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得太多了

关于潘汉年一案的起因已经有不少文章书籍发表了观点看法，透露了许多史实。几乎所有的说法都是为潘汉年惋惜，同情潘汉年的遭遇，也对潘汉年为何有此遭遇分析了各种因素，不少文章认为潘汉年自身的错误也是原因之一。然而我始终觉得这些文章书籍对潘汉年一案的起因---换句话说即“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为什么要整肃潘汉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蒋介石、汪精卫“四一二清党”、“七一五分共” 以后，“红色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起，在南方有大量贫苦农民加入其中，中国共产党已经由“文化”的组织转变为“武装”的组织， 不少“文化人”脱离共产党，也有许多武装人员加入共产党，党中央组成人员也有变化，逐步增加了军事干部的比例。潘汉年三十年代曾经是中共中央委员，当时还不设政治局，中央委员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是很高的。虽然分成“红区”，“白区”。工作范围不同，中共在上海无法立足的情况下，潘汉年撤退到江西，他的“小开”作风不见容于那些农村出身的红色根据地干部也可想而知。以后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在运动中保护了潘汉年，然而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冲击不可能不影响到他，潘汉年完全可能意识到毛泽东大讲“一分为二”，要分清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对他搞情报工作隐喻着什么，再加上潘汉年是周恩来的部下，同时又充当共产国际的代表，关系很多，但说不清楚的关系就更多了。潘汉年与各个“山头”缺乏历史渊源，于是“延安整风”时期潘汉年提出不再当选中央委员，无疑表示自己在政治上不再“要求进步”，明显有主动回避政治风险的含义。

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以后,毛泽东与潘汉年的地位差距更大,按党内级别中间隔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两级,政府行政级别有国务院、华东区、上海市三级。按常理毛泽东没有越过两、三级领导，亲自处理一个直辖市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的必要，而毛泽东居然在共产党中央的会议上未经会议讨论决定而抢先表态:"潘汉年有可杀之罪".。这不就是我先定下调子"可杀"，至于"之罪"是什么你们开会讨论吗?在此,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作风跃然纸上，急于处理潘汉年的心情也表露无嶷.。

毛泽东是“整人”的大师，善于领导群众斗“领导”， 领导群众斗“群众”，自从“遵义会议”上台以后，“整人”的对象第一是张国焘，其次王明，再后的顺序是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刘少奇、彭真、罗瑞卿、贺龙、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这些有影响、有势力、位高权重的人，才能是毛泽东的对手。看看毛泽东对待这些人的做法，总是手腕娴熟，游刃有余，除了林彪死硬不肯检讨外，其他人都曾低下不可一世的头，递上检讨书乞求毛泽东的宽恕。在目的达到之后，毛泽东也不“一棍子打死”，对这些人也都多少留有些余地,。但潘汉年的情况不同，按说潘汉年的政治地位低，主要搞情报工作，不象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贺龙、林彪、周恩来等都有自己的“山头”（根据地）和背景（极大的功劳）支持，特别是潘汉年不会危及毛泽东的领导权。毛泽东对待潘汉年这么一个小人物的处理态度之反常、做法之异常、再三强调决心又是为了什么？



潘汉年的主要罪状有以下几点：

   一是会见汪精卫一事并且“向党隐瞒如此严重的事实.”。

   

与汪伪政权联系在当时是被中共称之为“汉奸”行为，经常用以攻击国民党“投降政策”的，现在共产党自己也要与汪伪政权联系当然是个绝对的秘密，不然就无法向普通民众及部队解释，无法再宣传蒋介石是“投降派”，无法维护自己“坚决抗日”的形象。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与汪伪政权联系呢？请注意日本在太平洋的战况，美国一参战，中国人都高兴，包括蒋介石和毛泽东。

美国一参战，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不再单独抵御日本，汪精卫与李士群等注定要垮台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是清楚的，但他们还有一批势力和地盘，共产党如果能争取汪精卫与李士群等人的合作，就增加了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争夺政权的本钱，同时汪精卫与李士群等也是错误估计了日本的动向，轻信日本的许诺，认为英、美的“东方慕尼黑”政策出卖中国利益给日本，换取日本“反共”进攻苏联，中国政府将孤立无援，势必无法支持才发表“艳电”，“脱离重庆”，“还都南京”，事实上投降日本的。此时的国际形势已与一九三八年前后大不相同，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与李士群等都已经后悔莫及。汪精卫与李士群等已经做定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对头，同时不象陈公博、周佛海等对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有深刻认识，知道自己无法见容于共产党，只肯与重庆国民党政权发生关系。所以与陈公博、周佛海至死不与共产党方面发生关系不同，汪精卫与李士群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的联系表现的非常积极。

毛泽东曾经是汪精卫赏识的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汪精卫的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方面的最高职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是出于汪精卫的推荐，代理的也是汪精卫的职务。汪精卫在与潘汉年见面时托潘汉年转达对毛泽东的问候也符合汪精卫儒雅谦和、礼貌亲切的性格。当然，潘汉年的地位还不足以让汪精卫谈论实质性的东西，与汪精卫第一次谈话无实质性内容是自然的，，但见面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国民党政府情报机关（中统、军统）已经掌握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情报，在公开攻击共产党派代表潘汉年与“汪逆”勾结的情况下，共产党只好硬着头皮坚决否认。这在共产党方面是一次重大的宣传失败，极大损害了共产党“坚决抗日”的良好形象，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当然在实际上又有苦说不出。潘汉年是受命与汪精卫、李士群联络的，与汪精卫、李士群等人见面情况的发生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事，当时不可能怪到潘汉年。

如果中共中央当时确实不知道此事，自然应该追究、核实潘汉年是否有此行为，然而从已公开的资料里恰恰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不少文章为潘汉年没有及时报告而惋惜，不知道是遗忘还是有意回避、淡化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事在当时已经被新闻媒体报道过的事实，既然如此，我就不能不为当时无人核查潘汉年见汪精卫一事而不解。再说事过境迁，共产党已经取得大陆政权，当时不追究，十年以后再来追究“向党隐瞒如此严重的事实.”除了是借口整人，就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了。

可以称之为共产党最高一级特工的潘汉年，许多情报是只能够单独汇报到最高领导人的,在评论潘汉年冤案的文章里，毛泽东与潘汉年在延安的那次谈话被描写得活灵活现, 隐含着一种意思就是：毛泽东话语间不给潘汉年开口的机会，据说这是潘汉年自己的交代。请注意：这里的意思大可玩味，为什么潘汉年要暗示毛泽东在话语间不给潘汉年开口的机会？潘汉年在此说的是真话还是在当时的压力之下为了保住性命说的违心之言？如果不是潘汉年自己的交代，那么当时谁在现场?谁证明毛泽东与潘汉年的谈话内容是那样的?为什么毛泽东在话语间不给潘汉年开口的机会？是不是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潘汉年已经把与汪精卫、李士群联络的许多情报单独汇报给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了，现在毛泽东害怕当时在日本势力猖獗形势下，出于为共产党以后的生存考虑，与日本军队情报部门及汪精卫、李士群勾结的事暴露出来，影响毛泽东个人形象。在饶漱石被“打倒”后，顺便带上直接了解情况的潘汉年，企图通过压制接近事实真相的人，彻底掩盖历史事实，断绝后患呢？



关于任命“国民党、汉奸特务” 胡均鹤等人在公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

潘汉年的另一大“罪状”是重用“国民党、汉奸特务” 胡均鹤。胡均鹤“经历复杂，他早年曾加入中共，并被派往苏联学习过。回国后一度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书记兼组织部长。1932年他被“中统”逮捕后在酷刑下自首叛党，成了“中统”特务。1939年他在上海被汉奸李士群的“特工总部”逮捕后，由于和李士群有大致相同的经历，便投靠李，并被委以重任，成了李的重要助手。当李士群为了留条路，表示愿意为中共提供一些情报和帮助中共做一些事情时，胡被指派为和中共的联络人员。1942年，李士群答应帮助中共要人刘晓、潘汉年等从上海撤往新四军根据地时，正是由胡负责安排并派专人将刘、潘一行护送越过封锁线的。抗战结束后，胡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决定弃暗投明，派人到香港和中共代表潘汉年取得联系，表示愿意投奔解放区，并愿意帮助策反一支国民党的军队。潘汉年本着情报工作的一贯策略，又考虑到胡在抗战时和中共的历史关系，便将胡的情况与要求电告华东局情报机关，请他们接洽。华东局情报机关研究后，报请华东局领导和中央社会部批准，决定将胡留在解放区，作为“特情”人员准备让他参加上海的镇反工作。胡又向我呈交了一份“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这对于解放后的上海镇反工作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因此，扬帆在组建“情报委员会”机构时，在报经华东局和市委领导批准后就任命胡担任了主任一职。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类似胡均鹤这样的或起义、或投诚、或自首，争取立功赎罪

的敌特人员数量是不少的。上海公安机关根据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适当予以运用，为整个公安镇反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胡均鹤历史上参加过共产党、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参加汪伪政权的特务机关的原因不明确，不能排除为了生计，但肯定在与潘汉年合作之前已经看到汪伪政权没有前途、与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可能搭不上关系，与共产党情报机关又有历史渊源，才与潘汉年一拍即合。人是会变化,会选择的, “双重间谍”、“三重间谍”甚至“几重”间谍人物更是如此，双重间谍”、“三重间谍”甚至“几重”间谍的产生原因非常复杂而且多变，脱离此种身份也只能看他最后的选择，而这些“双重间谍”、“三重间谍”甚至“几重”间谍的“最后的选择”取决于大势所趋和个人利害判断，千万不要受现在的影视作品影响,以为英雄人物都是从一而终的。

另外请注意：胡均鹤等人“决定弃暗投明”是诚心诚意的，也是他的“最后的选择，”而共产党的公安机关只是“适当予以运用”。对待投诚人员的信任程度不高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共产党“利用、运用”国民党投诚人员以后又加以迫害甚至屠杀则是一贯的做法，即使是对待李宗仁、黄绍弘、张治中、傅作义、龙云等对共产党有大功的头面人物也是如此：黄绍弘被逼自杀；李宗仁生病不予治疗而死，死前后悔写信招老朋友、老部下回国；龙云是大右派，以后又经常无中生有地指责他是汉奸；张治中、傅作义被抄家。至于中下层投诚人员能活到善终都是祖坟冒青烟。现在看来对共产党本质的认识：李宗仁不如阎锡山，黄绍弘不如白崇禧，张治中不如张群，傅作义不如杨森，龙云不如张发奎。



胡均鹤担任“情报委员会”主任一职是“在报经华东局和市委领导批准后”由上海公安机关负责人扬帆任命的。潘汉年最多只有审核责任，有人说："潘汉年是主管公安的副市长,凭他对胡均鹤历史问题的了解,而依然让其担任那样重要的职位,又做何解释?潘至少能证明胡均鹤是隐藏的特务." 现实情况恰恰是潘汉年证明他是共产党的地下情报人员!起码是曾经为共产党情报机关工作并且做出较大成绩的人员，如果潘汉年不这样解释并且向上级报告，怎么能同意"让其担任那样重要的职位"?

    罪证之三：“上海杨树浦电厂遭轰炸”是潘汉年“勾结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

这只能说是一个笑话，由于许多共产党地下情报人员都健在，缺乏潘汉年“叛变”及造成损害的证据,结果不得不拿上海杨树浦电厂遭轰炸等充作潘汉年的罪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如果潘汉年不向国民党告密国民党就不知道上海杨树浦电厂的重要，国民政府空军就找不到上海杨树浦电厂的位置。



最近出版有关潘汉年的书籍似乎都不能解释这些疑问，我们不妨从以后部分相关人物的行动和一般逻辑来分析一下可能还有所启发.



潘汉年一案发生后，周恩来很快成立以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为组长的调查组，调查潘汉年的“叛变”行为以及造成的损害并提出报告。经过调查组调查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发现潘汉年的“叛变”行为以及造成的损害。现在许多文章书籍里都说什么这份报告“没有引起重视”，不知道作者是真糊涂还是在欺负读者弱智。毛泽东已经定罪在先，调查报告如果能够证实毛泽东决定的“英明伟大”自然会“引起重视”，否则就只好“轻视”了。周恩来、李克农搞出这份报告并不能指望在当时推翻毛泽东的决定，替潘汉年翻案，而是洗清自身，为将来留下一个交代。周恩来、陈云、李克农等一部分高级领导人与潘汉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相识，当然对潘汉年的情况有个基本判断。当年留下的这份报告还是潘汉年一案平反的重要依据，他们还算是诚实君子吧。同时从此事的处理也可以得知周恩来、陈云、李克农等一部分高级领导人实际上是知道毛泽东经常耍这种流氓把戏，翻脸不认帐的。簿一波最近不是也证明“文化大革命”期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天津反省院簿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案”也是毛泽东为整刘少奇、彭真而翻脸不认帐的吗？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之低劣由此窥见一斑。



我们知道“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在长江以北地区以陈毅、粟裕的部队为骨干，重新组建新四军领导机关，以刘少奇为政委兼华东局书记，后由饶漱石继任。直到一九五三年饶漱石调中央工作前一直是潘汉年的顶头上司，关于这一阶段潘汉年的活动饶漱石应该最清楚的。一九五四年发生“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事件，同年八月十七日高岗被逼自杀。同时饶漱石被监禁。一九五五年四月正式以“包庇反革命”罪被逮捕审讯。有的回忆文章说与此同时在上海的潘汉年对同事、友人曾经表示过可能要去北京“住集体宿舍”，并辞退了家里的保姆，描述的内容只能表明潘汉年此时已经有了某种预感，为何有此预感没有明确。

联系当时党内斗争情况，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联络各大区领导如林彪、邓小平等，企图打倒刘少奇、周恩来，自己走上一线领导地位，其实无非高岗是在与毛泽东取得国家体制发展方向的一致后，希望得到奖赏或者诺言的兑现才开始活动再高一级的职务，要打倒高岗实在没有什么能够上台面的理由，只好拿生活腐化来开刀。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表现优异，是立过大功的，后来与陈毅等人关系不好，以“新四军”政委、华东局书记的地位居然不能进入“淮海战役” 邓小平、陈毅、刘伯承、粟裕、谭震林五人总前委名单，政治上已经走下坡路了，这次饶漱石只是个陪衬。更与潘汉年这样的在中共中央没有发言权的省级副职干部无干。那么潘汉年预感到饶漱石被整肃后将牵连到自己，符合逻辑的解释应该是与饶漱石已经过去的工作关系。然而许多回忆文章却说潘汉年与饶漱石个人分歧很大。后来中共中央也没有表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与潘汉年一案有牵连。潘汉年一案只到潘汉年为止，以后也没有再往上牵连，这里就有企图掩盖什么的意味了。

然而潘汉年一案影响深远，特别在共产党情报部门的影响更大，从潘汉年一案后，共产党情报部门就没有值得一提的成就，这当然也与毛泽东“闭关锁国”的政策、体制有关，毛泽东关起国门当“皇帝”外面的事情不知道也罢，只是国家,民族的利益受损失。那些为某种理想牺牲了生命,吃尽了苦头的共产党情报人员到头来还是没有好结果.使人寒心。 笔者就曾经听原中共中央特科成员、行政九级的中共中央文史馆办公室主任刘道衡说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电影上是英雄，在实际生活中吃尽了苦头，没有几个是有好下场的”。

前不久看见内部发行，陈绍禹[王明]写的{{中共五十年}}，书中对潘汉年一案的解释我前所未见，王明说在当时日本侵华势力强大，中国局势非常严峻，为共产党势力求生存，毛泽东指使饶漱石透过潘汉年与汪精卫等秘密联系，企图拉拢汪精卫，在日，蒋，汪三方面取得某种平衡，应付一但蒋政权投降后可能出现的局势。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态度强硬，逼迫日本等轴心国与同盟国进行决战，日本不敢倾全国之力侵华，那时预期可能发生的形势并没有出现，所以此事以后就不了了之。

但是毛泽东从此落下心病，于是饶漱石、潘汉年就在劫难逃了。

我相信这个说法还能够让人们觉得顺理成章。



2007.6.10 写 于金华     2007.10.10修改

参考书籍：潘汉年传奇 　   作者：张云

            潘汉年在上海    主编：黄祥豫

          潘汉年之谜      作者：醉人

            中共五十年      陈绍禹[王明]关于潘汉年一案的起因已经有不少文章书籍发表了观点看法，透露了许多史实。几乎所有的说法都是为潘汉年惋惜，同情潘汉年的遭遇，也对潘汉年为何有此遭遇分析了各种因素，不少文章认为潘汉年自身的错误也是原因之一。然而我始终觉得这些文章书籍对潘汉年一案的起因---换句话说即“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为什么要整肃潘汉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蒋介石、汪精卫“四一二清党”、“七一五分共” 以后，“红色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起，在南方有大量贫苦农民加入其中，中国共产党已经由“文化”的组织转变为“武装”的组织， 不少“文化人”脱离共产党，也有许多武装人员加入共产党，党中央组成人员也有变化，逐步增加了军事干部的比例。潘汉年三十年代曾经是中共中央委员，当时还不设政治局，中央委员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是很高的。虽然分成“红区”，“白区”。工作范围不同，中共在上海无法立足的情况下，潘汉年撤退到江西，他的“小开”作风不见容于那些农村出身的红色根据地干部也可想而知。以后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在运动中保护了潘汉年，然而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冲击不可能不影响到他，潘汉年完全可能意识到毛泽东大讲“一分为二”，要分清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对他搞情报工作隐喻着什么，再加上潘汉年是周恩来的部下，同时又充当共产国际的代表，关系很多，但说不清楚的关系就更多了。潘汉年与各个“山头”缺乏历史渊源，于是“延安整风”时期潘汉年提出不再当选中央委员，无疑表示自己在政治上不再“要求进步”，明显有主动回避政治风险的含义。

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以后,毛泽东与潘汉年的地位差距更大,按党内级别中间隔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两级,政府行政级别有国务院、华东区、上海市三级。按常理毛泽东没有越过两、三级领导，亲自处理一个直辖市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的必要，而毛泽东居然在共产党中央的会议上未经会议讨论决定而抢先表态:"潘汉年有可杀之罪".。这不就是我先定下调子"可杀"，至于"之罪"是什么你们开会讨论吗?在此,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作风跃然纸上，急于处理潘汉年的心情也表露无嶷.。

毛泽东是“整人”的大师，善于领导群众斗“领导”， 领导群众斗“群众”，自从“遵义会议”上台以后，“整人”的对象第一是张国焘，其次王明，再后的顺序是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刘少奇、彭真、罗瑞卿、贺龙、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这些有影响、有势力、位高权重的人，才能是毛泽东的对手。看看毛泽东对待这些人的做法，总是手腕娴熟，游刃有余，除了林彪死硬不肯检讨外，其他人都曾低下不可一世的头，递上检讨书乞求毛泽东的宽恕。在目的达到之后，毛泽东也不“一棍子打死”，对这些人也都多少留有些余地,。但潘汉年的情况不同，按说潘汉年的政治地位低，主要搞情报工作，不象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贺龙、林彪、周恩来等都有自己的“山头”（根据地）和背景（极大的功劳）支持，特别是潘汉年不会危及毛泽东的领导权。毛泽东对待潘汉年这么一个小人物的处理态度之反常、做法之异常、再三强调决心又是为了什么？



潘汉年的主要罪状有以下几点：

   一是会见汪精卫一事并且“向党隐瞒如此严重的事实.”。

   

与汪伪政权联系在当时是被中共称之为“汉奸”行为，经常用以攻击国民党“投降政策”的，现在共产党自己也要与汪伪政权联系当然是个绝对的秘密，不然就无法向普通民众及部队解释，无法再宣传蒋介石是“投降派”，无法维护自己“坚决抗日”的形象。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与汪伪政权联系呢？请注意日本在太平洋的战况，美国一参战，中国人都高兴，包括蒋介石和毛泽东。

美国一参战，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不再单独抵御日本，汪精卫与李士群等注定要垮台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是清楚的，但他们还有一批势力和地盘，共产党如果能争取汪精卫与李士群等人的合作，就增加了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争夺政权的本钱，同时汪精卫与李士群等也是错误估计了日本的动向，轻信日本的许诺，认为英、美的“东方慕尼黑”政策出卖中国利益给日本，换取日本“反共”进攻苏联，中国政府将孤立无援，势必无法支持才发表“艳电”，“脱离重庆”，“还都南京”，事实上投降日本的。此时的国际形势已与一九三八年前后大不相同，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与李士群等都已经后悔莫及。汪精卫与李士群等已经做定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对头，同时不象陈公博、周佛海等对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有深刻认识，知道自己无法见容于共产党，只肯与重庆国民党政权发生关系。所以与陈公博、周佛海至死不与共产党方面发生关系不同，汪精卫与李士群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的联系表现的非常积极。

毛泽东曾经是汪精卫赏识的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汪精卫的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方面的最高职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是出于汪精卫的推荐，代理的也是汪精卫的职务。汪精卫在与潘汉年见面时托潘汉年转达对毛泽东的问候也符合汪精卫儒雅谦和、礼貌亲切的性格。当然，潘汉年的地位还不足以让汪精卫谈论实质性的东西，与汪精卫第一次谈话无实质性内容是自然的，，但见面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国民党政府情报机关（中统、军统）已经掌握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情报，在公开攻击共产党派代表潘汉年与“汪逆”勾结的情况下，共产党只好硬着头皮坚决否认。这在共产党方面是一次重大的宣传失败，极大损害了共产党“坚决抗日”的良好形象，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当然在实际上又有苦说不出。潘汉年是受命与汪精卫、李士群联络的，与汪精卫、李士群等人见面情况的发生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事，当时不可能怪到潘汉年。

如果中共中央当时确实不知道此事，自然应该追究、核实潘汉年是否有此行为，然而从已公开的资料里恰恰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不少文章为潘汉年没有及时报告而惋惜，不知道是遗忘还是有意回避、淡化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事在当时已经被新闻媒体报道过的事实，既然如此，我就不能不为当时无人核查潘汉年见汪精卫一事而不解。再说事过境迁，共产党已经取得大陆政权，当时不追究，十年以后再来追究“向党隐瞒如此严重的事实.”除了是借口整人，就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了。

可以称之为共产党最高一级特工的潘汉年，许多情报是只能够单独汇报到最高领导人的,在评论潘汉年冤案的文章里，毛泽东与潘汉年在延安的那次谈话被描写得活灵活现, 隐含着一种意思就是：毛泽东话语间不给潘汉年开口的机会，据说这是潘汉年自己的交代。请注意：这里的意思大可玩味，为什么潘汉年要暗示毛泽东在话语间不给潘汉年开口的机会？潘汉年在此说的是真话还是在当时的压力之下为了保住性命说的违心之言？如果不是潘汉年自己的交代，那么当时谁在现场?谁证明毛泽东与潘汉年的谈话内容是那样的?为什么毛泽东在话语间不给潘汉年开口的机会？是不是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潘汉年已经把与汪精卫、李士群联络的许多情报单独汇报给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了，现在毛泽东害怕当时在日本势力猖獗形势下，出于为共产党以后的生存考虑，与日本军队情报部门及汪精卫、李士群勾结的事暴露出来，影响毛泽东个人形象。在饶漱石被“打倒”后，顺便带上直接了解情况的潘汉年，企图通过压制接近事实真相的人，彻底掩盖历史事实，断绝后患呢？



关于任命“国民党、汉奸特务” 胡均鹤等人在公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

潘汉年的另一大“罪状”是重用“国民党、汉奸特务” 胡均鹤。胡均鹤“经历复杂，他早年曾加入中共，并被派往苏联学习过。回国后一度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书记兼组织部长。1932年他被“中统”逮捕后在酷刑下自首叛党，成了“中统”特务。1939年他在上海被汉奸李士群的“特工总部”逮捕后，由于和李士群有大致相同的经历，便投靠李，并被委以重任，成了李的重要助手。当李士群为了留条路，表示愿意为中共提供一些情报和帮助中共做一些事情时，胡被指派为和中共的联络人员。1942年，李士群答应帮助中共要人刘晓、潘汉年等从上海撤往新四军根据地时，正是由胡负责安排并派专人将刘、潘一行护送越过封锁线的。抗战结束后，胡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决定弃暗投明，派人到香港和中共代表潘汉年取得联系，表示愿意投奔解放区，并愿意帮助策反一支国民党的军队。潘汉年本着情报工作的一贯策略，又考虑到胡在抗战时和中共的历史关系，便将胡的情况与要求电告华东局情报机关，请他们接洽。华东局情报机关研究后，报请华东局领导和中央社会部批准，决定将胡留在解放区，作为“特情”人员准备让他参加上海的镇反工作。胡又向我呈交了一份“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这对于解放后的上海镇反工作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因此，扬帆在组建“情报委员会”机构时，在报经华东局和市委领导批准后就任命胡担任了主任一职。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类似胡均鹤这样的或起义、或投诚、或自首，争取立功赎罪

的敌特人员数量是不少的。上海公安机关根据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适当予以运用，为整个公安镇反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胡均鹤历史上参加过共产党、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参加汪伪政权的特务机关的原因不明确，不能排除为了生计，但肯定在与潘汉年合作之前已经看到汪伪政权没有前途、与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可能搭不上关系，与共产党情报机关又有历史渊源，才与潘汉年一拍即合。人是会变化,会选择的, “双重间谍”、“三重间谍”甚至“几重”间谍人物更是如此，双重间谍”、“三重间谍”甚至“几重”间谍的产生原因非常复杂而且多变，脱离此种身份也只能看他最后的选择，而这些“双重间谍”、“三重间谍”甚至“几重”间谍的“最后的选择”取决于大势所趋和个人利害判断，千万不要受现在的影视作品影响,以为英雄人物都是从一而终的。

另外请注意：胡均鹤等人“决定弃暗投明”是诚心诚意的，也是他的“最后的选择，”而共产党的公安机关只是“适当予以运用”。对待投诚人员的信任程度不高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共产党“利用、运用”国民党投诚人员以后又加以迫害甚至屠杀则是一贯的做法，即使是对待李宗仁、黄绍弘、张治中、傅作义、龙云等对共产党有大功的头面人物也是如此：黄绍弘被逼自杀；李宗仁生病不予治疗而死，死前后悔写信招老朋友、老部下回国；龙云是大右派，以后又经常无中生有地指责他是汉奸；张治中、傅作义被抄家。至于中下层投诚人员能活到善终都是祖坟冒青烟。现在看来对共产党本质的认识：李宗仁不如阎锡山，黄绍弘不如白崇禧，张治中不如张群，傅作义不如杨森，龙云不如张发奎。



胡均鹤担任“情报委员会”主任一职是“在报经华东局和市委领导批准后”由上海公安机关负责人扬帆任命的。潘汉年最多只有审核责任，有人说："潘汉年是主管公安的副市长,凭他对胡均鹤历史问题的了解,而依然让其担任那样重要的职位,又做何解释?潘至少能证明胡均鹤是隐藏的特务." 现实情况恰恰是潘汉年证明他是共产党的地下情报人员!起码是曾经为共产党情报机关工作并且做出较大成绩的人员，如果潘汉年不这样解释并且向上级报告，怎么能同意"让其担任那样重要的职位"?

    罪证之三：“上海杨树浦电厂遭轰炸”是潘汉年“勾结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

这只能说是一个笑话，由于许多共产党地下情报人员都健在，缺乏潘汉年“叛变”及造成损害的证据,结果不得不拿上海杨树浦电厂遭轰炸等充作潘汉年的罪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如果潘汉年不向国民党告密国民党就不知道上海杨树浦电厂的重要，国民政府空军就找不到上海杨树浦电厂的位置。



最近出版有关潘汉年的书籍似乎都不能解释这些疑问，我们不妨从以后部分相关人物的行动和一般逻辑来分析一下可能还有所启发.



潘汉年一案发生后，周恩来很快成立以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为组长的调查组，调查潘汉年的“叛变”行为以及造成的损害并提出报告。经过调查组调查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发现潘汉年的“叛变”行为以及造成的损害。现在许多文章书籍里都说什么这份报告“没有引起重视”，不知道作者是真糊涂还是在欺负读者弱智。毛泽东已经定罪在先，调查报告如果能够证实毛泽东决定的“英明伟大”自然会“引起重视”，否则就只好“轻视”了。周恩来、李克农搞出这份报告并不能指望在当时推翻毛泽东的决定，替潘汉年翻案，而是洗清自身，为将来留下一个交代。周恩来、陈云、李克农等一部分高级领导人与潘汉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相识，当然对潘汉年的情况有个基本判断。当年留下的这份报告还是潘汉年一案平反的重要依据，他们还算是诚实君子吧。同时从此事的处理也可以得知周恩来、陈云、李克农等一部分高级领导人实际上是知道毛泽东经常耍这种流氓把戏，翻脸不认帐的。簿一波最近不是也证明“文化大革命”期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天津反省院簿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案”也是毛泽东为整刘少奇、彭真而翻脸不认帐的吗？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之低劣由此窥见一斑。



我们知道“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在长江以北地区以陈毅、粟裕的部队为骨干，重新组建新四军领导机关，以刘少奇为政委兼华东局书记，后由饶漱石继任。直到一九五三年饶漱石调中央工作前一直是潘汉年的顶头上司，关于这一阶段潘汉年的活动饶漱石应该最清楚的。一九五四年发生“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事件，同年八月十七日高岗被逼自杀。同时饶漱石被监禁。一九五五年四月正式以“包庇反革命”罪被逮捕审讯。有的回忆文章说与此同时在上海的潘汉年对同事、友人曾经表示过可能要去北京“住集体宿舍”，并辞退了家里的保姆，描述的内容只能表明潘汉年此时已经有了某种预感，为何有此预感没有明确。

联系当时党内斗争情况，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联络各大区领导如林彪、邓小平等，企图打倒刘少奇、周恩来，自己走上一线领导地位，其实无非高岗是在与毛泽东取得国家体制发展方向的一致后，希望得到奖赏或者诺言的兑现才开始活动再高一级的职务，要打倒高岗实在没有什么能够上台面的理由，只好拿生活腐化来开刀。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表现优异，是立过大功的，后来与陈毅等人关系不好，以“新四军”政委、华东局书记的地位居然不能进入“淮海战役” 邓小平、陈毅、刘伯承、粟裕、谭震林五人总前委名单，政治上已经走下坡路了，这次饶漱石只是个陪衬。更与潘汉年这样的在中共中央没有发言权的省级副职干部无干。那么潘汉年预感到饶漱石被整肃后将牵连到自己，符合逻辑的解释应该是与饶漱石已经过去的工作关系。然而许多回忆文章却说潘汉年与饶漱石个人分歧很大。后来中共中央也没有表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与潘汉年一案有牵连。潘汉年一案只到潘汉年为止，以后也没有再往上牵连，这里就有企图掩盖什么的意味了。

然而潘汉年一案影响深远，特别在共产党情报部门的影响更大，从潘汉年一案后，共产党情报部门就没有值得一提的成就，这当然也与毛泽东“闭关锁国”的政策、体制有关，毛泽东关起国门当“皇帝”外面的事情不知道也罢，只是国家,民族的利益受损失。那些为某种理想牺牲了生命,吃尽了苦头的共产党情报人员到头来还是没有好结果.使人寒心。 笔者就曾经听原中共中央特科成员、行政九级的中共中央文史馆办公室主任刘道衡说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电影上是英雄，在实际生活中吃尽了苦头，没有几个是有好下场的”。

前不久看见内部发行，陈绍禹[王明]写的{{中共五十年}}，书中对潘汉年一案的解释我前所未见，王明说在当时日本侵华势力强大，中国局势非常严峻，为共产党势力求生存，毛泽东指使饶漱石透过潘汉年与汪精卫等秘密联系，企图拉拢汪精卫，在日，蒋，汪三方面取得某种平衡，应付一但蒋政权投降后可能出现的局势。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态度强硬，逼迫日本等轴心国与同盟国进行决战，日本不敢倾全国之力侵华，那时预期可能发生的形势并没有出现，所以此事以后就不了了之。

但是毛泽东从此落下心病，于是饶漱石、潘汉年就在劫难逃了。

我相信这个说法还能够让人们觉得顺理成章。



2007.6.10 写 于金华     2007.10.10修改

参考书籍：潘汉年传奇 　   作者：张云

            潘汉年在上海    主编：黄祥豫

          潘汉年之谜      作者：醉人

            中共五十年      陈绍禹[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