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与国民党谁领导了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的历史不容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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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彭万俟轩　　

  
       　 　

  
   

    今天是9月3日，抗日战争65周年的纪念日。以南方系为中心的中国精英利用其控制的主流媒体以所谓“湖北宜昌现抗战时3000余国民党将士遗骸埋葬地”的消息，再度大肆宣扬臭名昭著的“三大观点”：中共消极抗战，游而不击，借抗日之名保存实力；蒋介石是抗日英雄，中国的抗战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根本不存在消极抗战的说法；抗战期间，国民党200多名将官阵亡，共产党方面只死了一个高级领导人左权。　　

  
    其实，那3000多具遗骨到底是国民党将士的还是被屠杀的中国老百姓的，中国精英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即使是国民党将士的，一处激烈的抵抗也涵盖不了整体。国民党抗战期间留下了国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蒋介石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老百姓被逼帮助日军打国军，抗战后期日本为对付共产党放蒋介石一马等五大丑闻，这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都堪称空前绝后。以南方系为中心的中国精英却对此只字不提。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以南方系为中心的中国精英极力以蒋介石的孝子贤孙自居，但是蒋介石的正统继承人对此并不买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教育部”拟将明年中小学教科书能力指标用语“国语文”改为“华语文”。同样，历史、地理教科书国民党当局也在延续扁“政府”时期的没有完全成功的“去中国化”政策。这无疑狠狠抽了大陆那些以蒋介石的孝子贤孙自居的精英一记耳光。）　　

  
        　　

  
     一、蒋介石消极抗战卖国求荣的铁证　　

  
    ㈠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1.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　　　　

  
    2.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　　1931年8月22日　　）　　　　

  
    5.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　　1933年9月23日　　)　　　　

  
    6.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　　1933年4月7日　　)　　　　

  
    7.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　　1933年4月10日　　)　　　　

  
    8.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㈡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因蒋介石国民党破坏而失败。　　5月31日　　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８年５月２５日，在密云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　　　　

  
    （选自《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592页—59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㈢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蒋中正在　　1937年8月7日　　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　　1937年8月7日　　)　　　　

  
    1939年1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界说，正式提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蒋中正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抗战到底”的“底”界。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1937年11月5日　　，蒋中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至德国外交部（　　1937年11月5日　　）　　　　

  
    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　　1938年1月11日　　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　　1月16日　　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　　3月17日　　，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　　9月13日　　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判告吹。——《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㈣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㈤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中正垮台”，这就是明证。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直到1940年秋，蒋中正才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蒋介石转而决定采纳“苦撑”的方针，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这些事情发生在七七事变以后，但在蒋中正的心目中，东北是可以放弃的。虽然在七七事变以前,蒋中正没有明确表示，但一个人的指导思想总是会在其政策中透露出来的，比如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钱昌照：《纵横》民国八十八年年第1期　　　　

  
    二、国民党百名高官和将领叛国投敌　　

  
    ㈠蒋介石差点成为“汪精卫”　　　　

  
    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其实，熟悉历史的人都明白，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如果不是汪精卫捷足先登，蒋介石就会成为叛国投敌的汪精卫。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不断出现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仅指正规部队）达到100多万以上。电影中“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的台词长期成为笑谈。100多万国军成建制投降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上的奇观。这样的“光彩事”，蒋介石本人不会提，蒋家余孽是更不会提的！　　　　

  
    那些极右人士不是恶毒攻击共产党人吗？可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一人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日本人去当伪军。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面对这些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竟然恬不知耻地替蒋介石招魂甚至打抱不平。我感到非常好笑，难道这些非毛反共的极右人士，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两个字？　　　

  
    ㈡国民党“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国民党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直接投日的正规国军达到50多万人，占全部伪军的一大半，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可悲局面。　　1943年8月13日　　，《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把这些“汉奸”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分别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黄贞泰、郭峻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 、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 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李志希、陈孝强。　　　　

  
    《解放日报》的社论说：“当前人们传唱一首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挞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三、抗战期间交战各方阵亡将领名单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是确定无疑的，也是我们需要始终坚持的抗战史观。　　　　

  
    但是，国内那些“蒋遗”（蒋家王朝的遗民）却不这么看。自去年以来，一些文化“精英”在其把持的平面媒体上，大肆叫嚣，掀起一波又一波非毛反共的声浪，核心就是“重写抗战史”。为什么要“重写”呢？他们表面上要“揭开历史迷雾”，其实内心里就是要改变抗战史观，大肆宣扬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把国民党蒋介石作为抗战主轴。所谓“主轴”也就是“中流砥柱”的意思。　　　　

  
    “蒋遗”们要“重写抗战史”的“依据”，就是“在抗日战争中，自“7.7事变”到日本投降的8年里，国民党军队少将以上的将军牺牲了100多人，何应钦则说是２０0位以上”。“蒋遗还给“重写”提出了佐证：“中共牺牲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和彭雪枫两位将军”。一边是100多位乃至200位，一边“仅有两位”，这是何等大的差距啊！事实果真像“蒋遗”们说的那样吗？“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笔者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几组相关数据。这些证据有的出自近代史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有的来自档案资料，还有的是国共双方公开的数据。我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去伪存真，将可信度最高的几份材料搜集整理出来。它们分别是：网上流传甚广的国民党军阵亡将领名单；八路军、新四军、抗联阵亡将领名单；日军在中国境内死亡将领名单。通过比较，我们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到底谁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笔者一直认为，正确的结论必须建立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而且还要对这些历史事实做出科学分析、比较和鉴别。　　　　

  
    先看当时的军事基础，即国共双方抗战结束时的军力。国民党方面的总兵力约６００万，陆军、空军齐备；共产党方面的兵力约６０万，无空军。国民党军队掌握了全部的国际援助资源；共产党军队没有军饷来源，被日寇、国民党两面封锁，只能靠大生产解决边区军民吃饭穿衣问题。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１９４２年以后，主力部队的火力已经超过日军；共产党的装备大多来自战斗缴获，少部分简单武器自制，包括土地雷之类。国民党的军队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共产党的军队一直战斗在日寇占领区。国民党一退再退，直到没有地方退为止；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在日寇无数次大小扫荡面前，武装力量不仅没有被消灭，根据地反而越来越大。　　　　

  
    再看国共双方“将领”的标准。国民党有完整的军衔体系，中共没有正规的军衔。抗战期间，共产党副主席身份的周恩来，因特殊需要才被国民党政府授予“中将”军衔。所以，单看军衔是不公平的。比较客观的是看具体职位。笔者在搜集到的１００位国民党阵亡将领名单中（这份名单是网上流传人数最多的，我们找不到何应钦所说“200位以上”的证据），发现这些将领最低职位是“大队长”或“团长”。国军旅长一般是少将，团长、大队长的“将军”多为阵亡后国民政府“追认”。根据上述标准，笔者整理的共产党武装阵亡“将领”名单中，八路军取旅长以上职务，新四军取团长以上职务，抗联取支队长以上职务。这样做是客观公正的。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共产党方面阵亡的“将领”合计１９7位，国民党阵亡的将领合计100位。按照“蒋遗”们所谓“重写”的证据，再比较国共双方10比1的军队实力，共产党付出的阵亡“将领”比率，要高出国民党20倍以上。如此高的“将领”牺牲比率，一方面证实了共产党军队“将领”身先士卒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反证究竟谁是“抗战中流砥柱”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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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9月3日，抗日战争65周年的纪念日。以南方系为中心的中国精英利用其控制的主流媒体以所谓“湖北宜昌现抗战时3000余国民党将士遗骸埋葬地”的消息，再度大肆宣扬臭名昭著的“三大观点”：中共消极抗战，游而不击，借抗日之名保存实力；蒋介石是抗日英雄，中国的抗战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根本不存在消极抗战的说法；抗战期间，国民党200多名将官阵亡，共产党方面只死了一个高级领导人左权。　　

  
    其实，那3000多具遗骨到底是国民党将士的还是被屠杀的中国老百姓的，中国精英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即使是国民党将士的，一处激烈的抵抗也涵盖不了整体。国民党抗战期间留下了国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蒋介石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老百姓被逼帮助日军打国军，抗战后期日本为对付共产党放蒋介石一马等五大丑闻，这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都堪称空前绝后。以南方系为中心的中国精英却对此只字不提。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以南方系为中心的中国精英极力以蒋介石的孝子贤孙自居，但是蒋介石的正统继承人对此并不买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教育部”拟将明年中小学教科书能力指标用语“国语文”改为“华语文”。同样，历史、地理教科书国民党当局也在延续扁“政府”时期的没有完全成功的“去中国化”政策。这无疑狠狠抽了大陆那些以蒋介石的孝子贤孙自居的精英一记耳光。）　　

  
        　　

  
     一、蒋介石消极抗战卖国求荣的铁证　　

  
    ㈠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1.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　　　　

  
    2.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　　1931年8月22日　　）　　　　

  
    5.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　　1933年9月23日　　)　　　　

  
    6.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　　1933年4月7日　　)　　　　

  
    7.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　　1933年4月10日　　)　　　　

  
    8.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㈡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因蒋介石国民党破坏而失败。　　5月31日　　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８年５月２５日，在密云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　　　　

  
    （选自《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592页—59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㈢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蒋中正在　　1937年8月7日　　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　　1937年8月7日　　)　　　　

  
    1939年1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界说，正式提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蒋中正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抗战到底”的“底”界。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1937年11月5日　　，蒋中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至德国外交部（　　1937年11月5日　　）　　　　

  
    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　　1938年1月11日　　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　　1月16日　　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　　3月17日　　，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　　9月13日　　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判告吹。——《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㈣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㈤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中正垮台”，这就是明证。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直到1940年秋，蒋中正才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蒋介石转而决定采纳“苦撑”的方针，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这些事情发生在七七事变以后，但在蒋中正的心目中，东北是可以放弃的。虽然在七七事变以前,蒋中正没有明确表示，但一个人的指导思想总是会在其政策中透露出来的，比如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钱昌照：《纵横》民国八十八年年第1期　　　　

  
    二、国民党百名高官和将领叛国投敌　　

  
    ㈠蒋介石差点成为“汪精卫”　　　　

  
    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其实，熟悉历史的人都明白，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如果不是汪精卫捷足先登，蒋介石就会成为叛国投敌的汪精卫。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不断出现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仅指正规部队）达到100多万以上。电影中“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的台词长期成为笑谈。100多万国军成建制投降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上的奇观。这样的“光彩事”，蒋介石本人不会提，蒋家余孽是更不会提的！　　　　

  
    那些极右人士不是恶毒攻击共产党人吗？可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一人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日本人去当伪军。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面对这些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竟然恬不知耻地替蒋介石招魂甚至打抱不平。我感到非常好笑，难道这些非毛反共的极右人士，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两个字？　　　

  
    ㈡国民党“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国民党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直接投日的正规国军达到50多万人，占全部伪军的一大半，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可悲局面。　　1943年8月13日　　，《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把这些“汉奸”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分别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黄贞泰、郭峻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 、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 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李志希、陈孝强。　　　　

  
    《解放日报》的社论说：“当前人们传唱一首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挞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三、抗战期间交战各方阵亡将领名单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是确定无疑的，也是我们需要始终坚持的抗战史观。　　　　

  
    但是，国内那些“蒋遗”（蒋家王朝的遗民）却不这么看。自去年以来，一些文化“精英”在其把持的平面媒体上，大肆叫嚣，掀起一波又一波非毛反共的声浪，核心就是“重写抗战史”。为什么要“重写”呢？他们表面上要“揭开历史迷雾”，其实内心里就是要改变抗战史观，大肆宣扬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把国民党蒋介石作为抗战主轴。所谓“主轴”也就是“中流砥柱”的意思。　　　　

  
    “蒋遗”们要“重写抗战史”的“依据”，就是“在抗日战争中，自“7.7事变”到日本投降的8年里，国民党军队少将以上的将军牺牲了100多人，何应钦则说是２０0位以上”。“蒋遗还给“重写”提出了佐证：“中共牺牲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和彭雪枫两位将军”。一边是100多位乃至200位，一边“仅有两位”，这是何等大的差距啊！事实果真像“蒋遗”们说的那样吗？“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笔者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几组相关数据。这些证据有的出自近代史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有的来自档案资料，还有的是国共双方公开的数据。我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去伪存真，将可信度最高的几份材料搜集整理出来。它们分别是：网上流传甚广的国民党军阵亡将领名单；八路军、新四军、抗联阵亡将领名单；日军在中国境内死亡将领名单。通过比较，我们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到底谁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笔者一直认为，正确的结论必须建立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而且还要对这些历史事实做出科学分析、比较和鉴别。　　　　

  
    先看当时的军事基础，即国共双方抗战结束时的军力。国民党方面的总兵力约６００万，陆军、空军齐备；共产党方面的兵力约６０万，无空军。国民党军队掌握了全部的国际援助资源；共产党军队没有军饷来源，被日寇、国民党两面封锁，只能靠大生产解决边区军民吃饭穿衣问题。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１９４２年以后，主力部队的火力已经超过日军；共产党的装备大多来自战斗缴获，少部分简单武器自制，包括土地雷之类。国民党的军队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共产党的军队一直战斗在日寇占领区。国民党一退再退，直到没有地方退为止；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在日寇无数次大小扫荡面前，武装力量不仅没有被消灭，根据地反而越来越大。　　　　

  
    再看国共双方“将领”的标准。国民党有完整的军衔体系，中共没有正规的军衔。抗战期间，共产党副主席身份的周恩来，因特殊需要才被国民党政府授予“中将”军衔。所以，单看军衔是不公平的。比较客观的是看具体职位。笔者在搜集到的１００位国民党阵亡将领名单中（这份名单是网上流传人数最多的，我们找不到何应钦所说“200位以上”的证据），发现这些将领最低职位是“大队长”或“团长”。国军旅长一般是少将，团长、大队长的“将军”多为阵亡后国民政府“追认”。根据上述标准，笔者整理的共产党武装阵亡“将领”名单中，八路军取旅长以上职务，新四军取团长以上职务，抗联取支队长以上职务。这样做是客观公正的。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共产党方面阵亡的“将领”合计１９7位，国民党阵亡的将领合计100位。按照“蒋遗”们所谓“重写”的证据，再比较国共双方10比1的军队实力，共产党付出的阵亡“将领”比率，要高出国民党20倍以上。如此高的“将领”牺牲比率，一方面证实了共产党军队“将领”身先士卒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反证究竟谁是“抗战中流砥柱”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