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醉侃汪直

　　在明朝十六位皇帝当中，明宪宗朱见深堪称是一位运气不错的守成之君，在经历了土木之变、皇父被掳、皇位易主、储君被废、夺门之变、曹氏叛乱等一连串的动荡变故之后，明朝的政局在他执政的时期却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成化年间既无大的内忧，也无大的外患，而成化皇帝朱见深在吸取了父亲重用宦官、倚赖权臣结果导致国家陷于危难混乱的教训之后，在这方面有所收敛，这就使得成化朝较之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太平了许多。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成化朝的朝政平平稳稳的运行了二十三年，后世的史家们虽然对于德才较为一般的朱见深不求励精图治，缺乏进取心的治国态度有些微词，但对他也没有甚麽太大的批评。
　　但是，成化皇帝朱见深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封建专制世俗君主，历代皇帝身上那些在今人看来难以接受的成规陋习在他身上依然保留了下来，惹得后世的史家们说三道四，重用宦官汪直并于东厂之外开设西厂另搞缉查办案活动就是被他们所非议的最大箭靶！
　　前面说过，成化朝宦官干政不像正统朝那样厉害，但并不意味者成化皇帝朱见深不再重用宦官，他只不过是将宦官的使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像正统朝英宗对王振那样近乎于依赖，而且宦官作为皇帝私人的家奴，在满足皇帝个人私欲等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而不像文官集团那样经常以祖制和伦理纲常为由来劝诫甚至反对他的决策安排，成化皇帝朱见深给予他们青睐与赏赐自然也就顺理成章！

　　汪直，生卒年份不详，家庭出身亦无从查考，因为清代修撰的《明史》中对于他出身的记载仅仅是用“大藤峡瑶种”一笔带过，才让人们了解到这位在当时红极一时的权宦乃是少数民族瑶族的族别出身！
　　据历史记载，大藤峡位于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县西北约六十里，距离爆发太平天国运动的桂平县金田村仅一山之隔，是一片典型的瑶族和壮族聚居区。自明朝建国以后，一直到成化初年，大藤峡一带几乎无一日安宁，经常发生变乱，这里面既有当地瑶、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也有少数民族百姓为反抗包括汉官和土司的剥削而采取的反抗行动，更有少数民族土司为自身利益而蓄意挑起的民族仇杀，复杂的原因、背景、内容，让人很难套用传统历史教科书的观点将其冠以“人民起义”的漂亮帽子！明景泰七年，大藤峡瑶民在侯大苟的统领下大举造反，所过之处，玉石俱焚！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成化初年，才被右佥都御史韩雍等人领军平息，本文的主人公，当时还是个小孩子的汪直便在此役中做了明军的俘虏，因聪明伶俐而被阉割，送入皇宫办事，最初在成化皇帝的宠妃万贵妃居住的昭德宫听用（明代宦官有五种来源，一是在征服战争中掠来的少数民族幼男；二是外国进贡的幼童；三是各地尤其是北直隶府州县的民家子弟；四是被抄没的犯罪官民子弟；五是成年自宫男子。）

　　到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已经年近二十的汪直已经做到了御马监太监，负责管理皇帝乘用的马匹，就在这时，北京城里连出几件怪事，让汪直开始了他在历史舞台上不同寻常的表演。
　　一是朱见深成化十二年正月到大祀殿郊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的祭祀皇天厚土的惯例性大典），仪式刚刚开始，突然天气骤变，大风突起，祭坛上灯烛熄灭，且寒气倍增，执旗举幡的卫士及掌管郊祀奏乐的乐官竟然有被活活冻死者，这一天气突变现象被当时的迷信的人们视为不祥之兆，连皇帝朱见深也深以为然。其二是半年之后，京城谣传有一黑色怪兽出没，其状如犬，夜出伤人，甚至深入皇宫，弄得人心惶惶，朱见深不得已派人到城隍庙祭奠，责备土地没有尽到却妖护民的责任，又亲自在宫中祭告天地，引躬自咎，经过几个月折腾，事情才算平息下来！其三是李子龙事件，莽汉李子龙自称精通法术，善用符咒，结交了内监韦舍，潜入大内，图谋不规，虽然事败后被双双处死，但这件事同样触动了朱见深的神经。
此后不久，朱见深一次例行早朝，在上朝的文官队列中竟然传出了盔甲撞击、刀兵相交的声音，朱见深竟然吓得就想离座而去，大殿上的众人也乱做一团，但过了半天，竟然甚麽也未发生，朱见深自觉颜面尽失，恼怒异常，让一百多名班次较低的官员一起跪在午门外，以示惩罚。持法御史准奏追查首先骚动的官员，竟然查不出来，因此民间传说，这种无形有声的的怪事是因为“鼓妖”在作怪。

　　接二连三的怪事，让朱见深不胜烦恼，而锦衣卫和东厂这样等特务机关无法揭示其中的原因又让他对其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于是他想到了以前在昭德宫就已认识，机警能干的小太监汪直。朱见深让汪直带上一两人，乔装改扮，悄悄出宫刺探民间隐情，由于只是和朱见深单线联系，加上汪直确实也做到了办事不露声色，所以连续活动了好几个月，朝官以及锦衣卫和东厂竟然毫不知情，而朱见深却从汪直那里听到了不少前所未闻的消息，使得他对汪直的办事能力大为赞赏！汪直的“赫赫功绩”使得皇帝朱见深自然产生了让其主掌东厂的念头，但汪直是御马监太监，而东厂的主管太监一向是由司礼监的太监兼任，想要汪直主掌东厂，必须先要将他调入司礼监，但不知是因为朱见深不愿这样做，还是他怕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反对，朱见深并没有让汪直去司礼监，而是让他另起炉灶，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正月，令他带锦衣卫官校百余人，在皇城西面的灵济宫灰厂拘讯人犯，这样就诞生了明代闻名一时的西厂。

　　西厂成立后办的第一件案子，是福建建宁卫同知指挥杨华的案子。杨华是宣德、正统年间权倾一时的大学士杨荣的曾孙，因为与其父杨泰行事不法，横行乡里，为人告发，刑部随即遣人前往福建调查。 杨华闻讯，悄悄潜入北京，藏于姐夫中书舍人董璵家中，董璵为平息事端，找了与他有交情的锦衣卫百户韦瑛，祈求韦瑛代为疏通关节，没想到韦瑛却乘机向汪直告发了此事，西厂校尉随即逮捕了杨华、董璵，并搜出了二人所拟的准备行贿的名单，名单里有大学士商辂、三法司官员和司礼监黄赐、陈祖生等人。汪直随即向朱见深做了汇报了西厂建立后侦缉出的这第一桩案子，朱见深颇感满意，尤其对杨家送人的贿赂格外关心，让汪直严加追索。可是，杨华虽拟定了一个名单，但却没有付诸行动，礼物也没有筹备好，西厂校尉搜不出财物，便对杨、董二人施加酷刑，二人承受不住，便胡乱招出了叔父兵部武选司杨仕伟，说钱财在杨仕伟处，汪直立即派人抓捕了杨仕伟及其家人，但杨仕伟本人属于被人诬告，自然拿不出财物。结果，杨华因伤势过重，死于狱中，杨泰被处死，杨仕伟、董璵革职，朱见深趁此机会派人到福建抄没了杨家的财产，得了一笔意外之财！

　　几乎在同时，汪直又干出一件大事，南京守备太监覃力鹏到北京进贡之后，返回时弄了上百船私盐，一路骚扰。过山东时，在武城县被一位典史带人查问，覃力鹏竟然殴打了他，并射死了他的一名随行人员，此事被西厂校尉侦知，汪直奏告朱见深后，将其逮捕带到北京问罪，虽然覃力鹏因司礼监的庇护，而被从轻发落，但朱见深对汪直却更加信任。但另一方面，西厂校尉随意捕人，滥用刑罚的的做法也引起了文官集团和其他宦官的反感，因为这实际是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他们，如果汪直仅仅是拿一般的平民百姓出气，那麽他的西厂或许日子好过的多，但现在他以一个非司礼监太监的体制外身份，却敢于直接挑战连皇帝都有所顾忌的文官集团和原先一直搞侦缉的司礼监东厂，自然要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弹！因此，西厂自成化十三年初设立以来，仅仅运行了几个月，就于成化十三年五月因为内阁首辅商辂为首的文官和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的共同反对而被废除，汪直也被调回御马监。当然，作为亲自授命汪直成立西厂的朱见深内心其实也并不想这样做，一来他此时仍然宠信汪直，二来汪直的作为也很令他满意，所以当汪直向他面陈司礼监太监黄赐、陈祖生是福建人，受了杨华的嘱托，对其进行报复一事之后，他立即将二人贬往南京司香。

　　西厂废除才一个月，却有位来自南京的名叫戴缙的监察御史上疏为汪直辩护！在史料中并无戴缙和汪直二人有所交往的记载，因此后人只能猜测戴缙的这份奏疏是有所他图，但不管怎麽说，这份奏疏给了朱见深一个顺水推舟的台阶，于是他很快又让汪直干起了特务的差事。
　　汪直既然复出，以前要求罢免他们的文官自然没有好日子过，仅仅一月之内，兵部尚书项忠被朱见深削职为民，大学士商辂以下几十名文官被迫致仕。西厂复立，汪直本来又可大干一场了，但这时他似乎失去了继续办案子的兴趣，而是向往去边疆和蒙古、女真等外族较量一番，故此西厂再立之后，一直到成化十九年六月他因失宠被调往南京之前，他一直在外监军，西厂的活动也再无甚麽大的动作，一直到成化十八年三月再次被罢黜。
　　成化十五年，汪直在巡抚辽东右副都御史陈钺的鼓动下，经朱见深恩准，与抚宁侯朱永一道出征辽东一带的建州女真，建州女真刚刚被陈戊打击过一回，元气未复，全然没有料想朱永、汪直、陈钺兵分五路再次杀到，结果老弱妇孺被汪直斩杀七百人，俘虏五百余人，虽然文官认为此战纯属无事生非，但对于一向崇尚祖宗武功，渴望沙场建功的成化皇帝朱见深来说，汪直做了他想做而不能做的事，因此朱见深在兴奋之余特加汪直岁禄三十六石。
成化十六年初，延绥军镇报警，蒙古亦思马因部渡过黄河入寇，兵部尚书兼都御史王越和汪直关系一直很好，又见朱永、陈钺随汪直打仗升了官，便劝汪直去延绥转转，汪直本来就喜好打仗，因此王越一提，他立即就答应了。
　　在王越和汪直的共同奏请活动下，朱见深以朱永为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汪直监军领军出京征讨亦思马因。
本来，王越不愿意朱永同行，怕他分自己的功劳，因此一出京，当他得到谍报说潜入河套的蒙古人以威宁海子为老巢之后，便游说汪直奏请朱见深兵分两路，一路由朱永带领走南路，自己则和汪直直奔威宁海子而去。
　　二月底，王越和汪直领军潜至威宁海子附近，时逢风雪大作，王越认定这是天助于他，立即分兵数路发动猛攻，黎明时分到达蒙古人营地，蒙古人竟然一无所知！就这样，王越和汪直打了蒙古人一个措手不及，明军斩首四百三十七级，俘虏一百七十一人，获牛马驼六千多头，盔甲弓箭皮袄之类上万件！捷报传到北京，朱见深非常高兴，当即晋封王越世袭威宁伯，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第二位以军功封爵的文官（明代以军功封爵的文官一共只有三人），汪直因为是太监，已无上升的空间（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宦官官阶不得超过四品，禄米不得超过一石），故加禄米四十八石，后来又累加到四百八十石，创下了明朝开国以来的记录！

　　有道是物极必反，盛极而衰，汪直在从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太监摇身一变成为明宪宗朱见深身边炙手可热的权宦，，创造在二十刚出头的年纪就爬上了个人仕途的巅峰的“奇迹”之后，却也无法逃避这一无数人都难以回避的自然规律，开始了他如流星一般的陨落之路！
　　明宪宗朱见深看重汪直机警能干的特点，能为他分忧解难，因而对他大加封赏，可身为奴才的汪直却似乎不懂得对他的主子投桃报李，他无论掌西厂办案还是在边塞监军，从没有像他的同僚钱能等人一样，为朱见深和他的宠妃万贵妃搜罗甚麽奇珍异宝以讨他（她）们的欢心，以巩固对自己的宠幸，时间一长，朱见深自然与他离心离德！不仅如此，汪直仰仗自己受宠于明宪宗朱见深，不将同僚和朝中文官放在眼里，无形当中为自己树敌招祸，而且久在外监军，消息不通，这样一来，一旦朱见深失宠于他，他也就在劫难逃了！
　　给汪直致命一击的恰恰是他的同僚---东厂主管太监尚铭，尚铭本来和汪直交好，但因为汪直长在边塞，便放手办了几件案子，但汪直怪他没通气，扬言要报复，尚铭惊吓之下，便将自己平日与汪直言谈中对自己泄露的宫闰秘闻和与王越等人交往甚密的情况向朱见深打了小报告，所谓宫闰秘闻无非是后妃间的丑闻和朱见深本人的毛病，本来就为高高在上的皇帝朱见深所忌讳，再加上尚铭的添油加醋，朱见深对汪直心生成见，在所难免！于是，当成化十九年六月察觉汪直已经失宠的言官见缝插针上疏弹劾汪直的不法之事后，皇帝朱见深也就不再呵护这位他曾经宠信重用的奴才，将其调往南京的御马监，接着又贬为奉御，汪直就此告别了历史舞台，在史书中失去的踪迹，他其后的岁月今人再也无从知晓！只留下一条说他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去世记载的记载。


　　结语

　　在记载明朝二百七十多年历史《明史》中，记载汪直这位成化朝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的事迹的篇幅仅仅化去了几百字，这说明在后世史家眼里根本就认为汪直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不值得为他浪费太多的笔墨，对他的轻蔑态度，已经跃然纸上！
　　从汪直个人的“成就”的角度来说，他比起明代最著名的三位宦官王振、刘瑾、魏忠贤也相差甚远，他既没有像这几人那样把他们与皇帝的关系发展到对他们产生某种依赖的程度，更不用说像他们那样在宦官和文官集团中建立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宗派小集团，借以兴风作浪！
　　所以，汪直只是一个孤独的行者，只是一位胸无城府野心且不擅权术谋略的“技术宦官”而已，笔者认为他在本质上不是一个奸邪之辈，在他身上，更多的体现的只是一种年轻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进取心而已！后世对他的恶评或多或少都带有那种传统上就认为古代的宦官都非善类的偏见与傲慢！

　　在明朝十六位皇帝当中，明宪宗朱见深堪称是一位运气不错的守成之君，在经历了土木之变、皇父被掳、皇位易主、储君被废、夺门之变、曹氏叛乱等一连串的动荡变故之后，明朝的政局在他执政的时期却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成化年间既无大的内忧，也无大的外患，而成化皇帝朱见深在吸取了父亲重用宦官、倚赖权臣结果导致国家陷于危难混乱的教训之后，在这方面有所收敛，这就使得成化朝较之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太平了许多。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成化朝的朝政平平稳稳的运行了二十三年，后世的史家们虽然对于德才较为一般的朱见深不求励精图治，缺乏进取心的治国态度有些微词，但对他也没有甚麽太大的批评。
　　但是，成化皇帝朱见深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封建专制世俗君主，历代皇帝身上那些在今人看来难以接受的成规陋习在他身上依然保留了下来，惹得后世的史家们说三道四，重用宦官汪直并于东厂之外开设西厂另搞缉查办案活动就是被他们所非议的最大箭靶！
　　前面说过，成化朝宦官干政不像正统朝那样厉害，但并不意味者成化皇帝朱见深不再重用宦官，他只不过是将宦官的使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像正统朝英宗对王振那样近乎于依赖，而且宦官作为皇帝私人的家奴，在满足皇帝个人私欲等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而不像文官集团那样经常以祖制和伦理纲常为由来劝诫甚至反对他的决策安排，成化皇帝朱见深给予他们青睐与赏赐自然也就顺理成章！

　　汪直，生卒年份不详，家庭出身亦无从查考，因为清代修撰的《明史》中对于他出身的记载仅仅是用“大藤峡瑶种”一笔带过，才让人们了解到这位在当时红极一时的权宦乃是少数民族瑶族的族别出身！
　　据历史记载，大藤峡位于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县西北约六十里，距离爆发太平天国运动的桂平县金田村仅一山之隔，是一片典型的瑶族和壮族聚居区。自明朝建国以后，一直到成化初年，大藤峡一带几乎无一日安宁，经常发生变乱，这里面既有当地瑶、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也有少数民族百姓为反抗包括汉官和土司的剥削而采取的反抗行动，更有少数民族土司为自身利益而蓄意挑起的民族仇杀，复杂的原因、背景、内容，让人很难套用传统历史教科书的观点将其冠以“人民起义”的漂亮帽子！明景泰七年，大藤峡瑶民在侯大苟的统领下大举造反，所过之处，玉石俱焚！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成化初年，才被右佥都御史韩雍等人领军平息，本文的主人公，当时还是个小孩子的汪直便在此役中做了明军的俘虏，因聪明伶俐而被阉割，送入皇宫办事，最初在成化皇帝的宠妃万贵妃居住的昭德宫听用（明代宦官有五种来源，一是在征服战争中掠来的少数民族幼男；二是外国进贡的幼童；三是各地尤其是北直隶府州县的民家子弟；四是被抄没的犯罪官民子弟；五是成年自宫男子。）

　　到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已经年近二十的汪直已经做到了御马监太监，负责管理皇帝乘用的马匹，就在这时，北京城里连出几件怪事，让汪直开始了他在历史舞台上不同寻常的表演。
　　一是朱见深成化十二年正月到大祀殿郊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的祭祀皇天厚土的惯例性大典），仪式刚刚开始，突然天气骤变，大风突起，祭坛上灯烛熄灭，且寒气倍增，执旗举幡的卫士及掌管郊祀奏乐的乐官竟然有被活活冻死者，这一天气突变现象被当时的迷信的人们视为不祥之兆，连皇帝朱见深也深以为然。其二是半年之后，京城谣传有一黑色怪兽出没，其状如犬，夜出伤人，甚至深入皇宫，弄得人心惶惶，朱见深不得已派人到城隍庙祭奠，责备土地没有尽到却妖护民的责任，又亲自在宫中祭告天地，引躬自咎，经过几个月折腾，事情才算平息下来！其三是李子龙事件，莽汉李子龙自称精通法术，善用符咒，结交了内监韦舍，潜入大内，图谋不规，虽然事败后被双双处死，但这件事同样触动了朱见深的神经。
此后不久，朱见深一次例行早朝，在上朝的文官队列中竟然传出了盔甲撞击、刀兵相交的声音，朱见深竟然吓得就想离座而去，大殿上的众人也乱做一团，但过了半天，竟然甚麽也未发生，朱见深自觉颜面尽失，恼怒异常，让一百多名班次较低的官员一起跪在午门外，以示惩罚。持法御史准奏追查首先骚动的官员，竟然查不出来，因此民间传说，这种无形有声的的怪事是因为“鼓妖”在作怪。

　　接二连三的怪事，让朱见深不胜烦恼，而锦衣卫和东厂这样等特务机关无法揭示其中的原因又让他对其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于是他想到了以前在昭德宫就已认识，机警能干的小太监汪直。朱见深让汪直带上一两人，乔装改扮，悄悄出宫刺探民间隐情，由于只是和朱见深单线联系，加上汪直确实也做到了办事不露声色，所以连续活动了好几个月，朝官以及锦衣卫和东厂竟然毫不知情，而朱见深却从汪直那里听到了不少前所未闻的消息，使得他对汪直的办事能力大为赞赏！汪直的“赫赫功绩”使得皇帝朱见深自然产生了让其主掌东厂的念头，但汪直是御马监太监，而东厂的主管太监一向是由司礼监的太监兼任，想要汪直主掌东厂，必须先要将他调入司礼监，但不知是因为朱见深不愿这样做，还是他怕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反对，朱见深并没有让汪直去司礼监，而是让他另起炉灶，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正月，令他带锦衣卫官校百余人，在皇城西面的灵济宫灰厂拘讯人犯，这样就诞生了明代闻名一时的西厂。

　　西厂成立后办的第一件案子，是福建建宁卫同知指挥杨华的案子。杨华是宣德、正统年间权倾一时的大学士杨荣的曾孙，因为与其父杨泰行事不法，横行乡里，为人告发，刑部随即遣人前往福建调查。 杨华闻讯，悄悄潜入北京，藏于姐夫中书舍人董璵家中，董璵为平息事端，找了与他有交情的锦衣卫百户韦瑛，祈求韦瑛代为疏通关节，没想到韦瑛却乘机向汪直告发了此事，西厂校尉随即逮捕了杨华、董璵，并搜出了二人所拟的准备行贿的名单，名单里有大学士商辂、三法司官员和司礼监黄赐、陈祖生等人。汪直随即向朱见深做了汇报了西厂建立后侦缉出的这第一桩案子，朱见深颇感满意，尤其对杨家送人的贿赂格外关心，让汪直严加追索。可是，杨华虽拟定了一个名单，但却没有付诸行动，礼物也没有筹备好，西厂校尉搜不出财物，便对杨、董二人施加酷刑，二人承受不住，便胡乱招出了叔父兵部武选司杨仕伟，说钱财在杨仕伟处，汪直立即派人抓捕了杨仕伟及其家人，但杨仕伟本人属于被人诬告，自然拿不出财物。结果，杨华因伤势过重，死于狱中，杨泰被处死，杨仕伟、董璵革职，朱见深趁此机会派人到福建抄没了杨家的财产，得了一笔意外之财！

　　几乎在同时，汪直又干出一件大事，南京守备太监覃力鹏到北京进贡之后，返回时弄了上百船私盐，一路骚扰。过山东时，在武城县被一位典史带人查问，覃力鹏竟然殴打了他，并射死了他的一名随行人员，此事被西厂校尉侦知，汪直奏告朱见深后，将其逮捕带到北京问罪，虽然覃力鹏因司礼监的庇护，而被从轻发落，但朱见深对汪直却更加信任。但另一方面，西厂校尉随意捕人，滥用刑罚的的做法也引起了文官集团和其他宦官的反感，因为这实际是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他们，如果汪直仅仅是拿一般的平民百姓出气，那麽他的西厂或许日子好过的多，但现在他以一个非司礼监太监的体制外身份，却敢于直接挑战连皇帝都有所顾忌的文官集团和原先一直搞侦缉的司礼监东厂，自然要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弹！因此，西厂自成化十三年初设立以来，仅仅运行了几个月，就于成化十三年五月因为内阁首辅商辂为首的文官和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的共同反对而被废除，汪直也被调回御马监。当然，作为亲自授命汪直成立西厂的朱见深内心其实也并不想这样做，一来他此时仍然宠信汪直，二来汪直的作为也很令他满意，所以当汪直向他面陈司礼监太监黄赐、陈祖生是福建人，受了杨华的嘱托，对其进行报复一事之后，他立即将二人贬往南京司香。

　　西厂废除才一个月，却有位来自南京的名叫戴缙的监察御史上疏为汪直辩护！在史料中并无戴缙和汪直二人有所交往的记载，因此后人只能猜测戴缙的这份奏疏是有所他图，但不管怎麽说，这份奏疏给了朱见深一个顺水推舟的台阶，于是他很快又让汪直干起了特务的差事。
　　汪直既然复出，以前要求罢免他们的文官自然没有好日子过，仅仅一月之内，兵部尚书项忠被朱见深削职为民，大学士商辂以下几十名文官被迫致仕。西厂复立，汪直本来又可大干一场了，但这时他似乎失去了继续办案子的兴趣，而是向往去边疆和蒙古、女真等外族较量一番，故此西厂再立之后，一直到成化十九年六月他因失宠被调往南京之前，他一直在外监军，西厂的活动也再无甚麽大的动作，一直到成化十八年三月再次被罢黜。
　　成化十五年，汪直在巡抚辽东右副都御史陈钺的鼓动下，经朱见深恩准，与抚宁侯朱永一道出征辽东一带的建州女真，建州女真刚刚被陈戊打击过一回，元气未复，全然没有料想朱永、汪直、陈钺兵分五路再次杀到，结果老弱妇孺被汪直斩杀七百人，俘虏五百余人，虽然文官认为此战纯属无事生非，但对于一向崇尚祖宗武功，渴望沙场建功的成化皇帝朱见深来说，汪直做了他想做而不能做的事，因此朱见深在兴奋之余特加汪直岁禄三十六石。
成化十六年初，延绥军镇报警，蒙古亦思马因部渡过黄河入寇，兵部尚书兼都御史王越和汪直关系一直很好，又见朱永、陈钺随汪直打仗升了官，便劝汪直去延绥转转，汪直本来就喜好打仗，因此王越一提，他立即就答应了。
　　在王越和汪直的共同奏请活动下，朱见深以朱永为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汪直监军领军出京征讨亦思马因。
本来，王越不愿意朱永同行，怕他分自己的功劳，因此一出京，当他得到谍报说潜入河套的蒙古人以威宁海子为老巢之后，便游说汪直奏请朱见深兵分两路，一路由朱永带领走南路，自己则和汪直直奔威宁海子而去。
　　二月底，王越和汪直领军潜至威宁海子附近，时逢风雪大作，王越认定这是天助于他，立即分兵数路发动猛攻，黎明时分到达蒙古人营地，蒙古人竟然一无所知！就这样，王越和汪直打了蒙古人一个措手不及，明军斩首四百三十七级，俘虏一百七十一人，获牛马驼六千多头，盔甲弓箭皮袄之类上万件！捷报传到北京，朱见深非常高兴，当即晋封王越世袭威宁伯，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第二位以军功封爵的文官（明代以军功封爵的文官一共只有三人），汪直因为是太监，已无上升的空间（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宦官官阶不得超过四品，禄米不得超过一石），故加禄米四十八石，后来又累加到四百八十石，创下了明朝开国以来的记录！

　　有道是物极必反，盛极而衰，汪直在从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太监摇身一变成为明宪宗朱见深身边炙手可热的权宦，，创造在二十刚出头的年纪就爬上了个人仕途的巅峰的“奇迹”之后，却也无法逃避这一无数人都难以回避的自然规律，开始了他如流星一般的陨落之路！
　　明宪宗朱见深看重汪直机警能干的特点，能为他分忧解难，因而对他大加封赏，可身为奴才的汪直却似乎不懂得对他的主子投桃报李，他无论掌西厂办案还是在边塞监军，从没有像他的同僚钱能等人一样，为朱见深和他的宠妃万贵妃搜罗甚麽奇珍异宝以讨他（她）们的欢心，以巩固对自己的宠幸，时间一长，朱见深自然与他离心离德！不仅如此，汪直仰仗自己受宠于明宪宗朱见深，不将同僚和朝中文官放在眼里，无形当中为自己树敌招祸，而且久在外监军，消息不通，这样一来，一旦朱见深失宠于他，他也就在劫难逃了！
　　给汪直致命一击的恰恰是他的同僚---东厂主管太监尚铭，尚铭本来和汪直交好，但因为汪直长在边塞，便放手办了几件案子，但汪直怪他没通气，扬言要报复，尚铭惊吓之下，便将自己平日与汪直言谈中对自己泄露的宫闰秘闻和与王越等人交往甚密的情况向朱见深打了小报告，所谓宫闰秘闻无非是后妃间的丑闻和朱见深本人的毛病，本来就为高高在上的皇帝朱见深所忌讳，再加上尚铭的添油加醋，朱见深对汪直心生成见，在所难免！于是，当成化十九年六月察觉汪直已经失宠的言官见缝插针上疏弹劾汪直的不法之事后，皇帝朱见深也就不再呵护这位他曾经宠信重用的奴才，将其调往南京的御马监，接着又贬为奉御，汪直就此告别了历史舞台，在史书中失去的踪迹，他其后的岁月今人再也无从知晓！只留下一条说他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去世记载的记载。


　　结语

　　在记载明朝二百七十多年历史《明史》中，记载汪直这位成化朝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的事迹的篇幅仅仅化去了几百字，这说明在后世史家眼里根本就认为汪直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不值得为他浪费太多的笔墨，对他的轻蔑态度，已经跃然纸上！
　　从汪直个人的“成就”的角度来说，他比起明代最著名的三位宦官王振、刘瑾、魏忠贤也相差甚远，他既没有像这几人那样把他们与皇帝的关系发展到对他们产生某种依赖的程度，更不用说像他们那样在宦官和文官集团中建立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宗派小集团，借以兴风作浪！
　　所以，汪直只是一个孤独的行者，只是一位胸无城府野心且不擅权术谋略的“技术宦官”而已，笔者认为他在本质上不是一个奸邪之辈，在他身上，更多的体现的只是一种年轻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进取心而已！后世对他的恶评或多或少都带有那种传统上就认为古代的宦官都非善类的偏见与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