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零式战斗机

零，一A6M2 21型，现在被称为'古贺的零'后，飞行员，飞行士官忠义古贺。它是第一个零落入盟军手中或多或少完好无损，并通过了关于阿库坦在阿留申群岛岛屿PBY巡逻中发现1942年7月。

关于1942年6月4日的飞机参加了在荷兰港口袭击的一部分，被损坏...一油线被切断。古贺无疑知道，他可能不会让他回承运人，龙城，因此决定把对阿库坦迫降。该岛已被指定为日本人所紧急降落该区附近驻扎，拿起了潜艇被击落的飞行员。

古贺选择了一个草甸子在其中把飞机下降，降低了起落架...一个错误的决定为他付出最大的代价。当车轮上解决这草甸子'他发现为时已晚，这不是因为他原以为固。这是相当沼泽和车轮挖，翻转到背部的飞机了。

古贺的的wingmen，像所有IJN零飞行员，并根据命令，防止落入敌人手中不惜一切代价零。他们应该有飞机扫射，但没有，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有幸存的古贺登陆或没有。因此，他们赶回到龙城，希望古贺幸存者，并会破坏自己的飞机。

不幸的是他们，和日本，古贺的脖子其余已被打破时，飞机翻转过去，他在那里呆了与他的飞机，直到一个多月后，当一个美国海军PBY一番话，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战争期间发现针对日本。

是不是以前《航空知识》连载过的飞虎队德籍工程师的回忆录？！不知道有没有全文？！

好帖子！第一次听说

回复 3# 酒后胡言





    我在飞虎队（上）

　　本文作者格哈特·纽曼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来到中国，在陈纳德飞虎队中工作，以亲身经历叙述了抗日战争中美联合对日空中作战的一些情况，可供参阅。本文摘译自美国纽约威廉莫洛出版公司1984年版《德国佬赫尔曼》（Hhema the Germam）一书。
　　在昆明，一个阳光明媚的寒冷早晨，我的邻居查理·李·陈纳德正要乘他的旧福特车外出时，我刚离开宿舍向汽车修理厂走去。他喊住了我。“你听说日本空军在珍珠港袭击美国舰队的新闻了吗？”我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珍珠港在什么地方。陈纳德简短地告诉我，12月7日早晨在夏威夷发生的事情。他还证实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即美国人在缅甸驾驶三个驱逐机中队，其中的一个中队将在几天内飞抵昆明，而且他本人是这支联合队伍的指挥官。三个美国驱逐机中队全是志愿人员。自1941年以来，在仰光北面按照陈纳德上校制订的规范进行了紧张的再培训。缅甸中央飞机制造公司当时仍在装配为中队使用的寇蒂斯－莱特P－40“战斧”战斗机。由252名士兵和2名护士组成第一支“中国空军的美国志愿队”。
　　陈纳德问我是否愿意放弃我的汽车修理厂，而加入他的前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和机械师队伍。“行，我参加。”我把汽车修理厂转让给了一个德国难民。他是两个月前与我合办修理厂的，又把那个漂亮的绿色敞蓬汽车还给了李厅长，并且首批来到中国的两个中队的美国军事人员一起住进了1号宿舍。他们给我取了一个“赫乐意轻”的绰号。在整个第二次大战期间他们一直叫我“德国佬赫尔曼”。
　　珍珠港事件后，昆明居民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为了保护这个城市不遭空袭，1941年12月中旬，美军到达昆明。在昆明的首次空战中，美战斗机在空中等待着日军的到来，十架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惊骇的日本轰炸机全部被击落。五天以后，日军再次进行空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那是一年中昆明的最后一次空袭。
　　1942年3月，仰光沦陷到日本陆军手中之前不久，三个美军志愿飞行中队中的最后一个中队（在敌人的偷袭中或事故中已损失了一些人员和飞机）从缅甸转移到中国。他们沿着东部和南部战线分散驻扎，每个飞行中队都经常在各个基地之间转场，以防止日军对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进行袭击而不遭受损失。我们的飞机在螺旋桨后的螺毂罩上画上了鲨鱼的牙齿，一只飞行的考虑伸展蓝色的小翅膀正跳过象征胜利的“V”形字母，作为飞虎队的标志。在中国的美国飞虎队成员很快成为英雄人物，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损失与击落敌机的比例为1∶7，而且还因为1942年初盟军损失沉重，处境不佳，迫切需要鼓舞从心的战斗新闻。
　　日本人很快认识到空战不再是单方面可以取胜的事情，他们必须要具有数量上的优势才能袭击我们的基地。自从1941年12月在昆明上空受挫之后，日本轰炸机在白天击美军空军基地时，总是由零式战斗护航。与他们的轻轰炸机相比，零式战斗机优越行多。这种飞机装备了两挺7．7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它可穿过螺桨射击，在机翼上装有两门20毫米的机关炮。
　　到1942年年中，日本空军已把飞虎队视为“劲敌”。日方的一架飞机在桂林机场上空撒下传单：“我们，帝国军队的飞行员，与你们，飞虎队的飞行员，6月28日下午3时在桂林上空决战。”除了熟悉日本人的查理·陈纳德外，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诡计或圈套。他命令从另一个基地调一个中队增援已在桂林的飞行中队。6月28日，4架P－40战斗机被派往西南方向上空，并命令在这个“约会”的前十分钟，在高空隐蔽盘旋。两个中队剩下的26架P－40战斗机等待在机场跑道的尽头，将屐机预热空转。陈纳德发出命令，要他们在午后两点三刻起飞。非常准时，在3点前一点儿，我们清晰地听出零式战斗机飞行大队的嗡嗡声。地面电台警告在高空盘旋的4架我方飞机：“帝国挑战者的60架飞机正向我方飞来”。仅一分钟之后，我们的24架P－40战斗机命令不必被日机数量上的优势而胆怯，并且也不必为突然从激战中摆脱出来而感到羞愧。当时我们猜想（但并不知道），零式战斗机不能很快俯冲。十分钟后，双方的燃料已所剩无几，敌方飞机已撤退了。他们遗弃了14架飞机和14名飞行员，我方四人不得不跳伞，但无一人失踪或受伤。
　　1942年5月传说美国志愿兵大队不久要解散并且正规的陆军航空队将代替我们。陈纳德被推荐重返指挥在中国的美国空军。罗斯福总统给他连升四级、晋升为准将，他接受了。
　　陈纳德事先并不告诉我他已经要求得到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批准，在美国志愿兵大队解散的时候，把我的名字加入美国空军。1942年7月4日的一个晚上，在桂林兵营中，我，一个德国公民，还是作为一个空军中士宣誓加入美国空军。我在美国空军第76战斗机中队以总工程师的身份开始。第76战斗机中队是组成第23战斗机大队的三个中队中的一个，这个大队是由39名飞虎队的官兵所组成。
　　日军攻占滇缅公路西端这后，这条公路交通中断。1942年中国就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只有从鳊东部阿萨姆运进货物。此航线要飞越两万英尺（6,096米）盖满积雪的山峰，期间还有许多不曾测量过击高于二万三千英尺（7 010米）的山峰，有许多飞机和它们的机组人员由阿萨姆起飞前往中国后，从此下落下明。

装配零式战斗机

　　1942年10月的一天，陈纳德将军叫我去，对我说：“纽曼，我们得到一架零式战斗机，它是中国农民在海南岛对岸日军的占领的海滩上搞到的，相当完好。已把飞机拆散运往内地，可能许多零件已损坏或丢失。幸好我们在过去九个月里打下了许多零式战斗机，残骸中必定有零件。看能否将它拼凑成一架飞机，用它试飞，并且与我们自己的飞机对阵比武？把这些该死的飞机修复到使用状态对美国至关重要！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完全不知所措，“谢谢，是，长官！”
　　陈纳德交给我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单面通行证，上面已贴有我的照片和他的签名，仅需按我的拇指印。这张通行证给我对任何事情的最高的优先权，如我所需要的交通工具、审问或拘留日本战俘的权利或中国官方的协助。
　　没有图纸和使用手册，要装配零式战斗机对任何工程师都是一种考验。据说有六名中国机械师正在存放零式飞机残骸的地点等我。这项被列为机密的项目是在树木中进行的，工地离战斗机着陆跑道只有几英尺，与日军防线靠是很近。当然在那里既没有机库也没有电力，我们必须全部用楹手、手摇钻、各种铆钉和铁锤进行工作，同时用炭火对螺旋桨加热并将它校直。
　　我们把机身同两个机翼放在三个55加仑的空汽油桶上。从其它零式战斗机上拆下来的部件马上就能看出，这些飞机还没有进行批生产。这对我们的情报工作是一个重要消息。我们找不到原来的轮胎，中国农民已将这些轮胎割下来做鞋底用了。因此只限用古老的美国鹰式双翼机的轮胎来代替。用来蒙盖零式飞机副翼、方向舵和和升降舵的日本纺织品已被改做衣服,所以我们只好用中国的丝绸来蒙盖，再涂上几层漆。过了两个月，我用密码电报告诉总部零式战斗机可以飞行了。我们急于将飞机飞离附近的日军防线，回到桂林我们自己的有良好设备的战斗机基地。
　　第三天早晨，一架B－25轰炸机在应急的短跑道上着陆，机上载来约翰·艾利森少校，由他第一个驾驶“我们的”零式战斗机首次飞行。他是第一流的飞行员，也是在中国最早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王牌驾驶员之一。在我把飞机滑行到碎石铺的跑道尽头之前，我站在零式战斗机机翼上，俯身指给艾利森少校看驾驶舱内发动机和飞行窑设备的位置，告诉他如何看懂日本仪表。然后我将驾驶座位让给艾利森少校，并他好运气。在这条应急跑道上我们不想浪费一分钟，经常害怕日本轰炸机出现，使我们的努力付之东流。
　　我快速跑向B－25飞机，它的两个发动机始终在运转，爬上它可收缩的梯子，爬进有机玻璃尾架位置，我俯卧在那里，准备好照相机。我们起飞了，在零式战斗机上空低空盘旋，我看到它的螺旋桨没有转动。我们的B－25飞机必须再次着陆。我急忙跑向少校，并对他更详细地讲解应搬动哪一根操纵杆才能防止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再次停止工作。
　　在两名中国机械师的帮助下，我再次起动零式飞机。我建议少校快速飞到我们前面，然后再“低空慢速”飞向桂林的我们的空军基地。这样，我们的轰炸机能追上或超过它。我想拍摄这架战利品飞机在飞行中的近照，然后赶在零式飞机前面在桂林着陆。艾利森少校必须以低速飞越机场上空，这样我可以面容起落架“放下”状态，如果没有问题，我将给他发出预选规定的着陆信号。
　　当艾利森打开油门准备起飞时，发动机保持着工作。我感到肌肉紧张。接着，看到零式飞机腾空起飞又多么激动啊！我向上帝祈祷一切交好运。
　　我们的零式战斗机飞到桂林的消息传开了。几百名美国兵排列在跑道两旁。陈纳德将军在场，总统特使赫尔利也在场。在我们上空，四架P－40在高空盘旋警戒。得到同意后我们的B-25飞机比零式飞机先着陆。当艾利森低空低空低速飞过机场时，这架飞机对我来说看起来很神气。当艾利森低空低速飞过机场时，从群掌声雷动。放下的起落架看起来也很好，我便挥动着旗准许着陆。
　　艾利森少校以每小时60英里（96．5公里）的速度接近跑道。但是右边的起落架发生故障，于是他决定用单轮着陆。他用左起落架着陆，同时右机翼翼尖碰碰在碎石跑道上。飞机轴转动着，左面起落架折断了。机身、机翼和螺旋桨扭曲了。装满75加仑燃料的腹部油箱撞成碎片。令人惊奇的是艾利森少校没有受伤，并且当100辛烷的汽油洒在碎石跑道上，飞机滑行停止时仅引起一股轻烟，但飞机没有爆炸起火。
　　当灰尘散去后，陈纳德将军、艾利森少校和我一起检查残骸，不到一分钟我了不幸事故产生的原因：起飞时，螺旋桨吹起的一粒细小的碎厂进入右起落架的机械装置中，卡死右起落架。陈纳德将军立刻命令把损坏的飞机运离跑道并加以伪装。那么下一个命令该是什么呢？命令我再次修复零式飞机。我从未期望过这样的信任。
　　我从来没有这样努力的工作过，每天工作那么多小时。我们非常需要零式战斗机的性能数据，并依据它来制定作战战术。
　　在工作即将完成时，我累病了，并发了斑疹伤寒、疟疾和黄疸病。附近没有美国医生。派来了一架C－47运输机，带着医生、护士和牧师（！），陪伴我飞往昆明的基地医院。大约过了三个星期，我准备出院回去。
　　我穿着一件毛里的飞行服，裹在毯子里，躺在零式飞机旁边的行军床上指挥工作。经过两周的紧张修复，又要准备飞行了。这次是从桂林飞往昆明的航空队总部。飞行员是我所属中队的队长马奥尼少校。我们同意中队的队长马奥尼少校。我们同意让轮子处于“放下锁住”位置，确信另一次起落架事故是绝对还会发生的。450英里（724公里）的航程毫不困难地完成了。
　　接着，把所有在中国能飞的飞机和零式战斗机作了比较。1943年5月15日之前，完成所有评定性能的飞行。驻守华盛顿的美国航空队总部下令将零式飞机运回美国。首先在各个城市飞行并推销战时公债，然后把它交给俄亥俄州代顿市车内技术情报机关研究。
　　陈纳德将军折电报给我，要我在加尔各答医院休息一个月，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休假。

我在飞虎队（下）

　　本文作者格哈特·纽曼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来到中国，在陈纳德飞虎队中工作，以亲身经历叙述了中美联合对日空战的一些情况。本文第一部分分刊登在我刊5月号上，介绍1942年陈纳德飞虎队在昆明的战况，地勤维护和修复战利品－－日本零式战斗机的艰苦生活。本文摘译自美国纽约威谦莫洛出版公司1984年版《德国佬赫尔曼》（Hermam the beuman)一书。

目标－－台湾

　　我在加尔各答养病期间，享受到有床招待的真正医院的病床、热水淋浴和美味的军队伙食。但是，一个人有那么多时间仅用于休息和娱乐，开始还过得去，后来我就厌烦了。结束医院的帐，我就搭乘飞机去中国等待分配任务。我离开飞行中队的时候，很多成员已返回美国，现在我不得不训练一批新入伍的士兵，培养他们学会在实战条件下维护战斗机。
　　1943年底，中国南方的雨季迫使我们把第76战斗机中队转移到衡阳的北面。在感恩节的前两天，事先未接到通知，我和我的一部份机组成员就秘密飞到遂川，这是美国飞机在中国的最东南边的机场，它衡阳东面大约120英里（193公里）的地方。去年，中国工人已经能够建造临时的机场跑道。用稻草伪装起来的数百个55加仑燃料桶已经利用水牛拉着的双轮木车通过敌军前沿阵地，这个重要秘密行动显然是很成功的。不管是敌人还是我们自己，都不了解陈纳德将军的计划。
　　第二天傍晚，15架旧式寇蒂斯P－40战斗机在20只手持导航灯的导航下，降落在笔直的砂砾跑道上。半小时以后，18架最新的、速度较快、航程较长的美国北美飞机公司制造的P－51型“野马”式战斗机和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P－38型“闪电式”战斗机出现了。随后几分钟内，一个中队的B－25轰炸机也在遂川降落。轰炸机飞行员带来了黄色水上救生服。这是为什么？我和全体飞行员都不知道。希尔是指挥官，他是原飞虎队成员，同时也是飞行员中的杰出人才。
　　次日，1943年感恩节的清晨，我们的P－40飞机离开临时机场向北飞行，来迷惑那些可能向日本情报机关报告关于遂川事态发展的人。三十分钟后，所有的P－51、P-38和B－25型飞机以排列紧密的队形向东南方向台湾海峡飞去。直到这时才告诉我们任务的内容，同时我们才明白轰炸机飞行员为什么要携带水上救生服。
　　这是一次远距飞行，所以必须选择最短的航线以节省燃料，同时也是为了有可能返回遂川。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流逝，我们只有干着急。禁止使用电通信，我们无法得到突击队的情况。这些年来，美国的侦察机已向陈纳德将军提供了许多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在台湾机场上停放着大量日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日本人知道台湾是在P－40飞机的战斗半径之外，所以没考虑制抵美国轰炸机的袭击，这是日本使用台湾这个“完全”的岛屿的原因。因为台湾是日本飞机飞往南太平洋诸岛的中继站，因此它具有极好的跑道和完善的飞行服务设施。
　　我们对战斗机和处机的飞行时间曾作了周密的安排，因此相互间不会干扰。他们必须以很短的间隔时间，准确地目标上空。由于所带燃料不足，绝对不允许发生任何混乱。
　　完全符合侦察机提供的情报，我们的飞行员发现日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机场跑道的两侧整齐地排成两行。我们的P-51、P－38和B－25飞机贴着中国稻田和台湾海峡低飞，使日本的防御雷达系统毫无察觉，出其不意地袭击，百分之百地成功！仅有七架零式飞机在最后时刻起飞，但在他们还未收起起落架之前就被击落了。
　　飞机从遂川起飞后3个半小时，在地平线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黑点。当飞机在我们的临时机场着陆时，我们激动地在给他们计数，全部安全返航。
　　当我们返回大本营时，对于1943年感恩节是太晚了。我们喜出望外地接到了陈纳德将军发来的电报：“感谢大家，供应感恩节的火鸡将晚一天到”。他已经命令一架装载着火鸡的C－47运输机从印度飞往我们在中国的衡阳基地，实现了请每个到过遂川的人吃火鸡的诺言。

秘密代理人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从中国士兵那儿学会了很多中国话，相处中我完全有能力与他们随意交谈。，我应邀借调到空军地勤部队资源技术组。它是战时中央情报局战略情报办公室的一个下属单位。在连续的（乱码）。
　　有一次，一名海军上校和我头顶斗笠，肩上挑着一付竹扁担，扁担两端挂着两个晃荡的蒲包。我们俩在又窄又滑的稻田田埂上走了好几天，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在农民家里睡觉。在我们周围经常有穿着黑衣服，配带德国盒子枪的中国游击队员保护着我们。
　　我们的任务之一是通过无线电来引导飞机攻击日军。在我们的吉普车藏在能够敌军阵地的竹林中，无线电发报机靠手摇发电机供电，所以我们两人中总有一个人要拼命地援它，这个比起侦察任务来更辛苦。通过来自地面的引导，如果我们的空军从上面不能看见目标，也能准确地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可以空投杀伤或爆破的炸弹。
　　当我们完成任务返回部队时，美军留守人员正在烧毁桂林的主要基地，摧毁供应站、营房和两条跑道，很显然，日军已决心要消灭在中国的美国空军，他们始终把这个部队看成是他们的眼中钉。
　　1944年10日中旬，陈纳德将军从昆明的空军总部打来电报，命令我忙尽快向他汇报。季风季节刚刚开始，在中国东部地区不可能飞行。战略情报处的一位上尉与我同行，征用了一辆稀有的撤退用的吉普车，他和我以平均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在泥泞的的、没有任何铺垫的公路上行驶了550英里（885公里）。我们轮流开车，日夜兼程。在路上我们吃的是冰冷的低级口粮。当我们到达第14航空队总部时，又饿又累，而且没有刮过胡子。
　　我立即被领进了将军办公室，陈纳德将军如我到他的总部，倾听我在东部前线的最新观察报告情报处处长报告情况。,由于我处理的都是机密材料，所以陈纳德要使我得到战地委任，获得军官资格。
　　几番问答之后，陈纳德将军按铃叫助手：“这是纽曼上士。”陈纳德说：“我要他马上去华盛顿，向战略情报处处长多诺万将军汇报情况，请给他办好旅行文件。”
　　“将军，我认识纽曼上士。”他有些犹豫，然后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有过纽曼的美国之行可能是不合法的，先生……。”
　　“就是让我不佥地进入美国又有什么不对？”将军火早三丈，拳头狠狠地砸在桌子上，以致茶杯里的水都泼了出来。他命令助手不理睬什么法令，立即打字，为我办好支华盛顿的旅行手续，注明“由美国陆军第十四空军指挥上将派出，执行秘密的口头汇报任务。”
　　“把打好的命令送到这里来，”将军催促助手：“纽曼等逢要呢！”等他的助手走了以后，将军向我眨眨眼睛，说道：“全办妥了，你就搭下班飞机快离开这里，在那些蠢文人制造更多的麻烦之前离开。”
　　我乘座的寇蒂斯“突击兵”式C－46飞机是一架运送锡和黑钨矿到缅甸去的运输机，在缅甸把运送的货物卸下。机组乘员警告我说：在21000英尺（6400米）的高空，飞机将只能提供给我呼吸所必须的最少氧气量，以便我们在没有加压的机舱里生存两个半小时。并且提醒我，在飞行过程中可能推动知觉，对些要有准备。他们让我穿上毛里子的飞行服，并让我躺在金属块上。
　　飞机起飞之后，我坐起来看了昆明一眼，遥望那可爱的滇池，周围的群山和稻田，接着我就推动了知觉。当我苏醒过来时，潮湿的森林空气涌进了机舱。包着头巾的印度工人已开了宽敞的机门，并凝视着我。在过去三小时已飞越驼峰，我们在阿萨姆的丁沾着陆。一小时之后，我改乘了另一架寇蒂斯C－64运输机。它飞往北非大西洋海岸上的卡萨布兰卡，沿途经过亚格拉、卡拉其、开办和突尼斯。
　　1944年10月26日上午6点半，我们的飞机到达了纽约拉瓜迪亚机场。我一到华盛顿，立即约见了著名的多诺万将军。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获得美国国会荣誉勋章。这位美国战略情报处处长，友好地、和霭地站在办公室门口迎接了我。
　　在我第一次拜访多诺万将军六个星期之后，再一次见到了他。他告诉我一个坏消息，不管国防部有识之士如何努力，仍然不能象陈纳将军申请那样提升我为美国军官。因为从法律上产，我仍然不能象陈纳德将军申请那样提升是为美国军官。因为从法律上说，我仍然是他们的敌人同盟的公民。多诺万将军表示他还要继续努力，“即使要取得国会的法令！”我捻了，但这是现实。我只好写信给陈纳德将军，要求他把我调回中国。

国会法令

　　1945年5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华盛顿的电报：“今天，国会提出公民身份法，祝贺你俩克拉雷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简直是喜出望外。多诺万将军竟然说服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纽约国会众议院议员安德鲁斯提出一项法案，来解决我所处的特殊情况下的国籍要求。
　　“战争结束了”“日本投降了！”
　　1945年8月18日，我告别了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名字被列在美国第十四空军首批返美的名单中。靠近卡拉其港，竖起一座供给数千名美军使用帐篷城。高音喇叭在二十四小时中不停地宣布搭乘第一艘战舰回国的人员军衔、姓名和番号。这艘“胜利”号船已经到它能运载5000名士兵和200名护士。
　　二十三天以后，我们一直等待的时刻到来了。在天将破晓之前，大家都起了床，走到甲板上去看纽约港的入口处。在我们这条船的两侧，分别悬挂着两条红色，金色相间的杠幅，上面写着“首批从中国－缅甸－印度回国的战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纽曼进了通用电器公司，并担任了聚资数十亿美元的喷气式发动机集团的负责人，现在他已经退休了，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斯威普斯科特。

200贴Mark一下。

这鸡鸡的弹药（主要指20mm炮）怎么解决的啊？

我在飞虎队（上）

　　本文作者格哈特·纽曼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来到中国，在陈纳德飞虎队中工作，以亲身经历叙述了抗日战争中美联合对日空中作战的一些情况，可供参阅。本文摘译自美国纽约威廉莫洛出版公司1984年版《德国佬赫尔曼》（Hhema the Germam）一书。
　　在昆明，一个阳光明媚的寒冷早晨，我的邻居查理·李·陈纳德正要乘他的旧福特车外出时，我刚离开宿舍向汽车修理厂走去。他喊住了我。“你听说日本空军在珍珠港袭击美国舰队的新闻了吗？”我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珍珠港在什么地方。陈纳德简短地告诉我，12月7日早晨在夏威夷发生的事情。他还证实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即美国人在缅甸驾驶三个驱逐机中队，其中的一个中队将在几天内飞抵昆明，而且他本人是这支联合队伍的指挥官。三个美国驱逐机中队全是志愿人员。自1941年以来，在仰光北面按照陈纳德上校制订的规范进行了紧张的再培训。缅甸中央飞机制造公司当时仍在装配为中队使用的寇蒂斯－莱特P－40“战斧”战斗机。由252名士兵和2名护士组成第一支“中国空军的美国志愿队”。
　　陈纳德问我是否愿意放弃我的汽车修理厂，而加入他的前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和机械师队伍。“行，我参加。”我把汽车修理厂转让给了一个德国难民。他是两个月前与我合办修理厂的，又把那个漂亮的绿色敞蓬汽车还给了李厅长，并且首批来到中国的两个中队的美国军事人员一起住进了1号宿舍。他们给我取了一个“赫乐意轻”的绰号。在整个第二次大战期间他们一直叫我“德国佬赫尔曼”。
　　珍珠港事件后，昆明居民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为了保护这个城市不遭空袭，1941年12月中旬，美军到达昆明。在昆明的首次空战中，美战斗机在空中等待着日军的到来，十架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惊骇的日本轰炸机全部被击落。五天以后，日军再次进行空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那是一年中昆明的最后一次空袭。
　　1942年3月，仰光沦陷到日本陆军手中之前不久，三个美军志愿飞行中队中的最后一个中队（在敌人的偷袭中或事故中已损失了一些人员和飞机）从缅甸转移到中国。他们沿着东部和南部战线分散驻扎，每个飞行中队都经常在各个基地之间转场，以防止日军对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进行袭击而不遭受损失。我们的飞机在螺旋桨后的螺毂罩上画上了鲨鱼的牙齿，一只飞行的考虑伸展蓝色的小翅膀正跳过象征胜利的“V”形字母，作为飞虎队的标志。在中国的美国飞虎队成员很快成为英雄人物，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损失与击落敌机的比例为1∶7，而且还因为1942年初盟军损失沉重，处境不佳，迫切需要鼓舞从心的战斗新闻。
　　日本人很快认识到空战不再是单方面可以取胜的事情，他们必须要具有数量上的优势才能袭击我们的基地。自从1941年12月在昆明上空受挫之后，日本轰炸机在白天击美军空军基地时，总是由零式战斗护航。与他们的轻轰炸机相比，零式战斗机优越行多。这种飞机装备了两挺7．7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它可穿过螺桨射击，在机翼上装有两门20毫米的机关炮。
　　到1942年年中，日本空军已把飞虎队视为“劲敌”。日方的一架飞机在桂林机场上空撒下传单：“我们，帝国军队的飞行员，与你们，飞虎队的飞行员，6月28日下午3时在桂林上空决战。”除了熟悉日本人的查理·陈纳德外，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诡计或圈套。他命令从另一个基地调一个中队增援已在桂林的飞行中队。6月28日，4架P－40战斗机被派往西南方向上空，并命令在这个“约会”的前十分钟，在高空隐蔽盘旋。两个中队剩下的26架P－40战斗机等待在机场跑道的尽头，将屐机预热空转。陈纳德发出命令，要他们在午后两点三刻起飞。非常准时，在3点前一点儿，我们清晰地听出零式战斗机飞行大队的嗡嗡声。地面电台警告在高空盘旋的4架我方飞机：“帝国挑战者的60架飞机正向我方飞来”。仅一分钟之后，我们的24架P－40战斗机命令不必被日机数量上的优势而胆怯，并且也不必为突然从激战中摆脱出来而感到羞愧。当时我们猜想（但并不知道），零式战斗机不能很快俯冲。十分钟后，双方的燃料已所剩无几，敌方飞机已撤退了。他们遗弃了14架飞机和14名飞行员，我方四人不得不跳伞，但无一人失踪或受伤。
　　1942年5月传说美国志愿兵大队不久要解散并且正规的陆军航空队将代替我们。陈纳德被推荐重返指挥在中国的美国空军。罗斯福总统给他连升四级、晋升为准将，他接受了。
　　陈纳德事先并不告诉我他已经要求得到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批准，在美国志愿兵大队解散的时候，把我的名字加入美国空军。1942年7月4日的一个晚上，在桂林兵营中，我，一个德国公民，还是作为一个空军中士宣誓加入美国空军。我在美国空军第76战斗机中队以总工程师的身份开始。第76战斗机中队是组成第23战斗机大队的三个中队中的一个，这个大队是由39名飞虎队的官兵所组成。
　　日军攻占滇缅公路西端这后，这条公路交通中断。1942年中国就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只有从鳊东部阿萨姆运进货物。此航线要飞越两万英尺（6,096米）盖满积雪的山峰，期间还有许多不曾测量过击高于二万三千英尺（7 010米）的山峰，有许多飞机和它们的机组人员由阿萨姆起飞前往中国后，从此下落下明。

装配零式战斗机

　　1942年10月的一天，陈纳德将军叫我去，对我说：“纽曼，我们得到一架零式战斗机，它是中国农民在海南岛对岸日军的占领的海滩上搞到的，相当完好。已把飞机拆散运往内地，可能许多零件已损坏或丢失。幸好我们在过去九个月里打下了许多零式战斗机，残骸中必定有零件。看能否将它拼凑成一架飞机，用它试飞，并且与我们自己的飞机对阵比武？把这些该死的飞机修复到使用状态对美国至关重要！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完全不知所措，“谢谢，是，长官！”
　　陈纳德交给我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单面通行证，上面已贴有我的照片和他的签名，仅需按我的拇指印。这张通行证给我对任何事情的最高的优先权，如我所需要的交通工具、审问或拘留日本战俘的权利或中国官方的协助。
　　没有图纸和使用手册，要装配零式战斗机对任何工程师都是一种考验。据说有六名中国机械师正在存放零式飞机残骸的地点等我。这项被列为机密的项目是在树木中进行的，工地离战斗机着陆跑道只有几英尺，与日军防线靠是很近。当然在那里既没有机库也没有电力，我们必须全部用楹手、手摇钻、各种铆钉和铁锤进行工作，同时用炭火对螺旋桨加热并将它校直。
　　我们把机身同两个机翼放在三个55加仑的空汽油桶上。从其它零式战斗机上拆下来的部件马上就能看出，这些飞机还没有进行批生产。这对我们的情报工作是一个重要消息。我们找不到原来的轮胎，中国农民已将这些轮胎割下来做鞋底用了。因此只限用古老的美国鹰式双翼机的轮胎来代替。用来蒙盖零式飞机副翼、方向舵和和升降舵的日本纺织品已被改做衣服,所以我们只好用中国的丝绸来蒙盖，再涂上几层漆。过了两个月，我用密码电报告诉总部零式战斗机可以飞行了。我们急于将飞机飞离附近的日军防线，回到桂林我们自己的有良好设备的战斗机基地。
　　第三天早晨，一架B－25轰炸机在应急的短跑道上着陆，机上载来约翰·艾利森少校，由他第一个驾驶“我们的”零式战斗机首次飞行。他是第一流的飞行员，也是在中国最早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王牌驾驶员之一。在我把飞机滑行到碎石铺的跑道尽头之前，我站在零式战斗机机翼上，俯身指给艾利森少校看驾驶舱内发动机和飞行窑设备的位置，告诉他如何看懂日本仪表。然后我将驾驶座位让给艾利森少校，并他好运气。在这条应急跑道上我们不想浪费一分钟，经常害怕日本轰炸机出现，使我们的努力付之东流。
　　我快速跑向B－25飞机，它的两个发动机始终在运转，爬上它可收缩的梯子，爬进有机玻璃尾架位置，我俯卧在那里，准备好照相机。我们起飞了，在零式战斗机上空低空盘旋，我看到它的螺旋桨没有转动。我们的B－25飞机必须再次着陆。我急忙跑向少校，并对他更详细地讲解应搬动哪一根操纵杆才能防止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再次停止工作。
　　在两名中国机械师的帮助下，我再次起动零式飞机。我建议少校快速飞到我们前面，然后再“低空慢速”飞向桂林的我们的空军基地。这样，我们的轰炸机能追上或超过它。我想拍摄这架战利品飞机在飞行中的近照，然后赶在零式飞机前面在桂林着陆。艾利森少校必须以低速飞越机场上空，这样我可以面容起落架“放下”状态，如果没有问题，我将给他发出预选规定的着陆信号。
　　当艾利森打开油门准备起飞时，发动机保持着工作。我感到肌肉紧张。接着，看到零式飞机腾空起飞又多么激动啊！我向上帝祈祷一切交好运。
　　我们的零式战斗机飞到桂林的消息传开了。几百名美国兵排列在跑道两旁。陈纳德将军在场，总统特使赫尔利也在场。在我们上空，四架P－40在高空盘旋警戒。得到同意后我们的B-25飞机比零式飞机先着陆。当艾利森低空低空低速飞过机场时，这架飞机对我来说看起来很神气。当艾利森低空低速飞过机场时，从群掌声雷动。放下的起落架看起来也很好，我便挥动着旗准许着陆。
　　艾利森少校以每小时60英里（96．5公里）的速度接近跑道。但是右边的起落架发生故障，于是他决定用单轮着陆。他用左起落架着陆，同时右机翼翼尖碰碰在碎石跑道上。飞机轴转动着，左面起落架折断了。机身、机翼和螺旋桨扭曲了。装满75加仑燃料的腹部油箱撞成碎片。令人惊奇的是艾利森少校没有受伤，并且当100辛烷的汽油洒在碎石跑道上，飞机滑行停止时仅引起一股轻烟，但飞机没有爆炸起火。
　　当灰尘散去后，陈纳德将军、艾利森少校和我一起检查残骸，不到一分钟我了不幸事故产生的原因：起飞时，螺旋桨吹起的一粒细小的碎厂进入右起落架的机械装置中，卡死右起落架。陈纳德将军立刻命令把损坏的飞机运离跑道并加以伪装。那么下一个命令该是什么呢？命令我再次修复零式飞机。我从未期望过这样的信任。
　　我从来没有这样努力的工作过，每天工作那么多小时。我们非常需要零式战斗机的性能数据，并依据它来制定作战战术。
　　在工作即将完成时，我累病了，并发了斑疹伤寒、疟疾和黄疸病。附近没有美国医生。派来了一架C－47运输机，带着医生、护士和牧师（！），陪伴我飞往昆明的基地医院。大约过了三个星期，我准备出院回去。
　　我穿着一件毛里的飞行服，裹在毯子里，躺在零式飞机旁边的行军床上指挥工作。经过两周的紧张修复，又要准备飞行了。这次是从桂林飞往昆明的航空队总部。飞行员是我所属中队的队长马奥尼少校。我们同意中队的队长马奥尼少校。我们同意让轮子处于“放下锁住”位置，确信另一次起落架事故是绝对还会发生的。450英里（724公里）的航程毫不困难地完成了。
　　接着，把所有在中国能飞的飞机和零式战斗机作了比较。1943年5月15日之前，完成所有评定性能的飞行。驻守华盛顿的美国航空队总部下令将零式飞机运回美国。首先在各个城市飞行并推销战时公债，然后把它交给俄亥俄州代顿市车内技术情报机关研究。
　　陈纳德将军折电报给我，要我在加尔各答医院休息一个月，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休假。

冒昧恳请楼主贴完全文，兄弟这里感激不尽！

{:jian:}当年航空知识里的文章，呵呵，貌似是八十年代末连载的，估计这里一水的童子都没看过

“三菱住友金属”——镁铝合金
机体构件上钻出大量小孔
不必铆钉的地方一概不铆

----------------零战的减重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当然也是很杯具的事，只不过在日后。

神贴必顶。。。

whykkk 发表于 2010-7-15 12:42


    这使用google翻译的把，中国人表示看不懂。:dizzy:

飞虎队自称击落式的零式相信其实是一隼，美军根本不叼他们的发现
美军获得用来研究的零式就是古贺忠义在阿库坦岛坠毁那架

艾利森少校挺可怜的啊，本来就是纸糊飞机，还是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拼出来的

回复 11# Vincent_Marx


    请不要忽略还含有微量的锰

看到LZ的图。。。Nakajima Ki-43 Hayabusa 表示情绪稳定

LZ贴的是零战没错吧
国军似乎也缴获过KI-43，但具体情况不明

德国佬赫尔曼(一）
抄自多年前的《读者文摘》

    本书作者出生于德国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市。专修机械工业工程。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拉开战幕后不久飞抵中国。他曾带领车队在滇缅公路上运送战略物资；曾和一些机械奇才携手合作在昆明修汽车。这个“德国佬赫尔曼”虽然是敌国人民，后来却接受陈纳德将军的徵召，加入富有传奇色彩的飞虎队，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士。他在飞虎队干得有声有色，又曾替美国战略情报处执行危险任务。战后，美国国会通过特别法案，使他取得美国国籍。

    以下引述的是本书读者读后感数则：

    -美国空军退役将领布鲁司·郝罗威说：“‘德国佬赫尔曼’（Heman the German）是一篇刻画入微的故事。当年在饱受战祸摧残的中国，能有格哈德·钮孟（Gerhard Neumann）这样的部属，使我深以为荣。”

    -前太空人，现任东方航空公司董事长的法兰克·鲍曼的读后感是：“像格哈德·纽孟这样的人，既具备技术学识和肯干态度，律己甚严，执正不阿，诚属罕见。

    -陈香梅说：“自我认识格哈德·钮孟以来，他那多彩多姿的经历始终令我惊异不已。他的工程才干、工作热情、幽默感、以及与各阶层人士和睦相处的态度，使见过他的人都对他怀有敬意和好感。”

    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国刚向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投降、溃败的英军在敦克尔仓皇撤退。在英属殖民地地香港，一名英国士兵携着上了剌刀的步枪，从上午九点钟起，就像昨天那样,一整天亦步亦趋地跟着我。距我只有三步远近。

    我已经去过七个代表外国政府和商业机构的办事处，都不得要领，这是最后一试，然后就必须回九龙那所架了铁丝网的喇沙书院，那是拘留德国籍人士的地方。两天前，营地的英军指挥官宣布：每一个“敌国人民”必须在二十八小时之内申请入境许可，转赴尚未与希特勒交战的国家。这指令听来宽大，但是不切实际，港督的意思是要我们在第二天午夜前离开香港，否则用船解往孟加拉湾锡兰岛上新建的拘留营，关到战事结束为止。事实上，我们的德国旅行护照和军方证件已被英国人取走，所以我们简直就不可能离开香港，我将最后希望寄托在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办事处，否则，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离开香港。

    巧得难以置信的是，中国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庞德（W.Langhorne Bond）同意见我,他问明我的情况后，叫我回头再来。我按时赴约，他说：“我想我可以送你出境，我已为中航雇用了你，你可以去中国，不需护照。我们今晚用飞机送你去重庆，再转往昆明。中国空军目前由以前的美国军官陈纳德上尉指挥。到昆明后，去找他，因为你到昆明后，我们公司没有工作可以给你做，中航便会辞退你。我只不过是想帮助你离开香港。以后便要全靠你自己了。再见，祝你顺利！”

    我的家乡是德国勃兰登堡省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市，如今是远隔云天。我在一九三三年十五岁时，立下了当工程师的志愿：我要发明东西，并将它制造出来，看着它发挥功用。父亲安排我先去做三年机械工学徒，然后，再就读德国的工程学院。我通过了行业公会举办的一连串考试，成为了合格的机械匠。之后，进了德国历史悠久的密特伟达工程学院。

    一九三八年年底前几星期，学校公告栏贴出打字的布告，布告说：中国国民政府的蒋委员长徵聘德国机械工程师，有意应征者可与驻柏林的中国大使馆联络。布告还提到：中国已与德国洽妥，受聘人可特准兵役缓召。至于工作性质则语焉不详，看来是去中国内陆某地，并与国防有关。在遥远的中国就业，想来一定非常有趣。

    在一九三八年耶诞节前后和一九三九年元旦日前，我前往驻柏林中国大使馆，见到生平所见的第一个中国人，听他就学院公告栏的公告内容加以解释。几十年来中国和德国历届政府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与商业关系，中国持续购买大批德国制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一九三七年，中国开始抵抗日本侵略，现在蒋委员长要聘请工程师，教导部队维护德制新式武器。

    聘用的条件很好：薪金高，一半付德国马克，一半付美元，另加飞往香港的旅费和一应开销。抵达香港后，应向一家运输公司报到，由这家公司分派工作。

    我兴冲冲填好一叠签证申请表。我除在一九三三年曾去过但泽自由市之外，从未离开过国境，因此，只要想到乘飞机飞越半个世界，已足以使我迟迟不能入寐。

    一九三九年四月，我终于准备就绪。护照上有了十五个国家与地区的过境签证：比利时、英国、法国、法属突尼西亚、义属黎波里塔尼亚、埃及、法属黎巴嫩、法属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英属印度、英属缅甸、暹罗、法属中南半岛、英属香港，此外还有中国的入境签证！我定妥法航迪瓦坦338型新式三引擎飞机的座位，这是法国航空公司专飞东方航线的机种。班机定于每星期三下午由巴黎附近的勒布谢机场起飞，八天后到达香港启德机场——每天飞行五佰至一千六百海里。由于受飞机航程的限制，大部分行程，每天分为三段。航程表中只标明星期几，没有确切的起飞和到达时间。

    我抵达香港后，乘计程车去半岛酒店，向柜台打听运输公司的地点，以便转赴中国内地。据电话接线生告诉酒店柜台人员，这家公司的电话已在十天前消了号，也没有留下转信地址。我四顾茫然，大为狼狈，只好将剩下的几英镑换成港币。在联络上运输公司前，我必须找份工作才行。远东汽车公司及远东飞机有限公司都开设在半岛酒店所在的街道的侧边对面。总经理怀特先生是满头银发的高个子，年龄五十开外。他听了我的处境后表示向香港政府替我申请工作证件并无困难，只要我在他的修车场工作，薪金则事先申明微不足道。

    傍晚时分我租了间间房间，室内酷热难耐，没有风扇，可是有一张床，并且距工作地点不远，可以步行往返。怀特借了几元港币给我，让我添置便宜的服装，因为我从德国带来的衣服都太厚了。

    第一个月终了，我赚的钱已足够偿还我欠怀特的债务，我换了一处比较舒适的住处，也不必再一日三餐以香蕉当饭了。

    我觉得香港有如天堂。我特别欣赏那生气蓬勃的海港，港内有各式各样的船：有数以百计，张着褐色或紫色巨帆的帆船、有马达的哗喇哗喇（水上计程车）、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轮、有过访的军舰……。每届黄昏，香港的天空令人叹为观止。太阳落到山岭和巉岩遍布无人居住的离岛后面，天空的蓝色逐渐转淡，随即涌现色彩绚丽变化无穷的晚霞彩。

    正当我的生活步入正轨时，欧洲却战云密布。《华南日报》用醒目的大标题刊出“德苏签订十年互不侵犯协定”的骇人消息，二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时（当地时间），英国向德国宣战。当天，傍晚时分，香港的一名移民官员，一名英籍警官，还有两名包头持步枪的印度籍警察敲我的房门，很客气地索阅我的旅行护照和军方证件，然后用大客车将我解往九龙警察总部。我到达时，那里已经扣押了二十五名德籍人。以后一小时内，又来了很多德国人。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总数已达九十名，都是男的。我们分乘大客车，被解往九龙的喇沙书院。只见外面在聚光灯的灯光中，一批中国人在地上打桩，然后，用刺铁丝网将书院围住。

    在喇沙书院，我过了几星期苦闷的拘禁生活。后来他们要腾出书院，好让学生使用校舍。我们获准白天待在工作场所，不准擅离，晚上八时后要留在家里，不得外出。我们这些行动受限制的俘虏，每人领到一张注明是“敌国人民”浅红色身份证，上有照片和指纹。每星期五下午，我们必须向离家最近的警署报到。怀特先生很高兴我又回来替他工作。

    一九四零年六月底，一名政府官员走进我所在的工厂，交给我一封信。上面说：“向你问候！香港总督阁下通知你迅即返回喇沙书院，准备在午夜后四十八小时内离开本殖民地。”若非在中国航空公司碰巧遇见庞德，我只好去锡兰的拘留营了。可是奇迹出现了：我不须要任何证件便能离开香港！我揣起刺铁丝网的架子向卫兵说：“告诉你的长官，不用再替钮孟操心了。他们该做的是，今晚十一点钟以前送我去启德机场。”

    与车为伍

    我一下飞机，便对这海拔六千英尺的昆明市有了好感。这里是中国后方要地，云南省的省会，座落在中国西南角的深山里。人口估计约有十五万左右，其中包括原来的居民、中国其它省份为逃避日寇而到昆明的难民、以及少数民族。

    我乘车身发响的大客车，沿颠簸的道路，穿过昆明市区，去至五英里外的法国湖滨旅馆。但见中国劳力者充塞于途，有的拉着人力车在卵青石铺的街上奔走，有的推着独轮小车，有的用扁担挑着箩筐。

    次日早晨，我去机场求见航空训练主任——事实上也就是中国空军的参谋长陈纳德。他本是美国路易西安那州的教员，后来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充任驱逐机驾驶员，表现的干劲十足。退役后于一九三七年来中国助战，中国空军授予他上校军阶。陈纳德看了我的德国履历，告诉我，他推断中国政府在以后几年内会遇到以下情况：一切补给切断，陷于隔绝，所以要建筑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这条公路路面狭窄，盘旋曲折，途经许多奇险的地形，包括高山、深谷和吊桥，通往中缅边境的畹町，全长五百九十英里，途中没有一处加油站或修理站。陈纳德建议我去见为滇缅公路装配卡车的中国泰西埃公司的经理，陈纳德认为，目前如果我参加地面运输工作，会对中国的助益更大。他又写了一张便条给昆明的中央银行总经理。总经理读完便条后，将银行在城外半英里处的“模范新村”内的最后一幢无人居住的欧式住宅分配给我。泰西埃工场在昆明郊区，有二十辆即将装配完毕的柴油引擎车，这些车辆将行驶于滇公路。“你愿意带领二十辆卡车的车队去中缅边境吗？”经理问我。卡车上装载的是锡条和钨钢，将由中国取道仰光运往美国。卡车回程则装载桶装飞行燃料和柴油、枪支弹药和每枚重五百磅的炸弹。公路局希望我能就路况提出报告和改进意见。其余的卡车司机都是中国人。

    车队启程前一星期，空袭警报响了。警报解除后我进入市区，惊得我骇然失色。城里，死伤狼籍，许多人跪在炸死的亲人旁哭泣，许多木屋着火焚烧。

    除星期日外，昆明几乎每天在上午十点正遭受空袭，二十七架双引擎飞机排成三个九架一组的人字队形，每架投炸弹五枚。后来据俘获的日本飞行员供述：他们是以昆明为训练目标。

    我们花了三个星期检查装备和上货，然后我们这二十辆平头卡车车队，向中缅边境出发。由于每天必有短暂阵雨，打湿了的红黏土路面在雨后会变得异常溜滑，超载的车辆如果在路上发生横滑，那便谁也无法阻止它滑出路边而堕入深渊，因此，车门上的窗玻璃，驾驶座前的挡风玻璃，都在启程前被拆除，以便在必须弃车时，车上的人可以紧急逃生。我们平均每小时行驶五至十英里，从路旁陡峭的山壁上经常堕下大块的巨石挡住去路，因此我们不时要下车将大石块推开，才能继续行驶。据中国政府估计，二十辆卡车的车队每走一次就会损失一辆。

    我的那些中国司机都头脑灵活，容易相处，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都一定能想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有一次，一具引擎内，包有软金属的五个主轴承之一坏了，迫使整个车队停驶一天，我在拆除了油盘的卡车马达下着手修理，在烂泥中躺了好几小时，仍不知如何是好，。一名中国司机建议将他的呢帽剪成碎条裹在曲轴上充当轴承。这种能吸油的呢料居然将问题解决了！

    我得知有位澳大利亚人，带领二十辆英国制造的卡车已经越过中缅边界，进入了中国，正朝东驶向昆明。他们和我的车队在中途相遇了。双方驶在当头车辆一见到对方赶紧刹车停下。我们这两个做领队的相向步行，找寻宽十八英尺以上的路段，好让两辆卡车能慢慢错过，因为谁也不愿在错车时行驶在靠悬崖的一边，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安排两队的车逐辆交替靠着安全的“内侧”和危险的“外侧错过。离昆明九天后，我们抵达边镇畹町。此行，由于路滑损失了卡车一辆，车上的人员都及时跳车脱了险。回程时，一辆车都没损失。我回到昆明时，浑身污秽，满面于思，却因为这次独特的经历而感到高兴。

    回到昆明的第二天，我先后向泰西埃经理部门和公路局提出报告。并建议每隔一定距离在山边炸出“错车处”。我还没有离开这所政府机关，便有一辆闪亮发光的一九四零年黑色派卡（Packard）轿车朝我驶来。驾车人自称是法属中南半岛总领事。他这辆车由火车从河内运到后，引擎一直不顺，他问我愿不愿意替他将引擎调好？

    泰西埃的卡车场又乱又脏，不适合修理这样精致的车辆。我于是将模范村住宅旁的土墙开了个缺口，宽度足够让派卡驶进我的番茄园。这样做未免因陋就简，但在战时也只好将就了。

    派克车引擎校好后不久，我的住宅前便排列了许多外国驻昆明使节的汽车。车主们都赶着把车送来，希望有安全可靠的交通工具供自己和家人出城逃避每日十时必至的空袭。邻居安葛是飞行员，他看见我们两家门外街上排列的汽车，建议充当我的幕后合伙人，利用他为中国航空公司驾驶班机之便，负责采购必需的另件，并将另件从仰光运过来。我同意这么办，于是我向泰西埃提出辞呈。在离我们家不远处租了一片空地，为使汽车免受日晒雨淋，搭起一座可容纳十多辆汽车的茅草棚。为方便在车下工作，我们又挖了几凹槽。两星期之后，“钮孟汽车修理厂”开张营业了。不出三个月，我的顾客已超出了外交使节的圈子，扩大到国际红十字会，英国友谊救护车队以及在昆明的中国要人。

    能工巧匠

    因为缺乏特殊工具，工作时常遭遇困难。我雇用了二十多名优秀技工，他们完成的修理工作，任何西方专家看了都会认为绝对了不起。英国总领事有一辆一九三七年的福特车，前避振钢板弹簧的一片主要弹簧片折断了，它长三英尺，宽二英寸，厚四分之一英寸，除非我们能用在昆明找得到的材料另造一片这种有弹性能消振的钢片，否则，这辆车就要变成一堆废铁。我们只能找到圆钢条。铁匠老孔将他的工具搬进了修车场：铁砧、大锤、一支用五十三加仑汽油桶改造成的木炭炉、还有一支用空心树干做成的风箱，风箱的活塞由圆形木板周围加装鸡毛制成。老孔身高六英尺，个子很瘦，他太太来当他的助手。太太个子矮小，身材丰满，不停地给她那四个月大的孩子喂奶。

    老孔将一截圆钢烧至白热，然后叫他太太停止喂奶。她把孩子朝墙根脚的泥地上一放，就抓起十五磅重的大铁锤，以令人难信的力气，将铁锤抡圆对准放在砧子上炽热的钢条，依照她丈夫用手锤指定的地方锤击。这工作连待续两天后，终于将圆钢打成了扁钢。看得我出神。德国从不用这种“抡锤”的方法，因为离心力大，容易出事！

    终于轮到最重要的步骤了——将钢板回火，使它变得坚硬而有弹性，但却不可太脆，否则，会折断。我说：“没有热处理设备是不行的。”老孔说：“用不着。”老孔一进厂时就在修车场的一角摆了个狭长的槽，让所有员工小便时，都将尿液冲到槽里。这时槽中的小便已经半满。他将白热的钢片“在适当的时刻”淬入尿液，然后提出来片刻，避开腾升的蒸气，看着钢板颜色转暗，再把钢板的一小部分淬入尿液，最后将整条钢板浸泡在小便中。我不禁摇头，心中疑惑。可是两年后，这辆福特车连同它的前弹簧钢板都很好。英国总领事当然开心。

    一天下午，我的修车场里来了一辆人力车。一名衣著体面的男人代表云南省民政厅长李子侯与我洽谈，问愿不愿意为李子侯检查他那辆簇新的一九四零年别克世纪型轿车？给的报酬极为优厚。他说：“车是几天前刚从仰光码头经滇缅公路运到的。不幸的是这辆新车有严重的故障——引擎会发出可怕的声响，简直就不敢坐它。所以，李厅长很烦恼。”我答应第二天上午去看看。

    第二天，这位要人的人力车一早便来接我。我身穿兰布工装，登上考究的人力车，膝上搁着装满工具的竹篮来到李府。李厅长和司机在官邸前等候我。铺柏油的车道旁有一列车棚。最末一间里摆着“生病”的世纪型轿车——这是最大型的别克车。它前面的一间里停着一辆一九三九年绿色流线型四座标致（Peugeot）敞篷车，车内皮椅也是绿的。真漂亮！

    和他们相见后，翻译把司机列举的毛病和种种徵候告诉我。我建议试车，于是李厅长坐在后座，我坐在司机旁，在市区行驶了约一英里，我便叫他停住。引擎发出噪音原因有二：在昆明街上，汽车往往要跟在水牛或猪群后面走，在这种慢速行驶时，司机不换排挡，让汽车引擎在低速挡位吃力运行这是其一。其二，汽车引擎的点火时间是按美国的高辛烷质汽油来调定的，不适用于在中国贮存多年含辛烷值低于正常标准的变质汽油。于是我调整引擎的点火时间，将点火时间大大延迟。这只需要松动一棵螺丝钉，将点火分电器向后转动，再将螺丝钉上紧，就行了，经此一调，问题迎刃而解，别克车引擎的噪声消失了。至于司机开车的陋习，我不便批评，以免他下不了台。

    李厅长喜形于色。我们回到官邸，他察觉我对那辆标致车的艳羡目光，还有什么方法比赠送这辆标致车给我更能表达谢意的呢？我不肯接受，却推辞不掉。除此之外，还有下文：出门时，司阍又递给我一支褐色信封套，里面是三张全新的百元美钞。我驾车返回模范村，感到非常得意，这是我生平拥有的第一辆汽车。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有一天早上，我刚走到家门外，准备步行去修理厂，只见邻居陈纳德正要上他的旧福特车。他唤住我。“你听到日本人空袭珍珠港美国舰队的消息吗？”我说：“我没听到。”实际上，我根本就不知道珍珠港在哪里。他简单地告诉我星期日上午夏威夷遭遇的变故，还透露了一项公开的秘密——有三个现驻扎在缅甸，由美国志愿人员驾驶的美国P-40驱逐机中队中的一个中队，会在这几天内飞来昆明，他是这三个中队的指挥官。他问我愿不愿放弃修车场，参加他的队伍？

    他的队伍是第一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陈纳德的属下都是些提前四到六年解除了他们与美国政府所签订的正式合约，原本隶属于美国陆军、海军、以及陆战队的飞行员和机械人员。现在，他们是美国援华抗日的志愿者。他们一方面配合中国空军作战，同时执行美国的秘密军事任务。这些志愿者中有军人二百五十二人、护士两名。自一九四一年年中以来，这三个完全由美国自愿人员组成的飞行中队便一直驻扎在仰光以北，依照陈纳德所定的规章，接受严格的再训练。他们使用的P-40“战斧”机是由缅甸的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进行装配的。

    我当即打定主意：“好，我愿意参加。”我将“钮孟汽车修理厂”转让给了两个月前跟我合作的德籍难民。又将那辆可爱的绿色标致敞篷车退还给李子侯，然后随同首批到达中国的两个中队的美国军人住进了“一号宿舍”。

    这伙人大约有五十个，其中若干人是在珍珠港事变前六个月，伪托旅客身份从美国来到缅甸的。他们为我取了个绰号：“赫尔曼”。自此一直到战争结束大家都叫我：“德国佬赫尔曼”（Hermen the German）。

    珍珠港台事变后，美国人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进驻昆明。日军前来空袭时他们起飞应战，当地居人的生活状况大为改善。双方第一次接触时，美国战斗机早已在高空蓄势以待，来袭的十架日本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保护，全部被击落。五天后他们又再来空袭，再次遭受严重损失。此后，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昆明不曾遭受空袭。一九四二年三月日本攻陷仰光前不久，美国三个志愿队中队中留在仰光的最后一个中队，因为遭受敌人的袭击和意外事故，损失了若干人机后，也被从缅甸调来中国。三个中队沿东部和南部的战线分散驻扎，各中队经常换防进驻不同的基地，使日本人不敢肆无忌惮地空袭后方地区。我们的飞机在机头两侧面漆有鲨鱼齿。由华特·狄士尼设计的飞虎队徽是一支老虎展开兰色的小翅膀跃过一个代表胜利的“V”字。美国志愿队很快就成为中美两国的英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每击落七架日机自己才损失一架的战绩，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盟国经历了惨败，迫切需要能鼓舞士气的胜利消息。

    日本人迅即明了：空袭已经不再是全无抵抗的战事了。后来他们除非在数量上大占优势，否则决不攻击我方基地。自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他们在昆明上空断羽而归后，日本轰炸机白天空袭美军基地时，都有零式战斗机护航。他们的轰炸机虽然性能不佳，但零式机却非常出色。这种战斗机配有两挺三零机枪通过螺旋桨盘发射，机翼上装有两门二零毫米加农炮。

    到了一九四二年中，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飞虎队是他们的“劲敌”这一事实。他们派了一架战机在桂林上空投下战书，战书是这样写的：“我们帝国陆军飞行员，向你们飞虎队飞行员挑战，定于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在桂林上空，从事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斗。”我们都怀疑这是日本人施展的阴谋或故布的陷阱，只有陈纳德不以为然，他对日本人相当了解。他从另一个基地调来一个中队，好于六月二十八日这天为原驻桂林的中队增援。二十八日那天他派出四架P-40机向西南方飞去，并指定他们在“约会前”十分钟时尽量爬高后，背着太阳盘旋。其余两个中队的二十六架P-40机则守候在跑道尽头，让发动机空转加热。下午三时前十五分钟，陈纳德下令这二十六架飞机起飞。三点前不久，天空中传来了不会听错的大群零式机的引擎声，日机准时到来。地面电台通知我方在高空盘旋的四架飞机说：“有六十架前来挑战的日机正在飞近。一分钟后那二十六架已经升空的P-40机便以最高速度爬升到高空。

    我们那四架在高空盘旋的飞机突然从阳光中冲出来，用机枪对零式机发动致命攻击。开头的六架零式机因为阳光耀眼，看不见攻击者，有的冒着烟旋转下隧、有的就在空中起火爆炸。我方其余的二十六架P-40飞机由高空俯冲而下加入战斗。由于日本飞机在数量上占优势，P-40机员奉令不必与敌人纠缠，必要时就是俯冲脱出战局也不必自愧。激战十分钟后，双方各自的燃料均已所剩无几，日机撤退离去。此次“决斗”，日方损失了十四架飞机和十四个飞行员；我方有四人被迫跳伞，最后他们都安全返回了基地。没有伤亡。从交战情况所见，我们推测：零式机不能快速俯冲。但，这仅只是猜想，而不能肯定。（续二）

德国佬赫尔曼(一）

    本书作者出生于德国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市。专修机械工业工程。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拉开战幕后不久飞抵中国。他曾带领车队在滇缅公路上运送战略物资；曾和一些机械奇才携手合作在昆明修汽车。这个“德国佬赫尔曼”虽然是敌国人民，后来却接受陈纳德将军的徵召，加入富有传奇色彩的飞虎队，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士。他在飞虎队干得有声有色，又曾替美国战略情报处执行危险任务。战后，美国国会通过特别法案，使他取得美国国籍。

    以下引述的是本书读者读后感数则：

    -美国空军退役将领布鲁司·郝罗威说：“‘德国佬赫尔曼’（Heman the German）是一篇刻画入微的故事。当年在饱受战祸摧残的中国，能有格哈德·钮孟（Gerhard Neumann）这样的部属，使我深以为荣。”

    -前太空人，现任东方航空公司董事长的法兰克·鲍曼的读后感是：“像格哈德·纽孟这样的人，既具备技术学识和肯干态度，律己甚严，执正不阿，诚属罕见。

    -陈香梅说：“自我认识格哈德·钮孟以来，他那多彩多姿的经历始终令我惊异不已。他的工程才干、工作热情、幽默感、以及与各阶层人士和睦相处的态度，使见过他的人都对他怀有敬意和好感。”

    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国刚向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投降、溃败的英军在敦克尔仓皇撤退。在英属殖民地地香港，一名英国士兵携着上了剌刀的步枪，从上午九点钟起，就像昨天那样,一整天亦步亦趋地跟着我。距我只有三步远近。

    我已经去过七个代表外国政府和商业机构的办事处，都不得要领，这是最后一试，然后就必须回九龙那所架了铁丝网的喇沙书院，那是拘留德国籍人士的地方。两天前，营地的英军指挥官宣布：每一个“敌国人民”必须在二十八小时之内申请入境许可，转赴尚未与希特勒交战的国家。这指令听来宽大，但是不切实际，港督的意思是要我们在第二天午夜前离开香港，否则用船解往孟加拉湾锡兰岛上新建的拘留营，关到战事结束为止。事实上，我们的德国旅行护照和军方证件已被英国人取走，所以我们简直就不可能离开香港，我将最后希望寄托在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办事处，否则，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离开香港。

    巧得难以置信的是，中国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庞德（W.Langhorne Bond）同意见我,他问明我的情况后，叫我回头再来。我按时赴约，他说：“我想我可以送你出境，我已为中航雇用了你，你可以去中国，不需护照。我们今晚用飞机送你去重庆，再转往昆明。中国空军目前由以前的美国军官陈纳德上尉指挥。到昆明后，去找他，因为你到昆明后，我们公司没有工作可以给你做，中航便会辞退你。我只不过是想帮助你离开香港。以后便要全靠你自己了。再见，祝你顺利！”

    我的家乡是德国勃兰登堡省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市，如今是远隔云天。我在一九三三年十五岁时，立下了当工程师的志愿：我要发明东西，并将它制造出来，看着它发挥功用。父亲安排我先去做三年机械工学徒，然后，再就读德国的工程学院。我通过了行业公会举办的一连串考试，成为了合格的机械匠。之后，进了德国历史悠久的密特伟达工程学院。

    一九三八年年底前几星期，学校公告栏贴出打字的布告，布告说：中国国民政府的蒋委员长徵聘德国机械工程师，有意应征者可与驻柏林的中国大使馆联络。布告还提到：中国已与德国洽妥，受聘人可特准兵役缓召。至于工作性质则语焉不详，看来是去中国内陆某地，并与国防有关。在遥远的中国就业，想来一定非常有趣。

    在一九三八年耶诞节前后和一九三九年元旦日前，我前往驻柏林中国大使馆，见到生平所见的第一个中国人，听他就学院公告栏的公告内容加以解释。几十年来中国和德国历届政府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与商业关系，中国持续购买大批德国制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一九三七年，中国开始抵抗日本侵略，现在蒋委员长要聘请工程师，教导部队维护德制新式武器。

    聘用的条件很好：薪金高，一半付德国马克，一半付美元，另加飞往香港的旅费和一应开销。抵达香港后，应向一家运输公司报到，由这家公司分派工作。

    我兴冲冲填好一叠签证申请表。我除在一九三三年曾去过但泽自由市之外，从未离开过国境，因此，只要想到乘飞机飞越半个世界，已足以使我迟迟不能入寐。

    一九三九年四月，我终于准备就绪。护照上有了十五个国家与地区的过境签证：比利时、英国、法国、法属突尼西亚、义属黎波里塔尼亚、埃及、法属黎巴嫩、法属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英属印度、英属缅甸、暹罗、法属中南半岛、英属香港，此外还有中国的入境签证！我定妥法航迪瓦坦338型新式三引擎飞机的座位，这是法国航空公司专飞东方航线的机种。班机定于每星期三下午由巴黎附近的勒布谢机场起飞，八天后到达香港启德机场——每天飞行五佰至一千六百海里。由于受飞机航程的限制，大部分行程，每天分为三段。航程表中只标明星期几，没有确切的起飞和到达时间。

    我抵达香港后，乘计程车去半岛酒店，向柜台打听运输公司的地点，以便转赴中国内地。据电话接线生告诉酒店柜台人员，这家公司的电话已在十天前消了号，也没有留下转信地址。我四顾茫然，大为狼狈，只好将剩下的几英镑换成港币。在联络上运输公司前，我必须找份工作才行。远东汽车公司及远东飞机有限公司都开设在半岛酒店所在的街道的侧边对面。总经理怀特先生是满头银发的高个子，年龄五十开外。他听了我的处境后表示向香港政府替我申请工作证件并无困难，只要我在他的修车场工作，薪金则事先申明微不足道。

    傍晚时分我租了间间房间，室内酷热难耐，没有风扇，可是有一张床，并且距工作地点不远，可以步行往返。怀特借了几元港币给我，让我添置便宜的服装，因为我从德国带来的衣服都太厚了。

    第一个月终了，我赚的钱已足够偿还我欠怀特的债务，我换了一处比较舒适的住处，也不必再一日三餐以香蕉当饭了。

    我觉得香港有如天堂。我特别欣赏那生气蓬勃的海港，港内有各式各样的船：有数以百计，张着褐色或紫色巨帆的帆船、有马达的哗喇哗喇（水上计程车）、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轮、有过访的军舰……。每届黄昏，香港的天空令人叹为观止。太阳落到山岭和巉岩遍布无人居住的离岛后面，天空的蓝色逐渐转淡，随即涌现色彩绚丽变化无穷的晚霞彩。

    正当我的生活步入正轨时，欧洲却战云密布。《华南日报》用醒目的大标题刊出“德苏签订十年互不侵犯协定”的骇人消息，二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时（当地时间），英国向德国宣战。当天，傍晚时分，香港的一名移民官员，一名英籍警官，还有两名包头持步枪的印度籍警察敲我的房门，很客气地索阅我的旅行护照和军方证件，然后用大客车将我解往九龙警察总部。我到达时，那里已经扣押了二十五名德籍人。以后一小时内，又来了很多德国人。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总数已达九十名，都是男的。我们分乘大客车，被解往九龙的喇沙书院。只见外面在聚光灯的灯光中，一批中国人在地上打桩，然后，用刺铁丝网将书院围住。

    在喇沙书院，我过了几星期苦闷的拘禁生活。后来他们要腾出书院，好让学生使用校舍。我们获准白天待在工作场所，不准擅离，晚上八时后要留在家里，不得外出。我们这些行动受限制的俘虏，每人领到一张注明是“敌国人民”浅红色身份证，上有照片和指纹。每星期五下午，我们必须向离家最近的警署报到。怀特先生很高兴我又回来替他工作。

    一九四零年六月底，一名政府官员走进我所在的工厂，交给我一封信。上面说：“向你问候！香港总督阁下通知你迅即返回喇沙书院，准备在午夜后四十八小时内离开本殖民地。”若非在中国航空公司碰巧遇见庞德，我只好去锡兰的拘留营了。可是奇迹出现了：我不须要任何证件便能离开香港！我揣起刺铁丝网的架子向卫兵说：“告诉你的长官，不用再替钮孟操心了。他们该做的是，今晚十一点钟以前送我去启德机场。”

    与车为伍

    我一下飞机，便对这海拔六千英尺的昆明市有了好感。这里是中国后方要地，云南省的省会，座落在中国西南角的深山里。人口估计约有十五万左右，其中包括原来的居民、中国其它省份为逃避日寇而到昆明的难民、以及少数民族。

    我乘车身发响的大客车，沿颠簸的道路，穿过昆明市区，去至五英里外的法国湖滨旅馆。但见中国劳力者充塞于途，有的拉着人力车在卵青石铺的街上奔走，有的推着独轮小车，有的用扁担挑着箩筐。

    次日早晨，我去机场求见航空训练主任——事实上也就是中国空军的参谋长陈纳德。他本是美国路易西安那州的教员，后来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充任驱逐机驾驶员，表现的干劲十足。退役后于一九三七年来中国助战，中国空军授予他上校军阶。陈纳德看了我的德国履历，告诉我，他推断中国政府在以后几年内会遇到以下情况：一切补给切断，陷于隔绝，所以要建筑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这条公路路面狭窄，盘旋曲折，途经许多奇险的地形，包括高山、深谷和吊桥，通往中缅边境的畹町，全长五百九十英里，途中没有一处加油站或修理站。陈纳德建议我去见为滇缅公路装配卡车的中国泰西埃公司的经理，陈纳德认为，目前如果我参加地面运输工作，会对中国的助益更大。他又写了一张便条给昆明的中央银行总经理。总经理读完便条后，将银行在城外半英里处的“模范新村”内的最后一幢无人居住的欧式住宅分配给我。泰西埃工场在昆明郊区，有二十辆即将装配完毕的柴油引擎车，这些车辆将行驶于滇公路。“你愿意带领二十辆卡车的车队去中缅边境吗？”经理问我。卡车上装载的是锡条和钨钢，将由中国取道仰光运往美国。卡车回程则装载桶装飞行燃料和柴油、枪支弹药和每枚重五百磅的炸弹。公路局希望我能就路况提出报告和改进意见。其余的卡车司机都是中国人。

    车队启程前一星期，空袭警报响了。警报解除后我进入市区，惊得我骇然失色。城里，死伤狼籍，许多人跪在炸死的亲人旁哭泣，许多木屋着火焚烧。

    除星期日外，昆明几乎每天在上午十点正遭受空袭，二十七架双引擎飞机排成三个九架一组的人字队形，每架投炸弹五枚。后来据俘获的日本飞行员供述：他们是以昆明为训练目标。

    我们花了三个星期检查装备和上货，然后我们这二十辆平头卡车车队，向中缅边境出发。由于每天必有短暂阵雨，打湿了的红黏土路面在雨后会变得异常溜滑，超载的车辆如果在路上发生横滑，那便谁也无法阻止它滑出路边而堕入深渊，因此，车门上的窗玻璃，驾驶座前的挡风玻璃，都在启程前被拆除，以便在必须弃车时，车上的人可以紧急逃生。我们平均每小时行驶五至十英里，从路旁陡峭的山壁上经常堕下大块的巨石挡住去路，因此我们不时要下车将大石块推开，才能继续行驶。据中国政府估计，二十辆卡车的车队每走一次就会损失一辆。

    我的那些中国司机都头脑灵活，容易相处，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都一定能想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有一次，一具引擎内，包有软金属的五个主轴承之一坏了，迫使整个车队停驶一天，我在拆除了油盘的卡车马达下着手修理，在烂泥中躺了好几小时，仍不知如何是好，。一名中国司机建议将他的呢帽剪成碎条裹在曲轴上充当轴承。这种能吸油的呢料居然将问题解决了！

    我得知有位澳大利亚人，带领二十辆英国制造的卡车已经越过中缅边界，进入了中国，正朝东驶向昆明。他们和我的车队在中途相遇了。双方驶在当头车辆一见到对方赶紧刹车停下。我们这两个做领队的相向步行，找寻宽十八英尺以上的路段，好让两辆卡车能慢慢错过，因为谁也不愿在错车时行驶在靠悬崖的一边，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安排两队的车逐辆交替靠着安全的“内侧”和危险的“外侧错过。离昆明九天后，我们抵达边镇畹町。此行，由于路滑损失了卡车一辆，车上的人员都及时跳车脱了险。回程时，一辆车都没损失。我回到昆明时，浑身污秽，满面于思，却因为这次独特的经历而感到高兴。

    回到昆明的第二天，我先后向泰西埃经理部门和公路局提出报告。并建议每隔一定距离在山边炸出“错车处”。我还没有离开这所政府机关，便有一辆闪亮发光的一九四零年黑色派卡（Packard）轿车朝我驶来。驾车人自称是法属中南半岛总领事。他这辆车由火车从河内运到后，引擎一直不顺，他问我愿不愿意替他将引擎调好？

    泰西埃的卡车场又乱又脏，不适合修理这样精致的车辆。我于是将模范村住宅旁的土墙开了个缺口，宽度足够让派卡驶进我的番茄园。这样做未免因陋就简，但在战时也只好将就了。

    派克车引擎校好后不久，我的住宅前便排列了许多外国驻昆明使节的汽车。车主们都赶着把车送来，希望有安全可靠的交通工具供自己和家人出城逃避每日十时必至的空袭。邻居安葛是飞行员，他看见我们两家门外街上排列的汽车，建议充当我的幕后合伙人，利用他为中国航空公司驾驶班机之便，负责采购必需的另件，并将另件从仰光运过来。我同意这么办，于是我向泰西埃提出辞呈。在离我们家不远处租了一片空地，为使汽车免受日晒雨淋，搭起一座可容纳十多辆汽车的茅草棚。为方便在车下工作，我们又挖了几凹槽。两星期之后，“钮孟汽车修理厂”开张营业了。不出三个月，我的顾客已超出了外交使节的圈子，扩大到国际红十字会，英国友谊救护车队以及在昆明的中国要人。

    能工巧匠

    因为缺乏特殊工具，工作时常遭遇困难。我雇用了二十多名优秀技工，他们完成的修理工作，任何西方专家看了都会认为绝对了不起。英国总领事有一辆一九三七年的福特车，前避振钢板弹簧的一片主要弹簧片折断了，它长三英尺，宽二英寸，厚四分之一英寸，除非我们能用在昆明找得到的材料另造一片这种有弹性能消振的钢片，否则，这辆车就要变成一堆废铁。我们只能找到圆钢条。铁匠老孔将他的工具搬进了修车场：铁砧、大锤、一支用五十三加仑汽油桶改造成的木炭炉、还有一支用空心树干做成的风箱，风箱的活塞由圆形木板周围加装鸡毛制成。老孔身高六英尺，个子很瘦，他太太来当他的助手。太太个子矮小，身材丰满，不停地给她那四个月大的孩子喂奶。

    老孔将一截圆钢烧至白热，然后叫他太太停止喂奶。她把孩子朝墙根脚的泥地上一放，就抓起十五磅重的大铁锤，以令人难信的力气，将铁锤抡圆对准放在砧子上炽热的钢条，依照她丈夫用手锤指定的地方锤击。这工作连待续两天后，终于将圆钢打成了扁钢。看得我出神。德国从不用这种“抡锤”的方法，因为离心力大，容易出事！

    终于轮到最重要的步骤了——将钢板回火，使它变得坚硬而有弹性，但却不可太脆，否则，会折断。我说：“没有热处理设备是不行的。”老孔说：“用不着。”老孔一进厂时就在修车场的一角摆了个狭长的槽，让所有员工小便时，都将尿液冲到槽里。这时槽中的小便已经半满。他将白热的钢片“在适当的时刻”淬入尿液，然后提出来片刻，避开腾升的蒸气，看着钢板颜色转暗，再把钢板的一小部分淬入尿液，最后将整条钢板浸泡在小便中。我不禁摇头，心中疑惑。可是两年后，这辆福特车连同它的前弹簧钢板都很好。英国总领事当然开心。

    一天下午，我的修车场里来了一辆人力车。一名衣著体面的男人代表云南省民政厅长李子侯与我洽谈，问愿不愿意为李子侯检查他那辆簇新的一九四零年别克世纪型轿车？给的报酬极为优厚。他说：“车是几天前刚从仰光码头经滇缅公路运到的。不幸的是这辆新车有严重的故障——引擎会发出可怕的声响，简直就不敢坐它。所以，李厅长很烦恼。”我答应第二天上午去看看。

    第二天，这位要人的人力车一早便来接我。我身穿兰布工装，登上考究的人力车，膝上搁着装满工具的竹篮来到李府。李厅长和司机在官邸前等候我。铺柏油的车道旁有一列车棚。最末一间里摆着“生病”的世纪型轿车——这是最大型的别克车。它前面的一间里停着一辆一九三九年绿色流线型四座标致（Peugeot）敞篷车，车内皮椅也是绿的。真漂亮！

    和他们相见后，翻译把司机列举的毛病和种种徵候告诉我。我建议试车，于是李厅长坐在后座，我坐在司机旁，在市区行驶了约一英里，我便叫他停住。引擎发出噪音原因有二：在昆明街上，汽车往往要跟在水牛或猪群后面走，在这种慢速行驶时，司机不换排挡，让汽车引擎在低速挡位吃力运行这是其一。其二，汽车引擎的点火时间是按美国的高辛烷质汽油来调定的，不适用于在中国贮存多年含辛烷值低于正常标准的变质汽油。于是我调整引擎的点火时间，将点火时间大大延迟。这只需要松动一棵螺丝钉，将点火分电器向后转动，再将螺丝钉上紧，就行了，经此一调，问题迎刃而解，别克车引擎的噪声消失了。至于司机开车的陋习，我不便批评，以免他下不了台。

    李厅长喜形于色。我们回到官邸，他察觉我对那辆标致车的艳羡目光，还有什么方法比赠送这辆标致车给我更能表达谢意的呢？我不肯接受，却推辞不掉。除此之外，还有下文：出门时，司阍又递给我一支褐色信封套，里面是三张全新的百元美钞。我驾车返回模范村，感到非常得意，这是我生平拥有的第一辆汽车。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有一天早上，我刚走到家门外，准备步行去修理厂，只见邻居陈纳德正要上他的旧福特车。他唤住我。“你听到日本人空袭珍珠港美国舰队的消息吗？”我说：“我没听到。”实际上，我根本就不知道珍珠港在哪里。他简单地告诉我星期日上午夏威夷遭遇的变故，还透露了一项公开的秘密——有三个现驻扎在缅甸，由美国志愿人员驾驶的美国P-40驱逐机中队中的一个中队，会在这几天内飞来昆明，他是这三个中队的指挥官。他问我愿不愿放弃修车场，参加他的队伍？

    他的队伍是第一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陈纳德的属下都是些提前四到六年解除了他们与美国政府所签订的正式合约，原本隶属于美国陆军、海军、以及陆战队的飞行员和机械人员。现在，他们是美国援华抗日的志愿者。他们一方面配合中国空军作战，同时执行美国的秘密军事任务。这些志愿者中有军人二百五十二人、护士两名。自一九四一年年中以来，这三个完全由美国自愿人员组成的飞行中队便一直驻扎在仰光以北，依照陈纳德所定的规章，接受严格的再训练。他们使用的P-40“战斧”机是由缅甸的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进行装配的。

    我当即打定主意：“好，我愿意参加。”我将“钮孟汽车修理厂”转让给了两个月前跟我合作的德籍难民。又将那辆可爱的绿色标致敞篷车退还给李子侯，然后随同首批到达中国的两个中队的美国军人住进了“一号宿舍”。

    这伙人大约有五十个，其中若干人是在珍珠港事变前六个月，伪托旅客身份从美国来到缅甸的。他们为我取了个绰号：“赫尔曼”。自此一直到战争结束大家都叫我：“德国佬赫尔曼”（Hermen the German）。

    珍珠港台事变后，美国人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进驻昆明。日军前来空袭时他们起飞应战，当地居人的生活状况大为改善。双方第一次接触时，美国战斗机早已在高空蓄势以待，来袭的十架日本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保护，全部被击落。五天后他们又再来空袭，再次遭受严重损失。此后，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昆明不曾遭受空袭。一九四二年三月日本攻陷仰光前不久，美国三个志愿队中队中留在仰光的最后一个中队，因为遭受敌人的袭击和意外事故，损失了若干人机后，也被从缅甸调来中国。三个中队沿东部和南部的战线分散驻扎，各中队经常换防进驻不同的基地，使日本人不敢肆无忌惮地空袭后方地区。我们的飞机在机头两侧面漆有鲨鱼齿。由华特·狄士尼设计的飞虎队徽是一支老虎展开兰色的小翅膀跃过一个代表胜利的“V”字。美国志愿队很快就成为中美两国的英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每击落七架日机自己才损失一架的战绩，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盟国经历了惨败，迫切需要能鼓舞士气的胜利消息。

    日本人迅即明了：空袭已经不再是全无抵抗的战事了。后来他们除非在数量上大占优势，否则决不攻击我方基地。自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他们在昆明上空断羽而归后，日本轰炸机白天空袭美军基地时，都有零式战斗机护航。他们的轰炸机虽然性能不佳，但零式机却非常出色。这种战斗机配有两挺三零机枪通过螺旋桨盘发射，机翼上装有两门二零毫米加农炮。

    到了一九四二年中，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飞虎队是他们的“劲敌”这一事实。他们派了一架战机在桂林上空投下战书，战书是这样写的：“我们帝国陆军飞行员，向你们飞虎队飞行员挑战，定于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在桂林上空，从事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斗。”我们都怀疑这是日本人施展的阴谋或故布的陷阱，只有陈纳德不以为然，他对日本人相当了解。他从另一个基地调来一个中队，好于六月二十八日这天为原驻桂林的中队增援。二十八日那天他派出四架P-40机向西南方飞去，并指定他们在“约会前”十分钟时尽量爬高后，背着太阳盘旋。其余两个中队的二十六架P-40机则守候在跑道尽头，让发动机空转加热。下午三时前十五分钟，陈纳德下令这二十六架飞机起飞。三点前不久，天空中传来了不会听错的大群零式机的引擎声，日机准时到来。地面电台通知我方在高空盘旋的四架飞机说：“有六十架前来挑战的日机正在飞近。一分钟后那二十六架已经升空的P-40机便以最高速度爬升到高空。

    我们那四架在高空盘旋的飞机突然从阳光中冲出来，用机枪对零式机发动致命攻击。开头的六架零式机因为阳光耀眼，看不见攻击者，有的冒着烟旋转下隧、有的就在空中起火爆炸。我方其余的二十六架P-40飞机由高空俯冲而下加入战斗。由于日本飞机在数量上占优势，P-40机员奉令不必与敌人纠缠，必要时就是俯冲脱出战局也不必自愧。激战十分钟后，双方各自的燃料均已所剩无几，日机撤退离去。此次“决斗”，日方损失了十四架飞机和十四个飞行员；我方有四人被迫跳伞，最后他们都安全返回了基地。没有伤亡。从交战情况所见，我们推测：零式机不能快速俯冲。但，这仅只是猜想，而不能肯定。（续二）

德国佬赫尔曼(一）

    本书作者出生于德国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市。专修机械工业工程。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拉开战幕后不久飞抵中国。他曾带领车队在滇缅公路上运送战略物资；曾和一些机械奇才携手合作在昆明修汽车。这个“德国佬赫尔曼”虽然是敌国人民，后来却接受陈纳德将军的徵召，加入富有传奇色彩的飞虎队，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士。他在飞虎队干得有声有色，又曾替美国战略情报处执行危险任务。战后，美国国会通过特别法案，使他取得美国国籍。

    以下引述的是本书读者读后感数则：

    -美国空军退役将领布鲁司·郝罗威说：“‘德国佬赫尔曼’（Heman the German）是一篇刻画入微的故事。当年在饱受战祸摧残的中国，能有格哈德·钮孟（Gerhard Neumann）这样的部属，使我深以为荣。”

    -前太空人，现任东方航空公司董事长的法兰克·鲍曼的读后感是：“像格哈德·纽孟这样的人，既具备技术学识和肯干态度，律己甚严，执正不阿，诚属罕见。

    -陈香梅说：“自我认识格哈德·钮孟以来，他那多彩多姿的经历始终令我惊异不已。他的工程才干、工作热情、幽默感、以及与各阶层人士和睦相处的态度，使见过他的人都对他怀有敬意和好感。”

    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国刚向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投降、溃败的英军在敦克尔仓皇撤退。在英属殖民地地香港，一名英国士兵携着上了剌刀的步枪，从上午九点钟起，就像昨天那样,一整天亦步亦趋地跟着我。距我只有三步远近。

    我已经去过七个代表外国政府和商业机构的办事处，都不得要领，这是最后一试，然后就必须回九龙那所架了铁丝网的喇沙书院，那是拘留德国籍人士的地方。两天前，营地的英军指挥官宣布：每一个“敌国人民”必须在二十八小时之内申请入境许可，转赴尚未与希特勒交战的国家。这指令听来宽大，但是不切实际，港督的意思是要我们在第二天午夜前离开香港，否则用船解往孟加拉湾锡兰岛上新建的拘留营，关到战事结束为止。事实上，我们的德国旅行护照和军方证件已被英国人取走，所以我们简直就不可能离开香港，我将最后希望寄托在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办事处，否则，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离开香港。

    巧得难以置信的是，中国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庞德（W.Langhorne Bond）同意见我,他问明我的情况后，叫我回头再来。我按时赴约，他说：“我想我可以送你出境，我已为中航雇用了你，你可以去中国，不需护照。我们今晚用飞机送你去重庆，再转往昆明。中国空军目前由以前的美国军官陈纳德上尉指挥。到昆明后，去找他，因为你到昆明后，我们公司没有工作可以给你做，中航便会辞退你。我只不过是想帮助你离开香港。以后便要全靠你自己了。再见，祝你顺利！”

    我的家乡是德国勃兰登堡省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市，如今是远隔云天。我在一九三三年十五岁时，立下了当工程师的志愿：我要发明东西，并将它制造出来，看着它发挥功用。父亲安排我先去做三年机械工学徒，然后，再就读德国的工程学院。我通过了行业公会举办的一连串考试，成为了合格的机械匠。之后，进了德国历史悠久的密特伟达工程学院。

    一九三八年年底前几星期，学校公告栏贴出打字的布告，布告说：中国国民政府的蒋委员长徵聘德国机械工程师，有意应征者可与驻柏林的中国大使馆联络。布告还提到：中国已与德国洽妥，受聘人可特准兵役缓召。至于工作性质则语焉不详，看来是去中国内陆某地，并与国防有关。在遥远的中国就业，想来一定非常有趣。

    在一九三八年耶诞节前后和一九三九年元旦日前，我前往驻柏林中国大使馆，见到生平所见的第一个中国人，听他就学院公告栏的公告内容加以解释。几十年来中国和德国历届政府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与商业关系，中国持续购买大批德国制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一九三七年，中国开始抵抗日本侵略，现在蒋委员长要聘请工程师，教导部队维护德制新式武器。

    聘用的条件很好：薪金高，一半付德国马克，一半付美元，另加飞往香港的旅费和一应开销。抵达香港后，应向一家运输公司报到，由这家公司分派工作。

    我兴冲冲填好一叠签证申请表。我除在一九三三年曾去过但泽自由市之外，从未离开过国境，因此，只要想到乘飞机飞越半个世界，已足以使我迟迟不能入寐。

    一九三九年四月，我终于准备就绪。护照上有了十五个国家与地区的过境签证：比利时、英国、法国、法属突尼西亚、义属黎波里塔尼亚、埃及、法属黎巴嫩、法属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英属印度、英属缅甸、暹罗、法属中南半岛、英属香港，此外还有中国的入境签证！我定妥法航迪瓦坦338型新式三引擎飞机的座位，这是法国航空公司专飞东方航线的机种。班机定于每星期三下午由巴黎附近的勒布谢机场起飞，八天后到达香港启德机场——每天飞行五佰至一千六百海里。由于受飞机航程的限制，大部分行程，每天分为三段。航程表中只标明星期几，没有确切的起飞和到达时间。

    我抵达香港后，乘计程车去半岛酒店，向柜台打听运输公司的地点，以便转赴中国内地。据电话接线生告诉酒店柜台人员，这家公司的电话已在十天前消了号，也没有留下转信地址。我四顾茫然，大为狼狈，只好将剩下的几英镑换成港币。在联络上运输公司前，我必须找份工作才行。远东汽车公司及远东飞机有限公司都开设在半岛酒店所在的街道的侧边对面。总经理怀特先生是满头银发的高个子，年龄五十开外。他听了我的处境后表示向香港政府替我申请工作证件并无困难，只要我在他的修车场工作，薪金则事先申明微不足道。

    傍晚时分我租了间间房间，室内酷热难耐，没有风扇，可是有一张床，并且距工作地点不远，可以步行往返。怀特借了几元港币给我，让我添置便宜的服装，因为我从德国带来的衣服都太厚了。

    第一个月终了，我赚的钱已足够偿还我欠怀特的债务，我换了一处比较舒适的住处，也不必再一日三餐以香蕉当饭了。

    我觉得香港有如天堂。我特别欣赏那生气蓬勃的海港，港内有各式各样的船：有数以百计，张着褐色或紫色巨帆的帆船、有马达的哗喇哗喇（水上计程车）、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轮、有过访的军舰……。每届黄昏，香港的天空令人叹为观止。太阳落到山岭和巉岩遍布无人居住的离岛后面，天空的蓝色逐渐转淡，随即涌现色彩绚丽变化无穷的晚霞彩。

    正当我的生活步入正轨时，欧洲却战云密布。《华南日报》用醒目的大标题刊出“德苏签订十年互不侵犯协定”的骇人消息，二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时（当地时间），英国向德国宣战。当天，傍晚时分，香港的一名移民官员，一名英籍警官，还有两名包头持步枪的印度籍警察敲我的房门，很客气地索阅我的旅行护照和军方证件，然后用大客车将我解往九龙警察总部。我到达时，那里已经扣押了二十五名德籍人。以后一小时内，又来了很多德国人。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总数已达九十名，都是男的。我们分乘大客车，被解往九龙的喇沙书院。只见外面在聚光灯的灯光中，一批中国人在地上打桩，然后，用刺铁丝网将书院围住。

    在喇沙书院，我过了几星期苦闷的拘禁生活。后来他们要腾出书院，好让学生使用校舍。我们获准白天待在工作场所，不准擅离，晚上八时后要留在家里，不得外出。我们这些行动受限制的俘虏，每人领到一张注明是“敌国人民”浅红色身份证，上有照片和指纹。每星期五下午，我们必须向离家最近的警署报到。怀特先生很高兴我又回来替他工作。

    一九四零年六月底，一名政府官员走进我所在的工厂，交给我一封信。上面说：“向你问候！香港总督阁下通知你迅即返回喇沙书院，准备在午夜后四十八小时内离开本殖民地。”若非在中国航空公司碰巧遇见庞德，我只好去锡兰的拘留营了。可是奇迹出现了：我不须要任何证件便能离开香港！我揣起刺铁丝网的架子向卫兵说：“告诉你的长官，不用再替钮孟操心了。他们该做的是，今晚十一点钟以前送我去启德机场。”

    与车为伍

    我一下飞机，便对这海拔六千英尺的昆明市有了好感。这里是中国后方要地，云南省的省会，座落在中国西南角的深山里。人口估计约有十五万左右，其中包括原来的居民、中国其它省份为逃避日寇而到昆明的难民、以及少数民族。

    我乘车身发响的大客车，沿颠簸的道路，穿过昆明市区，去至五英里外的法国湖滨旅馆。但见中国劳力者充塞于途，有的拉着人力车在卵青石铺的街上奔走，有的推着独轮小车，有的用扁担挑着箩筐。

    次日早晨，我去机场求见航空训练主任——事实上也就是中国空军的参谋长陈纳德。他本是美国路易西安那州的教员，后来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充任驱逐机驾驶员，表现的干劲十足。退役后于一九三七年来中国助战，中国空军授予他上校军阶。陈纳德看了我的德国履历，告诉我，他推断中国政府在以后几年内会遇到以下情况：一切补给切断，陷于隔绝，所以要建筑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这条公路路面狭窄，盘旋曲折，途经许多奇险的地形，包括高山、深谷和吊桥，通往中缅边境的畹町，全长五百九十英里，途中没有一处加油站或修理站。陈纳德建议我去见为滇缅公路装配卡车的中国泰西埃公司的经理，陈纳德认为，目前如果我参加地面运输工作，会对中国的助益更大。他又写了一张便条给昆明的中央银行总经理。总经理读完便条后，将银行在城外半英里处的“模范新村”内的最后一幢无人居住的欧式住宅分配给我。泰西埃工场在昆明郊区，有二十辆即将装配完毕的柴油引擎车，这些车辆将行驶于滇公路。“你愿意带领二十辆卡车的车队去中缅边境吗？”经理问我。卡车上装载的是锡条和钨钢，将由中国取道仰光运往美国。卡车回程则装载桶装飞行燃料和柴油、枪支弹药和每枚重五百磅的炸弹。公路局希望我能就路况提出报告和改进意见。其余的卡车司机都是中国人。

    车队启程前一星期，空袭警报响了。警报解除后我进入市区，惊得我骇然失色。城里，死伤狼籍，许多人跪在炸死的亲人旁哭泣，许多木屋着火焚烧。

    除星期日外，昆明几乎每天在上午十点正遭受空袭，二十七架双引擎飞机排成三个九架一组的人字队形，每架投炸弹五枚。后来据俘获的日本飞行员供述：他们是以昆明为训练目标。

    我们花了三个星期检查装备和上货，然后我们这二十辆平头卡车车队，向中缅边境出发。由于每天必有短暂阵雨，打湿了的红黏土路面在雨后会变得异常溜滑，超载的车辆如果在路上发生横滑，那便谁也无法阻止它滑出路边而堕入深渊，因此，车门上的窗玻璃，驾驶座前的挡风玻璃，都在启程前被拆除，以便在必须弃车时，车上的人可以紧急逃生。我们平均每小时行驶五至十英里，从路旁陡峭的山壁上经常堕下大块的巨石挡住去路，因此我们不时要下车将大石块推开，才能继续行驶。据中国政府估计，二十辆卡车的车队每走一次就会损失一辆。

    我的那些中国司机都头脑灵活，容易相处，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都一定能想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有一次，一具引擎内，包有软金属的五个主轴承之一坏了，迫使整个车队停驶一天，我在拆除了油盘的卡车马达下着手修理，在烂泥中躺了好几小时，仍不知如何是好，。一名中国司机建议将他的呢帽剪成碎条裹在曲轴上充当轴承。这种能吸油的呢料居然将问题解决了！

    我得知有位澳大利亚人，带领二十辆英国制造的卡车已经越过中缅边界，进入了中国，正朝东驶向昆明。他们和我的车队在中途相遇了。双方驶在当头车辆一见到对方赶紧刹车停下。我们这两个做领队的相向步行，找寻宽十八英尺以上的路段，好让两辆卡车能慢慢错过，因为谁也不愿在错车时行驶在靠悬崖的一边，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安排两队的车逐辆交替靠着安全的“内侧”和危险的“外侧错过。离昆明九天后，我们抵达边镇畹町。此行，由于路滑损失了卡车一辆，车上的人员都及时跳车脱了险。回程时，一辆车都没损失。我回到昆明时，浑身污秽，满面于思，却因为这次独特的经历而感到高兴。

    回到昆明的第二天，我先后向泰西埃经理部门和公路局提出报告。并建议每隔一定距离在山边炸出“错车处”。我还没有离开这所政府机关，便有一辆闪亮发光的一九四零年黑色派卡（Packard）轿车朝我驶来。驾车人自称是法属中南半岛总领事。他这辆车由火车从河内运到后，引擎一直不顺，他问我愿不愿意替他将引擎调好？

    泰西埃的卡车场又乱又脏，不适合修理这样精致的车辆。我于是将模范村住宅旁的土墙开了个缺口，宽度足够让派卡驶进我的番茄园。这样做未免因陋就简，但在战时也只好将就了。

    派克车引擎校好后不久，我的住宅前便排列了许多外国驻昆明使节的汽车。车主们都赶着把车送来，希望有安全可靠的交通工具供自己和家人出城逃避每日十时必至的空袭。邻居安葛是飞行员，他看见我们两家门外街上排列的汽车，建议充当我的幕后合伙人，利用他为中国航空公司驾驶班机之便，负责采购必需的另件，并将另件从仰光运过来。我同意这么办，于是我向泰西埃提出辞呈。在离我们家不远处租了一片空地，为使汽车免受日晒雨淋，搭起一座可容纳十多辆汽车的茅草棚。为方便在车下工作，我们又挖了几凹槽。两星期之后，“钮孟汽车修理厂”开张营业了。不出三个月，我的顾客已超出了外交使节的圈子，扩大到国际红十字会，英国友谊救护车队以及在昆明的中国要人。

    能工巧匠

    因为缺乏特殊工具，工作时常遭遇困难。我雇用了二十多名优秀技工，他们完成的修理工作，任何西方专家看了都会认为绝对了不起。英国总领事有一辆一九三七年的福特车，前避振钢板弹簧的一片主要弹簧片折断了，它长三英尺，宽二英寸，厚四分之一英寸，除非我们能用在昆明找得到的材料另造一片这种有弹性能消振的钢片，否则，这辆车就要变成一堆废铁。我们只能找到圆钢条。铁匠老孔将他的工具搬进了修车场：铁砧、大锤、一支用五十三加仑汽油桶改造成的木炭炉、还有一支用空心树干做成的风箱，风箱的活塞由圆形木板周围加装鸡毛制成。老孔身高六英尺，个子很瘦，他太太来当他的助手。太太个子矮小，身材丰满，不停地给她那四个月大的孩子喂奶。

    老孔将一截圆钢烧至白热，然后叫他太太停止喂奶。她把孩子朝墙根脚的泥地上一放，就抓起十五磅重的大铁锤，以令人难信的力气，将铁锤抡圆对准放在砧子上炽热的钢条，依照她丈夫用手锤指定的地方锤击。这工作连待续两天后，终于将圆钢打成了扁钢。看得我出神。德国从不用这种“抡锤”的方法，因为离心力大，容易出事！

    终于轮到最重要的步骤了——将钢板回火，使它变得坚硬而有弹性，但却不可太脆，否则，会折断。我说：“没有热处理设备是不行的。”老孔说：“用不着。”老孔一进厂时就在修车场的一角摆了个狭长的槽，让所有员工小便时，都将尿液冲到槽里。这时槽中的小便已经半满。他将白热的钢片“在适当的时刻”淬入尿液，然后提出来片刻，避开腾升的蒸气，看着钢板颜色转暗，再把钢板的一小部分淬入尿液，最后将整条钢板浸泡在小便中。我不禁摇头，心中疑惑。可是两年后，这辆福特车连同它的前弹簧钢板都很好。英国总领事当然开心。

    一天下午，我的修车场里来了一辆人力车。一名衣著体面的男人代表云南省民政厅长李子侯与我洽谈，问愿不愿意为李子侯检查他那辆簇新的一九四零年别克世纪型轿车？给的报酬极为优厚。他说：“车是几天前刚从仰光码头经滇缅公路运到的。不幸的是这辆新车有严重的故障——引擎会发出可怕的声响，简直就不敢坐它。所以，李厅长很烦恼。”我答应第二天上午去看看。

    第二天，这位要人的人力车一早便来接我。我身穿兰布工装，登上考究的人力车，膝上搁着装满工具的竹篮来到李府。李厅长和司机在官邸前等候我。铺柏油的车道旁有一列车棚。最末一间里摆着“生病”的世纪型轿车——这是最大型的别克车。它前面的一间里停着一辆一九三九年绿色流线型四座标致（Peugeot）敞篷车，车内皮椅也是绿的。真漂亮！

    和他们相见后，翻译把司机列举的毛病和种种徵候告诉我。我建议试车，于是李厅长坐在后座，我坐在司机旁，在市区行驶了约一英里，我便叫他停住。引擎发出噪音原因有二：在昆明街上，汽车往往要跟在水牛或猪群后面走，在这种慢速行驶时，司机不换排挡，让汽车引擎在低速挡位吃力运行这是其一。其二，汽车引擎的点火时间是按美国的高辛烷质汽油来调定的，不适用于在中国贮存多年含辛烷值低于正常标准的变质汽油。于是我调整引擎的点火时间，将点火时间大大延迟。这只需要松动一棵螺丝钉，将点火分电器向后转动，再将螺丝钉上紧，就行了，经此一调，问题迎刃而解，别克车引擎的噪声消失了。至于司机开车的陋习，我不便批评，以免他下不了台。

    李厅长喜形于色。我们回到官邸，他察觉我对那辆标致车的艳羡目光，还有什么方法比赠送这辆标致车给我更能表达谢意的呢？我不肯接受，却推辞不掉。除此之外，还有下文：出门时，司阍又递给我一支褐色信封套，里面是三张全新的百元美钞。我驾车返回模范村，感到非常得意，这是我生平拥有的第一辆汽车。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有一天早上，我刚走到家门外，准备步行去修理厂，只见邻居陈纳德正要上他的旧福特车。他唤住我。“你听到日本人空袭珍珠港美国舰队的消息吗？”我说：“我没听到。”实际上，我根本就不知道珍珠港在哪里。他简单地告诉我星期日上午夏威夷遭遇的变故，还透露了一项公开的秘密——有三个现驻扎在缅甸，由美国志愿人员驾驶的美国P-40驱逐机中队中的一个中队，会在这几天内飞来昆明，他是这三个中队的指挥官。他问我愿不愿放弃修车场，参加他的队伍？

    他的队伍是第一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陈纳德的属下都是些提前四到六年解除了他们与美国政府所签订的正式合约，原本隶属于美国陆军、海军、以及陆战队的飞行员和机械人员。现在，他们是美国援华抗日的志愿者。他们一方面配合中国空军作战，同时执行美国的秘密军事任务。这些志愿者中有军人二百五十二人、护士两名。自一九四一年年中以来，这三个完全由美国自愿人员组成的飞行中队便一直驻扎在仰光以北，依照陈纳德所定的规章，接受严格的再训练。他们使用的P-40“战斧”机是由缅甸的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进行装配的。

    我当即打定主意：“好，我愿意参加。”我将“钮孟汽车修理厂”转让给了两个月前跟我合作的德籍难民。又将那辆可爱的绿色标致敞篷车退还给李子侯，然后随同首批到达中国的两个中队的美国军人住进了“一号宿舍”。

    这伙人大约有五十个，其中若干人是在珍珠港事变前六个月，伪托旅客身份从美国来到缅甸的。他们为我取了个绰号：“赫尔曼”。自此一直到战争结束大家都叫我：“德国佬赫尔曼”（Hermen the German）。

    珍珠港台事变后，美国人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进驻昆明。日军前来空袭时他们起飞应战，当地居人的生活状况大为改善。双方第一次接触时，美国战斗机早已在高空蓄势以待，来袭的十架日本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保护，全部被击落。五天后他们又再来空袭，再次遭受严重损失。此后，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昆明不曾遭受空袭。一九四二年三月日本攻陷仰光前不久，美国三个志愿队中队中留在仰光的最后一个中队，因为遭受敌人的袭击和意外事故，损失了若干人机后，也被从缅甸调来中国。三个中队沿东部和南部的战线分散驻扎，各中队经常换防进驻不同的基地，使日本人不敢肆无忌惮地空袭后方地区。我们的飞机在机头两侧面漆有鲨鱼齿。由华特·狄士尼设计的飞虎队徽是一支老虎展开兰色的小翅膀跃过一个代表胜利的“V”字。美国志愿队很快就成为中美两国的英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每击落七架日机自己才损失一架的战绩，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盟国经历了惨败，迫切需要能鼓舞士气的胜利消息。

    日本人迅即明了：空袭已经不再是全无抵抗的战事了。后来他们除非在数量上大占优势，否则决不攻击我方基地。自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他们在昆明上空断羽而归后，日本轰炸机白天空袭美军基地时，都有零式战斗机护航。他们的轰炸机虽然性能不佳，但零式机却非常出色。这种战斗机配有两挺三零机枪通过螺旋桨盘发射，机翼上装有两门二零毫米加农炮。

    到了一九四二年中，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飞虎队是他们的“劲敌”这一事实。他们派了一架战机在桂林上空投下战书，战书是这样写的：“我们帝国陆军飞行员，向你们飞虎队飞行员挑战，定于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在桂林上空，从事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斗。”我们都怀疑这是日本人施展的阴谋或故布的陷阱，只有陈纳德不以为然，他对日本人相当了解。他从另一个基地调来一个中队，好于六月二十八日这天为原驻桂林的中队增援。二十八日那天他派出四架P-40机向西南方飞去，并指定他们在“约会前”十分钟时尽量爬高后，背着太阳盘旋。其余两个中队的二十六架P-40机则守候在跑道尽头，让发动机空转加热。下午三时前十五分钟，陈纳德下令这二十六架飞机起飞。三点前不久，天空中传来了不会听错的大群零式机的引擎声，日机准时到来。地面电台通知我方在高空盘旋的四架飞机说：“有六十架前来挑战的日机正在飞近。一分钟后那二十六架已经升空的P-40机便以最高速度爬升到高空。

    我们那四架在高空盘旋的飞机突然从阳光中冲出来，用机枪对零式机发动致命攻击。开头的六架零式机因为阳光耀眼，看不见攻击者，有的冒着烟旋转下隧、有的就在空中起火爆炸。我方其余的二十六架P-40飞机由高空俯冲而下加入战斗。由于日本飞机在数量上占优势，P-40机员奉令不必与敌人纠缠，必要时就是俯冲脱出战局也不必自愧。激战十分钟后，双方各自的燃料均已所剩无几，日机撤退离去。此次“决斗”，日方损失了十四架飞机和十四个飞行员；我方有四人被迫跳伞，最后他们都安全返回了基地。没有伤亡。从交战情况所见，我们推测：零式机不能快速俯冲。但，这仅只是猜想，而不能肯定。（续二）

－刀 发表于 2010-7-16 11:56


   看了你的回复， o蛋表示欲哭无泪。:D

承运人，龙城，因此决定把对阿库坦迫降。

carrier 翻译成承运人？

这是最早期的零战11型（试生产型）。

纸飞机 发表于 2010-7-16 13:10

1942年4月29日，第64战队（加藤隼战斗队）安田义人曹长的座机在空战中被击中，油箱破裂，在腊戍附近迫降。他步行数天后归队，飞机则被当地村民缴获，飞虎队派人将其修复后飞走。

美国在太平洋战场是得到过一架零式战斗机,飞行员降落的时候飞机倒扣地面,飞行员头盖骨破裂而死.也就是这架飞机,使得美国彻底了解这种飞机的性能和对付方法

楼主的图是后来1942-1943年缴获修复的最早期零战11型（A6M1），不过意义已不大。

美国在太平洋战场是得到过一架零式战斗机,飞行员降落的时候飞机倒扣地面,飞行员头盖骨破裂而死.也就是这架飞 ...
tu26160 发表于 2010-7-17 15:33

楼主的图是后来1942-1943年缴获修复的最早期零战11型（A6M1），不过意义已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