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解读国民心态：自信正演变成自我迷恋(节选)

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0-08/1004055.html

　我们一直以来在呐喊，世界误读了我们。我们一直以来也在反思，中国误读了世界。但是，我们也许还未充分地扪心自问，是否，我们误读了自己。而误读的根源，或许就在于“国民心态”上的一些“毒源”。

　　误读与误毒一字之差。误读是一种常态，因为“误毒”无处不在，如一种病毒潜藏在每个人的体内。不承认、不反思自己身上的“毒”，我们就将继续误读中国，误读世界。

　　自我迷恋的“毒源”

　　中国发展出了可能是全世界独有的自信。这种自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本来没有的自大和自傲，正在像毒品一样逐步侵蚀我们的理智、污染我们的内外环境

　　【作者】叶海林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在使我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丰富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几乎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沾染上了前所未有严重的“骄”、“娇”二气。

　　全世界都在“误读”我们？

　　我们不再“谦虚”——首尔算什么？东京又怎样？连纽约巴黎都快输给咱们的北京上海了，至于罗马和莫斯科的幽远风情，算了吧！我们才不在乎呢，其实连西安和昆明都拆了重建一遍在我们看来也没什么。

　　我们不再“含蓄”——即使是我们在为“和平崛起”辩护的时候，亦往往是照本宣科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之类的理由念上一遍，别人有没有听进去，我们不知道，好像也不太在乎。

　　我们也不再“容忍”——谁敢批评我们，我们就算不当场翻脸，也会在国内媒体上刊登大段文章指责别人发出“反华”妄言。

　　别人说我们咄咄逼人动辄“展示肌肉”，我们说别人不承认我们已经崛起这一既成事实；别人说我们战略意图不透明，我们说别人搞不懂什么叫作“韬光养晦”；别人说我们应该更加注意环境问题，我们说别人刚污染完了地球就来对我们正当的发展权利指手画脚实在虚伪……近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全世界都在误读我们。

　　诚然，在中外互动中，“外面的世界”既无知有时也确实充满恶意，但我们自己真的毫无问题吗？就算我们在意图上确实毫无问题，态度上呢？我们多数情况下的态度对于我们澄清别人的误读是起积极作用还是产生消极影响呢？要消除别人故意或者无意的误读，用更高的调门回击是不是最好的方式？

　　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在面对非议非难乃至刁难时应该沉默不语或着笑脸相迎，我们应该勇于发出声音，敢于面对争执，乃至善于“以牙还牙”，比如在南海问题上，当我们面对两个从前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联手发难时，毫不含糊地回应就是我们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毒”源于自以为是的“独”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多数情况下，我们在应对外界的误读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而这种强硬的背后是我们在三十年高速发展后形成的对自己独特性的心理认知。悄然间，我们对自己主要成就的自信逐渐变成了对全部变化的自信，甚至是自我迷恋。

　　在国内，我们认为能够靠警察和拆迁队同时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我们相信我们的环境和资源能够无限制地为经济奇迹提供物质基础，我们甚至相信会毒得死鱼的水对人无害。我们开始相信自己是独特的——既然只有中国能在30年里创造出如此令人震惊的经济成就，那就一定存在着我们现在只是还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国模式”。

　　相应地，在国际舞台，我们大力宣扬中国能实现和平与崛起的并行不悖，甚至开始执拗地要别人放弃“强者必霸”的逻辑，改信我们的善意——尽管40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记录的是全然不同的内容。

　　实际上，我们实现“崛起”的方式并不特殊——我们没有发明经济特区、没有创造出服务外包、没有首创强政府强市场的二元模式，连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不是我们在历史上最先提出的。今天中国赖以成功的许多东西别人早就提出过，只是我们做的“最好”罢了。而这个“最好”实际上既隐藏着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是建立在高昂的环境成本上的。

　　我们的“独特性”并无多少实际支撑，而我们却发展出了可能是全世界独有的自信。这种自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本来没有的自大和自傲，正在像毒品一样逐步侵蚀我们的理智、污染我们的内外环境。今日中国社会内含的许多“毒”实际上就是由于我们自以为的“独”造成的。

　　我们在心理层面认为自己是独特的，但实际上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相较他者并不特殊，我们不断扩展的利益也要求我们用和别人相去无几的手段进行维护。认知和现实的差距导致我们在面对质疑时更不愿意用客观的事实说明和耐心的逻辑阐释来澄清，而往往倾向于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从而导致在获得心理满足感的时候失去了外在说服力。

　　然而，这只是“独”之“毒”的一个方面而已，很可能还不是影响最深远的方面。我们对自身独特性的迷恋正在使我们养成凡事都要走捷径的习惯。既然很多事情“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得到”，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能避免曾经并在继续困扰别人的许多问题，别人为现代化而支付的代价我们可以不付、别人不堪重负的环境成本我们可以满不在乎、别人遵循的地缘政治逻辑我们可以超脱其中、别人说出来大家都不相信的主张我们却相信我们说出来以后大家都会相信——仅仅因为我们是我们，而不是别人。
　“解毒”需要自信，绝非自大

　　要治疗这种“毒”其实并不困难，只要我们肯承认自己并不独特：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有些我们能做到，比如我们能修起三峡开通天路，有些事情我们也做不到，比如我们无法在超越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实现“保8”，我们也无法在贫富分化超越公众忍受力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稳定。

　　归根结底，我们也不过是地球上的一个国家罢了。我们可以自信，却不能自大，或许面对其他地球村成员，我们有时候难免自大一点点——考虑到实力对比和发展趋势，这种“自大”或者说过于自信的基础并不全然虚妄，但我们在面对自己脚下的大地和身边的同胞乃至人类发展的规律时，却来不得任何一点自大。我们必须尊重规律，承认中国的发展在任何时候对内对外都是有条件的，我们对内不可能无条件地透支社会和自然成本，也不可能对外无条件地同时追求崛起与和平。

　　【作者简介】叶海林，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政治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著作有：专著《巴基斯坦——纯洁的国度》，译著《空间战争》等。

　　大国地位，弱国心态

　　“中国有超级文化内涵，是一流经济大国，二流政治心态，三流国民素质。”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是发人深省

　　【作者】杨锐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二十二年的电视对外宣传实践和国际交往经验让我明白，如果强行把世界分成东方和西方，我们不免陷入冷战思维；如果认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存在普适性，一味强调国情，外界对我们体制的怀疑会加深。

　　到底谁在误读？是西方习惯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居高临下地耳提面命？还是我们基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一味沉湎于殖民史的伤痛中，在悲情中强调走自己的路，顽强而执着地追求民族复兴的梦想？

　　与大国地位不符的心态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取得了三十年的高效发展。大部分中国人迅速摆脱贫困进入小康，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发展进入快车道，这让强调民主必须与市场经济联袂的“华盛顿共识”黯然失色。

　　不过，与之相对的“北京共识”的设计者应该明白，由于缺少制度设计的监督，我们的干群矛盾日益突出，腐败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

　　中国已经很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反之亦然。国际交往中，价值观的碰撞已经成为日常交往的一部分。特别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和危机公关处理方面，中国人在成长，在成熟。但是，事关国家安全，比如新疆和西藏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我们的谨慎成为了发达国家批评的目标。

　　谨慎是国家外交的性格之一。而关于国民性，我们一直在回味鲁迅弃医从文的社会背景和人文境界。我们文化上有糟泊，如对腐败的宽容，过于强调家长式的宗亲家族的亚洲体制；我们的经济大而不强，我们的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国民富而不贵，精神生活贫瘠，缺少社会责任和基本良知，法律意识淡薄；但是，某些所谓政治和商业精英又缺乏政治自信，导致近两年精英阶层的巨大流失，表现为向国外移民数量的剧增，和无形财富的流失。

　　有这样一种观点，将上述现象归纳为：“中国有超级文化内涵，是一流经济大国，二流政治心态，三流国民素质。于是，国人在文化上自恋，经济上自负，政治上又有些自卑。”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是发人深省。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0-08/1004055.html

　我们一直以来在呐喊，世界误读了我们。我们一直以来也在反思，中国误读了世界。但是，我们也许还未充分地扪心自问，是否，我们误读了自己。而误读的根源，或许就在于“国民心态”上的一些“毒源”。

　　误读与误毒一字之差。误读是一种常态，因为“误毒”无处不在，如一种病毒潜藏在每个人的体内。不承认、不反思自己身上的“毒”，我们就将继续误读中国，误读世界。

　　自我迷恋的“毒源”

　　中国发展出了可能是全世界独有的自信。这种自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本来没有的自大和自傲，正在像毒品一样逐步侵蚀我们的理智、污染我们的内外环境

　　【作者】叶海林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在使我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丰富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几乎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沾染上了前所未有严重的“骄”、“娇”二气。

　　全世界都在“误读”我们？

　　我们不再“谦虚”——首尔算什么？东京又怎样？连纽约巴黎都快输给咱们的北京上海了，至于罗马和莫斯科的幽远风情，算了吧！我们才不在乎呢，其实连西安和昆明都拆了重建一遍在我们看来也没什么。

　　我们不再“含蓄”——即使是我们在为“和平崛起”辩护的时候，亦往往是照本宣科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之类的理由念上一遍，别人有没有听进去，我们不知道，好像也不太在乎。

　　我们也不再“容忍”——谁敢批评我们，我们就算不当场翻脸，也会在国内媒体上刊登大段文章指责别人发出“反华”妄言。

　　别人说我们咄咄逼人动辄“展示肌肉”，我们说别人不承认我们已经崛起这一既成事实；别人说我们战略意图不透明，我们说别人搞不懂什么叫作“韬光养晦”；别人说我们应该更加注意环境问题，我们说别人刚污染完了地球就来对我们正当的发展权利指手画脚实在虚伪……近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全世界都在误读我们。

　　诚然，在中外互动中，“外面的世界”既无知有时也确实充满恶意，但我们自己真的毫无问题吗？就算我们在意图上确实毫无问题，态度上呢？我们多数情况下的态度对于我们澄清别人的误读是起积极作用还是产生消极影响呢？要消除别人故意或者无意的误读，用更高的调门回击是不是最好的方式？

　　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在面对非议非难乃至刁难时应该沉默不语或着笑脸相迎，我们应该勇于发出声音，敢于面对争执，乃至善于“以牙还牙”，比如在南海问题上，当我们面对两个从前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联手发难时，毫不含糊地回应就是我们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毒”源于自以为是的“独”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多数情况下，我们在应对外界的误读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而这种强硬的背后是我们在三十年高速发展后形成的对自己独特性的心理认知。悄然间，我们对自己主要成就的自信逐渐变成了对全部变化的自信，甚至是自我迷恋。

　　在国内，我们认为能够靠警察和拆迁队同时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我们相信我们的环境和资源能够无限制地为经济奇迹提供物质基础，我们甚至相信会毒得死鱼的水对人无害。我们开始相信自己是独特的——既然只有中国能在30年里创造出如此令人震惊的经济成就，那就一定存在着我们现在只是还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国模式”。

　　相应地，在国际舞台，我们大力宣扬中国能实现和平与崛起的并行不悖，甚至开始执拗地要别人放弃“强者必霸”的逻辑，改信我们的善意——尽管40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记录的是全然不同的内容。

　　实际上，我们实现“崛起”的方式并不特殊——我们没有发明经济特区、没有创造出服务外包、没有首创强政府强市场的二元模式，连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不是我们在历史上最先提出的。今天中国赖以成功的许多东西别人早就提出过，只是我们做的“最好”罢了。而这个“最好”实际上既隐藏着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是建立在高昂的环境成本上的。

　　我们的“独特性”并无多少实际支撑，而我们却发展出了可能是全世界独有的自信。这种自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本来没有的自大和自傲，正在像毒品一样逐步侵蚀我们的理智、污染我们的内外环境。今日中国社会内含的许多“毒”实际上就是由于我们自以为的“独”造成的。

　　我们在心理层面认为自己是独特的，但实际上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相较他者并不特殊，我们不断扩展的利益也要求我们用和别人相去无几的手段进行维护。认知和现实的差距导致我们在面对质疑时更不愿意用客观的事实说明和耐心的逻辑阐释来澄清，而往往倾向于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从而导致在获得心理满足感的时候失去了外在说服力。

　　然而，这只是“独”之“毒”的一个方面而已，很可能还不是影响最深远的方面。我们对自身独特性的迷恋正在使我们养成凡事都要走捷径的习惯。既然很多事情“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得到”，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能避免曾经并在继续困扰别人的许多问题，别人为现代化而支付的代价我们可以不付、别人不堪重负的环境成本我们可以满不在乎、别人遵循的地缘政治逻辑我们可以超脱其中、别人说出来大家都不相信的主张我们却相信我们说出来以后大家都会相信——仅仅因为我们是我们，而不是别人。
　“解毒”需要自信，绝非自大

　　要治疗这种“毒”其实并不困难，只要我们肯承认自己并不独特：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有些我们能做到，比如我们能修起三峡开通天路，有些事情我们也做不到，比如我们无法在超越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实现“保8”，我们也无法在贫富分化超越公众忍受力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稳定。

　　归根结底，我们也不过是地球上的一个国家罢了。我们可以自信，却不能自大，或许面对其他地球村成员，我们有时候难免自大一点点——考虑到实力对比和发展趋势，这种“自大”或者说过于自信的基础并不全然虚妄，但我们在面对自己脚下的大地和身边的同胞乃至人类发展的规律时，却来不得任何一点自大。我们必须尊重规律，承认中国的发展在任何时候对内对外都是有条件的，我们对内不可能无条件地透支社会和自然成本，也不可能对外无条件地同时追求崛起与和平。

　　【作者简介】叶海林，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政治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著作有：专著《巴基斯坦——纯洁的国度》，译著《空间战争》等。

　　大国地位，弱国心态

　　“中国有超级文化内涵，是一流经济大国，二流政治心态，三流国民素质。”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是发人深省

　　【作者】杨锐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二十二年的电视对外宣传实践和国际交往经验让我明白，如果强行把世界分成东方和西方，我们不免陷入冷战思维；如果认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存在普适性，一味强调国情，外界对我们体制的怀疑会加深。

　　到底谁在误读？是西方习惯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居高临下地耳提面命？还是我们基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一味沉湎于殖民史的伤痛中，在悲情中强调走自己的路，顽强而执着地追求民族复兴的梦想？

　　与大国地位不符的心态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取得了三十年的高效发展。大部分中国人迅速摆脱贫困进入小康，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发展进入快车道，这让强调民主必须与市场经济联袂的“华盛顿共识”黯然失色。

　　不过，与之相对的“北京共识”的设计者应该明白，由于缺少制度设计的监督，我们的干群矛盾日益突出，腐败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

　　中国已经很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反之亦然。国际交往中，价值观的碰撞已经成为日常交往的一部分。特别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和危机公关处理方面，中国人在成长，在成熟。但是，事关国家安全，比如新疆和西藏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我们的谨慎成为了发达国家批评的目标。

　　谨慎是国家外交的性格之一。而关于国民性，我们一直在回味鲁迅弃医从文的社会背景和人文境界。我们文化上有糟泊，如对腐败的宽容，过于强调家长式的宗亲家族的亚洲体制；我们的经济大而不强，我们的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国民富而不贵，精神生活贫瘠，缺少社会责任和基本良知，法律意识淡薄；但是，某些所谓政治和商业精英又缺乏政治自信，导致近两年精英阶层的巨大流失，表现为向国外移民数量的剧增，和无形财富的流失。

　　有这样一种观点，将上述现象归纳为：“中国有超级文化内涵，是一流经济大国，二流政治心态，三流国民素质。于是，国人在文化上自恋，经济上自负，政治上又有些自卑。”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是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