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WZRZT：新加坡选举制度经得起考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5 02: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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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是TG发表类似的讲话肯定会被喷死的
新加坡选举制度经得起考验
● 王景荣（总理新闻秘书）
全国大选结束之后，本报读者林金穆针对选举制度提出改善建议，其投函《给全国大选提些意见》，本报将它翻译成英文，以中英文对照方式刊登在11月17日的《言论·观点》栏目。此文连同圆桌论坛在《海峡时报·交流》版的投函，引起政府的注意，总理新闻秘书昨天傍晚发表长达23段的答复。本报将它译成中文，全文刊登。
在《缺乏竞争将使行动党和国家受损》（11月10日《海峡时报》）一文中，“圆桌论坛”成员蓝平儿先生、哈立斯·比莱先生（Harish Pillay）和詹达拉·莫翰·奈尔先生（Chandra Mohan Nair）辩说，在新加坡“选举已逐渐变得平静”，因为单选区已被集选区取代；林金穆先生也在《给全国大选提些意见》（11月17日《联合早报》）一文中，提出相同的论点。
集选区无竞争对手
选举显得平静、集选区没有对手，并非是必然的趋势。反对党这次在提名日放弃大多数议席，并不是因为集选区构成极大的障碍，而是因为他们首先认识到，新加坡人民要的是行动党政府；其次，他们无法招揽到可靠的候选人；第三，他们在所放弃的选区能获胜的机会十分渺茫。
反对党要找六个候选人组队到六人一组的集选区竞选，所需要的资源并不比他们分开到六个单选区竞选多。不管到集选区或单选区，每名候选人须缴交的按柜金都是1万3000元，这是根据议员常年津贴总额的8％制定的。如果候选人无法筹足这笔钱，不只很难得到选民的支持，也不太可能向行动党提出严肃的替代政策。
反对党候选人到他们认为机会更好的选区角逐；但人民倾向于把选票投给行动党，这在整个新加坡，从淡滨尼到丰加、由义顺东到惹兰勿刹，都是一致的。行动党政府在选举中赢得这样的成绩，怎么可以说是缺乏道德权威和政治委托呢？
去年美国举行总统选举时，一半的合格选民没有去投票。那些去投票的，少过半数的人把票投给布什。既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投票给他，这是否意味着布什总统缺乏道德权威和政治委托呢？
选区划分
反对党没有竞选多数的议席并不是永久的现象。只有当行动党获得新加坡人的信任，并且没有跟人民脱节或松懈下来，这个现象才会持续。行动党一旦松弛，成立更大的集选区或重新划分选区，都无法帮它继续掌政。
林金穆先生建议在宣布新的选区划分和提名日之间应该至少相隔三个月。通常在选区划分委员会公布报告之后，政府会有充裕的时间解散国会和宣布大选。这次时间紧迫，因为九一一事件促使政府须要尽快举行大选以争取新的委托来应付危机。更重要的是，参加竞选的政党应该一早就开始做好工作，而不是等到选区划分报告发表及提名日宣布后才来努力。
自独立后，我们把族群和贫民聚集地分散了，把人口平均地分散到新加坡的各组屋区。没有选区是由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或是由任何族群占大多数组成的。全岛实际上是个单一的巨型城市选区。选区的范围或面积不同，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不大。
后港和波东巴西的选区范围没有改变就可以证明。刘程强先生和詹时中先生分别在这两个地方担任议员长达10年和17年，但跟1997年大选相比，他们的得票率却下跌了三个百分点。
集选区庇护能力差的候选人
“圆桌论坛”批评那些在集选区因没有对手而自动当选的行动党议员，“只是凭着人民行动党的招牌中选”。林金穆先生也批评集选区制度导致“滥竽充数”的现象。
我们的选举制度是以政党赢得的选票，而非个别候选人赢取的选票为依据。当一位国会议员被逐出或离开他的政党，他会失去议员的资格，如果要赢回议席，就必须在补选中胜出。
这与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模式是不同的。新加坡现有的制度是在1963年9月之后，由当时的李光耀总理说服英国政府威斯敏斯特的模式不能在新加坡奏效、并只会导致一个不稳定的政府出现之后，写入宪法中的。威斯敏斯特模式会造成议员对政党的效忠精神薄弱，因政治因素或贿赂背叛政党，这些都会激怒选民，使他们通过选票，表达心中的不满。
和新加坡不同的是，在英国，选票上只有候选人的名字，没有列明他们所属的政党党徽，或是政党的名称。按英国的制度，议员可以不顾及选民的感受，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包括转换政党。
新加坡的法律使国会选举成了不同政党之间的竞赛，而不是候选人之间的较量。选举的条规，使到政党领袖能够说服选民，不仅投票支持他们，也投给这个政党的支持者，这样他们就可以赢得大部分的国会议席，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集选区的制度是为这个目标服务，允许选民从两个或更多政党组成的竞选队伍之中，选择他们所要的组合。
从1960年代，直到80年代中期，在只有单选区的时期，选民实际上是投票给政党，而非投票给个别的候选人。但随着时间的转移，由于选民很有信心人民行动党政府将会执政，他们开始以个别候选人来作为考虑，以决定投票给谁。少数种族候选人越来越难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内中选，因此我们必须走向集选区的选举制度。
在新加坡，通过向群众发表演说的技巧来赢得选举，很多时候意味着候选人必须采用激进言论、方言、宗教和其他能牵动听众情绪，以及造成分化群众的手段。这个问题将无法在短期内消失。义顺东是一个居民多讲福建话的选区，有许多的庙宇和中元会的组织。何炳基副教授是一个好的议员，在那里辛勤劳奋斗了10年，但他是广东人，也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更不是一个善于煽动选民情绪的人。他突然面对一个讲福建话的候选人的挑战，对方不仅讲方言，还参与其中一个庙宇的活动。何炳基处在不利的局面，但他不是独自作战。人民行动党具有政治敏感度，了解到问题所在，并在选民投票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服选民投票支持行动党，不仅是支持何炳基而已。
这并不意味着候选人的素质是无关重要的。假如行动党面对反对党挑战的29名候选人，和反对党人的素质一样，而它的25名新血转到反对党的旗帜下，在单选区或集选区参加竞选。选举成绩肯定是不一样的。
在一个集选区内，竞选的候选人组合必须能够获得胜利，然后履行对选民的承诺。他们必须向选民证明他们有能力管理一个中等规模的市镇会。要做到这一点，领导者必须物色到好的男女议员跟他携手合作。每一个组员都必须尽力。在五年间，选民会知道领导这个集选区组合的领袖和他的成员，是否具有真材实料。这也就是为什么反对党一直都回避在集选区竞选——不是因为集选区太大，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可靠的候选人。
“圆桌论坛”尤其对那些在集选区自动当选的部长和议员是否受到人民的委托表示质疑。不过，当反对党决定不到某个集选区竞选时，它们大概是知道这个集选区的人民支持行动党的团队。人民行动党要在所有的选区竞选，但它不可能强迫反对党到每个选区竞选，以确保行动党候选人面对竞争。
行动党的候选人即使在无对手的情况下当选，五年后他们还是得再度面对选民。张志贤准将在1992年的马林百列集选区补选中，在吴作栋总理的带领下参与竞选，他最后取得胜利。如果当时的选民是按候选人的表演和煽风点火功夫来投票，张准将可能不是新加坡民主党候选人徐顺全博士的对手。到了1997年的大选，张志贤准将已经能在白沙集选区带队竞选，并取得胜利。到了这次大选，反对党已不想去白沙——榜鹅集选区竞选，因为他们知道选民已肯定了张志贤的能力。这正是集选区制度的另一个价值——它促使选民有机会在较长的时期里评估一个人的能力。
具公信力替代政党
“圆桌论坛”提出一个容易提问却不容易解答的问题：如何培养一个能跟行动党抗衡，并具有公信力的反对党。在每届大选之前，行动党都会到新加坡的各个角落网罗人才，这包括专业人员、工会领袖、公务员、武装部队人员、商界领袖等。我们挑选的是顶尖的人才，不只是品行要好，也必须有能力和献身精神，并愿意牺牲舒服的个人生活，以担任为大众服务的角色——协助治理新加坡，并改进新加坡人的生活。
在这次的大选中，行动党已经推出了25名代表不同背景和具有实力的新男女候选人。在大选过后也已开始物色人才，以在2007年推出另一个坚强的组合。
如果反对党要取代行动党执政，它必须拥有一批同样杰出、具有献身精神和良好背景的人才。“圆桌论坛”应该鼓励这样的人才挺身而出，为民服务。如果他们是好的人才，行动党将会在政府中为他们安排一些职位。对这些人才来说，与其以反对党人士的身分，设法在担任两届或更多届国会议员期间建立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替代政党，倒不如加入行动党，从行动党内部改变它提出的政策。这就是行动党为何能在不断变化的新加坡与时并进，而新加坡正是不断改变的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替代政党仍未能在新加坡崛起的原因。
2007年大选
这次大选是在世界面对多个危机时举行。四年前，新加坡还刚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在这两次危机中，行动党政府已经证明它的能力，行动党的部长也展示他们所具有的能力和正直的品格。跟本区域其他的经济体比较，行动党领导下的新加坡显然表现优异。因此，新加坡人非常愿意把带领新加坡走出这次危机的任务交托给行动党。
在2007年的情况将会不同，行动党可能无法赢得75%的选票。不过我们向人民作出保证，行动党将会作出努力以报答选民对它的信任，并争取在2007年获得人民的另一次委托。
《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special/si ... pages/ge221101.html
这要是TG发表类似的讲话肯定会被喷死的
新加坡选举制度经得起考验
● 王景荣（总理新闻秘书）
全国大选结束之后，本报读者林金穆针对选举制度提出改善建议，其投函《给全国大选提些意见》，本报将它翻译成英文，以中英文对照方式刊登在11月17日的《言论·观点》栏目。此文连同圆桌论坛在《海峡时报·交流》版的投函，引起政府的注意，总理新闻秘书昨天傍晚发表长达23段的答复。本报将它译成中文，全文刊登。
在《缺乏竞争将使行动党和国家受损》（11月10日《海峡时报》）一文中，“圆桌论坛”成员蓝平儿先生、哈立斯·比莱先生（Harish Pillay）和詹达拉·莫翰·奈尔先生（Chandra Mohan Nair）辩说，在新加坡“选举已逐渐变得平静”，因为单选区已被集选区取代；林金穆先生也在《给全国大选提些意见》（11月17日《联合早报》）一文中，提出相同的论点。
集选区无竞争对手
选举显得平静、集选区没有对手，并非是必然的趋势。反对党这次在提名日放弃大多数议席，并不是因为集选区构成极大的障碍，而是因为他们首先认识到，新加坡人民要的是行动党政府；其次，他们无法招揽到可靠的候选人；第三，他们在所放弃的选区能获胜的机会十分渺茫。
反对党要找六个候选人组队到六人一组的集选区竞选，所需要的资源并不比他们分开到六个单选区竞选多。不管到集选区或单选区，每名候选人须缴交的按柜金都是1万3000元，这是根据议员常年津贴总额的8％制定的。如果候选人无法筹足这笔钱，不只很难得到选民的支持，也不太可能向行动党提出严肃的替代政策。
反对党候选人到他们认为机会更好的选区角逐；但人民倾向于把选票投给行动党，这在整个新加坡，从淡滨尼到丰加、由义顺东到惹兰勿刹，都是一致的。行动党政府在选举中赢得这样的成绩，怎么可以说是缺乏道德权威和政治委托呢？
去年美国举行总统选举时，一半的合格选民没有去投票。那些去投票的，少过半数的人把票投给布什。既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投票给他，这是否意味着布什总统缺乏道德权威和政治委托呢？
选区划分
反对党没有竞选多数的议席并不是永久的现象。只有当行动党获得新加坡人的信任，并且没有跟人民脱节或松懈下来，这个现象才会持续。行动党一旦松弛，成立更大的集选区或重新划分选区，都无法帮它继续掌政。
林金穆先生建议在宣布新的选区划分和提名日之间应该至少相隔三个月。通常在选区划分委员会公布报告之后，政府会有充裕的时间解散国会和宣布大选。这次时间紧迫，因为九一一事件促使政府须要尽快举行大选以争取新的委托来应付危机。更重要的是，参加竞选的政党应该一早就开始做好工作，而不是等到选区划分报告发表及提名日宣布后才来努力。
自独立后，我们把族群和贫民聚集地分散了，把人口平均地分散到新加坡的各组屋区。没有选区是由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或是由任何族群占大多数组成的。全岛实际上是个单一的巨型城市选区。选区的范围或面积不同，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不大。
后港和波东巴西的选区范围没有改变就可以证明。刘程强先生和詹时中先生分别在这两个地方担任议员长达10年和17年，但跟1997年大选相比，他们的得票率却下跌了三个百分点。
集选区庇护能力差的候选人
“圆桌论坛”批评那些在集选区因没有对手而自动当选的行动党议员，“只是凭着人民行动党的招牌中选”。林金穆先生也批评集选区制度导致“滥竽充数”的现象。
我们的选举制度是以政党赢得的选票，而非个别候选人赢取的选票为依据。当一位国会议员被逐出或离开他的政党，他会失去议员的资格，如果要赢回议席，就必须在补选中胜出。
这与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模式是不同的。新加坡现有的制度是在1963年9月之后，由当时的李光耀总理说服英国政府威斯敏斯特的模式不能在新加坡奏效、并只会导致一个不稳定的政府出现之后，写入宪法中的。威斯敏斯特模式会造成议员对政党的效忠精神薄弱，因政治因素或贿赂背叛政党，这些都会激怒选民，使他们通过选票，表达心中的不满。
和新加坡不同的是，在英国，选票上只有候选人的名字，没有列明他们所属的政党党徽，或是政党的名称。按英国的制度，议员可以不顾及选民的感受，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包括转换政党。
新加坡的法律使国会选举成了不同政党之间的竞赛，而不是候选人之间的较量。选举的条规，使到政党领袖能够说服选民，不仅投票支持他们，也投给这个政党的支持者，这样他们就可以赢得大部分的国会议席，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集选区的制度是为这个目标服务，允许选民从两个或更多政党组成的竞选队伍之中，选择他们所要的组合。
从1960年代，直到80年代中期，在只有单选区的时期，选民实际上是投票给政党，而非投票给个别的候选人。但随着时间的转移，由于选民很有信心人民行动党政府将会执政，他们开始以个别候选人来作为考虑，以决定投票给谁。少数种族候选人越来越难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内中选，因此我们必须走向集选区的选举制度。
在新加坡，通过向群众发表演说的技巧来赢得选举，很多时候意味着候选人必须采用激进言论、方言、宗教和其他能牵动听众情绪，以及造成分化群众的手段。这个问题将无法在短期内消失。义顺东是一个居民多讲福建话的选区，有许多的庙宇和中元会的组织。何炳基副教授是一个好的议员，在那里辛勤劳奋斗了10年，但他是广东人，也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更不是一个善于煽动选民情绪的人。他突然面对一个讲福建话的候选人的挑战，对方不仅讲方言，还参与其中一个庙宇的活动。何炳基处在不利的局面，但他不是独自作战。人民行动党具有政治敏感度，了解到问题所在，并在选民投票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服选民投票支持行动党，不仅是支持何炳基而已。
这并不意味着候选人的素质是无关重要的。假如行动党面对反对党挑战的29名候选人，和反对党人的素质一样，而它的25名新血转到反对党的旗帜下，在单选区或集选区参加竞选。选举成绩肯定是不一样的。
在一个集选区内，竞选的候选人组合必须能够获得胜利，然后履行对选民的承诺。他们必须向选民证明他们有能力管理一个中等规模的市镇会。要做到这一点，领导者必须物色到好的男女议员跟他携手合作。每一个组员都必须尽力。在五年间，选民会知道领导这个集选区组合的领袖和他的成员，是否具有真材实料。这也就是为什么反对党一直都回避在集选区竞选——不是因为集选区太大，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可靠的候选人。
“圆桌论坛”尤其对那些在集选区自动当选的部长和议员是否受到人民的委托表示质疑。不过，当反对党决定不到某个集选区竞选时，它们大概是知道这个集选区的人民支持行动党的团队。人民行动党要在所有的选区竞选，但它不可能强迫反对党到每个选区竞选，以确保行动党候选人面对竞争。
行动党的候选人即使在无对手的情况下当选，五年后他们还是得再度面对选民。张志贤准将在1992年的马林百列集选区补选中，在吴作栋总理的带领下参与竞选，他最后取得胜利。如果当时的选民是按候选人的表演和煽风点火功夫来投票，张准将可能不是新加坡民主党候选人徐顺全博士的对手。到了1997年的大选，张志贤准将已经能在白沙集选区带队竞选，并取得胜利。到了这次大选，反对党已不想去白沙——榜鹅集选区竞选，因为他们知道选民已肯定了张志贤的能力。这正是集选区制度的另一个价值——它促使选民有机会在较长的时期里评估一个人的能力。
具公信力替代政党
“圆桌论坛”提出一个容易提问却不容易解答的问题：如何培养一个能跟行动党抗衡，并具有公信力的反对党。在每届大选之前，行动党都会到新加坡的各个角落网罗人才，这包括专业人员、工会领袖、公务员、武装部队人员、商界领袖等。我们挑选的是顶尖的人才，不只是品行要好，也必须有能力和献身精神，并愿意牺牲舒服的个人生活，以担任为大众服务的角色——协助治理新加坡，并改进新加坡人的生活。
在这次的大选中，行动党已经推出了25名代表不同背景和具有实力的新男女候选人。在大选过后也已开始物色人才，以在2007年推出另一个坚强的组合。
如果反对党要取代行动党执政，它必须拥有一批同样杰出、具有献身精神和良好背景的人才。“圆桌论坛”应该鼓励这样的人才挺身而出，为民服务。如果他们是好的人才，行动党将会在政府中为他们安排一些职位。对这些人才来说，与其以反对党人士的身分，设法在担任两届或更多届国会议员期间建立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替代政党，倒不如加入行动党，从行动党内部改变它提出的政策。这就是行动党为何能在不断变化的新加坡与时并进，而新加坡正是不断改变的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替代政党仍未能在新加坡崛起的原因。
2007年大选
这次大选是在世界面对多个危机时举行。四年前，新加坡还刚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在这两次危机中，行动党政府已经证明它的能力，行动党的部长也展示他们所具有的能力和正直的品格。跟本区域其他的经济体比较，行动党领导下的新加坡显然表现优异。因此，新加坡人非常愿意把带领新加坡走出这次危机的任务交托给行动党。
在2007年的情况将会不同，行动党可能无法赢得75%的选票。不过我们向人民作出保证，行动党将会作出努力以报答选民对它的信任，并争取在2007年获得人民的另一次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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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是TG发表类似的讲话肯定会被喷死的
新加坡选举制度经得起考验
● 王景荣（总理新闻秘书）
全国大选结束之后，本报读者林金穆针对选举制度提出改善建议，其投函《给全国大选提些意见》，本报将它翻译成英文，以中英文对照方式刊登在11月17日的《言论·观点》栏目。此文连同圆桌论坛在《海峡时报·交流》版的投函，引起政府的注意，总理新闻秘书昨天傍晚发表长达23段的答复。本报将它译成中文，全文刊登。
在《缺乏竞争将使行动党和国家受损》（11月10日《海峡时报》）一文中，“圆桌论坛”成员蓝平儿先生、哈立斯·比莱先生（Harish Pillay）和詹达拉·莫翰·奈尔先生（Chandra Mohan Nair）辩说，在新加坡“选举已逐渐变得平静”，因为单选区已被集选区取代；林金穆先生也在《给全国大选提些意见》（11月17日《联合早报》）一文中，提出相同的论点。
集选区无竞争对手
选举显得平静、集选区没有对手，并非是必然的趋势。反对党这次在提名日放弃大多数议席，并不是因为集选区构成极大的障碍，而是因为他们首先认识到，新加坡人民要的是行动党政府；其次，他们无法招揽到可靠的候选人；第三，他们在所放弃的选区能获胜的机会十分渺茫。
反对党要找六个候选人组队到六人一组的集选区竞选，所需要的资源并不比他们分开到六个单选区竞选多。不管到集选区或单选区，每名候选人须缴交的按柜金都是1万3000元，这是根据议员常年津贴总额的8％制定的。如果候选人无法筹足这笔钱，不只很难得到选民的支持，也不太可能向行动党提出严肃的替代政策。
反对党候选人到他们认为机会更好的选区角逐；但人民倾向于把选票投给行动党，这在整个新加坡，从淡滨尼到丰加、由义顺东到惹兰勿刹，都是一致的。行动党政府在选举中赢得这样的成绩，怎么可以说是缺乏道德权威和政治委托呢？
去年美国举行总统选举时，一半的合格选民没有去投票。那些去投票的，少过半数的人把票投给布什。既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投票给他，这是否意味着布什总统缺乏道德权威和政治委托呢？
选区划分
反对党没有竞选多数的议席并不是永久的现象。只有当行动党获得新加坡人的信任，并且没有跟人民脱节或松懈下来，这个现象才会持续。行动党一旦松弛，成立更大的集选区或重新划分选区，都无法帮它继续掌政。
林金穆先生建议在宣布新的选区划分和提名日之间应该至少相隔三个月。通常在选区划分委员会公布报告之后，政府会有充裕的时间解散国会和宣布大选。这次时间紧迫，因为九一一事件促使政府须要尽快举行大选以争取新的委托来应付危机。更重要的是，参加竞选的政党应该一早就开始做好工作，而不是等到选区划分报告发表及提名日宣布后才来努力。
自独立后，我们把族群和贫民聚集地分散了，把人口平均地分散到新加坡的各组屋区。没有选区是由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或是由任何族群占大多数组成的。全岛实际上是个单一的巨型城市选区。选区的范围或面积不同，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不大。
后港和波东巴西的选区范围没有改变就可以证明。刘程强先生和詹时中先生分别在这两个地方担任议员长达10年和17年，但跟1997年大选相比，他们的得票率却下跌了三个百分点。
集选区庇护能力差的候选人
“圆桌论坛”批评那些在集选区因没有对手而自动当选的行动党议员，“只是凭着人民行动党的招牌中选”。林金穆先生也批评集选区制度导致“滥竽充数”的现象。
我们的选举制度是以政党赢得的选票，而非个别候选人赢取的选票为依据。当一位国会议员被逐出或离开他的政党，他会失去议员的资格，如果要赢回议席，就必须在补选中胜出。
这与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模式是不同的。新加坡现有的制度是在1963年9月之后，由当时的李光耀总理说服英国政府威斯敏斯特的模式不能在新加坡奏效、并只会导致一个不稳定的政府出现之后，写入宪法中的。威斯敏斯特模式会造成议员对政党的效忠精神薄弱，因政治因素或贿赂背叛政党，这些都会激怒选民，使他们通过选票，表达心中的不满。
和新加坡不同的是，在英国，选票上只有候选人的名字，没有列明他们所属的政党党徽，或是政党的名称。按英国的制度，议员可以不顾及选民的感受，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包括转换政党。
新加坡的法律使国会选举成了不同政党之间的竞赛，而不是候选人之间的较量。选举的条规，使到政党领袖能够说服选民，不仅投票支持他们，也投给这个政党的支持者，这样他们就可以赢得大部分的国会议席，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集选区的制度是为这个目标服务，允许选民从两个或更多政党组成的竞选队伍之中，选择他们所要的组合。
从1960年代，直到80年代中期，在只有单选区的时期，选民实际上是投票给政党，而非投票给个别的候选人。但随着时间的转移，由于选民很有信心人民行动党政府将会执政，他们开始以个别候选人来作为考虑，以决定投票给谁。少数种族候选人越来越难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内中选，因此我们必须走向集选区的选举制度。
在新加坡，通过向群众发表演说的技巧来赢得选举，很多时候意味着候选人必须采用激进言论、方言、宗教和其他能牵动听众情绪，以及造成分化群众的手段。这个问题将无法在短期内消失。义顺东是一个居民多讲福建话的选区，有许多的庙宇和中元会的组织。何炳基副教授是一个好的议员，在那里辛勤劳奋斗了10年，但他是广东人，也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更不是一个善于煽动选民情绪的人。他突然面对一个讲福建话的候选人的挑战，对方不仅讲方言，还参与其中一个庙宇的活动。何炳基处在不利的局面，但他不是独自作战。人民行动党具有政治敏感度，了解到问题所在，并在选民投票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服选民投票支持行动党，不仅是支持何炳基而已。
这并不意味着候选人的素质是无关重要的。假如行动党面对反对党挑战的29名候选人，和反对党人的素质一样，而它的25名新血转到反对党的旗帜下，在单选区或集选区参加竞选。选举成绩肯定是不一样的。
在一个集选区内，竞选的候选人组合必须能够获得胜利，然后履行对选民的承诺。他们必须向选民证明他们有能力管理一个中等规模的市镇会。要做到这一点，领导者必须物色到好的男女议员跟他携手合作。每一个组员都必须尽力。在五年间，选民会知道领导这个集选区组合的领袖和他的成员，是否具有真材实料。这也就是为什么反对党一直都回避在集选区竞选——不是因为集选区太大，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可靠的候选人。
“圆桌论坛”尤其对那些在集选区自动当选的部长和议员是否受到人民的委托表示质疑。不过，当反对党决定不到某个集选区竞选时，它们大概是知道这个集选区的人民支持行动党的团队。人民行动党要在所有的选区竞选，但它不可能强迫反对党到每个选区竞选，以确保行动党候选人面对竞争。
行动党的候选人即使在无对手的情况下当选，五年后他们还是得再度面对选民。张志贤准将在1992年的马林百列集选区补选中，在吴作栋总理的带领下参与竞选，他最后取得胜利。如果当时的选民是按候选人的表演和煽风点火功夫来投票，张准将可能不是新加坡民主党候选人徐顺全博士的对手。到了1997年的大选，张志贤准将已经能在白沙集选区带队竞选，并取得胜利。到了这次大选，反对党已不想去白沙——榜鹅集选区竞选，因为他们知道选民已肯定了张志贤的能力。这正是集选区制度的另一个价值——它促使选民有机会在较长的时期里评估一个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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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论坛”提出一个容易提问却不容易解答的问题：如何培养一个能跟行动党抗衡，并具有公信力的反对党。在每届大选之前，行动党都会到新加坡的各个角落网罗人才，这包括专业人员、工会领袖、公务员、武装部队人员、商界领袖等。我们挑选的是顶尖的人才，不只是品行要好，也必须有能力和献身精神，并愿意牺牲舒服的个人生活，以担任为大众服务的角色——协助治理新加坡，并改进新加坡人的生活。
在这次的大选中，行动党已经推出了25名代表不同背景和具有实力的新男女候选人。在大选过后也已开始物色人才，以在2007年推出另一个坚强的组合。
如果反对党要取代行动党执政，它必须拥有一批同样杰出、具有献身精神和良好背景的人才。“圆桌论坛”应该鼓励这样的人才挺身而出，为民服务。如果他们是好的人才，行动党将会在政府中为他们安排一些职位。对这些人才来说，与其以反对党人士的身分，设法在担任两届或更多届国会议员期间建立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替代政党，倒不如加入行动党，从行动党内部改变它提出的政策。这就是行动党为何能在不断变化的新加坡与时并进，而新加坡正是不断改变的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替代政党仍未能在新加坡崛起的原因。
2007年大选
这次大选是在世界面对多个危机时举行。四年前，新加坡还刚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在这两次危机中，行动党政府已经证明它的能力，行动党的部长也展示他们所具有的能力和正直的品格。跟本区域其他的经济体比较，行动党领导下的新加坡显然表现优异。因此，新加坡人非常愿意把带领新加坡走出这次危机的任务交托给行动党。
在2007年的情况将会不同，行动党可能无法赢得75%的选票。不过我们向人民作出保证，行动党将会作出努力以报答选民对它的信任，并争取在2007年获得人民的另一次委托。
《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special/si ... pages/ge221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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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选举制度经得起考验
● 王景荣（总理新闻秘书）
全国大选结束之后，本报读者林金穆针对选举制度提出改善建议，其投函《给全国大选提些意见》，本报将它翻译成英文，以中英文对照方式刊登在11月17日的《言论·观点》栏目。此文连同圆桌论坛在《海峡时报·交流》版的投函，引起政府的注意，总理新闻秘书昨天傍晚发表长达23段的答复。本报将它译成中文，全文刊登。
在《缺乏竞争将使行动党和国家受损》（11月10日《海峡时报》）一文中，“圆桌论坛”成员蓝平儿先生、哈立斯·比莱先生（Harish Pillay）和詹达拉·莫翰·奈尔先生（Chandra Mohan Nair）辩说，在新加坡“选举已逐渐变得平静”，因为单选区已被集选区取代；林金穆先生也在《给全国大选提些意见》（11月17日《联合早报》）一文中，提出相同的论点。
集选区无竞争对手
选举显得平静、集选区没有对手，并非是必然的趋势。反对党这次在提名日放弃大多数议席，并不是因为集选区构成极大的障碍，而是因为他们首先认识到，新加坡人民要的是行动党政府；其次，他们无法招揽到可靠的候选人；第三，他们在所放弃的选区能获胜的机会十分渺茫。
反对党要找六个候选人组队到六人一组的集选区竞选，所需要的资源并不比他们分开到六个单选区竞选多。不管到集选区或单选区，每名候选人须缴交的按柜金都是1万3000元，这是根据议员常年津贴总额的8％制定的。如果候选人无法筹足这笔钱，不只很难得到选民的支持，也不太可能向行动党提出严肃的替代政策。
反对党候选人到他们认为机会更好的选区角逐；但人民倾向于把选票投给行动党，这在整个新加坡，从淡滨尼到丰加、由义顺东到惹兰勿刹，都是一致的。行动党政府在选举中赢得这样的成绩，怎么可以说是缺乏道德权威和政治委托呢？
去年美国举行总统选举时，一半的合格选民没有去投票。那些去投票的，少过半数的人把票投给布什。既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投票给他，这是否意味着布什总统缺乏道德权威和政治委托呢？
选区划分
反对党没有竞选多数的议席并不是永久的现象。只有当行动党获得新加坡人的信任，并且没有跟人民脱节或松懈下来，这个现象才会持续。行动党一旦松弛，成立更大的集选区或重新划分选区，都无法帮它继续掌政。
林金穆先生建议在宣布新的选区划分和提名日之间应该至少相隔三个月。通常在选区划分委员会公布报告之后，政府会有充裕的时间解散国会和宣布大选。这次时间紧迫，因为九一一事件促使政府须要尽快举行大选以争取新的委托来应付危机。更重要的是，参加竞选的政党应该一早就开始做好工作，而不是等到选区划分报告发表及提名日宣布后才来努力。
自独立后，我们把族群和贫民聚集地分散了，把人口平均地分散到新加坡的各组屋区。没有选区是由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或是由任何族群占大多数组成的。全岛实际上是个单一的巨型城市选区。选区的范围或面积不同，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不大。
后港和波东巴西的选区范围没有改变就可以证明。刘程强先生和詹时中先生分别在这两个地方担任议员长达10年和17年，但跟1997年大选相比，他们的得票率却下跌了三个百分点。
集选区庇护能力差的候选人
“圆桌论坛”批评那些在集选区因没有对手而自动当选的行动党议员，“只是凭着人民行动党的招牌中选”。林金穆先生也批评集选区制度导致“滥竽充数”的现象。
我们的选举制度是以政党赢得的选票，而非个别候选人赢取的选票为依据。当一位国会议员被逐出或离开他的政党，他会失去议员的资格，如果要赢回议席，就必须在补选中胜出。
这与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模式是不同的。新加坡现有的制度是在1963年9月之后，由当时的李光耀总理说服英国政府威斯敏斯特的模式不能在新加坡奏效、并只会导致一个不稳定的政府出现之后，写入宪法中的。威斯敏斯特模式会造成议员对政党的效忠精神薄弱，因政治因素或贿赂背叛政党，这些都会激怒选民，使他们通过选票，表达心中的不满。
和新加坡不同的是，在英国，选票上只有候选人的名字，没有列明他们所属的政党党徽，或是政党的名称。按英国的制度，议员可以不顾及选民的感受，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包括转换政党。
新加坡的法律使国会选举成了不同政党之间的竞赛，而不是候选人之间的较量。选举的条规，使到政党领袖能够说服选民，不仅投票支持他们，也投给这个政党的支持者，这样他们就可以赢得大部分的国会议席，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集选区的制度是为这个目标服务，允许选民从两个或更多政党组成的竞选队伍之中，选择他们所要的组合。
从1960年代，直到80年代中期，在只有单选区的时期，选民实际上是投票给政党，而非投票给个别的候选人。但随着时间的转移，由于选民很有信心人民行动党政府将会执政，他们开始以个别候选人来作为考虑，以决定投票给谁。少数种族候选人越来越难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内中选，因此我们必须走向集选区的选举制度。
在新加坡，通过向群众发表演说的技巧来赢得选举，很多时候意味着候选人必须采用激进言论、方言、宗教和其他能牵动听众情绪，以及造成分化群众的手段。这个问题将无法在短期内消失。义顺东是一个居民多讲福建话的选区，有许多的庙宇和中元会的组织。何炳基副教授是一个好的议员，在那里辛勤劳奋斗了10年，但他是广东人，也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更不是一个善于煽动选民情绪的人。他突然面对一个讲福建话的候选人的挑战，对方不仅讲方言，还参与其中一个庙宇的活动。何炳基处在不利的局面，但他不是独自作战。人民行动党具有政治敏感度，了解到问题所在，并在选民投票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服选民投票支持行动党，不仅是支持何炳基而已。
这并不意味着候选人的素质是无关重要的。假如行动党面对反对党挑战的29名候选人，和反对党人的素质一样，而它的25名新血转到反对党的旗帜下，在单选区或集选区参加竞选。选举成绩肯定是不一样的。
在一个集选区内，竞选的候选人组合必须能够获得胜利，然后履行对选民的承诺。他们必须向选民证明他们有能力管理一个中等规模的市镇会。要做到这一点，领导者必须物色到好的男女议员跟他携手合作。每一个组员都必须尽力。在五年间，选民会知道领导这个集选区组合的领袖和他的成员，是否具有真材实料。这也就是为什么反对党一直都回避在集选区竞选——不是因为集选区太大，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可靠的候选人。
“圆桌论坛”尤其对那些在集选区自动当选的部长和议员是否受到人民的委托表示质疑。不过，当反对党决定不到某个集选区竞选时，它们大概是知道这个集选区的人民支持行动党的团队。人民行动党要在所有的选区竞选，但它不可能强迫反对党到每个选区竞选，以确保行动党候选人面对竞争。
行动党的候选人即使在无对手的情况下当选，五年后他们还是得再度面对选民。张志贤准将在1992年的马林百列集选区补选中，在吴作栋总理的带领下参与竞选，他最后取得胜利。如果当时的选民是按候选人的表演和煽风点火功夫来投票，张准将可能不是新加坡民主党候选人徐顺全博士的对手。到了1997年的大选，张志贤准将已经能在白沙集选区带队竞选，并取得胜利。到了这次大选，反对党已不想去白沙——榜鹅集选区竞选，因为他们知道选民已肯定了张志贤的能力。这正是集选区制度的另一个价值——它促使选民有机会在较长的时期里评估一个人的能力。
具公信力替代政党
“圆桌论坛”提出一个容易提问却不容易解答的问题：如何培养一个能跟行动党抗衡，并具有公信力的反对党。在每届大选之前，行动党都会到新加坡的各个角落网罗人才，这包括专业人员、工会领袖、公务员、武装部队人员、商界领袖等。我们挑选的是顶尖的人才，不只是品行要好，也必须有能力和献身精神，并愿意牺牲舒服的个人生活，以担任为大众服务的角色——协助治理新加坡，并改进新加坡人的生活。
在这次的大选中，行动党已经推出了25名代表不同背景和具有实力的新男女候选人。在大选过后也已开始物色人才，以在2007年推出另一个坚强的组合。
如果反对党要取代行动党执政，它必须拥有一批同样杰出、具有献身精神和良好背景的人才。“圆桌论坛”应该鼓励这样的人才挺身而出，为民服务。如果他们是好的人才，行动党将会在政府中为他们安排一些职位。对这些人才来说，与其以反对党人士的身分，设法在担任两届或更多届国会议员期间建立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替代政党，倒不如加入行动党，从行动党内部改变它提出的政策。这就是行动党为何能在不断变化的新加坡与时并进，而新加坡正是不断改变的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替代政党仍未能在新加坡崛起的原因。
2007年大选
这次大选是在世界面对多个危机时举行。四年前，新加坡还刚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在这两次危机中，行动党政府已经证明它的能力，行动党的部长也展示他们所具有的能力和正直的品格。跟本区域其他的经济体比较，行动党领导下的新加坡显然表现优异。因此，新加坡人非常愿意把带领新加坡走出这次危机的任务交托给行动党。
在2007年的情况将会不同，行动党可能无法赢得75%的选票。不过我们向人民作出保证，行动党将会作出努力以报答选民对它的信任，并争取在2007年获得人民的另一次委托。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