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中国不止是邻国的一面镜 ...

http://chinese.wsj.com/gb/20100514/EDR163818.asp?source=UpFeature
中国不止是邻国的一面镜子
刘罡

这两年，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在邻国眼里的“威胁度”恐怕也在上升。于是，日本日益担心中国军力崛起，印度疑似患上了恐华“妄想症”，即便是近年来跟中国关系最“铁”的俄罗斯，在不久前举行的二战胜利纪念日阅兵式上也未邀请中国军队受阅，反而是邀请美欧派出士兵方队与俄罗斯军队并行前进。

相关报导
日本担心中国军力崛起
斥政府对华患“妄想症”的印度部长将留任
利玛窦在华传教方式启迪后人
将司徒雷登葬于中国的美国华人将军
大体说来，俄、日、印三国分别可以算作过去的大国、现在的大国以及未来的大国。俄罗斯的前身苏联曾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现在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而印度基于其庞大的人口，早晚有机会成为GDP排名世界第二的国家。因此在俄罗斯眼里，中国或许是它30年前的影子；在日本眼里，中国大概是它的青春版；而在印度眼里，中国没准是它透过时光隧道瞥见的十年后自己。中国就像一面镜子，俄、日、印三国本意是要看中国，但目光一接触镜面就不自觉地被镜子中的自己所吸引，俄罗斯看到了自己的韶华老去，日本看到了自己的中年危机，印度看到了自己的身单影薄。它们都对自己镜中的形象不满意，于是第一反应便是本能地迁怒于镜子，俄罗斯疑心镜子把自己照老了，日本埋怨镜子把自己照丑了，印度则担心镜子把自己照小了。这三个国家净忙着在那里顾影自怜，对中国这面“镜子”本身，却好像一直未顾上得出客观的印象。

那么，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有人说，要评判一个人的人品，在他最得意和最失意的时候去观察他，往往能够得出最准确的结论。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得意的时候不忘形，在失意的时候不自弃，那他或许就有点君子气概了。人品如此，国品大概也是这样。《华尔街日报》近日有专文谈及了两位和中国发生过密切关系的洋人，一位是明朝万历年间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一位是曾长期执掌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利玛窦在中国生活的年代，正值万历朝中期的太平盛世，那时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东方大国，利玛窦的老家欧洲在中国人眼里基本是一片蛮荒之地。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病逝，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友希望皇帝能在北京赐地埋葬利玛窦，中国一些官员认为，以前从无让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安葬的先例，不值得如此“抬举”利玛窦。但时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却力排众议，他说，“自古来华洋人中，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乎？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在中国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眼里，利玛窦的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道德学问和对中国的文化贡献。说老实话，这种博大的文明心态，西方人恐怕是他们确立全球主导地位许多年后才逐渐具备的。

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的年代，则是中国的国运跌至历史最低点的抗日战争前后。但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学生傅泾波却与他谱写了一段君子之交善始善终的佳话。司徒雷登在卸去美国驻华大使之职回国后颇不得志，他一生并无积蓄，晚年又偏瘫，全赖傅泾波家照料。司徒雷登后来在遗嘱中表示，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够被送回中国，他之所以没有因毛泽东将其妖魔化为美帝国主义的象征而记恨中国，除了对出生地的一份眷恋外，恐怕也缘于他通过与傅泾波等中国知识分子交往而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敬重。一种文化，当它处在最低潮时仍能赢得强势文化的尊重，这不简单，有这样文化的国家应该不会成为有俩钱就找不着北的暴发户。

中国的左邻右舍在对着中国这面镜子顾影自怜之余，应该也抽空想想这面镜子的前世今生。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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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止是邻国的一面镜子
刘罡

这两年，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在邻国眼里的“威胁度”恐怕也在上升。于是，日本日益担心中国军力崛起，印度疑似患上了恐华“妄想症”，即便是近年来跟中国关系最“铁”的俄罗斯，在不久前举行的二战胜利纪念日阅兵式上也未邀请中国军队受阅，反而是邀请美欧派出士兵方队与俄罗斯军队并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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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有人说，要评判一个人的人品，在他最得意和最失意的时候去观察他，往往能够得出最准确的结论。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得意的时候不忘形，在失意的时候不自弃，那他或许就有点君子气概了。人品如此，国品大概也是这样。《华尔街日报》近日有专文谈及了两位和中国发生过密切关系的洋人，一位是明朝万历年间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一位是曾长期执掌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利玛窦在中国生活的年代，正值万历朝中期的太平盛世，那时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东方大国，利玛窦的老家欧洲在中国人眼里基本是一片蛮荒之地。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病逝，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友希望皇帝能在北京赐地埋葬利玛窦，中国一些官员认为，以前从无让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安葬的先例，不值得如此“抬举”利玛窦。但时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却力排众议，他说，“自古来华洋人中，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乎？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在中国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眼里，利玛窦的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道德学问和对中国的文化贡献。说老实话，这种博大的文明心态，西方人恐怕是他们确立全球主导地位许多年后才逐渐具备的。

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的年代，则是中国的国运跌至历史最低点的抗日战争前后。但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学生傅泾波却与他谱写了一段君子之交善始善终的佳话。司徒雷登在卸去美国驻华大使之职回国后颇不得志，他一生并无积蓄，晚年又偏瘫，全赖傅泾波家照料。司徒雷登后来在遗嘱中表示，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够被送回中国，他之所以没有因毛泽东将其妖魔化为美帝国主义的象征而记恨中国，除了对出生地的一份眷恋外，恐怕也缘于他通过与傅泾波等中国知识分子交往而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敬重。一种文化，当它处在最低潮时仍能赢得强势文化的尊重，这不简单，有这样文化的国家应该不会成为有俩钱就找不着北的暴发户。

中国的左邻右舍在对着中国这面镜子顾影自怜之余，应该也抽空想想这面镜子的前世今生。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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