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们的学者写的奇文

杭州师范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

危机来自东亚文明内部


http://www.zaobao.com/yl/tx101013_001.shtml

杨际开
　　听到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10月4日在布鲁塞尔进行了走廊会晤，并达成了以中日战略互信关系的大局为重的共识的消息，感到欣慰。
　　从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从大清帝国向近代国家的转变确实与东亚周边王国的转向有关，日本是领头羊，以后开始了合并琉球，觊觎朝鲜与台湾的帝国主义政策。关于日本合并琉球，日本的汉学家、兴亚志士冈千仞1884年游历中国，留下了下面一段与上海梅溪书院院长张经甫讨论琉球问题的见解：“我东洋各国各锁四疆，其与隔海邻国接锋，有蒙古寇我邦，我邦伐朝鲜二役而已。其兵威不振，速欧米之侮，实有故也。而中土一旦以我邦县琉球之故，大举问罪，则我邦虽弱小，独立东海二千年，势不得不一战。一战而败则再战，再战而败则三战，不以千败百挫，少屈其锐锋，决雌雄于百战之后，如英法百年之役，则中日大舰巨炮，猛将健卒，视大海如平地。于是两国解怨讲和，协心戮力，西其锋，则欧美各国无一足惧。以此雪东洋积年之辱也。”（冈千仞著《观光纪游》，中华书局，2009，页69）
主权话语是我族中心主义
　　主权这个概念产生于近代西欧的国际体系，在西方近代史上，还发生了从君主主权到人民主权的变迁，非西方的国家要接受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组织原理的主权，就要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来行动，近代日本是亚洲最早借用西方的主权观念来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亚洲国家。
　　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命题，一是落后就要挨打，一是物质先于伦理。按照这两个命题，日本最后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成为按照西方主权观念行动的国家。主权政治，在二战前，驱使日本走向帝国主义，如今又驱使日本向海洋强权迈进，根源都是相同的，就是来自西方的主权观念。近代东亚文明内部的国家多少都根据这两个命题，努力要变身为主权国家，中国也不例外。
　　后来，中国、朝鲜、越南与韩国、台湾、日本分成了两个阵营，直到今天，传统的文明政治学的话语被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这样的话语所取代，真正的政治空间让位给了主权话语与意识形态，像明儒朱舜水那样的“古今人惟无私而后可以观天下之理，无所为而为而后可以为天下之法”的文明政治话语已经在东亚的政治话语中行不通了，东亚文明内部开始使用主权政治来取代现实政治。但从“无私”与“无为”的角度来看，主权话语其实也只是一种我族中心主义的政治理论。
近代东亚内部战争都有西方因素　　上述冈千仞的合并琉球“合法”论看上去像是在为日本合并琉球作辩护，但实际上是在主张用西方的主权观念来维护东亚文明的安全。把西方的主权观念作为武器来捍卫东亚文明的整体安全是冈千仞的立场，这一立场获得了上海士人的认同。张经甫后来成为清末变法的先驱，但近代日本最后还是走上了福泽谕吉倡导的“脱亚入欧”之路，这种立场是把西方主权观念作为目的，以入伍西方为目标，最后使近代日本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
　　钓鱼岛危机看似主权之争，实际上背后是所谓共产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争，我认为，以东亚文明的整体利益为重，可以争取化解主权之争与主义之争，使东亚避免一场西方观念的代理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虽说是东亚内部的战争，也是近代日本以西方的方式对中国发动的战争，目的是要获得入伍西方的入场券，费正清从西方利益的立场，对日本民族主义双重性做过分析，中国后来打越南也是为了获得与日美“约合”的筹码，近代东亚内部的战争都有西方因素在起作用，而事到如今，我们也该醒醒了。
　　其实，今日之祸起源于21年前的“六：；！四”事件，这20年来行政主导的发展模式强化了政治权力，造成了经济发展与文化转型的脱节，结果使中国人丧失了理解外来危机起因的能力。对此，西方取向的激进民主运动是要负历史罪责的，现在的激进民族主义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错过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转换契机，按照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抗战思维，会在时代大变迁的时候，预设敌人，从而丧失掉通过和解推动时代前进的转机。把危机转化为战争，甚至打算以战争来转化危机，殊不知危机就在自己的观念与意识形态内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主权观念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在存在论上是一种我族中心主义，东亚人把这样的观念拿来作为目的，最终会导致文明的全面解体，而追求一种没有文明整体内涵的主权对全球化进程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因为，丧失了文明基盘的主权的自我实现就是进行文明内战。而背后还是西方势力与价值在操弄我们的生活，而不是我们的力量与价值在领引全球化的走向。我们需要转换自己的成见与自我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利益来寻找和平的解决方式与内部改革之道。
　　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著文建议建立钓鱼岛政治特区，对相关海域的渔民开放，看来日本政府的行为还是受到社会良知的制约的，虽然，钓鱼岛危机因温、菅共识而缓解，但如何重建东亚人民都可以接受的东亚互信互利体制，反而由这次风波而成为今后的东亚国际政治的课题，要把主权危机转变为重建互信的契机，要在克服主权危机的共识中深化内部的政治体制改革，近代东亚问题的共同根源就是西方中心的主权政治，这也是我们东亚人必须要去共同克服的问题。
作者是杭州师范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
错过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转换契机，按照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抗战思维，会在时代大变迁的时候，预设敌人，从而丧失掉通过和解推动时代前进的转机。杭州师范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

危机来自东亚文明内部


http://www.zaobao.com/yl/tx101013_001.shtml

杨际开
　　听到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10月4日在布鲁塞尔进行了走廊会晤，并达成了以中日战略互信关系的大局为重的共识的消息，感到欣慰。
　　从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从大清帝国向近代国家的转变确实与东亚周边王国的转向有关，日本是领头羊，以后开始了合并琉球，觊觎朝鲜与台湾的帝国主义政策。关于日本合并琉球，日本的汉学家、兴亚志士冈千仞1884年游历中国，留下了下面一段与上海梅溪书院院长张经甫讨论琉球问题的见解：“我东洋各国各锁四疆，其与隔海邻国接锋，有蒙古寇我邦，我邦伐朝鲜二役而已。其兵威不振，速欧米之侮，实有故也。而中土一旦以我邦县琉球之故，大举问罪，则我邦虽弱小，独立东海二千年，势不得不一战。一战而败则再战，再战而败则三战，不以千败百挫，少屈其锐锋，决雌雄于百战之后，如英法百年之役，则中日大舰巨炮，猛将健卒，视大海如平地。于是两国解怨讲和，协心戮力，西其锋，则欧美各国无一足惧。以此雪东洋积年之辱也。”（冈千仞著《观光纪游》，中华书局，2009，页69）
主权话语是我族中心主义
　　主权这个概念产生于近代西欧的国际体系，在西方近代史上，还发生了从君主主权到人民主权的变迁，非西方的国家要接受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组织原理的主权，就要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来行动，近代日本是亚洲最早借用西方的主权观念来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亚洲国家。
　　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命题，一是落后就要挨打，一是物质先于伦理。按照这两个命题，日本最后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成为按照西方主权观念行动的国家。主权政治，在二战前，驱使日本走向帝国主义，如今又驱使日本向海洋强权迈进，根源都是相同的，就是来自西方的主权观念。近代东亚文明内部的国家多少都根据这两个命题，努力要变身为主权国家，中国也不例外。
　　后来，中国、朝鲜、越南与韩国、台湾、日本分成了两个阵营，直到今天，传统的文明政治学的话语被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这样的话语所取代，真正的政治空间让位给了主权话语与意识形态，像明儒朱舜水那样的“古今人惟无私而后可以观天下之理，无所为而为而后可以为天下之法”的文明政治话语已经在东亚的政治话语中行不通了，东亚文明内部开始使用主权政治来取代现实政治。但从“无私”与“无为”的角度来看，主权话语其实也只是一种我族中心主义的政治理论。
近代东亚内部战争都有西方因素　　上述冈千仞的合并琉球“合法”论看上去像是在为日本合并琉球作辩护，但实际上是在主张用西方的主权观念来维护东亚文明的安全。把西方的主权观念作为武器来捍卫东亚文明的整体安全是冈千仞的立场，这一立场获得了上海士人的认同。张经甫后来成为清末变法的先驱，但近代日本最后还是走上了福泽谕吉倡导的“脱亚入欧”之路，这种立场是把西方主权观念作为目的，以入伍西方为目标，最后使近代日本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
　　钓鱼岛危机看似主权之争，实际上背后是所谓共产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争，我认为，以东亚文明的整体利益为重，可以争取化解主权之争与主义之争，使东亚避免一场西方观念的代理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虽说是东亚内部的战争，也是近代日本以西方的方式对中国发动的战争，目的是要获得入伍西方的入场券，费正清从西方利益的立场，对日本民族主义双重性做过分析，中国后来打越南也是为了获得与日美“约合”的筹码，近代东亚内部的战争都有西方因素在起作用，而事到如今，我们也该醒醒了。
　　其实，今日之祸起源于21年前的“六：；！四”事件，这20年来行政主导的发展模式强化了政治权力，造成了经济发展与文化转型的脱节，结果使中国人丧失了理解外来危机起因的能力。对此，西方取向的激进民主运动是要负历史罪责的，现在的激进民族主义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错过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转换契机，按照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抗战思维，会在时代大变迁的时候，预设敌人，从而丧失掉通过和解推动时代前进的转机。把危机转化为战争，甚至打算以战争来转化危机，殊不知危机就在自己的观念与意识形态内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主权观念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在存在论上是一种我族中心主义，东亚人把这样的观念拿来作为目的，最终会导致文明的全面解体，而追求一种没有文明整体内涵的主权对全球化进程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因为，丧失了文明基盘的主权的自我实现就是进行文明内战。而背后还是西方势力与价值在操弄我们的生活，而不是我们的力量与价值在领引全球化的走向。我们需要转换自己的成见与自我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利益来寻找和平的解决方式与内部改革之道。
　　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著文建议建立钓鱼岛政治特区，对相关海域的渔民开放，看来日本政府的行为还是受到社会良知的制约的，虽然，钓鱼岛危机因温、菅共识而缓解，但如何重建东亚人民都可以接受的东亚互信互利体制，反而由这次风波而成为今后的东亚国际政治的课题，要把主权危机转变为重建互信的契机，要在克服主权危机的共识中深化内部的政治体制改革，近代东亚问题的共同根源就是西方中心的主权政治，这也是我们东亚人必须要去共同克服的问题。
作者是杭州师范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
错过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转换契机，按照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抗战思维，会在时代大变迁的时候，预设敌人，从而丧失掉通过和解推动时代前进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