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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兵的段子。。。。。。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 ... amp;TopicID=3247984


引言
1938年1月，淞沪战败、南京失守，日军兵锋指处，竟再无有力的抵抗，失败的阴云笼罩在中国上空。武汉的委员长官邸此时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令当时的侍从人员感到不解的是，蒋介石很快就亲自接见了这个衣衫褴褛的士兵。士兵将一张皱巴巴的香烟纸从贴身口袋里取出，“这是我们营长临死前让我交给委座的。”纸张上还带着血迹，打开一看，上面只有一句话，“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委员长沉默许久。
时光回溯到1934年，在对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校阅中，一支奇怪的部队引起了在场校阅将官以及德国军事顾问团法肯豪森的注意，这是一支大约500人的小部队，与教导总队的其他部队一样，他们头戴德式钢盔，身穿德械黄色军装，但是武器配备远为精良，每个士兵都是长短配置，机枪手装备着比利时造FN BAR，步枪手装备着捷克造ZH29半自动步枪，所有军官士兵全部配备德制毛瑟C96，后来的各项军事表演中也充分展示了这支部队的超强实力，在轻兵器射击、手榴弹投掷等各项军事技能上，这支部队体现出远超于一般部队的超强的军事素养。当这支部队最后列队向委员长致敬的时候，蒋介石不无得意地跟法肯豪森说道，“这就是教导总队宪兵营，敝国最为精锐的部队，利剑上的锋刃。”
这支委员长最为自豪的部队，就是蒋介石一直以来不惜工本倾力培养，倚为手中利剑的精锐卫队。为了保密，这只部队有着众多繁杂的番号，包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宪兵营、中国宪兵13团，侍从室卫队等等名目，由于部队主官为孙武安，德国军事顾问遂称之为“Battalion Song”，随着时间的发展，“Battalion Song”成为德国人对这支部队的专有称呼。近来国内研究者翻译第三帝国的档案，将其直译成“宋部队”，并进而推测这支部队与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关系匪浅，为财政部下属的税警总团，这种推测是有欠考虑的。

“中国宪兵”的起源与前身
蒋介石建立强大的卫队的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广东黄埔时期，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广州卫戍司令的蒋介石在“东坡楼”和“东山别墅”两次遭遇暗杀，加上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被暗杀，这些极具旧中国特色的暗杀行动让蒋介石心存警惕，于是其从黄埔党军中抽调部分绝对忠诚的军官军士充当护兵保镖。即使后来在北伐过程中，独立于司令部警卫部队之外，蒋介石始终保持着一支精锐的护兵部队。
随着蒋介石在中国国内地位的节节高升，该护兵部队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最终分裂为两支部队，一支是侍从室卫队，即后来的“中国宪兵”，虽然名义上叫卫队，但是保卫已经不是其唯一的功能，其定位愈发趋向于精锐突击队，而另一支部队则是按照1933年国民政府颁发的《总统府组织法》而筹划建设起来的侍卫队。根据组织法的规定，这支专门担任护卫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侍卫队，其队长必须是一位国民党的中将军官。而副侍卫长则必须要由少将军人担任。此外还须有上校、中校和少校军官各数人，担任侍卫队的侍卫官。这支部队数量较少，但是更接近于贴身保镖护兵的定位。当时蒋介石的保卫力量大体可以分为三层，最内层是侍卫队，其次是“中国宪兵”，最外层则是由“警卫1师”、“警卫2师”构成。（值得一提的是“警卫1师”、“警卫2师”后来整编为87师、88师，其补充团编为36师，是为德械师其三，“中国宪兵”后来编入教导总队建制而不是这三师之中，与两者同为委员长卫队，但是亲疏不同而产生的矛盾有关，此处暂且按下不表）这三层力量构成了蒋介石的保卫体系，当时国内有人按照封建军制，戏称侍卫队是“虎贲卫”，中国宪兵是“羽林卫”，87、88两师为“ 禁卫北军”。
1927年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其嫡系的警卫1师、警卫2师也随之失去了警卫的名义，被编为87、88两师。此时，追随蒋介石多年的护兵部队为避免被遣散，除了少量经过精心挑选过的护兵追随蒋介石出国外，其余整体编入87师教导队，由于护兵部队比之87师更接近于蒋介石，因此87师对其的指挥也仅仅是名义的指挥，这期间，两者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埋下了后来两者分道扬镳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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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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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蒋介石重新上台，为掩人耳目，护兵部队整体从87师调出，加入新组建的中央军校教导部队序列。不过此时蒋介石已经身居高位，不需要亲临战场，维持如此规模的护兵部队已无必要，这支护兵出身的部队因而逐渐失宠，军官和士兵大量流失。就在此关键时刻，为了维持倾尽自己心血部队的存在，护兵部队长官孙武安晋见蒋介石，提出将护兵部队整编为能够承担执行逮捕高层将领等非战场进攻任务的小规模部队。这种颇具民国特色的军队引起了蒋介石的巨大兴趣，如果说下野后仍跟随自己的侍从队是一面坚固的防卫盾牌，蒋介石从宋云铮的提议中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也需要一把执行特别任务的利剑。（作者注：事实上民国时期的手枪队等部队往往在护卫职责之外也执行这些鸿门宴刀斧手性质的任务，比较著名的就是韩复渠的手枪旅，抗战中逮捕韩复渠就是在成功将其与手枪旅分离后才执行的。）
当斯科尔兹内在欧洲战场上名动天下之时，他神交已久的中国同行孙武安的名字却因为存世资料稀少早已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之中。孙武安，浙江奉化人，蒋委员长的同乡，日本士官学校第21期步兵科毕业生，但是沉默寡言的孙武安在日本士官学校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录，不过他的同学石原莞尔对他却是印象非常深刻，极为忌惮。当得知孙武安战死的时候，时任关东军参谋次长的石原莞尔不无兴奋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孙武安之死，皇国去一大敌”，随即下令所属参谋部放假三天以示庆贺，当晚石原莞尔也喝得烂醉。孙武安由于其奉化人的身份，陆军士官学校的经历，极得蒋介石欣赏，屡次想调孙武安任作战部队主官，不过孙武安一直醉心于其“精锐步兵小分队作战”的研究，对于外人趋之若鹜的中央军军师级主官职位，嗤之以鼻。
这次晋见之后，孙武安受命从黄埔系部队中抽调精兵强将加以充实，组建新的部队。由于部队薪饷丰厚，加之打着委员长钦命组建的旗号，无人敢阻挠抽调，军中的军官士兵均为一时之选。孙武安知人善任，不拘泥于当时惯有的地域、军校来取人，且又素有爱兵如子的美誉。风从龙，云从虎，一时之间，新部队中豪杰云集，五湖四海，济济一堂，甚至包括白俄残余乌特列尼*梅德涅诺维奇*梅德维杰夫和前清皇族军官阿拉穆*曼毅。部队组建完毕授予番号的时候，考虑到保密等多方面因素，挂靠于宪兵部队旗下，对外称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宪兵营”，不过由于教导总队无法指挥这支自己名下的宪兵营，且宪兵营军官士兵多有天之骄子的傲气，宪兵们与教导总队之间颇有龃龉，因此宪兵们更多地使用隶属于宪兵司令部下的“宪兵第13团”番号，这也是“中国宪兵”得名的原因。
1928年到1938年，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国防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将军对孙武安的精锐小分队的想法嗤之以鼻，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整个军队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是这种旁门左道的小分队。不过德国顾问团里面经历过惨烈的“凡尔登绞肉机”的布鲁*克劳德少校却对这种作战方式充满了兴趣，在他看来，如果凡尔登中有这样精锐小分队的存在，也许凡尔登将是另外一种样式。本应在教导总队中履尽职守的布鲁*克劳德少校却紧紧盯住宪兵营，一直跟着宪兵营训练，他带来了德军在一战中发展起来的精锐小分队战术，与孙武安相交甚睦，甚至还将孙武安引荐给他的侄子——奥拓*斯科尔兹内，没有人知道克劳德和孙武安给斯科尔兹内的那些信件和讨论给这个青年的影响。当斯科尔兹内战后在阿根廷躲避时，他的朋友夸奖他是最优秀的特种军官，“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却不以为然地说道，“那是因为我的叔叔克劳德少校战死在中国而已。”


“中国宪兵”的战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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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虎啸谷——“一二八”中的中国宪兵
“一二八”事变后不久，张治中即率领第五军驰援淞沪，当时第五军下辖87师、88师和教导总队，中国宪兵亦隶属其中，这也是自中国宪兵成军以来的第一战。
2月22日，日军猛攻庙行镇以南阵地，企图突破从该点突破。上午9时，庙行镇以南八十八师五二七团第三营大小麦家宅阵地，惨受敌炮火及飞机轰炸，工事全部被毁，被敌突破一段，营长陈振新当场阵亡。张治中亲率教导总队赴八十八师指挥策应，并下令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孙元良旅向庙行增援；令守蕴藻浜北岸的宋希濂旅，由纪家桥渡河抄袭敌的侧背；令俞济时师对被敌突破地区反攻。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张炎副师长也率兵两团由竹园墩出击。敌被我三面夹击，仓皇溃退，仅一小部残留在金家宅、大小麦家宅一带，顽强抵抗，血战到晚8时半，才把敌包围，完全解决。
在这次战斗中，中国宪兵第63连是第一支赶到大小麦家宅阵地的部队，其驰援速度甚至远快于距离近得多的527团增援部队。在阵地被毁，友军溃散的情况下，中国宪兵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术水准，所使用的zh29步枪弹发如雨且极为精准，进攻日军死伤狼藉，以至于日军战地指挥官不得不发出“华军援军一个团，请求给予战术指导”的求援，为张治中将军合围该部日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合围之后，日军残余部队困兽犹斗，259旅孙元良贪功冒进，强令赶来的中国宪兵63、190两连撤出战斗，结果259旅在困兽犹斗的日军拼死抵抗下伤亡惨重。看到此景，面色铁青的63连连长沈荷抗命不遵，主动率部发起攻击，在战术娴熟的中国宪兵面前，日军防线很快崩溃。不过此举却让87师的官兵认为中国宪兵摘桃子，在统计战果和打扫战场的时候，两部甚至发生了冲突，隔阂进一步拉大。这次战斗，参战的中国宪兵63连和190连重伤2人，轻伤14人，无一死亡，令原先对中国宪兵颇多偏见的张治中将军等人刮目相看（中国宪兵的前身护兵部队隶属于87师时，孙武安与张治中颇多争执）。
庙行一战过后，第五军和十九路军上下对中国宪兵的战斗力刮目相看，一时间，中国宪兵成为战场上的消防队，一旦遇险，求援部队总是高呼“快把教导总队调过来”（为保密起见，中国宪兵身穿教导总队的军装标示），而司令部也总是在第一时间问“孙武安部现在哪里？”一时间，中国宪兵4个连在战场上疲于奔命，所有士兵都被长官们告诫，“无论什么情况，让教导总队的卡车第一个走。”
真正让中国宪兵名扬天下的却是三浏河一战。3月1日的拂晓，日军开始在江湾、庙行一线向我总攻击，战舰二十余艘携带无数民船和马达船，利用烟幕掩护，以步兵在我兵力配备单薄的六浜口、杨林口、七丫口登岸，并以舰炮向我沿江各口猛烈射击，飞机数十架从吴淞起沿江活动。敌登陆后，即连占浮桥等地，向茜泾要隘猛扑，日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时，中国宪兵63连正在茜泾休整待机。在茜泾，日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强力阻击，在飞机掩护之下，日军在63连面前发起猛烈的攻击，不过他们的对手却是精锐的中国宪兵，在连长沈荷带领下，63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抵抗。当日军距离较远时，宪兵们枪声稀疏，但枪枪咬肉，距离较近的时候，则弹发如雨，死死地压制住进攻日军。这种冷静的战术令进攻的日军老兵心惊胆战。当得知63连死死地挡住登陆日军后，张治中将军立即调兵遣将，决心将合围该部日军，此时，190连在马桥与日军激战，中国宪兵另外两连11连和4连则在十九路军阵地上与日军激战，一时难以支援。
时至晚上6时，援军三个营才在浏河一线展开，其间63连得到的唯一援兵则是中国宪兵的营部，孙武安亲率营部拼凑的一个排赶到，看着有点失望的沈荷，孙武安说道，“这是我们第一批援军，也是全部的援军。但胜利必将属于我们！”德国顾问布鲁*克劳德不顾“顾问团成员严禁到一线”的禁令也随之赶来。晚上9时，日军发起了夜袭战，由于视线不佳，双方很快进入白刃战，被严令撤回司令部的克劳德跳下回去的卡车，抄起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冲上前线，用蹩脚的汉语高喊“克劳德跟你们一起战死在这里！”已经激战一天，疲乏不堪的中国宪兵士气大振，将夜袭的日军中队击溃。
偷偷随车跑来的申报青年记者江青月看到这一幕后，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战地采访《铁血虎贲——国军精锐教导总队》，文中写道，“闻义赴难，朝命夕至，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灰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无愧中国最精锐部队的赫赫威名，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一时间洛阳纸贵，教导总队随之名扬天下。
由于78师防线被突破，中国宪兵的坚守已成鸡肋，遂撤出战斗。继续充当战局中的预备队。
5月5日，上海休战协定签字，5月18日，中国宪兵回调南京休整。
“一二八”一役，中国宪兵死五，重伤十二，轻伤六十余，杀伤无算。由此一役，中国宪兵一战成名。
战后，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总理陵园附近的灵谷寺前，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中央，安葬“一二八”事变之役阵亡烈士遗骸一百二十八人，第十九路军居其七十，第五军及宪兵团（即是中国宪兵）居其五十八，以隐示“一二八”的血痕，并使“一二八”阵亡烈士所代表的精神永垂不朽。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各立一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但在1937年南京失陷后就被日军毁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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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轻骑——“长城抗战”中的中国宪兵
1933年，日军进攻山海关热河，兵锋指向长城各口，中央军调兵北上抗日，由于教导总队在淞沪作战中伤亡惨重，处于整补阶段，因此参加“一二八”作战的各部未曾北上。就在山海关失守后不久，孙武安收到了63连的排长范国柱、营部作战参谋曼毅、士兵孙图鑫、刘诚哲等四人的长假条，这四个人清一色的北方籍人，范国柱是河北邢台大地主家庭出身，曼毅是前清皇族军官，孙图鑫是北平城外通州县人，刘诚哲是淞沪战场上新近吸入的东北大学流亡学生，这些人以各种理由请了三个月的长假。孙武安把这些人统统叫到营部，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在临走之前，他们从武器库只领走了他们的手枪，孙武安给的原因也很简单“道路不靖，本营有范国柱等多名军官回乡省亲，特准其携带武器”。不过孙武安又给时任宪兵政训教官的白俄残余乌特列尼*梅德涅诺维奇*梅德维杰夫放了长假，随他们一起北上。乌特列尼出生于彼得堡的一个沙俄贵族家庭，其家庭在十月革命中被苏维埃水兵镇压，其孤身一人逃出，在父母朋友的帮助下，一直向东逃到西伯利亚地区，加入哈巴罗夫斯克士官武备学校，成为少年士官生。1922年底，随斯塔尔克乘船逃到上海。1925年爆发的“五卅惨案”中，拥有士官生背景的乌特列尼成为“白俄义勇队”中的军官，此后，在“四一二”大屠杀中，充满报复心理的乌特列尼双手沾满了左派群众的鲜血。也正是在四一二中，孙武安与乌特列尼结识，中国宪兵初肇，孙武安即将乌特列尼拉入麾下，担任政训教官。
这五人北上之后的经历记载极少，仅台湾方面近代史研究所的对易水寒的采访略有提及，真正让这段历史浮出水面的，是90年代国军战史研究专家余伯虎对范国柱排长遗孀董女士的一次访谈，再对比日方的战损，我们只能大致地了解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范国柱等五人北上后，直接回到邢台，在短暂逗留了几天之后，从范国柱家取了步枪弹药后（邢台范家在抗战之前乃是当地的大地主，有几十个村子的良田，家里有自己的保安队，据董女士称这些枪支都是通过北平的洋行买办罗期亚购置），便前往长城各口寻觅战机，在这时候遇上了从热河溃败下来的易水寒中校的部队。
易水寒，本名易炳林，本是热河汤玉麟司令部的一个普通参谋，热河大溃败，一路丢弃物资无数，易水寒中校从司令部撤退的行李中偷了一个大皮箱悄悄溜走。南下途中，打开皮箱一看，里面居然满是钞票。当时日军和伪满洲军追之甚急，沿路马匪四起劫掠，易水寒唯恐自己被劫，灵机一动，走到要道路口，扯起一面青天白日旗，高呼“奉命收容部队！发饷了！”溃兵信以为真，易水寒开箱发饷，竟收拢起上千兵马。撤到长城一线，易水寒请来当地商会协饷，在宴上，易水寒慷慨激昂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易某从热河一路败退而来，深以为耻，不敢复用父母之名，决心改名易水寒，以明心志。”遂改名为易水寒。不过春来夏往，易水寒中校的部队仍然驻足不前，时人讥之，“易水寒而复暖，壮士去而复返。”
中国宪兵北上五人在长城内外各口骑马游击，战果无法一一统计，仅以考证无误的与易水寒中校协同作战的羊山之战为例。
易水寒中校奉命率部向羊山一带警戒，遭遇日军的一个骑马步兵小队，由于部队处于行军状态，且缺乏合格的军官，一击即溃。就当败兵乱哄哄地撤退的时候，中国宪兵的五人赶到此处，第一次射击就击倒日军四匹战马，后来的射击更是弹发迅速，让易水寒误以为是援军的两挺机枪在射击。日军的反应非常迅速，立刻下马，伏倒作战。不过面对精锐的中国宪兵，在身边战友被用步枪一一点名的情况下，素以勇悍出名的日军也崩溃了，剩下的几个人上马逃跑。
据日军混成第14旅团的资料记载，参加羊山战斗的骑马步兵小队几乎被全歼，战死23名，负伤3名(参战人员为小队长以下31名)。
这样的战斗在长城抗战期间经常发生，由于中国宪兵以回家省亲名义北上，人数仅有五人，因此未参加南天门等地的激战，仅仅骑马在热河一带游击作战，因此战果不显，我方资料无记载，日方资料中多归类到马匪或是东北义勇军中去。据余伯虎采访范排长遗孀董女士的说法，中国宪兵在热河和长城各口不到两个月的游猎作战，击杀日军至少三四百人，堪称积小胜为大胜的经典战例。
本文中提及易水寒中校，不妨再多说几句。易水寒中校在将中国宪兵的战功归于自己部队之后，29军宋哲元部派人来检校兵员，加以收编。易水寒所部仅仅约800人，却上报一个团的兵力。为了凑齐兵马，易水寒在城外建立了四个军营，每天校验一个军营，士兵第一天在甲军营受阅，第二天又到乙军营受阅，又从当地拉了一些地痞无赖凑数，将身材高大的士兵站在第一排。对检校官更是百般讨好巴结，检校官收了好处，自然不肯挑破，不过随检校官来的记者却于第四天问前排一个士兵，“我怎么记得前天见过你。”该士兵也机灵，“报告长官，家有兄弟四人，都在军中。”回去之后，29军大将刘汝明问检校官易水寒团情况，该检校官答曰，“易团长乃贩卖水果出身，强兵皆列于前，且军中同胞兄弟颇多。”闻者无不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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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室操戈——国内战争中的中国宪兵
在淞沪立下赫赫战功之后，蒋介石对“中国宪兵”宠爱有加，曾多次下令让孙武安扩充部队，要编制给编制，要财物给财物，不过孙武安仅仅将四个连的部队略加扩充而已。在淞沪见识过宪兵强大战力的张治中问孙武安为何不趁此良机扩充军力，孙武安只是付之一笑，“兵不在多，而在于精。”
中国宪兵第一次出现在国内战场上，是1933年的福建事变，这次他们的对手是“一二八”中并肩作战的战友——十九路军。不过福建事变这场战事缺善可陈，十九路军的军师长大多都倒在了蒋介石的银弹攻势之下，中国宪兵出战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其威慑作用，他们甚至没打出去几发子弹，孙武安对这场战事的评价只有一句话——“一次乏味透顶的行军”。
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中国宪兵再次出动，其中4连和11连负责担任蒋介石的保卫工作，190连留在南京基地训练新兵。1934年7月5日，63连在营长孙武安的带领下，准备奇袭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一举消灭红军的指挥中枢。参加任务的部队包括63连连长沈荷在内的将校4名、下士官兵102名、孙武安率领的营部排一部18名，共计124名，其全员穿上红军的军衣装具，同时配备有掷弹筒和无线电电台。在主力的作战开始前，装扮成红军的中国宪兵突击队在夜幕掩护下从对峙前线出发，绕过红军防御的阵地，直扑瑞金。
这次计划尽管绝密，但是却被潜伏在国军内部的地下党侦知，并在中国宪兵突击之前就通知了中央苏区，中央苏区因而对此早有防备。
自从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宪兵突击队昼伏夜出，一路向瑞金疾驰。不过孙武安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早在宁都北边的青树寨，他们就已经被当地的百姓发现。红军总部甚至于得到这样详细的报告：“7月11日上午，在青树寨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红军军装，携带小型电台，约有100人，后去向不明”——李德博古等人综合判断情报，随后决定围歼孙武安部，这份报告和早先地下党传递过来的情报，让孙武安的宪兵突击队陷入了极为不利的环境。
得益于红军情报网络的不健全，孙武安所部冒充红五军团一部，在水口山附近获得了当地农会的帮助，甚至在附近的流坊庄与红军部队同村吃饭。13日晚上，孙武安的宪兵突击队再次被红军捕捉住踪迹，在小元坪一带遭到红军重兵包围。孙武安故伎重演，冒充红五军团，不过对面回击的却是一排子弹和讥笑的喊话，“孙武安，沈荷，你们别再想跑了！”
听到对面的喊话，在战场打滚惯了的孙武安也是大惊，据沈荷的妹妹沈伦回忆，“家兄后来跟我说到这句喊话的时候，仍然是心有余悸，就像正在做贼的人突然被几十道手电照到一样。”不过中国宪兵不愧为国军的锋刃部队，在这样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仍然靠着密集的火力和优秀的战术配合，溃围而出。
在向北突围的几天里的，中国宪兵们风餐露宿，不时与遭遇到的红军和赤卫队交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宪兵们仍然保持着强健的行军能力和作战能力，直到撤退至广安。是役，中国宪兵战死六，轻伤十余人。直到回到南京，孙武安在总结这次作战的时候，仍然庆幸小元坪遇到的红军没有火炮的支援，否则伤亡就不是这么点人了。
这次作战撤退途中，由于沿途不断遭遇红军和赤卫队的袭击，为了保障部队的安全，孙武安下令，凡是沿路遇到的行人，一律杀死。尽管中国宪兵们选择的是山间偏僻的小路，居民极少，但仍然犯下了累累罪行，这也是中国宪兵史上最为灰暗的一页。
直到多少年过去了，红军战史中仍然不愿意提及小元坪的那场战斗，只是偶尔在老将军们的回忆录中提及只言片语，比如“xxx就牺牲在小元坪”，“那些牲口枪法极准”。是役，红军伤亡惨重。
这次突袭行动的失败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红军开始意识到自己内部防御的不足，进行了新一轮的扩充，少共国际师，红八军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而对于蒋介石，则痛心于自己精锐的损失（一二八战场上损失不过如此），严令禁止中国宪兵再度进行这种危险行动。而孙武安自己在作战总结中则认为特种作战的要义在于保密和迅捷，在充满敌意的土地上尤其如此。这种思想影响了克劳德，也间接地影响了第三帝国的特种作战思路。特种作战，人类作战史强悍精巧的代名词，他不完美的处女作就这样诞生在中国赣南延绵不断的山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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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38年1月，淞沪战败、南京失守，日军兵锋指处，竟再无有力的抵抗，失败的阴云笼罩在中国上空。武汉的委员长官邸此时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令当时的侍从人员感到不解的是，蒋介石很快就亲自接见了这个衣衫褴褛的士兵。士兵将一张皱巴巴的香烟纸从贴身口袋里取出，“这是我们营长临死前让我交给委座的。”纸张上还带着血迹，打开一看，上面只有一句话，“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委员长沉默许久。
时光回溯到1934年，在对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校阅中，一支奇怪的部队引起了在场校阅将官以及德国军事顾问团法肯豪森的注意，这是一支大约500人的小部队，与教导总队的其他部队一样，他们头戴德式钢盔，身穿德械黄色军装，但是武器配备远为精良，每个士兵都是长短配置，机枪手装备着比利时造FN BAR，步枪手装备着捷克造ZH29半自动步枪，所有军官士兵全部配备德制毛瑟C96，后来的各项军事表演中也充分展示了这支部队的超强实力，在轻兵器射击、手榴弹投掷等各项军事技能上，这支部队体现出远超于一般部队的超强的军事素养。当这支部队最后列队向委员长致敬的时候，蒋介石不无得意地跟法肯豪森说道，“这就是教导总队宪兵营，敝国最为精锐的部队，利剑上的锋刃。”
这支委员长最为自豪的部队，就是蒋介石一直以来不惜工本倾力培养，倚为手中利剑的精锐卫队。为了保密，这只部队有着众多繁杂的番号，包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宪兵营、中国宪兵13团，侍从室卫队等等名目，由于部队主官为孙武安，德国军事顾问遂称之为“Battalion Song”，随着时间的发展，“Battalion Song”成为德国人对这支部队的专有称呼。近来国内研究者翻译第三帝国的档案，将其直译成“宋部队”，并进而推测这支部队与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关系匪浅，为财政部下属的税警总团，这种推测是有欠考虑的。

“中国宪兵”的起源与前身
蒋介石建立强大的卫队的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广东黄埔时期，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广州卫戍司令的蒋介石在“东坡楼”和“东山别墅”两次遭遇暗杀，加上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被暗杀，这些极具旧中国特色的暗杀行动让蒋介石心存警惕，于是其从黄埔党军中抽调部分绝对忠诚的军官军士充当护兵保镖。即使后来在北伐过程中，独立于司令部警卫部队之外，蒋介石始终保持着一支精锐的护兵部队。
随着蒋介石在中国国内地位的节节高升，该护兵部队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最终分裂为两支部队，一支是侍从室卫队，即后来的“中国宪兵”，虽然名义上叫卫队，但是保卫已经不是其唯一的功能，其定位愈发趋向于精锐突击队，而另一支部队则是按照1933年国民政府颁发的《总统府组织法》而筹划建设起来的侍卫队。根据组织法的规定，这支专门担任护卫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侍卫队，其队长必须是一位国民党的中将军官。而副侍卫长则必须要由少将军人担任。此外还须有上校、中校和少校军官各数人，担任侍卫队的侍卫官。这支部队数量较少，但是更接近于贴身保镖护兵的定位。当时蒋介石的保卫力量大体可以分为三层，最内层是侍卫队，其次是“中国宪兵”，最外层则是由“警卫1师”、“警卫2师”构成。（值得一提的是“警卫1师”、“警卫2师”后来整编为87师、88师，其补充团编为36师，是为德械师其三，“中国宪兵”后来编入教导总队建制而不是这三师之中，与两者同为委员长卫队，但是亲疏不同而产生的矛盾有关，此处暂且按下不表）这三层力量构成了蒋介石的保卫体系，当时国内有人按照封建军制，戏称侍卫队是“虎贲卫”，中国宪兵是“羽林卫”，87、88两师为“ 禁卫北军”。
1927年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其嫡系的警卫1师、警卫2师也随之失去了警卫的名义，被编为87、88两师。此时，追随蒋介石多年的护兵部队为避免被遣散，除了少量经过精心挑选过的护兵追随蒋介石出国外，其余整体编入87师教导队，由于护兵部队比之87师更接近于蒋介石，因此87师对其的指挥也仅仅是名义的指挥，这期间，两者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埋下了后来两者分道扬镳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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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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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蒋介石重新上台，为掩人耳目，护兵部队整体从87师调出，加入新组建的中央军校教导部队序列。不过此时蒋介石已经身居高位，不需要亲临战场，维持如此规模的护兵部队已无必要，这支护兵出身的部队因而逐渐失宠，军官和士兵大量流失。就在此关键时刻，为了维持倾尽自己心血部队的存在，护兵部队长官孙武安晋见蒋介石，提出将护兵部队整编为能够承担执行逮捕高层将领等非战场进攻任务的小规模部队。这种颇具民国特色的军队引起了蒋介石的巨大兴趣，如果说下野后仍跟随自己的侍从队是一面坚固的防卫盾牌，蒋介石从宋云铮的提议中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也需要一把执行特别任务的利剑。（作者注：事实上民国时期的手枪队等部队往往在护卫职责之外也执行这些鸿门宴刀斧手性质的任务，比较著名的就是韩复渠的手枪旅，抗战中逮捕韩复渠就是在成功将其与手枪旅分离后才执行的。）
当斯科尔兹内在欧洲战场上名动天下之时，他神交已久的中国同行孙武安的名字却因为存世资料稀少早已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之中。孙武安，浙江奉化人，蒋委员长的同乡，日本士官学校第21期步兵科毕业生，但是沉默寡言的孙武安在日本士官学校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录，不过他的同学石原莞尔对他却是印象非常深刻，极为忌惮。当得知孙武安战死的时候，时任关东军参谋次长的石原莞尔不无兴奋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孙武安之死，皇国去一大敌”，随即下令所属参谋部放假三天以示庆贺，当晚石原莞尔也喝得烂醉。孙武安由于其奉化人的身份，陆军士官学校的经历，极得蒋介石欣赏，屡次想调孙武安任作战部队主官，不过孙武安一直醉心于其“精锐步兵小分队作战”的研究，对于外人趋之若鹜的中央军军师级主官职位，嗤之以鼻。
这次晋见之后，孙武安受命从黄埔系部队中抽调精兵强将加以充实，组建新的部队。由于部队薪饷丰厚，加之打着委员长钦命组建的旗号，无人敢阻挠抽调，军中的军官士兵均为一时之选。孙武安知人善任，不拘泥于当时惯有的地域、军校来取人，且又素有爱兵如子的美誉。风从龙，云从虎，一时之间，新部队中豪杰云集，五湖四海，济济一堂，甚至包括白俄残余乌特列尼*梅德涅诺维奇*梅德维杰夫和前清皇族军官阿拉穆*曼毅。部队组建完毕授予番号的时候，考虑到保密等多方面因素，挂靠于宪兵部队旗下，对外称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宪兵营”，不过由于教导总队无法指挥这支自己名下的宪兵营，且宪兵营军官士兵多有天之骄子的傲气，宪兵们与教导总队之间颇有龃龉，因此宪兵们更多地使用隶属于宪兵司令部下的“宪兵第13团”番号，这也是“中国宪兵”得名的原因。
1928年到1938年，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国防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将军对孙武安的精锐小分队的想法嗤之以鼻，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整个军队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是这种旁门左道的小分队。不过德国顾问团里面经历过惨烈的“凡尔登绞肉机”的布鲁*克劳德少校却对这种作战方式充满了兴趣，在他看来，如果凡尔登中有这样精锐小分队的存在，也许凡尔登将是另外一种样式。本应在教导总队中履尽职守的布鲁*克劳德少校却紧紧盯住宪兵营，一直跟着宪兵营训练，他带来了德军在一战中发展起来的精锐小分队战术，与孙武安相交甚睦，甚至还将孙武安引荐给他的侄子——奥拓*斯科尔兹内，没有人知道克劳德和孙武安给斯科尔兹内的那些信件和讨论给这个青年的影响。当斯科尔兹内战后在阿根廷躲避时，他的朋友夸奖他是最优秀的特种军官，“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却不以为然地说道，“那是因为我的叔叔克劳德少校战死在中国而已。”


“中国宪兵”的战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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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虎啸谷——“一二八”中的中国宪兵
“一二八”事变后不久，张治中即率领第五军驰援淞沪，当时第五军下辖87师、88师和教导总队，中国宪兵亦隶属其中，这也是自中国宪兵成军以来的第一战。
2月22日，日军猛攻庙行镇以南阵地，企图突破从该点突破。上午9时，庙行镇以南八十八师五二七团第三营大小麦家宅阵地，惨受敌炮火及飞机轰炸，工事全部被毁，被敌突破一段，营长陈振新当场阵亡。张治中亲率教导总队赴八十八师指挥策应，并下令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孙元良旅向庙行增援；令守蕴藻浜北岸的宋希濂旅，由纪家桥渡河抄袭敌的侧背；令俞济时师对被敌突破地区反攻。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张炎副师长也率兵两团由竹园墩出击。敌被我三面夹击，仓皇溃退，仅一小部残留在金家宅、大小麦家宅一带，顽强抵抗，血战到晚8时半，才把敌包围，完全解决。
在这次战斗中，中国宪兵第63连是第一支赶到大小麦家宅阵地的部队，其驰援速度甚至远快于距离近得多的527团增援部队。在阵地被毁，友军溃散的情况下，中国宪兵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术水准，所使用的zh29步枪弹发如雨且极为精准，进攻日军死伤狼藉，以至于日军战地指挥官不得不发出“华军援军一个团，请求给予战术指导”的求援，为张治中将军合围该部日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合围之后，日军残余部队困兽犹斗，259旅孙元良贪功冒进，强令赶来的中国宪兵63、190两连撤出战斗，结果259旅在困兽犹斗的日军拼死抵抗下伤亡惨重。看到此景，面色铁青的63连连长沈荷抗命不遵，主动率部发起攻击，在战术娴熟的中国宪兵面前，日军防线很快崩溃。不过此举却让87师的官兵认为中国宪兵摘桃子，在统计战果和打扫战场的时候，两部甚至发生了冲突，隔阂进一步拉大。这次战斗，参战的中国宪兵63连和190连重伤2人，轻伤14人，无一死亡，令原先对中国宪兵颇多偏见的张治中将军等人刮目相看（中国宪兵的前身护兵部队隶属于87师时，孙武安与张治中颇多争执）。
庙行一战过后，第五军和十九路军上下对中国宪兵的战斗力刮目相看，一时间，中国宪兵成为战场上的消防队，一旦遇险，求援部队总是高呼“快把教导总队调过来”（为保密起见，中国宪兵身穿教导总队的军装标示），而司令部也总是在第一时间问“孙武安部现在哪里？”一时间，中国宪兵4个连在战场上疲于奔命，所有士兵都被长官们告诫，“无论什么情况，让教导总队的卡车第一个走。”
真正让中国宪兵名扬天下的却是三浏河一战。3月1日的拂晓，日军开始在江湾、庙行一线向我总攻击，战舰二十余艘携带无数民船和马达船，利用烟幕掩护，以步兵在我兵力配备单薄的六浜口、杨林口、七丫口登岸，并以舰炮向我沿江各口猛烈射击，飞机数十架从吴淞起沿江活动。敌登陆后，即连占浮桥等地，向茜泾要隘猛扑，日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时，中国宪兵63连正在茜泾休整待机。在茜泾，日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强力阻击，在飞机掩护之下，日军在63连面前发起猛烈的攻击，不过他们的对手却是精锐的中国宪兵，在连长沈荷带领下，63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抵抗。当日军距离较远时，宪兵们枪声稀疏，但枪枪咬肉，距离较近的时候，则弹发如雨，死死地压制住进攻日军。这种冷静的战术令进攻的日军老兵心惊胆战。当得知63连死死地挡住登陆日军后，张治中将军立即调兵遣将，决心将合围该部日军，此时，190连在马桥与日军激战，中国宪兵另外两连11连和4连则在十九路军阵地上与日军激战，一时难以支援。
时至晚上6时，援军三个营才在浏河一线展开，其间63连得到的唯一援兵则是中国宪兵的营部，孙武安亲率营部拼凑的一个排赶到，看着有点失望的沈荷，孙武安说道，“这是我们第一批援军，也是全部的援军。但胜利必将属于我们！”德国顾问布鲁*克劳德不顾“顾问团成员严禁到一线”的禁令也随之赶来。晚上9时，日军发起了夜袭战，由于视线不佳，双方很快进入白刃战，被严令撤回司令部的克劳德跳下回去的卡车，抄起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冲上前线，用蹩脚的汉语高喊“克劳德跟你们一起战死在这里！”已经激战一天，疲乏不堪的中国宪兵士气大振，将夜袭的日军中队击溃。
偷偷随车跑来的申报青年记者江青月看到这一幕后，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战地采访《铁血虎贲——国军精锐教导总队》，文中写道，“闻义赴难，朝命夕至，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灰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无愧中国最精锐部队的赫赫威名，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一时间洛阳纸贵，教导总队随之名扬天下。
由于78师防线被突破，中国宪兵的坚守已成鸡肋，遂撤出战斗。继续充当战局中的预备队。
5月5日，上海休战协定签字，5月18日，中国宪兵回调南京休整。
“一二八”一役，中国宪兵死五，重伤十二，轻伤六十余，杀伤无算。由此一役，中国宪兵一战成名。
战后，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总理陵园附近的灵谷寺前，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中央，安葬“一二八”事变之役阵亡烈士遗骸一百二十八人，第十九路军居其七十，第五军及宪兵团（即是中国宪兵）居其五十八，以隐示“一二八”的血痕，并使“一二八”阵亡烈士所代表的精神永垂不朽。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各立一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但在1937年南京失陷后就被日军毁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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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轻骑——“长城抗战”中的中国宪兵
1933年，日军进攻山海关热河，兵锋指向长城各口，中央军调兵北上抗日，由于教导总队在淞沪作战中伤亡惨重，处于整补阶段，因此参加“一二八”作战的各部未曾北上。就在山海关失守后不久，孙武安收到了63连的排长范国柱、营部作战参谋曼毅、士兵孙图鑫、刘诚哲等四人的长假条，这四个人清一色的北方籍人，范国柱是河北邢台大地主家庭出身，曼毅是前清皇族军官，孙图鑫是北平城外通州县人，刘诚哲是淞沪战场上新近吸入的东北大学流亡学生，这些人以各种理由请了三个月的长假。孙武安把这些人统统叫到营部，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在临走之前，他们从武器库只领走了他们的手枪，孙武安给的原因也很简单“道路不靖，本营有范国柱等多名军官回乡省亲，特准其携带武器”。不过孙武安又给时任宪兵政训教官的白俄残余乌特列尼*梅德涅诺维奇*梅德维杰夫放了长假，随他们一起北上。乌特列尼出生于彼得堡的一个沙俄贵族家庭，其家庭在十月革命中被苏维埃水兵镇压，其孤身一人逃出，在父母朋友的帮助下，一直向东逃到西伯利亚地区，加入哈巴罗夫斯克士官武备学校，成为少年士官生。1922年底，随斯塔尔克乘船逃到上海。1925年爆发的“五卅惨案”中，拥有士官生背景的乌特列尼成为“白俄义勇队”中的军官，此后，在“四一二”大屠杀中，充满报复心理的乌特列尼双手沾满了左派群众的鲜血。也正是在四一二中，孙武安与乌特列尼结识，中国宪兵初肇，孙武安即将乌特列尼拉入麾下，担任政训教官。
这五人北上之后的经历记载极少，仅台湾方面近代史研究所的对易水寒的采访略有提及，真正让这段历史浮出水面的，是90年代国军战史研究专家余伯虎对范国柱排长遗孀董女士的一次访谈，再对比日方的战损，我们只能大致地了解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范国柱等五人北上后，直接回到邢台，在短暂逗留了几天之后，从范国柱家取了步枪弹药后（邢台范家在抗战之前乃是当地的大地主，有几十个村子的良田，家里有自己的保安队，据董女士称这些枪支都是通过北平的洋行买办罗期亚购置），便前往长城各口寻觅战机，在这时候遇上了从热河溃败下来的易水寒中校的部队。
易水寒，本名易炳林，本是热河汤玉麟司令部的一个普通参谋，热河大溃败，一路丢弃物资无数，易水寒中校从司令部撤退的行李中偷了一个大皮箱悄悄溜走。南下途中，打开皮箱一看，里面居然满是钞票。当时日军和伪满洲军追之甚急，沿路马匪四起劫掠，易水寒唯恐自己被劫，灵机一动，走到要道路口，扯起一面青天白日旗，高呼“奉命收容部队！发饷了！”溃兵信以为真，易水寒开箱发饷，竟收拢起上千兵马。撤到长城一线，易水寒请来当地商会协饷，在宴上，易水寒慷慨激昂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易某从热河一路败退而来，深以为耻，不敢复用父母之名，决心改名易水寒，以明心志。”遂改名为易水寒。不过春来夏往，易水寒中校的部队仍然驻足不前，时人讥之，“易水寒而复暖，壮士去而复返。”
中国宪兵北上五人在长城内外各口骑马游击，战果无法一一统计，仅以考证无误的与易水寒中校协同作战的羊山之战为例。
易水寒中校奉命率部向羊山一带警戒，遭遇日军的一个骑马步兵小队，由于部队处于行军状态，且缺乏合格的军官，一击即溃。就当败兵乱哄哄地撤退的时候，中国宪兵的五人赶到此处，第一次射击就击倒日军四匹战马，后来的射击更是弹发迅速，让易水寒误以为是援军的两挺机枪在射击。日军的反应非常迅速，立刻下马，伏倒作战。不过面对精锐的中国宪兵，在身边战友被用步枪一一点名的情况下，素以勇悍出名的日军也崩溃了，剩下的几个人上马逃跑。
据日军混成第14旅团的资料记载，参加羊山战斗的骑马步兵小队几乎被全歼，战死23名，负伤3名(参战人员为小队长以下31名)。
这样的战斗在长城抗战期间经常发生，由于中国宪兵以回家省亲名义北上，人数仅有五人，因此未参加南天门等地的激战，仅仅骑马在热河一带游击作战，因此战果不显，我方资料无记载，日方资料中多归类到马匪或是东北义勇军中去。据余伯虎采访范排长遗孀董女士的说法，中国宪兵在热河和长城各口不到两个月的游猎作战，击杀日军至少三四百人，堪称积小胜为大胜的经典战例。
本文中提及易水寒中校，不妨再多说几句。易水寒中校在将中国宪兵的战功归于自己部队之后，29军宋哲元部派人来检校兵员，加以收编。易水寒所部仅仅约800人，却上报一个团的兵力。为了凑齐兵马，易水寒在城外建立了四个军营，每天校验一个军营，士兵第一天在甲军营受阅，第二天又到乙军营受阅，又从当地拉了一些地痞无赖凑数，将身材高大的士兵站在第一排。对检校官更是百般讨好巴结，检校官收了好处，自然不肯挑破，不过随检校官来的记者却于第四天问前排一个士兵，“我怎么记得前天见过你。”该士兵也机灵，“报告长官，家有兄弟四人，都在军中。”回去之后，29军大将刘汝明问检校官易水寒团情况，该检校官答曰，“易团长乃贩卖水果出身，强兵皆列于前，且军中同胞兄弟颇多。”闻者无不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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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室操戈——国内战争中的中国宪兵
在淞沪立下赫赫战功之后，蒋介石对“中国宪兵”宠爱有加，曾多次下令让孙武安扩充部队，要编制给编制，要财物给财物，不过孙武安仅仅将四个连的部队略加扩充而已。在淞沪见识过宪兵强大战力的张治中问孙武安为何不趁此良机扩充军力，孙武安只是付之一笑，“兵不在多，而在于精。”
中国宪兵第一次出现在国内战场上，是1933年的福建事变，这次他们的对手是“一二八”中并肩作战的战友——十九路军。不过福建事变这场战事缺善可陈，十九路军的军师长大多都倒在了蒋介石的银弹攻势之下，中国宪兵出战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其威慑作用，他们甚至没打出去几发子弹，孙武安对这场战事的评价只有一句话——“一次乏味透顶的行军”。
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中国宪兵再次出动，其中4连和11连负责担任蒋介石的保卫工作，190连留在南京基地训练新兵。1934年7月5日，63连在营长孙武安的带领下，准备奇袭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一举消灭红军的指挥中枢。参加任务的部队包括63连连长沈荷在内的将校4名、下士官兵102名、孙武安率领的营部排一部18名，共计124名，其全员穿上红军的军衣装具，同时配备有掷弹筒和无线电电台。在主力的作战开始前，装扮成红军的中国宪兵突击队在夜幕掩护下从对峙前线出发，绕过红军防御的阵地，直扑瑞金。
这次计划尽管绝密，但是却被潜伏在国军内部的地下党侦知，并在中国宪兵突击之前就通知了中央苏区，中央苏区因而对此早有防备。
自从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宪兵突击队昼伏夜出，一路向瑞金疾驰。不过孙武安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早在宁都北边的青树寨，他们就已经被当地的百姓发现。红军总部甚至于得到这样详细的报告：“7月11日上午，在青树寨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红军军装，携带小型电台，约有100人，后去向不明”——李德博古等人综合判断情报，随后决定围歼孙武安部，这份报告和早先地下党传递过来的情报，让孙武安的宪兵突击队陷入了极为不利的环境。
得益于红军情报网络的不健全，孙武安所部冒充红五军团一部，在水口山附近获得了当地农会的帮助，甚至在附近的流坊庄与红军部队同村吃饭。13日晚上，孙武安的宪兵突击队再次被红军捕捉住踪迹，在小元坪一带遭到红军重兵包围。孙武安故伎重演，冒充红五军团，不过对面回击的却是一排子弹和讥笑的喊话，“孙武安，沈荷，你们别再想跑了！”
听到对面的喊话，在战场打滚惯了的孙武安也是大惊，据沈荷的妹妹沈伦回忆，“家兄后来跟我说到这句喊话的时候，仍然是心有余悸，就像正在做贼的人突然被几十道手电照到一样。”不过中国宪兵不愧为国军的锋刃部队，在这样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仍然靠着密集的火力和优秀的战术配合，溃围而出。
在向北突围的几天里的，中国宪兵们风餐露宿，不时与遭遇到的红军和赤卫队交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宪兵们仍然保持着强健的行军能力和作战能力，直到撤退至广安。是役，中国宪兵战死六，轻伤十余人。直到回到南京，孙武安在总结这次作战的时候，仍然庆幸小元坪遇到的红军没有火炮的支援，否则伤亡就不是这么点人了。
这次作战撤退途中，由于沿途不断遭遇红军和赤卫队的袭击，为了保障部队的安全，孙武安下令，凡是沿路遇到的行人，一律杀死。尽管中国宪兵们选择的是山间偏僻的小路，居民极少，但仍然犯下了累累罪行，这也是中国宪兵史上最为灰暗的一页。
直到多少年过去了，红军战史中仍然不愿意提及小元坪的那场战斗，只是偶尔在老将军们的回忆录中提及只言片语，比如“xxx就牺牲在小元坪”，“那些牲口枪法极准”。是役，红军伤亡惨重。
这次突袭行动的失败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红军开始意识到自己内部防御的不足，进行了新一轮的扩充，少共国际师，红八军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而对于蒋介石，则痛心于自己精锐的损失（一二八战场上损失不过如此），严令禁止中国宪兵再度进行这种危险行动。而孙武安自己在作战总结中则认为特种作战的要义在于保密和迅捷，在充满敌意的土地上尤其如此。这种思想影响了克劳德，也间接地影响了第三帝国的特种作战思路。特种作战，人类作战史强悍精巧的代名词，他不完美的处女作就这样诞生在中国赣南延绵不断的山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