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XXX得天下的根本原因【限时开放文明捞分】

1934年，共产党的军队遭受严重的挫折，井冈山根据地被国军占据。共军主力不得不转移，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翻过雪山，越过草地，辗转来到陕北，寻觅新的落脚地。三十万红军离开井冈山，仅仅只有三万人马抵达陕北目的地。一路上，损失惨重。陕北的延安新根据地，可以说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创建起来的。而此时此刻，国民党蒋介石的正规军就超过二百万，若再加上已归附了蒋的各地方杂牌军、军阀武装，兵员数目就更是多得无法胜数了。那时节，国共间的实力，差得异常离奇。若不是西安事变，张学良扣留蒋介石，逼令他联共抗日，蒋介石恐怕早就把一小撮疲惫不堪的红色武装解决掉了。果真那样的话，日后的中国人民，不知能免遭多少劫难。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的国军由于是中国的政府军，代表着整个中国，身份尤为显著，成了日军集中袭击的首要目标。国民革命军拼死在正面战场上，阻击日寇的攻势，并不时发起反击，给骄狂的日军相当数量的杀伤，灭绝了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梦寐，损耗着日本大量的人力物力。由于深陷中国战场，日本国内的资源和生产力，接济不上军工需求。为获取足够的战争资源，日本不得不偷袭珍珠港，入侵东南亚，与英美等列强交手，终致惨败。可以说，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浴血奋战，是中国战胜日本的关键。

然而，抗日战争中，国军与日军死拼时，自身的损耗也很大。共军因为是非正规武装，名义上属于地方集团系列，在国际上不显豁，不为日军重视。日军仅用二线的次要部队，对付毛泽东的共军。国军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拼死厮杀，共军却钻了个空子，获得了坐下喘口气，发展自身实力的机会。毛泽东利用此时机，大力发展己方力量。抗日方面，毛泽东在舆论上，做出了最大的攻势，开足了宣传机器，接连发表激情四溢的抗日救国演说，而行动上，却非常细微，除了偶尔打打游击，袭击一下日本人的后方辎重队外，便是大力整兵训练，在农村展开政治鼓动，为日后的内战，跟蒋介石争夺中国的天下做准备。共方在整个抗战中，战绩少许。唯一可圈可点的百团大战，也以共军损失惨重，日军受损轻微，宣告结束。百团大战的指挥官彭德怀，也因私自发动百团大战，被认为有援蒋动机，受到责难。文革时彭被批斗，发动百团大战，是他的主要罪名之一。


抗战结束后，国共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军的力量，明显比抗战前削弱。虽然在抗战中后期，他们得到了美国的援助，获得了美国的二流武器，但总体力度，仍较抗战前逊色。共军由于在抗战中，得到了洪大的发展，抗战结束时，又通过秘密渠道，从苏军手中订购了不少苏制和被苏军缴获的日式武器，力量显著增强。尽管如此，蒋介石的军队，在人数和装备方面，仍领先于毛泽东的共军。国军的总兵力，在1946年依然超过共军四倍。武器上，国军也领先共军。内战刚一开始，国军可以说是完全压着共军打，一路攻城略地，将共军一点点地往北方的山区中压缩。谁曾想到，在1948年时仍保持着攻势，逼得共军喘不过气来的国军，竟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轰然崩决，溃不成军，节节败退。国军败出大陆，连海南岛也没能保住。若不是金胖子野蛮南侵，悍然拉响了朝鲜战争的导火索，改变了美国对国民党的态度，美太平洋舰队及时驶入台湾海峡，阻止了毛泽东进一步扩大战果，台湾的丢失，势所必然。一个偌大的政党，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为何会溃散得如此迅疾呢？

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毛泽东得人心，蒋介石的政权腐恶，丧失了民心所致。这话很正确，的确如此。共军每到一处，它身后总是跟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帮共军搬运粮食，抬救伤员。老百姓们铁了心地支持共军。共军若在跟国军的战斗中，损失了一个师，很快便能添补三个师进来。他们的统治区域，以及部分国统区的农村，有他们取之不尽的兵源。毛泽东军队的士兵，都是自愿报名参军的，而蒋介石的兵员，却大多是从乡间强行拉上来的。强拉的兵，怎能与自愿加入的兵，在战场上较劲？别说一般的下层官兵，就连众多的国民党高层将领，甚至是一些嫡系的将领，到后来也跟蒋介石离心离德。他们有的在共谍的教唆，威胁利诱下，前去投共（共方称作“起义”），有的在共军打来时，按兵不动。蒋介石面对这种情势，真是欲哭无泪，回天无术。

当年的老百姓，为何会如此铁了心地跟随毛泽东，甘心替他卖命，而背弃了蒋介石呢？仅因蒋介石腐朽吗？我觉得不尽然。古今中外，腐朽的政权有的是。任何一位执政者，执政的时间长了，总会和腐败沾上些边。即使他本人不腐化，他身边的亲信圈子里，总有些人会腐化下去的。历史上，有很多比蒋介石政权腐蚀得多的王朝，也没曾像蒋介石这般为百姓抛弃。这些腐朽王朝的对手们，也没能得到像毛泽东的，如此众多的支持者。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老毛的人心，获天下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只有一个，就是他实施了土改，满足了下层农民的贪欲。从前，中国农村的大多数土地，都在少数人手里。农民们租着地主的田地，每年按合同缴纳地租，日子过得十分清苦。贫穷的农民们，对富人十分妒忌，却有长期无可奈何。毛泽东土改政策的到来，解决了他们心头，长久积蓄起来的怨气，激发了他们贪婪的私欲。毛泽东将一切富人和地主，尽皆划归剥削阶级，称他们祖辈和自身，辛辛苦苦积蓄，赚取的钱财，买下的田地，全是压榨百姓的血汗得来的。土改的干部们，在共占区的农村，大肆开展农民运动，向农民们反复灌输“阶级意识”，夸大他们受压迫的惨景，激起他们对地主乃至蒋介石政府仇恨。土改干部们用均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的办法，吸引农民，给他们以往从未想到过的好处，激发他们向往物质利益的欲心。中国的农民，目光十分短浅。跟他们宣讲什么民族大义，国内外的大道理，他们听不懂，也不想去了解。他们关注的，只是自己目下的生活，一日三餐。但是，倘若某人，果真施给他们好处，赐予他们祖辈来做梦都没想到过的物质利益，那他们便会受宠若惊，认他做干老子，替他卖死力。土改的干部们，正是抓住了农民的这一特性，激扬起他们无形的动力。分完地主的土地财产后，土改干部总要在土改大会结束时，对农民们说，这土地和浮财，是毛主席赐给他们的。他们应该感谢毛主席。后来，国民党的军队打来，共方的干部们需要募集兵员，催运粮草时，便向农民们宣讲，蒋军来此，要夺走他们在土改中分到手的一切，重新归还地主。他们想保住到手的利益，唯有听从毛主席的指示，打败蒋介石。为了已到手的，肥得流油的实际好处，农民们能不拼力为毛泽东卖命吗？毛泽东能不得人心吗？共方的地下党，还经常潜入国统区的农村，向当地的农民宣讲共产区的土改斗争。地下工作者告诉国统区的农民，只要共军占领了他们住的地方，也会大力开展土改运动，他们也同样能分得地主的土地钱财。地下党的干部们动员他们加入由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配合共军主力，逐一占据国民政府的各主要城镇。老毛的这一招很管用，一下子搞得国统区人心涣散，人人思共，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崩溃。蒋介石直到败退台湾后，方才看出了问题的端倪，并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才稳住了政局。国民党初到台湾，台湾的共方地下党活动异常猖獗，不住地在农民间游说。共军在台湾的游击队日益庞大，为所欲为，大有组织武装暴动，迎接毛泽东军队的主力占领台湾的趋势。党国军警无力镇压，只要在一旁采取守势，干着急没办法。此时此刻，蒋介石果断地下令，在台湾全岛实施土改，用和平赎买的手段，买下地主的田地，均分给农民。得到土地的台湾农民，便不再支持共方地下党，开始疏远，甚至公然揭发他们。共方驻台地下党组织暴露，很快便被一网打尽。位于台湾山区的共军游击队，也因流失了民心，组织被破坏，江河日下，一蹶不振了，很快便被剿除尽净。


由此可见，XXX得天下，得民心的根本原因和诀窍，一目了然。

（〈转自〈中华龙坛〉沧浪无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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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入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白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白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饥饿的河南”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 “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 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修罗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灾难背后的真相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作秀、讨要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全盘计划。 而另一方面，白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后来，他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他告诉蒋介石灾民纷纷饿死的惨状，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但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白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蒋介石真的不知道灾区的事吗？张仲鲁，这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老人，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 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没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在张仲鲁看来，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 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戏剧一幕：中国人民心向日本皇军 《大公报》和《时代》对于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根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试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的救灾贷款”。即使是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历史性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白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对此，白修德说:“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中华龙坛 〉网友长空之音的回复 ）

1934年，共产党的军队遭受严重的挫折，井冈山根据地被国军占据。共军主力不得不转移，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翻过雪山，越过草地，辗转来到陕北，寻觅新的落脚地。三十万红军离开井冈山，仅仅只有三万人马抵达陕北目的地。一路上，损失惨重。陕北的延安新根据地，可以说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创建起来的。而此时此刻，国民党蒋介石的正规军就超过二百万，若再加上已归附了蒋的各地方杂牌军、军阀武装，兵员数目就更是多得无法胜数了。那时节，国共间的实力，差得异常离奇。若不是西安事变，张学良扣留蒋介石，逼令他联共抗日，蒋介石恐怕早就把一小撮疲惫不堪的红色武装解决掉了。果真那样的话，日后的中国人民，不知能免遭多少劫难。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的国军由于是中国的政府军，代表着整个中国，身份尤为显著，成了日军集中袭击的首要目标。国民革命军拼死在正面战场上，阻击日寇的攻势，并不时发起反击，给骄狂的日军相当数量的杀伤，灭绝了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梦寐，损耗着日本大量的人力物力。由于深陷中国战场，日本国内的资源和生产力，接济不上军工需求。为获取足够的战争资源，日本不得不偷袭珍珠港，入侵东南亚，与英美等列强交手，终致惨败。可以说，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浴血奋战，是中国战胜日本的关键。

然而，抗日战争中，国军与日军死拼时，自身的损耗也很大。共军因为是非正规武装，名义上属于地方集团系列，在国际上不显豁，不为日军重视。日军仅用二线的次要部队，对付毛泽东的共军。国军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拼死厮杀，共军却钻了个空子，获得了坐下喘口气，发展自身实力的机会。毛泽东利用此时机，大力发展己方力量。抗日方面，毛泽东在舆论上，做出了最大的攻势，开足了宣传机器，接连发表激情四溢的抗日救国演说，而行动上，却非常细微，除了偶尔打打游击，袭击一下日本人的后方辎重队外，便是大力整兵训练，在农村展开政治鼓动，为日后的内战，跟蒋介石争夺中国的天下做准备。共方在整个抗战中，战绩少许。唯一可圈可点的百团大战，也以共军损失惨重，日军受损轻微，宣告结束。百团大战的指挥官彭德怀，也因私自发动百团大战，被认为有援蒋动机，受到责难。文革时彭被批斗，发动百团大战，是他的主要罪名之一。


抗战结束后，国共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军的力量，明显比抗战前削弱。虽然在抗战中后期，他们得到了美国的援助，获得了美国的二流武器，但总体力度，仍较抗战前逊色。共军由于在抗战中，得到了洪大的发展，抗战结束时，又通过秘密渠道，从苏军手中订购了不少苏制和被苏军缴获的日式武器，力量显著增强。尽管如此，蒋介石的军队，在人数和装备方面，仍领先于毛泽东的共军。国军的总兵力，在1946年依然超过共军四倍。武器上，国军也领先共军。内战刚一开始，国军可以说是完全压着共军打，一路攻城略地，将共军一点点地往北方的山区中压缩。谁曾想到，在1948年时仍保持着攻势，逼得共军喘不过气来的国军，竟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轰然崩决，溃不成军，节节败退。国军败出大陆，连海南岛也没能保住。若不是金胖子野蛮南侵，悍然拉响了朝鲜战争的导火索，改变了美国对国民党的态度，美太平洋舰队及时驶入台湾海峡，阻止了毛泽东进一步扩大战果，台湾的丢失，势所必然。一个偌大的政党，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为何会溃散得如此迅疾呢？

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毛泽东得人心，蒋介石的政权腐恶，丧失了民心所致。这话很正确，的确如此。共军每到一处，它身后总是跟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帮共军搬运粮食，抬救伤员。老百姓们铁了心地支持共军。共军若在跟国军的战斗中，损失了一个师，很快便能添补三个师进来。他们的统治区域，以及部分国统区的农村，有他们取之不尽的兵源。毛泽东军队的士兵，都是自愿报名参军的，而蒋介石的兵员，却大多是从乡间强行拉上来的。强拉的兵，怎能与自愿加入的兵，在战场上较劲？别说一般的下层官兵，就连众多的国民党高层将领，甚至是一些嫡系的将领，到后来也跟蒋介石离心离德。他们有的在共谍的教唆，威胁利诱下，前去投共（共方称作“起义”），有的在共军打来时，按兵不动。蒋介石面对这种情势，真是欲哭无泪，回天无术。

当年的老百姓，为何会如此铁了心地跟随毛泽东，甘心替他卖命，而背弃了蒋介石呢？仅因蒋介石腐朽吗？我觉得不尽然。古今中外，腐朽的政权有的是。任何一位执政者，执政的时间长了，总会和腐败沾上些边。即使他本人不腐化，他身边的亲信圈子里，总有些人会腐化下去的。历史上，有很多比蒋介石政权腐蚀得多的王朝，也没曾像蒋介石这般为百姓抛弃。这些腐朽王朝的对手们，也没能得到像毛泽东的，如此众多的支持者。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老毛的人心，获天下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只有一个，就是他实施了土改，满足了下层农民的贪欲。从前，中国农村的大多数土地，都在少数人手里。农民们租着地主的田地，每年按合同缴纳地租，日子过得十分清苦。贫穷的农民们，对富人十分妒忌，却有长期无可奈何。毛泽东土改政策的到来，解决了他们心头，长久积蓄起来的怨气，激发了他们贪婪的私欲。毛泽东将一切富人和地主，尽皆划归剥削阶级，称他们祖辈和自身，辛辛苦苦积蓄，赚取的钱财，买下的田地，全是压榨百姓的血汗得来的。土改的干部们，在共占区的农村，大肆开展农民运动，向农民们反复灌输“阶级意识”，夸大他们受压迫的惨景，激起他们对地主乃至蒋介石政府仇恨。土改干部们用均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的办法，吸引农民，给他们以往从未想到过的好处，激发他们向往物质利益的欲心。中国的农民，目光十分短浅。跟他们宣讲什么民族大义，国内外的大道理，他们听不懂，也不想去了解。他们关注的，只是自己目下的生活，一日三餐。但是，倘若某人，果真施给他们好处，赐予他们祖辈来做梦都没想到过的物质利益，那他们便会受宠若惊，认他做干老子，替他卖死力。土改的干部们，正是抓住了农民的这一特性，激扬起他们无形的动力。分完地主的土地财产后，土改干部总要在土改大会结束时，对农民们说，这土地和浮财，是毛主席赐给他们的。他们应该感谢毛主席。后来，国民党的军队打来，共方的干部们需要募集兵员，催运粮草时，便向农民们宣讲，蒋军来此，要夺走他们在土改中分到手的一切，重新归还地主。他们想保住到手的利益，唯有听从毛主席的指示，打败蒋介石。为了已到手的，肥得流油的实际好处，农民们能不拼力为毛泽东卖命吗？毛泽东能不得人心吗？共方的地下党，还经常潜入国统区的农村，向当地的农民宣讲共产区的土改斗争。地下工作者告诉国统区的农民，只要共军占领了他们住的地方，也会大力开展土改运动，他们也同样能分得地主的土地钱财。地下党的干部们动员他们加入由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配合共军主力，逐一占据国民政府的各主要城镇。老毛的这一招很管用，一下子搞得国统区人心涣散，人人思共，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崩溃。蒋介石直到败退台湾后，方才看出了问题的端倪，并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才稳住了政局。国民党初到台湾，台湾的共方地下党活动异常猖獗，不住地在农民间游说。共军在台湾的游击队日益庞大，为所欲为，大有组织武装暴动，迎接毛泽东军队的主力占领台湾的趋势。党国军警无力镇压，只要在一旁采取守势，干着急没办法。此时此刻，蒋介石果断地下令，在台湾全岛实施土改，用和平赎买的手段，买下地主的田地，均分给农民。得到土地的台湾农民，便不再支持共方地下党，开始疏远，甚至公然揭发他们。共方驻台地下党组织暴露，很快便被一网打尽。位于台湾山区的共军游击队，也因流失了民心，组织被破坏，江河日下，一蹶不振了，很快便被剿除尽净。


由此可见，XXX得天下，得民心的根本原因和诀窍，一目了然。

（〈转自〈中华龙坛〉沧浪无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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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入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白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白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饥饿的河南”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 “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 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修罗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灾难背后的真相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作秀、讨要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全盘计划。 而另一方面，白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后来，他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他告诉蒋介石灾民纷纷饿死的惨状，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但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白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蒋介石真的不知道灾区的事吗？张仲鲁，这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老人，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 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没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在张仲鲁看来，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 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戏剧一幕：中国人民心向日本皇军 《大公报》和《时代》对于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根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试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的救灾贷款”。即使是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历史性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白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对此，白修德说:“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中华龙坛 〉网友长空之音的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