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发火

中国人有两大优点：一是对自己俭朴，二是对朋友大方。前者令中国人到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连改革开放都受惠：当年海外华侨可是呼呼的回国投资。后者就形成了中国人的关系文化，好面子，讲排场，吃吃喝喝谈感情，也顺便办了事情。一句话，要够朋友，不能让外人看扁了。国情如此，人皆不能免俗，领袖亦不例外。
话说周恩来总理，他在五十年代曾经兼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外交部长。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周总理自是谨遵恪守，“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时常挂在嘴边。外交无小事，举轻若重，这是总理的一贯要求。当然，总理也有他的风格，那就是广交天下朋友，够意思。
总理擅长外事工作，经常迎来送往，其风度潇洒是有口皆碑的。50年代外交草创，朋友不多，除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盟友外，也就是亚非拉一些穷朋友。对朋友，总理向来是竭诚所至。相应地，外交工作上也就形成了些习惯做法，如内外有别，周密准备，打扫卫生，隆重欢迎，盛宴招待，厚礼馈赠，列队相送等。用俗话说，就是讲排场，图好看。外宾所到之处，各地早早就得准备，战战兢兢，生怕接待不周挨了批评。
有一次，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来访，恰巧北京来了一次寒流，乌兰诺娃受了点风感冒了，总理大怒，把接待人员叫来一顿好训：“斯大林的掌上珠，被你们当成了路边草！”当即以邓大姐的名义，送了一件貂皮大衣给乌兰诺娃，弄得对方还很意外。
还有一次，缅甸文工团访华，总理指示要厚礼相送，结果临走时每人送毛皮上衣一件。缅甸是终年湿热的亚热带丛林气候，这些人拿了毛皮衣服回去，一辈子可能也用不上。
诸如此类的请客送礼造成了相当大的铺张浪费，外交部很多人员也看不惯。副部长张闻天觉得国家还穷，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搞了一个礼宾改革方案准备呈报。当时正值总理主持反冒进时期，厉行节约，大砍基建。外交部有胆大的，就写了一个反对铺张浪费的材料送新华社当了内参。张闻天知道后觉得事情不妙，总理正在外出访亚欧十一国，国内整出一内参来，不明摆着针对总理吗！他想去撤回来，就去找总书记邓小平。小平同志向来领袖气质，举重若轻，手一挥：反映点情况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张闻天一时也没辙，这礼宾改革方案还得等总理批呢，却先挖了人家墙脚。
不久，总理回国，在国际俱乐部的一次酒会上发了脾气：以后要是请客没钱，用我的工资！旁边的贺龙和乔冠华一看不好，赶紧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这才圆了场。张闻天这次没到会，听到消息后只能徒然长叹。果然，礼宾改革方案就此无声无息。
总理发火，自是有来由的。吃点喝点，送点礼，算什么，国家的脸面为大。要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是够意思的。也因此，那时的外交路线就是意识形态划线，国家利益不计，竭力支援亚非拉国家的革命建设，自己要勒紧肚皮，即使国内闹饥荒饿死人也照做不误。于是，养了一帮如古巴、越南、阿尔马尼亚这样的国家，吃你喝你的回头还骂你打你。弄到后来，毛泽东自己在接见外宾时也发了牢骚：现在我们没什么朋友了，我们孤立了。
十九世纪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有过一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远的只有利益。英国人和美国人把这一套玩到了极致，一贯损人利己。而中国人呢？我们的政治谋略自古以来就是博大精深，但是，在现代国家关系的把握上，什么时候也能做到博大精深呢？中国人有两大优点：一是对自己俭朴，二是对朋友大方。前者令中国人到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连改革开放都受惠：当年海外华侨可是呼呼的回国投资。后者就形成了中国人的关系文化，好面子，讲排场，吃吃喝喝谈感情，也顺便办了事情。一句话，要够朋友，不能让外人看扁了。国情如此，人皆不能免俗，领袖亦不例外。
话说周恩来总理，他在五十年代曾经兼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外交部长。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周总理自是谨遵恪守，“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时常挂在嘴边。外交无小事，举轻若重，这是总理的一贯要求。当然，总理也有他的风格，那就是广交天下朋友，够意思。
总理擅长外事工作，经常迎来送往，其风度潇洒是有口皆碑的。50年代外交草创，朋友不多，除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盟友外，也就是亚非拉一些穷朋友。对朋友，总理向来是竭诚所至。相应地，外交工作上也就形成了些习惯做法，如内外有别，周密准备，打扫卫生，隆重欢迎，盛宴招待，厚礼馈赠，列队相送等。用俗话说，就是讲排场，图好看。外宾所到之处，各地早早就得准备，战战兢兢，生怕接待不周挨了批评。
有一次，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来访，恰巧北京来了一次寒流，乌兰诺娃受了点风感冒了，总理大怒，把接待人员叫来一顿好训：“斯大林的掌上珠，被你们当成了路边草！”当即以邓大姐的名义，送了一件貂皮大衣给乌兰诺娃，弄得对方还很意外。
还有一次，缅甸文工团访华，总理指示要厚礼相送，结果临走时每人送毛皮上衣一件。缅甸是终年湿热的亚热带丛林气候，这些人拿了毛皮衣服回去，一辈子可能也用不上。
诸如此类的请客送礼造成了相当大的铺张浪费，外交部很多人员也看不惯。副部长张闻天觉得国家还穷，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搞了一个礼宾改革方案准备呈报。当时正值总理主持反冒进时期，厉行节约，大砍基建。外交部有胆大的，就写了一个反对铺张浪费的材料送新华社当了内参。张闻天知道后觉得事情不妙，总理正在外出访亚欧十一国，国内整出一内参来，不明摆着针对总理吗！他想去撤回来，就去找总书记邓小平。小平同志向来领袖气质，举重若轻，手一挥：反映点情况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张闻天一时也没辙，这礼宾改革方案还得等总理批呢，却先挖了人家墙脚。
不久，总理回国，在国际俱乐部的一次酒会上发了脾气：以后要是请客没钱，用我的工资！旁边的贺龙和乔冠华一看不好，赶紧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这才圆了场。张闻天这次没到会，听到消息后只能徒然长叹。果然，礼宾改革方案就此无声无息。
总理发火，自是有来由的。吃点喝点，送点礼，算什么，国家的脸面为大。要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是够意思的。也因此，那时的外交路线就是意识形态划线，国家利益不计，竭力支援亚非拉国家的革命建设，自己要勒紧肚皮，即使国内闹饥荒饿死人也照做不误。于是，养了一帮如古巴、越南、阿尔马尼亚这样的国家，吃你喝你的回头还骂你打你。弄到后来，毛泽东自己在接见外宾时也发了牢骚：现在我们没什么朋友了，我们孤立了。
十九世纪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有过一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远的只有利益。英国人和美国人把这一套玩到了极致，一贯损人利己。而中国人呢？我们的政治谋略自古以来就是博大精深，但是，在现代国家关系的把握上，什么时候也能做到博大精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