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憨厚的笨笨进来看看蒙古对俄罗斯的统治和对中国的统治 ...

在1237到1238年拔都对罗斯地区的征战中，侵占了除诺夫哥罗德以外的罗斯各国，即便是冰湖之战的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也不得不马上向金帐汗称臣纳贡。罗斯大部分地区就此成为金帐汗国的组成部分，罗斯王公们被迫承认金帐汗的最高权力，罗斯文明的中心也由此一分为二，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加利奇和位于露西亚中部的苏兹达尔走向不同的轨道。由于蒙古人行政能力低下，对被征服的罗斯地区无力直接控制，于是在形式上保留了罗斯各公国，利用当地的封建王公进行治理，仍保留了一些从前的管理制度。在拔都征服罗斯后的几十年间，向各公国派驻金帐汗的全权代理人蒙古人监治长官——“八思哈”（镇守官），在罗斯各城市清点人口、调查当地农作物收成，记录工匠的人数及其专长，一次制定征税制度，征收赋税。并对罗斯王公进行监督，执掌最终裁定之权。在罗斯诸国中，唯有波罗茨克公国拒绝缴税，并保持其独立，直到被立陶宛人征服。其后由于“八思哈”的数量太少，于是就一面挑拨罗斯王公们争斗，而自己作为他们争斗的仲裁者，接受向其献媚的大公的贡礼，打压意图反对蒙古统治的公国；另一面有选择地扶植个别王公，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向其他公国征缴贡税。弗拉基米尔王公取代基辅大公成为各罗斯王公之长的称号形成于1169年，统治罗斯托夫-苏兹达尔的王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攻陷基辅之后。蒙古人钦定的大公称号则是由金帐汗国的汗册封，并不由某一家族世袭，获得大公头衔的王公有权将弗拉基米尔并入自己的领地。罗斯诸王公，为了谋取大公之位展开角逐，莫斯科第二任大公的尤里·丹尼洛维奇也在其中，凭借着身为金帐汗的妹夫以及献给金帐汗的卢布还有用诡计搞掉了竞争对手——他的堂叔特维尔王公，从而于1317到1322年间获得了弗拉基米尔大公之位，开创了莫斯科大公兼任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先河。尤里不久即被特维尔王公的儿子报复送命，弗拉基米尔大公又转到了特维尔王公一系。

继尤里之后，伊凡一世成为第二个获得弗拉基米尔大公头衔的莫斯科大公。伊凡取得成功的手法与尤里大致相同，不同的是除了用卢布还有用自己同胞的鲜血证明了自己对可汗的忠诚。1327年，特维尔大公的儿子亚历山大向其他罗斯王公号召：“兄弟们要相互支援，不要向鞑靼人出卖自己，要同心协力抵抗鞑靼人，要保卫罗斯土地和全体东正教徒。”并发动整个特维尔城起来抵御鞑靼人，捣毁了特维尔城中的鞑靼使馆，甚至杀死了金帐汗的堂兄弟。由于无人响应，亚历山大随后就前往普斯科夫城中躲藏了起来。伊凡一世向金帐汗通风报信。汗授权他讨伐特维尔王公的反抗。伊凡一世忠贞不渝地完成了这项使命:鞑靼人在他的统率下蹂躏了特维尔公国。作为奖励，1328年伊凡一世获得了大公之位，并借机将从基辅迁徙到弗拉基米尔的主教转移到莫斯科来。值得一提的是，在镇压过程中，东正教会居然与蒙古人站在了一起，宣布开除亚历山大和普斯科夫居民的教籍。

在此之后的四十年里，莫斯科历任大公都是以伊凡一世为榜样：一面向金帐汗献媚，“殷勤地侍奉汗，使汗成为实现自己意图的工具。没有哪个王公象卡利塔（伊凡一世的绰号钱袋）那样勤快地前去向汗朝视，他在那里也备受欢迎，因为他每次都不是空着双手前去的。那里的人们知道，莫斯科王公一去，金帐汗国的大汗王、汗后和所有的王亲贵戚都可以得到‘许多金银财宝若’。”作为回报金帐汗们将弗拉基米尔大公之位赐予他们。乌兹别克汗干脆许诺将大公之位由莫斯科王公世袭。；另一面借助蒙古人的势力对其他罗斯公国狐假虎威大肆敲诈勒索，并把上缴给金帐汗的贡赋的一部分据为己有。莫斯科大公们热衷于扩充土地，为此可以使用阴谋诡计，不择手段。其传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莫斯科公国的第一任大公。他们对周边公国的土地或收买、或武力侵占、或贿赂汗利用汗的封诰、或同别的分封王公签订公务条约通过婚丧嫁娶继承获得。并移民到伏尔加河上游扩张公国的势力。


蒙古人在上世纪（十三）曾发挥出他们可惊的军事才能，缔造一个空前庞大帝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却远为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更为落后之故。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教、YSL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满足征眼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迫的沉重。  
　　    蒙古人根本轻视汉人，所以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中亚人（色目人·回回）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亲王公主，下至小民，都愿意把银币借给中亚人，以收取利息。一两纹银的利息，十年后能高达一千零二十四两，这是一种恐怖的剥削，当时称为“羊羔儿息”，只有中亚商人付得起。——方法很简单，必要时，中亚商人只要向地方政府报案，说他在途中被盗匪抢劫，地方政府就得如数赔偿。所以汉人自然要比中亚人低一等或低二等。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中亚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像上世纪（十三）一二八六年，为了明年进攻安南王国，征用全国马匹，中亚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断征马，每次如此，汉人的马就成为珍品。  
　　    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继承了州长县长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构成一个小型的宫廷。蒙古人都不会汉话，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如此，中央官员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会汉话和汉字。一百年间的政，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上世纪（十三）帝国初创时的史天泽，一是本世纪（十四）帝国瓦解前夕的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超过忠于中国。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国，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国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本世纪（十四）初一三○三年，第八任大汗铁木儿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个贪官撤职。然而他不能坚持下去，他的后任大汗复行放任，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而蒙古帝国特征之一是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所有官员都靠贪污勒索维持高级享受。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他们最初是采取包商制，上世纪（十二）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打算把元帝国的赋税，以一百四十万两银币包给中国籍巨商刘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极力反对，才算作罢。可是不久中亚维吾尔籍巨商奥都喇合蛮出价二百二十万两时，窝阔台怦然心动，终于包给了他。以后每一位大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财税上，他们不知道鼓励生产，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本世纪（十四）三十年代全国各项赋税，平均额较上世纪（十三）七十年代，几乎增加一百倍，这都出在中国人身上。  
　　    然而，仅只上述的这些压榨，痛苦还是轻微的。更大的迫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你在你的文章里称赞蒙古统治下的俄罗斯，贬损中国是不妥的。两者没有可比性！

在1237到1238年拔都对罗斯地区的征战中，侵占了除诺夫哥罗德以外的罗斯各国，即便是冰湖之战的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也不得不马上向金帐汗称臣纳贡。罗斯大部分地区就此成为金帐汗国的组成部分，罗斯王公们被迫承认金帐汗的最高权力，罗斯文明的中心也由此一分为二，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加利奇和位于露西亚中部的苏兹达尔走向不同的轨道。由于蒙古人行政能力低下，对被征服的罗斯地区无力直接控制，于是在形式上保留了罗斯各公国，利用当地的封建王公进行治理，仍保留了一些从前的管理制度。在拔都征服罗斯后的几十年间，向各公国派驻金帐汗的全权代理人蒙古人监治长官——“八思哈”（镇守官），在罗斯各城市清点人口、调查当地农作物收成，记录工匠的人数及其专长，一次制定征税制度，征收赋税。并对罗斯王公进行监督，执掌最终裁定之权。在罗斯诸国中，唯有波罗茨克公国拒绝缴税，并保持其独立，直到被立陶宛人征服。其后由于“八思哈”的数量太少，于是就一面挑拨罗斯王公们争斗，而自己作为他们争斗的仲裁者，接受向其献媚的大公的贡礼，打压意图反对蒙古统治的公国；另一面有选择地扶植个别王公，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向其他公国征缴贡税。弗拉基米尔王公取代基辅大公成为各罗斯王公之长的称号形成于1169年，统治罗斯托夫-苏兹达尔的王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攻陷基辅之后。蒙古人钦定的大公称号则是由金帐汗国的汗册封，并不由某一家族世袭，获得大公头衔的王公有权将弗拉基米尔并入自己的领地。罗斯诸王公，为了谋取大公之位展开角逐，莫斯科第二任大公的尤里·丹尼洛维奇也在其中，凭借着身为金帐汗的妹夫以及献给金帐汗的卢布还有用诡计搞掉了竞争对手——他的堂叔特维尔王公，从而于1317到1322年间获得了弗拉基米尔大公之位，开创了莫斯科大公兼任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先河。尤里不久即被特维尔王公的儿子报复送命，弗拉基米尔大公又转到了特维尔王公一系。

继尤里之后，伊凡一世成为第二个获得弗拉基米尔大公头衔的莫斯科大公。伊凡取得成功的手法与尤里大致相同，不同的是除了用卢布还有用自己同胞的鲜血证明了自己对可汗的忠诚。1327年，特维尔大公的儿子亚历山大向其他罗斯王公号召：“兄弟们要相互支援，不要向鞑靼人出卖自己，要同心协力抵抗鞑靼人，要保卫罗斯土地和全体东正教徒。”并发动整个特维尔城起来抵御鞑靼人，捣毁了特维尔城中的鞑靼使馆，甚至杀死了金帐汗的堂兄弟。由于无人响应，亚历山大随后就前往普斯科夫城中躲藏了起来。伊凡一世向金帐汗通风报信。汗授权他讨伐特维尔王公的反抗。伊凡一世忠贞不渝地完成了这项使命:鞑靼人在他的统率下蹂躏了特维尔公国。作为奖励，1328年伊凡一世获得了大公之位，并借机将从基辅迁徙到弗拉基米尔的主教转移到莫斯科来。值得一提的是，在镇压过程中，东正教会居然与蒙古人站在了一起，宣布开除亚历山大和普斯科夫居民的教籍。

在此之后的四十年里，莫斯科历任大公都是以伊凡一世为榜样：一面向金帐汗献媚，“殷勤地侍奉汗，使汗成为实现自己意图的工具。没有哪个王公象卡利塔（伊凡一世的绰号钱袋）那样勤快地前去向汗朝视，他在那里也备受欢迎，因为他每次都不是空着双手前去的。那里的人们知道，莫斯科王公一去，金帐汗国的大汗王、汗后和所有的王亲贵戚都可以得到‘许多金银财宝若’。”作为回报金帐汗们将弗拉基米尔大公之位赐予他们。乌兹别克汗干脆许诺将大公之位由莫斯科王公世袭。；另一面借助蒙古人的势力对其他罗斯公国狐假虎威大肆敲诈勒索，并把上缴给金帐汗的贡赋的一部分据为己有。莫斯科大公们热衷于扩充土地，为此可以使用阴谋诡计，不择手段。其传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莫斯科公国的第一任大公。他们对周边公国的土地或收买、或武力侵占、或贿赂汗利用汗的封诰、或同别的分封王公签订公务条约通过婚丧嫁娶继承获得。并移民到伏尔加河上游扩张公国的势力。


蒙古人在上世纪（十三）曾发挥出他们可惊的军事才能，缔造一个空前庞大帝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却远为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更为落后之故。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教、YSL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满足征眼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迫的沉重。  
　　    蒙古人根本轻视汉人，所以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中亚人（色目人·回回）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亲王公主，下至小民，都愿意把银币借给中亚人，以收取利息。一两纹银的利息，十年后能高达一千零二十四两，这是一种恐怖的剥削，当时称为“羊羔儿息”，只有中亚商人付得起。——方法很简单，必要时，中亚商人只要向地方政府报案，说他在途中被盗匪抢劫，地方政府就得如数赔偿。所以汉人自然要比中亚人低一等或低二等。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中亚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像上世纪（十三）一二八六年，为了明年进攻安南王国，征用全国马匹，中亚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断征马，每次如此，汉人的马就成为珍品。  
　　    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继承了州长县长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构成一个小型的宫廷。蒙古人都不会汉话，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如此，中央官员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会汉话和汉字。一百年间的政，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上世纪（十三）帝国初创时的史天泽，一是本世纪（十四）帝国瓦解前夕的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超过忠于中国。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国，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国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本世纪（十四）初一三○三年，第八任大汗铁木儿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个贪官撤职。然而他不能坚持下去，他的后任大汗复行放任，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而蒙古帝国特征之一是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所有官员都靠贪污勒索维持高级享受。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他们最初是采取包商制，上世纪（十二）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打算把元帝国的赋税，以一百四十万两银币包给中国籍巨商刘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极力反对，才算作罢。可是不久中亚维吾尔籍巨商奥都喇合蛮出价二百二十万两时，窝阔台怦然心动，终于包给了他。以后每一位大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财税上，他们不知道鼓励生产，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本世纪（十四）三十年代全国各项赋税，平均额较上世纪（十三）七十年代，几乎增加一百倍，这都出在中国人身上。  
　　    然而，仅只上述的这些压榨，痛苦还是轻微的。更大的迫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你在你的文章里称赞蒙古统治下的俄罗斯，贬损中国是不妥的。两者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