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创]秀剑瘦马----军机领班大臣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4:38:50
已故香港电影著名导演李翰祥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所拍摄的电影《火烧园明园》一片当中，选择同治皇帝登基一幕作为影片的起始开头，电影中有一个镜头，在两宫和同治皇帝在金銮殿就坐后，有一人高呼“叫”，于是群臣按次序进入大殿开始朝会。这个喊“叫”的人就是恭亲王奕！这个镜头清楚的显示了，奕在辛酋政变后的显赫地位！
此时的奕掌管军机处，兼宗人府宗令与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了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同时，还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集各种大权于一身，可谓有实无名的“宰相”，在有清一代，除了清初的多尔衮之外，没有第三个人能够达到这个权力巅峰！
应该说，此时的奕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确有干一番大事的劲头与志向。有史家根据同治皇帝在位时期，慈禧、奕等人推行的一些励精图治的举措而造成的某些清明气象，将其称为“同治中兴”，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时期，他（她）们从事的肃吏治、用汉臣、办洋务这一系列事务都可称得上是务实之举。奕组建以他为首的新的军机班子，开始接过了肃顺等襄赞八大臣的职责，辅佐两宫太后与同治皇帝。
军机处设立于雍正七年，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于皇帝私人的秘书参谋机构，完全处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只对皇帝个人负责。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的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
军机处的主要工作大致有以下一些内容：
1、
发折：奏事处将官员奏折下发军机处
2、
接折：军机章京将奏折送军机大臣阅
3、
见面：军机大臣将奏折送皇帝处请旨
4、
述旨：将皇帝旨拟成谕旨再将皇帝御览、
5、
过朱：皇帝朱笔改定奏折
6、
交发：将谕旨下发有关衙门实施
7、
开面：谕旨以年月日为序抄录备案
8、
交折：将原奏折交内奏事处
9、
月折：将奏折复本每月一编
10、
随手：将谕旨、奏折重点二季一编
11、
封柜：将月折随手档封柜题封
由此可见军机处只是从事一些笔墨建档之类的具体事务，其权限远不能明代的内阁相比，明代内阁仅仅“票拟”、“贴黄”两项权力（即拟出内阁对奏折的处理意见，并将其贴在内阁拟定的谕旨上，而皇帝一般也会批准照此办理），就足以左右朝政大事，分割相当一部分皇权！
可是到了两宫垂帘时代，由于两宫太后理政经验有限，再加上内忧外患，处理更加棘手，在这种情况下，奕的资历、威望、能力等等个人资本也就成了两宫太后必不可少的“拐杖”，不可或缺！
这样一来，奕和他领导军机处的职能权限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演变成了类似于明朝“内阁”的模样，据历史记载，当时军机处所拟谕旨慈禧只是“偶有更动”，绝大多数情况下，奕的主张均能顺利通过。因此有人评论说：“军机仅事承宣，久无实权，惟恭亲王议政时，略可专断。”同治朝“两宫初政，春秋日富，骤遇盘错，何能过问？所承之旨，即军机之旨，所出之谕，即军机之谕，此亦事实之不可掩者也。
奕，真正成了有实无名的“内阁首辅”！而慈禧，此时还不能称做“无冕女皇”。
奕所做的另一件可称得上划时代的大事，就是上奏咸丰皇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时，古老的中国已经英、法、美、俄等西方列强打开了门户，中国闭关锁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北京条约明确规定外国向中国派驻常设外交机构，外交官常驻北京，而清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稍有不当，就有可能引发严重外交事件甚至导致战争，此时的清朝政府官吏，完全是清一色的凭借科举考试致仕的封建士大夫，满脑子都是忠君敬上的封建伦理纲常，让他们与学习并崇尚自然科学的西方外交官们打交道，无异是“赶鸭子上架”！
这样一来，形势就逼迫着清政府必须成立一个必须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常设外交机构，办理各国外交事务。
公元1861年1月11日，由奕领衔，老丈人桂良、亲信文祥等人会衔上奏咸丰皇帝，请求设立各国事务衙门，奏折中写道：“查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近年各部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王大臣领之。”
3月11日，咸丰皇帝批准了奕所请，从这时开始，中国开始真正走向国际社会。
辛酋政变之后，掌控清王朝实际相权的奕更是将其变成了一个总揽全局、包罗万象的行政机构，成为了军机处之外的清政府的又一中枢机关，由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实际操作组织的洋务运动也纳入了管辖范围，“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
对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意义，有学者称之为“中国近代化的火车头”，因此，将奕称为洋务派的“精神领袖”，笔者认为还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作为洋务运动的具体政策制定者，奕采取的举措主要体现在练兵、制器、培育人才三个方面。对此，奕曾经总结到：“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制器又必须以天文算学为源本”。
在当时的情况下，经历战争屈辱的奕能够认识到中国败于列强的根本原因在于技不如人，而技不如人的原因又在于教育，只有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才能够真正做到自强。这一点的确很不简单。
因为在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中浸泡几千年，满世界都是整日诵读着四书五经的封建士大夫，老百姓满脑子都被灌输的是“忠孝仁义”之类的儒家正统观念，朝廷从上到下都还沉迷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的大环境下，作为一位自幼年时起就一直接受恪守祖宗之法教导的皇族亲王来说，能够“解放思想，事实求是。”转而在技术层面上学习过去为自己不齿的“洋鬼子”的东东，这个思想转变还是有相当的难度的！
奕的练兵也经历了一个摸索的过程，他先是利用洋枪自行训练京营，但演示效果不佳。接着指派湘军宿将直隶总督刘长佑训练直隶七军，但练兵三年毫无成效。奕在不满之余决定改练直隶六军，每军步队2000人，马队500人，共合15000人，却依然效果不佳。接连的失败下，痛定思痛的奕终于意识到了有了洋枪洋炮还不够，军队还必须引入外国的练兵方法，于是他又搞起了“口岸练兵”，先在天津以一营兵马，交由外国武官以西式方法训练，初见成效之后，又向其他口岸推广。
在奕的倡导之下，练兵工作逐步推行，旧式军队获得初步改造，奠定了军事近代化的初步基础。
奕办洋务的第二个举措，是制器。
起先，急于加强国防建设的奕以购买为主，花大量白银购买了一支舰队，这就中国近代史闻名一时阿思本舰队事件。但洋人不会容忍中国人购买他们制造的舰队来防范他们，阿思本舰队最终让清政府买来了一个“陪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交足了学费的奕，决计自制船炮，办厂自造，并指出切不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在奕的大力支持下，洋务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大力开办军工厂以及与之相关的民用企业，自制军火装备，在减少对外国依赖的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的实力，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具有现实而积极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满人的奕对汉族官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他曾经致函李鸿章说：“阁下莅沪以来,设立军火局,广觅巧匠,讲求制器以及制造之器,击锐摧坚,业已著有成效,今论设立船厂,筹广购机器,精求洋匠,其于造船之法,已得要领,所有驾船之法,仍望密为讲求,其如何用外国人而不致授外国人以柄,用中国人而更渐窥外国人之秘,又不致启外国人之疑,是在大才神明默运.”这份信函,不仅字里行间透露着奕对洋务运动的无限热情和对李鸿章搞洋务成绩的由衷赞赏鼓励,还流露了奕加强独立自主而不受制于洋人的想法.
奕办洋务的第三个举措，是兴办新式学校,培育人才。
在总理衙门的直接领导之下，中国于1862年诞生了第一所官办的近代新式学校同文馆，起初，同文馆仅仅是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对西学认识的加深，奕逐渐感到了培养技术人才的重要性，他说：“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得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及西人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窍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仍无俾于实际。”在此认识指导下，奕逐渐扩大了同文馆规模，增设新学科，把同文馆扩建成旧中国第一个培养科技人才的近代教育机构。并带动外地开展近代化教育活动，为晚清和民国造就了一大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
同时在奕的主持下，清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国防的措施，主要是筹措海军军费，使得近代海军建设有了保证。
在奕担任军机领班大臣的二十余年中，中国还破天荒的坚持传统科举考试教育体制的前提下派幼稚学童出洋留学；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架设了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发行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枚邮票等等，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都和奕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有人在总结洋务运动中奕个人的作用时，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奕主持的洋务运动，毕竟是在中国古老落后的大地上，破天荒第一次绽放出近代化的奇葩，从这一意义上说，应该为奕在中国近代化的里程碑上记上一个头功！”
当然这些都是后世历史学家和学者的评论，在当时，作为辛酋政变的实际策划者的慈禧却并不会这样看，虽然她在洋务运动上采取了对奕为首的洋务派进行支持的态度，使得洋务派得以突破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阻挠，扩大同文馆的办学规模，但慈禧毕竟是久居深宫的妇人，同时是一个搞权谋的老手，她更多的是以实用主义的心态去看待洋务运动，奕说搞洋务可以抵御洋人，她当然乐观其成，奕在与洋人打交道过程体会到的西学的威力，她却不可能了解。所以奕和她在经过了一个“蜜月期”之后，随着理政经验和年龄的增长，嗜权如命的她不可避免的与奕发生矛盾冲突。
奕在光绪十年正式离职之前，曾经经过了两次罢官风波。
第一次是同治四年三月，御史蔡寿琪上谕弹劾奕，当然这蔡寿琪的发炮并不是毫无准备，因为他清楚的了解到慈禧与奕矛盾的逐步公开化，比如奕曾经一时口干舌燥，喝了本该是同治皇帝的御茶，却毫无愧疚之色，而且在商谈政务之时公开顶撞慈禧等，他感到投机的时候到了，于是就开了一炮。
慈禧正愁没有机会惩治奕，见此折当然是暗暗欢喜，于是不顾大学士周祖培等人的反对，亲自拟旨，宣布将奕“……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谕旨一下，朝野哗然，由于奕才干出众，干事利索，在朝野上下威望很高，就连洋人也认同他的外交能力，结果附和蔡寿琪弹劾的人寥寥无几，满朝文武以惇亲王奕誴为首纷纷上疏为奕辩护，连外国公使也频频询问事件来由。
善于权谋的慈禧看到奕的威望和人气，知道这位小叔子也不好惹，于是改变主意，下旨革去奕议政王头衔，但仍然以军机领班大臣的身份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日常事务。奕经此风波，认识到自己的确不是慈禧的对手，从此一改往日的锋芒毕露，变得小心翼翼了。
奕第二次被罢免，是同治十三年七月，这次是他的亲侄子同治皇帝找事。
同治皇帝自亲政之后，不思励精图治，却生活放荡，喜好游玩，这就引起了王公大臣的忧虑，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八日，以恭亲王为首的王公大臣联名上疏，劝阻同治皇帝“及时定志，用艰济危。”
对此，同治皇帝的反应是，将奕之子载澄“着革去一切差使，降为庶人，交宗人府言行管束。”并将奕降为郡王，因为他打听得知，他出游的行踪为奕之子载澄所泄露。奕不甘被罚，于是找慈禧评理，两宫随即训斥同治皇帝，迫其收回成命。但是，官复原职的奕却实实在在得领教了皇权的威严，从此也再不敢劝谏皇帝和慈禧了。经过这两次风波，奕虽然威风扫地，但由于慈安太后的支持，尚可自保。
慈安皇后作为咸丰的正宫皇后，以德见长，秉性宽厚平和，一身谨守妇德，深得丈夫咸丰皇帝的敬重，称之为“女圣人”据说这位皇太后生性节俭，在宫中从不穿绫罗绸缎，总是一身素静布衣，尤其忌讳舶来品。每年她都会率领宫女们做绣鞋。年节岁尾或者庆诞节日，大臣们进贡的物品，她都会退还，她对妃嫔说：“臣子多一份敬献，百姓便回多出一份钱财，收他们的东西，就是叫他们做贪官，因此千万不能收手臣子的敬献。”显然，慈安身上具备了传统观念中皇后那种母仪天下的良好素养，堪称一位不错的贤后！相比较慈禧私生活的奢侈无度，待人严苛狠酷，两者对比的确有天壤之别。据说，作为慈禧亲生儿子的同治皇帝，反而更愿意和慈安在一起，也许正是因为慈安更像是一位纯粹的慈母吧！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慈安为人本分老实，却是个祖制的坚定捍卫者，统治九年，慈禧宠信太监安德海借出宫采买之机，沿途胡作非为，被山东巡抚丁宝帧拿获正法，慈安就和奕一道，以维护祖制为名，坚决支持丁宝帧的举措，弄得连一向争强好胜的慈禧也无可奈何，只得下谕旨斥责安德海“罪有应得！”
显然，作为正宫太后的慈安存在是对慈禧的一种莫大约束，对奕是一种莫大的支撑！因为，她掌握咸丰皇帝临终前赏赐“御赏”印，任何圣旨，没有她的盖章，都是一律无效的。
正是因为慈安的存在，使得清廷上层维持了一种“三驾马车”（
慈安、慈禧、奕）共摄皇权的平衡局面。奕军机领班大臣才能一坐23年。
但是这种局面随着慈安撒手西去而不复存在，奕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戌时，慈安崩逝于钟粹宫，终年45岁。根据清宫史学家徐彻先生的考证，认为慈安死于类似现代脑中风的急性心脑血管疾病。随着慈安的离去，奕感到了孤立无援，慈禧也意识到自己大权独揽的机会来了，而奕就是最后一块绊脚石！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由于清军在越南与法军交战中全线溃退，导致朝中野上下问责之声高涨，矛头直指以奕为首的军机处
一向善于利用形势的慈禧顺水推舟于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1884年4月8日）发布上谕，将奕和他的军机班底全部罢黜，改用礼亲王世铎为首的新军机处，同时，给了奕儇干预军机的权力，让他做起了幕后的首席军机大臣！至此，奕当上了赋闲的寓公，过上的准退休的生活。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了十年之久，直到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朝中五人的情况下，年轻的光绪皇帝征得慈禧同意，再次起用了这位曾经劳苦功高了六叔。但这时的奕已经全无当年的锐气，且又体衰多病，精力不济，已经起不了甚麽作用了。更重要的是，奕已经深知慈禧一味主和的意图，因此没有附和侄子光绪皇帝的主战策略，而是利用自己昔日与列强打交道的经验，大力开展主和外交、斡旋外交。中日甲午战争最终以中方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结束！
奕的幸运在于，这一回由李鸿章做了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成了千夫所指的历史罪人，而他确得以保全了晚节，在光绪二十四年，六十六岁的年龄上寿终正寝。奕身后，慈禧与光绪皇帝政争日趋激烈，最终引发了戊戌政变和庚子国变的剧烈动荡，清王朝迅速走向衰亡，但已经走完传奇而又不失坎坷一生的奕已经看不到这些了！
结语
据笔者所知，史学界似乎对奕研究的不多，甚至不及作为臣子的李鸿章等人，出的书籍也不多，因此笔者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奕在政治上沉浮不定，长期生活在大哥咸丰皇帝和嫂子慈禧的阴影中，并遭受他（她）们的打压，他在不得不在小心翼翼中施展着他的个人能力和政治抱负。难以搞出一番大的作为！
当然，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精神领袖，奕还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由于他并不是具体操作执行者，而是仅仅在决策安排上给予协助，这就使得关注实际成绩的后人往往被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开矿办厂的政绩所吸引，不容察觉他所发挥的作用！
同时，作为身处封建末世的奕面临着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尴尬局面，只能眼睁睁看着大清王朝在长于权谋却不善治国，但却实际掌控皇权的女主慈禧的摆布下一步步走向日薄西山，不禁让笔者这样的后人发出了一丝“生不逢时”、“既生喻、何生亮”的感叹！
已故香港电影著名导演李翰祥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所拍摄的电影《火烧园明园》一片当中，选择同治皇帝登基一幕作为影片的起始开头，电影中有一个镜头，在两宫和同治皇帝在金銮殿就坐后，有一人高呼“叫”，于是群臣按次序进入大殿开始朝会。这个喊“叫”的人就是恭亲王奕！这个镜头清楚的显示了，奕在辛酋政变后的显赫地位！
此时的奕掌管军机处，兼宗人府宗令与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了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同时，还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集各种大权于一身，可谓有实无名的“宰相”，在有清一代，除了清初的多尔衮之外，没有第三个人能够达到这个权力巅峰！
应该说，此时的奕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确有干一番大事的劲头与志向。有史家根据同治皇帝在位时期，慈禧、奕等人推行的一些励精图治的举措而造成的某些清明气象，将其称为“同治中兴”，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时期，他（她）们从事的肃吏治、用汉臣、办洋务这一系列事务都可称得上是务实之举。奕组建以他为首的新的军机班子，开始接过了肃顺等襄赞八大臣的职责，辅佐两宫太后与同治皇帝。
军机处设立于雍正七年，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于皇帝私人的秘书参谋机构，完全处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只对皇帝个人负责。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的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
军机处的主要工作大致有以下一些内容：
1、
发折：奏事处将官员奏折下发军机处
2、
接折：军机章京将奏折送军机大臣阅
3、
见面：军机大臣将奏折送皇帝处请旨
4、
述旨：将皇帝旨拟成谕旨再将皇帝御览、
5、
过朱：皇帝朱笔改定奏折
6、
交发：将谕旨下发有关衙门实施
7、
开面：谕旨以年月日为序抄录备案
8、
交折：将原奏折交内奏事处
9、
月折：将奏折复本每月一编
10、
随手：将谕旨、奏折重点二季一编
11、
封柜：将月折随手档封柜题封
由此可见军机处只是从事一些笔墨建档之类的具体事务，其权限远不能明代的内阁相比，明代内阁仅仅“票拟”、“贴黄”两项权力（即拟出内阁对奏折的处理意见，并将其贴在内阁拟定的谕旨上，而皇帝一般也会批准照此办理），就足以左右朝政大事，分割相当一部分皇权！
可是到了两宫垂帘时代，由于两宫太后理政经验有限，再加上内忧外患，处理更加棘手，在这种情况下，奕的资历、威望、能力等等个人资本也就成了两宫太后必不可少的“拐杖”，不可或缺！
这样一来，奕和他领导军机处的职能权限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演变成了类似于明朝“内阁”的模样，据历史记载，当时军机处所拟谕旨慈禧只是“偶有更动”，绝大多数情况下，奕的主张均能顺利通过。因此有人评论说：“军机仅事承宣，久无实权，惟恭亲王议政时，略可专断。”同治朝“两宫初政，春秋日富，骤遇盘错，何能过问？所承之旨，即军机之旨，所出之谕，即军机之谕，此亦事实之不可掩者也。
奕，真正成了有实无名的“内阁首辅”！而慈禧，此时还不能称做“无冕女皇”。
奕所做的另一件可称得上划时代的大事，就是上奏咸丰皇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时，古老的中国已经英、法、美、俄等西方列强打开了门户，中国闭关锁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北京条约明确规定外国向中国派驻常设外交机构，外交官常驻北京，而清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稍有不当，就有可能引发严重外交事件甚至导致战争，此时的清朝政府官吏，完全是清一色的凭借科举考试致仕的封建士大夫，满脑子都是忠君敬上的封建伦理纲常，让他们与学习并崇尚自然科学的西方外交官们打交道，无异是“赶鸭子上架”！
这样一来，形势就逼迫着清政府必须成立一个必须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常设外交机构，办理各国外交事务。
公元1861年1月11日，由奕领衔，老丈人桂良、亲信文祥等人会衔上奏咸丰皇帝，请求设立各国事务衙门，奏折中写道：“查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近年各部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王大臣领之。”
3月11日，咸丰皇帝批准了奕所请，从这时开始，中国开始真正走向国际社会。
辛酋政变之后，掌控清王朝实际相权的奕更是将其变成了一个总揽全局、包罗万象的行政机构，成为了军机处之外的清政府的又一中枢机关，由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实际操作组织的洋务运动也纳入了管辖范围，“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
对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意义，有学者称之为“中国近代化的火车头”，因此，将奕称为洋务派的“精神领袖”，笔者认为还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作为洋务运动的具体政策制定者，奕采取的举措主要体现在练兵、制器、培育人才三个方面。对此，奕曾经总结到：“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制器又必须以天文算学为源本”。
在当时的情况下，经历战争屈辱的奕能够认识到中国败于列强的根本原因在于技不如人，而技不如人的原因又在于教育，只有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才能够真正做到自强。这一点的确很不简单。
因为在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中浸泡几千年，满世界都是整日诵读着四书五经的封建士大夫，老百姓满脑子都被灌输的是“忠孝仁义”之类的儒家正统观念，朝廷从上到下都还沉迷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的大环境下，作为一位自幼年时起就一直接受恪守祖宗之法教导的皇族亲王来说，能够“解放思想，事实求是。”转而在技术层面上学习过去为自己不齿的“洋鬼子”的东东，这个思想转变还是有相当的难度的！
奕的练兵也经历了一个摸索的过程，他先是利用洋枪自行训练京营，但演示效果不佳。接着指派湘军宿将直隶总督刘长佑训练直隶七军，但练兵三年毫无成效。奕在不满之余决定改练直隶六军，每军步队2000人，马队500人，共合15000人，却依然效果不佳。接连的失败下，痛定思痛的奕终于意识到了有了洋枪洋炮还不够，军队还必须引入外国的练兵方法，于是他又搞起了“口岸练兵”，先在天津以一营兵马，交由外国武官以西式方法训练，初见成效之后，又向其他口岸推广。
在奕的倡导之下，练兵工作逐步推行，旧式军队获得初步改造，奠定了军事近代化的初步基础。
奕办洋务的第二个举措，是制器。
起先，急于加强国防建设的奕以购买为主，花大量白银购买了一支舰队，这就中国近代史闻名一时阿思本舰队事件。但洋人不会容忍中国人购买他们制造的舰队来防范他们，阿思本舰队最终让清政府买来了一个“陪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交足了学费的奕，决计自制船炮，办厂自造，并指出切不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在奕的大力支持下，洋务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大力开办军工厂以及与之相关的民用企业，自制军火装备，在减少对外国依赖的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的实力，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具有现实而积极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满人的奕对汉族官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他曾经致函李鸿章说：“阁下莅沪以来,设立军火局,广觅巧匠,讲求制器以及制造之器,击锐摧坚,业已著有成效,今论设立船厂,筹广购机器,精求洋匠,其于造船之法,已得要领,所有驾船之法,仍望密为讲求,其如何用外国人而不致授外国人以柄,用中国人而更渐窥外国人之秘,又不致启外国人之疑,是在大才神明默运.”这份信函,不仅字里行间透露着奕对洋务运动的无限热情和对李鸿章搞洋务成绩的由衷赞赏鼓励,还流露了奕加强独立自主而不受制于洋人的想法.
奕办洋务的第三个举措，是兴办新式学校,培育人才。
在总理衙门的直接领导之下，中国于1862年诞生了第一所官办的近代新式学校同文馆，起初，同文馆仅仅是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对西学认识的加深，奕逐渐感到了培养技术人才的重要性，他说：“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得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及西人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窍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仍无俾于实际。”在此认识指导下，奕逐渐扩大了同文馆规模，增设新学科，把同文馆扩建成旧中国第一个培养科技人才的近代教育机构。并带动外地开展近代化教育活动，为晚清和民国造就了一大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
同时在奕的主持下，清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国防的措施，主要是筹措海军军费，使得近代海军建设有了保证。
在奕担任军机领班大臣的二十余年中，中国还破天荒的坚持传统科举考试教育体制的前提下派幼稚学童出洋留学；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架设了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发行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枚邮票等等，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都和奕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有人在总结洋务运动中奕个人的作用时，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奕主持的洋务运动，毕竟是在中国古老落后的大地上，破天荒第一次绽放出近代化的奇葩，从这一意义上说，应该为奕在中国近代化的里程碑上记上一个头功！”
当然这些都是后世历史学家和学者的评论，在当时，作为辛酋政变的实际策划者的慈禧却并不会这样看，虽然她在洋务运动上采取了对奕为首的洋务派进行支持的态度，使得洋务派得以突破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阻挠，扩大同文馆的办学规模，但慈禧毕竟是久居深宫的妇人，同时是一个搞权谋的老手，她更多的是以实用主义的心态去看待洋务运动，奕说搞洋务可以抵御洋人，她当然乐观其成，奕在与洋人打交道过程体会到的西学的威力，她却不可能了解。所以奕和她在经过了一个“蜜月期”之后，随着理政经验和年龄的增长，嗜权如命的她不可避免的与奕发生矛盾冲突。
奕在光绪十年正式离职之前，曾经经过了两次罢官风波。
第一次是同治四年三月，御史蔡寿琪上谕弹劾奕，当然这蔡寿琪的发炮并不是毫无准备，因为他清楚的了解到慈禧与奕矛盾的逐步公开化，比如奕曾经一时口干舌燥，喝了本该是同治皇帝的御茶，却毫无愧疚之色，而且在商谈政务之时公开顶撞慈禧等，他感到投机的时候到了，于是就开了一炮。
慈禧正愁没有机会惩治奕，见此折当然是暗暗欢喜，于是不顾大学士周祖培等人的反对，亲自拟旨，宣布将奕“……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谕旨一下，朝野哗然，由于奕才干出众，干事利索，在朝野上下威望很高，就连洋人也认同他的外交能力，结果附和蔡寿琪弹劾的人寥寥无几，满朝文武以惇亲王奕誴为首纷纷上疏为奕辩护，连外国公使也频频询问事件来由。
善于权谋的慈禧看到奕的威望和人气，知道这位小叔子也不好惹，于是改变主意，下旨革去奕议政王头衔，但仍然以军机领班大臣的身份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日常事务。奕经此风波，认识到自己的确不是慈禧的对手，从此一改往日的锋芒毕露，变得小心翼翼了。
奕第二次被罢免，是同治十三年七月，这次是他的亲侄子同治皇帝找事。
同治皇帝自亲政之后，不思励精图治，却生活放荡，喜好游玩，这就引起了王公大臣的忧虑，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八日，以恭亲王为首的王公大臣联名上疏，劝阻同治皇帝“及时定志，用艰济危。”
对此，同治皇帝的反应是，将奕之子载澄“着革去一切差使，降为庶人，交宗人府言行管束。”并将奕降为郡王，因为他打听得知，他出游的行踪为奕之子载澄所泄露。奕不甘被罚，于是找慈禧评理，两宫随即训斥同治皇帝，迫其收回成命。但是，官复原职的奕却实实在在得领教了皇权的威严，从此也再不敢劝谏皇帝和慈禧了。经过这两次风波，奕虽然威风扫地，但由于慈安太后的支持，尚可自保。
慈安皇后作为咸丰的正宫皇后，以德见长，秉性宽厚平和，一身谨守妇德，深得丈夫咸丰皇帝的敬重，称之为“女圣人”据说这位皇太后生性节俭，在宫中从不穿绫罗绸缎，总是一身素静布衣，尤其忌讳舶来品。每年她都会率领宫女们做绣鞋。年节岁尾或者庆诞节日，大臣们进贡的物品，她都会退还，她对妃嫔说：“臣子多一份敬献，百姓便回多出一份钱财，收他们的东西，就是叫他们做贪官，因此千万不能收手臣子的敬献。”显然，慈安身上具备了传统观念中皇后那种母仪天下的良好素养，堪称一位不错的贤后！相比较慈禧私生活的奢侈无度，待人严苛狠酷，两者对比的确有天壤之别。据说，作为慈禧亲生儿子的同治皇帝，反而更愿意和慈安在一起，也许正是因为慈安更像是一位纯粹的慈母吧！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慈安为人本分老实，却是个祖制的坚定捍卫者，统治九年，慈禧宠信太监安德海借出宫采买之机，沿途胡作非为，被山东巡抚丁宝帧拿获正法，慈安就和奕一道，以维护祖制为名，坚决支持丁宝帧的举措，弄得连一向争强好胜的慈禧也无可奈何，只得下谕旨斥责安德海“罪有应得！”
显然，作为正宫太后的慈安存在是对慈禧的一种莫大约束，对奕是一种莫大的支撑！因为，她掌握咸丰皇帝临终前赏赐“御赏”印，任何圣旨，没有她的盖章，都是一律无效的。
正是因为慈安的存在，使得清廷上层维持了一种“三驾马车”（
慈安、慈禧、奕）共摄皇权的平衡局面。奕军机领班大臣才能一坐23年。
但是这种局面随着慈安撒手西去而不复存在，奕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戌时，慈安崩逝于钟粹宫，终年45岁。根据清宫史学家徐彻先生的考证，认为慈安死于类似现代脑中风的急性心脑血管疾病。随着慈安的离去，奕感到了孤立无援，慈禧也意识到自己大权独揽的机会来了，而奕就是最后一块绊脚石！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由于清军在越南与法军交战中全线溃退，导致朝中野上下问责之声高涨，矛头直指以奕为首的军机处
一向善于利用形势的慈禧顺水推舟于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1884年4月8日）发布上谕，将奕和他的军机班底全部罢黜，改用礼亲王世铎为首的新军机处，同时，给了奕儇干预军机的权力，让他做起了幕后的首席军机大臣！至此，奕当上了赋闲的寓公，过上的准退休的生活。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了十年之久，直到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朝中五人的情况下，年轻的光绪皇帝征得慈禧同意，再次起用了这位曾经劳苦功高了六叔。但这时的奕已经全无当年的锐气，且又体衰多病，精力不济，已经起不了甚麽作用了。更重要的是，奕已经深知慈禧一味主和的意图，因此没有附和侄子光绪皇帝的主战策略，而是利用自己昔日与列强打交道的经验，大力开展主和外交、斡旋外交。中日甲午战争最终以中方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结束！
奕的幸运在于，这一回由李鸿章做了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成了千夫所指的历史罪人，而他确得以保全了晚节，在光绪二十四年，六十六岁的年龄上寿终正寝。奕身后，慈禧与光绪皇帝政争日趋激烈，最终引发了戊戌政变和庚子国变的剧烈动荡，清王朝迅速走向衰亡，但已经走完传奇而又不失坎坷一生的奕已经看不到这些了！
结语
据笔者所知，史学界似乎对奕研究的不多，甚至不及作为臣子的李鸿章等人，出的书籍也不多，因此笔者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奕在政治上沉浮不定，长期生活在大哥咸丰皇帝和嫂子慈禧的阴影中，并遭受他（她）们的打压，他在不得不在小心翼翼中施展着他的个人能力和政治抱负。难以搞出一番大的作为！
当然，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精神领袖，奕还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由于他并不是具体操作执行者，而是仅仅在决策安排上给予协助，这就使得关注实际成绩的后人往往被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开矿办厂的政绩所吸引，不容察觉他所发挥的作用！
同时，作为身处封建末世的奕面临着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尴尬局面，只能眼睁睁看着大清王朝在长于权谋却不善治国，但却实际掌控皇权的女主慈禧的摆布下一步步走向日薄西山，不禁让笔者这样的后人发出了一丝“生不逢时”、“既生喻、何生亮”的感叹！
顾命八大臣中汉人多还是皇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