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收官之人钱宾四先生一点点

标题原来打算写上“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的，我看见网上有人这么说得。问题是未来还有可能出现比钱穆更伟大的国学学者，所以还是写“近代”、“巨擎”为好。　我理解那些写“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的人的心情, 不少人觉得“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国学崩坏，故出此悲愤之语。只是国学烟火未绝，我们应该抱乐观态度以待来者，相信国学会有大行其道的一天的，也许是进化发展后的国学。　但在这篇文章写到一半时，觉得现在的题目更合适。

钱穆，原名钱恩，字宾四。一八九五年出生，一九九零年去世，享年九十五。宾四先生自称“余生江苏无锡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之五世同堂。”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是其亲侄，而宾四先生自称和钱钟书没有亲戚关系。

我第一次听说宾四先生当是在１９８５年。记得那年宾四先生之《论语新解》在大陆重新出版，《新民晚报》读书版有一篇短评，我父亲看了后对我说：《论语》终是要回来的。（大意如此。鉴于文革时期批孔运动之烈，世人谈孔变色。）此后我便再也没有听到或读到关于宾四先生之消息或文章，直至２００５年我看见网上有人写书评推荐宾四先生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我把这本书下载下来读了一遍，一书读罢头飞雪。那几天里我满脑子都是钱穆，洗脸时想着钱穆，吃饭时想着钱穆，那个震撼和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我觉得找到了指路人，宾四先生就是我人生的导师。　程子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

为何国人少有识君者？　原因一是宾四先生解放后逃离大陆，二是被毛主席点了名，三是胡适嫉宾四先生，颇有打压。毛主席在1949年4月《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而胡适对钱穆的打压倒不见得是出于嫉才，而是出于思想立场的水火不相容。

宾四先生的成就是令人高山仰止的。　首先是他的天赋极高，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在五六岁时他能背诵《三国演义》全本，自称读书三遍成诵。二是他勤奋，三是他热爱中华文明。　这三点结合使得他成为近代国学巨擎。　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如果没有这份感情的驱动，就像一辆汽车没有发动机，他是不可能有如此的成就的。

宾四先生没有读过私塾，而是读的新式学堂。由于家境清贫，从常州中学毕业后回家乡小学教书。　在教书之余他发愤读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　他每天早上读经学，晚上读史。后来宾四先生教导学生说，学习国学一定要“以经贯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以他三遍成诵之强悍记忆力，几年功夫下来他的大脑犹如一个电脑硬盘，把古书都存入脑中。　子曰“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宾四先生读书可是读到心里去了。　他把古书在脑中排列推敲整理，写出了成名巨作《先秦诸子纪年》。就是这本书，解开了许多国学疑难问题，引起轰动，使他从一位小学教员一跃成为燕京清华的教授。我把这本书买来，读了几页就放下了，太艰深难懂了，要读懂非得有雄厚的国学功力不可。


钱穆在北大课堂上

宾四先生的学术基础之作是如下几部书，后学之人在先弄通这几部书后自然就理解了宾四先生的思想，再读其他著作就不费力气了。
《先秦诸子纪年》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国史大纲》
《朱子新学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论语新解》
《史记地名考》和《古史地理论丛》

最近半年，我先读了宾四先生的《朱子学提纲》和《宋代理学三书随劄》二书，感觉甚好但未能领会要旨。随后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大学》《中庸》和《孟子》章，再将《论语新解》同朱子注《论语》对照逐字细读，再回头细读《宋代理学三书随劄》中的《朱子四书集义精要》章，深有感悟，大喜。　国学精深，非得累年积月下功夫不足以有所进步。　循宾四先生之足迹无疑是入国学之门的最佳途径。

综观宾四先生一生，可以划分如下几个阶段：无锡教书自学阶段，北京当教授阶段，香港办学阶段和台湾寓居阶段。他无非是个教书先生和写书先生，从不参加任何党派，也难得在其著作中见道对国共两党的有何评论。自从鸦片战争后，国人在西方船坚炮利之下自惭形秽，视国学为敝履，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之口号响彻云霄，国学崩溃。而在这种潮流之中，宾四先生为中流砥柱竭力弘扬国学，却被毛泽东扣上“帝国主义培养的文人”之帽子，岂不冤枉?!　再看自鸦片战争至今一百多年来中国国学不兴、西学只得皮毛。国学再也不是强制教育和义务教育之内容。审时度势，旧国学已衰，中华文明再兴当有相匹配的新国学。那么称宾四先生为“国学收官之人”岂非恰当？


宾四先生身后就是他在台北的故居素书楼，系台湾政府的礼遇，后来据说陈水扁将其收回，把宾四先生赶了出去，宾四先生不久后便辞世。


晚年宾四先生对西风俞刮俞强深感忧虑，所以他晚年的书中竭力严夷夏之防、维护中华文明之正统，引起颇多浅学之人的反感。宾四先生尽管在美国有过一段时间教学生活，但由于英语障碍，终未能见西学之深奥，甚为遗憾。　当然中国在历史转折之中，情况之复杂难解前所未有，绝非某个人能给出答案，宾四先生也从来没有说他能担当这个角色。中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又从新进入一个地球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唯有在掌握立身之本后消化吸收西学从而创立新国学才是正道，否则中西两失，邯郸学步，只得爬行了。

相关信息：
钱穆先生网站http://www.china.com.cn/book/zhuanti/qianmu/node_7064820.htm标题原来打算写上“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的，我看见网上有人这么说得。问题是未来还有可能出现比钱穆更伟大的国学学者，所以还是写“近代”、“巨擎”为好。　我理解那些写“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的人的心情, 不少人觉得“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国学崩坏，故出此悲愤之语。只是国学烟火未绝，我们应该抱乐观态度以待来者，相信国学会有大行其道的一天的，也许是进化发展后的国学。　但在这篇文章写到一半时，觉得现在的题目更合适。

钱穆，原名钱恩，字宾四。一八九五年出生，一九九零年去世，享年九十五。宾四先生自称“余生江苏无锡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之五世同堂。”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是其亲侄，而宾四先生自称和钱钟书没有亲戚关系。

我第一次听说宾四先生当是在１９８５年。记得那年宾四先生之《论语新解》在大陆重新出版，《新民晚报》读书版有一篇短评，我父亲看了后对我说：《论语》终是要回来的。（大意如此。鉴于文革时期批孔运动之烈，世人谈孔变色。）此后我便再也没有听到或读到关于宾四先生之消息或文章，直至２００５年我看见网上有人写书评推荐宾四先生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我把这本书下载下来读了一遍，一书读罢头飞雪。那几天里我满脑子都是钱穆，洗脸时想着钱穆，吃饭时想着钱穆，那个震撼和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我觉得找到了指路人，宾四先生就是我人生的导师。　程子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

为何国人少有识君者？　原因一是宾四先生解放后逃离大陆，二是被毛主席点了名，三是胡适嫉宾四先生，颇有打压。毛主席在1949年4月《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而胡适对钱穆的打压倒不见得是出于嫉才，而是出于思想立场的水火不相容。

宾四先生的成就是令人高山仰止的。　首先是他的天赋极高，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在五六岁时他能背诵《三国演义》全本，自称读书三遍成诵。二是他勤奋，三是他热爱中华文明。　这三点结合使得他成为近代国学巨擎。　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如果没有这份感情的驱动，就像一辆汽车没有发动机，他是不可能有如此的成就的。

宾四先生没有读过私塾，而是读的新式学堂。由于家境清贫，从常州中学毕业后回家乡小学教书。　在教书之余他发愤读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　他每天早上读经学，晚上读史。后来宾四先生教导学生说，学习国学一定要“以经贯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以他三遍成诵之强悍记忆力，几年功夫下来他的大脑犹如一个电脑硬盘，把古书都存入脑中。　子曰“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宾四先生读书可是读到心里去了。　他把古书在脑中排列推敲整理，写出了成名巨作《先秦诸子纪年》。就是这本书，解开了许多国学疑难问题，引起轰动，使他从一位小学教员一跃成为燕京清华的教授。我把这本书买来，读了几页就放下了，太艰深难懂了，要读懂非得有雄厚的国学功力不可。


钱穆在北大课堂上

宾四先生的学术基础之作是如下几部书，后学之人在先弄通这几部书后自然就理解了宾四先生的思想，再读其他著作就不费力气了。
《先秦诸子纪年》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国史大纲》
《朱子新学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论语新解》
《史记地名考》和《古史地理论丛》

最近半年，我先读了宾四先生的《朱子学提纲》和《宋代理学三书随劄》二书，感觉甚好但未能领会要旨。随后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大学》《中庸》和《孟子》章，再将《论语新解》同朱子注《论语》对照逐字细读，再回头细读《宋代理学三书随劄》中的《朱子四书集义精要》章，深有感悟，大喜。　国学精深，非得累年积月下功夫不足以有所进步。　循宾四先生之足迹无疑是入国学之门的最佳途径。

综观宾四先生一生，可以划分如下几个阶段：无锡教书自学阶段，北京当教授阶段，香港办学阶段和台湾寓居阶段。他无非是个教书先生和写书先生，从不参加任何党派，也难得在其著作中见道对国共两党的有何评论。自从鸦片战争后，国人在西方船坚炮利之下自惭形秽，视国学为敝履，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之口号响彻云霄，国学崩溃。而在这种潮流之中，宾四先生为中流砥柱竭力弘扬国学，却被毛泽东扣上“帝国主义培养的文人”之帽子，岂不冤枉?!　再看自鸦片战争至今一百多年来中国国学不兴、西学只得皮毛。国学再也不是强制教育和义务教育之内容。审时度势，旧国学已衰，中华文明再兴当有相匹配的新国学。那么称宾四先生为“国学收官之人”岂非恰当？


宾四先生身后就是他在台北的故居素书楼，系台湾政府的礼遇，后来据说陈水扁将其收回，把宾四先生赶了出去，宾四先生不久后便辞世。


晚年宾四先生对西风俞刮俞强深感忧虑，所以他晚年的书中竭力严夷夏之防、维护中华文明之正统，引起颇多浅学之人的反感。宾四先生尽管在美国有过一段时间教学生活，但由于英语障碍，终未能见西学之深奥，甚为遗憾。　当然中国在历史转折之中，情况之复杂难解前所未有，绝非某个人能给出答案，宾四先生也从来没有说他能担当这个角色。中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又从新进入一个地球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唯有在掌握立身之本后消化吸收西学从而创立新国学才是正道，否则中西两失，邯郸学步，只得爬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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