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战争：重点打击中国人民族自信心

意识形态的战争：重点打击中国人民族自信心
石华宁
从美国最近的动态来看，一个最值得深思的标志是任命前中情局局长为国防部长，这是历任总统都没有过的举措。提起中央情报局，人们往往会把它跟以下事件联系起来：1949年的希腊新法西斯政权、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危地马拉军人政府、1959年的黎巴嫩长枪党武装、1961年的古巴猪湾事件、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军人政权……其实，在组织策划这些“杰作”的同时，中央情报局还肩负着另外一项使命。据最新解密的档案显示，中央情报局对文化领域开展了大规模的渗透，实际上操纵和指挥着冷战时期的文化冷战。
　
中情局是文化战司令部
　
在美国，作为文化战总司令部的中情局，用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先生自已的话说，就是“美国没有文化部，中情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白”。其实早在冷战之初，中情局就承担着文化战的使命，所以不同的是，那时还不规范。诚如《洛杉矶时报》2000年4月9日刊登的文章《间谍与文人一一中央情报局是怎样迷上文化的》评论的那样，创立中央情报局的本意，就是为了“文化战”或“文化冷战”。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解释很明了：“心理冷战的目的不是占领他国领土或以武力征服他国，我们是试图以和平的手段使全世界都相信我们的真理。”
　
1993年。成立不久的克林顿政府进一步明确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其中之一就是文化战。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小布什真正意识到空前地加大文化战力度和规模的重要性，于是，文化战逐渐演化为民族斗争的核心形式。在这种斗争申，文化兼有战略性和协同性的双重意义。
　
“战争是文化的继续”
　
民族的存在决不仅仅是DNA的延续。DNA标志的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人则是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的结合体，而社会的人的行为依据的核心又是民族文化。因此，我们说，民族存在还必须有又一个指标，那就是民族文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民族战争的最深层较量是文化。
　
一般说来，迅速见分晓的战争打的是计谋和军事实力；再久一些见分晓的战争打的是经济；而再久一些的战争打的是政治；而相对最久的战争打的则一定是文化。因此，文化战是最深层、最全面和最彻底的战争。所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不过对这一原理的中级认知，文化战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于民族战争，文化战不仅可以“兵不钝而利可全”，文化战还可以是武力战的前导，而且还是最节省、最有效的前导。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理由对海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空前规模的文化战掉以轻心。
　
“文化霸权论”奠基人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表现为国家借助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力量，加强并运用文化力量来制约和影响世界事务和其它国家内部事务的发展过程。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冲突的焦点“将会集中在基督文化、YSL文化和中华文化之中”，因此，正在崛起的、代表儒家核心文化价值观的中国将是美国所认为的在亚太地区最大的威胁。
　
警惕文化战
　
今天，中国所遭受的美式文化打击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已经进入民族自信和科技自主创新，以及民族的社会构成一一文化的剿灭阶段。所谓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厌弃民族文化和盲崇美国文化，从而造成国人对民族文化的逆反心理，从而造成国货的“负广告状态”和洋货的“自动广告状态”，从而造成民族产业的非经营竞争劣态。所谓负广告状态，就是商品未做广告时该商品处于被人嫌恶的状态，而做广告后才有望进入自然销售状态。所谓自动广告状态，就是商品未做广告就具有已做广告销售效果的一种营销状态。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西方的企业通常是 “不战而胜的”。
　
在经济层面之外，海外敌对势力在强大的财政支持之下，对我国的科技自主创新、民族自信心以及民族文化进行着疯狂的打击和剿灭。为了打击我国的科技自主创新，他们把我国几十项带有原创性质的科研成果打成伪科学，就连获得国家科举进步一等奖的《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科研成果也没能幸免。
　
为了剿灭我国的民族文化，他们把中医学诬蔑成伪科学。把中医学诬蔑成伪科学，可谓一石三鸟：其一，他们打击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一一中国哲学，《黄帝内经》是中国哲学的生动表达形式，打倒了中医，自然也就打倒了作为中医精髓的阴阳五行思想，从而也就打倒了中华文化；其二，中医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也是以形象逻辑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中华民族要想复兴，只有在吸收西方思维方式并结合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才可望实现。打倒了中医学，也就打倒了刚刚有复兴趋势的东方独有的科学方法，从而从根本上扼杀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其三。中医的复兴以及中医在海外崭露头角，使得西方十分恐慌。只有打倒中医学，西方的医疗医药经济才能保持垄断地位。
　
文化进攻是最歹毒的进攻，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全民族对文化战的认识，为建立强大的文化大军和打好文化保卫战做充分的准备。
　
文／岳撼
　
美“国家民主基金会”巨资扶助中国敌对组织
　
　
　　　　为了在全球鼓吹和推广民主、自由和人权，美国政府每年为“国家民主基金会”拨款4,000万美元（约1亿3千万港元）。据“国家民主基金会”日前（上周）出版的《2004年支持全球民主的资助报告》，该基金会去年为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异议组织提供了439万美元（约3,420万港元）的资助，比前年大约增加了29万美元（约226万港元）。　
“国家民主基金会”提供的资助大多用于推动中国民主、人权、新闻自由和劳工权利，这些经费大多是通过流亡在美国的异议组织来落实的，基金会每年组织“专家们” 对这些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考评，效果好的予以保留或增加资助，执行效果差的被淘汰。“国家民主基金会”促进中国乡村选举的资助是通过“共和国际研究所”来实现的，用于推动香港政治改革和政党建设的资助主要是通过“国际事务国家民主研究所”来执行，后者在香港设有办事处。
文汇报报导说，最新的年度报告透露，“国家民主基金会”在2004年资助香港“平民交流”组织12.5万美元（约97万港元）、“香港人权监察”17、 3,280万美元（约135万港元）；为“国际事务国家民主研究所”的两个项目提供24万美元（约187万港元），用于香港政党磋商和培训，开展和出版多党民意调查，为2004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提供选民指南方面的帮助，帮助香港民间组织的民主化和提高管理水平，支持香港的合作夥伴对特区政府的执政情况进行评估以及立法会选举后的评估。　
成立于1983年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为美国针对中国的“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的四个项目提供了46万美元的经费，为“中国私有化企业中心”的五个项目提供39.5万美元（约307万港元）的资助，为推动中国乡村选举的“共和国际研究所”提供35万美元。同时接受资助的流亡美国的异议组织有“司法权利教育”、“当代中国中心”、“中国信息中心”、“中国21世纪基金会”、“中国人权”、吴宏达的“劳改研究基金会”、《北京之春》、《民主中国》、“中国独立作家中心”和《新闻自由导报》等。
文汇报指出，该基金会去年资助“国际援助西藏运动”等7个流亡海外的藏独组织23万美元（约179万港元），这个数目与前几年差别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 “国家民主基金会”去年为鼓吹先自治后独立的“美国维吾尔协会”提供7.5万美元（约58万港元）的资助，据说是为了引起国际社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被侵犯的注意力。该协会得到美国的资助后，在白宫附近租了一套办公室，在美国进行游说并开展耸人听闻的反宣传。
（网摘）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中国“民运”分子简况
春 秋　
　　　　由美国政府和国会创建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以在全世界推行民主为名，支持一些国家的团体反对美国所不喜欢的政府，在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过程中充当“第五纵队”的角色。中国国内外的“民运”组织和分子，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该组织支持的重点。下面是外报披露的2003年的有关资料：
　　　　向“中国信息中心”提供40多万美元，支持该中心通过网页和邮电途径传播中国及国际信息。
　　　　向韩东方的“中国劳工通讯”提供约40万美元，其活动是“教育内地工人争取劳工权利”。
　　　　向方励之等人的“中国人权”提供约40万美元，以“支持受迫害的人士”。
　　　　向“国际共和研究所”提供约40万美元，支持在中国推广乡村选举。
　　　　向“劳改基金会”提供30多万美元，支持有关中国劳改的研究。
　　　　向张伟国等人的“21世纪中国基金会”提供约17万美元，也是研究中国劳改问题。
　　　　向“当代中国研究”提供约17万美元，用于研究中国内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向“中国劳工观察”提供约10万美元，制作有关中国内地劳工问题的网页。
　　　　向《北京之春》提供约10万美元。
　　　　向王军涛等人的《新闻自由导报》提供近10万美元，该刊物专门进行有关中国政治人物的报道。
　　　　向“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提供近10万美元，以支援一个与中国内地经济学者沟通的电子网络。
　　　　通过魏京生基金资助魏京生的“中国团结工会”7万多美元。
　　　　向“联合论坛”提供约7万美元，用于举办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座谈会。
　　　　向另外6个项目提供共约近70万美元，用于举办一些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及刊物。
　　　　上述各项合计约320多万美元。
　
　
美国民主基金会99财年资助中国民主项目
　
吉辰丘
　
　　　许多网友关心中国海外民运经费从哪里来，美国民主基金会正是为其提供经费的主要机构之一。近年来，这个民主基金会向与中国有关的非政府机构提供民主项目资助，1999财年资助与中国民主有关项目20项，其中中国大陆11项，香港4项，西藏5项，共计188万6833美元。
　　　 美国民主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是一家总部设于华盛顿的非牟利机构，向遍布全球的非赢利团体(NGO)提供资助推进全球民主。多维社记者19日采访了民主基金会亚洲高级项目官员的Louisa Coan Greve女士。25日，多维社收到了Greve女士寄来的1999年年度报告。
　　　报告称，1999财年(截止于1999年9月30日)，NED资产为3906万，其中现金92万，股票8万，所收捐款3730万(新闻署、国务院等政府机构3640万，劳联产联、Steve Forbes、Timothy Phillips等私营机构、个人39万)。支出中发放资助3100万，支持服务526万，其它活动65万。
　　　 与中国有关的资助包括20项，其中中国大陆11项，香港4项，西藏5项，共计188万6833美元。分列如下：
　　　 1)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The 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202,399资助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并资助劳工组织向中国工人提供工会权利、劳工标准、民主教育，收集相关信息。
　　　 2)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170,997资助香港工会联合会(Hong Kong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和劳工组织保护华南地区工人利益。
　　　 3)国际私人企业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84,700资助经济改革进程的公共参与。
　　　 4)国际私人企业中心：$76,727资助Unirule经济研究所举办有关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每半月一次的会议。
　　　 5)国际私人企业中心：$64,130 资助全国经济改革研究所、中国改革基金会(National Economic Reform Institute-China Reform Foundationa)关于中国内部经济自由的第一次系统研究。
　　　 6)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dern China)：$55,000资助《中国当代研究》中文季刊。
　　　 7)中国战略研究所：10,000。资助中国基层选举研究。
　　　 8)《民主中国》杂志：$75,000中文互联网月刊《民主中国》。
　　　 9)21世纪中国基金会：$100,000资助有关中国各民族之间关系、民主化的研究、出版和研讨会。
　　　 10)中国人权：$200,000资助人权信息的收集、报告、游说。直接资助受迫害者家人、出版中国人权杂志。
　　　 11)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489,716资助中国村级选举和相关研究、出版、与中国官员就政治犯、司法改革和人权的沟通。
　　　 12)劳改基金会(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85,000资助中国劳改研究和出版。资助1999年9月的“劳改之音”研讨会。
　　　 13)《新闻自由导报》(Press Freedom Guardian)：$48,000资助出版半月刊中文报纸，提供中国民主运动信息。
　　　 14)香港人权监察(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48,000资助有关香港人权的报告、个案、公众教育等。
　　　 15)国际关系全国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67,164资助香港民主活动，促进将公众意见纳入政策领域的草根活动。
　　　 16)西藏信息网络(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20,000资助旨在于提供西藏人信息的活动。
　　　 17)西藏时报(Tibetan Times)：$20,000资助出版藏文报纸西藏时报。
　　　 18)西藏多媒体中心(Tibetan Multimedia Centre)：$30,000向世界、流亡印度藏人、印度公众发布争取西藏民主的新闻和信息。
　　　 19)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Tibet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15,000资助翻译、出版和发行一万册藏文国际民权和政治权利公约、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
20)西藏评论(Tibetan Review)：$25,000资助出版英文月刊西藏评论。
　
　
　
西方NGO三招挺港反对派
　　　 北京　 晓风
　
　　　香港是一座开放性的城市，有名目繁多的西方非政府组织（NGO），它们或在香港设有分会，或设有办事处和联络人，热衷介入香港事务，活动领域涉及政治、人权、劳工、社福、宗教、环保等等。　这些非政府组织对外标榜“非官方”、“非盈利”，但其中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如美国民主基金会（简称NED）、美国全国事务民主协会(简称NDI)、大赦国际（简称AI）等具有很强的官方背景和政治使命，它们打着“民主”、“人权”等旗号，资助、扶持香港反对派，对香港事务指手划脚，成为西方反华势力影响香港乃至内地的一支重要力量。
　
　　　 非政府组织大多具强烈政府色彩　　　
　
　　　在香港积极活动的这些非政府组织大都具有强烈的官方背景。首先，主要成员多有政界、军界背景。这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机构通过“旋转门”互相沟通，一方面利用“学术背景”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通过“官方背景”扩大所在组织的影响。如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现任理事长为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美国民主基金会董事会主席文?韦伯（Vin Weber）是前共和党参议员，与新保守派比尔?班内特（Bill Bennett）关系密切，董事会成员莫顿?阿布拉莫维茨曾任负责情报研究的助理国务卿，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信托人协会的成员，该协会的另一成员保罗?沃尔福威茨是分析情报的专家，一九九五年曾受前总统克林顿的委任负责检察美国情报机制，与中情局交往频繁，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国驻欧洲部队总司令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K. Clark）也是董事会成员之一；新美国世纪计划（简称PNAC）主席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曾担任老布什竞选搭档奎尔的助手，后任副总统办公室主任，总裁加里?施密特（Gary Schmitt）曾在国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任职，一九八四—一九八八年任里根总统外交情报顾问委员会执行主任。　
　　　其次，除接受捐赠外，主要资金直接或间接来自政府拨款。如美国民主基金会自一九八三年成立之日起，资金通过前美国新闻总署的预算全部由国会拨给，大约每年 1,800万美元。“九?一一事件”后，美国认为NED在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事务中能发挥独特作用，所以二○○三年国会拨给NED的款项首次突破 4,000万美元。美国民主基金会得到资金后，把30％直接拨给外国的组织，其余的则通过其四个“核心组织”，即分别代表民主党、共和党、美国商会和“劳联—产联”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国际共和协会（简称IRI）、国际私人企业中心（简称CIPE）和自由工会研究会（简称FTUI），后者现改名为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也称团结中心进行再分配。此外，还有部分资金通过“自由之家”发放。
　
　　　 与西方政府互相唱和以影响其对港政策　　　
　　　 运作方面与西方政府互相唱和。它们不定期推出调研报告、在网上或西方媒体、港媒上发表文章，力求推动政府重视、研究香港问题，影响政府对港决策。
　
　　　以NDI为例，NDI自一九九七年以来，每年就香港的发展、选举制度、自治情况、法律法规、社会民主等进行调研，并形成“香港民主化前景”的系列报告。目前报告已出至第10期，分别为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三日《NDI选前报告》（成文于一九九七年六月十日）、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新的选举制度》、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自治和法治》、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五日《选前报告——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香港立法会选举》、一九九八年七月三十日《香港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选举报告》、二○○二年三月十一日《二○○二年行政长官选举和回归五年》、二○○二年十月十六日与思汇政策研究所合作的《没有民主的问责制？——香港的高官问责制》、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选前报告——“七?一大行游”对十一月二十三日区议会选举的影响》、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选前报告——二 ○○四年九月十二日立法会选举》、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二○○五年行政长官选举》。
　
　　　 此外，在官方不宜表态时，非政府组织出面就某一议题重复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营造舆论优势。在行动上，“为政府不能为、不敢为、不便为”，积极帮助政府落实对港政策，帮助政府了解港政治大事。
　
　　　 通过三项措施培植香港反对派　　
　　　 部分西方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三项措施大力培植香港反对派。　
　　　第一项措施：资金支持。香港很多政治性团体如职工盟、人权监察和思汇政策研究所等不断从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获得资金支持，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从美国国会到美国民主基金会再到美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或美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等最后到香港政团、研究机构的“资金链”。如从一九九六年起，香港职工盟每年向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申请获得拨款5至8万美元（约40至60万港币），而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的款项来自美国民主基金会的分配。二○○四年，职工盟总干事邓燕娥承认，该年获得美国机构资助80万港币。一九九九年，NDI获得NED的拨款6.7万美元（约52万港币），用于“资助香港民主活动，促进将公众意见纳入政策领域的草根活动。”二○○三年NDI从NED得到约18万美元拨款，分别拨给思汇政策研究所12.5万美元（约97万港币），新力量网络 6,000多美元（约5万港币）。二○○四年，NDI得到NED提供的24万美元（约187万港币），用于“香港政党磋商和培训，开展和出版多党民意调查，为二○○四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提供选民指南，帮助香港非政府组织提高管理水平，支持香港的合作伙伴对特区政府的执政情况及立法会选举后的情况进行评估。”
　
　　　第二项措施：人员培训。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等非政府组织通过举办各类讲座和会议，培养香港反对派的“普选”、“民主”意识和技巧。如民主党曾参加NDI拨款筹办的“形象建立、演讲技巧及如何面对传媒”的讲座。前线曾参加“如何筹款”的讲座。锺庭耀主持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也曾接受赞助，为二○○四年立法会选举作滚动式民意调查，发表有利于反对派的民调结论。为推动香港政党政治发展，二○○六年二月，NDI开办为期一年的“区议会候选人及选举经理竞选学校”，并在七月配发报告评论香港的选举制度与实践，寄望于二○○七年的区议会选举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选举基础”，并在二○○八年的立法会选举中扩大这种“基础”。　
　　　第三项措施：为反对派走向国际舞台“牵针引线”。非政府组织经常邀请香港反对派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协助反对派宣扬自己的理念，“介绍”香港形势，妄图由外而内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压。如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等人经常受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美国亚洲协会等组织的邀请，出席各种研讨会、听证会，呼吁国际社会关心香港“民主”。
　
　　　 此外，NED也资助中左政党，如自由党曾用获得的资助做民调，民建联曾参加“如何面对传媒”的讲座。　　　　　
　
　　　  在香港“舞剑”，“剑气”锋芒直指内地　　　　　
　　　 这些西方非政府组织除热衷香港的政治性活动，还异常“关注”内地的“民主”“自由”状况。如大赦国际自一九九七年以来所有的年度报告，凡涉及到香港问题的评论必然与中央政府有关，认为港人的命运与内地的人权状况紧密相连，“香港人不能独善其身”。　　　
　
　　　它们或继续利用香港收集内地的政、经、社信息，以香港为会场召集有关大陆政、经情况的研讨会，如一九九八年（美国）亚洲基金会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组织“中国大陆村级组织建设研讨会”；或打着“扶贫”“教育”的旗号深入中国内地偏僻乡村，从根基对中国内地施加影响，视香港为通往内地跳板的意图昭然若揭。

意识形态的战争：重点打击中国人民族自信心
石华宁
从美国最近的动态来看，一个最值得深思的标志是任命前中情局局长为国防部长，这是历任总统都没有过的举措。提起中央情报局，人们往往会把它跟以下事件联系起来：1949年的希腊新法西斯政权、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危地马拉军人政府、1959年的黎巴嫩长枪党武装、1961年的古巴猪湾事件、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军人政权……其实，在组织策划这些“杰作”的同时，中央情报局还肩负着另外一项使命。据最新解密的档案显示，中央情报局对文化领域开展了大规模的渗透，实际上操纵和指挥着冷战时期的文化冷战。
　
中情局是文化战司令部
　
在美国，作为文化战总司令部的中情局，用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先生自已的话说，就是“美国没有文化部，中情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白”。其实早在冷战之初，中情局就承担着文化战的使命，所以不同的是，那时还不规范。诚如《洛杉矶时报》2000年4月9日刊登的文章《间谍与文人一一中央情报局是怎样迷上文化的》评论的那样，创立中央情报局的本意，就是为了“文化战”或“文化冷战”。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解释很明了：“心理冷战的目的不是占领他国领土或以武力征服他国，我们是试图以和平的手段使全世界都相信我们的真理。”
　
1993年。成立不久的克林顿政府进一步明确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其中之一就是文化战。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小布什真正意识到空前地加大文化战力度和规模的重要性，于是，文化战逐渐演化为民族斗争的核心形式。在这种斗争申，文化兼有战略性和协同性的双重意义。
　
“战争是文化的继续”
　
民族的存在决不仅仅是DNA的延续。DNA标志的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人则是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的结合体，而社会的人的行为依据的核心又是民族文化。因此，我们说，民族存在还必须有又一个指标，那就是民族文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民族战争的最深层较量是文化。
　
一般说来，迅速见分晓的战争打的是计谋和军事实力；再久一些见分晓的战争打的是经济；而再久一些的战争打的是政治；而相对最久的战争打的则一定是文化。因此，文化战是最深层、最全面和最彻底的战争。所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不过对这一原理的中级认知，文化战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于民族战争，文化战不仅可以“兵不钝而利可全”，文化战还可以是武力战的前导，而且还是最节省、最有效的前导。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理由对海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空前规模的文化战掉以轻心。
　
“文化霸权论”奠基人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表现为国家借助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力量，加强并运用文化力量来制约和影响世界事务和其它国家内部事务的发展过程。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冲突的焦点“将会集中在基督文化、YSL文化和中华文化之中”，因此，正在崛起的、代表儒家核心文化价值观的中国将是美国所认为的在亚太地区最大的威胁。
　
警惕文化战
　
今天，中国所遭受的美式文化打击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已经进入民族自信和科技自主创新，以及民族的社会构成一一文化的剿灭阶段。所谓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厌弃民族文化和盲崇美国文化，从而造成国人对民族文化的逆反心理，从而造成国货的“负广告状态”和洋货的“自动广告状态”，从而造成民族产业的非经营竞争劣态。所谓负广告状态，就是商品未做广告时该商品处于被人嫌恶的状态，而做广告后才有望进入自然销售状态。所谓自动广告状态，就是商品未做广告就具有已做广告销售效果的一种营销状态。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西方的企业通常是 “不战而胜的”。
　
在经济层面之外，海外敌对势力在强大的财政支持之下，对我国的科技自主创新、民族自信心以及民族文化进行着疯狂的打击和剿灭。为了打击我国的科技自主创新，他们把我国几十项带有原创性质的科研成果打成伪科学，就连获得国家科举进步一等奖的《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科研成果也没能幸免。
　
为了剿灭我国的民族文化，他们把中医学诬蔑成伪科学。把中医学诬蔑成伪科学，可谓一石三鸟：其一，他们打击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一一中国哲学，《黄帝内经》是中国哲学的生动表达形式，打倒了中医，自然也就打倒了作为中医精髓的阴阳五行思想，从而也就打倒了中华文化；其二，中医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也是以形象逻辑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中华民族要想复兴，只有在吸收西方思维方式并结合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才可望实现。打倒了中医学，也就打倒了刚刚有复兴趋势的东方独有的科学方法，从而从根本上扼杀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其三。中医的复兴以及中医在海外崭露头角，使得西方十分恐慌。只有打倒中医学，西方的医疗医药经济才能保持垄断地位。
　
文化进攻是最歹毒的进攻，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全民族对文化战的认识，为建立强大的文化大军和打好文化保卫战做充分的准备。
　
文／岳撼
　
美“国家民主基金会”巨资扶助中国敌对组织
　
　
　　　　为了在全球鼓吹和推广民主、自由和人权，美国政府每年为“国家民主基金会”拨款4,000万美元（约1亿3千万港元）。据“国家民主基金会”日前（上周）出版的《2004年支持全球民主的资助报告》，该基金会去年为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异议组织提供了439万美元（约3,420万港元）的资助，比前年大约增加了29万美元（约226万港元）。　
“国家民主基金会”提供的资助大多用于推动中国民主、人权、新闻自由和劳工权利，这些经费大多是通过流亡在美国的异议组织来落实的，基金会每年组织“专家们” 对这些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考评，效果好的予以保留或增加资助，执行效果差的被淘汰。“国家民主基金会”促进中国乡村选举的资助是通过“共和国际研究所”来实现的，用于推动香港政治改革和政党建设的资助主要是通过“国际事务国家民主研究所”来执行，后者在香港设有办事处。
文汇报报导说，最新的年度报告透露，“国家民主基金会”在2004年资助香港“平民交流”组织12.5万美元（约97万港元）、“香港人权监察”17、 3,280万美元（约135万港元）；为“国际事务国家民主研究所”的两个项目提供24万美元（约187万港元），用于香港政党磋商和培训，开展和出版多党民意调查，为2004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提供选民指南方面的帮助，帮助香港民间组织的民主化和提高管理水平，支持香港的合作夥伴对特区政府的执政情况进行评估以及立法会选举后的评估。　
成立于1983年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为美国针对中国的“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的四个项目提供了46万美元的经费，为“中国私有化企业中心”的五个项目提供39.5万美元（约307万港元）的资助，为推动中国乡村选举的“共和国际研究所”提供35万美元。同时接受资助的流亡美国的异议组织有“司法权利教育”、“当代中国中心”、“中国信息中心”、“中国21世纪基金会”、“中国人权”、吴宏达的“劳改研究基金会”、《北京之春》、《民主中国》、“中国独立作家中心”和《新闻自由导报》等。
文汇报指出，该基金会去年资助“国际援助西藏运动”等7个流亡海外的藏独组织23万美元（约179万港元），这个数目与前几年差别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 “国家民主基金会”去年为鼓吹先自治后独立的“美国维吾尔协会”提供7.5万美元（约58万港元）的资助，据说是为了引起国际社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被侵犯的注意力。该协会得到美国的资助后，在白宫附近租了一套办公室，在美国进行游说并开展耸人听闻的反宣传。
（网摘）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中国“民运”分子简况
春 秋　
　　　　由美国政府和国会创建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以在全世界推行民主为名，支持一些国家的团体反对美国所不喜欢的政府，在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过程中充当“第五纵队”的角色。中国国内外的“民运”组织和分子，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该组织支持的重点。下面是外报披露的2003年的有关资料：
　　　　向“中国信息中心”提供40多万美元，支持该中心通过网页和邮电途径传播中国及国际信息。
　　　　向韩东方的“中国劳工通讯”提供约40万美元，其活动是“教育内地工人争取劳工权利”。
　　　　向方励之等人的“中国人权”提供约40万美元，以“支持受迫害的人士”。
　　　　向“国际共和研究所”提供约40万美元，支持在中国推广乡村选举。
　　　　向“劳改基金会”提供30多万美元，支持有关中国劳改的研究。
　　　　向张伟国等人的“21世纪中国基金会”提供约17万美元，也是研究中国劳改问题。
　　　　向“当代中国研究”提供约17万美元，用于研究中国内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向“中国劳工观察”提供约10万美元，制作有关中国内地劳工问题的网页。
　　　　向《北京之春》提供约10万美元。
　　　　向王军涛等人的《新闻自由导报》提供近10万美元，该刊物专门进行有关中国政治人物的报道。
　　　　向“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提供近10万美元，以支援一个与中国内地经济学者沟通的电子网络。
　　　　通过魏京生基金资助魏京生的“中国团结工会”7万多美元。
　　　　向“联合论坛”提供约7万美元，用于举办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座谈会。
　　　　向另外6个项目提供共约近70万美元，用于举办一些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及刊物。
　　　　上述各项合计约320多万美元。
　
　
美国民主基金会99财年资助中国民主项目
　
吉辰丘
　
　　　许多网友关心中国海外民运经费从哪里来，美国民主基金会正是为其提供经费的主要机构之一。近年来，这个民主基金会向与中国有关的非政府机构提供民主项目资助，1999财年资助与中国民主有关项目20项，其中中国大陆11项，香港4项，西藏5项，共计188万6833美元。
　　　 美国民主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是一家总部设于华盛顿的非牟利机构，向遍布全球的非赢利团体(NGO)提供资助推进全球民主。多维社记者19日采访了民主基金会亚洲高级项目官员的Louisa Coan Greve女士。25日，多维社收到了Greve女士寄来的1999年年度报告。
　　　报告称，1999财年(截止于1999年9月30日)，NED资产为3906万，其中现金92万，股票8万，所收捐款3730万(新闻署、国务院等政府机构3640万，劳联产联、Steve Forbes、Timothy Phillips等私营机构、个人39万)。支出中发放资助3100万，支持服务526万，其它活动65万。
　　　 与中国有关的资助包括20项，其中中国大陆11项，香港4项，西藏5项，共计188万6833美元。分列如下：
　　　 1)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The 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202,399资助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并资助劳工组织向中国工人提供工会权利、劳工标准、民主教育，收集相关信息。
　　　 2)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170,997资助香港工会联合会(Hong Kong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和劳工组织保护华南地区工人利益。
　　　 3)国际私人企业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84,700资助经济改革进程的公共参与。
　　　 4)国际私人企业中心：$76,727资助Unirule经济研究所举办有关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每半月一次的会议。
　　　 5)国际私人企业中心：$64,130 资助全国经济改革研究所、中国改革基金会(National Economic Reform Institute-China Reform Foundationa)关于中国内部经济自由的第一次系统研究。
　　　 6)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dern China)：$55,000资助《中国当代研究》中文季刊。
　　　 7)中国战略研究所：10,000。资助中国基层选举研究。
　　　 8)《民主中国》杂志：$75,000中文互联网月刊《民主中国》。
　　　 9)21世纪中国基金会：$100,000资助有关中国各民族之间关系、民主化的研究、出版和研讨会。
　　　 10)中国人权：$200,000资助人权信息的收集、报告、游说。直接资助受迫害者家人、出版中国人权杂志。
　　　 11)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489,716资助中国村级选举和相关研究、出版、与中国官员就政治犯、司法改革和人权的沟通。
　　　 12)劳改基金会(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85,000资助中国劳改研究和出版。资助1999年9月的“劳改之音”研讨会。
　　　 13)《新闻自由导报》(Press Freedom Guardian)：$48,000资助出版半月刊中文报纸，提供中国民主运动信息。
　　　 14)香港人权监察(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48,000资助有关香港人权的报告、个案、公众教育等。
　　　 15)国际关系全国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67,164资助香港民主活动，促进将公众意见纳入政策领域的草根活动。
　　　 16)西藏信息网络(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20,000资助旨在于提供西藏人信息的活动。
　　　 17)西藏时报(Tibetan Times)：$20,000资助出版藏文报纸西藏时报。
　　　 18)西藏多媒体中心(Tibetan Multimedia Centre)：$30,000向世界、流亡印度藏人、印度公众发布争取西藏民主的新闻和信息。
　　　 19)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Tibet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15,000资助翻译、出版和发行一万册藏文国际民权和政治权利公约、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
20)西藏评论(Tibetan Review)：$25,000资助出版英文月刊西藏评论。
　
　
　
西方NGO三招挺港反对派
　　　 北京　 晓风
　
　　　香港是一座开放性的城市，有名目繁多的西方非政府组织（NGO），它们或在香港设有分会，或设有办事处和联络人，热衷介入香港事务，活动领域涉及政治、人权、劳工、社福、宗教、环保等等。　这些非政府组织对外标榜“非官方”、“非盈利”，但其中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如美国民主基金会（简称NED）、美国全国事务民主协会(简称NDI)、大赦国际（简称AI）等具有很强的官方背景和政治使命，它们打着“民主”、“人权”等旗号，资助、扶持香港反对派，对香港事务指手划脚，成为西方反华势力影响香港乃至内地的一支重要力量。
　
　　　 非政府组织大多具强烈政府色彩　　　
　
　　　在香港积极活动的这些非政府组织大都具有强烈的官方背景。首先，主要成员多有政界、军界背景。这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机构通过“旋转门”互相沟通，一方面利用“学术背景”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通过“官方背景”扩大所在组织的影响。如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现任理事长为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美国民主基金会董事会主席文?韦伯（Vin Weber）是前共和党参议员，与新保守派比尔?班内特（Bill Bennett）关系密切，董事会成员莫顿?阿布拉莫维茨曾任负责情报研究的助理国务卿，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信托人协会的成员，该协会的另一成员保罗?沃尔福威茨是分析情报的专家，一九九五年曾受前总统克林顿的委任负责检察美国情报机制，与中情局交往频繁，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国驻欧洲部队总司令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K. Clark）也是董事会成员之一；新美国世纪计划（简称PNAC）主席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曾担任老布什竞选搭档奎尔的助手，后任副总统办公室主任，总裁加里?施密特（Gary Schmitt）曾在国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任职，一九八四—一九八八年任里根总统外交情报顾问委员会执行主任。　
　　　其次，除接受捐赠外，主要资金直接或间接来自政府拨款。如美国民主基金会自一九八三年成立之日起，资金通过前美国新闻总署的预算全部由国会拨给，大约每年 1,800万美元。“九?一一事件”后，美国认为NED在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事务中能发挥独特作用，所以二○○三年国会拨给NED的款项首次突破 4,000万美元。美国民主基金会得到资金后，把30％直接拨给外国的组织，其余的则通过其四个“核心组织”，即分别代表民主党、共和党、美国商会和“劳联—产联”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国际共和协会（简称IRI）、国际私人企业中心（简称CIPE）和自由工会研究会（简称FTUI），后者现改名为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也称团结中心进行再分配。此外，还有部分资金通过“自由之家”发放。
　
　　　 与西方政府互相唱和以影响其对港政策　　　
　　　 运作方面与西方政府互相唱和。它们不定期推出调研报告、在网上或西方媒体、港媒上发表文章，力求推动政府重视、研究香港问题，影响政府对港决策。
　
　　　以NDI为例，NDI自一九九七年以来，每年就香港的发展、选举制度、自治情况、法律法规、社会民主等进行调研，并形成“香港民主化前景”的系列报告。目前报告已出至第10期，分别为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三日《NDI选前报告》（成文于一九九七年六月十日）、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新的选举制度》、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自治和法治》、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五日《选前报告——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香港立法会选举》、一九九八年七月三十日《香港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选举报告》、二○○二年三月十一日《二○○二年行政长官选举和回归五年》、二○○二年十月十六日与思汇政策研究所合作的《没有民主的问责制？——香港的高官问责制》、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选前报告——“七?一大行游”对十一月二十三日区议会选举的影响》、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选前报告——二 ○○四年九月十二日立法会选举》、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二○○五年行政长官选举》。
　
　　　 此外，在官方不宜表态时，非政府组织出面就某一议题重复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营造舆论优势。在行动上，“为政府不能为、不敢为、不便为”，积极帮助政府落实对港政策，帮助政府了解港政治大事。
　
　　　 通过三项措施培植香港反对派　　
　　　 部分西方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三项措施大力培植香港反对派。　
　　　第一项措施：资金支持。香港很多政治性团体如职工盟、人权监察和思汇政策研究所等不断从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获得资金支持，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从美国国会到美国民主基金会再到美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或美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等最后到香港政团、研究机构的“资金链”。如从一九九六年起，香港职工盟每年向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申请获得拨款5至8万美元（约40至60万港币），而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的款项来自美国民主基金会的分配。二○○四年，职工盟总干事邓燕娥承认，该年获得美国机构资助80万港币。一九九九年，NDI获得NED的拨款6.7万美元（约52万港币），用于“资助香港民主活动，促进将公众意见纳入政策领域的草根活动。”二○○三年NDI从NED得到约18万美元拨款，分别拨给思汇政策研究所12.5万美元（约97万港币），新力量网络 6,000多美元（约5万港币）。二○○四年，NDI得到NED提供的24万美元（约187万港币），用于“香港政党磋商和培训，开展和出版多党民意调查，为二○○四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提供选民指南，帮助香港非政府组织提高管理水平，支持香港的合作伙伴对特区政府的执政情况及立法会选举后的情况进行评估。”
　
　　　第二项措施：人员培训。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等非政府组织通过举办各类讲座和会议，培养香港反对派的“普选”、“民主”意识和技巧。如民主党曾参加NDI拨款筹办的“形象建立、演讲技巧及如何面对传媒”的讲座。前线曾参加“如何筹款”的讲座。锺庭耀主持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也曾接受赞助，为二○○四年立法会选举作滚动式民意调查，发表有利于反对派的民调结论。为推动香港政党政治发展，二○○六年二月，NDI开办为期一年的“区议会候选人及选举经理竞选学校”，并在七月配发报告评论香港的选举制度与实践，寄望于二○○七年的区议会选举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选举基础”，并在二○○八年的立法会选举中扩大这种“基础”。　
　　　第三项措施：为反对派走向国际舞台“牵针引线”。非政府组织经常邀请香港反对派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协助反对派宣扬自己的理念，“介绍”香港形势，妄图由外而内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压。如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等人经常受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美国亚洲协会等组织的邀请，出席各种研讨会、听证会，呼吁国际社会关心香港“民主”。
　
　　　 此外，NED也资助中左政党，如自由党曾用获得的资助做民调，民建联曾参加“如何面对传媒”的讲座。　　　　　
　
　　　  在香港“舞剑”，“剑气”锋芒直指内地　　　　　
　　　 这些西方非政府组织除热衷香港的政治性活动，还异常“关注”内地的“民主”“自由”状况。如大赦国际自一九九七年以来所有的年度报告，凡涉及到香港问题的评论必然与中央政府有关，认为港人的命运与内地的人权状况紧密相连，“香港人不能独善其身”。　　　
　
　　　它们或继续利用香港收集内地的政、经、社信息，以香港为会场召集有关大陆政、经情况的研讨会，如一九九八年（美国）亚洲基金会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组织“中国大陆村级组织建设研讨会”；或打着“扶贫”“教育”的旗号深入中国内地偏僻乡村，从根基对中国内地施加影响，视香港为通往内地跳板的意图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