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创）酒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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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年春正月时，吴主孙皓带着太后和妃妾一行人出游华里，当初右丞相万彧与右大司马丁奉、左将军留平密谋商议立孙皓为吴主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此行不急，若果到了华里还不归返，国家社稷的事情重要，我们不得不自还。”游华里是孙皓比较感性兴趣的事，早在271年就去过一次，当初，载太后、皇后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往西而上。东观令华谮等人就进行了苦谏，孙皓不听。结果遇到下大雪，道路被雪陷坏，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车，士兵遭受寒冻，都说：“若遇到敌军，便当倒戈。”孙皓听闻这些传言后，才返还。这一次由于东观令华谮等人多次劝告孙皓才得以返回，回来后孙皓再一次听到万彧等人有关这段话的传闻，觉得万彧等人都是旧臣，隐忍着脾气暂时没有发作。后设宴招待万留二人，于是在酒中下毒，以毒酒给万彧和留平饮用，但是传酒的人私下把酒减少了一半。留平发觉情况不对，服用解药才得以不死。万彧回家后自杀；留平在忧郁之中，过了一个多月也死了。孙皓于是流放万彧子弟于庐陵郡（相当于今吉安市辖境）。当初，万彧向孙皓上请，选忠义清廉之士来补缺更替京师旧官职务，吴主孙皓于是以大司农楼玄为建业宫下镇禁军的中候，主殿中事。楼玄正直，领导众人依法而行事，从九卿持刀侍卫，应对切直，数次违迕吴主的意愿，孙皓慢慢地不高兴了。中书令领太子太傅贺邵上疏劝谏说：“古代的圣王，之所以身潜处在重闱之内，而能知道万里之情，垂拱于衽席之上，明照八极之际，都是任贤使能之功。陛下以至德淑姿，统承皇业，就应该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贤表善，以康庶政。自陛下即位以来，朝中的事务就错列纷然，真伪相互参杂，上下空任，文武旷位，外无山岳之镇，内无拾遗之臣。佞谀之徒拊冀天飞，干弄朝威，盗窃荣利，忠良正直的人被编排坠失，讲诚信的大臣被陷害。所以正直之士被摧陷，而庸臣和苟媚之人，揣摸人意，谄媚逢迎，各自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老百姓评判的标准都是用的反理，有文化的人讲的都是诡道之论，这样就使得清流变成圬浊，忠臣想说而说不出话来。陛下处在九天之上，隐百里之室，言一出口就会在社会上风靡流行，命令一下达人们就会按照执行。去亲洽宠媚的大臣，每天只听顺意的言辞，错误看待这一辈真正的贤士，而觉得天下已太平了。臣心里所以不安，不敢不把听到的说出来。臣听说兴国之君只是喜欢听关于他的过错，荒乱之主只是喜欢听关于他的赞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所以古代的人君，都是捐让着身躯为的是求得贤良的人材，谦虚的态度为的是免得自己少犯错误，用乘犇来比喻天位，以虎尾来作为警戒。至于陛下，严窟使用刑法来达到禁止正直的言论，罢免善士以抵触谏口，人们因为杯酒造次失言，而使自己死生不保，所以仕者以退为幸，居者以出为福，这些绝非是可以使国家能够保光洪绪，熙隆兴盛的方法。何定本是仆隶小人，身上没有一点才能，而陛下喜爱他巧言谄媚，假以威福。但凡小人求入，必进奸利。何定这些人忘记了国家大事，没事做就发江边戍兵来驱赶麋鹿，使老弱之人受饥冻，大大小小都在为次而怨叹。《传》中说：国家的兴旺，在于视民如赤子；国家的败亡，在于以民为草芥。现在法禁变得严苛，赋税抽调得越来越频繁，中官、近臣忙着自己的兴建土木之事，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苦民等着求办。所以造成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了和谐之气。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而后宫之中坐等吃白食的有万余人。另外，北边的敌人看着我们，就等着我国衰落下去，长江的阻隔是有限的，不可能久恃下去，如果我们不能守护正义，国家就有如一苇可杭了。愿陛下丰基强本，割情从道，则成、康之治兴，圣祖之祚隆矣！”话说完，吴主孙皓对他已是恨得咬牙切齿。后来又有孙皓左右之人共同诬告楼玄和贺邵两人相逢时，驻足耳语大笑，谤讪政事，于是俱被孙皓诘责，送楼玄于广州，贺邵原复职。既而又把楼玄及儿子楼据流放于交趾，付交阯将领张奕，使他以战自行报效朝廷，又秘密以特别敕书令张奕杀他。楼据到交趾后，病死。楼玄一人持刀步行随张奕讨伐叛贼，见到张奕就辄拜，张奕不忍杀他。不久张奕暴死，楼玄为他殡敛，在器物中见到敕书，回还后便自杀。孙皓下诏诛杀楼玄子孙。贺邵后在公元275年中风，口不能言，去职数月后，孙皓怀疑他讬疾，收回了以前赐付的酒藏，抢掠了千所人家，到死没有说一句话，被焚烧锯断了头颅，家属流放临海。
贾充与朝中吏士设宴饮酒，河南尹庾纯在酒宴开了很久才到宴会，又不小心喝醉，与贾充发生争执，当初，庾纯以贾充奸佞，与任恺共同推举贾充西镇关中，贾充由此心中一直不平。贾充说：“君一惯都是居人前，今天为何在后呢？”庾纯说：“有点小事没有了，所以后来了。”朝中吏士中有的说庾纯的先就象仪仗队伍中的伍伯（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长为伯，故称伍伯。），贾充的先就象菜市场的市魁（役吏），官员出行时，伍伯充当仪仗的前导，需要对人用刑时，就由伍伯动手，贾充、庾纯以此相互讥讽。贾充自认为位隆望重，心中不平。轮到庾纯行酒令时，贾充并不每次都饮。庾纯说：“长者为大，何敢不饮！”贾充说：“你家父亲老了不去供养，还敢说这样的话！”庾纯因而发怒说：“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贾充说：“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庾纯说：“高贵乡公何在？”此话一出，坐中众人因此而罢宴。贾充的左右想上去擒拿庾纯，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站出来护佑庾纯，酒宴因而不欢而散。出来后贾充惭怒，上表晋武帝事情的原由，以解除庾纯的职务。庾纯回家后非常惧怕，向朝廷呈上河南尹、关内侯印绶，并上表晋武帝自劾：“司空公贾充请诸卿将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饮酒过多。醉乱行酒，重酌于公，公不肯饮，言语往来，公于是诃责臣父老不归供养，是无天地之人。臣不是自行检讨认罪，而是更加忿怒，厉声抵毁贾公的名誉，在这种情形下临时喧饶，于是放纵越轨，有违礼制第八十月制的规定，诚以衰老之年，变难无常也。臣不思老父生育之恩，给以供养，而是怀禄贪荣，连乌鸦也不如。贾充作为三公，有论道兴化的责任，他以教义来斥责臣，他说的对。而臣又错上加错，以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乱仪度。臣只是个凡才，却擢授显任。《易》书上说要戒濡首，《论》书上说要诲酒困，而臣闻义不服教义，过言盈庭，黩幔台司，违犯宪度，不可以只用训戒的惩罚。恳请台辅免臣官职，送廷尉结罪，让大鸿胪来削去爵土。敕我对自己一惯不严谨，必须伏罪得诛。”御史中丞孔恂也上奏弹劾庾纯，请求免除他的官职。晋武帝于是下《戊申诏书》：“先王崇尊卑之礼，明贵贱之序，著温克之德，记沈酗之祸，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轨仪也。昔广汉陵慢宰相，获犯上之刑；灌夫托醉肆忿，致诛毙之罪。纯以凡才，备位卿尹，不惟谦敬之节，不忌覆车之戒，陵上无礼，悖言自口，宜加显黜，以肃朝伦。”于是免掉了庾纯的官。
朝廷又以庾纯父老不求供养，使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骠骑将军齐王司马攸，据礼典评议他的好坏。最后评议上奏晋武帝说：“凡判断好坏，应该先考查礼、律。上八十岁的，一子不从政；上九十岁的，其家不从政。新令也是如此。按照庾纯父亲年八十一岁，有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缺侍养的人。庾纯不求供养，他在于礼、律上并没有违犯。司空公贾充认为庾纯官位做到了卿尹这一级别，就应该供养父亲，这是他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而庾纯是在喝醉的情况下放纵，陈述前事，使其忿怒。臣以为庾纯没有尊行赡养的孝道，而近习平常人的过失，应在舆论上进行讥贬。”司徒石苞评议说：“庾纯荣官忘亲，恶闻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刘斌评议认为：“敦叙是一种风俗，讲的是以人伦为先；而人伦的教义，又是以忠孝为主。讲忠故而是不能忘其君的，讲孝故而是不能忘其亲的。假如孝道只是体现在色养（1）上，那么明君就不可能得到贤臣；对君忠义就必定不能兼顾到亲情，父母就不能得到儿子的孝道。所以作为人臣的人，必定会以大义来断绝对父母的恩情；只是想尽孝道的儿子，必定以亲情孝道来割其忠义。在朝廷只能听从君王的指令，在家只能听随从父母的规矩。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庾纯的兄长庾峻以父亲老了盼求他回家，庾峻想要兄弟庾纯回家，而庾纯又没有不回家的情形；庾峻没有盼到他的回家，自然有庾纯不回去的道理。庾纯虽然自己说自己不孝，这种说法我并不认同。和此相近似的还有辽东太守孙和、广汉太守邓良，家中都有老母，邓良连一个兄弟都没有，他们的任职都在很远的洲郡，自己回去一趟非常辛苦，都不见有这种不孝的说法。话说回来庾纯近在京尹任职，他的父亲在京师的地界内，时不时还得自行确定时间回家省亲，单独在礼法之外处其贬黜，斌愚昧认为这不合道理。礼，年八十，一子不从政。庾纯有二弟在家，不算是违礼。又令，年九十，乃听悉归。现在庾纯的父亲实未满九十，不算是犯令。辱骂宰相，应该加以放斥，以明国典。圣恩恺悌，示加贬退，臣愚昧没有其它的评议了。”
（1）注：把孝文化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那就是“色养”。《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朱熹集注：“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谓承顺父母颜色。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后因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为“色养”，说的是子孙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河南功曹史庞札等人上表：臣的郡前尹，关内侯庾纯，因醉酒失态，《戊申诏书》既免尹官，以父笃老不求供养，下五府依礼典正其臧否。臣谨按三王养老之制来评议，礼制上讲年满八十，一子不从政；年满九十，其家不从政，这个诚然是使人无阙孝养之道，作为臣子的没有在公的节上违犯规定。先王制礼垂训的时候，莫尚于周朝。当年那个时候，文王姬昌留周，伯禽的鲁国，孝子不匮，典礼无愆。现今公府评议，七十岁为时制，八十岁为月制，想以这样的规定来驳夺他人从政的限制，以便削除爵位和封地。所以周公旦立下了这种法规，但是连他自己都越过了这个规定，鲁侯作为他的儿子，就是第一个该被处罚的。赵国的石奋期盼回家颐养，四个儿子都在洲郡做官。现在有太宰（太师）献策把王诸子封往郡国，也有远在藩外的。古今的情形都是相同的，忠孝并济。臣听说悔吝的毛病，就算是君子也有。前尹庾纯在年青的时候就爱贪杯，已到了沈醉失态的地步。尹庾纯在醒来后闻知他这种事情，哀伤遗憾自己先前的过失，而谦诚地自行上奏，弹劾自己而引罪，并请求给以重法。现今公府不依据原由，而对他傲很，就是为一句招至重罪的过醉之言，而在孝道上并没有糊涂有不醒悟的意思。臣闻父子之间的爱是天生决定的，是自然生成的爱，君臣之间的交往，是出自忠义的聚合，而君王所求的忠臣必定出至于孝子。所以先代的君王立下礼制，从开始到最后，敬待君王就要象敬待自己的父母一样，既便如此使人担忧的是，在人臣中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敬待君王就象敬待自己的父母。现今公府有很多的评议，在礼律上常有一些限制，虽然有规定到了疾病时候才让回家供养父母，不夺他人的志向。如此一来礼制就成为禁止正直，而陷人以欺骗，不自主地违越王制，这就是他最初的原因。前尹庾纯在年青的时候出仕以来就很清苦，事奉父母亲以色养，查阅他的历职内外，公廉无私，这就是陛下之所以屡次发明诏，而使前尹庾纯之所以仍见擢授官爵的原故。前尹庾纯对自己行为的要求也是谦逊的，对他的部下也是恭敬的，一惯都是先考虑大家然后才考虑自己，这实际上是他本来的心愿。一旦因为喝醉的原因，按奏状以不忠不孝来议罪，用很严厉责罚来处理，群公们建议削除爵位封土，这样的处罚所以使愚臣感到自悲自悼，拊心泣血。按现今父母年过八十的，朝廷限令他们的儿子不给外职，这样一来才有回家省亲的机缘。现今前尹庾纯住在郡内，前面很多上表都屡次提到他常抽时间回家省亲。前尹家有昆弟六人，有三人在家，并没有停止孝养父亲。他的兄长庾峻是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在陛下身边任职侍中，是家中的嫡长，往来书信后自表上请，求回家供养父亲，朝廷下过诏喻给他，没有听从他的请求。国体法同，兄弟无异，而虚责前尹庾纯不求供养大慨就是这样，臣惧怕的是长官是以假饰之名来责罚他，而实际上这是在损毁真正忠诚的人。礼，就是以经典来帮助国家，安定社稷。故而前人顺考古道的典范，才成就了陶唐时期的兴隆；遵循旧章，才成就了周成王的美誉。臣伏惟陛下圣德钦明，敦礼崇教，畴谘四岳，以详典制。前尹庾纯以违犯而受贬黜，而所依据的原由就在一个醉字上；公卿们以礼的教义来问责，而所以依据的起因就在一个忿字上。先是以积忿来以确立定义，由醉来判定罪刑，后是不依礼律来断定是非，想以控告状文来替代法律。所以愚臣在盛明之世敢冒着被诛杀的死亡危险为前尹庾纯鸣冤，对不伸张正义的行为感到可耻。惟蒙哀察。
晋武帝于是重新下诏，诏喻：“自中世以来，多为贵重顺愿，贱者生情，故令释之、定国得扬名于前世。今议责庾纯，不惟温克，醉酒沈湎，此责人以齐圣也。疑贾公亦醉，若其不醉，终不于百客之中责以不去官供养也。大晋依圣人典礼，制臣子出处之宜，若有八十，皆当归养，亦不独纯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责醉，恐失度也。所以免庾纯者，当为将来之醉戒耳。齐王、刘掾议当矣。”后来复以庾纯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过了很一段时间，又有后将军荀眅在朝会中上奏，说庾纯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进。侍中甄德进前说：“孝以显亲为大，禄养为荣。诏赦庾纯前愆，擢为近侍，兼掌教官，此纯召不俟驾之日。而后将军荀眅敢以私议贬夺公论，抗言矫情，诬罔朝廷，宜加贬黜。”最后荀眅被坐免了官职。当初，荀眅与庾纯都是大将军卫瓘招来的，荀眅负责整理车服，庾纯负责率素，荀眅就是因为这样才觉得羞愧而怀恨。到了现在就趁机抵毁庾纯。在荀眅被罢官后，庾纯认为事由自己而起，朝廷以此对待荀眅，使自己更加觉得惨愧，急切地前往安慰勉励他，当时人们都称荀纯豁达宽厚。在迁升散骑常侍任上，荀纯以父忧而去官。后又被起用为御史中丞，转尚书，执掌文书奏章。免除了魏郡太守一职，没有官职，只拜为少府，在为皇帝的私府中从事，年六十四而死。
东吴的人中，有很多人爱对吴主说一些祥瑞的话，吴主孙皓听后很受用，以此来问侍中韦昭，这些祥瑞的话是否可以写进自己的传中，韦昭说：“这就象是家里的人用筐箧装的东西！”韦昭常领左国史，校定群书，吴主又想为他的父亲作纪文，韦昭说：“文皇不登帝位，只应当作传文，而不应当作纪文。”吴主孙皓听后很不高兴，渐渐脸上有了怒容，对他进行了责骂。韦昭很担心忧惧怕，自行上陈身体已衰老，请求免去侍、史二官，孙皓不听。当时韦昭有疾病，到了医药监护的情形，接到作纪的任务心里非常着急。吴主设宴召群臣饮酒，先不问能不能饮，全部以七升为限。早先轮到韦昭时，孙皓对他独以茶代酒，到后来更是逼迫强行灌酒。后来又在酒后时常指使侍臣嘲弄公卿，揭发他们隐私，摘录他们的短缪来取乐行欢；时不时有大臣在酒宴上有言语愆失，按倒在辄沿下捆绑起来，到了后来很多都被被诛戮。韦昭认为在外国家的形象被毁伤，在内朝廷中多了尤恨，使群臣之间不和睦，都不是什么佳事，故而这些事迹既难向上问起，在传中又难以书写，所以就没有作出来。孙皓以为韦昭不奉诏命，意在不愿为他尽忠，积前后嫌忿，于是收押韦昭送到了大狱。后来韦昭因托狱吏上表辞职，又献所著书纪，.希望以此求的豁免。而孙皓怪他的书沾有灰垢，更一步对他进行诘责，于是诛杀了韦昭，流放其家属于零陵。273年春正月时，吴主孙皓带着太后和妃妾一行人出游华里，当初右丞相万彧与右大司马丁奉、左将军留平密谋商议立孙皓为吴主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此行不急，若果到了华里还不归返，国家社稷的事情重要，我们不得不自还。”游华里是孙皓比较感性兴趣的事，早在271年就去过一次，当初，载太后、皇后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往西而上。东观令华谮等人就进行了苦谏，孙皓不听。结果遇到下大雪，道路被雪陷坏，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车，士兵遭受寒冻，都说：“若遇到敌军，便当倒戈。”孙皓听闻这些传言后，才返还。这一次由于东观令华谮等人多次劝告孙皓才得以返回，回来后孙皓再一次听到万彧等人有关这段话的传闻，觉得万彧等人都是旧臣，隐忍着脾气暂时没有发作。后设宴招待万留二人，于是在酒中下毒，以毒酒给万彧和留平饮用，但是传酒的人私下把酒减少了一半。留平发觉情况不对，服用解药才得以不死。万彧回家后自杀；留平在忧郁之中，过了一个多月也死了。孙皓于是流放万彧子弟于庐陵郡（相当于今吉安市辖境）。当初，万彧向孙皓上请，选忠义清廉之士来补缺更替京师旧官职务，吴主孙皓于是以大司农楼玄为建业宫下镇禁军的中候，主殿中事。楼玄正直，领导众人依法而行事，从九卿持刀侍卫，应对切直，数次违迕吴主的意愿，孙皓慢慢地不高兴了。中书令领太子太傅贺邵上疏劝谏说：“古代的圣王，之所以身潜处在重闱之内，而能知道万里之情，垂拱于衽席之上，明照八极之际，都是任贤使能之功。陛下以至德淑姿，统承皇业，就应该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贤表善，以康庶政。自陛下即位以来，朝中的事务就错列纷然，真伪相互参杂，上下空任，文武旷位，外无山岳之镇，内无拾遗之臣。佞谀之徒拊冀天飞，干弄朝威，盗窃荣利，忠良正直的人被编排坠失，讲诚信的大臣被陷害。所以正直之士被摧陷，而庸臣和苟媚之人，揣摸人意，谄媚逢迎，各自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老百姓评判的标准都是用的反理，有文化的人讲的都是诡道之论，这样就使得清流变成圬浊，忠臣想说而说不出话来。陛下处在九天之上，隐百里之室，言一出口就会在社会上风靡流行，命令一下达人们就会按照执行。去亲洽宠媚的大臣，每天只听顺意的言辞，错误看待这一辈真正的贤士，而觉得天下已太平了。臣心里所以不安，不敢不把听到的说出来。臣听说兴国之君只是喜欢听关于他的过错，荒乱之主只是喜欢听关于他的赞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所以古代的人君，都是捐让着身躯为的是求得贤良的人材，谦虚的态度为的是免得自己少犯错误，用乘犇来比喻天位，以虎尾来作为警戒。至于陛下，严窟使用刑法来达到禁止正直的言论，罢免善士以抵触谏口，人们因为杯酒造次失言，而使自己死生不保，所以仕者以退为幸，居者以出为福，这些绝非是可以使国家能够保光洪绪，熙隆兴盛的方法。何定本是仆隶小人，身上没有一点才能，而陛下喜爱他巧言谄媚，假以威福。但凡小人求入，必进奸利。何定这些人忘记了国家大事，没事做就发江边戍兵来驱赶麋鹿，使老弱之人受饥冻，大大小小都在为次而怨叹。《传》中说：国家的兴旺，在于视民如赤子；国家的败亡，在于以民为草芥。现在法禁变得严苛，赋税抽调得越来越频繁，中官、近臣忙着自己的兴建土木之事，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苦民等着求办。所以造成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了和谐之气。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而后宫之中坐等吃白食的有万余人。另外，北边的敌人看着我们，就等着我国衰落下去，长江的阻隔是有限的，不可能久恃下去，如果我们不能守护正义，国家就有如一苇可杭了。愿陛下丰基强本，割情从道，则成、康之治兴，圣祖之祚隆矣！”话说完，吴主孙皓对他已是恨得咬牙切齿。后来又有孙皓左右之人共同诬告楼玄和贺邵两人相逢时，驻足耳语大笑，谤讪政事，于是俱被孙皓诘责，送楼玄于广州，贺邵原复职。既而又把楼玄及儿子楼据流放于交趾，付交阯将领张奕，使他以战自行报效朝廷，又秘密以特别敕书令张奕杀他。楼据到交趾后，病死。楼玄一人持刀步行随张奕讨伐叛贼，见到张奕就辄拜，张奕不忍杀他。不久张奕暴死，楼玄为他殡敛，在器物中见到敕书，回还后便自杀。孙皓下诏诛杀楼玄子孙。贺邵后在公元275年中风，口不能言，去职数月后，孙皓怀疑他讬疾，收回了以前赐付的酒藏，抢掠了千所人家，到死没有说一句话，被焚烧锯断了头颅，家属流放临海。
贾充与朝中吏士设宴饮酒，河南尹庾纯在酒宴开了很久才到宴会，又不小心喝醉，与贾充发生争执，当初，庾纯以贾充奸佞，与任恺共同推举贾充西镇关中，贾充由此心中一直不平。贾充说：“君一惯都是居人前，今天为何在后呢？”庾纯说：“有点小事没有了，所以后来了。”朝中吏士中有的说庾纯的先就象仪仗队伍中的伍伯（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长为伯，故称伍伯。），贾充的先就象菜市场的市魁（役吏），官员出行时，伍伯充当仪仗的前导，需要对人用刑时，就由伍伯动手，贾充、庾纯以此相互讥讽。贾充自认为位隆望重，心中不平。轮到庾纯行酒令时，贾充并不每次都饮。庾纯说：“长者为大，何敢不饮！”贾充说：“你家父亲老了不去供养，还敢说这样的话！”庾纯因而发怒说：“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贾充说：“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庾纯说：“高贵乡公何在？”此话一出，坐中众人因此而罢宴。贾充的左右想上去擒拿庾纯，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站出来护佑庾纯，酒宴因而不欢而散。出来后贾充惭怒，上表晋武帝事情的原由，以解除庾纯的职务。庾纯回家后非常惧怕，向朝廷呈上河南尹、关内侯印绶，并上表晋武帝自劾：“司空公贾充请诸卿将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饮酒过多。醉乱行酒，重酌于公，公不肯饮，言语往来，公于是诃责臣父老不归供养，是无天地之人。臣不是自行检讨认罪，而是更加忿怒，厉声抵毁贾公的名誉，在这种情形下临时喧饶，于是放纵越轨，有违礼制第八十月制的规定，诚以衰老之年，变难无常也。臣不思老父生育之恩，给以供养，而是怀禄贪荣，连乌鸦也不如。贾充作为三公，有论道兴化的责任，他以教义来斥责臣，他说的对。而臣又错上加错，以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乱仪度。臣只是个凡才，却擢授显任。《易》书上说要戒濡首，《论》书上说要诲酒困，而臣闻义不服教义，过言盈庭，黩幔台司，违犯宪度，不可以只用训戒的惩罚。恳请台辅免臣官职，送廷尉结罪，让大鸿胪来削去爵土。敕我对自己一惯不严谨，必须伏罪得诛。”御史中丞孔恂也上奏弹劾庾纯，请求免除他的官职。晋武帝于是下《戊申诏书》：“先王崇尊卑之礼，明贵贱之序，著温克之德，记沈酗之祸，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轨仪也。昔广汉陵慢宰相，获犯上之刑；灌夫托醉肆忿，致诛毙之罪。纯以凡才，备位卿尹，不惟谦敬之节，不忌覆车之戒，陵上无礼，悖言自口，宜加显黜，以肃朝伦。”于是免掉了庾纯的官。
朝廷又以庾纯父老不求供养，使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骠骑将军齐王司马攸，据礼典评议他的好坏。最后评议上奏晋武帝说：“凡判断好坏，应该先考查礼、律。上八十岁的，一子不从政；上九十岁的，其家不从政。新令也是如此。按照庾纯父亲年八十一岁，有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缺侍养的人。庾纯不求供养，他在于礼、律上并没有违犯。司空公贾充认为庾纯官位做到了卿尹这一级别，就应该供养父亲，这是他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而庾纯是在喝醉的情况下放纵，陈述前事，使其忿怒。臣以为庾纯没有尊行赡养的孝道，而近习平常人的过失，应在舆论上进行讥贬。”司徒石苞评议说：“庾纯荣官忘亲，恶闻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刘斌评议认为：“敦叙是一种风俗，讲的是以人伦为先；而人伦的教义，又是以忠孝为主。讲忠故而是不能忘其君的，讲孝故而是不能忘其亲的。假如孝道只是体现在色养（1）上，那么明君就不可能得到贤臣；对君忠义就必定不能兼顾到亲情，父母就不能得到儿子的孝道。所以作为人臣的人，必定会以大义来断绝对父母的恩情；只是想尽孝道的儿子，必定以亲情孝道来割其忠义。在朝廷只能听从君王的指令，在家只能听随从父母的规矩。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庾纯的兄长庾峻以父亲老了盼求他回家，庾峻想要兄弟庾纯回家，而庾纯又没有不回家的情形；庾峻没有盼到他的回家，自然有庾纯不回去的道理。庾纯虽然自己说自己不孝，这种说法我并不认同。和此相近似的还有辽东太守孙和、广汉太守邓良，家中都有老母，邓良连一个兄弟都没有，他们的任职都在很远的洲郡，自己回去一趟非常辛苦，都不见有这种不孝的说法。话说回来庾纯近在京尹任职，他的父亲在京师的地界内，时不时还得自行确定时间回家省亲，单独在礼法之外处其贬黜，斌愚昧认为这不合道理。礼，年八十，一子不从政。庾纯有二弟在家，不算是违礼。又令，年九十，乃听悉归。现在庾纯的父亲实未满九十，不算是犯令。辱骂宰相，应该加以放斥，以明国典。圣恩恺悌，示加贬退，臣愚昧没有其它的评议了。”
（1）注：把孝文化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那就是“色养”。《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朱熹集注：“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谓承顺父母颜色。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后因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为“色养”，说的是子孙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河南功曹史庞札等人上表：臣的郡前尹，关内侯庾纯，因醉酒失态，《戊申诏书》既免尹官，以父笃老不求供养，下五府依礼典正其臧否。臣谨按三王养老之制来评议，礼制上讲年满八十，一子不从政；年满九十，其家不从政，这个诚然是使人无阙孝养之道，作为臣子的没有在公的节上违犯规定。先王制礼垂训的时候，莫尚于周朝。当年那个时候，文王姬昌留周，伯禽的鲁国，孝子不匮，典礼无愆。现今公府评议，七十岁为时制，八十岁为月制，想以这样的规定来驳夺他人从政的限制，以便削除爵位和封地。所以周公旦立下了这种法规，但是连他自己都越过了这个规定，鲁侯作为他的儿子，就是第一个该被处罚的。赵国的石奋期盼回家颐养，四个儿子都在洲郡做官。现在有太宰（太师）献策把王诸子封往郡国，也有远在藩外的。古今的情形都是相同的，忠孝并济。臣听说悔吝的毛病，就算是君子也有。前尹庾纯在年青的时候就爱贪杯，已到了沈醉失态的地步。尹庾纯在醒来后闻知他这种事情，哀伤遗憾自己先前的过失，而谦诚地自行上奏，弹劾自己而引罪，并请求给以重法。现今公府不依据原由，而对他傲很，就是为一句招至重罪的过醉之言，而在孝道上并没有糊涂有不醒悟的意思。臣闻父子之间的爱是天生决定的，是自然生成的爱，君臣之间的交往，是出自忠义的聚合，而君王所求的忠臣必定出至于孝子。所以先代的君王立下礼制，从开始到最后，敬待君王就要象敬待自己的父母一样，既便如此使人担忧的是，在人臣中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敬待君王就象敬待自己的父母。现今公府有很多的评议，在礼律上常有一些限制，虽然有规定到了疾病时候才让回家供养父母，不夺他人的志向。如此一来礼制就成为禁止正直，而陷人以欺骗，不自主地违越王制，这就是他最初的原因。前尹庾纯在年青的时候出仕以来就很清苦，事奉父母亲以色养，查阅他的历职内外，公廉无私，这就是陛下之所以屡次发明诏，而使前尹庾纯之所以仍见擢授官爵的原故。前尹庾纯对自己行为的要求也是谦逊的，对他的部下也是恭敬的，一惯都是先考虑大家然后才考虑自己，这实际上是他本来的心愿。一旦因为喝醉的原因，按奏状以不忠不孝来议罪，用很严厉责罚来处理，群公们建议削除爵位封土，这样的处罚所以使愚臣感到自悲自悼，拊心泣血。按现今父母年过八十的，朝廷限令他们的儿子不给外职，这样一来才有回家省亲的机缘。现今前尹庾纯住在郡内，前面很多上表都屡次提到他常抽时间回家省亲。前尹家有昆弟六人，有三人在家，并没有停止孝养父亲。他的兄长庾峻是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在陛下身边任职侍中，是家中的嫡长，往来书信后自表上请，求回家供养父亲，朝廷下过诏喻给他，没有听从他的请求。国体法同，兄弟无异，而虚责前尹庾纯不求供养大慨就是这样，臣惧怕的是长官是以假饰之名来责罚他，而实际上这是在损毁真正忠诚的人。礼，就是以经典来帮助国家，安定社稷。故而前人顺考古道的典范，才成就了陶唐时期的兴隆；遵循旧章，才成就了周成王的美誉。臣伏惟陛下圣德钦明，敦礼崇教，畴谘四岳，以详典制。前尹庾纯以违犯而受贬黜，而所依据的原由就在一个醉字上；公卿们以礼的教义来问责，而所以依据的起因就在一个忿字上。先是以积忿来以确立定义，由醉来判定罪刑，后是不依礼律来断定是非，想以控告状文来替代法律。所以愚臣在盛明之世敢冒着被诛杀的死亡危险为前尹庾纯鸣冤，对不伸张正义的行为感到可耻。惟蒙哀察。
晋武帝于是重新下诏，诏喻：“自中世以来，多为贵重顺愿，贱者生情，故令释之、定国得扬名于前世。今议责庾纯，不惟温克，醉酒沈湎，此责人以齐圣也。疑贾公亦醉，若其不醉，终不于百客之中责以不去官供养也。大晋依圣人典礼，制臣子出处之宜，若有八十，皆当归养，亦不独纯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责醉，恐失度也。所以免庾纯者，当为将来之醉戒耳。齐王、刘掾议当矣。”后来复以庾纯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过了很一段时间，又有后将军荀眅在朝会中上奏，说庾纯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进。侍中甄德进前说：“孝以显亲为大，禄养为荣。诏赦庾纯前愆，擢为近侍，兼掌教官，此纯召不俟驾之日。而后将军荀眅敢以私议贬夺公论，抗言矫情，诬罔朝廷，宜加贬黜。”最后荀眅被坐免了官职。当初，荀眅与庾纯都是大将军卫瓘招来的，荀眅负责整理车服，庾纯负责率素，荀眅就是因为这样才觉得羞愧而怀恨。到了现在就趁机抵毁庾纯。在荀眅被罢官后，庾纯认为事由自己而起，朝廷以此对待荀眅，使自己更加觉得惨愧，急切地前往安慰勉励他，当时人们都称荀纯豁达宽厚。在迁升散骑常侍任上，荀纯以父忧而去官。后又被起用为御史中丞，转尚书，执掌文书奏章。免除了魏郡太守一职，没有官职，只拜为少府，在为皇帝的私府中从事，年六十四而死。
东吴的人中，有很多人爱对吴主说一些祥瑞的话，吴主孙皓听后很受用，以此来问侍中韦昭，这些祥瑞的话是否可以写进自己的传中，韦昭说：“这就象是家里的人用筐箧装的东西！”韦昭常领左国史，校定群书，吴主又想为他的父亲作纪文，韦昭说：“文皇不登帝位，只应当作传文，而不应当作纪文。”吴主孙皓听后很不高兴，渐渐脸上有了怒容，对他进行了责骂。韦昭很担心忧惧怕，自行上陈身体已衰老，请求免去侍、史二官，孙皓不听。当时韦昭有疾病，到了医药监护的情形，接到作纪的任务心里非常着急。吴主设宴召群臣饮酒，先不问能不能饮，全部以七升为限。早先轮到韦昭时，孙皓对他独以茶代酒，到后来更是逼迫强行灌酒。后来又在酒后时常指使侍臣嘲弄公卿，揭发他们隐私，摘录他们的短缪来取乐行欢；时不时有大臣在酒宴上有言语愆失，按倒在辄沿下捆绑起来，到了后来很多都被被诛戮。韦昭认为在外国家的形象被毁伤，在内朝廷中多了尤恨，使群臣之间不和睦，都不是什么佳事，故而这些事迹既难向上问起，在传中又难以书写，所以就没有作出来。孙皓以为韦昭不奉诏命，意在不愿为他尽忠，积前后嫌忿，于是收押韦昭送到了大狱。后来韦昭因托狱吏上表辞职，又献所著书纪，.希望以此求的豁免。而孙皓怪他的书沾有灰垢，更一步对他进行诘责，于是诛杀了韦昭，流放其家属于零陵。
贾充与朝中吏士设宴饮酒，河南尹庾纯在酒宴开了很久才到宴会，又不小心喝醉，与贾充发生争执，当初，庾纯以贾充奸佞，与任恺共同推举贾充西镇关中，贾充由此心中一直不平。贾充说：“君一惯都是居人前，今天为何在后呢？”庾纯说：“有点小事没有了，所以后来了。”朝中吏士中有的说庾纯的先就象仪仗队伍中的伍伯（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长为伯，故称伍伯。），贾充的先就象菜市场的市魁（役吏），官员出行时，伍伯充当仪仗的前导，需要对人用刑时，就由伍伯动手，贾充、庾纯以此相互讥讽。贾充自认为位隆望重，心中不平。轮到庾纯行酒令时，贾充并不每次都饮。庾纯说：“长者为大，何敢不饮！”贾充说：“你家父亲老了不去供养，还敢说这样的话！”庾纯因而发怒说：“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贾充说：“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庾纯说：“高贵乡公何在？”此话一出，坐中众人因此而罢宴。贾充的左右想上去擒拿庾纯，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站出来护佑庾纯，酒宴因而不欢而散。出来后贾充惭怒，上表晋武帝事情的原由，以解除庾纯的职务。庾纯回家后非常惧怕，向朝廷呈上河南尹、关内侯印绶，并上表晋武帝自劾：“司空公贾充请诸卿将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饮酒过多。醉乱行酒，重酌于公，公不肯饮，言语往来，公于是诃责臣父老不归供养，是无天地之人。臣不是自行检讨认罪，而是更加忿怒，厉声抵毁贾公的名誉，在这种情形下临时喧饶，于是放纵越轨，有违礼制第八十月制的规定，诚以衰老之年，变难无常也。臣不思老父生育之恩，给以供养，而是怀禄贪荣，连乌鸦也不如。贾充作为三公，有论道兴化的责任，他以教义来斥责臣，他说的对。而臣又错上加错，以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乱仪度。臣只是个凡才，却擢授显任。《易》书上说要戒濡首，《论》书上说要诲酒困，而臣闻义不服教义，过言盈庭，黩幔台司，违犯宪度，不可以只用训戒的惩罚。恳请台辅免臣官职，送廷尉结罪，让大鸿胪来削去爵土。敕我对自己一惯不严谨，必须伏罪得诛。”御史中丞孔恂也上奏弹劾庾纯，请求免除他的官职。晋武帝于是下《戊申诏书》：“先王崇尊卑之礼，明贵贱之序，著温克之德，记沈酗之祸，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轨仪也。昔广汉陵慢宰相，获犯上之刑；灌夫托醉肆忿，致诛毙之罪。纯以凡才，备位卿尹，不惟谦敬之节，不忌覆车之戒，陵上无礼，悖言自口，宜加显黜，以肃朝伦。”于是免掉了庾纯的官。
朝廷又以庾纯父老不求供养，使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骠骑将军齐王司马攸，据礼典评议他的好坏。最后评议上奏晋武帝说：“凡判断好坏，应该先考查礼、律。上八十岁的，一子不从政；上九十岁的，其家不从政。新令也是如此。按照庾纯父亲年八十一岁，有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缺侍养的人。庾纯不求供养，他在于礼、律上并没有违犯。司空公贾充认为庾纯官位做到了卿尹这一级别，就应该供养父亲，这是他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而庾纯是在喝醉的情况下放纵，陈述前事，使其忿怒。臣以为庾纯没有尊行赡养的孝道，而近习平常人的过失，应在舆论上进行讥贬。”司徒石苞评议说：“庾纯荣官忘亲，恶闻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刘斌评议认为：“敦叙是一种风俗，讲的是以人伦为先；而人伦的教义，又是以忠孝为主。讲忠故而是不能忘其君的，讲孝故而是不能忘其亲的。假如孝道只是体现在色养（1）上，那么明君就不可能得到贤臣；对君忠义就必定不能兼顾到亲情，父母就不能得到儿子的孝道。所以作为人臣的人，必定会以大义来断绝对父母的恩情；只是想尽孝道的儿子，必定以亲情孝道来割其忠义。在朝廷只能听从君王的指令，在家只能听随从父母的规矩。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庾纯的兄长庾峻以父亲老了盼求他回家，庾峻想要兄弟庾纯回家，而庾纯又没有不回家的情形；庾峻没有盼到他的回家，自然有庾纯不回去的道理。庾纯虽然自己说自己不孝，这种说法我并不认同。和此相近似的还有辽东太守孙和、广汉太守邓良，家中都有老母，邓良连一个兄弟都没有，他们的任职都在很远的洲郡，自己回去一趟非常辛苦，都不见有这种不孝的说法。话说回来庾纯近在京尹任职，他的父亲在京师的地界内，时不时还得自行确定时间回家省亲，单独在礼法之外处其贬黜，斌愚昧认为这不合道理。礼，年八十，一子不从政。庾纯有二弟在家，不算是违礼。又令，年九十，乃听悉归。现在庾纯的父亲实未满九十，不算是犯令。辱骂宰相，应该加以放斥，以明国典。圣恩恺悌，示加贬退，臣愚昧没有其它的评议了。”
（1）注：把孝文化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那就是“色养”。《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朱熹集注：“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谓承顺父母颜色。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后因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为“色养”，说的是子孙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河南功曹史庞札等人上表：臣的郡前尹，关内侯庾纯，因醉酒失态，《戊申诏书》既免尹官，以父笃老不求供养，下五府依礼典正其臧否。臣谨按三王养老之制来评议，礼制上讲年满八十，一子不从政；年满九十，其家不从政，这个诚然是使人无阙孝养之道，作为臣子的没有在公的节上违犯规定。先王制礼垂训的时候，莫尚于周朝。当年那个时候，文王姬昌留周，伯禽的鲁国，孝子不匮，典礼无愆。现今公府评议，七十岁为时制，八十岁为月制，想以这样的规定来驳夺他人从政的限制，以便削除爵位和封地。所以周公旦立下了这种法规，但是连他自己都越过了这个规定，鲁侯作为他的儿子，就是第一个该被处罚的。赵国的石奋期盼回家颐养，四个儿子都在洲郡做官。现在有太宰（太师）献策把王诸子封往郡国，也有远在藩外的。古今的情形都是相同的，忠孝并济。臣听说悔吝的毛病，就算是君子也有。前尹庾纯在年青的时候就爱贪杯，已到了沈醉失态的地步。尹庾纯在醒来后闻知他这种事情，哀伤遗憾自己先前的过失，而谦诚地自行上奏，弹劾自己而引罪，并请求给以重法。现今公府不依据原由，而对他傲很，就是为一句招至重罪的过醉之言，而在孝道上并没有糊涂有不醒悟的意思。臣闻父子之间的爱是天生决定的，是自然生成的爱，君臣之间的交往，是出自忠义的聚合，而君王所求的忠臣必定出至于孝子。所以先代的君王立下礼制，从开始到最后，敬待君王就要象敬待自己的父母一样，既便如此使人担忧的是，在人臣中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敬待君王就象敬待自己的父母。现今公府有很多的评议，在礼律上常有一些限制，虽然有规定到了疾病时候才让回家供养父母，不夺他人的志向。如此一来礼制就成为禁止正直，而陷人以欺骗，不自主地违越王制，这就是他最初的原因。前尹庾纯在年青的时候出仕以来就很清苦，事奉父母亲以色养，查阅他的历职内外，公廉无私，这就是陛下之所以屡次发明诏，而使前尹庾纯之所以仍见擢授官爵的原故。前尹庾纯对自己行为的要求也是谦逊的，对他的部下也是恭敬的，一惯都是先考虑大家然后才考虑自己，这实际上是他本来的心愿。一旦因为喝醉的原因，按奏状以不忠不孝来议罪，用很严厉责罚来处理，群公们建议削除爵位封土，这样的处罚所以使愚臣感到自悲自悼，拊心泣血。按现今父母年过八十的，朝廷限令他们的儿子不给外职，这样一来才有回家省亲的机缘。现今前尹庾纯住在郡内，前面很多上表都屡次提到他常抽时间回家省亲。前尹家有昆弟六人，有三人在家，并没有停止孝养父亲。他的兄长庾峻是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在陛下身边任职侍中，是家中的嫡长，往来书信后自表上请，求回家供养父亲，朝廷下过诏喻给他，没有听从他的请求。国体法同，兄弟无异，而虚责前尹庾纯不求供养大慨就是这样，臣惧怕的是长官是以假饰之名来责罚他，而实际上这是在损毁真正忠诚的人。礼，就是以经典来帮助国家，安定社稷。故而前人顺考古道的典范，才成就了陶唐时期的兴隆；遵循旧章，才成就了周成王的美誉。臣伏惟陛下圣德钦明，敦礼崇教，畴谘四岳，以详典制。前尹庾纯以违犯而受贬黜，而所依据的原由就在一个醉字上；公卿们以礼的教义来问责，而所以依据的起因就在一个忿字上。先是以积忿来以确立定义，由醉来判定罪刑，后是不依礼律来断定是非，想以控告状文来替代法律。所以愚臣在盛明之世敢冒着被诛杀的死亡危险为前尹庾纯鸣冤，对不伸张正义的行为感到可耻。惟蒙哀察。
晋武帝于是重新下诏，诏喻：“自中世以来，多为贵重顺愿，贱者生情，故令释之、定国得扬名于前世。今议责庾纯，不惟温克，醉酒沈湎，此责人以齐圣也。疑贾公亦醉，若其不醉，终不于百客之中责以不去官供养也。大晋依圣人典礼，制臣子出处之宜，若有八十，皆当归养，亦不独纯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责醉，恐失度也。所以免庾纯者，当为将来之醉戒耳。齐王、刘掾议当矣。”后来复以庾纯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过了很一段时间，又有后将军荀眅在朝会中上奏，说庾纯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进。侍中甄德进前说：“孝以显亲为大，禄养为荣。诏赦庾纯前愆，擢为近侍，兼掌教官，此纯召不俟驾之日。而后将军荀眅敢以私议贬夺公论，抗言矫情，诬罔朝廷，宜加贬黜。”最后荀眅被坐免了官职。当初，荀眅与庾纯都是大将军卫瓘招来的，荀眅负责整理车服，庾纯负责率素，荀眅就是因为这样才觉得羞愧而怀恨。到了现在就趁机抵毁庾纯。在荀眅被罢官后，庾纯认为事由自己而起，朝廷以此对待荀眅，使自己更加觉得惨愧，急切地前往安慰勉励他，当时人们都称荀纯豁达宽厚。在迁升散骑常侍任上，荀纯以父忧而去官。后又被起用为御史中丞，转尚书，执掌文书奏章。免除了魏郡太守一职，没有官职，只拜为少府，在为皇帝的私府中从事，年六十四而死。
东吴的人中，有很多人爱对吴主说一些祥瑞的话，吴主孙皓听后很受用，以此来问侍中韦昭，这些祥瑞的话是否可以写进自己的传中，韦昭说：“这就象是家里的人用筐箧装的东西！”韦昭常领左国史，校定群书，吴主又想为他的父亲作纪文，韦昭说：“文皇不登帝位，只应当作传文，而不应当作纪文。”吴主孙皓听后很不高兴，渐渐脸上有了怒容，对他进行了责骂。韦昭很担心忧惧怕，自行上陈身体已衰老，请求免去侍、史二官，孙皓不听。当时韦昭有疾病，到了医药监护的情形，接到作纪的任务心里非常着急。吴主设宴召群臣饮酒，先不问能不能饮，全部以七升为限。早先轮到韦昭时，孙皓对他独以茶代酒，到后来更是逼迫强行灌酒。后来又在酒后时常指使侍臣嘲弄公卿，揭发他们隐私，摘录他们的短缪来取乐行欢；时不时有大臣在酒宴上有言语愆失，按倒在辄沿下捆绑起来，到了后来很多都被被诛戮。韦昭认为在外国家的形象被毁伤，在内朝廷中多了尤恨，使群臣之间不和睦，都不是什么佳事，故而这些事迹既难向上问起，在传中又难以书写，所以就没有作出来。孙皓以为韦昭不奉诏命，意在不愿为他尽忠，积前后嫌忿，于是收押韦昭送到了大狱。后来韦昭因托狱吏上表辞职，又献所著书纪，.希望以此求的豁免。而孙皓怪他的书沾有灰垢，更一步对他进行诘责，于是诛杀了韦昭，流放其家属于零陵。273年春正月时，吴主孙皓带着太后和妃妾一行人出游华里，当初右丞相万彧与右大司马丁奉、左将军留平密谋商议立孙皓为吴主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此行不急，若果到了华里还不归返，国家社稷的事情重要，我们不得不自还。”游华里是孙皓比较感性兴趣的事，早在271年就去过一次，当初，载太后、皇后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往西而上。东观令华谮等人就进行了苦谏，孙皓不听。结果遇到下大雪，道路被雪陷坏，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车，士兵遭受寒冻，都说：“若遇到敌军，便当倒戈。”孙皓听闻这些传言后，才返还。这一次由于东观令华谮等人多次劝告孙皓才得以返回，回来后孙皓再一次听到万彧等人有关这段话的传闻，觉得万彧等人都是旧臣，隐忍着脾气暂时没有发作。后设宴招待万留二人，于是在酒中下毒，以毒酒给万彧和留平饮用，但是传酒的人私下把酒减少了一半。留平发觉情况不对，服用解药才得以不死。万彧回家后自杀；留平在忧郁之中，过了一个多月也死了。孙皓于是流放万彧子弟于庐陵郡（相当于今吉安市辖境）。当初，万彧向孙皓上请，选忠义清廉之士来补缺更替京师旧官职务，吴主孙皓于是以大司农楼玄为建业宫下镇禁军的中候，主殿中事。楼玄正直，领导众人依法而行事，从九卿持刀侍卫，应对切直，数次违迕吴主的意愿，孙皓慢慢地不高兴了。中书令领太子太傅贺邵上疏劝谏说：“古代的圣王，之所以身潜处在重闱之内，而能知道万里之情，垂拱于衽席之上，明照八极之际，都是任贤使能之功。陛下以至德淑姿，统承皇业，就应该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贤表善，以康庶政。自陛下即位以来，朝中的事务就错列纷然，真伪相互参杂，上下空任，文武旷位，外无山岳之镇，内无拾遗之臣。佞谀之徒拊冀天飞，干弄朝威，盗窃荣利，忠良正直的人被编排坠失，讲诚信的大臣被陷害。所以正直之士被摧陷，而庸臣和苟媚之人，揣摸人意，谄媚逢迎，各自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老百姓评判的标准都是用的反理，有文化的人讲的都是诡道之论，这样就使得清流变成圬浊，忠臣想说而说不出话来。陛下处在九天之上，隐百里之室，言一出口就会在社会上风靡流行，命令一下达人们就会按照执行。去亲洽宠媚的大臣，每天只听顺意的言辞，错误看待这一辈真正的贤士，而觉得天下已太平了。臣心里所以不安，不敢不把听到的说出来。臣听说兴国之君只是喜欢听关于他的过错，荒乱之主只是喜欢听关于他的赞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所以古代的人君，都是捐让着身躯为的是求得贤良的人材，谦虚的态度为的是免得自己少犯错误，用乘犇来比喻天位，以虎尾来作为警戒。至于陛下，严窟使用刑法来达到禁止正直的言论，罢免善士以抵触谏口，人们因为杯酒造次失言，而使自己死生不保，所以仕者以退为幸，居者以出为福，这些绝非是可以使国家能够保光洪绪，熙隆兴盛的方法。何定本是仆隶小人，身上没有一点才能，而陛下喜爱他巧言谄媚，假以威福。但凡小人求入，必进奸利。何定这些人忘记了国家大事，没事做就发江边戍兵来驱赶麋鹿，使老弱之人受饥冻，大大小小都在为次而怨叹。《传》中说：国家的兴旺，在于视民如赤子；国家的败亡，在于以民为草芥。现在法禁变得严苛，赋税抽调得越来越频繁，中官、近臣忙着自己的兴建土木之事，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苦民等着求办。所以造成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了和谐之气。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而后宫之中坐等吃白食的有万余人。另外，北边的敌人看着我们，就等着我国衰落下去，长江的阻隔是有限的，不可能久恃下去，如果我们不能守护正义，国家就有如一苇可杭了。愿陛下丰基强本，割情从道，则成、康之治兴，圣祖之祚隆矣！”话说完，吴主孙皓对他已是恨得咬牙切齿。后来又有孙皓左右之人共同诬告楼玄和贺邵两人相逢时，驻足耳语大笑，谤讪政事，于是俱被孙皓诘责，送楼玄于广州，贺邵原复职。既而又把楼玄及儿子楼据流放于交趾，付交阯将领张奕，使他以战自行报效朝廷，又秘密以特别敕书令张奕杀他。楼据到交趾后，病死。楼玄一人持刀步行随张奕讨伐叛贼，见到张奕就辄拜，张奕不忍杀他。不久张奕暴死，楼玄为他殡敛，在器物中见到敕书，回还后便自杀。孙皓下诏诛杀楼玄子孙。贺邵后在公元275年中风，口不能言，去职数月后，孙皓怀疑他讬疾，收回了以前赐付的酒藏，抢掠了千所人家，到死没有说一句话，被焚烧锯断了头颅，家属流放临海。
贾充与朝中吏士设宴饮酒，河南尹庾纯在酒宴开了很久才到宴会，又不小心喝醉，与贾充发生争执，当初，庾纯以贾充奸佞，与任恺共同推举贾充西镇关中，贾充由此心中一直不平。贾充说：“君一惯都是居人前，今天为何在后呢？”庾纯说：“有点小事没有了，所以后来了。”朝中吏士中有的说庾纯的先就象仪仗队伍中的伍伯（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长为伯，故称伍伯。），贾充的先就象菜市场的市魁（役吏），官员出行时，伍伯充当仪仗的前导，需要对人用刑时，就由伍伯动手，贾充、庾纯以此相互讥讽。贾充自认为位隆望重，心中不平。轮到庾纯行酒令时，贾充并不每次都饮。庾纯说：“长者为大，何敢不饮！”贾充说：“你家父亲老了不去供养，还敢说这样的话！”庾纯因而发怒说：“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贾充说：“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庾纯说：“高贵乡公何在？”此话一出，坐中众人因此而罢宴。贾充的左右想上去擒拿庾纯，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站出来护佑庾纯，酒宴因而不欢而散。出来后贾充惭怒，上表晋武帝事情的原由，以解除庾纯的职务。庾纯回家后非常惧怕，向朝廷呈上河南尹、关内侯印绶，并上表晋武帝自劾：“司空公贾充请诸卿将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饮酒过多。醉乱行酒，重酌于公，公不肯饮，言语往来，公于是诃责臣父老不归供养，是无天地之人。臣不是自行检讨认罪，而是更加忿怒，厉声抵毁贾公的名誉，在这种情形下临时喧饶，于是放纵越轨，有违礼制第八十月制的规定，诚以衰老之年，变难无常也。臣不思老父生育之恩，给以供养，而是怀禄贪荣，连乌鸦也不如。贾充作为三公，有论道兴化的责任，他以教义来斥责臣，他说的对。而臣又错上加错，以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乱仪度。臣只是个凡才，却擢授显任。《易》书上说要戒濡首，《论》书上说要诲酒困，而臣闻义不服教义，过言盈庭，黩幔台司，违犯宪度，不可以只用训戒的惩罚。恳请台辅免臣官职，送廷尉结罪，让大鸿胪来削去爵土。敕我对自己一惯不严谨，必须伏罪得诛。”御史中丞孔恂也上奏弹劾庾纯，请求免除他的官职。晋武帝于是下《戊申诏书》：“先王崇尊卑之礼，明贵贱之序，著温克之德，记沈酗之祸，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轨仪也。昔广汉陵慢宰相，获犯上之刑；灌夫托醉肆忿，致诛毙之罪。纯以凡才，备位卿尹，不惟谦敬之节，不忌覆车之戒，陵上无礼，悖言自口，宜加显黜，以肃朝伦。”于是免掉了庾纯的官。
朝廷又以庾纯父老不求供养，使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骠骑将军齐王司马攸，据礼典评议他的好坏。最后评议上奏晋武帝说：“凡判断好坏，应该先考查礼、律。上八十岁的，一子不从政；上九十岁的，其家不从政。新令也是如此。按照庾纯父亲年八十一岁，有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缺侍养的人。庾纯不求供养，他在于礼、律上并没有违犯。司空公贾充认为庾纯官位做到了卿尹这一级别，就应该供养父亲，这是他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而庾纯是在喝醉的情况下放纵，陈述前事，使其忿怒。臣以为庾纯没有尊行赡养的孝道，而近习平常人的过失，应在舆论上进行讥贬。”司徒石苞评议说：“庾纯荣官忘亲，恶闻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刘斌评议认为：“敦叙是一种风俗，讲的是以人伦为先；而人伦的教义，又是以忠孝为主。讲忠故而是不能忘其君的，讲孝故而是不能忘其亲的。假如孝道只是体现在色养（1）上，那么明君就不可能得到贤臣；对君忠义就必定不能兼顾到亲情，父母就不能得到儿子的孝道。所以作为人臣的人，必定会以大义来断绝对父母的恩情；只是想尽孝道的儿子，必定以亲情孝道来割其忠义。在朝廷只能听从君王的指令，在家只能听随从父母的规矩。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庾纯的兄长庾峻以父亲老了盼求他回家，庾峻想要兄弟庾纯回家，而庾纯又没有不回家的情形；庾峻没有盼到他的回家，自然有庾纯不回去的道理。庾纯虽然自己说自己不孝，这种说法我并不认同。和此相近似的还有辽东太守孙和、广汉太守邓良，家中都有老母，邓良连一个兄弟都没有，他们的任职都在很远的洲郡，自己回去一趟非常辛苦，都不见有这种不孝的说法。话说回来庾纯近在京尹任职，他的父亲在京师的地界内，时不时还得自行确定时间回家省亲，单独在礼法之外处其贬黜，斌愚昧认为这不合道理。礼，年八十，一子不从政。庾纯有二弟在家，不算是违礼。又令，年九十，乃听悉归。现在庾纯的父亲实未满九十，不算是犯令。辱骂宰相，应该加以放斥，以明国典。圣恩恺悌，示加贬退，臣愚昧没有其它的评议了。”
（1）注：把孝文化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那就是“色养”。《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朱熹集注：“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谓承顺父母颜色。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后因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为“色养”，说的是子孙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河南功曹史庞札等人上表：臣的郡前尹，关内侯庾纯，因醉酒失态，《戊申诏书》既免尹官，以父笃老不求供养，下五府依礼典正其臧否。臣谨按三王养老之制来评议，礼制上讲年满八十，一子不从政；年满九十，其家不从政，这个诚然是使人无阙孝养之道，作为臣子的没有在公的节上违犯规定。先王制礼垂训的时候，莫尚于周朝。当年那个时候，文王姬昌留周，伯禽的鲁国，孝子不匮，典礼无愆。现今公府评议，七十岁为时制，八十岁为月制，想以这样的规定来驳夺他人从政的限制，以便削除爵位和封地。所以周公旦立下了这种法规，但是连他自己都越过了这个规定，鲁侯作为他的儿子，就是第一个该被处罚的。赵国的石奋期盼回家颐养，四个儿子都在洲郡做官。现在有太宰（太师）献策把王诸子封往郡国，也有远在藩外的。古今的情形都是相同的，忠孝并济。臣听说悔吝的毛病，就算是君子也有。前尹庾纯在年青的时候就爱贪杯，已到了沈醉失态的地步。尹庾纯在醒来后闻知他这种事情，哀伤遗憾自己先前的过失，而谦诚地自行上奏，弹劾自己而引罪，并请求给以重法。现今公府不依据原由，而对他傲很，就是为一句招至重罪的过醉之言，而在孝道上并没有糊涂有不醒悟的意思。臣闻父子之间的爱是天生决定的，是自然生成的爱，君臣之间的交往，是出自忠义的聚合，而君王所求的忠臣必定出至于孝子。所以先代的君王立下礼制，从开始到最后，敬待君王就要象敬待自己的父母一样，既便如此使人担忧的是，在人臣中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敬待君王就象敬待自己的父母。现今公府有很多的评议，在礼律上常有一些限制，虽然有规定到了疾病时候才让回家供养父母，不夺他人的志向。如此一来礼制就成为禁止正直，而陷人以欺骗，不自主地违越王制，这就是他最初的原因。前尹庾纯在年青的时候出仕以来就很清苦，事奉父母亲以色养，查阅他的历职内外，公廉无私，这就是陛下之所以屡次发明诏，而使前尹庾纯之所以仍见擢授官爵的原故。前尹庾纯对自己行为的要求也是谦逊的，对他的部下也是恭敬的，一惯都是先考虑大家然后才考虑自己，这实际上是他本来的心愿。一旦因为喝醉的原因，按奏状以不忠不孝来议罪，用很严厉责罚来处理，群公们建议削除爵位封土，这样的处罚所以使愚臣感到自悲自悼，拊心泣血。按现今父母年过八十的，朝廷限令他们的儿子不给外职，这样一来才有回家省亲的机缘。现今前尹庾纯住在郡内，前面很多上表都屡次提到他常抽时间回家省亲。前尹家有昆弟六人，有三人在家，并没有停止孝养父亲。他的兄长庾峻是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在陛下身边任职侍中，是家中的嫡长，往来书信后自表上请，求回家供养父亲，朝廷下过诏喻给他，没有听从他的请求。国体法同，兄弟无异，而虚责前尹庾纯不求供养大慨就是这样，臣惧怕的是长官是以假饰之名来责罚他，而实际上这是在损毁真正忠诚的人。礼，就是以经典来帮助国家，安定社稷。故而前人顺考古道的典范，才成就了陶唐时期的兴隆；遵循旧章，才成就了周成王的美誉。臣伏惟陛下圣德钦明，敦礼崇教，畴谘四岳，以详典制。前尹庾纯以违犯而受贬黜，而所依据的原由就在一个醉字上；公卿们以礼的教义来问责，而所以依据的起因就在一个忿字上。先是以积忿来以确立定义，由醉来判定罪刑，后是不依礼律来断定是非，想以控告状文来替代法律。所以愚臣在盛明之世敢冒着被诛杀的死亡危险为前尹庾纯鸣冤，对不伸张正义的行为感到可耻。惟蒙哀察。
晋武帝于是重新下诏，诏喻：“自中世以来，多为贵重顺愿，贱者生情，故令释之、定国得扬名于前世。今议责庾纯，不惟温克，醉酒沈湎，此责人以齐圣也。疑贾公亦醉，若其不醉，终不于百客之中责以不去官供养也。大晋依圣人典礼，制臣子出处之宜，若有八十，皆当归养，亦不独纯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责醉，恐失度也。所以免庾纯者，当为将来之醉戒耳。齐王、刘掾议当矣。”后来复以庾纯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过了很一段时间，又有后将军荀眅在朝会中上奏，说庾纯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进。侍中甄德进前说：“孝以显亲为大，禄养为荣。诏赦庾纯前愆，擢为近侍，兼掌教官，此纯召不俟驾之日。而后将军荀眅敢以私议贬夺公论，抗言矫情，诬罔朝廷，宜加贬黜。”最后荀眅被坐免了官职。当初，荀眅与庾纯都是大将军卫瓘招来的，荀眅负责整理车服，庾纯负责率素，荀眅就是因为这样才觉得羞愧而怀恨。到了现在就趁机抵毁庾纯。在荀眅被罢官后，庾纯认为事由自己而起，朝廷以此对待荀眅，使自己更加觉得惨愧，急切地前往安慰勉励他，当时人们都称荀纯豁达宽厚。在迁升散骑常侍任上，荀纯以父忧而去官。后又被起用为御史中丞，转尚书，执掌文书奏章。免除了魏郡太守一职，没有官职，只拜为少府，在为皇帝的私府中从事，年六十四而死。
东吴的人中，有很多人爱对吴主说一些祥瑞的话，吴主孙皓听后很受用，以此来问侍中韦昭，这些祥瑞的话是否可以写进自己的传中，韦昭说：“这就象是家里的人用筐箧装的东西！”韦昭常领左国史，校定群书，吴主又想为他的父亲作纪文，韦昭说：“文皇不登帝位，只应当作传文，而不应当作纪文。”吴主孙皓听后很不高兴，渐渐脸上有了怒容，对他进行了责骂。韦昭很担心忧惧怕，自行上陈身体已衰老，请求免去侍、史二官，孙皓不听。当时韦昭有疾病，到了医药监护的情形，接到作纪的任务心里非常着急。吴主设宴召群臣饮酒，先不问能不能饮，全部以七升为限。早先轮到韦昭时，孙皓对他独以茶代酒，到后来更是逼迫强行灌酒。后来又在酒后时常指使侍臣嘲弄公卿，揭发他们隐私，摘录他们的短缪来取乐行欢；时不时有大臣在酒宴上有言语愆失，按倒在辄沿下捆绑起来，到了后来很多都被被诛戮。韦昭认为在外国家的形象被毁伤，在内朝廷中多了尤恨，使群臣之间不和睦，都不是什么佳事，故而这些事迹既难向上问起，在传中又难以书写，所以就没有作出来。孙皓以为韦昭不奉诏命，意在不愿为他尽忠，积前后嫌忿，于是收押韦昭送到了大狱。后来韦昭因托狱吏上表辞职，又献所著书纪，.希望以此求的豁免。而孙皓怪他的书沾有灰垢，更一步对他进行诘责，于是诛杀了韦昭，流放其家属于零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