送去了过冬的衣服，但没能见到其人。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童贻鸿的众多亲友和相关人员，努力还原这桩拆迁事件的本来面目……
童家地理位置极佳，出租生意十分红火……
童贻鸿胆子很小，但很讲道理，也很替别人着想
生计
童贻鸿小时候家里很穷，生活艰难，兄弟姊妹7人糊口都成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家还欠了生产队口粮钱970多元。同村人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们家9口人住在一间百多平方米的土砖房里，生活拮据。改革开放后，童贻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国有有机硅工厂做技术工作近10年，勤恳敬业。他的兄弟姐妹们有的摆地摊卖杂货，有的摆书摊卖书，日子渐渐好起来。“书摊的生意主要针对学生，每逢星期六日，学生都围得水泄不通，生意很红火”，童贻鸿的哥哥童贻钧现在北京工作，他至今仍记得家里最初的主要“财源”。
一家人有了一定积蓄后，大家觉得投资盖房然后出租是个好办法，而且这样全家人也可以住在一起。于是，童贻鸿和兄弟姐妹们纷纷拿出所有积蓄，又向亲朋借了不少，准备建楼。“1994年，开始建第一栋3层楼，后来又在2000年和2001年陆续建了第二、三栋，各7层楼，三栋楼共计3000多平方米。”童贻钧说。为称呼方便，童贻鸿提议将楼分为北楼、南楼和中楼，其中中楼是3层那栋。童贻鸿一家住在北楼4楼一个3室1厅的套间里。
房屋建成后，大家一致推举童贻鸿负责管理工作。1995年，童贻鸿成了家族企业实际的“总经理”。由于房子的东面是华中科技大学，西面和北面是中国地质大学，距离西南面的中国光谷中心广场也只有500米，地理位置极佳，出租生意十分红火。“大都是季租或年租，很少有月租，租客大都是考研的学生，素质高、很好管理。”童贻鸿的弟弟童贻勇说。
据童家人讲述，童贻鸿平常胆子很小，但是很讲道理，也很替别人着想———“前年暑假的时候，有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暂时没找到工作，家里又很穷，没地方住，童贻鸿就让他在南楼住了一个暑假，伙食都由童家负责……”
拆迁方对童家实施断水、断电、断网……
挖井、发电，童家兄弟轮流“保院”
拆迁
传出“拆迁”消息，是在2009年11月。据童贻勇介绍，12月就开始有人到村里宣讲。负责拆迁工作的是“信诺公司”，“但实际负责拆迁工作的人都是些身份不明的人”。这些人到家里来“谈房子”，言语上却有这样的暗示：有村民的小孩在上学路上不小心“挤”断了腿；有人在上班路上被人用棍子袭击等等……
童贻鸿和家人经过讨论决定，不管对方想怎样，他们家始要坚持一个原则———保证他们的资产不缩水，收入水平不降低，拆迁以后要在原地区提供同等面积的房子以便继续经营。双方一直谈不拢。
童贻勇说，从今年3月8日开始，拆迁方就对童家实施断水、断电、断网。为此，在童贻鸿的带领下，童家在家门口挖了一口井，买来发电机，艰难维持生活。4月8日，拆迁方没有事先通知，“老六童贻义还在楼里，就动用机器强拆童家南楼的楼梯，童贻义后来只得用绳子爬下来”。这期间，中楼的屋面也被推掉了，不能住人。为此童贻鸿发大为光火。从这时起，童家四兄弟每人每天轮流值班6小时，守着房子。
今年4月12日、4月15日，分别有人上门谈判，未果。5月17日，信诺公司开始和童家展开正式谈判，并提出按《2003年武汉市房屋拆迁标准》进行补偿。对此，童贻鸿表示，国务院曾发文要求各地根据市场变化两到三年调整一次补偿标准，按照2003年的标准补偿，童家人不能接受。
此间，武汉洪山区规划分局拆迁科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曾就童家的拆迁问题专门举行听证会。会上童贻鸿提出，他们不是钉子户。他们一家人通过自筹资金，经营自用房，解决了就业问题。如果这次拆迁过后资产缩水，生活必然受到影响，那才是给社会给政府增加负担……
对当地警方失去信任……“拆迁的人就是想逼童家兄弟采取过激手段导致严重后果，以便他们抓人”
自首
据童贻勇回忆，当日下午，“有大约三四十人开着机器准备要推倒我们的房子”。当时正好是童贻鸿“值班”。他们一家4口人都在家。童贻鸿见状，担心家人受到伤害，就往下面投掷砖头，以示警告。11月19日，童贻鸿就被通知到派出所做笔录，原因是他扔砖头打伤了人。其后，童贻鸿乘飞机赴北京向警方“自首”。再后来，童贻鸿被接回武汉，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
童贻勇认为，拆迁的人就是想逼童家兄弟采取过激手段导致严重后果，以便他们抓人。他说，有知情人曾告诉他们，拆迁的人就是想把他们四兄弟都抓到派出所去做笔录，家里没人时，就可以把房子拆了。童贻勇说，还曾有负责拆迁的人亲口对他说：“小童啊，等房子拆了，你以后哭都哭不出来。”童贻鸿去北京“自首”，就是因为对当地警方和政府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了。
童贻鸿一家，除夫妻二人外，还有一对17岁的龙凤胎。女儿在上高中，但儿子却是深度脑瘫，手脚不能动。平常上厕所、吃饭、喝水都要人帮忙。夫妻二人一边经营房子出租生意，一边照顾孩子。现在只有妻子一人，儿子1.6米的个子根本抱不动，照顾起居相当困难。
11月23日，童贻鸿妻子拿到了拘留通知书。但具体日期没写，她找办案民警填上了日期。童贻鸿的妻子目前唯一担心的是童贻鸿在看守所里的生活。“当时有人告诉我，拿这个通知书就可以见到童贻鸿。但当我准备往看守所送衣服时，却被告知案件侦办期间不允许见面”。她也是读书人，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事，不知如何是好，思前想后之于，常常掩面而泣……
当地警方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表示，案件正在办理中，不便透露详情。
悟语
“自首”也是“维权创举”
与耳熟能详的“进京上访”不同，这次人们关注的是一位“进京自首”的拆迁户。
童贻鸿进京，是因为对当地“警方和政府失去信心”，这是普遍逻辑，好理解；童贻鸿为啥要自首，是因为自觉有罪，还是另有企图？这就很复杂了。
遇到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动辄上京这种方式究竟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其实也是个大问号。这种行为，并不值得提倡。而且大多数时候也不及想象中的作用大。童贻鸿的个案显示：人们一般只是对具体的办事部门或人员“失去信心”，并不是对国家和法制失去信心。否则也就没有赴京寻求解药的必要。童贻鸿的“自首”，更是说明他渴望事件回到法制的轨道，以一种公平透明合法的方式加以澄清和解决。这种方式被很多人称为“维权创举”，甚至值得鼓励。
但当地警方的刑拘决定，似乎否定了这是一种“维权”行动。
童贻鸿有没有真的用砖头伤人，仍需等待警方的调查结论。我们只能通过其家人的表述，大致揣摩事件真相———童家兄弟对童贻鸿有一个共同的评价：胆小。但家人都佩服他，因为他有才能，且凡事都讲一个“理”字。如此胆小又讲理的人，却涉嫌一种需要胆量、且不讲理的罪名———寻衅滋事，奇怪；扔砖次日，才“有人受伤”，也很奇怪。尽管这都只是童家人的一面之词，未必是全面的事实，但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童贻鸿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实际上陷入了一种矛盾和怪圈———选择相信法律、依靠法律，却又不信任具体执法者，这可能是很多面临同样问题人们的集体困惑。
如果自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都像童贻鸿这样，仍然希望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简单地上访，这将对公民社会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信心，需要具体执法者悉心爱护。
这，似乎也是当下的一种“矛盾”。
[稿源：羊城晚报]
[作者：鲁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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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贻鸿
羊城晚报记者鲁钇山 实习生陈文宇
他，身陷拆迁困局 被指投砖伤人
只身赴京自首 到底所为哪般
童贻鸿
进京自首 扬汤止沸？
他曾带着一家20多口人经营房屋出租，生意兴隆。在他的主导下，家庭内部实现了“股份制”，大人小孩每人一股。
生活本来很平静，直到拆迁人员来到他家的宅院。
被强行拆掉半边楼房之后，他和自家兄弟开始轮流值班“保卫家园”。某天在他当班时，数十人开着机器前来拆房。他投下了砖头，次日有人告诉他：砖头伤了人。随后，他思考再三，只身赴北京“自首”。童贻鸿进京“自首”引发关注，焦点在于公民对执法者的信任危机
童贻鸿，武汉洪山区土库村村民。目前，他已经被武汉警方带回并刑事拘留。11月23日，妻子给他送去了过冬的衣服，但没能见到其人。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童贻鸿的众多亲友和相关人员，努力还原这桩拆迁事件的本来面目……
童家地理位置极佳，出租生意十分红火……
童贻鸿胆子很小，但很讲道理，也很替别人着想
生计
童贻鸿小时候家里很穷，生活艰难，兄弟姊妹7人糊口都成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家还欠了生产队口粮钱970多元。同村人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们家9口人住在一间百多平方米的土砖房里，生活拮据。改革开放后，童贻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国有有机硅工厂做技术工作近10年，勤恳敬业。他的兄弟姐妹们有的摆地摊卖杂货，有的摆书摊卖书，日子渐渐好起来。“书摊的生意主要针对学生，每逢星期六日，学生都围得水泄不通，生意很红火”，童贻鸿的哥哥童贻钧现在北京工作，他至今仍记得家里最初的主要“财源”。
一家人有了一定积蓄后，大家觉得投资盖房然后出租是个好办法，而且这样全家人也可以住在一起。于是，童贻鸿和兄弟姐妹们纷纷拿出所有积蓄，又向亲朋借了不少，准备建楼。“1994年，开始建第一栋3层楼，后来又在2000年和2001年陆续建了第二、三栋，各7层楼，三栋楼共计3000多平方米。”童贻钧说。为称呼方便，童贻鸿提议将楼分为北楼、南楼和中楼，其中中楼是3层那栋。童贻鸿一家住在北楼4楼一个3室1厅的套间里。
房屋建成后，大家一致推举童贻鸿负责管理工作。1995年，童贻鸿成了家族企业实际的“总经理”。由于房子的东面是华中科技大学，西面和北面是中国地质大学，距离西南面的中国光谷中心广场也只有500米，地理位置极佳，出租生意十分红火。“大都是季租或年租，很少有月租，租客大都是考研的学生，素质高、很好管理。”童贻鸿的弟弟童贻勇说。
据童家人讲述，童贻鸿平常胆子很小，但是很讲道理，也很替别人着想———“前年暑假的时候，有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暂时没找到工作，家里又很穷，没地方住，童贻鸿就让他在南楼住了一个暑假，伙食都由童家负责……”
拆迁方对童家实施断水、断电、断网……
挖井、发电，童家兄弟轮流“保院”
拆迁
传出“拆迁”消息，是在2009年11月。据童贻勇介绍，12月就开始有人到村里宣讲。负责拆迁工作的是“信诺公司”，“但实际负责拆迁工作的人都是些身份不明的人”。这些人到家里来“谈房子”，言语上却有这样的暗示：有村民的小孩在上学路上不小心“挤”断了腿；有人在上班路上被人用棍子袭击等等……
童贻鸿和家人经过讨论决定，不管对方想怎样，他们家始要坚持一个原则———保证他们的资产不缩水，收入水平不降低，拆迁以后要在原地区提供同等面积的房子以便继续经营。双方一直谈不拢。
童贻勇说，从今年3月8日开始，拆迁方就对童家实施断水、断电、断网。为此，在童贻鸿的带领下，童家在家门口挖了一口井，买来发电机，艰难维持生活。4月8日，拆迁方没有事先通知，“老六童贻义还在楼里，就动用机器强拆童家南楼的楼梯，童贻义后来只得用绳子爬下来”。这期间，中楼的屋面也被推掉了，不能住人。为此童贻鸿发大为光火。从这时起，童家四兄弟每人每天轮流值班6小时，守着房子。
今年4月12日、4月15日，分别有人上门谈判，未果。5月17日，信诺公司开始和童家展开正式谈判，并提出按《2003年武汉市房屋拆迁标准》进行补偿。对此，童贻鸿表示，国务院曾发文要求各地根据市场变化两到三年调整一次补偿标准，按照2003年的标准补偿，童家人不能接受。
此间，武汉洪山区规划分局拆迁科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曾就童家的拆迁问题专门举行听证会。会上童贻鸿提出，他们不是钉子户。他们一家人通过自筹资金，经营自用房，解决了就业问题。如果这次拆迁过后资产缩水，生活必然受到影响，那才是给社会给政府增加负担……
对当地警方失去信任……“拆迁的人就是想逼童家兄弟采取过激手段导致严重后果，以便他们抓人”
自首
据童贻勇回忆，当日下午，“有大约三四十人开着机器准备要推倒我们的房子”。当时正好是童贻鸿“值班”。他们一家4口人都在家。童贻鸿见状，担心家人受到伤害，就往下面投掷砖头，以示警告。11月19日，童贻鸿就被通知到派出所做笔录，原因是他扔砖头打伤了人。其后，童贻鸿乘飞机赴北京向警方“自首”。再后来，童贻鸿被接回武汉，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
童贻勇认为，拆迁的人就是想逼童家兄弟采取过激手段导致严重后果，以便他们抓人。他说，有知情人曾告诉他们，拆迁的人就是想把他们四兄弟都抓到派出所去做笔录，家里没人时，就可以把房子拆了。童贻勇说，还曾有负责拆迁的人亲口对他说：“小童啊，等房子拆了，你以后哭都哭不出来。”童贻鸿去北京“自首”，就是因为对当地警方和政府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了。
童贻鸿一家，除夫妻二人外，还有一对17岁的龙凤胎。女儿在上高中，但儿子却是深度脑瘫，手脚不能动。平常上厕所、吃饭、喝水都要人帮忙。夫妻二人一边经营房子出租生意，一边照顾孩子。现在只有妻子一人，儿子1.6米的个子根本抱不动，照顾起居相当困难。
11月23日，童贻鸿妻子拿到了拘留通知书。但具体日期没写，她找办案民警填上了日期。童贻鸿的妻子目前唯一担心的是童贻鸿在看守所里的生活。“当时有人告诉我，拿这个通知书就可以见到童贻鸿。但当我准备往看守所送衣服时，却被告知案件侦办期间不允许见面”。她也是读书人，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事，不知如何是好，思前想后之于，常常掩面而泣……
当地警方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表示，案件正在办理中，不便透露详情。
悟语
“自首”也是“维权创举”
与耳熟能详的“进京上访”不同，这次人们关注的是一位“进京自首”的拆迁户。
童贻鸿进京，是因为对当地“警方和政府失去信心”，这是普遍逻辑，好理解；童贻鸿为啥要自首，是因为自觉有罪，还是另有企图？这就很复杂了。
遇到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动辄上京这种方式究竟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其实也是个大问号。这种行为，并不值得提倡。而且大多数时候也不及想象中的作用大。童贻鸿的个案显示：人们一般只是对具体的办事部门或人员“失去信心”，并不是对国家和法制失去信心。否则也就没有赴京寻求解药的必要。童贻鸿的“自首”，更是说明他渴望事件回到法制的轨道，以一种公平透明合法的方式加以澄清和解决。这种方式被很多人称为“维权创举”，甚至值得鼓励。
但当地警方的刑拘决定，似乎否定了这是一种“维权”行动。
童贻鸿有没有真的用砖头伤人，仍需等待警方的调查结论。我们只能通过其家人的表述，大致揣摩事件真相———童家兄弟对童贻鸿有一个共同的评价：胆小。但家人都佩服他，因为他有才能，且凡事都讲一个“理”字。如此胆小又讲理的人，却涉嫌一种需要胆量、且不讲理的罪名———寻衅滋事，奇怪；扔砖次日，才“有人受伤”，也很奇怪。尽管这都只是童家人的一面之词，未必是全面的事实，但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童贻鸿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实际上陷入了一种矛盾和怪圈———选择相信法律、依靠法律，却又不信任具体执法者，这可能是很多面临同样问题人们的集体困惑。
如果自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都像童贻鸿这样，仍然希望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简单地上访，这将对公民社会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信心，需要具体执法者悉心爱护。
这，似乎也是当下的一种“矛盾”。
[稿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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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拆迁户进京自首被拘 警方不允许见家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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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贻鸿
羊城晚报记者鲁钇山 实习生陈文宇
他，身陷拆迁困局 被指投砖伤人
只身赴京自首 到底所为哪般
童贻鸿
进京自首 扬汤止沸？
他曾带着一家20多口人经营房屋出租，生意兴隆。在他的主导下，家庭内部实现了“股份制”，大人小孩每人一股。
生活本来很平静，直到拆迁人员来到他家的宅院。
被强行拆掉半边楼房之后，他和自家兄弟开始轮流值班“保卫家园”。某天在他当班时，数十人开着机器前来拆房。他投下了砖头，次日有人告诉他：砖头伤了人。随后，他思考再三，只身赴北京“自首”。童贻鸿进京“自首”引发关注，焦点在于公民对执法者的信任危机
童贻鸿，武汉洪山区土库村村民。目前，他已经被武汉警方带回并刑事拘留。11月23日，妻子给他送去了过冬的衣服，但没能见到其人。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童贻鸿的众多亲友和相关人员，努力还原这桩拆迁事件的本来面目……
童家地理位置极佳，出租生意十分红火……
童贻鸿胆子很小，但很讲道理，也很替别人着想
生计
童贻鸿小时候家里很穷，生活艰难，兄弟姊妹7人糊口都成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家还欠了生产队口粮钱970多元。同村人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们家9口人住在一间百多平方米的土砖房里，生活拮据。改革开放后，童贻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国有有机硅工厂做技术工作近10年，勤恳敬业。他的兄弟姐妹们有的摆地摊卖杂货，有的摆书摊卖书，日子渐渐好起来。“书摊的生意主要针对学生，每逢星期六日，学生都围得水泄不通，生意很红火”，童贻鸿的哥哥童贻钧现在北京工作，他至今仍记得家里最初的主要“财源”。
一家人有了一定积蓄后，大家觉得投资盖房然后出租是个好办法，而且这样全家人也可以住在一起。于是，童贻鸿和兄弟姐妹们纷纷拿出所有积蓄，又向亲朋借了不少，准备建楼。“1994年，开始建第一栋3层楼，后来又在2000年和2001年陆续建了第二、三栋，各7层楼，三栋楼共计3000多平方米。”童贻钧说。为称呼方便，童贻鸿提议将楼分为北楼、南楼和中楼，其中中楼是3层那栋。童贻鸿一家住在北楼4楼一个3室1厅的套间里。
房屋建成后，大家一致推举童贻鸿负责管理工作。1995年，童贻鸿成了家族企业实际的“总经理”。由于房子的东面是华中科技大学，西面和北面是中国地质大学，距离西南面的中国光谷中心广场也只有500米，地理位置极佳，出租生意十分红火。“大都是季租或年租，很少有月租，租客大都是考研的学生，素质高、很好管理。”童贻鸿的弟弟童贻勇说。
据童家人讲述，童贻鸿平常胆子很小，但是很讲道理，也很替别人着想———“前年暑假的时候，有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暂时没找到工作，家里又很穷，没地方住，童贻鸿就让他在南楼住了一个暑假，伙食都由童家负责……”
拆迁方对童家实施断水、断电、断网……
挖井、发电，童家兄弟轮流“保院”
拆迁
传出“拆迁”消息，是在2009年11月。据童贻勇介绍，12月就开始有人到村里宣讲。负责拆迁工作的是“信诺公司”，“但实际负责拆迁工作的人都是些身份不明的人”。这些人到家里来“谈房子”，言语上却有这样的暗示：有村民的小孩在上学路上不小心“挤”断了腿；有人在上班路上被人用棍子袭击等等……
童贻鸿和家人经过讨论决定，不管对方想怎样，他们家始要坚持一个原则———保证他们的资产不缩水，收入水平不降低，拆迁以后要在原地区提供同等面积的房子以便继续经营。双方一直谈不拢。
童贻勇说，从今年3月8日开始，拆迁方就对童家实施断水、断电、断网。为此，在童贻鸿的带领下，童家在家门口挖了一口井，买来发电机，艰难维持生活。4月8日，拆迁方没有事先通知，“老六童贻义还在楼里，就动用机器强拆童家南楼的楼梯，童贻义后来只得用绳子爬下来”。这期间，中楼的屋面也被推掉了，不能住人。为此童贻鸿发大为光火。从这时起，童家四兄弟每人每天轮流值班6小时，守着房子。
今年4月12日、4月15日，分别有人上门谈判，未果。5月17日，信诺公司开始和童家展开正式谈判，并提出按《2003年武汉市房屋拆迁标准》进行补偿。对此，童贻鸿表示，国务院曾发文要求各地根据市场变化两到三年调整一次补偿标准，按照2003年的标准补偿，童家人不能接受。
此间，武汉洪山区规划分局拆迁科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曾就童家的拆迁问题专门举行听证会。会上童贻鸿提出，他们不是钉子户。他们一家人通过自筹资金，经营自用房，解决了就业问题。如果这次拆迁过后资产缩水，生活必然受到影响，那才是给社会给政府增加负担……
对当地警方失去信任……“拆迁的人就是想逼童家兄弟采取过激手段导致严重后果，以便他们抓人”
自首
据童贻勇回忆，当日下午，“有大约三四十人开着机器准备要推倒我们的房子”。当时正好是童贻鸿“值班”。他们一家4口人都在家。童贻鸿见状，担心家人受到伤害，就往下面投掷砖头，以示警告。11月19日，童贻鸿就被通知到派出所做笔录，原因是他扔砖头打伤了人。其后，童贻鸿乘飞机赴北京向警方“自首”。再后来，童贻鸿被接回武汉，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
童贻勇认为，拆迁的人就是想逼童家兄弟采取过激手段导致严重后果，以便他们抓人。他说，有知情人曾告诉他们，拆迁的人就是想把他们四兄弟都抓到派出所去做笔录，家里没人时，就可以把房子拆了。童贻勇说，还曾有负责拆迁的人亲口对他说：“小童啊，等房子拆了，你以后哭都哭不出来。”童贻鸿去北京“自首”，就是因为对当地警方和政府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了。
童贻鸿一家，除夫妻二人外，还有一对17岁的龙凤胎。女儿在上高中，但儿子却是深度脑瘫，手脚不能动。平常上厕所、吃饭、喝水都要人帮忙。夫妻二人一边经营房子出租生意，一边照顾孩子。现在只有妻子一人，儿子1.6米的个子根本抱不动，照顾起居相当困难。
11月23日，童贻鸿妻子拿到了拘留通知书。但具体日期没写，她找办案民警填上了日期。童贻鸿的妻子目前唯一担心的是童贻鸿在看守所里的生活。“当时有人告诉我，拿这个通知书就可以见到童贻鸿。但当我准备往看守所送衣服时，却被告知案件侦办期间不允许见面”。她也是读书人，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事，不知如何是好，思前想后之于，常常掩面而泣……
当地警方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表示，案件正在办理中，不便透露详情。
悟语
“自首”也是“维权创举”
与耳熟能详的“进京上访”不同，这次人们关注的是一位“进京自首”的拆迁户。
童贻鸿进京，是因为对当地“警方和政府失去信心”，这是普遍逻辑，好理解；童贻鸿为啥要自首，是因为自觉有罪，还是另有企图？这就很复杂了。
遇到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动辄上京这种方式究竟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其实也是个大问号。这种行为，并不值得提倡。而且大多数时候也不及想象中的作用大。童贻鸿的个案显示：人们一般只是对具体的办事部门或人员“失去信心”，并不是对国家和法制失去信心。否则也就没有赴京寻求解药的必要。童贻鸿的“自首”，更是说明他渴望事件回到法制的轨道，以一种公平透明合法的方式加以澄清和解决。这种方式被很多人称为“维权创举”，甚至值得鼓励。
但当地警方的刑拘决定，似乎否定了这是一种“维权”行动。
童贻鸿有没有真的用砖头伤人，仍需等待警方的调查结论。我们只能通过其家人的表述，大致揣摩事件真相———童家兄弟对童贻鸿有一个共同的评价：胆小。但家人都佩服他，因为他有才能，且凡事都讲一个“理”字。如此胆小又讲理的人，却涉嫌一种需要胆量、且不讲理的罪名———寻衅滋事，奇怪；扔砖次日，才“有人受伤”，也很奇怪。尽管这都只是童家人的一面之词，未必是全面的事实，但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童贻鸿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实际上陷入了一种矛盾和怪圈———选择相信法律、依靠法律，却又不信任具体执法者，这可能是很多面临同样问题人们的集体困惑。
如果自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都像童贻鸿这样，仍然希望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简单地上访，这将对公民社会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信心，需要具体执法者悉心爱护。
这，似乎也是当下的一种“矛盾”。
[稿源：羊城晚报]
[作者：鲁钇山]
[编辑：周为]http://china.rednet.cn/c/2010/12/06/21295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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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陷拆迁困局 被指投砖伤人
只身赴京自首 到底所为哪般
童贻鸿
进京自首 扬汤止沸？
他曾带着一家20多口人经营房屋出租，生意兴隆。在他的主导下，家庭内部实现了“股份制”，大人小孩每人一股。
生活本来很平静，直到拆迁人员来到他家的宅院。
被强行拆掉半边楼房之后，他和自家兄弟开始轮流值班“保卫家园”。某天在他当班时，数十人开着机器前来拆房。他投下了砖头，次日有人告诉他：砖头伤了人。随后，他思考再三，只身赴北京“自首”。童贻鸿进京“自首”引发关注，焦点在于公民对执法者的信任危机
童贻鸿，武汉洪山区土库村村民。目前，他已经被武汉警方带回并刑事拘留。11月23日，妻子给他送去了过冬的衣服，但没能见到其人。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童贻鸿的众多亲友和相关人员，努力还原这桩拆迁事件的本来面目……
童家地理位置极佳，出租生意十分红火……
童贻鸿胆子很小，但很讲道理，也很替别人着想
生计
童贻鸿小时候家里很穷，生活艰难，兄弟姊妹7人糊口都成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家还欠了生产队口粮钱970多元。同村人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们家9口人住在一间百多平方米的土砖房里，生活拮据。改革开放后，童贻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国有有机硅工厂做技术工作近10年，勤恳敬业。他的兄弟姐妹们有的摆地摊卖杂货，有的摆书摊卖书，日子渐渐好起来。“书摊的生意主要针对学生，每逢星期六日，学生都围得水泄不通，生意很红火”，童贻鸿的哥哥童贻钧现在北京工作，他至今仍记得家里最初的主要“财源”。
一家人有了一定积蓄后，大家觉得投资盖房然后出租是个好办法，而且这样全家人也可以住在一起。于是，童贻鸿和兄弟姐妹们纷纷拿出所有积蓄，又向亲朋借了不少，准备建楼。“1994年，开始建第一栋3层楼，后来又在2000年和2001年陆续建了第二、三栋，各7层楼，三栋楼共计3000多平方米。”童贻钧说。为称呼方便，童贻鸿提议将楼分为北楼、南楼和中楼，其中中楼是3层那栋。童贻鸿一家住在北楼4楼一个3室1厅的套间里。
房屋建成后，大家一致推举童贻鸿负责管理工作。1995年，童贻鸿成了家族企业实际的“总经理”。由于房子的东面是华中科技大学，西面和北面是中国地质大学，距离西南面的中国光谷中心广场也只有500米，地理位置极佳，出租生意十分红火。“大都是季租或年租，很少有月租，租客大都是考研的学生，素质高、很好管理。”童贻鸿的弟弟童贻勇说。
据童家人讲述，童贻鸿平常胆子很小，但是很讲道理，也很替别人着想———“前年暑假的时候，有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暂时没找到工作，家里又很穷，没地方住，童贻鸿就让他在南楼住了一个暑假，伙食都由童家负责……”
拆迁方对童家实施断水、断电、断网……
挖井、发电，童家兄弟轮流“保院”
拆迁
传出“拆迁”消息，是在2009年11月。据童贻勇介绍，12月就开始有人到村里宣讲。负责拆迁工作的是“信诺公司”，“但实际负责拆迁工作的人都是些身份不明的人”。这些人到家里来“谈房子”，言语上却有这样的暗示：有村民的小孩在上学路上不小心“挤”断了腿；有人在上班路上被人用棍子袭击等等……
童贻鸿和家人经过讨论决定，不管对方想怎样，他们家始要坚持一个原则———保证他们的资产不缩水，收入水平不降低，拆迁以后要在原地区提供同等面积的房子以便继续经营。双方一直谈不拢。
童贻勇说，从今年3月8日开始，拆迁方就对童家实施断水、断电、断网。为此，在童贻鸿的带领下，童家在家门口挖了一口井，买来发电机，艰难维持生活。4月8日，拆迁方没有事先通知，“老六童贻义还在楼里，就动用机器强拆童家南楼的楼梯，童贻义后来只得用绳子爬下来”。这期间，中楼的屋面也被推掉了，不能住人。为此童贻鸿发大为光火。从这时起，童家四兄弟每人每天轮流值班6小时，守着房子。
今年4月12日、4月15日，分别有人上门谈判，未果。5月17日，信诺公司开始和童家展开正式谈判，并提出按《2003年武汉市房屋拆迁标准》进行补偿。对此，童贻鸿表示，国务院曾发文要求各地根据市场变化两到三年调整一次补偿标准，按照2003年的标准补偿，童家人不能接受。
此间，武汉洪山区规划分局拆迁科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曾就童家的拆迁问题专门举行听证会。会上童贻鸿提出，他们不是钉子户。他们一家人通过自筹资金，经营自用房，解决了就业问题。如果这次拆迁过后资产缩水，生活必然受到影响，那才是给社会给政府增加负担……
对当地警方失去信任……“拆迁的人就是想逼童家兄弟采取过激手段导致严重后果，以便他们抓人”
自首
据童贻勇回忆，当日下午，“有大约三四十人开着机器准备要推倒我们的房子”。当时正好是童贻鸿“值班”。他们一家4口人都在家。童贻鸿见状，担心家人受到伤害，就往下面投掷砖头，以示警告。11月19日，童贻鸿就被通知到派出所做笔录，原因是他扔砖头打伤了人。其后，童贻鸿乘飞机赴北京向警方“自首”。再后来，童贻鸿被接回武汉，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
童贻勇认为，拆迁的人就是想逼童家兄弟采取过激手段导致严重后果，以便他们抓人。他说，有知情人曾告诉他们，拆迁的人就是想把他们四兄弟都抓到派出所去做笔录，家里没人时，就可以把房子拆了。童贻勇说，还曾有负责拆迁的人亲口对他说：“小童啊，等房子拆了，你以后哭都哭不出来。”童贻鸿去北京“自首”，就是因为对当地警方和政府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了。
童贻鸿一家，除夫妻二人外，还有一对17岁的龙凤胎。女儿在上高中，但儿子却是深度脑瘫，手脚不能动。平常上厕所、吃饭、喝水都要人帮忙。夫妻二人一边经营房子出租生意，一边照顾孩子。现在只有妻子一人，儿子1.6米的个子根本抱不动，照顾起居相当困难。
11月23日，童贻鸿妻子拿到了拘留通知书。但具体日期没写，她找办案民警填上了日期。童贻鸿的妻子目前唯一担心的是童贻鸿在看守所里的生活。“当时有人告诉我，拿这个通知书就可以见到童贻鸿。但当我准备往看守所送衣服时，却被告知案件侦办期间不允许见面”。她也是读书人，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事，不知如何是好，思前想后之于，常常掩面而泣……
当地警方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表示，案件正在办理中，不便透露详情。
悟语
“自首”也是“维权创举”
与耳熟能详的“进京上访”不同，这次人们关注的是一位“进京自首”的拆迁户。
童贻鸿进京，是因为对当地“警方和政府失去信心”，这是普遍逻辑，好理解；童贻鸿为啥要自首，是因为自觉有罪，还是另有企图？这就很复杂了。
遇到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动辄上京这种方式究竟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其实也是个大问号。这种行为，并不值得提倡。而且大多数时候也不及想象中的作用大。童贻鸿的个案显示：人们一般只是对具体的办事部门或人员“失去信心”，并不是对国家和法制失去信心。否则也就没有赴京寻求解药的必要。童贻鸿的“自首”，更是说明他渴望事件回到法制的轨道，以一种公平透明合法的方式加以澄清和解决。这种方式被很多人称为“维权创举”，甚至值得鼓励。
但当地警方的刑拘决定，似乎否定了这是一种“维权”行动。
童贻鸿有没有真的用砖头伤人，仍需等待警方的调查结论。我们只能通过其家人的表述，大致揣摩事件真相———童家兄弟对童贻鸿有一个共同的评价：胆小。但家人都佩服他，因为他有才能，且凡事都讲一个“理”字。如此胆小又讲理的人，却涉嫌一种需要胆量、且不讲理的罪名———寻衅滋事，奇怪；扔砖次日，才“有人受伤”，也很奇怪。尽管这都只是童家人的一面之词，未必是全面的事实，但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童贻鸿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实际上陷入了一种矛盾和怪圈———选择相信法律、依靠法律，却又不信任具体执法者，这可能是很多面临同样问题人们的集体困惑。
如果自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都像童贻鸿这样，仍然希望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简单地上访，这将对公民社会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信心，需要具体执法者悉心爱护。
这，似乎也是当下的一种“矛盾”。
[稿源：羊城晚报]
[作者：鲁钇山]
[编辑：周为]
湖南抢尸那事中,老太太的北京大学生孙女的表现也是:希望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简单地上访，这将对公民社会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信心，需要具体执法者悉心爱护。
别的事情不懂，不评价，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刑拘还可以见家属的.............
ytgk9999 发表于 2010-12-7 08:31 
见不了，律师也很难很难见到
见不了，律师也很难很难见到
此人制造了伤亡吧，这样就算配给他的拆迁费高了，也得赔给伤亡者。
为了几个钱扯淡成这样！
为了几个钱扯淡成这样！
乌良海 发表于 2010-12-7 09:46
在家里自卫而已,凭什么说是制造了伤亡?
在家里自卫而已,凭什么说是制造了伤亡?
你就扯吧。
那就不扯,咱们等官方的调查报告行不?
息事宁人的居多，所以你可能会赢。
不过，社会会输！
某年月日的深圳社保捶击案案犯无罪释放，前几天出现一起新案，深圳某部门孕妇被袭击案。
不过，社会会输！
某年月日的深圳社保捶击案案犯无罪释放，前几天出现一起新案，深圳某部门孕妇被袭击案。
新拆迁条例应重新定位政府角色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1204/01509054502.shtml
新拆迁条例应重新定位政府角色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04日 01:50 中国经营报
本报评论员陈伟
2009年12月7日，针对城市拆迁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北大法学院姜明安、沈岿、王锡锌、钱明星和陈端洪五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任委会递交建议书，建议立法机关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行审查，撤销这一条例或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对《条例》进行修改。时隔已经整整一年，但是各界期待的新拆迁条例依旧石沉大海。其间，各地由于强制拆迁引起的冲突此起彼伏，11月16日，武汉发生大规模拆迁冲突，11名执法人员被一男子驾车撞伤；11月29日上午，哈尔滨父子三人自焚抗拆迁，被以暴力抗法拘留立案……
血案不断发生令人抱憾，公共舆论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从以前站在政府立场迅速转化到现在多数人都同情被强拆者，公众的愤怒与焦虑不只是因为种种被强制拆迁者的悲情故事，更是因为对自身很可能也遭遇类似不公的担忧。由是，是非曲直，莫衷一是，“中国式拆迁”的真正出路愈发迷雾重重。
平心而论，中国现阶段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高速建设时期，拆迁是必然的，关键是其中的利益平衡机制如何建立。血案不宜再发，尽早彻底解决城市土地和房屋征用及拆迁中的失序状态是当务之急，也是中国走向成熟法治国家的标志之一。
事实上，尽管各地被强制拆迁者的故事各有曲折，但起因却大致相同，皆因政府提供的补偿条款不合意而引起，有些是被拆迁者要价过高，有些则因部分地区的补偿过低。而依照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政府却通常是扮演“运动员兼任裁判”的方式，是否实施强拆由政府决定，同时政府作为中间人，由拆迁人即开发商向政府申请拆迁许可，获批后由开发商或者其雇佣的拆迁公司实施拆迁。为了追求利润和效率，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会和开发商共谋，尽可能缩减拆迁补偿，加快拆迁进度，致使部分地区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也是这种所谓“行政强拆”被各界广为诟病的主要原因。
因此，我们认为，新的拆迁条例应该尽快出台，并应在拆迁补偿、公共利益界定、征收程序以及强制搬迁等方面有突破性进展，而其中最重要的是重新界定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身份，现行政府主导的“行政强拆”必须废除。如果政府的拆迁管理部门依旧可以自行决定被拆迁人的命运，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法治的精神也就无从谈起。未来，必须把政府推向前台，让政府只担任运动员的角色——实施征收、补偿的主体只能是政府，其他营利性机构都必须排除在外。同时，是否要实施强拆的裁判员的角色让渡给法院，由司法来制约和监督政府。如此一来，即可以形成类似发达国家由政府出面征收、拆迁，与被拆迁方平等谈判，法院居中裁判，法院就征收是否属于公共利益、是否符合规划、赔偿是否公正作出裁决的制衡格局。
这种制度设计的好处在于，由于法院不是房屋征收的当事人，立场相对中立，进而具备了判定强拆纠纷的公信力。尽管我们不能期望司法解决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但是在中国的政经运行框架中，比较于行政强拆，司法程序相对公开、透明，显然可以发挥矛盾缓冲器的作用。即使许多强拆事件要历经多次司法博弈，费时费力，但政府、民众在其中都将经历法制意识的觉醒，对中国的法治社会的建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而在取消行政强拆后，是否强拆要由法院决定，客观上也会使政府尽量减少申请强制拆迁的数量，进而会加强与被征收人的协商，促成双方共赢的补偿协议，此亦为效率优先的制度。而未来配合以更人性化的补偿标准以及更透明的信息披露，在经历了本不应有的曲折后，困扰中国多年的强拆问题似乎已经可以看到解决的曙光。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1204/01509054502.shtml
新拆迁条例应重新定位政府角色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04日 01:50 中国经营报
本报评论员陈伟
2009年12月7日，针对城市拆迁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北大法学院姜明安、沈岿、王锡锌、钱明星和陈端洪五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任委会递交建议书，建议立法机关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行审查，撤销这一条例或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对《条例》进行修改。时隔已经整整一年，但是各界期待的新拆迁条例依旧石沉大海。其间，各地由于强制拆迁引起的冲突此起彼伏，11月16日，武汉发生大规模拆迁冲突，11名执法人员被一男子驾车撞伤；11月29日上午，哈尔滨父子三人自焚抗拆迁，被以暴力抗法拘留立案……
血案不断发生令人抱憾，公共舆论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从以前站在政府立场迅速转化到现在多数人都同情被强拆者，公众的愤怒与焦虑不只是因为种种被强制拆迁者的悲情故事，更是因为对自身很可能也遭遇类似不公的担忧。由是，是非曲直，莫衷一是，“中国式拆迁”的真正出路愈发迷雾重重。
平心而论，中国现阶段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高速建设时期，拆迁是必然的，关键是其中的利益平衡机制如何建立。血案不宜再发，尽早彻底解决城市土地和房屋征用及拆迁中的失序状态是当务之急，也是中国走向成熟法治国家的标志之一。
事实上，尽管各地被强制拆迁者的故事各有曲折，但起因却大致相同，皆因政府提供的补偿条款不合意而引起，有些是被拆迁者要价过高，有些则因部分地区的补偿过低。而依照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政府却通常是扮演“运动员兼任裁判”的方式，是否实施强拆由政府决定，同时政府作为中间人，由拆迁人即开发商向政府申请拆迁许可，获批后由开发商或者其雇佣的拆迁公司实施拆迁。为了追求利润和效率，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会和开发商共谋，尽可能缩减拆迁补偿，加快拆迁进度，致使部分地区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也是这种所谓“行政强拆”被各界广为诟病的主要原因。
因此，我们认为，新的拆迁条例应该尽快出台，并应在拆迁补偿、公共利益界定、征收程序以及强制搬迁等方面有突破性进展，而其中最重要的是重新界定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身份，现行政府主导的“行政强拆”必须废除。如果政府的拆迁管理部门依旧可以自行决定被拆迁人的命运，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法治的精神也就无从谈起。未来，必须把政府推向前台，让政府只担任运动员的角色——实施征收、补偿的主体只能是政府，其他营利性机构都必须排除在外。同时，是否要实施强拆的裁判员的角色让渡给法院，由司法来制约和监督政府。如此一来，即可以形成类似发达国家由政府出面征收、拆迁，与被拆迁方平等谈判，法院居中裁判，法院就征收是否属于公共利益、是否符合规划、赔偿是否公正作出裁决的制衡格局。
这种制度设计的好处在于，由于法院不是房屋征收的当事人，立场相对中立，进而具备了判定强拆纠纷的公信力。尽管我们不能期望司法解决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但是在中国的政经运行框架中，比较于行政强拆，司法程序相对公开、透明，显然可以发挥矛盾缓冲器的作用。即使许多强拆事件要历经多次司法博弈，费时费力，但政府、民众在其中都将经历法制意识的觉醒，对中国的法治社会的建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而在取消行政强拆后，是否强拆要由法院决定，客观上也会使政府尽量减少申请强制拆迁的数量，进而会加强与被征收人的协商，促成双方共赢的补偿协议，此亦为效率优先的制度。而未来配合以更人性化的补偿标准以及更透明的信息披露，在经历了本不应有的曲折后，困扰中国多年的强拆问题似乎已经可以看到解决的曙光。
羊城晚报的风格明显比南方平和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