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撕裂”墨西哥

10月对于墨西哥而言是血腥的，毒品贩子把战火燃烧到刚刚渡过200年国庆的首都新墨西哥城。仅10月28日一天，就有11位无辜居民丧生于毒贩表威性的屠杀。


在付出了3年2.8万人死亡的代价后，和平并未眷顾墨西哥，包括现任总统卡尔德隆在内的几乎各派政治家们都心灰意冷地公开做出了探讨毒品合法化的妥协姿态。

　　但与许多人的观感相悖，这个法制尊严被严重践踏、受困于毒品战争的国家，同时还是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国家，一个自由的现代化发达国家。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范本，墨西哥的遭遇就像一个沉重的预言，迫使着迈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道路。

　　发展强劲的自由市场国家

　　1982年墨西哥正式结束了内向的进口替代型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大踏步地走向自由主义经济道路。依靠着毗邻美国、连接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区位优势，以及市场规模大、熟练劳动力供应充足的比较优势，墨西哥迅速成为了美国国内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

　　1992年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墨西哥经济开放最有力的阶段性成果，墨西哥不但在吸引国外投资、技术及其他生产要素方面更加便利，其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也在北美自贸区体制的保护下大为提高。这使墨西哥的发展前景更为明朗，也更为稳健。

　　迈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墨西哥成为拉美最为成功的经济体之一，按照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早在2000年，墨西哥的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就已经达到了98%，进入了初等发达国家的行列。2005年，墨西哥已经成为全球第十三大经济体。就在全球经济危机肆虐的2009年，墨西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是达到了10234美元，居世界第57位。

　　更令人惊讶的是，当美国依然在高失业率低增长的泥沼中徘徊的时候，枪声不断的墨西哥却已率先跳出了衰退的阴霾，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墨西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2010年7月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4%，连续8个月实现增长；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ICC）8.8%的同比增长，更是创下了四年以来的单月最高增幅。

　　难能可贵的是，墨西哥经济的恢复性增长主要是依靠制造业实现，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拉动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表明墨西哥的国民经济健康程度极高，市场而非政府才是经济生活的主要动力。

　　现代化没能遏制毒品战争

　　为什么一个高度自由主义化和民主化的国家，毒品战争造成的伤亡却与伊拉克、阿富汗相仿佛？“墨西哥离上帝如此之远，离美国却如此之近。”墨西哥政府通常这样解释毒品经济生命力顽强的原因。

　　据统计，墨西哥毒贩子们拼命捍卫的是一个保守估计达4000万“客户”、销售规模超过800亿美元的超级市场。瘾君子包括超过470万墨西哥人和3500万美国人。

　　重要的是这个市场的规模还在急剧扩张，这在墨西哥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的市场不但刺激着墨西哥毒贩，美国的反毒政策同样滋长了毒品犯罪的气焰。

　　为了减轻自身的压力，美国对吸毒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却要求墨西哥积极打击贩毒行为。在墨西哥政府几乎抱着与敌携亡的态度拼命和毒枭作战时，美国人还很不仗义对武器走私漠然置之，墨西哥政府迄今为止已经缴获了8.4万件武器，它们大多来自美国。最使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伤怀的是，墨西哥执法部门在前线流血拼命，美国加州却在立法准备让大麻销售合法化。要知道，大麻可是占了美墨毒品贸易约一半的份额。

　　美国的开门揖盗、两面三刀固然让墨西哥反毒战争显得十分悲情，但把困境完全归咎于外因也确实有很多解释不通的地方。

　　是什么让这个国家30%的领土掌握在犯罪分子手中？是什么让一个经济成功的政府在安全方面问题严重？扫毒活动已经进行了快4年，但毒枭们前赴后继，在战火中建立了一支超过10万人的步兵，要不是因为毒枭武装把内讧当做与政府军作战同样重要的任务，其可动员作战人员数量已经超过了政府军（墨西哥三军共13万人，其中包含大量的后勤保障及文职人员），所以，53%的民众相信毒枭会赢也就不足为奇了。

　　常识告诉我们，开放的市场经济对于法制的追求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人们熟悉的常识被墨西哥残酷的现实颠覆。只有墨西哥自身的经济与社会现状才能对这种反常识的状况作出应有的解释。

　　不充分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撕裂

　　墨西哥的经济繁荣与毒品战争看似荒谬地在这个国家共存着，互不干扰。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国家并存着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社会结构甚至生活模式。

　　除了一个治理良好的外向开放的墨西哥（它与北美自贸区乃至世界经济体系和谐地共存互补）外，还有一个法制尊严荡然无存、灰色经济甚至黑色经济主宰人们生活的墨西哥。这两种社会结构都已经深深扎根在仙人掌之国的领土之内，并形成了一种基于彼此分离的平衡状态。毒品战争走向僵局，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卡尔德隆恢复社会统一的努力与能力之间存在着差距。即便没有毒品战争，游击队的活跃和每年50万人规模的非法越境也足以佐证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社会分裂。

　　是什么造成了墨西哥社会的撕裂？墨西哥赖以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可谓功过参差。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墨西哥实现了制造业的辉煌，顺利地与美加等国实现了产业接续，但是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对最贫穷人群毫不客气地剥夺下完成的。

　　统计数据显示，在1995年—2005年墨西哥制造业创造生产奇迹的十年里，制造工人的实际所得不但没有丝毫增长，反而总体萎缩了2.6%。卡尔德隆政府在2009年的统计显示，墨西哥平民中的极端贫困者在2006年—2008年间由1380万上升到1950万；更广泛意义上的贫困人员（诸如无法负担学费、交通和房费者）数量，在此期间由4260万增加到了5060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繁荣时代里，墨西哥的GDP总量空前上涨，但如果从不同人群的GDP贡献率来看，占全国总人口23.5%的农村人口仅能创造GDP总量的2%。

　　各种数据表明，在墨西哥的农村和城市中，存在着一个基数庞大且贫困状态已经固化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中包含低收入的工薪族，他们依靠劳动性收入过活，但国家的收入分配结构却向着有利于资产收益的方向发展：从1982年—1995年，工资收入所占比重由42.6%降为28.3%；这个阶层包含占全国人口10%的印第安原住民，他们在私有化和圈地浪潮中失去了原有土地，不得不扛起武器组成名满世界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这个阶层还包含非法越境者，他们躲避美墨两国的执法人员、忍受蛇头和美国雇主的剥削，每年邮回家的美元成为墨西哥第二大外汇来源和国家金储平衡的关键。

　　现代化和国家的发展长期没有惠及部分人群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更为严重的是，墨西哥没有为这一人群融入主流社会提供必要的支持。因为墨西哥一直执行着最为严格的最低工资制度，低收入者的职业变动很难带来收益增加，这使自由化的获益者和受损者群体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封闭了。

　　30多年的封闭在墨西哥创造了一个国中之国。没有希望的、对国家丧失信心的和被排除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的社会阶层，很自然地摆脱了法制框架的约束。在市场经济体制外的灰色和黑色地带，成功有了一种新的定义。毒枭们、游击队员、偷渡者，形形色色的法制外“能人”引导了这个阶层的价值取向。毒品经济，成为社会抗议运动的一个恶的副产品，也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符号。

　　今天的墨西哥毒枭们不但建立了军队，而且建立了信仰。“贩毒教父”米盖尔·安格罗·菲利克斯·加拉多在宣扬毒品价值时不忘“教诲”政府，“我们必须牢记，不能只有镇压，而没有医疗保障、公路和安全。”圣马维德——毒枭们的守护神，已经成为墨西哥这个天主教国度里可以和绝望之人的守护者圣犹达·达德一样受膜拜的圣徒。

　　墨西哥的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不均衡、不充分的现代化在很长的时间内丧失了灵魂。它非但没有起到凝聚社会反而起到撕裂社会的消极作用。卡尔德隆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实他的前任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当一个社会已经形成壁垒森严的隔膜后，救助与支持显得无力而软弱。陷于战争而无力自拔的墨西哥，必须为后现代化的国家寻找一种社会性的和解，才能挽救公共安全。但已经迟到的和解要想普降仙人掌之国何其艰难！

　　本文系《中国经济周刊》专栏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于海洋，青年学者，《中国经济周刊》专栏作者，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国际不平等问题研究，国际风险管理研究。10月对于墨西哥而言是血腥的，毒品贩子把战火燃烧到刚刚渡过200年国庆的首都新墨西哥城。仅10月28日一天，就有11位无辜居民丧生于毒贩表威性的屠杀。


在付出了3年2.8万人死亡的代价后，和平并未眷顾墨西哥，包括现任总统卡尔德隆在内的几乎各派政治家们都心灰意冷地公开做出了探讨毒品合法化的妥协姿态。

　　但与许多人的观感相悖，这个法制尊严被严重践踏、受困于毒品战争的国家，同时还是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国家，一个自由的现代化发达国家。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范本，墨西哥的遭遇就像一个沉重的预言，迫使着迈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道路。

　　发展强劲的自由市场国家

　　1982年墨西哥正式结束了内向的进口替代型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大踏步地走向自由主义经济道路。依靠着毗邻美国、连接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区位优势，以及市场规模大、熟练劳动力供应充足的比较优势，墨西哥迅速成为了美国国内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

　　1992年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墨西哥经济开放最有力的阶段性成果，墨西哥不但在吸引国外投资、技术及其他生产要素方面更加便利，其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也在北美自贸区体制的保护下大为提高。这使墨西哥的发展前景更为明朗，也更为稳健。

　　迈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墨西哥成为拉美最为成功的经济体之一，按照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早在2000年，墨西哥的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就已经达到了98%，进入了初等发达国家的行列。2005年，墨西哥已经成为全球第十三大经济体。就在全球经济危机肆虐的2009年，墨西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是达到了10234美元，居世界第57位。

　　更令人惊讶的是，当美国依然在高失业率低增长的泥沼中徘徊的时候，枪声不断的墨西哥却已率先跳出了衰退的阴霾，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墨西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2010年7月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4%，连续8个月实现增长；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ICC）8.8%的同比增长，更是创下了四年以来的单月最高增幅。

　　难能可贵的是，墨西哥经济的恢复性增长主要是依靠制造业实现，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拉动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表明墨西哥的国民经济健康程度极高，市场而非政府才是经济生活的主要动力。

　　现代化没能遏制毒品战争

　　为什么一个高度自由主义化和民主化的国家，毒品战争造成的伤亡却与伊拉克、阿富汗相仿佛？“墨西哥离上帝如此之远，离美国却如此之近。”墨西哥政府通常这样解释毒品经济生命力顽强的原因。

　　据统计，墨西哥毒贩子们拼命捍卫的是一个保守估计达4000万“客户”、销售规模超过800亿美元的超级市场。瘾君子包括超过470万墨西哥人和3500万美国人。

　　重要的是这个市场的规模还在急剧扩张，这在墨西哥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的市场不但刺激着墨西哥毒贩，美国的反毒政策同样滋长了毒品犯罪的气焰。

　　为了减轻自身的压力，美国对吸毒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却要求墨西哥积极打击贩毒行为。在墨西哥政府几乎抱着与敌携亡的态度拼命和毒枭作战时，美国人还很不仗义对武器走私漠然置之，墨西哥政府迄今为止已经缴获了8.4万件武器，它们大多来自美国。最使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伤怀的是，墨西哥执法部门在前线流血拼命，美国加州却在立法准备让大麻销售合法化。要知道，大麻可是占了美墨毒品贸易约一半的份额。

　　美国的开门揖盗、两面三刀固然让墨西哥反毒战争显得十分悲情，但把困境完全归咎于外因也确实有很多解释不通的地方。

　　是什么让这个国家30%的领土掌握在犯罪分子手中？是什么让一个经济成功的政府在安全方面问题严重？扫毒活动已经进行了快4年，但毒枭们前赴后继，在战火中建立了一支超过10万人的步兵，要不是因为毒枭武装把内讧当做与政府军作战同样重要的任务，其可动员作战人员数量已经超过了政府军（墨西哥三军共13万人，其中包含大量的后勤保障及文职人员），所以，53%的民众相信毒枭会赢也就不足为奇了。

　　常识告诉我们，开放的市场经济对于法制的追求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人们熟悉的常识被墨西哥残酷的现实颠覆。只有墨西哥自身的经济与社会现状才能对这种反常识的状况作出应有的解释。

　　不充分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撕裂

　　墨西哥的经济繁荣与毒品战争看似荒谬地在这个国家共存着，互不干扰。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国家并存着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社会结构甚至生活模式。

　　除了一个治理良好的外向开放的墨西哥（它与北美自贸区乃至世界经济体系和谐地共存互补）外，还有一个法制尊严荡然无存、灰色经济甚至黑色经济主宰人们生活的墨西哥。这两种社会结构都已经深深扎根在仙人掌之国的领土之内，并形成了一种基于彼此分离的平衡状态。毒品战争走向僵局，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卡尔德隆恢复社会统一的努力与能力之间存在着差距。即便没有毒品战争，游击队的活跃和每年50万人规模的非法越境也足以佐证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社会分裂。

　　是什么造成了墨西哥社会的撕裂？墨西哥赖以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可谓功过参差。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墨西哥实现了制造业的辉煌，顺利地与美加等国实现了产业接续，但是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对最贫穷人群毫不客气地剥夺下完成的。

　　统计数据显示，在1995年—2005年墨西哥制造业创造生产奇迹的十年里，制造工人的实际所得不但没有丝毫增长，反而总体萎缩了2.6%。卡尔德隆政府在2009年的统计显示，墨西哥平民中的极端贫困者在2006年—2008年间由1380万上升到1950万；更广泛意义上的贫困人员（诸如无法负担学费、交通和房费者）数量，在此期间由4260万增加到了5060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繁荣时代里，墨西哥的GDP总量空前上涨，但如果从不同人群的GDP贡献率来看，占全国总人口23.5%的农村人口仅能创造GDP总量的2%。

　　各种数据表明，在墨西哥的农村和城市中，存在着一个基数庞大且贫困状态已经固化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中包含低收入的工薪族，他们依靠劳动性收入过活，但国家的收入分配结构却向着有利于资产收益的方向发展：从1982年—1995年，工资收入所占比重由42.6%降为28.3%；这个阶层包含占全国人口10%的印第安原住民，他们在私有化和圈地浪潮中失去了原有土地，不得不扛起武器组成名满世界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这个阶层还包含非法越境者，他们躲避美墨两国的执法人员、忍受蛇头和美国雇主的剥削，每年邮回家的美元成为墨西哥第二大外汇来源和国家金储平衡的关键。

　　现代化和国家的发展长期没有惠及部分人群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更为严重的是，墨西哥没有为这一人群融入主流社会提供必要的支持。因为墨西哥一直执行着最为严格的最低工资制度，低收入者的职业变动很难带来收益增加，这使自由化的获益者和受损者群体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封闭了。

　　30多年的封闭在墨西哥创造了一个国中之国。没有希望的、对国家丧失信心的和被排除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的社会阶层，很自然地摆脱了法制框架的约束。在市场经济体制外的灰色和黑色地带，成功有了一种新的定义。毒枭们、游击队员、偷渡者，形形色色的法制外“能人”引导了这个阶层的价值取向。毒品经济，成为社会抗议运动的一个恶的副产品，也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符号。

　　今天的墨西哥毒枭们不但建立了军队，而且建立了信仰。“贩毒教父”米盖尔·安格罗·菲利克斯·加拉多在宣扬毒品价值时不忘“教诲”政府，“我们必须牢记，不能只有镇压，而没有医疗保障、公路和安全。”圣马维德——毒枭们的守护神，已经成为墨西哥这个天主教国度里可以和绝望之人的守护者圣犹达·达德一样受膜拜的圣徒。

　　墨西哥的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不均衡、不充分的现代化在很长的时间内丧失了灵魂。它非但没有起到凝聚社会反而起到撕裂社会的消极作用。卡尔德隆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实他的前任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当一个社会已经形成壁垒森严的隔膜后，救助与支持显得无力而软弱。陷于战争而无力自拔的墨西哥，必须为后现代化的国家寻找一种社会性的和解，才能挽救公共安全。但已经迟到的和解要想普降仙人掌之国何其艰难！

　　本文系《中国经济周刊》专栏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于海洋，青年学者，《中国经济周刊》专栏作者，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国际不平等问题研究，国际风险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