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德国青年眼中的《南京！》

Iacob Koch-Weser,中文名康云峰，2003年三月份首次赴华入门学习汉语，当年秋考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专业为中华文学兼东亚史，2007年六月毕业。自2008年初，他在北京落户，在一家环保机构当研究人员。


《南京！南京！》的纪实风格格外逼真，仿佛带观众回到1937年的末日氛围，杀掠场面惨不忍赌，刺心切骨，一直到电影闭幕时，观众还是惊魂未定。撇开摄影技术不论，演员也非常出色，把历史人物扮演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日本反面角色演的令人不寒而栗。对仅37岁的导演陆川而言，拍如此优秀的电影，并非容易之事。




我认为，《南京！南京！》的最大成就是其对历史人物的重塑。作为德国人，我对拉贝先生的表现最感兴趣。在《拉贝日记》里，他被叙述为南京百姓的救星，但在《南京！南京！》里，他并不是英雄。当日军威胁”安全区“时，拉贝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而且，一旦被召唤返回祖国，拉贝不失时机卷铺盖走人。陆川对拉贝的看法，估计会引起一些德国朋友的非议。




最引人入胜的人物，无疑是日本军人角川。起初，他跟随日军为非作歹，如同傀儡似的听从上司的命令，连目睹肆意乱杀时也袖手旁观。但最终，我们发现，他还有一分恻隐之心，从参与枪毙姜老师到释放两个老百姓，最后因心理愧疚而自杀。角川的心理矛盾，让我想起德籍犹太政治学家汉娜‧鄂兰关于”平凡邪恶”的理论。1974年，以色列高等法庭开庭审理前纳粹军师阿道夫·艾希曼的罪案，鄂兰当时以《纽约杂志》记者的身份到现场写报道。虽然鄂兰的亲戚在二战的集中营曾惨遭厄运，但她依然认为艾希曼本人并不邪恶，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官僚，依法执法，因而将其罪行归因于“平凡邪恶”。从此，鄂兰推断，历史上许多集体恶行都原自一种从众心理。在去年荣获奥斯卡奖的好莱芜片《阅读者》里，我们又看到类似的现象：主角是个前任纳粹集中营保安的女士，被法庭审理时却自称无辜，因为她仅仅听从军队的命令，并没有蓄意杀人。”平凡邪恶”理论正确与否，在二战史学上仍是个争议。也许，《南京！南京！》的角川能鼓励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尽管《南京！南京！》在诸多方面可圈可点，但它潜在的负面影响还是让我忧心。例如，在中国政府尚未制定电影分级制度的现状下，这部电影中中诸多的惨绝人寰的画面会让青少年对暴力变得更加麻木，司空见惯吗？




更紧迫的问题是，在一个急需增进东亚各国合作的今天，《南京！南京！》之类的爱国片是在日本首相访华之际是否会给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笼罩阴影？我相信，对当代日本关注不多，知之不深的中国观众而言，越看此类电影，恐怕会越憎恨“小日本鬼子”。记得2005年，日本教育部的新版日本现代史书刚出台，在大陆引起众怒。当时，有些中国朋友给我转发臭骂日本人的笑话短信，显得庸俗不堪。另外，也风传日本青年在中国遭受殴打，使我北师大中文系的日本同学惶惶不安。我倒认为，与其反复拍摄同一主题爱国片子，不如创造些“自我反省”的电影（在《南京！南京！》之前，曾出现了《南京1937年》、《黑太阳南京大屠杀》、《黄石的孩子》等一系列电影。）在当代影坛上，以色列的黎巴嫩战争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美国的越南战争片《现代启示录》、德国的二战片《毁灭》等等，均展现出一种对国家历史自责自省的冷静态度，值得借鉴。




过于强调南京大屠杀，也对中日关系以偏概全。我们应该承认，虽然两国在历史上屡次打仗，但其关系也不是一无是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精英曾纷纷到日本留学，而且民国政府在行政、基础设施等各个领域也得到日本人的帮助。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中国初步走向市场经济，日本在中国大量的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两国大体上保持着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而且，胡主席去年访问日本，有了深远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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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讨论一下所谓“道歉”问题。如果《南京！南京！》旨在劝戒日本人为二战罪行表示歉疚，这一想法简直太单纯了。诚然，日本政府公众道歉是当务之急，但即便得以实现也可能只是流于形式，没有道歉后的一系列和解工作，中日矛盾无法彻底解决。就德国而言，政府的歉意虽早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实际上，纳粹分子仍然没有消失，反而近年来在东德死灰复燃。更不可思议的是，由于法律的缺漏，德国的极右党派迄今仍然存在！其实在德国，有些和解工作倒适得其反。比如，在以色列政府的鼓励下，德国政府于上世纪90年代在新首都柏林建起两条以以色列前元首命名的街道，即Yitzhak Rabin路和Ben Gurion路。这一看似高尚的举动，其实很荒谬，因为以军曾在这些领导的带领下屠杀阿拉伯人。这意味着，为了纪念二战的犹太受害者，德国政府表扬了一些身上血迹斑斑的政治人物！再者，难道以色列有资格代表”犹太民族“？




的确，”民族“之说，是”道歉“问题的关键。日本毕竟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不同人的看法不一致，对二战历史尤其如此。历史教科书被篡改误导了代代日本青年，固然是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但是，日本史学家并不是一律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史事。正如以色列的学界一般，日本史学家分成不同流派，在民主国家的舆论空间中众说纷纭，“修正派”提倡政府修正史书，“保守派”则宁可扭曲历史，也不抹黑往年兵士的名声。可惜的是，目前为止，“保守派”的力量还是占上风。




我希望中国电影在未来会关注并探讨上述问题，以敏锐而细腻的视角，向中国观众展现出当代日本的复杂现状。Iacob Koch-Weser,中文名康云峰，2003年三月份首次赴华入门学习汉语，当年秋考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专业为中华文学兼东亚史，2007年六月毕业。自2008年初，他在北京落户，在一家环保机构当研究人员。


《南京！南京！》的纪实风格格外逼真，仿佛带观众回到1937年的末日氛围，杀掠场面惨不忍赌，刺心切骨，一直到电影闭幕时，观众还是惊魂未定。撇开摄影技术不论，演员也非常出色，把历史人物扮演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日本反面角色演的令人不寒而栗。对仅37岁的导演陆川而言，拍如此优秀的电影，并非容易之事。




我认为，《南京！南京！》的最大成就是其对历史人物的重塑。作为德国人，我对拉贝先生的表现最感兴趣。在《拉贝日记》里，他被叙述为南京百姓的救星，但在《南京！南京！》里，他并不是英雄。当日军威胁”安全区“时，拉贝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而且，一旦被召唤返回祖国，拉贝不失时机卷铺盖走人。陆川对拉贝的看法，估计会引起一些德国朋友的非议。




最引人入胜的人物，无疑是日本军人角川。起初，他跟随日军为非作歹，如同傀儡似的听从上司的命令，连目睹肆意乱杀时也袖手旁观。但最终，我们发现，他还有一分恻隐之心，从参与枪毙姜老师到释放两个老百姓，最后因心理愧疚而自杀。角川的心理矛盾，让我想起德籍犹太政治学家汉娜‧鄂兰关于”平凡邪恶”的理论。1974年，以色列高等法庭开庭审理前纳粹军师阿道夫·艾希曼的罪案，鄂兰当时以《纽约杂志》记者的身份到现场写报道。虽然鄂兰的亲戚在二战的集中营曾惨遭厄运，但她依然认为艾希曼本人并不邪恶，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官僚，依法执法，因而将其罪行归因于“平凡邪恶”。从此，鄂兰推断，历史上许多集体恶行都原自一种从众心理。在去年荣获奥斯卡奖的好莱芜片《阅读者》里，我们又看到类似的现象：主角是个前任纳粹集中营保安的女士，被法庭审理时却自称无辜，因为她仅仅听从军队的命令，并没有蓄意杀人。”平凡邪恶”理论正确与否，在二战史学上仍是个争议。也许，《南京！南京！》的角川能鼓励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尽管《南京！南京！》在诸多方面可圈可点，但它潜在的负面影响还是让我忧心。例如，在中国政府尚未制定电影分级制度的现状下，这部电影中中诸多的惨绝人寰的画面会让青少年对暴力变得更加麻木，司空见惯吗？




更紧迫的问题是，在一个急需增进东亚各国合作的今天，《南京！南京！》之类的爱国片是在日本首相访华之际是否会给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笼罩阴影？我相信，对当代日本关注不多，知之不深的中国观众而言，越看此类电影，恐怕会越憎恨“小日本鬼子”。记得2005年，日本教育部的新版日本现代史书刚出台，在大陆引起众怒。当时，有些中国朋友给我转发臭骂日本人的笑话短信，显得庸俗不堪。另外，也风传日本青年在中国遭受殴打，使我北师大中文系的日本同学惶惶不安。我倒认为，与其反复拍摄同一主题爱国片子，不如创造些“自我反省”的电影（在《南京！南京！》之前，曾出现了《南京1937年》、《黑太阳南京大屠杀》、《黄石的孩子》等一系列电影。）在当代影坛上，以色列的黎巴嫩战争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美国的越南战争片《现代启示录》、德国的二战片《毁灭》等等，均展现出一种对国家历史自责自省的冷静态度，值得借鉴。




过于强调南京大屠杀，也对中日关系以偏概全。我们应该承认，虽然两国在历史上屡次打仗，但其关系也不是一无是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精英曾纷纷到日本留学，而且民国政府在行政、基础设施等各个领域也得到日本人的帮助。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中国初步走向市场经济，日本在中国大量的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两国大体上保持着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而且，胡主席去年访问日本，有了深远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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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讨论一下所谓“道歉”问题。如果《南京！南京！》旨在劝戒日本人为二战罪行表示歉疚，这一想法简直太单纯了。诚然，日本政府公众道歉是当务之急，但即便得以实现也可能只是流于形式，没有道歉后的一系列和解工作，中日矛盾无法彻底解决。就德国而言，政府的歉意虽早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实际上，纳粹分子仍然没有消失，反而近年来在东德死灰复燃。更不可思议的是，由于法律的缺漏，德国的极右党派迄今仍然存在！其实在德国，有些和解工作倒适得其反。比如，在以色列政府的鼓励下，德国政府于上世纪90年代在新首都柏林建起两条以以色列前元首命名的街道，即Yitzhak Rabin路和Ben Gurion路。这一看似高尚的举动，其实很荒谬，因为以军曾在这些领导的带领下屠杀阿拉伯人。这意味着，为了纪念二战的犹太受害者，德国政府表扬了一些身上血迹斑斑的政治人物！再者，难道以色列有资格代表”犹太民族“？




的确，”民族“之说，是”道歉“问题的关键。日本毕竟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不同人的看法不一致，对二战历史尤其如此。历史教科书被篡改误导了代代日本青年，固然是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但是，日本史学家并不是一律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史事。正如以色列的学界一般，日本史学家分成不同流派，在民主国家的舆论空间中众说纷纭，“修正派”提倡政府修正史书，“保守派”则宁可扭曲历史，也不抹黑往年兵士的名声。可惜的是，目前为止，“保守派”的力量还是占上风。




我希望中国电影在未来会关注并探讨上述问题，以敏锐而细腻的视角，向中国观众展现出当代日本的复杂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