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王家河的李排长和刘家疃的赵老汉

王家河是位于陕西与山西交界的黄河不远处的一个山村；刘家疃是位于山东和江苏交界的凤凰山不远的一个山村。一九六九年做为知青我曾在王家河插过队；一九七二年做为士兵我曾在刘家疃驻过训（原词为野营驻扎训练）。李排长是未曾谋面的阎司令长官的部下；张老汉是我在刘家疃驻训时的农民房东。

那么，究竟是什么把这两个本不相关的地方和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呢？正是中国国民革命军与从国民革命军中分立而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同的传统和规则。

话还要从一九六九年说起。那年一月份，做为插队知青的我和同学们到了离黄河只有八里路的王家河村。到得村里，按照那时的传统做法，在大队党支部薛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引见下，我们找到村里的贫协主任老蛮叔了解村里的社情民情。

老蛮叔家是村里的老住户。他的祖上在前清嘉庆年间从河南逃荒来此，第二个入住这个因瘟疫被原住王姓族民舍弃了的王家河村，从而成为被官家委任为村长的原籍也是河南、第一个入住村里的张老汉祖上代表官府雇佣的第一个佃户。注：由于原住王姓家族再无音信，故而官府将全村一百零八亩地系数划为公产。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家河全村的居民至少在一百多年前就成为直接为政府服务的“公社社员”啦……

由于同为河南籍老乡，两家的关系始终很密切，成为通家之好。虽然老蛮叔家地无一垄，但在张老汉家的帮衬下日子过得还挺不错。知恩必然回报。所以，从前清到民国，村里的大小事务一直由老蛮叔家族帮着不理俗务的张老汉家族打理。

到了抗战打响，阎长官从河东撤到河西组建河防战线。距离黄河八里路的王家河村很自然的被选为为一线直接提供后勤保障的“兵站”，一位姓李的排长带领着大约一个班的弟兄驻扎在此，从而和虽没有正式委任、但实际履行着甲长职责的老蛮叔交上了朋友。

一提起李排长，老蛮叔的眼睛就亮了起来。可惜我现在已经不会用陕西话码字了，只有用普通话表述我们之间的对话：

“李排长、直隶人，大个子、有力气：五十斤一袋的洋面扛起四袋走！带着手下的弟兄成天给村里乡亲干活—锄地、收麦、驮水什么都干！赶上谁家缺吃食了，他一准派弟兄扛上袋洋面送过去…..”

“他不是国民党吗？怎么还这样？”我们都很诧异。

“国民党？他没说过啥党。他说他是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就是为国民打仗的，国民养着军人，军人就要为国民效力。为国民效力就是为父母尽心。”

你还别说，老蛮叔的这些话在情在理，不由我们不信。事后和公社干部老袁谈起此事时，他也完全认同，并告诉我们，老阎（阎锡山）的队伍就是比老胡（胡宗南）的队伍好。当然，在说完这些话后，为了不让我们这些单纯的孩子混淆阶级阵线，老袁又说了些老阎所以“兔子不吃窝边草”，完全是为了拉拢人心，而那个李排长呢，没准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呢……

我们毕竟是经历过文革风雨的，都很明白“国民党里有好人、共产党里有坏人”这个道理，所以谁也没把李排长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说法当真。

不过平心而论，从那以后我开始琢磨这个理儿：既然中国工农红军是从孙中山创建的国民革命军里拉出来的，必然会继承国民革命军的革命精神；虽然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但根据毛主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人”的论断，国民革命军的大多人肯定还是好的。既然是好人，他们肯定会像红军战士那样为老百姓做好事的，也肯定会保留当年的革命精神的。否则，就不会出现以后的共同抗日，更不会出现上百万国军加入解放军阵营的情况了。我就这个问题请教曾当过国军的父亲，他中肯地说：如果国民党军队都像电影上表现的那样祸害百姓、无恶不作的话，蒋介石的政权根本支撑不到抗战胜利、中国的情况就很难说了。

由此，我得出结论：虽然我没有见过国军类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但肯定有类似的纪律。根据遗传原理，原为一体的国民革命军和人民解放军在传统上肯定是有相同之处的。

这是从王家河的李排长说起国军和共军相同的传统。接下来再说说两军共同的规则。

我在部队服役时，几乎每年都要参加野营训练。既然是野营训练就必然会住在农村。入住之后，弟兄们按照我军历来的规则开展了以“缸满院净”为代表的群众工作。同样按照规则，我受连长、政治指派，在大伙儿上山训练的时候，去各班驻地了解房东对弟兄们的意见。

由于弟兄们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普遍良好，所以这种工作基本是走走形式，不觉之间已经转了好几家。看看太阳，时间尚早，我就又走进了一家姓赵的农户。

刚刚进门，就听到房东赵老汉正在高门大嗓地说着话：

“俺说老娘哎，您这几天夜里就别串门了！”

“你这个孩子，咋就不让你娘串个门？”

“娘哎，俺不是不让你串门。你耳背听不清话，夜里出去碰上事儿，俺可当不起！还给部队找麻烦嘞！“

“大叔，您这话讲得太好了！”我带着由衷的谢意向这位房东打着招呼。

“哎哟，解放军同志来了！”赵老汉热情地把我让进了屋。

赵老汉五十多岁，一看就是个很精明的人。不知咋的，我总觉得他应该是当年摇晃着小旗敲着锣吆喝的维持会长……

老汉乐呵呵地给我倒了碗水，又谢着接过了我递过的烟卷儿后开谈了：

“解放军同志，您是不是连部的书记官呀？”嗨，他不但猜到了我的差事，还给我提拔了一级！

“一看您这做派，俺就知道您不是扛大枪的。是文化人！”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再绕圈子了：

“赵大叔，连里不叫书记、叫文书！您猜了我，我也猜猜您吧！您肯定当过管事儿的！”

“嘿嘿，您瞧得真准！我原先还真管过点儿事儿。”

“没错！从您刚才跟老大娘说的那些话就能听出来。当年您一定张罗过村里驻兵的事吧？”

“还真是的！打抗战时候我就帮着村长张罗过这些事。”

他的话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因为我知道抗战初期在这一带活动的出了八路，更多的是国军呀！

接过我递上的第二支烟卷儿，老汉接着村里驻兵的话题说开了：

“三八年临沂沦陷没多久，赣榆也沦陷了。国府周县长带着县大队到了俺这一带，东北军三个一师（即一一一师）也常在这一带活动。那时候，这村里经常有队伍驻扎。要说常师长的队伍还真不错，比咱八路差不到哪儿去。”

在听他讲述了一番一一一师严明的军纪后，我直截了当进入我想了解的主题：

“刚才您跟老大娘叮嘱的话，怕是早年就说过吧？”

“嗨，那可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人家刘连长说的。当年队伍一进村，刘连长就请村长和我过去，先是请我们尝了缴获小日本的罐头，接着再三叮嘱了好几件事……”

听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打断了他的话：

“大叔，是不是这几件事：一是了解村里的二流子、汉奸家属的情况，要村里给他们训话，不准他们随便走动；二是找个靠得住的人家当伙房，闲杂人等不要靠近；三是告诉家里有傻子、聋子哑巴的，要看住他们，夜里别乱串……”

“免得哨兵发生误会！”赵老汉和我几乎同时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哈哈大笑之后，赵老汉一面给我的碗里续水，一面感慨不已地说道：

“真想不到，那么多年过去了，咱部队上的规矩还没改呀？”

“嗨呀，部队就是部队，规矩都一样，咋能随便改了呢？”我也十分感慨。

出了赵老汉家，我还在寻思着：多少年过去了，国共双方的队伍在这个村里住过一茬又一茬，可这些规矩始终没变。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被管制的“汉奸家属”后来变成了“共党家属”，再后来变成了“四类分子”罢了……

这就是王家河的李排长和刘家疃的赵老汉的故事。王家河是位于陕西与山西交界的黄河不远处的一个山村；刘家疃是位于山东和江苏交界的凤凰山不远的一个山村。一九六九年做为知青我曾在王家河插过队；一九七二年做为士兵我曾在刘家疃驻过训（原词为野营驻扎训练）。李排长是未曾谋面的阎司令长官的部下；张老汉是我在刘家疃驻训时的农民房东。

那么，究竟是什么把这两个本不相关的地方和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呢？正是中国国民革命军与从国民革命军中分立而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同的传统和规则。

话还要从一九六九年说起。那年一月份，做为插队知青的我和同学们到了离黄河只有八里路的王家河村。到得村里，按照那时的传统做法，在大队党支部薛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引见下，我们找到村里的贫协主任老蛮叔了解村里的社情民情。

老蛮叔家是村里的老住户。他的祖上在前清嘉庆年间从河南逃荒来此，第二个入住这个因瘟疫被原住王姓族民舍弃了的王家河村，从而成为被官家委任为村长的原籍也是河南、第一个入住村里的张老汉祖上代表官府雇佣的第一个佃户。注：由于原住王姓家族再无音信，故而官府将全村一百零八亩地系数划为公产。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家河全村的居民至少在一百多年前就成为直接为政府服务的“公社社员”啦……

由于同为河南籍老乡，两家的关系始终很密切，成为通家之好。虽然老蛮叔家地无一垄，但在张老汉家的帮衬下日子过得还挺不错。知恩必然回报。所以，从前清到民国，村里的大小事务一直由老蛮叔家族帮着不理俗务的张老汉家族打理。

到了抗战打响，阎长官从河东撤到河西组建河防战线。距离黄河八里路的王家河村很自然的被选为为一线直接提供后勤保障的“兵站”，一位姓李的排长带领着大约一个班的弟兄驻扎在此，从而和虽没有正式委任、但实际履行着甲长职责的老蛮叔交上了朋友。

一提起李排长，老蛮叔的眼睛就亮了起来。可惜我现在已经不会用陕西话码字了，只有用普通话表述我们之间的对话：

“李排长、直隶人，大个子、有力气：五十斤一袋的洋面扛起四袋走！带着手下的弟兄成天给村里乡亲干活—锄地、收麦、驮水什么都干！赶上谁家缺吃食了，他一准派弟兄扛上袋洋面送过去…..”

“他不是国民党吗？怎么还这样？”我们都很诧异。

“国民党？他没说过啥党。他说他是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就是为国民打仗的，国民养着军人，军人就要为国民效力。为国民效力就是为父母尽心。”

你还别说，老蛮叔的这些话在情在理，不由我们不信。事后和公社干部老袁谈起此事时，他也完全认同，并告诉我们，老阎（阎锡山）的队伍就是比老胡（胡宗南）的队伍好。当然，在说完这些话后，为了不让我们这些单纯的孩子混淆阶级阵线，老袁又说了些老阎所以“兔子不吃窝边草”，完全是为了拉拢人心，而那个李排长呢，没准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呢……

我们毕竟是经历过文革风雨的，都很明白“国民党里有好人、共产党里有坏人”这个道理，所以谁也没把李排长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说法当真。

不过平心而论，从那以后我开始琢磨这个理儿：既然中国工农红军是从孙中山创建的国民革命军里拉出来的，必然会继承国民革命军的革命精神；虽然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但根据毛主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人”的论断，国民革命军的大多人肯定还是好的。既然是好人，他们肯定会像红军战士那样为老百姓做好事的，也肯定会保留当年的革命精神的。否则，就不会出现以后的共同抗日，更不会出现上百万国军加入解放军阵营的情况了。我就这个问题请教曾当过国军的父亲，他中肯地说：如果国民党军队都像电影上表现的那样祸害百姓、无恶不作的话，蒋介石的政权根本支撑不到抗战胜利、中国的情况就很难说了。

由此，我得出结论：虽然我没有见过国军类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但肯定有类似的纪律。根据遗传原理，原为一体的国民革命军和人民解放军在传统上肯定是有相同之处的。

这是从王家河的李排长说起国军和共军相同的传统。接下来再说说两军共同的规则。

我在部队服役时，几乎每年都要参加野营训练。既然是野营训练就必然会住在农村。入住之后，弟兄们按照我军历来的规则开展了以“缸满院净”为代表的群众工作。同样按照规则，我受连长、政治指派，在大伙儿上山训练的时候，去各班驻地了解房东对弟兄们的意见。

由于弟兄们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普遍良好，所以这种工作基本是走走形式，不觉之间已经转了好几家。看看太阳，时间尚早，我就又走进了一家姓赵的农户。

刚刚进门，就听到房东赵老汉正在高门大嗓地说着话：

“俺说老娘哎，您这几天夜里就别串门了！”

“你这个孩子，咋就不让你娘串个门？”

“娘哎，俺不是不让你串门。你耳背听不清话，夜里出去碰上事儿，俺可当不起！还给部队找麻烦嘞！“

“大叔，您这话讲得太好了！”我带着由衷的谢意向这位房东打着招呼。

“哎哟，解放军同志来了！”赵老汉热情地把我让进了屋。

赵老汉五十多岁，一看就是个很精明的人。不知咋的，我总觉得他应该是当年摇晃着小旗敲着锣吆喝的维持会长……

老汉乐呵呵地给我倒了碗水，又谢着接过了我递过的烟卷儿后开谈了：

“解放军同志，您是不是连部的书记官呀？”嗨，他不但猜到了我的差事，还给我提拔了一级！

“一看您这做派，俺就知道您不是扛大枪的。是文化人！”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再绕圈子了：

“赵大叔，连里不叫书记、叫文书！您猜了我，我也猜猜您吧！您肯定当过管事儿的！”

“嘿嘿，您瞧得真准！我原先还真管过点儿事儿。”

“没错！从您刚才跟老大娘说的那些话就能听出来。当年您一定张罗过村里驻兵的事吧？”

“还真是的！打抗战时候我就帮着村长张罗过这些事。”

他的话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因为我知道抗战初期在这一带活动的出了八路，更多的是国军呀！

接过我递上的第二支烟卷儿，老汉接着村里驻兵的话题说开了：

“三八年临沂沦陷没多久，赣榆也沦陷了。国府周县长带着县大队到了俺这一带，东北军三个一师（即一一一师）也常在这一带活动。那时候，这村里经常有队伍驻扎。要说常师长的队伍还真不错，比咱八路差不到哪儿去。”

在听他讲述了一番一一一师严明的军纪后，我直截了当进入我想了解的主题：

“刚才您跟老大娘叮嘱的话，怕是早年就说过吧？”

“嗨，那可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人家刘连长说的。当年队伍一进村，刘连长就请村长和我过去，先是请我们尝了缴获小日本的罐头，接着再三叮嘱了好几件事……”

听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打断了他的话：

“大叔，是不是这几件事：一是了解村里的二流子、汉奸家属的情况，要村里给他们训话，不准他们随便走动；二是找个靠得住的人家当伙房，闲杂人等不要靠近；三是告诉家里有傻子、聋子哑巴的，要看住他们，夜里别乱串……”

“免得哨兵发生误会！”赵老汉和我几乎同时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哈哈大笑之后，赵老汉一面给我的碗里续水，一面感慨不已地说道：

“真想不到，那么多年过去了，咱部队上的规矩还没改呀？”

“嗨呀，部队就是部队，规矩都一样，咋能随便改了呢？”我也十分感慨。

出了赵老汉家，我还在寻思着：多少年过去了，国共双方的队伍在这个村里住过一茬又一茬，可这些规矩始终没变。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被管制的“汉奸家属”后来变成了“共党家属”，再后来变成了“四类分子”罢了……

这就是王家河的李排长和刘家疃的赵老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