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绝对权力面前 不驯服者都是精神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5:26:21
绝对权力面前 不驯服者都是精神病
2010-05-04 10:31 来源： 评论 1 条 查看评论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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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漯河市村民徐林东因赴京下访，被大刘乡政府抓回送进了精神病医院。6年多来，乡政府坚持每个月向医院缴纳1000多元费用，让徐林东与世隔绝。而无论是从病历的描述上，还是从记者的接触上看，徐林东都是一个正常人（据4月2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看来，这又是一宗“被精神病”的个案。徐林东的“被强制收治”完全经不起法治的考量。在徐林东一再声称自己不是“精神病人”、又无其他明显病症的情况下，医院理应先鉴定后收治。2003年10月，徐林东就被乡政府送进了医院。而直至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徐林东才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障碍”。这种先收治后鉴定，怎能保障当事人的人身权利？
报道中提到认定徐林东为“精神病”的依据主要是：“思维、逻缉方面存在诡辩，主要是围绕宅基地官司进行诡辩，内容空洞，无发现有思维连贯性方面及思维活动形式方面障碍，在思维内容方面，存在有被害妄想，坚信自己败诉是乡政府、当地公安局、当地法院联合起来陷害他，说他打官司会一直打下去，因而无自知力。对打官司特别有信心，说只要一出院就会继续下访、告状，也有能力继续告下去，无消极言行及冲动伤人行为。”
老实说，我完全没有看出“诡辩”、“下访”、以及“对打官司特别有信心”跟“精神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或许显得“偏执”，但未必有病。下访和诉讼恰恰是对公权力还抱有希望的表现，是法治社会里值得认可并应鼓励的公民行为。如果言语“诡辩”、行事“偏执”就要被送强制治疗，那么绝大多数律师都可以送进精神病院了。
就算徐林东有“偏执性精神障碍”，需要送院治疗，在程序上，也应征求其监护人的同意。精神病人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必须有监护人对其进行监护。而监护人的职责就是“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民法通则》第17条还明文规定了监护人的排序，即先配偶，再父母，再成年子女，再其他近亲属，然后才是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没有上述规定的监护人的情况下，才能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也就是说，乡政府根本无权将徐林东送治。医院某负责人面对徐林东的近亲属称，“家属没这个权利把他接走。”“只有乡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如此“权力观”，既不在理，更不合法，而是严重的违法。对非精神病人的违法强制救治，并且拒绝和阻止当事人离院，已然涉嫌“非法拘禁”。
依据刑法第238条的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然而在多起“被精神病”事件之后，无一人被问责。正如《南方周末》最近所调查的那样，“那些拆出人命的地方，责任官员果果个个还在”。
对“钉子户”的暴力拆迁也罢，对下访人的暴力截访或“被精神病”也罢，都被放置在地方经济发展或地方维稳的框架之下。发展是为了以政绩谋官帽，截访是为了以平安保官帽，本质都是为了维护官职的稳定与升迁。有了这个“正确”目的，手段的不正确也就可以不顾了。下属办事，上级问责。但下属是为上级办事，虽手段不当，上级又怎能对这样的下属问责？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任何不驯服的人都是“精神病”，任何维护绝对权力的行为都不可究责。如果这个怪圈不被破除，“被精神病”还将继续蔓延。在基层民主、制度正义还无法期待之前，也只有舆论的聚合才能惊动更高层级的权力，查处这种种基层乱象。绝对权力面前 不驯服者都是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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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漯河市村民徐林东因赴京下访，被大刘乡政府抓回送进了精神病医院。6年多来，乡政府坚持每个月向医院缴纳1000多元费用，让徐林东与世隔绝。而无论是从病历的描述上，还是从记者的接触上看，徐林东都是一个正常人（据4月2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看来，这又是一宗“被精神病”的个案。徐林东的“被强制收治”完全经不起法治的考量。在徐林东一再声称自己不是“精神病人”、又无其他明显病症的情况下，医院理应先鉴定后收治。2003年10月，徐林东就被乡政府送进了医院。而直至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徐林东才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障碍”。这种先收治后鉴定，怎能保障当事人的人身权利？
报道中提到认定徐林东为“精神病”的依据主要是：“思维、逻缉方面存在诡辩，主要是围绕宅基地官司进行诡辩，内容空洞，无发现有思维连贯性方面及思维活动形式方面障碍，在思维内容方面，存在有被害妄想，坚信自己败诉是乡政府、当地公安局、当地法院联合起来陷害他，说他打官司会一直打下去，因而无自知力。对打官司特别有信心，说只要一出院就会继续下访、告状，也有能力继续告下去，无消极言行及冲动伤人行为。”
老实说，我完全没有看出“诡辩”、“下访”、以及“对打官司特别有信心”跟“精神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或许显得“偏执”，但未必有病。下访和诉讼恰恰是对公权力还抱有希望的表现，是法治社会里值得认可并应鼓励的公民行为。如果言语“诡辩”、行事“偏执”就要被送强制治疗，那么绝大多数律师都可以送进精神病院了。
就算徐林东有“偏执性精神障碍”，需要送院治疗，在程序上，也应征求其监护人的同意。精神病人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必须有监护人对其进行监护。而监护人的职责就是“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民法通则》第17条还明文规定了监护人的排序，即先配偶，再父母，再成年子女，再其他近亲属，然后才是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没有上述规定的监护人的情况下，才能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也就是说，乡政府根本无权将徐林东送治。医院某负责人面对徐林东的近亲属称，“家属没这个权利把他接走。”“只有乡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如此“权力观”，既不在理，更不合法，而是严重的违法。对非精神病人的违法强制救治，并且拒绝和阻止当事人离院，已然涉嫌“非法拘禁”。
依据刑法第238条的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然而在多起“被精神病”事件之后，无一人被问责。正如《南方周末》最近所调查的那样，“那些拆出人命的地方，责任官员果果个个还在”。
对“钉子户”的暴力拆迁也罢，对下访人的暴力截访或“被精神病”也罢，都被放置在地方经济发展或地方维稳的框架之下。发展是为了以政绩谋官帽，截访是为了以平安保官帽，本质都是为了维护官职的稳定与升迁。有了这个“正确”目的，手段的不正确也就可以不顾了。下属办事，上级问责。但下属是为上级办事，虽手段不当，上级又怎能对这样的下属问责？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任何不驯服的人都是“精神病”，任何维护绝对权力的行为都不可究责。如果这个怪圈不被破除，“被精神病”还将继续蔓延。在基层民主、制度正义还无法期待之前，也只有舆论的聚合才能惊动更高层级的权力，查处这种种基层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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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漯河市村民徐林东因赴京下访，被大刘乡政府抓回送进了精神病医院。6年多来，乡政府坚持每个月向医院缴纳1000多元费用，让徐林东与世隔绝。而无论是从病历的描述上，还是从记者的接触上看，徐林东都是一个正常人（据4月2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看来，这又是一宗“被精神病”的个案。徐林东的“被强制收治”完全经不起法治的考量。在徐林东一再声称自己不是“精神病人”、又无其他明显病症的情况下，医院理应先鉴定后收治。2003年10月，徐林东就被乡政府送进了医院。而直至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徐林东才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障碍”。这种先收治后鉴定，怎能保障当事人的人身权利？
报道中提到认定徐林东为“精神病”的依据主要是：“思维、逻缉方面存在诡辩，主要是围绕宅基地官司进行诡辩，内容空洞，无发现有思维连贯性方面及思维活动形式方面障碍，在思维内容方面，存在有被害妄想，坚信自己败诉是乡政府、当地公安局、当地法院联合起来陷害他，说他打官司会一直打下去，因而无自知力。对打官司特别有信心，说只要一出院就会继续下访、告状，也有能力继续告下去，无消极言行及冲动伤人行为。”
老实说，我完全没有看出“诡辩”、“下访”、以及“对打官司特别有信心”跟“精神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或许显得“偏执”，但未必有病。下访和诉讼恰恰是对公权力还抱有希望的表现，是法治社会里值得认可并应鼓励的公民行为。如果言语“诡辩”、行事“偏执”就要被送强制治疗，那么绝大多数律师都可以送进精神病院了。
就算徐林东有“偏执性精神障碍”，需要送院治疗，在程序上，也应征求其监护人的同意。精神病人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必须有监护人对其进行监护。而监护人的职责就是“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民法通则》第17条还明文规定了监护人的排序，即先配偶，再父母，再成年子女，再其他近亲属，然后才是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没有上述规定的监护人的情况下，才能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也就是说，乡政府根本无权将徐林东送治。医院某负责人面对徐林东的近亲属称，“家属没这个权利把他接走。”“只有乡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如此“权力观”，既不在理，更不合法，而是严重的违法。对非精神病人的违法强制救治，并且拒绝和阻止当事人离院，已然涉嫌“非法拘禁”。
依据刑法第238条的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然而在多起“被精神病”事件之后，无一人被问责。正如《南方周末》最近所调查的那样，“那些拆出人命的地方，责任官员果果个个还在”。
对“钉子户”的暴力拆迁也罢，对下访人的暴力截访或“被精神病”也罢，都被放置在地方经济发展或地方维稳的框架之下。发展是为了以政绩谋官帽，截访是为了以平安保官帽，本质都是为了维护官职的稳定与升迁。有了这个“正确”目的，手段的不正确也就可以不顾了。下属办事，上级问责。但下属是为上级办事，虽手段不当，上级又怎能对这样的下属问责？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任何不驯服的人都是“精神病”，任何维护绝对权力的行为都不可究责。如果这个怪圈不被破除，“被精神病”还将继续蔓延。在基层民主、制度正义还无法期待之前，也只有舆论的聚合才能惊动更高层级的权力，查处这种种基层乱象。绝对权力面前 不驯服者都是精神病
2010-05-04 10:31 来源： 评论 1 条 查看评论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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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漯河市村民徐林东因赴京下访，被大刘乡政府抓回送进了精神病医院。6年多来，乡政府坚持每个月向医院缴纳1000多元费用，让徐林东与世隔绝。而无论是从病历的描述上，还是从记者的接触上看，徐林东都是一个正常人（据4月2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看来，这又是一宗“被精神病”的个案。徐林东的“被强制收治”完全经不起法治的考量。在徐林东一再声称自己不是“精神病人”、又无其他明显病症的情况下，医院理应先鉴定后收治。2003年10月，徐林东就被乡政府送进了医院。而直至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徐林东才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障碍”。这种先收治后鉴定，怎能保障当事人的人身权利？
报道中提到认定徐林东为“精神病”的依据主要是：“思维、逻缉方面存在诡辩，主要是围绕宅基地官司进行诡辩，内容空洞，无发现有思维连贯性方面及思维活动形式方面障碍，在思维内容方面，存在有被害妄想，坚信自己败诉是乡政府、当地公安局、当地法院联合起来陷害他，说他打官司会一直打下去，因而无自知力。对打官司特别有信心，说只要一出院就会继续下访、告状，也有能力继续告下去，无消极言行及冲动伤人行为。”
老实说，我完全没有看出“诡辩”、“下访”、以及“对打官司特别有信心”跟“精神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或许显得“偏执”，但未必有病。下访和诉讼恰恰是对公权力还抱有希望的表现，是法治社会里值得认可并应鼓励的公民行为。如果言语“诡辩”、行事“偏执”就要被送强制治疗，那么绝大多数律师都可以送进精神病院了。
就算徐林东有“偏执性精神障碍”，需要送院治疗，在程序上，也应征求其监护人的同意。精神病人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必须有监护人对其进行监护。而监护人的职责就是“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民法通则》第17条还明文规定了监护人的排序，即先配偶，再父母，再成年子女，再其他近亲属，然后才是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没有上述规定的监护人的情况下，才能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也就是说，乡政府根本无权将徐林东送治。医院某负责人面对徐林东的近亲属称，“家属没这个权利把他接走。”“只有乡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如此“权力观”，既不在理，更不合法，而是严重的违法。对非精神病人的违法强制救治，并且拒绝和阻止当事人离院，已然涉嫌“非法拘禁”。
依据刑法第238条的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然而在多起“被精神病”事件之后，无一人被问责。正如《南方周末》最近所调查的那样，“那些拆出人命的地方，责任官员果果个个还在”。
对“钉子户”的暴力拆迁也罢，对下访人的暴力截访或“被精神病”也罢，都被放置在地方经济发展或地方维稳的框架之下。发展是为了以政绩谋官帽，截访是为了以平安保官帽，本质都是为了维护官职的稳定与升迁。有了这个“正确”目的，手段的不正确也就可以不顾了。下属办事，上级问责。但下属是为上级办事，虽手段不当，上级又怎能对这样的下属问责？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任何不驯服的人都是“精神病”，任何维护绝对权力的行为都不可究责。如果这个怪圈不被破除，“被精神病”还将继续蔓延。在基层民主、制度正义还无法期待之前，也只有舆论的聚合才能惊动更高层级的权力，查处这种种基层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