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记念一个九十四年前故去的人

一、“你别无选择”！
　　谢百三教授刚刚自信地断言当今中国已处于五千年来最大盛世，温家宝总理就向全世界的媒体坦言中国经济的三不现象 ——所谓“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就是危机四伏。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把一切不利因素思虑全面之后，当然深知前途的艰险。
　　除开国内问题的困扰，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当今世界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也空前激烈。台海关系、中日关系、中美关系，这些都是摆在眼前的难题。无论我们如何谦恭，中国的强势崛起都是不争的事实。不可否认的是，出于历史、现实、文化、政治、军事、地缘等各种因素，对北半球的很多国家来说，中国的强大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
　　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在布什对伊拉克动武前夕的一次演说中指出：“在布什心目中，朝着帝国趋进的唯一重大障碍就是中国。展望未来 20年，布什政府意识到有一天中国的技术优势将压倒美国。当这一天来临，美国也许就会对中国说：‘让我们合作’，我们将做罗马人，而你们做希腊人。你们将成为我们出色的、极有教养的奴隶。……这就是一些最聪明的新保守主义者设想的情形。”事实上，一个真心“合作”的中国比一个被迫臣服的日本对美国更具诱惑力；而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容易驯服——或者说得冠冕一点，更容易合作。
　　要么在媾和的前提下实现伪强大，要么就走一条真正独立自主、不曲不阿的道路。尽管其中一直以来都存在很大的活动空间，然而随着中国实力和地位的不断提升，这种空间势必将愈益狭小逼仄。韬光养晦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否则就是懦弱无为，对中国这样历史悠远的泱泱大国而言这是不可想象的，若如此，就只能委曲求全；而这还算好的，更严酷的现实是，你委屈了也未必得全。因为在以利益和竞争为基调的大国俱乐部里，没有真正的友谊，更谈不上同情和仁慈。所以，我们的前景就是必须以大国和强国的姿态示人，唯此方能保全独立和尊严。借用刘索拉的一句名言：你别无选择！
　　
　　二、我们自由吗？
　　国欲自主，须民先自由。而当今的中国人究竟有多少甚至有没有自由精神？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对“自由”做一诠释。“五四”运动让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开始了解自由、崇尚自由、追求自由，但历经近90 年，一般民众对“自由”的理解并无多少发展，我们理想中的自由无非就是不受约束的行为和直选国家领导人，然而这些都只是“自由”的一些表现形式。自由精神的内涵在于对自我的认知和把握，在于对个人尊严和独特性的重视，而这种自由精神的培养恰恰是长期以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教育中稀缺的。
　　不客气地说，中国人的自由精神其实是极其匮乏的，特别是在属于国家中坚和未来的青年一代中间。他们口口声声要个性、爱自由，实际上却不知自由为何物，只不过喜欢任性和逃避罢了。他们动不动就成为某某人的粉丝，动不动就被某种选秀活动刺激得精神亢奋，为那种经过操弄和设计的成功和失败所手舞足蹈或泪流满面。他们甘愿接受精神催眠，以此作为一种释放和解脱。这样的群体其实一点都不自由，因为他们很容易被控制、利用、诱惑和驱使。
　　造成此种局面，除了教育的因素，还有现代性条件下的困境。现代经济的发展势必导致社会分殊化。在不停运转的社会经济大机器上，每一个在各自专业领域工作的人都只是创造财富的零件，人在专业化的同时实际上也被边缘化了；而行业的差异又划分和区隔了人群，这种多元和分散的特征就形成了社会离心力。所以现代人往往具有如下特征：紧张、孤立、自私、冷漠、精于算计、未老先衰，还有精神空虚，希望被抚慰，并且易于和乐于被麻醉。这样的人群自然离自由越来越远，因为他们连自我都几乎迷失了，而自由精神的内核恰恰是强健和不屈不挠的自我意志。
　　
　　三、自由精神从何而来？
　　中国人真的只配被美国人驱使，做他们的技术奴隶吗？当然不！中国人有骄人的历史，它给了我们一种雄心，即使说野心也无所谓。伟大的中国人理应而且必定有追求自由的决心和活力，只要它是民主和文明的源泉。
　　时下，各种各样的所谓偶像充斥眼前，但恕我直言，其中大多不过是大众消遣、消费和消磨时间的对象。在我看来，一个人是否可以成为真正的偶像，要看的是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背后的那个“真我”；而现在，人们的崇拜很多只是对某一特定社会角色的。这种角色崇拜其实是有传统的，过去曾经崇拜过工人、军人、教师、大学生，现在则集中于娱乐明星，照此发展下去，以后还有可能崇拜官僚，从崇拜外形、名利到崇拜权力。而这样的崇拜恰恰是自由精神和平等观念的大敌。
　　我常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空前发达的传媒推选出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精神偶像呢？那种英雄情结、那种甚至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情怀将成为我们追求自由、实现自我救赎的源动力。
　　但这其中有一大障碍，就是人们对历史和英雄的怀疑和厌倦，这是长期以来把历史当作宣传工具导致的恶果。人们首先不信任历史，紧接着就对历史教科书中树立的英雄形象进行公开的质疑和私下的嘲讽。人们更愿意为自己亲眼看到的真实的小人物的努力和成功而喝彩和感动。如果说这是一种浅薄，那么，它背后的成因更值得反思。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遗忘历史，背弃传统，不能妄自菲薄。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是一个光荣家族的后裔，那些勇健的、智慧的、无私的、无畏的、曾经书写下荣耀历史的先人应该激荡起我们的血性，让我们保持一种高贵的尊严。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神话，否则将失去梦想；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否则将失去榜样。而梦想和榜样绝对是前进和奋发的驱动力。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少英雄，无论古代还是近代，总会有一些把信仰、理想、节操、志气看得比生命更重，散财于海、笑赴九死、敢以一人之力挽狂澜于即倒的仁人义士，他们是这个民族骄傲和不屈的精神基因。了解他们，我们或可暂时摆脱渺小的自我，或可暂时不去做尼采所说的“有教养的市侩”，从而坚信，自己永远不会被征服！而读史——特别是感受英雄气概——的目标和意义正在于此，那就是催生和助长自由精神，健全我们的人格，强化我们的自我意志。不要以为自己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不要庸俗化、市侩化，不要妥协。这些要求不只是针对个人的，其实也是针对国家的，只有整个民族的精神健旺起来，充满追求自由的活力，这个国家才能变得勇毅和强韧。
　　
　　四、有这样一个精神偶像
　　如果推选中国的精神偶像，我要投蔡锷将军一票。
　　蔡锷成名于晚清末造，13岁就考中秀才，17岁东渡日本求学，18岁时立志弃文习武以救国，20岁以一介文弱书生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陆士”在日本赫赫有名，以训练方法残忍著称，从这里走出的名将不计其数。单就第三期来说，日本学生里就有冈村宁次、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蔡锷的同学和密友蒋方震后来还曾留学德国，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身份留德考察军事，为兴登堡元帅器重，舌战过墨索里尼。蒋方震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士第三期，获得了天皇赐刀，令日本学生颜面扫地；而第二名就是蔡锷。本来第三名是中国学生张孝准，日方感觉前三名全由中国人包揽，难以向天皇交代，就把两名本国学生硬塞到蔡锷和张孝准中间，这两个日本士官生，一个是后来的日本陆相、陆军大将荒木贞夫，一个是后来的台湾驻军司令、陆军大将真崎甚三郎。蒋方震、蔡锷、张孝准，时称中国士官三杰，不仅为疲弱不振的祖国争了光，也得到了日本军界的认可和尊重，一时名声大噪。
　　上个世纪初的日本汇聚了一大批心向西学且思想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蔡锷更像是一个异类，他虽也热情满怀志存高远，但却表现出弱冠之年少有的稳健持重。他有更强的国家观念，他的理想是使中国变得强大，而并不热衷于当时很时髦的人种论，不以排满和辩胜为快。
　　他的这种沉稳在广西时曾遭头角峥嵘的同盟会员误解，他们发动驱蔡风潮，硬是把蔡锷赶出了广西。受了这样的委屈，年轻的蔡锷也未有丝毫改变。离开广西后他到云南担任新军协统，同盟会员、见习排长黄毓英来找他大谈革命，希望他表态。蔡锷告诫说：“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不久，在重九之夜，蔡锷以总指挥的身份带领革命官兵举行起义，一夜之间占领省城昆明，宣告云南独立，全省传檄而定。
　　蔡锷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他很少慷慨激昂地倡言革命，不会轻易表露心迹，他更看重的是实际效果。这样一个人，在日日叫卖革命、咀嚼革命的年代里，一度被历史遗忘，在革命者的谱系中，那些暗杀封建朝臣和反动军阀未遂的刺客们都要远远地排在他前面。可是，真正改变历史进程的终究是那些实干家。
　　民国成立后，蔡锷主政云南。为了改变云南财政拮据的局面，蔡锷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整顿经济，开办银行，调整税率，设立审计厅，裁撤冗员，遣散军队，倡办教育，大兴实业；还两次带头减薪，把自己的月薪从600元减到60员，只相当于一个营长，这在全国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蔡锷在都督任上只干了短短一年半时间，却使云南财政扭亏为盈，不但不再像前清时代那样需要中央拨款支援，反而还支援中央数十万元。要知道，这样的经济奇迹还是在组织滇军援川、援黔、援藏，负担了可观的军费开支的情况下取得的。蔡锷的能力由此让全国上下刮目相看。
　　1913年蔡锷奉调入京，离开昆明前，士绅民众欲建生祠感念其恩德，蔡锷劝止，把立祠的钱款全部赈济灾民。
　　蔡锷一生清贫，克己甚严，他的部下雷飚说蔡锷“视公款公物如性命，虽一丝一毫而莫苟”。袁世凯称帝后，蔡锷在西南起兵发难，袁世凯命令邵阳地方官查抄蔡锷家产，得到的报告是“查蔡锷本籍，无一椽之屋，无立锥之地，其母现尚寄食乡人家，实无财产之可查封”。袁世凯没想到，身为经界局督办、管理着全国土地的蔡锷却不曾利用职务的便利给自己谋哪怕一处地产。
　　蔡锷和袁世凯之间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蔡锷刚到北京时，着军服觐见袁世凯，袁世凯送给他一件做工考究的大氅，亲切地说以后见面不必拘礼再着正装，穿这个就可以。第二次在中南海召见蔡锷，袁世凯耍了个心眼，叫上自己的将官们一同见面，而且要求大家都着军装，自己也穿上大元帅服，就这样等着穿便装的蔡锷。不料，出现在眼前的蔡锷依然是军服马靴手套勋章一样不少。这一回合下来，老袁更明白，这个年轻的南方军人极为严谨自持，很难搞定。
　　心高志远的人大抵都如此，他们坚持原则，坚持自我，不被迷惑，不受诱惑，再世故老辣的人也很难找到他们的软肋。面对既能上马经武又能下马治国的蔡锷，面对既刚正耿介又水火不进的蔡锷，袁世凯既爱其才又忌其德。
　　其实袁世凯待蔡锷不薄，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高等军事顾问、昭威将军、大元帅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头衔一大把，且都是核心机关的成员。说起来，袁氏称帝，如果蔡锷俯首听命，功名利禄一样都不会少，但这却违背了他所信仰的民主原则和共和精神。所以蔡锷斩钉截铁地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为人格而战，这就是蔡锷的名句。有人把蔡锷誉为人格将军，十分恰切，观蔡将军一生的言动行止，无不展现出他独立而高尚的人格精神。
　　蔡将军率领六千护国军在川南同张敬尧的四万多北洋军鏖战数月。要知道，北洋军队无论装备还是训练在当时都是号称冠绝全国的，而蔡将军带着他一手调教出来的滇军虽然以少战多竟也不落下风，没有应援的护国军伤亡人数比北洋军少得多。号称北洋常胜军的第七师第六旅被杀得长官中只剩一个营长，张敬尧后来在停战议和时说，再打下去，我这个师长都当不成了。
　　然而，累月的苦战也彻底拖垮了蔡将军的带病之躯。他研究部署作战计划，给各方发电痛陈利害争取支持，每天睡觉不到三四个小时。在护国军缺粮乏饷之际，他和普通士兵吃同样的军粮，一半米一半砂硬吞。可以说，蔡将军是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感染和支撑着这支义军，燃烧自己的生命为全体同胞争人格！
　　袁世凯死后，蔡锷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军抵蓉城时，蔡锷嗓音沙哑已不能成声。勉力视事几天，整编川军后，蔡锷便辞职准备赴日就医。他本拟由蒋方震出任总参议兼代督军，但蒋更愿以总参议身份陪蔡锷东渡。川中军民极力挽留，有人烧着香拦在路上不让蔡锷走。
　　1916年8月9日，蔡锷扶病离蓉，临行前写下了传诵一时的《告别蜀中父老文》，其中最后一句写道：
　　“锷行矣，幸谢邦人，勉佐后贤，共济艰难。锷也一苇东航，日日俯视江水，共证此心，虽谓锷犹未去蜀可也。”
　　三个月后，蔡松坡将军仙逝于日本福冈。弥留之际向蒋方震口授遗电以告国人：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同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现在各派意见多乖，竞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戴戡，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四、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
　　蔡公长逝后，蒋方震含泪在遗电后附加按语道：“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自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未能裹尸为憾。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1917年4月12日，蔡公魂归故里，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公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马克斯•韦伯说：当我们超越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每念及此语，便能感觉到蔡公的震撼力。
　　 我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我认为崇拜蔡公和崇拜娱乐明星或网络红人等等有着而且应该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其实是一种物质崇拜，而前者是对一种精神力量的敬重。蔡公的精神是很值得当今国人——无论在上者还是在下者——学习和继承的。对在下者来说，坚持理想、坚持信念、坚持原则，保持独立意志，不趋炎附势，如果把这些当作自己做人的基本准则，即使不曾出大名赚大钱，也足以令人敬重和感动，不愧为人亦不枉此生。对在上者而言，蔡公之澹泊名利、夙夜为公，足以镜鉴；而更可贵的是，他不做既得利益者，为了信仰，不惜舍名弃利，捐生赴死。在这个意义上，他和切.格瓦拉一样，都是舍生取义的圣徒，用生命完成了一种永恒。
　　但是，蔡公是人而不是神，切勿把他神化，一旦神化就离妖魔化不远了，这是一体之两面，从来如此。对蔡公的赞誉有很多，而质疑、蔑视、讥讽甚至诋毁也同样存在。我以为，对后者，无须激愤，更不必回骂。蔡公精神中还有冷静、理智、宽容的一面，身为“蔡粉”，尤当以此自持。我们当然不可能成为蔡公，但若能习得蔡公的一部分精神品质，并用它来感染和影响周围的人，那才是对蔡公最好的纪念吧。一、“你别无选择”！
　　谢百三教授刚刚自信地断言当今中国已处于五千年来最大盛世，温家宝总理就向全世界的媒体坦言中国经济的三不现象 ——所谓“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就是危机四伏。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把一切不利因素思虑全面之后，当然深知前途的艰险。
　　除开国内问题的困扰，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当今世界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也空前激烈。台海关系、中日关系、中美关系，这些都是摆在眼前的难题。无论我们如何谦恭，中国的强势崛起都是不争的事实。不可否认的是，出于历史、现实、文化、政治、军事、地缘等各种因素，对北半球的很多国家来说，中国的强大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
　　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在布什对伊拉克动武前夕的一次演说中指出：“在布什心目中，朝着帝国趋进的唯一重大障碍就是中国。展望未来 20年，布什政府意识到有一天中国的技术优势将压倒美国。当这一天来临，美国也许就会对中国说：‘让我们合作’，我们将做罗马人，而你们做希腊人。你们将成为我们出色的、极有教养的奴隶。……这就是一些最聪明的新保守主义者设想的情形。”事实上，一个真心“合作”的中国比一个被迫臣服的日本对美国更具诱惑力；而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容易驯服——或者说得冠冕一点，更容易合作。
　　要么在媾和的前提下实现伪强大，要么就走一条真正独立自主、不曲不阿的道路。尽管其中一直以来都存在很大的活动空间，然而随着中国实力和地位的不断提升，这种空间势必将愈益狭小逼仄。韬光养晦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否则就是懦弱无为，对中国这样历史悠远的泱泱大国而言这是不可想象的，若如此，就只能委曲求全；而这还算好的，更严酷的现实是，你委屈了也未必得全。因为在以利益和竞争为基调的大国俱乐部里，没有真正的友谊，更谈不上同情和仁慈。所以，我们的前景就是必须以大国和强国的姿态示人，唯此方能保全独立和尊严。借用刘索拉的一句名言：你别无选择！
　　
　　二、我们自由吗？
　　国欲自主，须民先自由。而当今的中国人究竟有多少甚至有没有自由精神？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对“自由”做一诠释。“五四”运动让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开始了解自由、崇尚自由、追求自由，但历经近90 年，一般民众对“自由”的理解并无多少发展，我们理想中的自由无非就是不受约束的行为和直选国家领导人，然而这些都只是“自由”的一些表现形式。自由精神的内涵在于对自我的认知和把握，在于对个人尊严和独特性的重视，而这种自由精神的培养恰恰是长期以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教育中稀缺的。
　　不客气地说，中国人的自由精神其实是极其匮乏的，特别是在属于国家中坚和未来的青年一代中间。他们口口声声要个性、爱自由，实际上却不知自由为何物，只不过喜欢任性和逃避罢了。他们动不动就成为某某人的粉丝，动不动就被某种选秀活动刺激得精神亢奋，为那种经过操弄和设计的成功和失败所手舞足蹈或泪流满面。他们甘愿接受精神催眠，以此作为一种释放和解脱。这样的群体其实一点都不自由，因为他们很容易被控制、利用、诱惑和驱使。
　　造成此种局面，除了教育的因素，还有现代性条件下的困境。现代经济的发展势必导致社会分殊化。在不停运转的社会经济大机器上，每一个在各自专业领域工作的人都只是创造财富的零件，人在专业化的同时实际上也被边缘化了；而行业的差异又划分和区隔了人群，这种多元和分散的特征就形成了社会离心力。所以现代人往往具有如下特征：紧张、孤立、自私、冷漠、精于算计、未老先衰，还有精神空虚，希望被抚慰，并且易于和乐于被麻醉。这样的人群自然离自由越来越远，因为他们连自我都几乎迷失了，而自由精神的内核恰恰是强健和不屈不挠的自我意志。
　　
　　三、自由精神从何而来？
　　中国人真的只配被美国人驱使，做他们的技术奴隶吗？当然不！中国人有骄人的历史，它给了我们一种雄心，即使说野心也无所谓。伟大的中国人理应而且必定有追求自由的决心和活力，只要它是民主和文明的源泉。
　　时下，各种各样的所谓偶像充斥眼前，但恕我直言，其中大多不过是大众消遣、消费和消磨时间的对象。在我看来，一个人是否可以成为真正的偶像，要看的是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背后的那个“真我”；而现在，人们的崇拜很多只是对某一特定社会角色的。这种角色崇拜其实是有传统的，过去曾经崇拜过工人、军人、教师、大学生，现在则集中于娱乐明星，照此发展下去，以后还有可能崇拜官僚，从崇拜外形、名利到崇拜权力。而这样的崇拜恰恰是自由精神和平等观念的大敌。
　　我常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空前发达的传媒推选出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精神偶像呢？那种英雄情结、那种甚至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情怀将成为我们追求自由、实现自我救赎的源动力。
　　但这其中有一大障碍，就是人们对历史和英雄的怀疑和厌倦，这是长期以来把历史当作宣传工具导致的恶果。人们首先不信任历史，紧接着就对历史教科书中树立的英雄形象进行公开的质疑和私下的嘲讽。人们更愿意为自己亲眼看到的真实的小人物的努力和成功而喝彩和感动。如果说这是一种浅薄，那么，它背后的成因更值得反思。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遗忘历史，背弃传统，不能妄自菲薄。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是一个光荣家族的后裔，那些勇健的、智慧的、无私的、无畏的、曾经书写下荣耀历史的先人应该激荡起我们的血性，让我们保持一种高贵的尊严。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神话，否则将失去梦想；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否则将失去榜样。而梦想和榜样绝对是前进和奋发的驱动力。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少英雄，无论古代还是近代，总会有一些把信仰、理想、节操、志气看得比生命更重，散财于海、笑赴九死、敢以一人之力挽狂澜于即倒的仁人义士，他们是这个民族骄傲和不屈的精神基因。了解他们，我们或可暂时摆脱渺小的自我，或可暂时不去做尼采所说的“有教养的市侩”，从而坚信，自己永远不会被征服！而读史——特别是感受英雄气概——的目标和意义正在于此，那就是催生和助长自由精神，健全我们的人格，强化我们的自我意志。不要以为自己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不要庸俗化、市侩化，不要妥协。这些要求不只是针对个人的，其实也是针对国家的，只有整个民族的精神健旺起来，充满追求自由的活力，这个国家才能变得勇毅和强韧。
　　
　　四、有这样一个精神偶像
　　如果推选中国的精神偶像，我要投蔡锷将军一票。
　　蔡锷成名于晚清末造，13岁就考中秀才，17岁东渡日本求学，18岁时立志弃文习武以救国，20岁以一介文弱书生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陆士”在日本赫赫有名，以训练方法残忍著称，从这里走出的名将不计其数。单就第三期来说，日本学生里就有冈村宁次、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蔡锷的同学和密友蒋方震后来还曾留学德国，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身份留德考察军事，为兴登堡元帅器重，舌战过墨索里尼。蒋方震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士第三期，获得了天皇赐刀，令日本学生颜面扫地；而第二名就是蔡锷。本来第三名是中国学生张孝准，日方感觉前三名全由中国人包揽，难以向天皇交代，就把两名本国学生硬塞到蔡锷和张孝准中间，这两个日本士官生，一个是后来的日本陆相、陆军大将荒木贞夫，一个是后来的台湾驻军司令、陆军大将真崎甚三郎。蒋方震、蔡锷、张孝准，时称中国士官三杰，不仅为疲弱不振的祖国争了光，也得到了日本军界的认可和尊重，一时名声大噪。
　　上个世纪初的日本汇聚了一大批心向西学且思想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蔡锷更像是一个异类，他虽也热情满怀志存高远，但却表现出弱冠之年少有的稳健持重。他有更强的国家观念，他的理想是使中国变得强大，而并不热衷于当时很时髦的人种论，不以排满和辩胜为快。
　　他的这种沉稳在广西时曾遭头角峥嵘的同盟会员误解，他们发动驱蔡风潮，硬是把蔡锷赶出了广西。受了这样的委屈，年轻的蔡锷也未有丝毫改变。离开广西后他到云南担任新军协统，同盟会员、见习排长黄毓英来找他大谈革命，希望他表态。蔡锷告诫说：“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不久，在重九之夜，蔡锷以总指挥的身份带领革命官兵举行起义，一夜之间占领省城昆明，宣告云南独立，全省传檄而定。
　　蔡锷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他很少慷慨激昂地倡言革命，不会轻易表露心迹，他更看重的是实际效果。这样一个人，在日日叫卖革命、咀嚼革命的年代里，一度被历史遗忘，在革命者的谱系中，那些暗杀封建朝臣和反动军阀未遂的刺客们都要远远地排在他前面。可是，真正改变历史进程的终究是那些实干家。
　　民国成立后，蔡锷主政云南。为了改变云南财政拮据的局面，蔡锷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整顿经济，开办银行，调整税率，设立审计厅，裁撤冗员，遣散军队，倡办教育，大兴实业；还两次带头减薪，把自己的月薪从600元减到60员，只相当于一个营长，这在全国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蔡锷在都督任上只干了短短一年半时间，却使云南财政扭亏为盈，不但不再像前清时代那样需要中央拨款支援，反而还支援中央数十万元。要知道，这样的经济奇迹还是在组织滇军援川、援黔、援藏，负担了可观的军费开支的情况下取得的。蔡锷的能力由此让全国上下刮目相看。
　　1913年蔡锷奉调入京，离开昆明前，士绅民众欲建生祠感念其恩德，蔡锷劝止，把立祠的钱款全部赈济灾民。
　　蔡锷一生清贫，克己甚严，他的部下雷飚说蔡锷“视公款公物如性命，虽一丝一毫而莫苟”。袁世凯称帝后，蔡锷在西南起兵发难，袁世凯命令邵阳地方官查抄蔡锷家产，得到的报告是“查蔡锷本籍，无一椽之屋，无立锥之地，其母现尚寄食乡人家，实无财产之可查封”。袁世凯没想到，身为经界局督办、管理着全国土地的蔡锷却不曾利用职务的便利给自己谋哪怕一处地产。
　　蔡锷和袁世凯之间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蔡锷刚到北京时，着军服觐见袁世凯，袁世凯送给他一件做工考究的大氅，亲切地说以后见面不必拘礼再着正装，穿这个就可以。第二次在中南海召见蔡锷，袁世凯耍了个心眼，叫上自己的将官们一同见面，而且要求大家都着军装，自己也穿上大元帅服，就这样等着穿便装的蔡锷。不料，出现在眼前的蔡锷依然是军服马靴手套勋章一样不少。这一回合下来，老袁更明白，这个年轻的南方军人极为严谨自持，很难搞定。
　　心高志远的人大抵都如此，他们坚持原则，坚持自我，不被迷惑，不受诱惑，再世故老辣的人也很难找到他们的软肋。面对既能上马经武又能下马治国的蔡锷，面对既刚正耿介又水火不进的蔡锷，袁世凯既爱其才又忌其德。
　　其实袁世凯待蔡锷不薄，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高等军事顾问、昭威将军、大元帅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头衔一大把，且都是核心机关的成员。说起来，袁氏称帝，如果蔡锷俯首听命，功名利禄一样都不会少，但这却违背了他所信仰的民主原则和共和精神。所以蔡锷斩钉截铁地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为人格而战，这就是蔡锷的名句。有人把蔡锷誉为人格将军，十分恰切，观蔡将军一生的言动行止，无不展现出他独立而高尚的人格精神。
　　蔡将军率领六千护国军在川南同张敬尧的四万多北洋军鏖战数月。要知道，北洋军队无论装备还是训练在当时都是号称冠绝全国的，而蔡将军带着他一手调教出来的滇军虽然以少战多竟也不落下风，没有应援的护国军伤亡人数比北洋军少得多。号称北洋常胜军的第七师第六旅被杀得长官中只剩一个营长，张敬尧后来在停战议和时说，再打下去，我这个师长都当不成了。
　　然而，累月的苦战也彻底拖垮了蔡将军的带病之躯。他研究部署作战计划，给各方发电痛陈利害争取支持，每天睡觉不到三四个小时。在护国军缺粮乏饷之际，他和普通士兵吃同样的军粮，一半米一半砂硬吞。可以说，蔡将军是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感染和支撑着这支义军，燃烧自己的生命为全体同胞争人格！
　　袁世凯死后，蔡锷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军抵蓉城时，蔡锷嗓音沙哑已不能成声。勉力视事几天，整编川军后，蔡锷便辞职准备赴日就医。他本拟由蒋方震出任总参议兼代督军，但蒋更愿以总参议身份陪蔡锷东渡。川中军民极力挽留，有人烧着香拦在路上不让蔡锷走。
　　1916年8月9日，蔡锷扶病离蓉，临行前写下了传诵一时的《告别蜀中父老文》，其中最后一句写道：
　　“锷行矣，幸谢邦人，勉佐后贤，共济艰难。锷也一苇东航，日日俯视江水，共证此心，虽谓锷犹未去蜀可也。”
　　三个月后，蔡松坡将军仙逝于日本福冈。弥留之际向蒋方震口授遗电以告国人：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同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现在各派意见多乖，竞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戴戡，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四、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
　　蔡公长逝后，蒋方震含泪在遗电后附加按语道：“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自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未能裹尸为憾。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1917年4月12日，蔡公魂归故里，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公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马克斯•韦伯说：当我们超越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每念及此语，便能感觉到蔡公的震撼力。
　　 我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我认为崇拜蔡公和崇拜娱乐明星或网络红人等等有着而且应该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其实是一种物质崇拜，而前者是对一种精神力量的敬重。蔡公的精神是很值得当今国人——无论在上者还是在下者——学习和继承的。对在下者来说，坚持理想、坚持信念、坚持原则，保持独立意志，不趋炎附势，如果把这些当作自己做人的基本准则，即使不曾出大名赚大钱，也足以令人敬重和感动，不愧为人亦不枉此生。对在上者而言，蔡公之澹泊名利、夙夜为公，足以镜鉴；而更可贵的是，他不做既得利益者，为了信仰，不惜舍名弃利，捐生赴死。在这个意义上，他和切.格瓦拉一样，都是舍生取义的圣徒，用生命完成了一种永恒。
　　但是，蔡公是人而不是神，切勿把他神化，一旦神化就离妖魔化不远了，这是一体之两面，从来如此。对蔡公的赞誉有很多，而质疑、蔑视、讥讽甚至诋毁也同样存在。我以为，对后者，无须激愤，更不必回骂。蔡公精神中还有冷静、理智、宽容的一面，身为“蔡粉”，尤当以此自持。我们当然不可能成为蔡公，但若能习得蔡公的一部分精神品质，并用它来感染和影响周围的人，那才是对蔡公最好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