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的阴暗面：海盗性格断送复国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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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郑成功的“自我中心症”
    ◎满目烟岚

    历史的天空，往往只呈现一种颜色。

    人们习惯于歌颂文天祥的浩然正气、爱国豪情，却忘记了他亦有声色享乐之求；习惯于揶揄钱谦益的贪生怕死、屈节降清，却忽略了他亦有暗中资助抗清志士、幡然悔悟、改过自新之举；习惯于歌唱某位“民族英雄”的赫赫武功，却在不经意间错过了一个机会——揭开隐藏在史籍文本深处的种种秘密。

    公元1662年二月初一，困守台湾热兰遮城堡的荷兰殖民者被迫与围困该城达9个月之久的郑成功集团军达成投降协议。9天后，荷兰殖民当局及其士兵举着降旗，灰溜溜地离开台湾，撤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沦陷时间长达38年的宝岛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此，率军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将军，也就被描绘成了一位为了民族的尊严与国家的利益而战斗的民族英雄，被形容成了一名大智大勇的反侵略斗士，被刻画成了一个正视世界、愈挫愈勇、矢志不渝的佼佼者。

    那么，事实上是否如此呢？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的行为，是否真的是出于“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爱国热情而毅然作出的正义之举呢？

    壹郑成功是明朝福建总兵郑芝龙的长子。郑芝龙从小不喜欢读书，却爱好舞枪弄棒，属于天生的海盗性格。他18岁就外出闯荡，流浪日本之后，娶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国文献称翁氏）为妻，生下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郑成功。不久，郑芝龙凭着自己的能力成为一个“在日华侨首领”的义子，因此继承了一支庞大的走私船队，并逐渐发展成为“作乱东南沿海”的海盗集团头目。被明廷招安后，郑芝龙反戈一击，因剿匪有功，升至总兵，掌握了福建10万铁甲军的指挥权。同时，他以此为后盾，通过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

    郑成功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已经7岁。郑芝龙给他取名为郑森，字明俨，号大木。由于明廷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武将饱受文官歧视，因此武官们普遍重视子嗣的文化教育。郑芝龙也不例外，他重金聘请饱学之士给郑森讲解经史，终于使这个从小生长在异国的长子，于1638年五月间进学成为生员（俗称“考取了秀才”）。1642年，郑森18周岁，去福州参加乡试。当时郑芝龙已经加官都督，“富拟王者，远交朝贵，近慑抚按，炙手可热”。郑森也因此而摆出了一副贵公子的招摇派头，昂首挺胸地踱入试场。提学副使郭之奇看他不顺眼，就略施小计，没让他中举。

    1645年六月，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朱聿键以恢复中原为己任，而郑氏集团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借隆武朝廷的权力来巩固自己独霸福建的地位。为了笼络郑芝龙，隆武帝不仅将郑芝龙列为定策元勋，使之位高权重，而且赏赐郑森姓朱，改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这就是“郑成功、国姓爷”等名字、名号的由来。

    1646年正月，郑成功奉隆武帝之命领兵出大定关，从此弃文就武，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军事生涯。

    与此同时，清兵开始大举进攻浙东，福建形势骤然紧张起来。郑芝龙接到了“附清同乡”洪承畴的劝降书信，决意解甲降清，而郑成功则坚决反对父亲轻易交出兵权的行为。

    郑成功之所以反对父亲投降清军，并不是忠心耿耿于复明大业，而是从保护郑氏集团利益这一角度出发的。与郑芝龙不同的是，郑成功在7岁之前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日本民族的传统因子中有杀身成仁、渺视投降、争强好胜等思维方式存在。郑成功从小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必然秉承了这种思维方式。

    文化知识的积累，也使郑成功轻而易举地判断出，只要郑军利用闽中地利上的优势，倾尽全力层层抵御，在全国各大战场上正穷于应付的清军，自然也没有足够的兵力闯过福建的道道险关。他甚至精确地判断出清廷诱骗郑芝龙的真实用心。在郑芝龙前往清营之际，他牵住了父亲的衣襟，跪哭着劝说：“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可见，他为挽救郑氏集团及其领袖郑芝龙，尽了最大的努力。可郑芝龙一意孤行，不但下令弃守仙霞关，放清兵一路轻松入闽，而且后来又不听劝阻，亲自赶赴清营投诚，结果被清军扣押，他的掌权福建的美梦终于化作了泡影，并由此而开始了长达15年的软禁生涯，直到1661年被斩首于北京。

    郑芝龙自寻死路，肇因于急功近利的海盗思维，加之文化层次太低，缺乏分析判断形势的能力，更要命的是他还一意孤行，不听良言，以至于一生心血毁于一旦，同时还将福建的大量要塞拱手送于清兵，此举大大增加了日后郑成功在闽地抗清的难度。那么，深具文化修养的郑成功，能否挽回父亲一手导致的不利局面呢？

    遗憾的是，郑成功虽有抵抗清军、恢复中原的能力，但最终却没有如愿。其根本原因在于，家庭影响制约了他人格的发展——西方心理分析学家阿德勒认为，一个人在生命起初的若干年，会在心灵和肉体之间建立起最根本的关系，从而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生活样式，并产生相对应的情绪和行为习惯，而这样的生活样式及情绪、习惯几乎会贯穿于其一生的所有表现中。

    洵非虚言，正是这一原因，使郑成功一生都摆脱不了海盗思维、浪人性格。他的这两大致命缺陷，表现在日后——那就是只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抗清，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其他抗清势力只作声援，不予配合，这种“隔岸观火”、“不以大局为重”的价值取向，阻碍了反清势力的战略联动，不能让清军腹背受敌、顾此失彼。各路清军能拧成一股绳，全力打击抗清势力，而各股抗清势力却貌合神离，终于被清军各个击破。郑成功在东南沿海难以立足，东渡攻台，实为迫不得已。
贰1647年九月，泉州战役结束后，郑成功加强了自身力量的积聚，广泛招募文武人才。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中，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相继而来。起初，郑成功对他们礼敬有加，每遇重大事件都会征求他们的意见，逐渐形成了一个善于理政的文官幕僚班子。同时，他还凭借自己在隆武朝廷中的地位以及郑芝龙的旧关系网，招集兵将，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他的宣传攻势中，陆续又有反清将领、随郑芝龙降清复又懊悔的闽中将领、深怀故国之思的降清明将奔走而来。

    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军需供应问题很快浮出了水面。由于郑军控制的地区仅限于沿海岛屿以及小片滨海土地，而靠当地的物力与财力，根本不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舟师、陆战部队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郑成功是如何解决后勤问题的呢？

    他采取了两个措施：首先，他继承了郑芝龙开创的海上贸易事业，充分利用自己的水师优势，把内地出产的物资通过秘密渠道运往海外，从中赚取高额利润，购买军需品的费用即由此而来；其次，就是在攻占地区强行征收粮饷。此举虽然解决了郑军的燃眉之急，但如此竭泽而渔，直接导致了民心的向背——百姓宁可做清朝的顺民，也不愿做郑军辖下的“义民”。“民心尽丧”，这也正是郑军在攻占许多沿海土地之后，往往不能立足的根本原因。何况，有时还不是单纯的征税问题，更有那赤裸裸地掠夺民财的事件频繁发生。沿海百姓纷纷将郑军视作海盗，唯恐避之不及。郑成功自然就难以在军事上取得大的进展。

    由于福建多山地，和平时期就缺粮，需要从广东的潮州、惠州转贩粮食，以弥补闽中之缺。因此，即便郑成功收尽闽中粮食，也难以养活自己庞大的军队。运筹良久，他决定西取“粤南大粮仓”——潮州，来永久性地解决军粮供应的问题。

    可是此时的潮州，尚在明军手中。郑成功图谋夺取潮州的行为，就属于挑起明军内讧的“不义”之举。郑成功思来想去，认为为了郑氏集团的长期利益，哪怕从此担上恶名也在所不惜。几天后，他致信潮州总兵郝尚久，以“联兵”为由要求常驻潮州。郝尚久断然拒绝，郑成功闻讯，终于扯下了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兵锋直指潮州地区。

    南明朝廷对郑成功挑起内战的举动极为不满，可惜中枢软弱，无力节制各路军阀，只得派中书舍人陆漾波前往调解——劝说双方停战。

    郑成功眼见粮食基地即将到手，郑氏集团从此可保“衣食无忧”，哪里愿意就此罢休。面对这个桀骜不驯的大军阀，陆漾波束手无策，只得怅然而归。清军趁此有利时机，大举南下，占领广东大片土地。郝尚久被郑成功打得喘不过气来，一怒之下，决定叛明降清，他致书清将孔有德，请求援助。清兵抓住时机，蜂拥而至，与郝军里应外合，终于击败了郑军。而郑成功举措失当，只好自己吞下“鸡飞蛋打”的苦果。

    海盗的劣根性由此可见一斑。

    叁1650年七月，郑成功从广东败回，又萌生了成为郑氏集团霸主的念头。当时，郑氏集团的另一实权派系郑彩据有厦门，是郑成功集团之外的另一大“海上军事势力”。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即便是同门子弟也不行！

    郑成功毅然决定智取厦门，收编郑彩的军队。机会终于来了，郑彩外出办事，留弟弟郑联守卫厦门岛。郑成功知道郑联头脑简单，于是迅速采取行动——给郑联送去1000石米，请求让“郑成功集团军”登岸休息。当时，郑联正为缺粮发愁，听到有人送来粮食，当然高兴，再加上郑成功本来就是自家人，因此，他未经细想就爽快地答应了郑成功的“请求”。

    谁知，郑成功的军队一上岸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缴了厦门守军的兵器。强占厦门之后，郑成功一不做，二不休，竟残忍地将郑联杀死，一举吞并了郑彩、郑联的全部人马和战舰。在外办事的郑彩，做梦也没有想到郑成功竟然会从背后插刀，而且如此心狠手辣。

    几番不义之举过后，郑成功在郑氏族人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可郑成功却没有从中汲取教训，他秉承了郑芝龙惯有的一意孤行的跋扈作风，终于把水师良将施琅逼成了自己的死敌。

    施琅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将才，拥有极为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但他个性倔强傲慢，常有恃才放旷之举。而作为一军统帅的郑成功有一大弱点，那就是不能知人善任，尤其是不能容忍下级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

    1651年正月，郑成功再次倾巢而出，去潮州抢粮。施琅当时就指出厦门兵力薄弱，恐有危险，希望郑帅有所顾及。郑成功听来逆耳，认为施琅有意阻碍自己的战略部署。躁怒之中，他竟解除了施琅的兵权，将其遣回厦门担任防务，却只分给施琅极少的人马、船只。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施琅观点的正确。福建清兵主力利用厦门防务空虚的弱点，租用了郑氏家族的其他船只（郑成功做梦都没想到连自己的家族成员都开始帮助清军），偷袭厦门，掠得了郑氏集团两代人做海外贸易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施琅赶回厦门后，不顾个人安危，奋勇同清兵作战，可惜寡不敌众，被阻挡在厦门海域。他原以为郑成功回来后，会根据他的表现，恢复他左先锋之职。不料，郑成功仅仅赏银200两了事。施琅失望之极，竟剃光了自己的头发，不愿再见郑成功。

    不久，“曾德事件”爆发了。曾德是郑氏旧将，后被郑成功安排在施琅麾下效力。施琅失势后，曾德见呆在他手下已无发展的机会，就利用与郑氏的旧关系，返回郑成功军营中充当亲随。施琅恨极了郑成功的赏罚不公，又听说曾德弃己奔郑，顿时暴跳如雷。他命心腹将曾德秘密捉回，从速斩首，以泄私愤。郑成功闻讯，驰令勿杀。可施琅悍然不顾，促令杀之。曾德原是郑氏将领，虽然一度隶属于施琅，但无论犯法与否，也无论施琅是否已经被解除兵权，施琅都无权擅杀曾德。由此看来，郑成功的勃然大怒也就可以理解了，他当即拘捕施琅及其父亲、兄弟。可就在当晚，在亲信的帮助下，施琅奇迹般地逃回了大陆。郑成功获悉，怒发冲冠，立即将施琅的父亲、兄弟处斩。施琅得知噩耗，对郑成功恨之入骨，从此死心塌地地效忠清朝。30年后，正是他，率领清军水师彻底消灭了郑氏残余势力。
可叹的是，郑成功竟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行为是“自断一臂，以肥清敌”的不智之举，他还要一错再错。

    1656年三月，又一支西征潮州的船队返回厦门，带回了在潮州抢到的10万两饷银、10万石米。郑成功立即召集文武官员，议处“揭阳丧师”之罪。潮州揭阳一战，由于左前锋苏茂轻敌冒进，导致郑军一战损失了四五千人的败局。郑成功一再坚持，要斩杀苏茂以及援救不及时的黄梧、杜辉。由于众将领反复求情，才改判为斩杀苏茂，重罚黄、杜。

    监斩苏茂之后，郑成功余怒未消，他兀自决定，派黄梧和苏茂的族弟苏明戴罪立功——防守海澄要塞。海澄要塞，“阻山临海，两城对峙，夙称天险”，是郑成功在大陆建立的唯一前进基地。他在城中屯积了大量的军械与粮食，使之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地。清军曾经多次力攻该堡，都落得个兵败如崩的下场，足见海澄之易守难攻。可如今，郑成功却让刚刚受过责罚的黄梧与深怀丧兄之痛的苏明去镇守海澄要塞，这不是典型的用人失当么？没几天，苏、黄二人果然叛变，将要塞拱手献给了清军。郑成功获悉，悔之已晚，他再也没能收回海澄。

    郑成功为抗清做了许多细致而又踏实的工作，可为什么常常功亏一篑呢？概因其“自我中心症”在作祟。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无不以自我观念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不符合其观念的一律排斥。由此，他“一意孤行、意气用事、驭将无方”的根源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肆1651年，浙东抗清明军战败，丢失了抗清基地——舟山，迫不得已进入郑成功的势力范围。

    第二年正月，郑成功同意浙东明军进驻厦门。浙东军中的文官武将，如张名振、张煌言等人，都希望与郑成功保持良好的关系，共赴国难。可是他们不经意间却发现了郑成功企图吞并浙东明军的野心，张名振决心以诚相待，就主动去拜见郑成功，以消除双方的隔阂。

    刚一晤面，郑成功就优越感十足地说：“你做了几年的定西侯，究竟干了哪些事？”张名振大义凛然地说：“中兴大业。”郑成功用轻蔑的口吻言道：“表现在哪里？”张名振正色答道：“成功就表现在实绩上，不成功就表现在方寸间。”郑成功大惑不解，追问道：“你所说的‘方寸’指的是什么？”张名振说：“‘方寸’就在我后背上！”说罢，立即解开衣服。郑成功发现，他的背部正中刺有“赤心报国”四字，长径寸，深入肌肤。史载，“成功见之愕然”，他一定感到了汗颜。可他是否因此而感奋——与浙东明军精诚团结呢？还是没有！

    他正忙着与清廷议和，当然不是真心议和，而是漫天要价——力图拥有浙、闽、粤三省，拥有军队自行管理权，不赴京、驻于闽，不受部院节制，享有地方自治权。像他这种要求，清廷当然不会同意，但清廷还在讨价还价，因为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拖住郑成功，防止他与所向无敌的李定国集团军联合，然后抽调全国精锐，集中优越兵力攻击李定国集团，从而扭转清军此刻在西南战场上的不利战局。清廷的策略是，先消灭李定国，再一举解决郑成功。

    郑成功并不笨，他当然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另外，郑成功臣服于南明的真实目的，也不过是想借此招兵买马而已，他并不想听从南明朝廷的节制。

    1654年，南明将军李定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清军发起浪潮般的进攻，其兵锋犀利，所向披靡。挥师东进新会(今广东新会）之际，李定国先后9次致信郑成功，希望他出兵协助，东西夹击。李定国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收复广东，将西南、东南两大抗清基地融为一体，从而重整河山。

    可郑成功不愿出兵，他始终把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的策略是，明清双方谁能让他割地自雄，他就奉谁为“正朔”。他多次讲过，他的理想是做一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而不愿成为陷阱中的虎豹。前一阶段，清廷招抚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只肯给他高官厚禄，不愿赋予他“地方自治权”。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好继续当他的“明臣”。可这个“明臣”，却不愿听从南明调遣。他希望其他抗清势力坚持下去，以缓解自己一方的压力，又担心“东西对进”后，南明势力兵连一体、地成一片，这样，他的独立王国将不复存在——军政大事将禀承于朝廷，这是郑成功万万不能忍受的。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声望、爵位等各方面都逊于李定国，届时在朝中必然受制于人——这也是郑成功极力回避的政治态势。

    郑成功真是太聪明了，他一路盘算，掂量着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孰轻孰重。

    最终，他作出了选择——应付李定国，派部将林察率领一支偏师，进入广东沿海，以示“声援”。可是，就连这支规模不大的水师，也照样因循不前，只是大张旗鼓、虚张声势而已，直至悠闲地看着李定国的军队在清军优势兵力的猛攻下全线溃退。

    郑成功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南海旅游，对这次足以改变明清战局的重大战役虚与委蛇，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可他却在事后写给南明朝廷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常事，不足深忧”，还批评李定国“骄兵致挫”，反而将自己“依违不前”的罪过轻轻带过，把失败的主要责任推给对方。这种跋扈自雄的举动，不仅损害了民族利益，而且对他自身的利益也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定国由于新会一战损失太大，从此再也没有力量主动进攻清军了。大好良机付诸东流，令所有反清志士扼腕浩叹。

    伍1658年，清军主力兵分三路，进军西南。李定国等人应接不暇，节节败退，永历朝廷危如累卵。

    郑成功见清军主力云集西南战场，正是扩大势力范围的大好时机，当即决定挥师北上，发起“长江战役”。他的首要目标就是攻占南京，进而占领整个江南。江南，从唐代开始就是财政重地。一旦夺得江南，不仅将使明、清经济实力发生逆转，而且可以将清朝统治区南北切断，为下一步用兵创造有利条件。
1659年四月，郑成功、张煌言亲率两路大军北上。闽浙联军一举全歼镇守浙江定海的清军，焚毁清军水师战船100多艘。这样，闽浙联军不仅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制造了进攻宁波的假象，吸引了江、浙两地的清兵日夜兼程，救援宁波。

    五月初，郑成功亲率兵马10余万，分乘大小战船3000余艘，从定海北上。郑军于五月十九日进入长江，沿江一些地区望风而降。六月一日，郑军水师兵临江阴水域。清军摆开阵势，坚守江阴要塞。攻与不攻，郑军上下展开了争论。文官认为，江阴抗清群众基础较好，一旦拿下要塞，进可以就近获取江南富庶地的粮饷，退可以重登战舰，发挥郑军水战特长。而郑成功看到江阴要塞易守难攻，担心消耗掉进攻南京的军力，就接受了武将的建议，“以县小不攻”，继续溯流而上。这是郑成功发起“长江战役”后战略上的第一个失策，因为一旦拿下江阴要塞，就算攻打南京失利，郑军在江南也可以拥有一个依江而恃的稳固立足点。

    六月十六日，郑军在镇江水域大败清军，攻克瓜洲；二十二日又大破来自南京的清军援军，一举拿下镇江府城。占领瓜洲、镇江之后，南京就近在咫尺了。此时此刻，南京城内兵力严重不足，郑成功只需亲率主力登陆，顺陆路直驱南京城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速攻城，定能一战而功成。因为瓜洲溃军只用一两天就逃回了南京，这说明郑军也可以走同样的路线，在最短的时间内推进到南京城下。

    可是，郑成功的海盗思维，让他再次作出了重大误判：竟然决定由水路进军南京。水战虽是郑军所长，但由于海船形体巨大，逆水而上，又不顺风，需要靠纤夫拉进。郑军就这样磨磨蹭蹭，竟然于七月九日才到达南京。而此时，城内的清兵早已以逸待劳，做好了防守准备，并且数千八旗援兵也从荆州顺流而下，抢先占据了有利的地形。郑军“一鼓作气、速下南京”的良机遂付诸东流。

    尽管如此，郑成功毕竟还拥有10万精兵，在人数上占据着压倒性优势。只需分兵数路佯攻，借以迷惑守军，然后集中船上优势炮火猛攻清军薄弱环节，还有攻下南京的可能。

    可是，郑成功又作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他迷信自己在军事上的威慑力，想不战而取南京，于是决意采取“围城待降”的战略。军事家孙武早就认为，这是不得已而求最次的取胜方法。而郑成功却屡试不爽，其根本目的就是想保存自己的兵力。

    郑成功没有料到的是，镇守南京的清军将领正是利用他的这一心理，以卑词请降，作缓兵之计。郑成功接到归降信，得意忘形，陶醉于表面上的胜利中，竟然轻易许诺以一个月为期限。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正履于险境，一月为期会给清廷调兵遣将、部署反击提供时间，而己方孤军深入，利在速战，如若犹豫，必致于被动挨打。

    在这紧要关头，身在安徽作战的张煌言目光如炬，看到了危机。他立即致信郑成功，劝他赶快拿下南京周边诸县，以切断援敌入据南京的线路，然后速攻南京，夺回明朝留都，把复兴大业从海岛移到龙盘虎踞的石头城，从而振奋江南民心。可刚愎自用的郑成功，竟不听诤友的良言，反倒相信清军的鬼话，以至于清军各路援兵到来时，交战双方的强弱态势就发生了逆转——由于郑军缺少骑兵，陆战自然吃亏，激战之后，郑军丢失了全部陆战营地，登陆部队损失惨重，只好退入泊于江上的战船中。

    郑成功本想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却因为这一念之差，反而导致了更大的损失。他只有收集残兵，重回海岛了。这一次海盗风格的冒险，终于以一败涂地而收场。此时，南明朝廷已然势弱。清军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郑成功，而郑成功也完全丧失了再次壮大自身的机会，他再也无力北伐了，只能另作他图。

    陆1658年，大举进攻南京遭到失败之后，郑成功退回到金门、厦门海域。在全国反清势力日趋衰微的情况下，为了拓宽生存空间，郑成功不得已把注意的焦点转向台湾，因为台湾有“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可以永久性地解决他的军队及其家眷的生活问题，从而建立起一个以金门、厦门两岛为抗清前哨，以台湾为物资供应基地的“进可攻，退可守”的战防体系。用郑成功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

    这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真正目的。

    也许有人会说，郑成功收复之举，主观上虽然着眼于郑氏集团的利益，但客观上却赶走了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为反清复明的将士提供了一个继续活动的舞台。

    的确，如果没有郑氏盘踞台湾，清廷就不会视之如眼中钉，就不会刻意收复，台湾就很有可能被视作化外之地，并因此而脱离祖国的怀抱。由此看来，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功绩确实足以名垂千古，称他为民族英雄也不为过。

    在收复台湾之后，郑成功开始着手将台、澎经营为抗清基地。他见台湾地广人稀，土地利用率低，就命令手下将士前往指定地点，开荒屯种。为了促进开发，郑成功还命令把全军将士及官员的家属接到台湾。这本是一件好事，但郑成功操之过急，居然颁下了强行迁家令，结果弄得人人自危。倏然间，谣言开始散布。有人传言，镇守南澳岛的陈豹将军因为不愿送家眷入台，试图降清。郑成功未经核实，就派遣大军去平叛。陈豹无以自明，只好降清。

    紧接着，又发生了金门守军联合抗拒“搬眷入台”命令的事件，金门从此不发一船至台湾。郑成功接到塘报，气得吐血，可因为病重，对此也无能为力。此后，他就天天登上炮台，长久地眺望澎湖方向，期盼着金门、厦门船队的到来。可他天天都怅然而归，一等数月，就连一艘小船都没有盼到。

    1662年五月八日，郑成功终于完全绝望，一代枭雄气噎而死，享年38岁。

    他至死都没有明白，权力同时也意味着责任，自己来作决定也就意味着必须承担随之而来的风险。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 ... 80829/15058088.html
民族英雄郑成功的“自我中心症”
    ◎满目烟岚

    历史的天空，往往只呈现一种颜色。

    人们习惯于歌颂文天祥的浩然正气、爱国豪情，却忘记了他亦有声色享乐之求；习惯于揶揄钱谦益的贪生怕死、屈节降清，却忽略了他亦有暗中资助抗清志士、幡然悔悟、改过自新之举；习惯于歌唱某位“民族英雄”的赫赫武功，却在不经意间错过了一个机会——揭开隐藏在史籍文本深处的种种秘密。

    公元1662年二月初一，困守台湾热兰遮城堡的荷兰殖民者被迫与围困该城达9个月之久的郑成功集团军达成投降协议。9天后，荷兰殖民当局及其士兵举着降旗，灰溜溜地离开台湾，撤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沦陷时间长达38年的宝岛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此，率军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将军，也就被描绘成了一位为了民族的尊严与国家的利益而战斗的民族英雄，被形容成了一名大智大勇的反侵略斗士，被刻画成了一个正视世界、愈挫愈勇、矢志不渝的佼佼者。

    那么，事实上是否如此呢？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的行为，是否真的是出于“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爱国热情而毅然作出的正义之举呢？

    壹郑成功是明朝福建总兵郑芝龙的长子。郑芝龙从小不喜欢读书，却爱好舞枪弄棒，属于天生的海盗性格。他18岁就外出闯荡，流浪日本之后，娶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国文献称翁氏）为妻，生下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郑成功。不久，郑芝龙凭着自己的能力成为一个“在日华侨首领”的义子，因此继承了一支庞大的走私船队，并逐渐发展成为“作乱东南沿海”的海盗集团头目。被明廷招安后，郑芝龙反戈一击，因剿匪有功，升至总兵，掌握了福建10万铁甲军的指挥权。同时，他以此为后盾，通过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

    郑成功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已经7岁。郑芝龙给他取名为郑森，字明俨，号大木。由于明廷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武将饱受文官歧视，因此武官们普遍重视子嗣的文化教育。郑芝龙也不例外，他重金聘请饱学之士给郑森讲解经史，终于使这个从小生长在异国的长子，于1638年五月间进学成为生员（俗称“考取了秀才”）。1642年，郑森18周岁，去福州参加乡试。当时郑芝龙已经加官都督，“富拟王者，远交朝贵，近慑抚按，炙手可热”。郑森也因此而摆出了一副贵公子的招摇派头，昂首挺胸地踱入试场。提学副使郭之奇看他不顺眼，就略施小计，没让他中举。

    1645年六月，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朱聿键以恢复中原为己任，而郑氏集团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借隆武朝廷的权力来巩固自己独霸福建的地位。为了笼络郑芝龙，隆武帝不仅将郑芝龙列为定策元勋，使之位高权重，而且赏赐郑森姓朱，改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这就是“郑成功、国姓爷”等名字、名号的由来。

    1646年正月，郑成功奉隆武帝之命领兵出大定关，从此弃文就武，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军事生涯。

    与此同时，清兵开始大举进攻浙东，福建形势骤然紧张起来。郑芝龙接到了“附清同乡”洪承畴的劝降书信，决意解甲降清，而郑成功则坚决反对父亲轻易交出兵权的行为。

    郑成功之所以反对父亲投降清军，并不是忠心耿耿于复明大业，而是从保护郑氏集团利益这一角度出发的。与郑芝龙不同的是，郑成功在7岁之前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日本民族的传统因子中有杀身成仁、渺视投降、争强好胜等思维方式存在。郑成功从小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必然秉承了这种思维方式。

    文化知识的积累，也使郑成功轻而易举地判断出，只要郑军利用闽中地利上的优势，倾尽全力层层抵御，在全国各大战场上正穷于应付的清军，自然也没有足够的兵力闯过福建的道道险关。他甚至精确地判断出清廷诱骗郑芝龙的真实用心。在郑芝龙前往清营之际，他牵住了父亲的衣襟，跪哭着劝说：“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可见，他为挽救郑氏集团及其领袖郑芝龙，尽了最大的努力。可郑芝龙一意孤行，不但下令弃守仙霞关，放清兵一路轻松入闽，而且后来又不听劝阻，亲自赶赴清营投诚，结果被清军扣押，他的掌权福建的美梦终于化作了泡影，并由此而开始了长达15年的软禁生涯，直到1661年被斩首于北京。

    郑芝龙自寻死路，肇因于急功近利的海盗思维，加之文化层次太低，缺乏分析判断形势的能力，更要命的是他还一意孤行，不听良言，以至于一生心血毁于一旦，同时还将福建的大量要塞拱手送于清兵，此举大大增加了日后郑成功在闽地抗清的难度。那么，深具文化修养的郑成功，能否挽回父亲一手导致的不利局面呢？

    遗憾的是，郑成功虽有抵抗清军、恢复中原的能力，但最终却没有如愿。其根本原因在于，家庭影响制约了他人格的发展——西方心理分析学家阿德勒认为，一个人在生命起初的若干年，会在心灵和肉体之间建立起最根本的关系，从而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生活样式，并产生相对应的情绪和行为习惯，而这样的生活样式及情绪、习惯几乎会贯穿于其一生的所有表现中。

    洵非虚言，正是这一原因，使郑成功一生都摆脱不了海盗思维、浪人性格。他的这两大致命缺陷，表现在日后——那就是只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抗清，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其他抗清势力只作声援，不予配合，这种“隔岸观火”、“不以大局为重”的价值取向，阻碍了反清势力的战略联动，不能让清军腹背受敌、顾此失彼。各路清军能拧成一股绳，全力打击抗清势力，而各股抗清势力却貌合神离，终于被清军各个击破。郑成功在东南沿海难以立足，东渡攻台，实为迫不得已。
贰1647年九月，泉州战役结束后，郑成功加强了自身力量的积聚，广泛招募文武人才。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中，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相继而来。起初，郑成功对他们礼敬有加，每遇重大事件都会征求他们的意见，逐渐形成了一个善于理政的文官幕僚班子。同时，他还凭借自己在隆武朝廷中的地位以及郑芝龙的旧关系网，招集兵将，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他的宣传攻势中，陆续又有反清将领、随郑芝龙降清复又懊悔的闽中将领、深怀故国之思的降清明将奔走而来。

    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军需供应问题很快浮出了水面。由于郑军控制的地区仅限于沿海岛屿以及小片滨海土地，而靠当地的物力与财力，根本不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舟师、陆战部队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郑成功是如何解决后勤问题的呢？

    他采取了两个措施：首先，他继承了郑芝龙开创的海上贸易事业，充分利用自己的水师优势，把内地出产的物资通过秘密渠道运往海外，从中赚取高额利润，购买军需品的费用即由此而来；其次，就是在攻占地区强行征收粮饷。此举虽然解决了郑军的燃眉之急，但如此竭泽而渔，直接导致了民心的向背——百姓宁可做清朝的顺民，也不愿做郑军辖下的“义民”。“民心尽丧”，这也正是郑军在攻占许多沿海土地之后，往往不能立足的根本原因。何况，有时还不是单纯的征税问题，更有那赤裸裸地掠夺民财的事件频繁发生。沿海百姓纷纷将郑军视作海盗，唯恐避之不及。郑成功自然就难以在军事上取得大的进展。

    由于福建多山地，和平时期就缺粮，需要从广东的潮州、惠州转贩粮食，以弥补闽中之缺。因此，即便郑成功收尽闽中粮食，也难以养活自己庞大的军队。运筹良久，他决定西取“粤南大粮仓”——潮州，来永久性地解决军粮供应的问题。

    可是此时的潮州，尚在明军手中。郑成功图谋夺取潮州的行为，就属于挑起明军内讧的“不义”之举。郑成功思来想去，认为为了郑氏集团的长期利益，哪怕从此担上恶名也在所不惜。几天后，他致信潮州总兵郝尚久，以“联兵”为由要求常驻潮州。郝尚久断然拒绝，郑成功闻讯，终于扯下了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兵锋直指潮州地区。

    南明朝廷对郑成功挑起内战的举动极为不满，可惜中枢软弱，无力节制各路军阀，只得派中书舍人陆漾波前往调解——劝说双方停战。

    郑成功眼见粮食基地即将到手，郑氏集团从此可保“衣食无忧”，哪里愿意就此罢休。面对这个桀骜不驯的大军阀，陆漾波束手无策，只得怅然而归。清军趁此有利时机，大举南下，占领广东大片土地。郝尚久被郑成功打得喘不过气来，一怒之下，决定叛明降清，他致书清将孔有德，请求援助。清兵抓住时机，蜂拥而至，与郝军里应外合，终于击败了郑军。而郑成功举措失当，只好自己吞下“鸡飞蛋打”的苦果。

    海盗的劣根性由此可见一斑。

    叁1650年七月，郑成功从广东败回，又萌生了成为郑氏集团霸主的念头。当时，郑氏集团的另一实权派系郑彩据有厦门，是郑成功集团之外的另一大“海上军事势力”。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即便是同门子弟也不行！

    郑成功毅然决定智取厦门，收编郑彩的军队。机会终于来了，郑彩外出办事，留弟弟郑联守卫厦门岛。郑成功知道郑联头脑简单，于是迅速采取行动——给郑联送去1000石米，请求让“郑成功集团军”登岸休息。当时，郑联正为缺粮发愁，听到有人送来粮食，当然高兴，再加上郑成功本来就是自家人，因此，他未经细想就爽快地答应了郑成功的“请求”。

    谁知，郑成功的军队一上岸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缴了厦门守军的兵器。强占厦门之后，郑成功一不做，二不休，竟残忍地将郑联杀死，一举吞并了郑彩、郑联的全部人马和战舰。在外办事的郑彩，做梦也没有想到郑成功竟然会从背后插刀，而且如此心狠手辣。

    几番不义之举过后，郑成功在郑氏族人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可郑成功却没有从中汲取教训，他秉承了郑芝龙惯有的一意孤行的跋扈作风，终于把水师良将施琅逼成了自己的死敌。

    施琅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将才，拥有极为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但他个性倔强傲慢，常有恃才放旷之举。而作为一军统帅的郑成功有一大弱点，那就是不能知人善任，尤其是不能容忍下级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

    1651年正月，郑成功再次倾巢而出，去潮州抢粮。施琅当时就指出厦门兵力薄弱，恐有危险，希望郑帅有所顾及。郑成功听来逆耳，认为施琅有意阻碍自己的战略部署。躁怒之中，他竟解除了施琅的兵权，将其遣回厦门担任防务，却只分给施琅极少的人马、船只。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施琅观点的正确。福建清兵主力利用厦门防务空虚的弱点，租用了郑氏家族的其他船只（郑成功做梦都没想到连自己的家族成员都开始帮助清军），偷袭厦门，掠得了郑氏集团两代人做海外贸易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施琅赶回厦门后，不顾个人安危，奋勇同清兵作战，可惜寡不敌众，被阻挡在厦门海域。他原以为郑成功回来后，会根据他的表现，恢复他左先锋之职。不料，郑成功仅仅赏银200两了事。施琅失望之极，竟剃光了自己的头发，不愿再见郑成功。

    不久，“曾德事件”爆发了。曾德是郑氏旧将，后被郑成功安排在施琅麾下效力。施琅失势后，曾德见呆在他手下已无发展的机会，就利用与郑氏的旧关系，返回郑成功军营中充当亲随。施琅恨极了郑成功的赏罚不公，又听说曾德弃己奔郑，顿时暴跳如雷。他命心腹将曾德秘密捉回，从速斩首，以泄私愤。郑成功闻讯，驰令勿杀。可施琅悍然不顾，促令杀之。曾德原是郑氏将领，虽然一度隶属于施琅，但无论犯法与否，也无论施琅是否已经被解除兵权，施琅都无权擅杀曾德。由此看来，郑成功的勃然大怒也就可以理解了，他当即拘捕施琅及其父亲、兄弟。可就在当晚，在亲信的帮助下，施琅奇迹般地逃回了大陆。郑成功获悉，怒发冲冠，立即将施琅的父亲、兄弟处斩。施琅得知噩耗，对郑成功恨之入骨，从此死心塌地地效忠清朝。30年后，正是他，率领清军水师彻底消灭了郑氏残余势力。
可叹的是，郑成功竟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行为是“自断一臂，以肥清敌”的不智之举，他还要一错再错。

    1656年三月，又一支西征潮州的船队返回厦门，带回了在潮州抢到的10万两饷银、10万石米。郑成功立即召集文武官员，议处“揭阳丧师”之罪。潮州揭阳一战，由于左前锋苏茂轻敌冒进，导致郑军一战损失了四五千人的败局。郑成功一再坚持，要斩杀苏茂以及援救不及时的黄梧、杜辉。由于众将领反复求情，才改判为斩杀苏茂，重罚黄、杜。

    监斩苏茂之后，郑成功余怒未消，他兀自决定，派黄梧和苏茂的族弟苏明戴罪立功——防守海澄要塞。海澄要塞，“阻山临海，两城对峙，夙称天险”，是郑成功在大陆建立的唯一前进基地。他在城中屯积了大量的军械与粮食，使之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地。清军曾经多次力攻该堡，都落得个兵败如崩的下场，足见海澄之易守难攻。可如今，郑成功却让刚刚受过责罚的黄梧与深怀丧兄之痛的苏明去镇守海澄要塞，这不是典型的用人失当么？没几天，苏、黄二人果然叛变，将要塞拱手献给了清军。郑成功获悉，悔之已晚，他再也没能收回海澄。

    郑成功为抗清做了许多细致而又踏实的工作，可为什么常常功亏一篑呢？概因其“自我中心症”在作祟。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无不以自我观念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不符合其观念的一律排斥。由此，他“一意孤行、意气用事、驭将无方”的根源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肆1651年，浙东抗清明军战败，丢失了抗清基地——舟山，迫不得已进入郑成功的势力范围。

    第二年正月，郑成功同意浙东明军进驻厦门。浙东军中的文官武将，如张名振、张煌言等人，都希望与郑成功保持良好的关系，共赴国难。可是他们不经意间却发现了郑成功企图吞并浙东明军的野心，张名振决心以诚相待，就主动去拜见郑成功，以消除双方的隔阂。

    刚一晤面，郑成功就优越感十足地说：“你做了几年的定西侯，究竟干了哪些事？”张名振大义凛然地说：“中兴大业。”郑成功用轻蔑的口吻言道：“表现在哪里？”张名振正色答道：“成功就表现在实绩上，不成功就表现在方寸间。”郑成功大惑不解，追问道：“你所说的‘方寸’指的是什么？”张名振说：“‘方寸’就在我后背上！”说罢，立即解开衣服。郑成功发现，他的背部正中刺有“赤心报国”四字，长径寸，深入肌肤。史载，“成功见之愕然”，他一定感到了汗颜。可他是否因此而感奋——与浙东明军精诚团结呢？还是没有！

    他正忙着与清廷议和，当然不是真心议和，而是漫天要价——力图拥有浙、闽、粤三省，拥有军队自行管理权，不赴京、驻于闽，不受部院节制，享有地方自治权。像他这种要求，清廷当然不会同意，但清廷还在讨价还价，因为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拖住郑成功，防止他与所向无敌的李定国集团军联合，然后抽调全国精锐，集中优越兵力攻击李定国集团，从而扭转清军此刻在西南战场上的不利战局。清廷的策略是，先消灭李定国，再一举解决郑成功。

    郑成功并不笨，他当然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另外，郑成功臣服于南明的真实目的，也不过是想借此招兵买马而已，他并不想听从南明朝廷的节制。

    1654年，南明将军李定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清军发起浪潮般的进攻，其兵锋犀利，所向披靡。挥师东进新会(今广东新会）之际，李定国先后9次致信郑成功，希望他出兵协助，东西夹击。李定国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收复广东，将西南、东南两大抗清基地融为一体，从而重整河山。

    可郑成功不愿出兵，他始终把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的策略是，明清双方谁能让他割地自雄，他就奉谁为“正朔”。他多次讲过，他的理想是做一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而不愿成为陷阱中的虎豹。前一阶段，清廷招抚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只肯给他高官厚禄，不愿赋予他“地方自治权”。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好继续当他的“明臣”。可这个“明臣”，却不愿听从南明调遣。他希望其他抗清势力坚持下去，以缓解自己一方的压力，又担心“东西对进”后，南明势力兵连一体、地成一片，这样，他的独立王国将不复存在——军政大事将禀承于朝廷，这是郑成功万万不能忍受的。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声望、爵位等各方面都逊于李定国，届时在朝中必然受制于人——这也是郑成功极力回避的政治态势。

    郑成功真是太聪明了，他一路盘算，掂量着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孰轻孰重。

    最终，他作出了选择——应付李定国，派部将林察率领一支偏师，进入广东沿海，以示“声援”。可是，就连这支规模不大的水师，也照样因循不前，只是大张旗鼓、虚张声势而已，直至悠闲地看着李定国的军队在清军优势兵力的猛攻下全线溃退。

    郑成功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南海旅游，对这次足以改变明清战局的重大战役虚与委蛇，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可他却在事后写给南明朝廷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常事，不足深忧”，还批评李定国“骄兵致挫”，反而将自己“依违不前”的罪过轻轻带过，把失败的主要责任推给对方。这种跋扈自雄的举动，不仅损害了民族利益，而且对他自身的利益也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定国由于新会一战损失太大，从此再也没有力量主动进攻清军了。大好良机付诸东流，令所有反清志士扼腕浩叹。

    伍1658年，清军主力兵分三路，进军西南。李定国等人应接不暇，节节败退，永历朝廷危如累卵。

    郑成功见清军主力云集西南战场，正是扩大势力范围的大好时机，当即决定挥师北上，发起“长江战役”。他的首要目标就是攻占南京，进而占领整个江南。江南，从唐代开始就是财政重地。一旦夺得江南，不仅将使明、清经济实力发生逆转，而且可以将清朝统治区南北切断，为下一步用兵创造有利条件。
1659年四月，郑成功、张煌言亲率两路大军北上。闽浙联军一举全歼镇守浙江定海的清军，焚毁清军水师战船100多艘。这样，闽浙联军不仅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制造了进攻宁波的假象，吸引了江、浙两地的清兵日夜兼程，救援宁波。

    五月初，郑成功亲率兵马10余万，分乘大小战船3000余艘，从定海北上。郑军于五月十九日进入长江，沿江一些地区望风而降。六月一日，郑军水师兵临江阴水域。清军摆开阵势，坚守江阴要塞。攻与不攻，郑军上下展开了争论。文官认为，江阴抗清群众基础较好，一旦拿下要塞，进可以就近获取江南富庶地的粮饷，退可以重登战舰，发挥郑军水战特长。而郑成功看到江阴要塞易守难攻，担心消耗掉进攻南京的军力，就接受了武将的建议，“以县小不攻”，继续溯流而上。这是郑成功发起“长江战役”后战略上的第一个失策，因为一旦拿下江阴要塞，就算攻打南京失利，郑军在江南也可以拥有一个依江而恃的稳固立足点。

    六月十六日，郑军在镇江水域大败清军，攻克瓜洲；二十二日又大破来自南京的清军援军，一举拿下镇江府城。占领瓜洲、镇江之后，南京就近在咫尺了。此时此刻，南京城内兵力严重不足，郑成功只需亲率主力登陆，顺陆路直驱南京城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速攻城，定能一战而功成。因为瓜洲溃军只用一两天就逃回了南京，这说明郑军也可以走同样的路线，在最短的时间内推进到南京城下。

    可是，郑成功的海盗思维，让他再次作出了重大误判：竟然决定由水路进军南京。水战虽是郑军所长，但由于海船形体巨大，逆水而上，又不顺风，需要靠纤夫拉进。郑军就这样磨磨蹭蹭，竟然于七月九日才到达南京。而此时，城内的清兵早已以逸待劳，做好了防守准备，并且数千八旗援兵也从荆州顺流而下，抢先占据了有利的地形。郑军“一鼓作气、速下南京”的良机遂付诸东流。

    尽管如此，郑成功毕竟还拥有10万精兵，在人数上占据着压倒性优势。只需分兵数路佯攻，借以迷惑守军，然后集中船上优势炮火猛攻清军薄弱环节，还有攻下南京的可能。

    可是，郑成功又作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他迷信自己在军事上的威慑力，想不战而取南京，于是决意采取“围城待降”的战略。军事家孙武早就认为，这是不得已而求最次的取胜方法。而郑成功却屡试不爽，其根本目的就是想保存自己的兵力。

    郑成功没有料到的是，镇守南京的清军将领正是利用他的这一心理，以卑词请降，作缓兵之计。郑成功接到归降信，得意忘形，陶醉于表面上的胜利中，竟然轻易许诺以一个月为期限。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正履于险境，一月为期会给清廷调兵遣将、部署反击提供时间，而己方孤军深入，利在速战，如若犹豫，必致于被动挨打。

    在这紧要关头，身在安徽作战的张煌言目光如炬，看到了危机。他立即致信郑成功，劝他赶快拿下南京周边诸县，以切断援敌入据南京的线路，然后速攻南京，夺回明朝留都，把复兴大业从海岛移到龙盘虎踞的石头城，从而振奋江南民心。可刚愎自用的郑成功，竟不听诤友的良言，反倒相信清军的鬼话，以至于清军各路援兵到来时，交战双方的强弱态势就发生了逆转——由于郑军缺少骑兵，陆战自然吃亏，激战之后，郑军丢失了全部陆战营地，登陆部队损失惨重，只好退入泊于江上的战船中。

    郑成功本想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却因为这一念之差，反而导致了更大的损失。他只有收集残兵，重回海岛了。这一次海盗风格的冒险，终于以一败涂地而收场。此时，南明朝廷已然势弱。清军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郑成功，而郑成功也完全丧失了再次壮大自身的机会，他再也无力北伐了，只能另作他图。

    陆1658年，大举进攻南京遭到失败之后，郑成功退回到金门、厦门海域。在全国反清势力日趋衰微的情况下，为了拓宽生存空间，郑成功不得已把注意的焦点转向台湾，因为台湾有“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可以永久性地解决他的军队及其家眷的生活问题，从而建立起一个以金门、厦门两岛为抗清前哨，以台湾为物资供应基地的“进可攻，退可守”的战防体系。用郑成功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

    这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真正目的。

    也许有人会说，郑成功收复之举，主观上虽然着眼于郑氏集团的利益，但客观上却赶走了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为反清复明的将士提供了一个继续活动的舞台。

    的确，如果没有郑氏盘踞台湾，清廷就不会视之如眼中钉，就不会刻意收复，台湾就很有可能被视作化外之地，并因此而脱离祖国的怀抱。由此看来，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功绩确实足以名垂千古，称他为民族英雄也不为过。

    在收复台湾之后，郑成功开始着手将台、澎经营为抗清基地。他见台湾地广人稀，土地利用率低，就命令手下将士前往指定地点，开荒屯种。为了促进开发，郑成功还命令把全军将士及官员的家属接到台湾。这本是一件好事，但郑成功操之过急，居然颁下了强行迁家令，结果弄得人人自危。倏然间，谣言开始散布。有人传言，镇守南澳岛的陈豹将军因为不愿送家眷入台，试图降清。郑成功未经核实，就派遣大军去平叛。陈豹无以自明，只好降清。

    紧接着，又发生了金门守军联合抗拒“搬眷入台”命令的事件，金门从此不发一船至台湾。郑成功接到塘报，气得吐血，可因为病重，对此也无能为力。此后，他就天天登上炮台，长久地眺望澎湖方向，期盼着金门、厦门船队的到来。可他天天都怅然而归，一等数月，就连一艘小船都没有盼到。

    1662年五月八日，郑成功终于完全绝望，一代枭雄气噎而死，享年38岁。

    他至死都没有明白，权力同时也意味着责任，自己来作决定也就意味着必须承担随之而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