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公安大学（石 磊）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6-12- 07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直属的高等院校。她创建于1948年7月，历经华北保卫干部训练班、华北公安干部学校、中央公安干部学校、中央人民公安学院、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历史时期，至今已经走过了51年的历程。公安大学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关怀下，由罗瑞卿、彭真、刘复之同志亲自主持下创建发展起来的。
　　（一）
　　我党从创建时期，就十分重视保卫工作。对新参加保卫工作的人员，大都经过一定的训练才分配到工作岗位上。战争年代是办训练班，中央社会部先后共办了10期，我是第10期的学员。公安大学的前身就是1948年7月6日在河北解放区建屏县（今平山县）西冶村、东冶村开办的华北保卫干部训练班，第一期由华北局社会部杨奇清副部长兼任班主任。同年10月中旬，第二期训练班迁往井陉县威州镇西岸，由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刘复之兼训练班主任。1949年1月，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扩建为杨奇清同志兼校长的华北公安干部学校。
　　1950年1月1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华北公安干部学校改名为中央公安干部学校，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兼校长。同年5月，政务院任命周仲英同志为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培养对象经中央和总政批准，先后从华北革命大学、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华北、华东两军区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的大、中学生以及唐山、太原、上海新参加工作的工人中招收；选调党、团员和进步分子。训练的方针是，以政治理论教育为主，教授一定的公安业务知识，引导学员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终身为人民公安事业献身的思想。中央公安干部学校先后办了4期，共培训了2500多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安部、京、津等市初建时期对干部的需要。他们以后绝大部分成为公安部门的业务骨干，有相当一批同志成为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公安部原副部长惠平是华北训练班的学员，前任公安部部长陶驷驹、安全部副部长王富中是抗美援朝中参军，被选调到中央公安干部学校的第四期学生。
　　为适应保卫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需要，1953年1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将中央公安干部学校扩建为正规的中央人民公安学院，罗瑞卿同志兼院长。有初级班（青年学生）、西藏班和文化班（老干部）等，学制二年到三年。
　　鉴于所调学员绝大多数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有革命斗争的经验，但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知识。据此，实行“以业务教育为主，结合一定的政治理论基础教育”的方针，首先学政治理论课，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然后，学习各种公安业务知识。
　　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办了5期，1958年停办一年，共培训6400多人。其中不少同志先后成为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他们在肃清反革命斗争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加强公安业务建设和公安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初级班、专业班和民族班也有一批同志成为公安系统的高级干部，公安部原副部长蒋先进就是人防班的学员。现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主任、第11届至15届中共中央委员热地同志，还有西藏政法部门不少领导同志，都是西藏班的学生。他们为维护西藏的安定、保卫西藏各方面的建设都做出了贡献。
　　1959年3月，中央批准中央政法小组的报告，决定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和彭真同志任校长创办发展起来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合并，校名沿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校的重大方针和原则问题，由中央政法小组决定，日常工作仍由公安部党组领导，学校规模1800－2000人，学制一年，分上、下两个学期，把公安学院的11个系改成6个教学部和一个研究班，一部公安、二部劳改、三部法院、四部检察、五部军队（保、检、法）、六部西藏班、新疆班、外交班。
　　政治理论课，按中级党校标准，设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合并前，两校各训练过5期，1959年10月开办的是第六期。公安部党组指示，改变原来的教学计划，首先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文件，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帮助、批判了教员、干部32人，学员199人。
　　1961年1月第六期毕业后，因国家遇到暂时困难，为减轻首都物资供应，中央通知各部、委办的干部学校一律停办。学校除西藏班、外交班继续上课外，一律停办。这年根据中央指示，对“反右倾”错误批判的32名教员、干部，经过甄别，一律平反。我（当时任党委副书记）代表党委在全校大会上，当众赔礼道歉。对错误帮助、批判的学员，由公安部政治部通知本人和所在单位一律平反，把材料从本人档案中抽出销毁。接着进行大精减。直到1963年7月，随着国民经济逐渐好转，经中央批准才重新开办。为加快轮训速度，学期改为5个月，一年办两期。
　　1964年，公安部党组根据中央“四清”的指示，在公安系统把“四清”具体化为“三清五查””：三清即清公款公物、清赃款赃物、清看守所财物；五查即查阶级立场、查政策纪律、查特权思想、查骄傲自满、查革命意志。并决定缩短为3个月。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说：“调学员来就是搞三清五查”，并亲自作动员报告。他当面对我和赵国威校长说：“不能和平四清”。我们鉴于第六期“反右倾”斗争的教训，没有搞运动，而采取延安整风的方法。以学习提高认识为主，在掌握文件精神、激发阶级觉悟的基础上，以半个月的时间，按照“三清五查”的要求，以忠诚老实的态度、实事求是进行检查。这样，3个月学习，大家还是有收获的，特别是“两论”学习，对提高干部的理论、思想、政策水平，改进纪律作风，起到积极的作用，而这种做法，在“文革”中则成了我在“三反”中的罪行：一是“抗拒中共四清决定”，二是“抗拒谢副总理指示，搞和平四清”。
　　从两校合并到“文革”开始，4年多的时间，训练了14000多人，完成了1488个县的公安局长、教导员的培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康生、曹轶欧、谢富治直接插手干校的“文化大革命”，来势很猛，普通班第14期只学了一个月哲学，不得不提前结束。校党委、正副校长被夺权，学校实行军管。老红军赵国威校长，长期挨批斗，3个副校长被关进秦城监狱，100名教学骨干被赶（调）到校外，200多名教职工下放到湖北沙洋劳教农场办的“五•七”干校劳动，学员宿舍全部被外单位占用，东边成为北京卫戍区关押李井泉、罗瑞卿、郑天翔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监狱。图书、资料、教材、教学设备等受到严重破坏。十年“文革”，学校损失惨重，整整11年学校停办，校园荒芜，杂草丛生，一片荒凉。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10月公安部党组决定，成立中共政法干部学校临时党委，公安部原政治部主任尹肇之任书记。在“揭批查”、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由我负责筹备复校，又遇到新“三无”；无学员宿舍，无教员，无教材。费尽千辛万苦，到1978年3月才办起一个163人的师资班，没干部我兼总支书记。下半年才恢复了普通班，也只能收500人。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也把精力集中到教学、科研和学校建设上。1979年开办普通班第16期。恢复了短期轮训的传统作法，以自学为主，讲授、辅导、讨论相结合。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7个法律，为做好实施的准备工作，中央政法小组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学校开办法制宣教班，每期2个月，调训各省、市、自治区所属政法机关、学校（含军队系统）能担任法制宣教任务的科、处长以上的党员干部。主要学这7个法律，还开设了法学基础理论、民主与法制，补学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容。共办了两期，训练了3000多人，这些同志回到工作岗位后，为这7个法律的顺利实施，做了大量宣教工作。1980年——1981年又办了4期普通班和若干专业班，对推动全国政法系统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端正路线、整顿队伍，起了积极作用。
　　三中全会后，法制建设要加快、政法、公安队伍要加强，中央政法干校很难承担公、检、法、司县以上干部的训练任务。公安部请示中央政法小组，经国务院批准，于1982年恢复为中央人民公安学院。新校建成前，司法干部也由这里代训，每期不少于650人。公安各业务部门也急需训练干部。因此除了坚持原有的又开办了4期普通班外，还先后开办了公安青年班、公安边防、消防、武警新闻骨干班、内保班、公安部十二局干部训练班、公安部机关干部训练班，还开办了法院专业班、检察专业班，并筹办起训练省、市、自治区各级政法领导干部班（简称省干班）。两年又培训4600多人。
　　
　　（三）
　　1953年罗瑞卿同志就想把中央公安干部学校扩建成正规的公安大学，专门在木樨地购地600亩建校。后经周总理、毛主席命名为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因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国家还不能拿出更多的经费建校，加上斗争的需要，开始训练在职的公安、保卫科、处长以上干部。1978年公安部党组批准干校办个大专班，每年招收20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后经党组决定办成国际政治学院（后改名警官大学），与干校脱钩，直属党组领导。1983年，中央发了〔1983〕23号文件，我又以中央党校的模式，拟出一个办正规大学的方案，学员仍着眼于内招。直到刘复之同志回公安部任部长以后，于1983年6月20日，当面指示：“以前的报告不行，要
　　向社会招生，和教育部挂上钩，向国务院写一专题报告，5天之内交党组。”1984年2月，教育部下达了国务院批准的报告。当年招生，规模3000人（本科生2000人，进修、专科800人。研究生班200人）。
　　由邓小平同志题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名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适应公安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提高公安民警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强有力地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而成立的。筹办的时候就遵循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和多年办学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从严治警”，从严治校”的方针。对学员实行灾事化管理。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能适应公安斗争需要的各级专门人才。开始设6个系（7个专业），一个专修部。当年6月招生，学生9月到校，尽管困难很多，全校教职工精神振奋，很快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首先是教师，特别是公安业务教员缺额最多，经刘复之部长批准，从公安部机关干部训练班中选调了近百名有文化，有多年公安工作经验，年富力强的局、处、科公安业务骨干，并批准原一局副局长张泰臣、二局副局长高宪昌、六局副局长梁保初、政治部副主任宁福洪同志，分别担任侦察、保卫、管理、政工系的主任，王阶平任专修部主任。刘复之部长看了满意地说：“这个班子好强啊！”应该说这近百名同志对办成全日制公安大学走好第一步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校本身不能解决的如外语、计算机、语文等方面的教员，登报招聘。短时间内报名的近1000人，组织专门班子，请专家考试，专人面试、考核，最后校领导讨论批准后聘用。军事干部在转业军官中选用。这样加上原有教师很快组成一支能适应教学需要的教师队伍。
　　当时，公安业务教材，也是一个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由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李纪晨、副校长刘玉琳组成编写教材办公室，负责组织全体教员，按照各自的专业教学计划，进行编写，本着急用先编的精神，到5月底就把84级本科生、专修部的基础课通用教材备齐，公安业务7个专业也拿出教学大纲。
　　公安业务教材的付印、出版，必须经公安部审批。为此，党组决定成立公安教材编审委员会，刘部长任主任，副部长俞雷、政治部主任胡之光、党组成员、公安大学校长蔡诚任副主任，（蔡诚同志调走后，由戴文殿校长任副主任）。委员有：党组成员、公安部和省、市的老公安姚伦、慕丰韵、解衡、王鉴、洪沛霖、魏之民、关子展等29人组成。从全国调集有理论水平、写作能力和丰富公安工作经验的干部192人（其中公大教员、干部90人），集中到公安大学，全力以赴编写公安业务教材，经过几年的紧张工作，共完成了42种（48本）880万字的公安高等院校统编试用教材。不仅保证了“公大”教材急需，也为全国公安院校提供教学使用。
　　公大虽然是第一次面向社会招生，但报考的学却很多，在四川省只招22人，报名的就有近3000人。8月底学生开始到校，我们组织了严密的接待工作。发扬学校的老传统，从校长、党委书记到一般干部，都投入到接待工作中，我把这看成是对学生的第一次群众性政治思想工作。学生到校之前，就把学生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铺好了被褥，创造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并亲自到车站迎接学生。学生到校后首先进行入学教育，蔡诚校长讲第一课，着重讲学校性质、办学方针、培养目标和对学生要求。我讲第二课，着重阐明公安干部“四化中革命化的问题。
　　10月12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刘复之部长主持，宣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正式成立，蔡诚校长汇报了筹备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会祝贺，并作重要讲话，会后举行了阅兵式，学校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现在学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已有11届本科生走上岗位，第一、二届毕业生，已成为公安系统的业务骨干。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6-12- 07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直属的高等院校。她创建于1948年7月，历经华北保卫干部训练班、华北公安干部学校、中央公安干部学校、中央人民公安学院、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历史时期，至今已经走过了51年的历程。公安大学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关怀下，由罗瑞卿、彭真、刘复之同志亲自主持下创建发展起来的。
　　（一）
　　我党从创建时期，就十分重视保卫工作。对新参加保卫工作的人员，大都经过一定的训练才分配到工作岗位上。战争年代是办训练班，中央社会部先后共办了10期，我是第10期的学员。公安大学的前身就是1948年7月6日在河北解放区建屏县（今平山县）西冶村、东冶村开办的华北保卫干部训练班，第一期由华北局社会部杨奇清副部长兼任班主任。同年10月中旬，第二期训练班迁往井陉县威州镇西岸，由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刘复之兼训练班主任。1949年1月，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扩建为杨奇清同志兼校长的华北公安干部学校。
　　1950年1月1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华北公安干部学校改名为中央公安干部学校，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兼校长。同年5月，政务院任命周仲英同志为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培养对象经中央和总政批准，先后从华北革命大学、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华北、华东两军区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的大、中学生以及唐山、太原、上海新参加工作的工人中招收；选调党、团员和进步分子。训练的方针是，以政治理论教育为主，教授一定的公安业务知识，引导学员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终身为人民公安事业献身的思想。中央公安干部学校先后办了4期，共培训了2500多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安部、京、津等市初建时期对干部的需要。他们以后绝大部分成为公安部门的业务骨干，有相当一批同志成为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公安部原副部长惠平是华北训练班的学员，前任公安部部长陶驷驹、安全部副部长王富中是抗美援朝中参军，被选调到中央公安干部学校的第四期学生。
　　为适应保卫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需要，1953年1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将中央公安干部学校扩建为正规的中央人民公安学院，罗瑞卿同志兼院长。有初级班（青年学生）、西藏班和文化班（老干部）等，学制二年到三年。
　　鉴于所调学员绝大多数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有革命斗争的经验，但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知识。据此，实行“以业务教育为主，结合一定的政治理论基础教育”的方针，首先学政治理论课，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然后，学习各种公安业务知识。
　　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办了5期，1958年停办一年，共培训6400多人。其中不少同志先后成为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他们在肃清反革命斗争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加强公安业务建设和公安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初级班、专业班和民族班也有一批同志成为公安系统的高级干部，公安部原副部长蒋先进就是人防班的学员。现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主任、第11届至15届中共中央委员热地同志，还有西藏政法部门不少领导同志，都是西藏班的学生。他们为维护西藏的安定、保卫西藏各方面的建设都做出了贡献。
　　1959年3月，中央批准中央政法小组的报告，决定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和彭真同志任校长创办发展起来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合并，校名沿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校的重大方针和原则问题，由中央政法小组决定，日常工作仍由公安部党组领导，学校规模1800－2000人，学制一年，分上、下两个学期，把公安学院的11个系改成6个教学部和一个研究班，一部公安、二部劳改、三部法院、四部检察、五部军队（保、检、法）、六部西藏班、新疆班、外交班。
　　政治理论课，按中级党校标准，设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合并前，两校各训练过5期，1959年10月开办的是第六期。公安部党组指示，改变原来的教学计划，首先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文件，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帮助、批判了教员、干部32人，学员199人。
　　1961年1月第六期毕业后，因国家遇到暂时困难，为减轻首都物资供应，中央通知各部、委办的干部学校一律停办。学校除西藏班、外交班继续上课外，一律停办。这年根据中央指示，对“反右倾”错误批判的32名教员、干部，经过甄别，一律平反。我（当时任党委副书记）代表党委在全校大会上，当众赔礼道歉。对错误帮助、批判的学员，由公安部政治部通知本人和所在单位一律平反，把材料从本人档案中抽出销毁。接着进行大精减。直到1963年7月，随着国民经济逐渐好转，经中央批准才重新开办。为加快轮训速度，学期改为5个月，一年办两期。
　　1964年，公安部党组根据中央“四清”的指示，在公安系统把“四清”具体化为“三清五查””：三清即清公款公物、清赃款赃物、清看守所财物；五查即查阶级立场、查政策纪律、查特权思想、查骄傲自满、查革命意志。并决定缩短为3个月。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说：“调学员来就是搞三清五查”，并亲自作动员报告。他当面对我和赵国威校长说：“不能和平四清”。我们鉴于第六期“反右倾”斗争的教训，没有搞运动，而采取延安整风的方法。以学习提高认识为主，在掌握文件精神、激发阶级觉悟的基础上，以半个月的时间，按照“三清五查”的要求，以忠诚老实的态度、实事求是进行检查。这样，3个月学习，大家还是有收获的，特别是“两论”学习，对提高干部的理论、思想、政策水平，改进纪律作风，起到积极的作用，而这种做法，在“文革”中则成了我在“三反”中的罪行：一是“抗拒中共四清决定”，二是“抗拒谢副总理指示，搞和平四清”。
　　从两校合并到“文革”开始，4年多的时间，训练了14000多人，完成了1488个县的公安局长、教导员的培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康生、曹轶欧、谢富治直接插手干校的“文化大革命”，来势很猛，普通班第14期只学了一个月哲学，不得不提前结束。校党委、正副校长被夺权，学校实行军管。老红军赵国威校长，长期挨批斗，3个副校长被关进秦城监狱，100名教学骨干被赶（调）到校外，200多名教职工下放到湖北沙洋劳教农场办的“五•七”干校劳动，学员宿舍全部被外单位占用，东边成为北京卫戍区关押李井泉、罗瑞卿、郑天翔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监狱。图书、资料、教材、教学设备等受到严重破坏。十年“文革”，学校损失惨重，整整11年学校停办，校园荒芜，杂草丛生，一片荒凉。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10月公安部党组决定，成立中共政法干部学校临时党委，公安部原政治部主任尹肇之任书记。在“揭批查”、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由我负责筹备复校，又遇到新“三无”；无学员宿舍，无教员，无教材。费尽千辛万苦，到1978年3月才办起一个163人的师资班，没干部我兼总支书记。下半年才恢复了普通班，也只能收500人。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也把精力集中到教学、科研和学校建设上。1979年开办普通班第16期。恢复了短期轮训的传统作法，以自学为主，讲授、辅导、讨论相结合。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7个法律，为做好实施的准备工作，中央政法小组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学校开办法制宣教班，每期2个月，调训各省、市、自治区所属政法机关、学校（含军队系统）能担任法制宣教任务的科、处长以上的党员干部。主要学这7个法律，还开设了法学基础理论、民主与法制，补学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容。共办了两期，训练了3000多人，这些同志回到工作岗位后，为这7个法律的顺利实施，做了大量宣教工作。1980年——1981年又办了4期普通班和若干专业班，对推动全国政法系统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端正路线、整顿队伍，起了积极作用。
　　三中全会后，法制建设要加快、政法、公安队伍要加强，中央政法干校很难承担公、检、法、司县以上干部的训练任务。公安部请示中央政法小组，经国务院批准，于1982年恢复为中央人民公安学院。新校建成前，司法干部也由这里代训，每期不少于650人。公安各业务部门也急需训练干部。因此除了坚持原有的又开办了4期普通班外，还先后开办了公安青年班、公安边防、消防、武警新闻骨干班、内保班、公安部十二局干部训练班、公安部机关干部训练班，还开办了法院专业班、检察专业班，并筹办起训练省、市、自治区各级政法领导干部班（简称省干班）。两年又培训4600多人。
　　
　　（三）
　　1953年罗瑞卿同志就想把中央公安干部学校扩建成正规的公安大学，专门在木樨地购地600亩建校。后经周总理、毛主席命名为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因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国家还不能拿出更多的经费建校，加上斗争的需要，开始训练在职的公安、保卫科、处长以上干部。1978年公安部党组批准干校办个大专班，每年招收20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后经党组决定办成国际政治学院（后改名警官大学），与干校脱钩，直属党组领导。1983年，中央发了〔1983〕23号文件，我又以中央党校的模式，拟出一个办正规大学的方案，学员仍着眼于内招。直到刘复之同志回公安部任部长以后，于1983年6月20日，当面指示：“以前的报告不行，要
　　向社会招生，和教育部挂上钩，向国务院写一专题报告，5天之内交党组。”1984年2月，教育部下达了国务院批准的报告。当年招生，规模3000人（本科生2000人，进修、专科800人。研究生班200人）。
　　由邓小平同志题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名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适应公安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提高公安民警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强有力地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而成立的。筹办的时候就遵循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和多年办学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从严治警”，从严治校”的方针。对学员实行灾事化管理。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能适应公安斗争需要的各级专门人才。开始设6个系（7个专业），一个专修部。当年6月招生，学生9月到校，尽管困难很多，全校教职工精神振奋，很快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首先是教师，特别是公安业务教员缺额最多，经刘复之部长批准，从公安部机关干部训练班中选调了近百名有文化，有多年公安工作经验，年富力强的局、处、科公安业务骨干，并批准原一局副局长张泰臣、二局副局长高宪昌、六局副局长梁保初、政治部副主任宁福洪同志，分别担任侦察、保卫、管理、政工系的主任，王阶平任专修部主任。刘复之部长看了满意地说：“这个班子好强啊！”应该说这近百名同志对办成全日制公安大学走好第一步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校本身不能解决的如外语、计算机、语文等方面的教员，登报招聘。短时间内报名的近1000人，组织专门班子，请专家考试，专人面试、考核，最后校领导讨论批准后聘用。军事干部在转业军官中选用。这样加上原有教师很快组成一支能适应教学需要的教师队伍。
　　当时，公安业务教材，也是一个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由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李纪晨、副校长刘玉琳组成编写教材办公室，负责组织全体教员，按照各自的专业教学计划，进行编写，本着急用先编的精神，到5月底就把84级本科生、专修部的基础课通用教材备齐，公安业务7个专业也拿出教学大纲。
　　公安业务教材的付印、出版，必须经公安部审批。为此，党组决定成立公安教材编审委员会，刘部长任主任，副部长俞雷、政治部主任胡之光、党组成员、公安大学校长蔡诚任副主任，（蔡诚同志调走后，由戴文殿校长任副主任）。委员有：党组成员、公安部和省、市的老公安姚伦、慕丰韵、解衡、王鉴、洪沛霖、魏之民、关子展等29人组成。从全国调集有理论水平、写作能力和丰富公安工作经验的干部192人（其中公大教员、干部90人），集中到公安大学，全力以赴编写公安业务教材，经过几年的紧张工作，共完成了42种（48本）880万字的公安高等院校统编试用教材。不仅保证了“公大”教材急需，也为全国公安院校提供教学使用。
　　公大虽然是第一次面向社会招生，但报考的学却很多，在四川省只招22人，报名的就有近3000人。8月底学生开始到校，我们组织了严密的接待工作。发扬学校的老传统，从校长、党委书记到一般干部，都投入到接待工作中，我把这看成是对学生的第一次群众性政治思想工作。学生到校之前，就把学生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铺好了被褥，创造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并亲自到车站迎接学生。学生到校后首先进行入学教育，蔡诚校长讲第一课，着重讲学校性质、办学方针、培养目标和对学生要求。我讲第二课，着重阐明公安干部“四化中革命化的问题。
　　10月12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刘复之部长主持，宣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正式成立，蔡诚校长汇报了筹备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会祝贺，并作重要讲话，会后举行了阅兵式，学校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现在学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已有11届本科生走上岗位，第一、二届毕业生，已成为公安系统的业务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