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陈诚回忆录》：抗战中武汉会战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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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_7180_1492964.shtml
武汉会战从持久消耗的战略上看，仍不能不说是成功的；但在战术战斗方面，缺点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失败的情形，属于偶发的过失者少，属于覆辙重蹈者多。语有云"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是说纠正过去失败的经验，自然可以达成后来的成功。但如前车之覆并不足以为后车之鉴时，则反复失败的悲剧自不能免。
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争名誉、争地位，是官僚主义的遗毒，然而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如不因势利导，可能引起离心离德的后果。为了团结抗战，两害相权取其轻，叠床架屋的安排，正是有所不得已。对于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自请降级"的建议（参阅附件一），也很难得施行。所以终抗战之世，指挥单位太多的问题，一直未获解决。
作战的唯一要诀，就是争取主动，就是要"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战略上是如此，在战术上也是如此。沪战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战略上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但是谈到战术，则主动落到我们手里的，可就绝无仅有了。本来抗战只是被迫而起的应战，本质上是以弱敌强不得已的被动战争，所以在战略上我们不能不取守势，然为争取主动，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这一辩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
《孙子·虚实篇》:"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这真是微乎神乎，谈何容易。普通都是能攻者始能守，今我既取守势战略，足见其战略攻势之不可能，不能攻之守，欲使"敌不知其所攻"难矣。故不能攻之守，必采多为之备的守势，其结果就是"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即所谓备多力分。在备多力分情形之下，难合"五则攻之"的条件，又安能战术上取攻势乎？战略上既取守势，战术上又难取攻势，其必无往而不陷于被动，乃为不证自明之事。被动是兵家之大忌，然而却是强弱不敌战争中弱者无所逃避的命运。我们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战机，争取主动，造成几次局部的胜利，但这只是偶然的例外罢了。
三军联合作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即已发展成功的新形势。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长江非但不是我们的"天堑"，反而资为敌用，牵制了我们大量的江防部队，结果还是防不胜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镇，在敌海军炮火协同轰击之下，尤感不易守御，这是武汉会战和淞沪会战同有的一大劣势。至于我们的空军，战斗意志虽然很强，可惜兵力悬殊，制空权始终操在敌人手里。所以在阵地作战的士兵，终日在敌机威胁之下作战，倍增攻击上的困难，尤其补给增加困难使士气也因此大受影响。因此，使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于事。
优势兵力，不能专就量言，质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抗战动员的兵力，在任何一次会战中，都比敌人多几倍。即如武汉会战，光是九战区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而敌人使用部队，据先后发现之番号计算，总计不过七个师团。其所以能以少击众者，除装备关系外，就是因为素质的优越。反过来看我们自己，部队虽多，但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徒然虚糜饷糈，并无补于败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为至理名言也。武汉会战中，王陵基军团及第三十军团孙渡、张冲两军，均因素质太差，甫经接触即溃不成军；而滇军卢汉所部，未经接触，仅闻敌机之声亦即溃散--以致连累素质较优的部队也无法达成任务，而造成全盘的失败。故素质是部队的命脉，与其多而乌合，不如量少而精，反而能在疆场上发挥战力。因此，精兵主义是我们国防建设必须拳拳服膺的一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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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从持久消耗的战略上看，仍不能不说是成功的；但在战术战斗方面，缺点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失败的情形，属于偶发的过失者少，属于覆辙重蹈者多。语有云"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是说纠正过去失败的经验，自然可以达成后来的成功。但如前车之覆并不足以为后车之鉴时，则反复失败的悲剧自不能免。
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争名誉、争地位，是官僚主义的遗毒，然而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如不因势利导，可能引起离心离德的后果。为了团结抗战，两害相权取其轻，叠床架屋的安排，正是有所不得已。对于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自请降级"的建议（参阅附件一），也很难得施行。所以终抗战之世，指挥单位太多的问题，一直未获解决。
作战的唯一要诀，就是争取主动，就是要"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战略上是如此，在战术上也是如此。沪战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战略上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但是谈到战术，则主动落到我们手里的，可就绝无仅有了。本来抗战只是被迫而起的应战，本质上是以弱敌强不得已的被动战争，所以在战略上我们不能不取守势，然为争取主动，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这一辩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
《孙子·虚实篇》:"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这真是微乎神乎，谈何容易。普通都是能攻者始能守，今我既取守势战略，足见其战略攻势之不可能，不能攻之守，欲使"敌不知其所攻"难矣。故不能攻之守，必采多为之备的守势，其结果就是"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即所谓备多力分。在备多力分情形之下，难合"五则攻之"的条件，又安能战术上取攻势乎？战略上既取守势，战术上又难取攻势，其必无往而不陷于被动，乃为不证自明之事。被动是兵家之大忌，然而却是强弱不敌战争中弱者无所逃避的命运。我们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战机，争取主动，造成几次局部的胜利，但这只是偶然的例外罢了。
三军联合作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即已发展成功的新形势。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长江非但不是我们的"天堑"，反而资为敌用，牵制了我们大量的江防部队，结果还是防不胜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镇，在敌海军炮火协同轰击之下，尤感不易守御，这是武汉会战和淞沪会战同有的一大劣势。至于我们的空军，战斗意志虽然很强，可惜兵力悬殊，制空权始终操在敌人手里。所以在阵地作战的士兵，终日在敌机威胁之下作战，倍增攻击上的困难，尤其补给增加困难使士气也因此大受影响。因此，使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于事。
优势兵力，不能专就量言，质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抗战动员的兵力，在任何一次会战中，都比敌人多几倍。即如武汉会战，光是九战区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而敌人使用部队，据先后发现之番号计算，总计不过七个师团。其所以能以少击众者，除装备关系外，就是因为素质的优越。反过来看我们自己，部队虽多，但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徒然虚糜饷糈，并无补于败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为至理名言也。武汉会战中，王陵基军团及第三十军团孙渡、张冲两军，均因素质太差，甫经接触即溃不成军；而滇军卢汉所部，未经接触，仅闻敌机之声亦即溃散--以致连累素质较优的部队也无法达成任务，而造成全盘的失败。故素质是部队的命脉，与其多而乌合，不如量少而精，反而能在疆场上发挥战力。因此，精兵主义是我们国防建设必须拳拳服膺的一大原则。
《陈诚回忆录》：抗战中武汉会战的经验与教训2009年12月30日 11:42凤凰网历史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3条
协同动作是作战制胜的一大要诀。三军协同姑且不谈，单就陆军而言，各高级将领往往各行其是，而缺乏祸福与共的共同牺牲精神。武汉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在莲花洞我曾召集第二兵团高级将领谈话，即特别强调协同动作的重要性。记得当时的话题是从敌人讥笑我们陆军只有一师人说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部队是一师一师的单独作战，不知协同作战，不知发挥大军的全部力量，结果几十百个师只等于一个师。我想用这个话激励我们的将领，不要给敌人留话把。后来在战场上，协同动作的表现虽比较有进步，但并不够理想，连敌人也都看穿了我们这一点，（参阅附件二）宁不可叹。参加武汉会战的将领鹿钟麟和李汉魂，也曾检讨过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是:
协同一致为战斗胜利之要素，在典范令中已有明切指示，我最高领袖亦曾一再告诫。惟有少数部队，迄今恶习仍未全除，如对友军危急，不实时加以协助；奉命援助，亦多敷衍塞责，故每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又如两军衔接处，多因推诿而生空隙，尤易为敌所乘。……去岁十月二、三两日瑞武路作战时，我一二四师左翼已挺进至阳扶尖、华山尖之线，遮断公路，左翼进至龙潭大户李家。此时，正面之敌被我压迫于南田畈一隅，集歼之期已近，然以会攻部队之徘徊不前，致令功亏一篑，殊属遗憾。
缺乏协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实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观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过也是自私，……总之，自私害了我们的部队、社会、公私团体以至整个国家。抗战胜利后，在全面戡乱军事中，我们竟被共产党打垮，缺乏协同精神仍然是一个致命伤。看来我们不能去私，就休想争取任何胜利。
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们早就有此体认，组训民众工作也曾做了不少。可是民众在战地所发挥的力量，实在可说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队纪律太坏，无法赢得民众的好感，固然是一个原因；而民众知识程度太低，缺乏国家民族观念，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再则，在暴君、污吏、豪绅、地主几千年的压榨之下，养成民众苟且偷生的习性，"谁来了都纳粮"的观念先入为主，想要激起他们同仇敌忾的心，真是难乎其难。敌军所到之处，伪组织即刻出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无时无地无之，可耻可痛孰有甚于此者？当然汉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没有当汉奸的；但是所谓好人，也多半宁愿随众做顺民，而不肯犯难当国殇的。如此民众，欲其能在战地积极支持作战，未免可望而不可求。
长沙前清邑庠生邹炳蔚预言敌如侵入武汉，即赴水死，以激励其子侄矢忠报国，既而果然。（参阅附件三）设使战地民众均能如邹炳蔚，尚何愁强敌之不灭耶？因知今日之战争，能用民者胜；而用民的基础，在于知识教育之普及与深入，未有文盲占人口十之七八的国家，而能应付现代对外战争者。
附件一、函呈二期抗战调整作战指导及军队部署意见
委员长钧鉴:三月十日手谕，曾于是月十一日呈覆，当蒙鉴核。
职再三思维，际此二期抗战，敌我易势之时，我军为求适应今后之情势，并以树立建国建军之基础，实宜乘此良机，对于我军之作战指导与军队部署，均确有全盘重行策定与从速调整之必要，兹谨将职愚见所及为钧座陈之。
一、据一般敌情而论，抗战迄今，敌之国力消耗甚巨，已不待言。惟认敌之困难，已愈陷愈深则可；若谓此时敌已无力作进一步之侵略，则尚非其时。盖敌一时不敢以全力对我作孤注一掷者，乃因有苏、美、英、法窥伺其后也。故判断敌今后之动向，当以军事、政治、经济齐头并进，但仍以军事掩护政治，以政治求达其侵略之目的，仍袭用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故伎，扶植汪逆，加强傀儡组织。
至军事上则将在华南确守据点，以封锁我国际交通。在长江流域（即华中）则守线或更进一步，扩大占领区域，以控制我富庶之区，尽量吸收我之资源。在华北则将求面之占领，扫荡我游击区之部队，求全部而掌握之，以遂其逐步蚕食之毒谋。最近所传，敌有再度打通粤汉路之企图，亦属可能之行动。
二、我今后抗战方针，首应根除坐观敌国内部或国际间之变化的侥幸心，仍本自力更生、求之在我之一贯原则，从速树立再战三年之精神，并策定再战三年之计划。举凡兵员、械弹、卫生材料，以及作战所需之各种资源，均应作三年之打算，而从速准备。尤以关于飞机汽油、械弹、卫生等材料，必须由国外输入者，更应从速购储，俾以后一旦国际变化不利于我之时，不致有缺乏之虞。
三、在作战指导方面，当以积极主动，准备再期之攻势为目的，对各行营战区之战斗序列须重行调整，适当配合，一新阵容。关于战斗序列之调整，业与蔚文兄详为商讨，另案呈核。至今后之作战指导，陈之如后:
在黄河流域应确实掌握山西，以保障陕、甘、宁、青，威胁冀、察、绥，摧破倭寇全面占领之诡谋，并作收复失地之根据。至在山西之部队，以量少质精为主，尤须注意军事指挥之统一，与军政之配合。
在长江及其以北，则须确保宜沙、襄樊及大别、桐柏、大洪各山地，以掩护首都，并相机克复武汉；在长江以南，则须确保天目、九华、九岭（修武以南）、九宫、幕阜各山地，以威胁京沪、南浔、武汉等要地，并相机恢复之，扼制长江交通，摧毁敌伪对政治、经济、文化诸设施。
对西南及珠江方面，则须继续夺回南宁，保持国际路线；对广汕之敌，相机予以打击，并求克服之。
各战区之党政军，必须求其一致，以致戮力合作之功。故不但在军事上应以三分之一力量深入敌后，即在党政经济各方面，亦须加强力量深入敌后，确实掌握民众，限制敌伪及共党之活动。
四、关于建军整军，更宜高瞻远瞩，乘此良机奠立基础，尤须着眼于战后之如何复员；否则抗战胜利之后，着手更为困难矣。
建军之根本目的，在"使全国军队悉成为国家之军队"。抗战以来，全国军队大部固能听命于中央，但举凡一切人事经理之系统，未完全隶归中央者仍不少，必须善为诱导使入正规。关于军队整理，兹拟定原则如下:
军队之整理，应以缩军为先。按我现有指挥及部队之单位，计集团军四十（游击队司令在内），一百一十个军，约二百七十个（独立旅在内）师。以我国家之人力、物力，究能否养此二百七十个师，实不言而喻。与其庞大无力徒耗国帑，反不若缩小充实，以求精锐。若能将集团军缩为军，军缩为师，师缩为旅，按级递缩，则节省经费必多。以此经费，用于装备之充实及特种部队之建设，则力量定必倍增。
又，各级指挥官各降一级，其能力亦能相称，尤其各级司令部减少，则一切人员及特种部队，如通讯、辎重及特务营连，尤其后方单位机关均可减少，而以之补充下级部队，未有不比现在充实者。此事在目前视之，似乎顾虑甚多，行之不易。但如能决心，并先造成舆论，养成风气，使人人以官大为罪恶，并有"个人之地位愈高，国家之地位愈低"之感，而自请降级，只需三、五人提倡在先，其余风从在后，则事亦易举，但绝非敷衍了事所能成功。
至于编余干部，下级者可分区召集训练，上中级则由中央直接训练。期满后，上中将留中央服务，少将级派战区服务，上中校派至集团军及军，少校以下派至师及团服务。优秀者遇缺递补，不良者自然淘汰，如此既可免人人找事及部队缺人之弊，并可防止投机取巧、招摇撞骗之分子。总之，此事关系建军前途甚巨，应有断然之决心，以促其实施。
关于干部养成，须适应抗战建军之要求，在教育上尤须有对象，并养成精神、思想、意志、感情、学术、动作咸趋一致之干部。如依现在各战区各省办理干部教育机关，将来难免无分歧之虞，故对于干部之养成地点虽可分区，而教育方针与实施方法必须使其一致。关于各分校，因人员、器材之关系，应酌予调整以求充实，而增进教育效果。如现有各分校可设在瑞金、衡岳、昆明及南阳、天水，本校仍设成都。
至于现任下级干部或编余及额外军官之补习教育，均可由各分校办理；并于西安、桂林各设一中级干部训练班，专任中级干部补习教育；至高级将校之教育，则可仿从前高等教育班之办法，于中央军校或中央训练团特设一班或选送陆大受训。又，参谋人员之补习教育，则仍由陆大任之。如此分期召集，轮流受训，非特增进其智能，尤可养成精诚团结、意志融洽之精神，惟有此种精神，方足以统一国军也。
以上所陈，是否有当，敬乞裁夺为祷。谨此，敬请钧安。职陈诚呈。三月二十日于歌乐山。
附件二、对中国作战参考数据（教）第十五号
各级指挥官（指我军）之统帅指挥拙劣，缺乏积极企图心与牺牲的协同心，及毅然之独断心；并不能看破战机，以乘我军之弱点，又不能援救友军之危难。此等缺点，在大单位部队为尤然。
杭州湾登陆之第十军一举而向黄浦江阵线进出，又该军对杭州方面之敌侧行进向南京追击；又于汉口作战之第二军亦侧敌行动，然皆未获任何积极之妨害。又如第十八师团向枫泾、嘉善、嘉兴，第十四师团向兰封以果敢放胆之侧背攻击，大谷支队（上海战线）、国崎支队（南京追击战）、本川旅团（黄河渡河直后追击战）等曾采取贯穿突进。又如广东作战之久纳兵团之突进，其侧面之敌部队皆袖手旁观，未予反击。如是战例颇多。
附件三、请褒扬义绅邹炳蔚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重庆委员长蒋:兹查湖南长沙前清邑庠生邹炳蔚曾入山东方伯汤聘珍、江苏制军魏午庄幕中，办理文牍，保荐知县，后鼎革返里，以医术名。
客岁暴日进犯，常以年老不能杀敌为恨，每与人言:"如敌人侵入武汉，即择清泉之滨跃入就义，以激励子侄，矢忠报国，免以我老为念。"
今秋闻武汉失守，果手书遗嘱，赴水而死。其忠义慷慨，殊堪矜式，理合抄同该绅遗嘱，电请褒扬。可否之处，敬乞鉴核。
附抄邹炳蔚先生遗嘱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况余年老力衰，焉能自全？其所以速自决者，坚汝等报国之志耳。此嘱。
协同动作是作战制胜的一大要诀。三军协同姑且不谈，单就陆军而言，各高级将领往往各行其是，而缺乏祸福与共的共同牺牲精神。武汉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在莲花洞我曾召集第二兵团高级将领谈话，即特别强调协同动作的重要性。记得当时的话题是从敌人讥笑我们陆军只有一师人说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部队是一师一师的单独作战，不知协同作战，不知发挥大军的全部力量，结果几十百个师只等于一个师。我想用这个话激励我们的将领，不要给敌人留话把。后来在战场上，协同动作的表现虽比较有进步，但并不够理想，连敌人也都看穿了我们这一点，（参阅附件二）宁不可叹。参加武汉会战的将领鹿钟麟和李汉魂，也曾检讨过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是:
协同一致为战斗胜利之要素，在典范令中已有明切指示，我最高领袖亦曾一再告诫。惟有少数部队，迄今恶习仍未全除，如对友军危急，不实时加以协助；奉命援助，亦多敷衍塞责，故每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又如两军衔接处，多因推诿而生空隙，尤易为敌所乘。……去岁十月二、三两日瑞武路作战时，我一二四师左翼已挺进至阳扶尖、华山尖之线，遮断公路，左翼进至龙潭大户李家。此时，正面之敌被我压迫于南田畈一隅，集歼之期已近，然以会攻部队之徘徊不前，致令功亏一篑，殊属遗憾。
缺乏协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实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观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过也是自私，……总之，自私害了我们的部队、社会、公私团体以至整个国家。抗战胜利后，在全面戡乱军事中，我们竟被共产党打垮，缺乏协同精神仍然是一个致命伤。看来我们不能去私，就休想争取任何胜利。
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们早就有此体认，组训民众工作也曾做了不少。可是民众在战地所发挥的力量，实在可说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队纪律太坏，无法赢得民众的好感，固然是一个原因；而民众知识程度太低，缺乏国家民族观念，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再则，在暴君、污吏、豪绅、地主几千年的压榨之下，养成民众苟且偷生的习性，"谁来了都纳粮"的观念先入为主，想要激起他们同仇敌忾的心，真是难乎其难。敌军所到之处，伪组织即刻出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无时无地无之，可耻可痛孰有甚于此者？当然汉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没有当汉奸的；但是所谓好人，也多半宁愿随众做顺民，而不肯犯难当国殇的。如此民众，欲其能在战地积极支持作战，未免可望而不可求。
长沙前清邑庠生邹炳蔚预言敌如侵入武汉，即赴水死，以激励其子侄矢忠报国，既而果然。（参阅附件三）设使战地民众均能如邹炳蔚，尚何愁强敌之不灭耶？因知今日之战争，能用民者胜；而用民的基础，在于知识教育之普及与深入，未有文盲占人口十之七八的国家，而能应付现代对外战争者。
附件一、函呈二期抗战调整作战指导及军队部署意见
委员长钧鉴:三月十日手谕，曾于是月十一日呈覆，当蒙鉴核。
职再三思维，际此二期抗战，敌我易势之时，我军为求适应今后之情势，并以树立建国建军之基础，实宜乘此良机，对于我军之作战指导与军队部署，均确有全盘重行策定与从速调整之必要，兹谨将职愚见所及为钧座陈之。
一、据一般敌情而论，抗战迄今，敌之国力消耗甚巨，已不待言。惟认敌之困难，已愈陷愈深则可；若谓此时敌已无力作进一步之侵略，则尚非其时。盖敌一时不敢以全力对我作孤注一掷者，乃因有苏、美、英、法窥伺其后也。故判断敌今后之动向，当以军事、政治、经济齐头并进，但仍以军事掩护政治，以政治求达其侵略之目的，仍袭用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故伎，扶植汪逆，加强傀儡组织。
至军事上则将在华南确守据点，以封锁我国际交通。在长江流域（即华中）则守线或更进一步，扩大占领区域，以控制我富庶之区，尽量吸收我之资源。在华北则将求面之占领，扫荡我游击区之部队，求全部而掌握之，以遂其逐步蚕食之毒谋。最近所传，敌有再度打通粤汉路之企图，亦属可能之行动。
二、我今后抗战方针，首应根除坐观敌国内部或国际间之变化的侥幸心，仍本自力更生、求之在我之一贯原则，从速树立再战三年之精神，并策定再战三年之计划。举凡兵员、械弹、卫生材料，以及作战所需之各种资源，均应作三年之打算，而从速准备。尤以关于飞机汽油、械弹、卫生等材料，必须由国外输入者，更应从速购储，俾以后一旦国际变化不利于我之时，不致有缺乏之虞。
三、在作战指导方面，当以积极主动，准备再期之攻势为目的，对各行营战区之战斗序列须重行调整，适当配合，一新阵容。关于战斗序列之调整，业与蔚文兄详为商讨，另案呈核。至今后之作战指导，陈之如后:
在黄河流域应确实掌握山西，以保障陕、甘、宁、青，威胁冀、察、绥，摧破倭寇全面占领之诡谋，并作收复失地之根据。至在山西之部队，以量少质精为主，尤须注意军事指挥之统一，与军政之配合。
在长江及其以北，则须确保宜沙、襄樊及大别、桐柏、大洪各山地，以掩护首都，并相机克复武汉；在长江以南，则须确保天目、九华、九岭（修武以南）、九宫、幕阜各山地，以威胁京沪、南浔、武汉等要地，并相机恢复之，扼制长江交通，摧毁敌伪对政治、经济、文化诸设施。
对西南及珠江方面，则须继续夺回南宁，保持国际路线；对广汕之敌，相机予以打击，并求克服之。
各战区之党政军，必须求其一致，以致戮力合作之功。故不但在军事上应以三分之一力量深入敌后，即在党政经济各方面，亦须加强力量深入敌后，确实掌握民众，限制敌伪及共党之活动。
四、关于建军整军，更宜高瞻远瞩，乘此良机奠立基础，尤须着眼于战后之如何复员；否则抗战胜利之后，着手更为困难矣。
建军之根本目的，在"使全国军队悉成为国家之军队"。抗战以来，全国军队大部固能听命于中央，但举凡一切人事经理之系统，未完全隶归中央者仍不少，必须善为诱导使入正规。关于军队整理，兹拟定原则如下:
军队之整理，应以缩军为先。按我现有指挥及部队之单位，计集团军四十（游击队司令在内），一百一十个军，约二百七十个（独立旅在内）师。以我国家之人力、物力，究能否养此二百七十个师，实不言而喻。与其庞大无力徒耗国帑，反不若缩小充实，以求精锐。若能将集团军缩为军，军缩为师，师缩为旅，按级递缩，则节省经费必多。以此经费，用于装备之充实及特种部队之建设，则力量定必倍增。
又，各级指挥官各降一级，其能力亦能相称，尤其各级司令部减少，则一切人员及特种部队，如通讯、辎重及特务营连，尤其后方单位机关均可减少，而以之补充下级部队，未有不比现在充实者。此事在目前视之，似乎顾虑甚多，行之不易。但如能决心，并先造成舆论，养成风气，使人人以官大为罪恶，并有"个人之地位愈高，国家之地位愈低"之感，而自请降级，只需三、五人提倡在先，其余风从在后，则事亦易举，但绝非敷衍了事所能成功。
至于编余干部，下级者可分区召集训练，上中级则由中央直接训练。期满后，上中将留中央服务，少将级派战区服务，上中校派至集团军及军，少校以下派至师及团服务。优秀者遇缺递补，不良者自然淘汰，如此既可免人人找事及部队缺人之弊，并可防止投机取巧、招摇撞骗之分子。总之，此事关系建军前途甚巨，应有断然之决心，以促其实施。
关于干部养成，须适应抗战建军之要求，在教育上尤须有对象，并养成精神、思想、意志、感情、学术、动作咸趋一致之干部。如依现在各战区各省办理干部教育机关，将来难免无分歧之虞，故对于干部之养成地点虽可分区，而教育方针与实施方法必须使其一致。关于各分校，因人员、器材之关系，应酌予调整以求充实，而增进教育效果。如现有各分校可设在瑞金、衡岳、昆明及南阳、天水，本校仍设成都。
至于现任下级干部或编余及额外军官之补习教育，均可由各分校办理；并于西安、桂林各设一中级干部训练班，专任中级干部补习教育；至高级将校之教育，则可仿从前高等教育班之办法，于中央军校或中央训练团特设一班或选送陆大受训。又，参谋人员之补习教育，则仍由陆大任之。如此分期召集，轮流受训，非特增进其智能，尤可养成精诚团结、意志融洽之精神，惟有此种精神，方足以统一国军也。
以上所陈，是否有当，敬乞裁夺为祷。谨此，敬请钧安。职陈诚呈。三月二十日于歌乐山。
附件二、对中国作战参考数据（教）第十五号
各级指挥官（指我军）之统帅指挥拙劣，缺乏积极企图心与牺牲的协同心，及毅然之独断心；并不能看破战机，以乘我军之弱点，又不能援救友军之危难。此等缺点，在大单位部队为尤然。
杭州湾登陆之第十军一举而向黄浦江阵线进出，又该军对杭州方面之敌侧行进向南京追击；又于汉口作战之第二军亦侧敌行动，然皆未获任何积极之妨害。又如第十八师团向枫泾、嘉善、嘉兴，第十四师团向兰封以果敢放胆之侧背攻击，大谷支队（上海战线）、国崎支队（南京追击战）、本川旅团（黄河渡河直后追击战）等曾采取贯穿突进。又如广东作战之久纳兵团之突进，其侧面之敌部队皆袖手旁观，未予反击。如是战例颇多。
附件三、请褒扬义绅邹炳蔚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重庆委员长蒋:兹查湖南长沙前清邑庠生邹炳蔚曾入山东方伯汤聘珍、江苏制军魏午庄幕中，办理文牍，保荐知县，后鼎革返里，以医术名。
客岁暴日进犯，常以年老不能杀敌为恨，每与人言:"如敌人侵入武汉，即择清泉之滨跃入就义，以激励子侄，矢忠报国，免以我老为念。"
今秋闻武汉失守，果手书遗嘱，赴水而死。其忠义慷慨，殊堪矜式，理合抄同该绅遗嘱，电请褒扬。可否之处，敬乞鉴核。
附抄邹炳蔚先生遗嘱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况余年老力衰，焉能自全？其所以速自决者，坚汝等报国之志耳。此嘱。
陈诚？也就说说而已，除了是蒋光头亲信，能力实在一般
最高统帅整天“攘外必先安内”， 很明显，“攘外必先安内”要安的绝不仅仅是共产党，其他非嫡系都在被安的范围之内， 能和你同心同德吗？ 我想和统帅同心同德，统率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