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为何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

2010年9月23日，温家宝总理在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稿共计2261汉字，其中用超过十分之一的篇幅来陈述中国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即一个真实的中国。他的发言，进一步说明了此前海内外那些说真话者，并非“恶毒攻击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中国”，比如：中国人均GDP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中国产品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民主法制不健全，社会不公和贪污腐败等问题严重；……。
为何温家宝要在此刻告诉全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主要原因，大概还是GDP惹的祸。一方面，国际上对于中国承担更多义务的期望值急速提升，认为中国有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那么就要相应承担世界第二的国际义务，否则，那中国就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于是，很多国际义务，比如救灾、联合国会费、维和等，或者说很多需要掏出真金白银的国际义务一股脑的向中国袭来；这自然让目前还有众多社会建设事业欠账的中国政府颇感头痛。另一方面，国内对于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期望值急速升温。最近发生的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事件，中国国内民间的声音比起以前要强硬得多。其实围绕着钓鱼岛，中日民间这种事情发生的次数也很多，这次民间声音这么强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国内民众普遍认为，以前中国经济总量不如日本，可以韬光养晦一点，但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没必要再继续韬光养晦；且2009年日本对中国出口额为102,391亿日元，自二战后首次超过对美国出口额，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于是这种基于中国GDP超过日本，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对象国，直接导致民众心理变化并转化成巨大力量，让政府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面对这种因为GDP惹的祸，温家宝利用联大国际平台，阐述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二之下存在的种种问题，表明此刻的中国大而不强，有数量无效益，有总量无平衡。这个演讲，既是一种有策略的示弱，也是一种话语引导的技巧。如其国内某些人打肿脸充胖子，还不如实话实说；既可以阻挡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多义务之风，也可以提醒国内民众要用清醒的头脑来看待世界第二。
事实上，前苏联在覆亡前，也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超级大国。如今中国的很多方面，都在走苏联的覆辙，殷鉴不远。
“苏联经济世界第二”的评价，当年在苏联和全世界成了无需证明的公理。它反复出现在20世纪7、80年代苏联领导人的讲话中、苏联的党政文件中和苏联学校的课本里，同样也出现在中国的教科书和各种出版物中。《维基百科》的“苏联经济”词条中至今还有这样的记载：“苏联经济是世界上规模第二大(仅次于美国经济)的经济体，其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的五分之一”；该词条列举了1990年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苏联国内GDP2659.5万亿美元、人均GDP9130美元等数据。从这些数字看，当时的苏联已经稳稳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然而仅仅过了一年，这个超级大国竟轰然解体了。后人在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时，除了政治和社会原因外，几乎都要提及它的经济。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国家。在苏联，经济只是政治的附庸。1980年代担任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的雷日科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实际生活中政治支配一切，包括经济这个‘灰姑娘’”；“党的高层在把各种经济决议下发甚至强加给部长会议的时候，是不对其执行情况负责的。若是一切都成功了，荣誉属于党的领导人，经济工作者也是好样的。若是不成功，就拿部长会议、更低级的部门或加盟共和国的执行者是问。”这样的体制必然伴随着好大喜功、浮夸造假。1980年代中期轰动世界的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棉花案件”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1976年，该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什多夫，在实际仅出产了不足300万吨棉花的情况下，竟然开动政权机器，布置层层多报棉花产量，最后向苏共中央上报了600万吨的收成。他因此再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而参与浮夸虚报的各级官员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奖赏。在中国，现在这种“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规则也很盛行。
苏联自成立之日起就设立了“把革命烈火烧遍全世界”的目标，并为此在国家生活中一直奉行“先军路线”。这在经济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自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经济就贯穿着重工业优先，国防工业尤其优先的方针。对国防工业及与之相关的宇航业，苏联一向都是投入巨资和大量的尖端科技人才，精益求精，不计成本。它的武器贸易曾一度在世界武器市场上占据第一位。例如，1988年在全世界武器贸易中，苏联所占份额为38%，而美国只占30%。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还在世界多个热点地区如中苏边境和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安哥拉等国动用军事力量，为此苏联付出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比如仅1987年苏联就为阿富汗战争耗资54亿卢布，每昼夜为1470万卢布。此外，苏联还长年养着一支庞大的军队，1988年这支军队的总兵力达到513万。加上安全和内卫部队、军工企业和公检法系统的职工等，苏联与军事和治安有关的人数量应当在2000万以上(1991年苏联人口约为2.93亿)。沉重的军事负担，将苏联人民应享受的经济成果几乎耗费殆尽。当时，苏联国民经济的总产品中有60%都是重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保障人民日常物质生活需求的轻工业和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实际上，自打斯大林时代起苏共对轻工业、农业一直采取能糊则糊、能混则混的态度，只要不妨碍军工发展和政权稳定、不妨碍其争霸世界就行。据雷日科夫说，即使在经济好转的1986—1988年，苏联还是有钱买不到东西，甚至出现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食品供应矛盾加剧”的怪现象。
苏联政权从它存在开始就想到：必须让一部分人成为特权阶层，让他们铁心维护政权稳定，江山永固。所以一开始，当平民百姓受到饥饿与死亡的威胁时，政权却给这部分人发双份的口粮，提供紧缺的日用品和住房。后来这种特权越来越大，享受特权的人也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些人可以得到舒适豪华的住宅、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特供、良好的教育、人身安全保护和各种生活服务，等等。他们还贪污受贿，参与非法经济活动。仅他们靠侵吞国有资产形成的“隐形经济”的规模，就占到了全苏GDP的1/3，例如拉什多夫在“棉花案件”中因多报产量，而套取的国家资金就超过100亿卢布。特权阶层的巧取豪夺，使苏联经济表面辉煌、实际羸弱不堪。
虽然1990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659.5万亿美元，但苏联的货币发行不受市场规律的约束，苏联的银行成了为一个个宏大建设计划提供巨额投资的印钞机。失去贵重金属和实际商品支撑的卢布，自然也就贬值了。1989年下半年，按照苏联官方的汇率，1美元可以兑换0.63卢布。但在莫斯科的市场上，1美元却能换到10卢布或者更多。
这就是曾经辉煌的苏联经济。所以，尽管苏联曾成为世界第二，但一夜之间就轰然垮台。
如今，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照旧维持苏联模式；也几乎完全复制了苏联垮台前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乃至军事问题。只要将苏联问题一一对照，就不难发现今日中国和昨日苏联惊人一致。但过去苏联政体尽管造就了一个特权阶级，但由于计划经济，还没有出现今日中国惊人的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司法腐败，没有中国的对城乡居民大规模掠夺，比如血腥拆迁。
众所周知，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2.2%，中国大陆却能公布中国增长8.7%；但国际舆论有指出，事实上，北京并未创造全球衰退中的经济奇迹，而是制造了一个超级大泡沫。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近期报道，金融风暴过后，中国为了稳定政权、创造就业机会，一方面施打人工激素，另一方面编造GDP持久不衰的神话，利用信贷扩张；如今已出现晚期的过胖疲态，泡沫的崩溃就在眼前。
报道指出，中国想走经济增长的捷径，却只换来短暂的海市蜃楼；想扭曲经济的法则，反倒酿成史上超级大泡沫。中国大陆为了营造亮丽的GDP，导致2009年新建住房面积增加1倍，房价涨幅保守估计超过25%；但许多新建的高楼大厦却是乏人居住，也让中国泡沫更胜于迪拜的泡沫。
该报说，中国大陆的数据不可信。2008年美国引爆金融风暴，全球股市如坠深渊，各地经济深陷衰退，中国的出口也剧降25%，但中国大陆却号称GDP增长8%；“这对于说谎成性，惯于审查媒体、拘禁异议人士的政权来说，编造这样的数据并不困难”。10年来，中国为了向外界炫耀，更为了维系政权，不计代价追求中国GDP的增长。在1994年电影“捍卫战警”中，叙述年轻警察基努李维试图拯救一辆被安置炸药的巴士乘客的故事，而巴士时速不得低于50英哩，否则炸药便会引爆。如今，中国这辆巴士载有13亿人口，如果GDP增长速度不能保证，灾难随时发生。然而，企业或经济体在长期历经高度增长之后，必将迈入过胖的晚期，追求高增长反而有害无益。例如，2005年中国兴建全球最大的“华南购物中心”，如今空置率高达99%。
金融风暴初期，中国动用4万亿人民币救火，约美国救市金额占GDP比重的3倍。但这些救市钱，成了央企、国企囊中物，从当局的左口袋放到右口袋，民间沾光甚微；这些钱不少部分还成了囤地炒房资金，成了进一步盘剥和掠夺民众的资本；更严重的是，当局促迫银行信贷大放送，导致2009年新增信贷9.59万亿人民币创历史新高，让资产泡沫越吹越大。
上述种种，国内外都不是不知道，大陆民众生活其中，直接感受；海外观察家通过互联网，也了如指掌。但当局某些人就是要自欺欺人，一边在国内自吹自擂，一边在海外耀武扬威。
温家宝作为总理，其实对这些也应了如指掌。笔者以为，可能是因为在体制内，由于政治体制的惯性，让他难有作为；但内忧外患，促使他在联大会议上实话实说。是否就没有解套纾困的路径呢？当然有。8月21日在深圳考察时，他就提出了解决办法：“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8月23日在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之后，就谈到，要推进和搞好政治体制改革！要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要在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等领域大胆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
他所说的这些“要”，其实就是真实中国里的没有，也是体制内太多的官员的“不要”。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的艰难。不过，对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这种行为本身，至少对苏联模式桎梏下的中国大陆，就是一副很好的清醒剂。2010年9月23日，温家宝总理在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稿共计2261汉字，其中用超过十分之一的篇幅来陈述中国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即一个真实的中国。他的发言，进一步说明了此前海内外那些说真话者，并非“恶毒攻击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中国”，比如：中国人均GDP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中国产品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民主法制不健全，社会不公和贪污腐败等问题严重；……。
为何温家宝要在此刻告诉全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主要原因，大概还是GDP惹的祸。一方面，国际上对于中国承担更多义务的期望值急速提升，认为中国有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那么就要相应承担世界第二的国际义务，否则，那中国就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于是，很多国际义务，比如救灾、联合国会费、维和等，或者说很多需要掏出真金白银的国际义务一股脑的向中国袭来；这自然让目前还有众多社会建设事业欠账的中国政府颇感头痛。另一方面，国内对于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期望值急速升温。最近发生的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事件，中国国内民间的声音比起以前要强硬得多。其实围绕着钓鱼岛，中日民间这种事情发生的次数也很多，这次民间声音这么强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国内民众普遍认为，以前中国经济总量不如日本，可以韬光养晦一点，但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没必要再继续韬光养晦；且2009年日本对中国出口额为102,391亿日元，自二战后首次超过对美国出口额，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于是这种基于中国GDP超过日本，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对象国，直接导致民众心理变化并转化成巨大力量，让政府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面对这种因为GDP惹的祸，温家宝利用联大国际平台，阐述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二之下存在的种种问题，表明此刻的中国大而不强，有数量无效益，有总量无平衡。这个演讲，既是一种有策略的示弱，也是一种话语引导的技巧。如其国内某些人打肿脸充胖子，还不如实话实说；既可以阻挡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多义务之风，也可以提醒国内民众要用清醒的头脑来看待世界第二。
事实上，前苏联在覆亡前，也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超级大国。如今中国的很多方面，都在走苏联的覆辙，殷鉴不远。
“苏联经济世界第二”的评价，当年在苏联和全世界成了无需证明的公理。它反复出现在20世纪7、80年代苏联领导人的讲话中、苏联的党政文件中和苏联学校的课本里，同样也出现在中国的教科书和各种出版物中。《维基百科》的“苏联经济”词条中至今还有这样的记载：“苏联经济是世界上规模第二大(仅次于美国经济)的经济体，其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的五分之一”；该词条列举了1990年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苏联国内GDP2659.5万亿美元、人均GDP9130美元等数据。从这些数字看，当时的苏联已经稳稳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然而仅仅过了一年，这个超级大国竟轰然解体了。后人在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时，除了政治和社会原因外，几乎都要提及它的经济。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国家。在苏联，经济只是政治的附庸。1980年代担任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的雷日科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实际生活中政治支配一切，包括经济这个‘灰姑娘’”；“党的高层在把各种经济决议下发甚至强加给部长会议的时候，是不对其执行情况负责的。若是一切都成功了，荣誉属于党的领导人，经济工作者也是好样的。若是不成功，就拿部长会议、更低级的部门或加盟共和国的执行者是问。”这样的体制必然伴随着好大喜功、浮夸造假。1980年代中期轰动世界的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棉花案件”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1976年，该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什多夫，在实际仅出产了不足300万吨棉花的情况下，竟然开动政权机器，布置层层多报棉花产量，最后向苏共中央上报了600万吨的收成。他因此再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而参与浮夸虚报的各级官员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奖赏。在中国，现在这种“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规则也很盛行。
苏联自成立之日起就设立了“把革命烈火烧遍全世界”的目标，并为此在国家生活中一直奉行“先军路线”。这在经济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自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经济就贯穿着重工业优先，国防工业尤其优先的方针。对国防工业及与之相关的宇航业，苏联一向都是投入巨资和大量的尖端科技人才，精益求精，不计成本。它的武器贸易曾一度在世界武器市场上占据第一位。例如，1988年在全世界武器贸易中，苏联所占份额为38%，而美国只占30%。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还在世界多个热点地区如中苏边境和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安哥拉等国动用军事力量，为此苏联付出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比如仅1987年苏联就为阿富汗战争耗资54亿卢布，每昼夜为1470万卢布。此外，苏联还长年养着一支庞大的军队，1988年这支军队的总兵力达到513万。加上安全和内卫部队、军工企业和公检法系统的职工等，苏联与军事和治安有关的人数量应当在2000万以上(1991年苏联人口约为2.93亿)。沉重的军事负担，将苏联人民应享受的经济成果几乎耗费殆尽。当时，苏联国民经济的总产品中有60%都是重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保障人民日常物质生活需求的轻工业和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实际上，自打斯大林时代起苏共对轻工业、农业一直采取能糊则糊、能混则混的态度，只要不妨碍军工发展和政权稳定、不妨碍其争霸世界就行。据雷日科夫说，即使在经济好转的1986—1988年，苏联还是有钱买不到东西，甚至出现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食品供应矛盾加剧”的怪现象。
苏联政权从它存在开始就想到：必须让一部分人成为特权阶层，让他们铁心维护政权稳定，江山永固。所以一开始，当平民百姓受到饥饿与死亡的威胁时，政权却给这部分人发双份的口粮，提供紧缺的日用品和住房。后来这种特权越来越大，享受特权的人也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些人可以得到舒适豪华的住宅、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特供、良好的教育、人身安全保护和各种生活服务，等等。他们还贪污受贿，参与非法经济活动。仅他们靠侵吞国有资产形成的“隐形经济”的规模，就占到了全苏GDP的1/3，例如拉什多夫在“棉花案件”中因多报产量，而套取的国家资金就超过100亿卢布。特权阶层的巧取豪夺，使苏联经济表面辉煌、实际羸弱不堪。
虽然1990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659.5万亿美元，但苏联的货币发行不受市场规律的约束，苏联的银行成了为一个个宏大建设计划提供巨额投资的印钞机。失去贵重金属和实际商品支撑的卢布，自然也就贬值了。1989年下半年，按照苏联官方的汇率，1美元可以兑换0.63卢布。但在莫斯科的市场上，1美元却能换到10卢布或者更多。
这就是曾经辉煌的苏联经济。所以，尽管苏联曾成为世界第二，但一夜之间就轰然垮台。
如今，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照旧维持苏联模式；也几乎完全复制了苏联垮台前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乃至军事问题。只要将苏联问题一一对照，就不难发现今日中国和昨日苏联惊人一致。但过去苏联政体尽管造就了一个特权阶级，但由于计划经济，还没有出现今日中国惊人的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司法腐败，没有中国的对城乡居民大规模掠夺，比如血腥拆迁。
众所周知，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2.2%，中国大陆却能公布中国增长8.7%；但国际舆论有指出，事实上，北京并未创造全球衰退中的经济奇迹，而是制造了一个超级大泡沫。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近期报道，金融风暴过后，中国为了稳定政权、创造就业机会，一方面施打人工激素，另一方面编造GDP持久不衰的神话，利用信贷扩张；如今已出现晚期的过胖疲态，泡沫的崩溃就在眼前。
报道指出，中国想走经济增长的捷径，却只换来短暂的海市蜃楼；想扭曲经济的法则，反倒酿成史上超级大泡沫。中国大陆为了营造亮丽的GDP，导致2009年新建住房面积增加1倍，房价涨幅保守估计超过25%；但许多新建的高楼大厦却是乏人居住，也让中国泡沫更胜于迪拜的泡沫。
该报说，中国大陆的数据不可信。2008年美国引爆金融风暴，全球股市如坠深渊，各地经济深陷衰退，中国的出口也剧降25%，但中国大陆却号称GDP增长8%；“这对于说谎成性，惯于审查媒体、拘禁异议人士的政权来说，编造这样的数据并不困难”。10年来，中国为了向外界炫耀，更为了维系政权，不计代价追求中国GDP的增长。在1994年电影“捍卫战警”中，叙述年轻警察基努李维试图拯救一辆被安置炸药的巴士乘客的故事，而巴士时速不得低于50英哩，否则炸药便会引爆。如今，中国这辆巴士载有13亿人口，如果GDP增长速度不能保证，灾难随时发生。然而，企业或经济体在长期历经高度增长之后，必将迈入过胖的晚期，追求高增长反而有害无益。例如，2005年中国兴建全球最大的“华南购物中心”，如今空置率高达99%。
金融风暴初期，中国动用4万亿人民币救火，约美国救市金额占GDP比重的3倍。但这些救市钱，成了央企、国企囊中物，从当局的左口袋放到右口袋，民间沾光甚微；这些钱不少部分还成了囤地炒房资金，成了进一步盘剥和掠夺民众的资本；更严重的是，当局促迫银行信贷大放送，导致2009年新增信贷9.59万亿人民币创历史新高，让资产泡沫越吹越大。
上述种种，国内外都不是不知道，大陆民众生活其中，直接感受；海外观察家通过互联网，也了如指掌。但当局某些人就是要自欺欺人，一边在国内自吹自擂，一边在海外耀武扬威。
温家宝作为总理，其实对这些也应了如指掌。笔者以为，可能是因为在体制内，由于政治体制的惯性，让他难有作为；但内忧外患，促使他在联大会议上实话实说。是否就没有解套纾困的路径呢？当然有。8月21日在深圳考察时，他就提出了解决办法：“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8月23日在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之后，就谈到，要推进和搞好政治体制改革！要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要在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等领域大胆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
他所说的这些“要”，其实就是真实中国里的没有，也是体制内太多的官员的“不要”。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的艰难。不过，对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这种行为本身，至少对苏联模式桎梏下的中国大陆，就是一副很好的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