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轮换制的夭折-回顾西藏军区五大部上书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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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二月，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李觉主持召开西藏军区办公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财务部等部门的负责人。会上共同讨论了西藏部队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会后起草了一个报告，准备向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各总部反映。一九五八年李觉、洪流、陈子植等人因此受到批判，称他们“革命意志衰退”、“不安心西藏工作”、“右倾逃跑”等。回来被往死里整。; L. {2 Y" o+ W4 w
一、五大部上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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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3月，在北京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文件，这份报告的标题是：《有关西藏军区若干问题的报告》。抬头是：“呈军区党委会请转军委并各总部转呈敬爱的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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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分两个部分：一、若干具体问题，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二、我们的意见，共提了五项建议。

一、若干具体问题3 y& N. b$ M1 r8 r

1、营房问题。部队进藏近七年来，至今还有不少部队和机关未住进房子。如：153团、156团、158团、162团、骑兵团等全部和有些部队机关一部分未住上房子。有一部分军官家属来队，军官结婚不但没有房子住，连帐篷亦难以解决，如我区第二招待所，一间房子挤进几对夫妇，未有东西隔离开。黑河兵站驾驶员夫妇及两个孩子（大孩二岁，小孩几个月）因住帐篷，气候过冷，两个孩子先后染病，夫妇两个只好分别带孩子住院。160团三十多个家属住帐篷。2月7日一阵大风除三个还好外，其余全部吹烂吹跑。由于空气稀薄，天气寒冷，婴儿的死亡率相应增加，据军区后勤部1956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统计即死去四个婴儿。至于未住上帐篷的人员只好四处搬家，甚至露天睡眠时有所见。; S5 l# X! x" x, m; y

2、军官长期无家庭生活。由于处在少数民族边远地区，部队又无女同志，大部分军官婚姻问题尚未解决，一部分年龄较大的干部婚姻问题更不易解决。有的干部虽结了婚但随军家属和孩子的生活、抚养、负担等亦需妥善处置，因婴儿不适应高原气候，加上我区无保育院、托儿所，干部子女长期放在内地或托人代养。有一部分干部的爱人因体弱有病不能进藏，长期分离在数千里之外，造成夫妇分离、母子分离，对干部的情绪有所影响。由于西南交通闭塞，与四川往返一封信最少需要五十天，否则即在两个月以上。一旦子女、爱人有病时，干部即产生了疑虑。为减轻这种疑虑，只好电报往返，这样不但分散了干部的精力，影响了工作，而且增加了薪金的开支范围。) X1 n5 R% i2 i0 N- g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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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资政策尚存在一些问题。目前从表面看薪金是增加了，尉级军官108%，校级军官70%，但并未增加军官的实际收入，开支反而增大。如薪金计算方法是按照成都市价提高108%，可是一个馒头到了拉萨却提高222%，挂面每斤提高250%，广柑、酒每斤提高190%，点心饼干每斤提高211%，杂糖每斤提高185%，水果糖每斤提高120%……，这样不论从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不好解释的。这与部队略高于地方、边疆略高于内地的精神是不符合的。致使在部队中流行这样一段快板：“转业有三好，升官快，拿钱多，工作少。”（当然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5 V7 O  N+ K" K$ ]. N* h- N/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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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军官健康问题。几年来部队在执行进军、筑路、营建、生产等任务，由于地处高原，空气稀薄，物质条件特别困难，营养不良，干部身体削弱很大。据1956年春检查37名校级以上军官中健康者12人，占受检的32%，患病者25人，占受检的67.6%，其中患病能坚持工作者的38%，需住院治疗者占19%，需疗养者10%。……

尉级军官共检查2803人，健康者37.8%，患病者占62.2%，患病能坚持工作者的45.3%，需住院治疗者占8.8%，需疗养者3.1%。其中以肠胃病、营养不良、肺结核、心脏扩大等症为数较多。: V1 s& K* E+ v4 `1 `$ y

病率的不断增长，与地处高原、空气稀薄、风沙较大、营养不良有关。1951年至1956年底干部因病不宜在高原工作或因体弱返回内地转业复员在3000名左右，现有干部近七年来身体也削弱很大，长期下去对干部健康会有更大影响。$ \4 \- E# m2 I1 d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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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维持市场金融，对现金发放有一定限制（目前20%，准备减到10%），实际上是限制了干部在市场上必需品的购买。加上市场有限，有很多必需品根本没有，货物**也不能保证。即使市场尚有少量的必需品，在购买方面也浪费了不少时间。如理一次发、洗一次澡，均各需一上午的时间，汇一次款需两天的时间，因私人问题浪费的时间是难以计算的，影响了工作效率的提高。

6、文化生活。除很少时间且在广场看电影外，再无其他活动。在边沿上执行任务的独立分队、边防站等想看一次电影也是非常困难的，同时新影片不易看到，如住在边防线上的部队战士反映“电影除了白毛女还是白毛女”，由此看出文娱生活是非常枯燥的，故干部常说“过星期日还不如平时好”，因为星期日更感到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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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于以上问题未得到基本的合理的解决，因此促成干部的思想波动，未能更好地发掘干部的潜在力，或多或少会造成党的事业的损失。

二、我们的意见

1、合理解决干部的福利，改善可能改善的物质条件。如营房建设、薪金待遇的合理、必需品的保证等。" F6 P0 i2 ^& T4 D- D; \. a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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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行在藏干部定期返内地休假制度，每二年到内地休假三个月，以恢复健康、解决婚姻等。5 u0 x9 ~3 {# d' @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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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上两项看来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若实行休假制度，则在职干部坚持工作者仅40%左右，对工作将有影响，每年轮换休假两次，每次往返约五个月，同时千余干部离职休假，其往返运输、休假地点、食宿等解决比较困难，且浪费亦大，同时工作长期居于高原，身体日趋削弱，因此最根本的方法是建议中央实行边疆工作的轮换制度，其具体方法：(1)通过调学轮换，凡由藏调学的干部结业后调往其他军区工作，再将其他军区学习结业的干部调藏工作；(2)现职干部采取与其他军区对调的方法。% J' U0 }7 h  |1 M  e% N/ c1 Q6 J

以上的两种方法同时并用，自1957年起在三到五年内基本可将在藏干部轮换一遍（今后可按此办法继续轮换），这样不但对西藏部队建设、边防建设没有削弱，且对干部健康、福利问题等得以合理解决。- p/ h  C% Y1 I: I0 T

在以往的战争年代里，为了党的利益，我们可以说服大家忍受一切痛苦来完成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必要的，但目前在全国处于和平建设的年代里，实行在藏干部的轮换制度我们亦认为是适时和必要的。( y. Y4 B, U# e9 m

4、国家号召勤俭建国，我们是积极拥护和赞同的，我们亦非常拥护国务院的规定。即：按照全国11个不同物价地区，规定出11个不同工资价格，不但要从理论上军队略高于地方，边疆略高于内地，而事实亦要体现这一原则，这对处在边疆地区工作的官兵会有莫大的鼓舞。

5、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建议各总部组织一综合工作团，对我区的工作进行检查、帮助、解决并予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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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款是“西藏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财务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整个报告不到三千字。

这份报告的抬头就不同寻常：5 o; ]2 ]! Y$ k' m' y2 j2 Q

“呈军区党委会请转军委并各总部转呈敬爱的毛主席”。1 r# c+ }  ~3 n) M& G9 T- b+ @$ o' X

这样的报告在其他部门还不多见，最后还要呈报毛主席，寄希望与毛主席，充分体现了驻藏部队官兵对毛主席的信任、热爱和信任。

这份报告里面没有一句不实之词，更没有发牢骚，讲怪话的情况，到现在我看的仍然是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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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的总政主任谭政大将在没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前提下，居然觉得该报告言过其实，危言耸听，亲自批示说西藏的一些干部“革命意志衰退”、“不安心西藏工作”、有“右倾逃跑主义倾向”等，要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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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情的由来。

1957年二月，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李觉在拉萨主持军区办公会议，这次军区办公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参谋长陈子植、政治部副主任洪流、后勤部政委李华安、财务部部长秦卓然、干部部处长方其顺、王达选、西藏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郑震等人3 X, O1 |8 h  M' J% M. f" k; l

会上，大家提出了很多西藏部队官兵的福利和后勤工作等实际问题，如边防部队的营房建设、干部家属的生活待遇、基层官兵的婚姻、工资改革、工资支付办法、现金发放和市场**等等。+ K$ K  p) _1 }. Z3 Z+ Q' v9 @. ~5 x

讨论这些问题的背景是什么？当时西藏尚未进行民主改革，按照《十七条协议》规定，继续使用藏币和银元，不使用人民币。但部队官兵的薪金是只发人民币，导致部队官兵买东西困难。另外，当时公路刚通不久，大批内地的物资源源不断的运进西藏，但广大官兵有钱买不了，承担运送物资进藏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军车，但运进来的东西基本上都被当地藏商和汉商用银元买走了，再高价卖给当地普通藏胞；获取暴利。解放军的车队相当于给这些商人相当于给这些商人充当了义务运输队。中央给西藏的特殊政策、中央财政给西藏的补贴，普通藏胞没得到多少实惠，广大农奴无钱购买，部队官兵受益也不多。此外还有干部的健康问题、部队的文化生活等问题。大家认为，会上提出并讨论的问题，西藏本身是解决不了的，需要向上级反映。$ i* v8 f& B9 b* n8 B'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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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觉提议，既然如此，以五大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财务部）的名义，把突出问题汇总上报总部，使上级能多方面了解我们的情况，以求得更好的解决。' c& o( y' l+ a' ~4 }' g+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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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者都表示同意，于是确定由各大部回去收集意见，由陈子植负责起草。会后，陈子植让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郑震汇总各部意见，写了初稿。草稿拟好后，李觉做了修改，突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删去了一些牢骚和怪话。经李觉同意，打印了六份，李觉和五大部各一份。陈子植还附了一封信给各部，征求修改意见。文件作为“绝密”级印发，除这六份外，再没有扩散。

为什么报告的抬头还呈报毛主席呢？是因为大家都记得，毛主席有明确指示，结果食言。5 W. ]1 m8 s6 i

1950年1月2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接到彭德怀所发西北无法按时进藏的电报，有些不高兴，立即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并指示“应当争取于今年5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还提到：“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入藏军队可定为3年一换，以励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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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觉得毛主席的话应是言出法随，所以这个承诺，18军的官兵记得清清楚楚。但18军进藏后，到1957年仍无换防的意思，是不是毛主席忘了？所以报告敬呈毛主席，也有提醒毛主席，您别忘了说过的话的意思。* U3 P: N0 k0 x,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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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病出在王其梅身上/ m3 v8 w  u" {5 f! j: H

由于党委大多数成员不在西藏，这份意见书也没有提交党委讨论。打印稿分发各大部后，意见还没有来得及汇总。几天后，军区副政委王其梅要去北京开全军的政工会。临行前，问李觉在北京有什么事要办，李觉就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他。

洪流同志生前在一份申述材料中说：李觉同志即将报告草稿取出给他，说：“你把这份材料先带给国华同志看看，有机会向总部首长反映一下。”当时，我和李华安同志也在场。我说：“此稿还没有讨论修改，有些提法不对头。”李觉同志说：“有些提法是有问题，不是上报，只是带给国华同志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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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王其梅到北京后，既没把报告交给张经武、张国华，甚至没向张经武、张国华报告，在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工作期间，总政了解各军区情况时，稀里糊涂的把一个没有经过党委研究，主官没过目的意见草稿交给了总政治部。! O- ^$ j. h4 ?% v& r1 r+ H0 O

四、受到的处理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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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主任谭大将震怒了，张国华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搞清原委，他也生气了，觉得这个做法也太没有组织原则了，有了整人的念头。

1957年底，正是全国反右的高潮，总政派了干部部副部长陈清风率工作组参加西藏军区党代会，指导整风反右斗争。张经武、张国华在北京，谭冠三、王其梅主持工作。名义上是开党代会，实际上是批判会，重点批“五大部上书”，主要受批判的是李觉、陈子植、洪流等人。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五大部上书”代表了“右倾逃跑主义路线”，并或明或暗地把矛头指向谭冠三，认为他是后台。因为当时起草报告时，谭冠三在西藏，因此有人一再追问谭冠三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审阅过报告没有。李觉回答说，军区办公会议历来由我主持，报告是由我审定修改的，也是由我交给王其梅同志的，有什么问题，应由我承担，与谭冠三同志没有关系。

洪流回忆当时的情况说：58年3月底，我接军区电报，要我速返拉萨参加整改。回到拉萨后，军区没有一位首长找我谈过话。第三天，我接到一份下发到部队的军区党委的通知。通知上说“五大部上书”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我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决定我停职检查。" t# w8 i6 s& w' B( q( \& s

接着，军区召开有关人员座谈会，就“五大部上书”情况进行调查核对，证明事情经过与李觉、陈子植、洪流说的完全相同。又查了各部所提意见的底稿，证明草稿中某些不好的提法反映的是干部战士的原话，李觉在审订时全部删去了。关键是报告上所诉的事实准确无误，困难确实存在。

干部部的领导刚到时还有些气势汹汹，但在拉萨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也耳闻目睹的了解了一些情况，被西藏军区的艰苦所折服，不得不觉得报告里说的是实情。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1958年11月14日，做出了《关于“五大部上书”的几个负责同志处理的批复》，批复如下：李觉、洪流、陈子植三同志，夸大坚持西藏地方斗争的困难，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经过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第二届第五次常委会议讨论认为：他们的错误，主要还是思想问题，应该着重于思想教育，组织上可以从宽处理。洪流同志身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但革命意志衰退，放弃思想政治工作，为“五大部上书”提供了主要错误观点，因此，党内应给予警告处分；李觉、陈子植均免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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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西藏军区全体干部想三年一轮换的念头彻底灰飞烟灭，没有任何人敢再说西藏军区条件艰苦，想改善各种生活条件的希望也彻底破灭。: S9 `8 O5 [' A3 \( Q( E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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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五大部上书”的核心人物，李觉、陈子植、洪流，还有其他一些卷入“五大部上书”事件的人，如原西藏军区干部部处长王达选、原西藏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郑震等人，长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压抑。很多人不理解，认为这些“主谋们”事过之后，虽然作了组织处理，但总的来讲，不是仍然身居要职吗？这些人不理解，对于当年这些满怀**理想的清教徒似的人来讲，还有什么能比受到领导这个事业的组织的怀疑、不信任而更让他们痛苦的了？还有什么能比受到和自己一起浴血奋战十几年的战友们的无端指责更让他们伤透心的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用近似苦行僧的行为，在雪域高原，以极其艰苦的工作来折磨自己肉体，以拼死工作来证明自己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的忠诚，来洗刷那些极左派们泼在自己身上的污水，以求得个人精神上的安慰。, x% N, y  L" U' Z

更不能忘的是，因为为西藏官兵谋福利人的被处理，西藏军区的官兵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艰苦的生活环境中而无法及时得到改善，甚至因此而白白送掉许多战士的生命，很多问题至今都难已解决。

附五大部上书当事人西藏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洪流儿子洪励建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五大部上书”事件之后，李（觉）伯伯从批判他的会议室直接去了戈壁荒滩，在荒无人烟的大漠里，一呆就是八年，以自己的血汗，浇灌出足以让一切觊觎中国的侵略者胆寒的蘑菇云；我父亲（洪流）则为完成周恩来总理亲自交待的任务，去了藏北海拔4500多公尺、气温零下30多度的无人区杜加里，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极端艰苦的生命禁区抱病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族民工，挖硼砂还前苏联的债；陈（子植）伯伯从拉萨去了中尼边境，在世界屋脊修建起第一条中国的高原国际公路。在旁人看来，这是变相的惩罚，变相的劳改，可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让党组织相信他们的清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扭曲的政治文化呀！; q0 ?4 x; E" A* \* W* [

当年进军西藏的上万名18军将士，为维护祖国疆土的统一、为结束中国大地上最后一个封建奴役制度、为维护包括藏族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的尊严，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生命禁区。在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政策不明、诺言不曾兑现的情况下，将克己、奉献看成几近宗教戒律而不得违反。他们不仅仅是将自己的美好年华甚至生命留在这片广漠的土地上，他们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子女。只要看一看西藏军区有多少干部战士终生留下高原引起的种种疾病，只要看一看西藏军区的家属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单亲家庭状态，只要看看一看西藏军区有多少子女患有高山引起的先天性心脏病，就知道18军的将士们在维持着祖国的统一大业方面做出的是什么样的牺牲。而所有这些牺牲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国家赔偿。在今天那些提倡所谓“老西藏”精神的人，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三个字有多么的沉重，多么的令人心酸，多么的无奈。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讲，当年18军将士的这种极端的无私、利他行为和想法真是不能想象的。可是对于李伯伯、陈伯伯和我父亲，以及当年一大批18军将士们来讲，这不过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军人的最起码的条件。我相信，有着这样信念的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们无论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心情都会是非常满足的，都会感到非常幸福。的确，那些将自己的鲜血洒在风雪高原，那些将自己的忠诚刻在喜马拉雅群山上的18军将士们，就像是那座巍巍的珠穆朗玛峰一样永恒、庄严，让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仰望，让我们想起他们时眼里永远热泪盈眶。因为在那神圣的珠峰上永远有一面猎猎飞舞的18军军旗，因为在18军子弟们的心里永远有一首赞美的歌，让我们今生今世永远因他们而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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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二月，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李觉主持召开西藏军区办公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财务部等部门的负责人。会上共同讨论了西藏部队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会后起草了一个报告，准备向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各总部反映。一九五八年李觉、洪流、陈子植等人因此受到批判，称他们“革命意志衰退”、“不安心西藏工作”、“右倾逃跑”等。回来被往死里整。; L. {2 Y" o+ W4 w
一、五大部上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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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3月，在北京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文件，这份报告的标题是：《有关西藏军区若干问题的报告》。抬头是：“呈军区党委会请转军委并各总部转呈敬爱的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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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分两个部分：一、若干具体问题，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二、我们的意见，共提了五项建议。

一、若干具体问题3 y& N. b$ M1 r8 r

1、营房问题。部队进藏近七年来，至今还有不少部队和机关未住进房子。如：153团、156团、158团、162团、骑兵团等全部和有些部队机关一部分未住上房子。有一部分军官家属来队，军官结婚不但没有房子住，连帐篷亦难以解决，如我区第二招待所，一间房子挤进几对夫妇，未有东西隔离开。黑河兵站驾驶员夫妇及两个孩子（大孩二岁，小孩几个月）因住帐篷，气候过冷，两个孩子先后染病，夫妇两个只好分别带孩子住院。160团三十多个家属住帐篷。2月7日一阵大风除三个还好外，其余全部吹烂吹跑。由于空气稀薄，天气寒冷，婴儿的死亡率相应增加，据军区后勤部1956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统计即死去四个婴儿。至于未住上帐篷的人员只好四处搬家，甚至露天睡眠时有所见。; S5 l# X! x" x, m; y

2、军官长期无家庭生活。由于处在少数民族边远地区，部队又无女同志，大部分军官婚姻问题尚未解决，一部分年龄较大的干部婚姻问题更不易解决。有的干部虽结了婚但随军家属和孩子的生活、抚养、负担等亦需妥善处置，因婴儿不适应高原气候，加上我区无保育院、托儿所，干部子女长期放在内地或托人代养。有一部分干部的爱人因体弱有病不能进藏，长期分离在数千里之外，造成夫妇分离、母子分离，对干部的情绪有所影响。由于西南交通闭塞，与四川往返一封信最少需要五十天，否则即在两个月以上。一旦子女、爱人有病时，干部即产生了疑虑。为减轻这种疑虑，只好电报往返，这样不但分散了干部的精力，影响了工作，而且增加了薪金的开支范围。) X1 n5 R% i2 i0 N- g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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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资政策尚存在一些问题。目前从表面看薪金是增加了，尉级军官108%，校级军官70%，但并未增加军官的实际收入，开支反而增大。如薪金计算方法是按照成都市价提高108%，可是一个馒头到了拉萨却提高222%，挂面每斤提高250%，广柑、酒每斤提高190%，点心饼干每斤提高211%，杂糖每斤提高185%，水果糖每斤提高120%……，这样不论从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不好解释的。这与部队略高于地方、边疆略高于内地的精神是不符合的。致使在部队中流行这样一段快板：“转业有三好，升官快，拿钱多，工作少。”（当然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5 V7 O  N+ K" K$ ]. N* h- N/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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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军官健康问题。几年来部队在执行进军、筑路、营建、生产等任务，由于地处高原，空气稀薄，物质条件特别困难，营养不良，干部身体削弱很大。据1956年春检查37名校级以上军官中健康者12人，占受检的32%，患病者25人，占受检的67.6%，其中患病能坚持工作者的38%，需住院治疗者占19%，需疗养者10%。……

尉级军官共检查2803人，健康者37.8%，患病者占62.2%，患病能坚持工作者的45.3%，需住院治疗者占8.8%，需疗养者3.1%。其中以肠胃病、营养不良、肺结核、心脏扩大等症为数较多。: V1 s& K* E+ v4 `1 `$ y

病率的不断增长，与地处高原、空气稀薄、风沙较大、营养不良有关。1951年至1956年底干部因病不宜在高原工作或因体弱返回内地转业复员在3000名左右，现有干部近七年来身体也削弱很大，长期下去对干部健康会有更大影响。$ \4 \- E# m2 I1 d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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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维持市场金融，对现金发放有一定限制（目前20%，准备减到10%），实际上是限制了干部在市场上必需品的购买。加上市场有限，有很多必需品根本没有，货物**也不能保证。即使市场尚有少量的必需品，在购买方面也浪费了不少时间。如理一次发、洗一次澡，均各需一上午的时间，汇一次款需两天的时间，因私人问题浪费的时间是难以计算的，影响了工作效率的提高。

6、文化生活。除很少时间且在广场看电影外，再无其他活动。在边沿上执行任务的独立分队、边防站等想看一次电影也是非常困难的，同时新影片不易看到，如住在边防线上的部队战士反映“电影除了白毛女还是白毛女”，由此看出文娱生活是非常枯燥的，故干部常说“过星期日还不如平时好”，因为星期日更感到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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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于以上问题未得到基本的合理的解决，因此促成干部的思想波动，未能更好地发掘干部的潜在力，或多或少会造成党的事业的损失。

二、我们的意见

1、合理解决干部的福利，改善可能改善的物质条件。如营房建设、薪金待遇的合理、必需品的保证等。" F6 P0 i2 ^& T4 D- D; \. a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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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上两项看来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若实行休假制度，则在职干部坚持工作者仅40%左右，对工作将有影响，每年轮换休假两次，每次往返约五个月，同时千余干部离职休假，其往返运输、休假地点、食宿等解决比较困难，且浪费亦大，同时工作长期居于高原，身体日趋削弱，因此最根本的方法是建议中央实行边疆工作的轮换制度，其具体方法：(1)通过调学轮换，凡由藏调学的干部结业后调往其他军区工作，再将其他军区学习结业的干部调藏工作；(2)现职干部采取与其他军区对调的方法。% J' U0 }7 h  |1 M  e% N/ c1 Q6 J

以上的两种方法同时并用，自1957年起在三到五年内基本可将在藏干部轮换一遍（今后可按此办法继续轮换），这样不但对西藏部队建设、边防建设没有削弱，且对干部健康、福利问题等得以合理解决。- p/ h  C% Y1 I: I0 T

在以往的战争年代里，为了党的利益，我们可以说服大家忍受一切痛苦来完成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必要的，但目前在全国处于和平建设的年代里，实行在藏干部的轮换制度我们亦认为是适时和必要的。( y. Y4 B, U# e9 m

4、国家号召勤俭建国，我们是积极拥护和赞同的，我们亦非常拥护国务院的规定。即：按照全国11个不同物价地区，规定出11个不同工资价格，不但要从理论上军队略高于地方，边疆略高于内地，而事实亦要体现这一原则，这对处在边疆地区工作的官兵会有莫大的鼓舞。

5、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建议各总部组织一综合工作团，对我区的工作进行检查、帮助、解决并予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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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款是“西藏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财务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整个报告不到三千字。

这份报告的抬头就不同寻常：5 o; ]2 ]! Y$ k' m' y2 j2 Q

“呈军区党委会请转军委并各总部转呈敬爱的毛主席”。1 r# c+ }  ~3 n) M& G9 T- b+ @$ o' X

这样的报告在其他部门还不多见，最后还要呈报毛主席，寄希望与毛主席，充分体现了驻藏部队官兵对毛主席的信任、热爱和信任。

这份报告里面没有一句不实之词，更没有发牢骚，讲怪话的情况，到现在我看的仍然是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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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的总政主任谭政大将在没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前提下，居然觉得该报告言过其实，危言耸听，亲自批示说西藏的一些干部“革命意志衰退”、“不安心西藏工作”、有“右倾逃跑主义倾向”等，要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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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情的由来。

1957年二月，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李觉在拉萨主持军区办公会议，这次军区办公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参谋长陈子植、政治部副主任洪流、后勤部政委李华安、财务部部长秦卓然、干部部处长方其顺、王达选、西藏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郑震等人3 X, O1 |8 h  M' J% M. f" k; l

会上，大家提出了很多西藏部队官兵的福利和后勤工作等实际问题，如边防部队的营房建设、干部家属的生活待遇、基层官兵的婚姻、工资改革、工资支付办法、现金发放和市场**等等。+ K$ K  p) _1 }. Z3 Z+ Q' v9 @. ~5 x

讨论这些问题的背景是什么？当时西藏尚未进行民主改革，按照《十七条协议》规定，继续使用藏币和银元，不使用人民币。但部队官兵的薪金是只发人民币，导致部队官兵买东西困难。另外，当时公路刚通不久，大批内地的物资源源不断的运进西藏，但广大官兵有钱买不了，承担运送物资进藏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军车，但运进来的东西基本上都被当地藏商和汉商用银元买走了，再高价卖给当地普通藏胞；获取暴利。解放军的车队相当于给这些商人相当于给这些商人充当了义务运输队。中央给西藏的特殊政策、中央财政给西藏的补贴，普通藏胞没得到多少实惠，广大农奴无钱购买，部队官兵受益也不多。此外还有干部的健康问题、部队的文化生活等问题。大家认为，会上提出并讨论的问题，西藏本身是解决不了的，需要向上级反映。$ i* v8 f& B9 b* n8 B'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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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觉提议，既然如此，以五大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财务部）的名义，把突出问题汇总上报总部，使上级能多方面了解我们的情况，以求得更好的解决。' c& o( y' l+ a' ~4 }' g+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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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者都表示同意，于是确定由各大部回去收集意见，由陈子植负责起草。会后，陈子植让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郑震汇总各部意见，写了初稿。草稿拟好后，李觉做了修改，突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删去了一些牢骚和怪话。经李觉同意，打印了六份，李觉和五大部各一份。陈子植还附了一封信给各部，征求修改意见。文件作为“绝密”级印发，除这六份外，再没有扩散。

为什么报告的抬头还呈报毛主席呢？是因为大家都记得，毛主席有明确指示，结果食言。5 W. ]1 m8 s6 i

1950年1月2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接到彭德怀所发西北无法按时进藏的电报，有些不高兴，立即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并指示“应当争取于今年5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还提到：“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入藏军队可定为3年一换，以励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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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觉得毛主席的话应是言出法随，所以这个承诺，18军的官兵记得清清楚楚。但18军进藏后，到1957年仍无换防的意思，是不是毛主席忘了？所以报告敬呈毛主席，也有提醒毛主席，您别忘了说过的话的意思。* U3 P: N0 k0 x,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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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病出在王其梅身上/ m3 v8 w  u" {5 f! j: H

由于党委大多数成员不在西藏，这份意见书也没有提交党委讨论。打印稿分发各大部后，意见还没有来得及汇总。几天后，军区副政委王其梅要去北京开全军的政工会。临行前，问李觉在北京有什么事要办，李觉就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他。

洪流同志生前在一份申述材料中说：李觉同志即将报告草稿取出给他，说：“你把这份材料先带给国华同志看看，有机会向总部首长反映一下。”当时，我和李华安同志也在场。我说：“此稿还没有讨论修改，有些提法不对头。”李觉同志说：“有些提法是有问题，不是上报，只是带给国华同志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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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王其梅到北京后，既没把报告交给张经武、张国华，甚至没向张经武、张国华报告，在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工作期间，总政了解各军区情况时，稀里糊涂的把一个没有经过党委研究，主官没过目的意见草稿交给了总政治部。! O- ^$ j. h4 ?% v& r1 r+ H0 O

四、受到的处理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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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主任谭大将震怒了，张国华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搞清原委，他也生气了，觉得这个做法也太没有组织原则了，有了整人的念头。

1957年底，正是全国反右的高潮，总政派了干部部副部长陈清风率工作组参加西藏军区党代会，指导整风反右斗争。张经武、张国华在北京，谭冠三、王其梅主持工作。名义上是开党代会，实际上是批判会，重点批“五大部上书”，主要受批判的是李觉、陈子植、洪流等人。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五大部上书”代表了“右倾逃跑主义路线”，并或明或暗地把矛头指向谭冠三，认为他是后台。因为当时起草报告时，谭冠三在西藏，因此有人一再追问谭冠三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审阅过报告没有。李觉回答说，军区办公会议历来由我主持，报告是由我审定修改的，也是由我交给王其梅同志的，有什么问题，应由我承担，与谭冠三同志没有关系。

洪流回忆当时的情况说：58年3月底，我接军区电报，要我速返拉萨参加整改。回到拉萨后，军区没有一位首长找我谈过话。第三天，我接到一份下发到部队的军区党委的通知。通知上说“五大部上书”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我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决定我停职检查。" t# w8 i6 s& w' B( q( \& s

接着，军区召开有关人员座谈会，就“五大部上书”情况进行调查核对，证明事情经过与李觉、陈子植、洪流说的完全相同。又查了各部所提意见的底稿，证明草稿中某些不好的提法反映的是干部战士的原话，李觉在审订时全部删去了。关键是报告上所诉的事实准确无误，困难确实存在。

干部部的领导刚到时还有些气势汹汹，但在拉萨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也耳闻目睹的了解了一些情况，被西藏军区的艰苦所折服，不得不觉得报告里说的是实情。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1958年11月14日，做出了《关于“五大部上书”的几个负责同志处理的批复》，批复如下：李觉、洪流、陈子植三同志，夸大坚持西藏地方斗争的困难，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经过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第二届第五次常委会议讨论认为：他们的错误，主要还是思想问题，应该着重于思想教育，组织上可以从宽处理。洪流同志身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但革命意志衰退，放弃思想政治工作，为“五大部上书”提供了主要错误观点，因此，党内应给予警告处分；李觉、陈子植均免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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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西藏军区全体干部想三年一轮换的念头彻底灰飞烟灭，没有任何人敢再说西藏军区条件艰苦，想改善各种生活条件的希望也彻底破灭。: S9 `8 O5 [' A3 \( Q( E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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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五大部上书”的核心人物，李觉、陈子植、洪流，还有其他一些卷入“五大部上书”事件的人，如原西藏军区干部部处长王达选、原西藏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郑震等人，长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压抑。很多人不理解，认为这些“主谋们”事过之后，虽然作了组织处理，但总的来讲，不是仍然身居要职吗？这些人不理解，对于当年这些满怀**理想的清教徒似的人来讲，还有什么能比受到领导这个事业的组织的怀疑、不信任而更让他们痛苦的了？还有什么能比受到和自己一起浴血奋战十几年的战友们的无端指责更让他们伤透心的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用近似苦行僧的行为，在雪域高原，以极其艰苦的工作来折磨自己肉体，以拼死工作来证明自己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的忠诚，来洗刷那些极左派们泼在自己身上的污水，以求得个人精神上的安慰。, x% N, y  L" U' Z

更不能忘的是，因为为西藏官兵谋福利人的被处理，西藏军区的官兵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艰苦的生活环境中而无法及时得到改善，甚至因此而白白送掉许多战士的生命，很多问题至今都难已解决。

附五大部上书当事人西藏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洪流儿子洪励建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五大部上书”事件之后，李（觉）伯伯从批判他的会议室直接去了戈壁荒滩，在荒无人烟的大漠里，一呆就是八年，以自己的血汗，浇灌出足以让一切觊觎中国的侵略者胆寒的蘑菇云；我父亲（洪流）则为完成周恩来总理亲自交待的任务，去了藏北海拔4500多公尺、气温零下30多度的无人区杜加里，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极端艰苦的生命禁区抱病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族民工，挖硼砂还前苏联的债；陈（子植）伯伯从拉萨去了中尼边境，在世界屋脊修建起第一条中国的高原国际公路。在旁人看来，这是变相的惩罚，变相的劳改，可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让党组织相信他们的清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扭曲的政治文化呀！; q0 ?4 x; E" A* \* W* [

当年进军西藏的上万名18军将士，为维护祖国疆土的统一、为结束中国大地上最后一个封建奴役制度、为维护包括藏族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的尊严，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生命禁区。在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政策不明、诺言不曾兑现的情况下，将克己、奉献看成几近宗教戒律而不得违反。他们不仅仅是将自己的美好年华甚至生命留在这片广漠的土地上，他们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子女。只要看一看西藏军区有多少干部战士终生留下高原引起的种种疾病，只要看一看西藏军区的家属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单亲家庭状态，只要看看一看西藏军区有多少子女患有高山引起的先天性心脏病，就知道18军的将士们在维持着祖国的统一大业方面做出的是什么样的牺牲。而所有这些牺牲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国家赔偿。在今天那些提倡所谓“老西藏”精神的人，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三个字有多么的沉重，多么的令人心酸，多么的无奈。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讲，当年18军将士的这种极端的无私、利他行为和想法真是不能想象的。可是对于李伯伯、陈伯伯和我父亲，以及当年一大批18军将士们来讲，这不过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军人的最起码的条件。我相信，有着这样信念的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们无论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心情都会是非常满足的，都会感到非常幸福。的确，那些将自己的鲜血洒在风雪高原，那些将自己的忠诚刻在喜马拉雅群山上的18军将士们，就像是那座巍巍的珠穆朗玛峰一样永恒、庄严，让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仰望，让我们想起他们时眼里永远热泪盈眶。因为在那神圣的珠峰上永远有一面猎猎飞舞的18军军旗，因为在18军子弟们的心里永远有一首赞美的歌，让我们今生今世永远因他们而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