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事变坏事原理

转自09年第2期《杂文月刊》：
http://qkzz.net/magazine/1009-2218B/2009/02/3278831.htm


“坏事可以变好事”,说的是“可以”,是坏事办成以后再走一步的多种可能性之一。既然只是“之一”,那么其他的可能性是什么?我说是继续变坏事,而且越变越坏。
　　坏事分两种,天灾和人祸。天灾其实只对人类才是坏事,对于自然界本身,究竟是祸是福是好是坏,还甚难说。所以本文只站在人类的立场说人祸,包括违背自然规律遭受惩罚的人造“天灾”。人祸由人造成,祸及人类,可以也必须作为人类研究的对象。
　　坏事之为坏事,要在害人,又特别在害好人。好人者何?对于坏事不响应不配合进而反对制抵的力量,也就是通称的健康力量。坏事要得逞,必须打击摧残甚至消灭健康力量;坏事之得逞,定已打击摧残以至消灭了健康力量。而这种结果,必定为下一轮坏事开辟道路亮起绿灯。半个世纪以前的反右派就是一次反好人运动,依官方后来的描述,它使“许多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里提到的几个“许多”,都是因言获罪,虽然言各不同,从未串通策划组成一“派”,有纲领有计划分工合作“向党进攻”,但是他们确有相同之处,就是说自己的话而不看领导的脸色,也就是陈云同志后来所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们水平有高低,言论有对错,但是这种品格乃是制抵一切坏事特别是领导做坏事的宝贵资源。细查当年右派档案,到1957年春天,这种资源已经遍布共和国的各项事业的各级岗位,从学者专家高级干部到基层单位业务骨干,还有大学甚至中学里的优秀学生——他们“成熟”以后将是此后几年十年二十年的各种事业的中坚。可以设想,假使不把上百万的这种资源一巴掌打入另册凌辱折磨甚至绑赴刑场残忍屠杀,次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搞得起来吗?搞起来以后亩产万斤十万斤几十万斤的弱智牛皮吹得起来吗?牛皮吹破以后还从农民口里抢夺粮食导致全国饥馑可能发生吗?饥馑发生以后可能一声呻吟都没有就饿死几千万人,可能层层隐瞒以致各种声称奉行“马克思主义”什么“观”的党报、教科书、历史著作和文艺作品里都不着只字吗?这百万精英以及更多的与他们声气相通的人们的集体失声,显然为以后一系列坏事的出现扫除了障碍创造了条件。其间更在1959年收拾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2年起扫荡“三分之一”基层“走资派”,在“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诗和文学”各界大抓“裴多菲俱乐部”代表人物,1964年起在学术、教育领域清洗修正主义学者。一连串整肃好人的坏事陆续搞下来,到了大搞“文革”坏事表决清除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作为全国人民领导核心、拥有两千万党员的堂堂中国共产党之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上,居然只剩一个陈少敏同志装聋作哑伏案不起少举一只手了。这就是十年之间年年搞坏事天天整好人的结果!甚至可以说,这是自屈原老爷爷大声“哀众芳之芜秽”以来,两千多年间重重坏事叠加代代好人落难的结果!坏事摧毁反对坏事的力量,这是坏事继续变坏事的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坏事一成功,必然壮大使坏的力量。坏事的策动者领导者执行者因为事业成功而更加得势,自不待言(毛泽东有言,搞什么路线的头子,要改也难。说得对极了);而坏事之成功更能壮大搞坏事的队伍,也是势在必然。人往高处走,“高处”如果是坏事,有荣誉有地位可当伟人可称大师特别是可把好人踩在脚下呼五喝六逞威风,一定大有宵小之徒钻营逐臭,争往坏处走,形成坚决保卫坏事的利益集团。该集团当然存在强烈的继续做坏事的冲动,以新坏事去保卫老坏事,或者在不好公开保卫时掩盖老坏事。文革的坏事应该是一个最终成功地被反对被克服的例子,中共后来专门决定“彻底否定”它。可是尽全党之力举国之力“彻底”否定了几十年之后,不仅记载文革罪行的“文革博物馆”都立不起一座,倒兴出重重限制揭露文革批判文革的规定,涌起一波又一波为它评功摆好的浪潮,直至日前做决定训师资印课本制光盘教授小学生续唱“革命样板戏”。对此潮流,舆论有指为无聊遗老的怀旧自遣者,我看这太小看了别人。想想当年口唱语录歌手舞军皮带杀进千家万户“砸烂四旧”,痛打老师痛打校长痛打老舍痛打彭德怀的哥儿们姐儿们,以及割断张志新喉咙索讨林昭子弹费的各级凶手而今安在;查查名人履历中有多少人的入党,曾以衷心承认“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九大党章》)、“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十大党章》)为条件而又从未公开放弃他“遵守党的章程”的誓言,就可大致测出现在这些歪风和文革坏事所锻炼出来的某种势力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须知损害公众的坏事摆在明处,总为人(坏人除外)所共愤,较易克服;而干坏事的坏人则相对分散隐蔽,一看势头不对,就改头换面消失于无形。瘟疫易除,带菌宿主难辨;文革易否定,文革病菌难防啊。坏事造就坏人,坏人使得坏事自我复制自我扩张,这是坏事继续变坏事的又一个原因。以上两点,是事情的物质方面。非物质的方面其实更为重要且更难防范。每一轮坏事的成功,总要带来一套具体规矩,他们的寿命一般长于坏事本身。在我看来,只要坏事一办,必有坏事规则坏事文化留传下来;天下坏事越多,坏规则坏文化积累越甚。至于好人遭难和坏人吃香的反复出现,给社会昭示一种“逆淘汰”的心理预期,“好人难当”、“好人不可当”和“坏人吃香”、“坏人未必不可当”,更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坏事的总量与时俱增,这种意识或“无意识”的叠加效应也与时俱进,这就是世代都叹“人心不古”的原因了。“不古”的人心广泛覆盖社会各界,深入渗透社会神经,最后上升到道德层面,颠倒黑白,励行无耻,彻底破坏人们的良知。到了这个份上,坏过之后要想不再坏,就难于上青天了。
　　现在可以做一小结:坏事或可偶然“变”好事,但是一定继续变坏事。善良的人们的愿望总是“否极泰来”总是“黑夜之后是天明”总是“坏事变好事”,而坏事的品格总是坚持坏事复制坏事发展坏事普及坏事。当代人们所受坏事之累,其实乃是千古坏事的发展和结晶,乃是千古坏事的“后遗症”。往者已矣,来者可追,要点是一定不可消极地等待“坏事变好事”,而要找到和创立一种机制,在坏事尚未或刚一露头的时候,就把它——用政治家们的语言来说——“扼杀在萌芽状态”。否则,坏事越积越多,总有一天出现坏事大爆炸,人类社会终究“载不动、许多坏”啊!
　　读者当然注意到,本文所谓坏事,仅指依托公权力的祸国殃民之举,也就是邵燕祥先生总结的“犯下作乱”,有的先生也称国耻国难;而未及风高放火,月黑杀人,鼠窃狗偷,嫖娼卖淫诸劣行,后者虽然也坏,但是其祸害怎么也不及恃公权兴国难的大坏事,而且常常正是它的副产品。我宁愿相信,这样的大坏事能够层出不穷地干出来,仅仅是在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运用人类的智慧走出这个阶段,使它能够被制止能够停止继续变坏事,也许正是“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当代的我们能够恭逢其盛,履行这样的任务,倒是莫大的好事了。转自09年第2期《杂文月刊》：
http://qkzz.net/magazine/1009-2218B/2009/02/3278831.htm


“坏事可以变好事”,说的是“可以”,是坏事办成以后再走一步的多种可能性之一。既然只是“之一”,那么其他的可能性是什么?我说是继续变坏事,而且越变越坏。
　　坏事分两种,天灾和人祸。天灾其实只对人类才是坏事,对于自然界本身,究竟是祸是福是好是坏,还甚难说。所以本文只站在人类的立场说人祸,包括违背自然规律遭受惩罚的人造“天灾”。人祸由人造成,祸及人类,可以也必须作为人类研究的对象。
　　坏事之为坏事,要在害人,又特别在害好人。好人者何?对于坏事不响应不配合进而反对制抵的力量,也就是通称的健康力量。坏事要得逞,必须打击摧残甚至消灭健康力量;坏事之得逞,定已打击摧残以至消灭了健康力量。而这种结果,必定为下一轮坏事开辟道路亮起绿灯。半个世纪以前的反右派就是一次反好人运动,依官方后来的描述,它使“许多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里提到的几个“许多”,都是因言获罪,虽然言各不同,从未串通策划组成一“派”,有纲领有计划分工合作“向党进攻”,但是他们确有相同之处,就是说自己的话而不看领导的脸色,也就是陈云同志后来所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们水平有高低,言论有对错,但是这种品格乃是制抵一切坏事特别是领导做坏事的宝贵资源。细查当年右派档案,到1957年春天,这种资源已经遍布共和国的各项事业的各级岗位,从学者专家高级干部到基层单位业务骨干,还有大学甚至中学里的优秀学生——他们“成熟”以后将是此后几年十年二十年的各种事业的中坚。可以设想,假使不把上百万的这种资源一巴掌打入另册凌辱折磨甚至绑赴刑场残忍屠杀,次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搞得起来吗?搞起来以后亩产万斤十万斤几十万斤的弱智牛皮吹得起来吗?牛皮吹破以后还从农民口里抢夺粮食导致全国饥馑可能发生吗?饥馑发生以后可能一声呻吟都没有就饿死几千万人,可能层层隐瞒以致各种声称奉行“马克思主义”什么“观”的党报、教科书、历史著作和文艺作品里都不着只字吗?这百万精英以及更多的与他们声气相通的人们的集体失声,显然为以后一系列坏事的出现扫除了障碍创造了条件。其间更在1959年收拾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2年起扫荡“三分之一”基层“走资派”,在“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诗和文学”各界大抓“裴多菲俱乐部”代表人物,1964年起在学术、教育领域清洗修正主义学者。一连串整肃好人的坏事陆续搞下来,到了大搞“文革”坏事表决清除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作为全国人民领导核心、拥有两千万党员的堂堂中国共产党之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上,居然只剩一个陈少敏同志装聋作哑伏案不起少举一只手了。这就是十年之间年年搞坏事天天整好人的结果!甚至可以说,这是自屈原老爷爷大声“哀众芳之芜秽”以来,两千多年间重重坏事叠加代代好人落难的结果!坏事摧毁反对坏事的力量,这是坏事继续变坏事的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坏事一成功,必然壮大使坏的力量。坏事的策动者领导者执行者因为事业成功而更加得势,自不待言(毛泽东有言,搞什么路线的头子,要改也难。说得对极了);而坏事之成功更能壮大搞坏事的队伍,也是势在必然。人往高处走,“高处”如果是坏事,有荣誉有地位可当伟人可称大师特别是可把好人踩在脚下呼五喝六逞威风,一定大有宵小之徒钻营逐臭,争往坏处走,形成坚决保卫坏事的利益集团。该集团当然存在强烈的继续做坏事的冲动,以新坏事去保卫老坏事,或者在不好公开保卫时掩盖老坏事。文革的坏事应该是一个最终成功地被反对被克服的例子,中共后来专门决定“彻底否定”它。可是尽全党之力举国之力“彻底”否定了几十年之后,不仅记载文革罪行的“文革博物馆”都立不起一座,倒兴出重重限制揭露文革批判文革的规定,涌起一波又一波为它评功摆好的浪潮,直至日前做决定训师资印课本制光盘教授小学生续唱“革命样板戏”。对此潮流,舆论有指为无聊遗老的怀旧自遣者,我看这太小看了别人。想想当年口唱语录歌手舞军皮带杀进千家万户“砸烂四旧”,痛打老师痛打校长痛打老舍痛打彭德怀的哥儿们姐儿们,以及割断张志新喉咙索讨林昭子弹费的各级凶手而今安在;查查名人履历中有多少人的入党,曾以衷心承认“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九大党章》)、“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十大党章》)为条件而又从未公开放弃他“遵守党的章程”的誓言,就可大致测出现在这些歪风和文革坏事所锻炼出来的某种势力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须知损害公众的坏事摆在明处,总为人(坏人除外)所共愤,较易克服;而干坏事的坏人则相对分散隐蔽,一看势头不对,就改头换面消失于无形。瘟疫易除,带菌宿主难辨;文革易否定,文革病菌难防啊。坏事造就坏人,坏人使得坏事自我复制自我扩张,这是坏事继续变坏事的又一个原因。以上两点,是事情的物质方面。非物质的方面其实更为重要且更难防范。每一轮坏事的成功,总要带来一套具体规矩,他们的寿命一般长于坏事本身。在我看来,只要坏事一办,必有坏事规则坏事文化留传下来;天下坏事越多,坏规则坏文化积累越甚。至于好人遭难和坏人吃香的反复出现,给社会昭示一种“逆淘汰”的心理预期,“好人难当”、“好人不可当”和“坏人吃香”、“坏人未必不可当”,更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坏事的总量与时俱增,这种意识或“无意识”的叠加效应也与时俱进,这就是世代都叹“人心不古”的原因了。“不古”的人心广泛覆盖社会各界,深入渗透社会神经,最后上升到道德层面,颠倒黑白,励行无耻,彻底破坏人们的良知。到了这个份上,坏过之后要想不再坏,就难于上青天了。
　　现在可以做一小结:坏事或可偶然“变”好事,但是一定继续变坏事。善良的人们的愿望总是“否极泰来”总是“黑夜之后是天明”总是“坏事变好事”,而坏事的品格总是坚持坏事复制坏事发展坏事普及坏事。当代人们所受坏事之累,其实乃是千古坏事的发展和结晶,乃是千古坏事的“后遗症”。往者已矣,来者可追,要点是一定不可消极地等待“坏事变好事”,而要找到和创立一种机制,在坏事尚未或刚一露头的时候,就把它——用政治家们的语言来说——“扼杀在萌芽状态”。否则,坏事越积越多,总有一天出现坏事大爆炸,人类社会终究“载不动、许多坏”啊!
　　读者当然注意到,本文所谓坏事,仅指依托公权力的祸国殃民之举,也就是邵燕祥先生总结的“犯下作乱”,有的先生也称国耻国难;而未及风高放火,月黑杀人,鼠窃狗偷,嫖娼卖淫诸劣行,后者虽然也坏,但是其祸害怎么也不及恃公权兴国难的大坏事,而且常常正是它的副产品。我宁愿相信,这样的大坏事能够层出不穷地干出来,仅仅是在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运用人类的智慧走出这个阶段,使它能够被制止能够停止继续变坏事,也许正是“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当代的我们能够恭逢其盛,履行这样的任务,倒是莫大的好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