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李原：阎红彦的最后岁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07:40:15
1959年9月，阎红彦奉调至云南，任省委第一书记，11月起兼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当时，云南处于困难时期，粮食大幅度减产，副食品严重匮乏，农村浮肿病蔓延，边疆民族地区动荡不安，边区13万人非正常外流。阎红彦团结省委一班人，从云南实际出发，勇敢地提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具体政策措施，全省开始出现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局面。他是在云南这块边疆要地上度过了自己最后七年的政治生涯的。
“淮海战役都没有这么复杂和困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思想急剧猖獗，席卷全国。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锣。正式提出：“混入党里、政府里……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开点名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样，“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下子发展到“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
阎红彦给搅得越来越糊涂，抵触不满也在增加。因为他对这几个人都很了解，也很尊重。他们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人所共知。阎红彦私下斩钉截铁地说：“别的不敢说，要说他们反党，反对毛主席，我敢说，绝对不可能！”他心里纳闷，多次自言自语：“不知道林彪、江青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阎红彦一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不可理解，这么尖锐、复杂，矛盾百出，你死我活、似党内又远非党内的“阶级斗争”。“淮海战役都没有这么复杂和困难！”“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瞬息万变，乱作一团。”“既不明说，又不布置，像是进了迷魂阵，怎么领导？”“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跟也错，不跟也错，进退两难！”
这些心里话，既不能明说，也无法讲清。就这样在困惑、迷茫、进退两难中度过了漫长的几个月。
他本人不得不以更多精力抓运动。他和省委的同志们商量，根据形势发展，把领导力量重新加以调整，组织大部分力量去照顾正常工作，主要是按计划抓好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群众生活。他和一部分同志主管政治运动，去应付那些“以无知当武器”的“质询”、“责难”、“炮轰”、“造反”。
1966年8月间，阎红彦接到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通知，他非常高兴，满以为他这个中央候补委员有机会可以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决策，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下面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了。
出乎意料，会议发给大家的文件，是早已准备好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集中赞扬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接着印发了林彪在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政变经的《讲话》。
再后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同时也是带头示范：“要在全国展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在才真正找到一种自下而上发动群众、采用“四大”的办法，搞它一个天翻地覆，来解决多年来多次自上而下没能解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问题。所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全会期间的一天晚上，实在耐不住了的阎红彦，去找当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廖志高，把憋在心里的话向老战友一吐为快。
廖志高和阎红彦谈到了许多迹象，两人具有同样的看法，并连连摇头，不断叹气。
阎红彦直率地提出：“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法，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哪里叫革命么！”
他们两个人都抓紧机会，在小组会上，坦诚而又注意措词地讲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他们的发言，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也惊动了最高层。
他们的忠言未能被理解，还为自己增加了艰险。
阎红彦怀着失望、迷惑、不安的心情回到云南。阎的夫人王腾波告诉我：回到云南的阎红彦已不像平常那样有说有笑。话少了，一个人沉思多起来。看得出，心情日渐沉重。
他有时讲起历史来：历代兴衰，出在“用人之道”。
说到这里，我给王腾波背诵了一段在小学就能熟诵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王听后，深沉地一再点头：“是呵！”
王腾波说：阎私下对她说，会议期间，曾组织他们去参观了一次北京大学批判工作组的大会。会上批了一个军长，江青公然气势汹汹地叫那位军长“站起来”。说到这里，阎红彦很气愤地说：“她有什么资格叫一个军长站起来！”
他还不止一次地当着王腾波和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的面说：“林彪的报告，我就是听不进去，一句都听不进去！”
“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
8月23日，云南省第一次出现“炮轰省委”的口号。
那天，阎红彦刚从北京开会回到昆明，正在主持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突然传来“炮轰省委”的大喊大叫声……
由昆明工学院（冶金部直属高校）的一个学生`领头，煽动一大群来自不同大中学校的年轻学生，扛起“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大旗，目空一切地冲进省委大礼堂，点名要“阎红彦出来答复问题”。
如果是在过去，阎红彦定要痛斥这种无政府主义行为。可是现在，面对自己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莫名其妙”的“群众运动”，他只能竭力克制自己，无可奈何地宣布“会议暂停”，立即来到人群面前。面对缺乏社会经验的“娃娃”，他强忍反感情绪，耐心以理服人，并回答他们七嘴八舌提出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问：“为什么毛主席18号在首都接见百万群众的时候，没有云南的同学，也没有西南的？”
答：“不要说你们不知道，就是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问：“你为什么不给大家介绍北京的和河北的革命经验？”
答：“我们去看了，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的。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的错误。中央没指示，我们也不好介绍！”
问：“炮轰省委，是不是革命行动？你们支持不支持？”
答：“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造反有理’，‘横扫一切’，老实说，我是没有经验的。怎样造反，还是要靠我们独立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念的‘最高指示’里不是有这么一条吗：‘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看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
他又说：“如果省委不执行毛泽东思想，当然应该轰！至于你轰得对不对，那还要看事实。”“如果是轰牛鬼蛇神，一定要我承认是革命的那也是不必要的。”“要说云南省委都是牛鬼蛇神，我现在还没有觉悟到那个水平。”
问：“对于毛主席批发的清华附中学生那一封信，您怎么看？”
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毫不含糊地回答：“这封信确实把形势轰起来了！但是，它的内容，我不一定完全赞成。”
本来，大多数青年学生只是“响应号召”而来，图新鲜，凑热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却也没有想到，难不倒阎红彦，落了个“自讨没趣”。有的有些泄气，埋怨；有的气极败坏，乱甩大字报，企图挑起事端；有的小声咒骂阎红彦“老狐狸”、“老反革命”。纠缠了几个小时，沮丧而去。
8月24日，针对“炮轰省委”的口号，立即出现了“保卫省委”的行动。
阎红彦也必须面对群众，回答问题：“保卫省委”是不是革命行动？你们支持不支持？“炮轰省委”是不是反动口号？你们为什么不反对？我们要和他们辩论、斗争，你们支持不支持？……
这可难坏了一向是“急性子”、“刚正不阿”的阎红彦。看到这么多人，在紧急、困难的时候，自发地出来支持省委，他内心里暗暗地感到快意，得到安慰，看作是对自己工作的最大回报。可是，他立即想到“中央的斗争”，“全国的形势”，和眼前看到的情况，又是那么不一致、不协调。运动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向哪里发展？他十分迷惑不解。内心的矛盾，思想感情的翻滚，使他十分压抑。
他站在群众的面前，坚定明快地说：“省委不怕炮轰”！接着又表示“也欢迎炮轰”。
“你们提出要保卫省委，我们很感谢。但是希望你们不要这么提。因为不符合‘中央精神’，不符合‘斗争大方向’！”
“希望你们不要去和人家辩论。那样会造成群众的对立，激化矛盾，引起社会动乱；还要承担‘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
“我们也得跟上‘中央的步伐’呵！”他没能说服群众，更加忧心忡忡。9月份，昆明的运动进入了高潮。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辱骂声，“造反有理”的歌声，绞成一片。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搞“喷气式”，剃阴阳头，各种各样的胡作非为，践踏人权，侮辱人格，只要戴上“革命行动”的桂冠，公然肆虐，任意泛滥。但这个时候，闹得再凶，也还多半限于一部分大中学生和文艺界的少数人。
年近60岁的阎红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面对没完没了的纠缠，他很少顾及个人安危，总是发愁：“这个搞法，生产受损失，明年日子怎么过？”他心力交瘁，仍力求使局势不要失控，尽力维持省委的日常工作，管好全省的生产和人民生活。可是，自己却失去了正常生活。一天忙到晚，疲惫不堪，吃不下，睡不好。人们担心他的身体，劝他抽空休息一下。他总说：“吃这点苦，受这点累，算什么！”“最难的是我们这些人既要领导自己并不理解的运动，又要当这种运动的斗争对象。真难办呵！”
“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1959年9月，阎红彦奉调至云南，任省委第一书记，11月起兼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当时，云南处于困难时期，粮食大幅度减产，副食品严重匮乏，农村浮肿病蔓延，边疆民族地区动荡不安，边区13万人非正常外流。阎红彦团结省委一班人，从云南实际出发，勇敢地提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具体政策措施，全省开始出现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局面。他是在云南这块边疆要地上度过了自己最后七年的政治生涯的。
“淮海战役都没有这么复杂和困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思想急剧猖獗，席卷全国。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锣。正式提出：“混入党里、政府里……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开点名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样，“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下子发展到“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
阎红彦给搅得越来越糊涂，抵触不满也在增加。因为他对这几个人都很了解，也很尊重。他们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人所共知。阎红彦私下斩钉截铁地说：“别的不敢说，要说他们反党，反对毛主席，我敢说，绝对不可能！”他心里纳闷，多次自言自语：“不知道林彪、江青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阎红彦一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不可理解，这么尖锐、复杂，矛盾百出，你死我活、似党内又远非党内的“阶级斗争”。“淮海战役都没有这么复杂和困难！”“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瞬息万变，乱作一团。”“既不明说，又不布置，像是进了迷魂阵，怎么领导？”“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跟也错，不跟也错，进退两难！”
这些心里话，既不能明说，也无法讲清。就这样在困惑、迷茫、进退两难中度过了漫长的几个月。
他本人不得不以更多精力抓运动。他和省委的同志们商量，根据形势发展，把领导力量重新加以调整，组织大部分力量去照顾正常工作，主要是按计划抓好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群众生活。他和一部分同志主管政治运动，去应付那些“以无知当武器”的“质询”、“责难”、“炮轰”、“造反”。
1966年8月间，阎红彦接到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通知，他非常高兴，满以为他这个中央候补委员有机会可以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决策，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下面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了。
出乎意料，会议发给大家的文件，是早已准备好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集中赞扬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接着印发了林彪在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政变经的《讲话》。
再后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同时也是带头示范：“要在全国展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在才真正找到一种自下而上发动群众、采用“四大”的办法，搞它一个天翻地覆，来解决多年来多次自上而下没能解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问题。所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全会期间的一天晚上，实在耐不住了的阎红彦，去找当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廖志高，把憋在心里的话向老战友一吐为快。
廖志高和阎红彦谈到了许多迹象，两人具有同样的看法，并连连摇头，不断叹气。
阎红彦直率地提出：“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法，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哪里叫革命么！”
他们两个人都抓紧机会，在小组会上，坦诚而又注意措词地讲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他们的发言，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也惊动了最高层。
他们的忠言未能被理解，还为自己增加了艰险。
阎红彦怀着失望、迷惑、不安的心情回到云南。阎的夫人王腾波告诉我：回到云南的阎红彦已不像平常那样有说有笑。话少了，一个人沉思多起来。看得出，心情日渐沉重。
他有时讲起历史来：历代兴衰，出在“用人之道”。
说到这里，我给王腾波背诵了一段在小学就能熟诵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王听后，深沉地一再点头：“是呵！”
王腾波说：阎私下对她说，会议期间，曾组织他们去参观了一次北京大学批判工作组的大会。会上批了一个军长，江青公然气势汹汹地叫那位军长“站起来”。说到这里，阎红彦很气愤地说：“她有什么资格叫一个军长站起来！”
他还不止一次地当着王腾波和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的面说：“林彪的报告，我就是听不进去，一句都听不进去！”
“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
8月23日，云南省第一次出现“炮轰省委”的口号。
那天，阎红彦刚从北京开会回到昆明，正在主持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突然传来“炮轰省委”的大喊大叫声……
由昆明工学院（冶金部直属高校）的一个学生`领头，煽动一大群来自不同大中学校的年轻学生，扛起“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大旗，目空一切地冲进省委大礼堂，点名要“阎红彦出来答复问题”。
如果是在过去，阎红彦定要痛斥这种无政府主义行为。可是现在，面对自己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莫名其妙”的“群众运动”，他只能竭力克制自己，无可奈何地宣布“会议暂停”，立即来到人群面前。面对缺乏社会经验的“娃娃”，他强忍反感情绪，耐心以理服人，并回答他们七嘴八舌提出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问：“为什么毛主席18号在首都接见百万群众的时候，没有云南的同学，也没有西南的？”
答：“不要说你们不知道，就是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问：“你为什么不给大家介绍北京的和河北的革命经验？”
答：“我们去看了，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的。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的错误。中央没指示，我们也不好介绍！”
问：“炮轰省委，是不是革命行动？你们支持不支持？”
答：“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造反有理’，‘横扫一切’，老实说，我是没有经验的。怎样造反，还是要靠我们独立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念的‘最高指示’里不是有这么一条吗：‘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看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
他又说：“如果省委不执行毛泽东思想，当然应该轰！至于你轰得对不对，那还要看事实。”“如果是轰牛鬼蛇神，一定要我承认是革命的那也是不必要的。”“要说云南省委都是牛鬼蛇神，我现在还没有觉悟到那个水平。”
问：“对于毛主席批发的清华附中学生那一封信，您怎么看？”
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毫不含糊地回答：“这封信确实把形势轰起来了！但是，它的内容，我不一定完全赞成。”
本来，大多数青年学生只是“响应号召”而来，图新鲜，凑热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却也没有想到，难不倒阎红彦，落了个“自讨没趣”。有的有些泄气，埋怨；有的气极败坏，乱甩大字报，企图挑起事端；有的小声咒骂阎红彦“老狐狸”、“老反革命”。纠缠了几个小时，沮丧而去。
8月24日，针对“炮轰省委”的口号，立即出现了“保卫省委”的行动。
阎红彦也必须面对群众，回答问题：“保卫省委”是不是革命行动？你们支持不支持？“炮轰省委”是不是反动口号？你们为什么不反对？我们要和他们辩论、斗争，你们支持不支持？……
这可难坏了一向是“急性子”、“刚正不阿”的阎红彦。看到这么多人，在紧急、困难的时候，自发地出来支持省委，他内心里暗暗地感到快意，得到安慰，看作是对自己工作的最大回报。可是，他立即想到“中央的斗争”，“全国的形势”，和眼前看到的情况，又是那么不一致、不协调。运动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向哪里发展？他十分迷惑不解。内心的矛盾，思想感情的翻滚，使他十分压抑。
他站在群众的面前，坚定明快地说：“省委不怕炮轰”！接着又表示“也欢迎炮轰”。
“你们提出要保卫省委，我们很感谢。但是希望你们不要这么提。因为不符合‘中央精神’，不符合‘斗争大方向’！”
“希望你们不要去和人家辩论。那样会造成群众的对立，激化矛盾，引起社会动乱；还要承担‘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
“我们也得跟上‘中央的步伐’呵！”他没能说服群众，更加忧心忡忡。9月份，昆明的运动进入了高潮。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辱骂声，“造反有理”的歌声，绞成一片。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搞“喷气式”，剃阴阳头，各种各样的胡作非为，践踏人权，侮辱人格，只要戴上“革命行动”的桂冠，公然肆虐，任意泛滥。但这个时候，闹得再凶，也还多半限于一部分大中学生和文艺界的少数人。
年近60岁的阎红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面对没完没了的纠缠，他很少顾及个人安危，总是发愁：“这个搞法，生产受损失，明年日子怎么过？”他心力交瘁，仍力求使局势不要失控，尽力维持省委的日常工作，管好全省的生产和人民生活。可是，自己却失去了正常生活。一天忙到晚，疲惫不堪，吃不下，睡不好。人们担心他的身体，劝他抽空休息一下。他总说：“吃这点苦，受这点累，算什么！”“最难的是我们这些人既要领导自己并不理解的运动，又要当这种运动的斗争对象。真难办呵！”
“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
“淮海战役都没有这么复杂和困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思想急剧猖獗，席卷全国。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锣。正式提出：“混入党里、政府里……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开点名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样，“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下子发展到“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
阎红彦给搅得越来越糊涂，抵触不满也在增加。因为他对这几个人都很了解，也很尊重。他们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人所共知。阎红彦私下斩钉截铁地说：“别的不敢说，要说他们反党，反对毛主席，我敢说，绝对不可能！”他心里纳闷，多次自言自语：“不知道林彪、江青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阎红彦一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不可理解，这么尖锐、复杂，矛盾百出，你死我活、似党内又远非党内的“阶级斗争”。“淮海战役都没有这么复杂和困难！”“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瞬息万变，乱作一团。”“既不明说，又不布置，像是进了迷魂阵，怎么领导？”“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跟也错，不跟也错，进退两难！”
这些心里话，既不能明说，也无法讲清。就这样在困惑、迷茫、进退两难中度过了漫长的几个月。
他本人不得不以更多精力抓运动。他和省委的同志们商量，根据形势发展，把领导力量重新加以调整，组织大部分力量去照顾正常工作，主要是按计划抓好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群众生活。他和一部分同志主管政治运动，去应付那些“以无知当武器”的“质询”、“责难”、“炮轰”、“造反”。
1966年8月间，阎红彦接到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通知，他非常高兴，满以为他这个中央候补委员有机会可以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决策，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下面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了。
出乎意料，会议发给大家的文件，是早已准备好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集中赞扬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接着印发了林彪在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政变经的《讲话》。
再后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同时也是带头示范：“要在全国展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在才真正找到一种自下而上发动群众、采用“四大”的办法，搞它一个天翻地覆，来解决多年来多次自上而下没能解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问题。所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全会期间的一天晚上，实在耐不住了的阎红彦，去找当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廖志高，把憋在心里的话向老战友一吐为快。
廖志高和阎红彦谈到了许多迹象，两人具有同样的看法，并连连摇头，不断叹气。
阎红彦直率地提出：“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法，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哪里叫革命么！”
他们两个人都抓紧机会，在小组会上，坦诚而又注意措词地讲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他们的发言，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也惊动了最高层。
他们的忠言未能被理解，还为自己增加了艰险。
阎红彦怀着失望、迷惑、不安的心情回到云南。阎的夫人王腾波告诉我：回到云南的阎红彦已不像平常那样有说有笑。话少了，一个人沉思多起来。看得出，心情日渐沉重。
他有时讲起历史来：历代兴衰，出在“用人之道”。
说到这里，我给王腾波背诵了一段在小学就能熟诵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王听后，深沉地一再点头：“是呵！”
王腾波说：阎私下对她说，会议期间，曾组织他们去参观了一次北京大学批判工作组的大会。会上批了一个军长，江青公然气势汹汹地叫那位军长“站起来”。说到这里，阎红彦很气愤地说：“她有什么资格叫一个军长站起来！”
他还不止一次地当着王腾波和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的面说：“林彪的报告，我就是听不进去，一句都听不进去！”
“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
8月23日，云南省第一次出现“炮轰省委”的口号。
那天，阎红彦刚从北京开会回到昆明，正在主持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突然传来“炮轰省委”的大喊大叫声……
由昆明工学院（冶金部直属高校）的一个学生`领头，煽动一大群来自不同大中学校的年轻学生，扛起“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大旗，目空一切地冲进省委大礼堂，点名要“阎红彦出来答复问题”。
如果是在过去，阎红彦定要痛斥这种无政府主义行为。可是现在，面对自己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莫名其妙”的“群众运动”，他只能竭力克制自己，无可奈何地宣布“会议暂停”，立即来到人群面前。面对缺乏社会经验的“娃娃”，他强忍反感情绪，耐心以理服人，并回答他们七嘴八舌提出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问：“为什么毛主席18号在首都接见百万群众的时候，没有云南的同学，也没有西南的？”
答：“不要说你们不知道，就是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问：“你为什么不给大家介绍北京的和河北的革命经验？”
答：“我们去看了，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的。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的错误。中央没指示，我们也不好介绍！”
问：“炮轰省委，是不是革命行动？你们支持不支持？”
答：“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造反有理’，‘横扫一切’，老实说，我是没有经验的。怎样造反，还是要靠我们独立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念的‘最高指示’里不是有这么一条吗：‘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看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
他又说：“如果省委不执行毛泽东思想，当然应该轰！至于你轰得对不对，那还要看事实。”“如果是轰牛鬼蛇神，一定要我承认是革命的那也是不必要的。”“要说云南省委都是牛鬼蛇神，我现在还没有觉悟到那个水平。”
问：“对于毛主席批发的清华附中学生那一封信，您怎么看？”
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毫不含糊地回答：“这封信确实把形势轰起来了！但是，它的内容，我不一定完全赞成。”
本来，大多数青年学生只是“响应号召”而来，图新鲜，凑热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却也没有想到，难不倒阎红彦，落了个“自讨没趣”。有的有些泄气，埋怨；有的气极败坏，乱甩大字报，企图挑起事端；有的小声咒骂阎红彦“老狐狸”、“老反革命”。纠缠了几个小时，沮丧而去。
8月24日，针对“炮轰省委”的口号，立即出现了“保卫省委”的行动。
阎红彦也必须面对群众，回答问题：“保卫省委”是不是革命行动？你们支持不支持？“炮轰省委”是不是反动口号？你们为什么不反对？我们要和他们辩论、斗争，你们支持不支持？……
这可难坏了一向是“急性子”、“刚正不阿”的阎红彦。看到这么多人，在紧急、困难的时候，自发地出来支持省委，他内心里暗暗地感到快意，得到安慰，看作是对自己工作的最大回报。可是，他立即想到“中央的斗争”，“全国的形势”，和眼前看到的情况，又是那么不一致、不协调。运动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向哪里发展？他十分迷惑不解。内心的矛盾，思想感情的翻滚，使他十分压抑。
他站在群众的面前，坚定明快地说：“省委不怕炮轰”！接着又表示“也欢迎炮轰”。
“你们提出要保卫省委，我们很感谢。但是希望你们不要这么提。因为不符合‘中央精神’，不符合‘斗争大方向’！”
“希望你们不要去和人家辩论。那样会造成群众的对立，激化矛盾，引起社会动乱；还要承担‘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
“我们也得跟上‘中央的步伐’呵！”他没能说服群众，更加忧心忡忡。9月份，昆明的运动进入了高潮。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辱骂声，“造反有理”的歌声，绞成一片。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搞“喷气式”，剃阴阳头，各种各样的胡作非为，践踏人权，侮辱人格，只要戴上“革命行动”的桂冠，公然肆虐，任意泛滥。但这个时候，闹得再凶，也还多半限于一部分大中学生和文艺界的少数人。
年近60岁的阎红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面对没完没了的纠缠，他很少顾及个人安危，总是发愁：“这个搞法，生产受损失，明年日子怎么过？”他心力交瘁，仍力求使局势不要失控，尽力维持省委的日常工作，管好全省的生产和人民生活。可是，自己却失去了正常生活。一天忙到晚，疲惫不堪，吃不下，睡不好。人们担心他的身体，劝他抽空休息一下。他总说：“吃这点苦，受这点累，算什么！”“最难的是我们这些人既要领导自己并不理解的运动，又要当这种运动的斗争对象。真难办呵！”
“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1959年9月，阎红彦奉调至云南，任省委第一书记，11月起兼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当时，云南处于困难时期，粮食大幅度减产，副食品严重匮乏，农村浮肿病蔓延，边疆民族地区动荡不安，边区13万人非正常外流。阎红彦团结省委一班人，从云南实际出发，勇敢地提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具体政策措施，全省开始出现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局面。他是在云南这块边疆要地上度过了自己最后七年的政治生涯的。
“淮海战役都没有这么复杂和困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思想急剧猖獗，席卷全国。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锣。正式提出：“混入党里、政府里……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开点名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样，“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下子发展到“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
阎红彦给搅得越来越糊涂，抵触不满也在增加。因为他对这几个人都很了解，也很尊重。他们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人所共知。阎红彦私下斩钉截铁地说：“别的不敢说，要说他们反党，反对毛主席，我敢说，绝对不可能！”他心里纳闷，多次自言自语：“不知道林彪、江青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阎红彦一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不可理解，这么尖锐、复杂，矛盾百出，你死我活、似党内又远非党内的“阶级斗争”。“淮海战役都没有这么复杂和困难！”“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瞬息万变，乱作一团。”“既不明说，又不布置，像是进了迷魂阵，怎么领导？”“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跟也错，不跟也错，进退两难！”
这些心里话，既不能明说，也无法讲清。就这样在困惑、迷茫、进退两难中度过了漫长的几个月。
他本人不得不以更多精力抓运动。他和省委的同志们商量，根据形势发展，把领导力量重新加以调整，组织大部分力量去照顾正常工作，主要是按计划抓好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群众生活。他和一部分同志主管政治运动，去应付那些“以无知当武器”的“质询”、“责难”、“炮轰”、“造反”。
1966年8月间，阎红彦接到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通知，他非常高兴，满以为他这个中央候补委员有机会可以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决策，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下面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了。
出乎意料，会议发给大家的文件，是早已准备好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集中赞扬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接着印发了林彪在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政变经的《讲话》。
再后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同时也是带头示范：“要在全国展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在才真正找到一种自下而上发动群众、采用“四大”的办法，搞它一个天翻地覆，来解决多年来多次自上而下没能解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问题。所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全会期间的一天晚上，实在耐不住了的阎红彦，去找当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廖志高，把憋在心里的话向老战友一吐为快。
廖志高和阎红彦谈到了许多迹象，两人具有同样的看法，并连连摇头，不断叹气。
阎红彦直率地提出：“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法，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哪里叫革命么！”
他们两个人都抓紧机会，在小组会上，坦诚而又注意措词地讲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他们的发言，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也惊动了最高层。
他们的忠言未能被理解，还为自己增加了艰险。
阎红彦怀着失望、迷惑、不安的心情回到云南。阎的夫人王腾波告诉我：回到云南的阎红彦已不像平常那样有说有笑。话少了，一个人沉思多起来。看得出，心情日渐沉重。
他有时讲起历史来：历代兴衰，出在“用人之道”。
说到这里，我给王腾波背诵了一段在小学就能熟诵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王听后，深沉地一再点头：“是呵！”
王腾波说：阎私下对她说，会议期间，曾组织他们去参观了一次北京大学批判工作组的大会。会上批了一个军长，江青公然气势汹汹地叫那位军长“站起来”。说到这里，阎红彦很气愤地说：“她有什么资格叫一个军长站起来！”
他还不止一次地当着王腾波和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的面说：“林彪的报告，我就是听不进去，一句都听不进去！”
“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
8月23日，云南省第一次出现“炮轰省委”的口号。
那天，阎红彦刚从北京开会回到昆明，正在主持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突然传来“炮轰省委”的大喊大叫声……
由昆明工学院（冶金部直属高校）的一个学生`领头，煽动一大群来自不同大中学校的年轻学生，扛起“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大旗，目空一切地冲进省委大礼堂，点名要“阎红彦出来答复问题”。
如果是在过去，阎红彦定要痛斥这种无政府主义行为。可是现在，面对自己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莫名其妙”的“群众运动”，他只能竭力克制自己，无可奈何地宣布“会议暂停”，立即来到人群面前。面对缺乏社会经验的“娃娃”，他强忍反感情绪，耐心以理服人，并回答他们七嘴八舌提出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问：“为什么毛主席18号在首都接见百万群众的时候，没有云南的同学，也没有西南的？”
答：“不要说你们不知道，就是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问：“你为什么不给大家介绍北京的和河北的革命经验？”
答：“我们去看了，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的。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的错误。中央没指示，我们也不好介绍！”
问：“炮轰省委，是不是革命行动？你们支持不支持？”
答：“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造反有理’，‘横扫一切’，老实说，我是没有经验的。怎样造反，还是要靠我们独立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念的‘最高指示’里不是有这么一条吗：‘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看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
他又说：“如果省委不执行毛泽东思想，当然应该轰！至于你轰得对不对，那还要看事实。”“如果是轰牛鬼蛇神，一定要我承认是革命的那也是不必要的。”“要说云南省委都是牛鬼蛇神，我现在还没有觉悟到那个水平。”
问：“对于毛主席批发的清华附中学生那一封信，您怎么看？”
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毫不含糊地回答：“这封信确实把形势轰起来了！但是，它的内容，我不一定完全赞成。”
本来，大多数青年学生只是“响应号召”而来，图新鲜，凑热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却也没有想到，难不倒阎红彦，落了个“自讨没趣”。有的有些泄气，埋怨；有的气极败坏，乱甩大字报，企图挑起事端；有的小声咒骂阎红彦“老狐狸”、“老反革命”。纠缠了几个小时，沮丧而去。
8月24日，针对“炮轰省委”的口号，立即出现了“保卫省委”的行动。
阎红彦也必须面对群众，回答问题：“保卫省委”是不是革命行动？你们支持不支持？“炮轰省委”是不是反动口号？你们为什么不反对？我们要和他们辩论、斗争，你们支持不支持？……
这可难坏了一向是“急性子”、“刚正不阿”的阎红彦。看到这么多人，在紧急、困难的时候，自发地出来支持省委，他内心里暗暗地感到快意，得到安慰，看作是对自己工作的最大回报。可是，他立即想到“中央的斗争”，“全国的形势”，和眼前看到的情况，又是那么不一致、不协调。运动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向哪里发展？他十分迷惑不解。内心的矛盾，思想感情的翻滚，使他十分压抑。
他站在群众的面前，坚定明快地说：“省委不怕炮轰”！接着又表示“也欢迎炮轰”。
“你们提出要保卫省委，我们很感谢。但是希望你们不要这么提。因为不符合‘中央精神’，不符合‘斗争大方向’！”
“希望你们不要去和人家辩论。那样会造成群众的对立，激化矛盾，引起社会动乱；还要承担‘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
“我们也得跟上‘中央的步伐’呵！”他没能说服群众，更加忧心忡忡。9月份，昆明的运动进入了高潮。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辱骂声，“造反有理”的歌声，绞成一片。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搞“喷气式”，剃阴阳头，各种各样的胡作非为，践踏人权，侮辱人格，只要戴上“革命行动”的桂冠，公然肆虐，任意泛滥。但这个时候，闹得再凶，也还多半限于一部分大中学生和文艺界的少数人。
年近60岁的阎红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面对没完没了的纠缠，他很少顾及个人安危，总是发愁：“这个搞法，生产受损失，明年日子怎么过？”他心力交瘁，仍力求使局势不要失控，尽力维持省委的日常工作，管好全省的生产和人民生活。可是，自己却失去了正常生活。一天忙到晚，疲惫不堪，吃不下，睡不好。人们担心他的身体，劝他抽空休息一下。他总说：“吃这点苦，受这点累，算什么！”“最难的是我们这些人既要领导自己并不理解的运动，又要当这种运动的斗争对象。真难办呵！”
“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
10月初，阎红彦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央工作会议从10月9日开到28日。主要针对全国各地遇到的强大抵制与阻力，重点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要求“必须转变立场”、“跟上伟大战略部署”；“到群众中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阎红彦头脑昏沉，眼前一片混乱。他奇怪，他苦恼，像掉进了“迷运动阵”，怎么也弄不明白。他极力镇定自己，反复阅读《报告》、“讲话”，越看思想越乱，对林彪的讲话，仍然是“一句也听不进去。”
会议期间，林彪指使江青、陈伯达专门召开了一个小会，指定一部分高级干部，特别是原来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干部参加，鼓动大家揭发批判邓小平，为打倒邓小平造舆论，凑材料。阎红彦和赵增益作为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的老干部，被通知参加了会议。
会上，有一个职位很高又是邓的老部下，“揭发”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
江青、陈伯达一伙原以为，由这样一个人提供这样的“钢鞭材料”，会使人们哑口无言，不可能有人提供反证，就是有，有他们在场坐镇，谅也没人敢吭气，自然就成为“会议一致揭发”，就可以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
不料，此人的话音一落，刚正不阿的阎红彦立即站出来，激动地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他指着坐在身旁、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的赵增益：“你是当时三纵的作战部长，你说说，你知道不知道！？”
赵增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
两位历史见证人的发言是过硬的，有力的。犹如当头一棒，把他们的如意算盘打乱了，把阴谋戳穿了，会场沉默了，会开不下去了。
在场的江青、陈伯达如坐针毡，恶恨恨地看着阎红彦，会议只好草草收场。
康生很快就把阎红彦正式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从一位“四人帮”掌权时期的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资料柜中查出来的，资料上有明文记载。
接着，江青亲自出马，指使北京“红三司”（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增派力量分批南下，帮助云南迅速打开局面，“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揪斗阎红彦。当时，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已有具体表达。
11月初，阎红彦回到昆明。
形势发展得出乎意料的快，全城到处贴满大字报和标语：“打倒‘三反’分子阎红彦！”“舍得一身剐，敢把阎红彦拉下马！”“阎红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批判大会、声讨大会、控讨大会，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激烈。
斗争升级了，火力更猛了。
阎红彦的身心受到了他革命一生中最残酷的折磨。他不顾高血压、心脏病，带病挨斗；有时甚至不能吃饭，不能喝水，斗争会接连不断一开就是一天。口干舌燥，还要不停地应付那些没完没了的无理纠缠。一不小心，还会陷入故意编织的圈套，“逼你犯错误”。
他一边挨斗，一边按照党的传统做法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始终坚守岗位，没有放松自己的领导责任。
三级干部会议无法正常进行，不断停下来被勒令去参加批斗大会。所以，会议从11月5日断断续续开到30日。我从头至尾参加了这次“三干会”及各种批判会，一直在阎红彦身边。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不理解”
在“造反派”的狂呼乱叫面前，阎红彦像在大敌当前的战场上，大义凛然，昂首挺立，沉着应付，说理斗智，不卑不亢。
他坚持原则，保护干部，坚持党的政策。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也从来没有表态赞成把谁打倒。
每当“造反派”指名逼他下令“罢官”时，他总是耐心解释：“干部有缺点、错误，是个批评教育问题，
党的政策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全省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欢迎大家批评。”“动辄罢官，不是党的传统。”“干部是党的干部，也是党的财富，是由党组织管的，我个人无权撤哪个干部的职。”
他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和抵触。他说：“对于这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不理解”。“我们没有认识到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动力，又要当作革命对象。”“也很不理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运用‘四大’的形式，批判自己。”“所以，当时我们说过，省委是牛鬼蛇神，当然就应该轰，如果不是，就不怕轰，也轰不倒。”既说出了广大干部迷惑、疑虑、委曲、愤慨的复杂心声，也为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应对这种激烈、尖锐、错综复杂的局面，作出了示范和演练。
当时，“中央文革”通过“热线”，随时掌握着云南的情况。11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在北京召开大会，听取红卫兵从云南“放火”回京的汇报。他们指责：“昆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赶赴昆明，彻底扭转局势”。不几天，北京街头就到处贴出通告：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等已向红三司发出命令，要他们增派力量，支援云南。大批红卫兵，已陆续出发。
根据这一情况，云南省委立即开会，研究对策。阎红彦说：“北京派这么多红卫兵来云南干什么，不带几件血衣回去，他们能交了账吗？”他要求大家考虑周密一些，准备充分一些，防止有人制造借口，挑起事端，扩大事态。
大批南下红卫兵一到云南，就和当地造反派纠合在一起，挥舞起江青、陈伯达的“尚方宝剑”，煽风点火，狂轰滥炸。对阎红彦的批斗更集中，更频繁，火力更旺了。
有一天，阎红彦被轮番批斗了11个小时，晚上，又被造反派抓去批斗。在批斗间隙，一个小姑娘偷偷给阎红彦端来一碗荷包蛋，轻声地说：“阎伯伯，你赶快吃吧，这是妈妈让我送来的。”阎红彦一口也咽不下去，只能让孩子端回去。孩子说不出话来，望着阎红彦，眼泪顺着面颊直往下流。阎红彦抚摸着孩子的头，哽咽了。
斗争激烈的时候，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一致举手通过：“保护阎政委”。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责成负责内保工作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负责阎红彦的安全，而且要“绝对负责”。安排情况要随时向他报告。
秦基伟说，他这样做，因为一是“担心红彦同志的人身安全。他是省委的核心，如果他有三长两短，省委势必大乱”，二是“红彦同志是中央候补委员、军区第一政委，他出了问题，我无法向中央交待”。
为了阎红彦的安全，并使他能得到一点休息，王银山全力以赴，尽心竭力，给他安排了几个“秘密”可靠的地方。可是，他都不肯去。
王银山怕阎红彦身体经受不住连续的批斗，一天，他找到了当时已转业到昆明市汽车公司工作的、自己原来的一位老驾驶员，要他以拉阎红彦去批斗为名，把阎红彦从造反派手中抢出来。这位驾驶员开了一辆大卡车，上面坐满了佩带红袖章的人，他们佯称是某个造反派组织派来的，冲进会场，抢出了阎红彦。在城里绕了几个圈子，在夜雾迷蒙中，把阎红彦送到了王银山的家里。王银山把阎红彦安排在楼上自己的卧室休息，自己则在楼下搭了地铺。
“这个局面，我怎么能休息呢”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央工作会议从10月9日开到28日。主要针对全国各地遇到的强大抵制与阻力，重点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要求“必须转变立场”、“跟上伟大战略部署”；“到群众中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阎红彦头脑昏沉，眼前一片混乱。他奇怪，他苦恼，像掉进了“迷运动阵”，怎么也弄不明白。他极力镇定自己，反复阅读《报告》、“讲话”，越看思想越乱，对林彪的讲话，仍然是“一句也听不进去。”
会议期间，林彪指使江青、陈伯达专门召开了一个小会，指定一部分高级干部，特别是原来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干部参加，鼓动大家揭发批判邓小平，为打倒邓小平造舆论，凑材料。阎红彦和赵增益作为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的老干部，被通知参加了会议。
会上，有一个职位很高又是邓的老部下，“揭发”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
江青、陈伯达一伙原以为，由这样一个人提供这样的“钢鞭材料”，会使人们哑口无言，不可能有人提供反证，就是有，有他们在场坐镇，谅也没人敢吭气，自然就成为“会议一致揭发”，就可以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
不料，此人的话音一落，刚正不阿的阎红彦立即站出来，激动地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他指着坐在身旁、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的赵增益：“你是当时三纵的作战部长，你说说，你知道不知道！？”
赵增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
两位历史见证人的发言是过硬的，有力的。犹如当头一棒，把他们的如意算盘打乱了，把阴谋戳穿了，会场沉默了，会开不下去了。
在场的江青、陈伯达如坐针毡，恶恨恨地看着阎红彦，会议只好草草收场。
康生很快就把阎红彦正式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从一位“四人帮”掌权时期的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资料柜中查出来的，资料上有明文记载。
接着，江青亲自出马，指使北京“红三司”（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增派力量分批南下，帮助云南迅速打开局面，“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揪斗阎红彦。当时，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已有具体表达。
11月初，阎红彦回到昆明。
形势发展得出乎意料的快，全城到处贴满大字报和标语：“打倒‘三反’分子阎红彦！”“舍得一身剐，敢把阎红彦拉下马！”“阎红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批判大会、声讨大会、控讨大会，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激烈。
斗争升级了，火力更猛了。
阎红彦的身心受到了他革命一生中最残酷的折磨。他不顾高血压、心脏病，带病挨斗；有时甚至不能吃饭，不能喝水，斗争会接连不断一开就是一天。口干舌燥，还要不停地应付那些没完没了的无理纠缠。一不小心，还会陷入故意编织的圈套，“逼你犯错误”。
他一边挨斗，一边按照党的传统做法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始终坚守岗位，没有放松自己的领导责任。
三级干部会议无法正常进行，不断停下来被勒令去参加批斗大会。所以，会议从11月5日断断续续开到30日。我从头至尾参加了这次“三干会”及各种批判会，一直在阎红彦身边。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不理解”
在“造反派”的狂呼乱叫面前，阎红彦像在大敌当前的战场上，大义凛然，昂首挺立，沉着应付，说理斗智，不卑不亢。
他坚持原则，保护干部，坚持党的政策。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也从来没有表态赞成把谁打倒。
每当“造反派”指名逼他下令“罢官”时，他总是耐心解释：“干部有缺点、错误，是个批评教育问题，
党的政策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全省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欢迎大家批评。”“动辄罢官，不是党的传统。”“干部是党的干部，也是党的财富，是由党组织管的，我个人无权撤哪个干部的职。”
他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和抵触。他说：“对于这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不理解”。“我们没有认识到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动力，又要当作革命对象。”“也很不理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运用‘四大’的形式，批判自己。”“所以，当时我们说过，省委是牛鬼蛇神，当然就应该轰，如果不是，就不怕轰，也轰不倒。”既说出了广大干部迷惑、疑虑、委曲、愤慨的复杂心声，也为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应对这种激烈、尖锐、错综复杂的局面，作出了示范和演练。
当时，“中央文革”通过“热线”，随时掌握着云南的情况。11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在北京召开大会，听取红卫兵从云南“放火”回京的汇报。他们指责：“昆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赶赴昆明，彻底扭转局势”。不几天，北京街头就到处贴出通告：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等已向红三司发出命令，要他们增派力量，支援云南。大批红卫兵，已陆续出发。
根据这一情况，云南省委立即开会，研究对策。阎红彦说：“北京派这么多红卫兵来云南干什么，不带几件血衣回去，他们能交了账吗？”他要求大家考虑周密一些，准备充分一些，防止有人制造借口，挑起事端，扩大事态。
大批南下红卫兵一到云南，就和当地造反派纠合在一起，挥舞起江青、陈伯达的“尚方宝剑”，煽风点火，狂轰滥炸。对阎红彦的批斗更集中，更频繁，火力更旺了。
有一天，阎红彦被轮番批斗了11个小时，晚上，又被造反派抓去批斗。在批斗间隙，一个小姑娘偷偷给阎红彦端来一碗荷包蛋，轻声地说：“阎伯伯，你赶快吃吧，这是妈妈让我送来的。”阎红彦一口也咽不下去，只能让孩子端回去。孩子说不出话来，望着阎红彦，眼泪顺着面颊直往下流。阎红彦抚摸着孩子的头，哽咽了。
斗争激烈的时候，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一致举手通过：“保护阎政委”。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责成负责内保工作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负责阎红彦的安全，而且要“绝对负责”。安排情况要随时向他报告。
秦基伟说，他这样做，因为一是“担心红彦同志的人身安全。他是省委的核心，如果他有三长两短，省委势必大乱”，二是“红彦同志是中央候补委员、军区第一政委，他出了问题，我无法向中央交待”。
为了阎红彦的安全，并使他能得到一点休息，王银山全力以赴，尽心竭力，给他安排了几个“秘密”可靠的地方。可是，他都不肯去。
王银山怕阎红彦身体经受不住连续的批斗，一天，他找到了当时已转业到昆明市汽车公司工作的、自己原来的一位老驾驶员，要他以拉阎红彦去批斗为名，把阎红彦从造反派手中抢出来。这位驾驶员开了一辆大卡车，上面坐满了佩带红袖章的人，他们佯称是某个造反派组织派来的，冲进会场，抢出了阎红彦。在城里绕了几个圈子，在夜雾迷蒙中，把阎红彦送到了王银山的家里。王银山把阎红彦安排在楼上自己的卧室休息，自己则在楼下搭了地铺。
“这个局面，我怎么能休息呢”
1967年1月1日，经毛泽东审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面对社论，阎红彦估量全国形势，思绪和激情交织成一团，长时间一言不发。
1月2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大大小小100多个造反派组织，响应号召，“紧跟伟大战略部署”。在南下红卫兵的策划下，联合组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对云南省委的“造反攻势”展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决定，1月4日傍晚，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等省委领导人“必须”到会，“接受批判”。
1月3日，阎红彦主持，省委专门开会，进行研究：“去，还是不去？”阎红彦说：“要我去，我就去。”赵健民表示：“我坚决反对你去。你是第一书记，不能去。”多数人同意赵的意见，认为“不能去”。
省委为了避免发生群众斗群众的恶性事件，经反复研究，又请示北京。在没有任何答复的情况下，决定指派专人去做工作，力求说服造反派，暂缓召开批判大会。
1月4日，有恃无恐的造反派，不听任何劝阻，批判大会按预谋在昆明市中心广场召开了。
火药味十足的批判大会，一直开到夜间10点。阎红彦等省委领导人，也按省委集体决定，一个也没有到会。
造反派头子黄兆琪等大为光火，大骂阎红彦拒不接受他们的批判，并造谣说：“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把阎红彦藏到昆明军区大院去了”。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队伍高呼着“捉拿阎王爷，捣毁阎王殿”的口号，径直向昆明军区冲去。
听到这一消息，阎红彦十分焦急。他决心亲临现场，扭转局势。他说：“我去给他们讲明道理，说服他们撤出军区大院。”省委的其他领导人都不同意他去，说：“现在有理讲不清！”此时，秦基伟、李成芳也打来电话，劝他“千万不要来”，一切问题“由军区出面，设法解决”。
这时，阎红彦由于长时间被批斗，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头发昏，血压升高，心脏出现房颤，面色通红。大家都劝他暂时休息一下。他说：“这个局面，我怎么能休息呢？”
在座的同志们分析了形势，大家认为，省委领导人没有去军区大院，晚上，造反派很可能会来冲击省委，而且不知道要纠缠到什么时候。于是，异口同声地劝阎红彦：“我们轮流在这里盯着！你先去休息一下，哪怕一两个小时也好。否则，你的身体支持不住，怎么应付更长时间的激烈斗争！”
阎红彦沉默一会，点头说：“的确，我实际上也有点支持不住了，头也发昏。稍微休息一会儿也好。”他终于接受了大家的再三劝说。
1月4日，下午5时左右，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一起，驱车来到了距离市区约十余公里的小麦峪。就是在这里，阎红彦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4天。
小麦峪，是省军区一个保密的军事设施，有一个警卫团驻扎在这里。周围没有警戒线，很不引人注意。这是奉大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之命，专门负责保证阎红彦安全的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特意选定的一个点。从人员的出入，到电话的联系，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内外都不能走漏风声。所以，连日来造反派在城里闹翻了天，始终摸不着阎红彦在什么地方。
1月5日，是备受煎熬的一天。清晨，阎红彦一起床，就多次要求秘书电话联系，他要立即到造反派中间去做工作，要他们退出军区大院。
军区领导来电话了，告诉他，秦司令员已亲自出面向造反派说明，阎政委和省委其他人都不在军区内，要他们撤走。他们根本不听，竟把小卖部搬进来，准备安营扎寨。军区已经组织了代表团与造反派接触。秦司令员强调：“现在情况极为复杂，工作由军区来做，阎政委千万不要来。”
省长周兴也出面作了工作。造反派是“重任”在肩，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什么也听不进去。周兴告诉阎红彦：“那里根本没有有组织的群众，乱哄哄像个自由市场。你去了根本无法做工作。你目前的身体状况那么差，绝对不能去。更何况去了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夜沉沉，风啸啸。在阎红彦的执意坚持下，他的车子行进在夜色中，飞快地向市区驶去。但他不能进军区大院和省委办公楼。他只能在远处观察一下，在一个僻静的处所听了汇报。
省委办公楼被造反派占领了，各式各样的造反旗子，在夜风中哗啦啦张扬。省委办公楼的门上、窗上、走廊里，到处贴满了“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批判保皇派”等等大标语。省委书记们被冲得四散了，办公室被占领了，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也没处落脚办公了。“你想进去看一下，都不可能了。”
阎红彦听完汇报，只能跺脚，对天慨叹！
当晚，阎红彦和周兴只好又返回小麦峪。
1月6日，阎红彦的家被抄了。当天上午，赵健民正在书记处办公楼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忽然得知造反派要来揪阎红彦。
赵健民立即宣布：“你们都走，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省委书记、常委们，立即行动，按照赵的意见，很快离开了会议室。赵健民一个人留下来抵挡。
造反派大队人马，开着宣传车，直奔书记处办公楼而来。
赵健民从窗子里看到造反派爬墙而入，立即叫人把门打开，挺身而出，迎了上去。
他大声告诉造反派：“我是赵健民，阎红彦同志不在这里。”
造反派气极败坏，抓不到阎红彦，就将赵健民推上卡车，带到了昆明军区大院。
他们追问赵健民：“阎红彦到哪里去了？”
赵健民正气凛然，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但不能告诉你们。”
“你既然知道就带我们去抓他。”
“这不行。不过我可以和你们商量、谈判、定几条，然后约个时间、地点，阎红彦和你们见面。”
“哪几条？”
“第一条，你们的人撤出昆明军区大院；第二条，阎红彦同志来后，不能进行人身污辱，不戴高帽子……你们答应这几条，我一个电话他就来了。”
但造反派按照“群众专政”的逻辑，怒吼道：“不行！”
造反派集中力量逼着赵健民带他们去找阎红彦，被赵断然拒绝。赵说：“你们批判省委和阎红彦的缺点错误，不应该进驻军区大院。昆明军区是边防军区，是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你们用冲击军区这种手段逼迫阎红彦，我不赞成。你们撤离军区大院，我就让阎红彦来同你们见面，参加你们的大会。”话音刚落，造反派就大吵大闹，呼喊：“打倒李井泉！”“打倒阎红彦！”“打倒赵健民！”
赵健民的鲜明立场和坚定态度，成了造反派头头们蛊惑人心、煽动群众的口实。首先，黄兆琪用高音喇叭煽动说：“赵健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就是不告诉我们，怎么办？”接着就是几个人起哄乱吼：“戴高帽子！”“游街！”
马上，八个彪形大汉，蹬上了汽车顶篷，把早已准备好的高帽子，强行卡到了赵健民头上。赵健民伸手便把高帽子扯下来，撕掉了。
他怒发冲冠，厉声抗议：“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这是对共产党的污辱！”
恼羞成怒的造反派也乱吼：“这是对造反派的挑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抗！”“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忠！”疯狂者气极败坏，八个彪形大汉一齐动手，反扭赵的胳膊，强行按在车顶的行李架上，卡着他的脖子，不让他说话，更加重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
他们把一个年近60岁、为革命奋斗一生的老同志，扭胳膊、揪衣领，强行卡上高帽子，硬按在汽车顶的行李架上，沿昆明市主要街道，游行示众，达3个多小时。
一路上，赵健民极力反抗，先后撕烂6顶高帽子，一路大声喊叫，大骂造反派“反革命”。“你敢骂毛主席的红卫兵？”“老反革命！”他们用力死死卡住他的脖子，不许乱动。直到把他扭伤，说不出话来。
造反派的这一“创举”，震惊全城。
从下午2点15分驶出的游街汽车，到5点30分才回到军区大院。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的赵健民，疲惫不堪，气息奄奄，被送进了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治疗。夜里，省委卫生所的医护人员，又把他抢出来，送到了昆明军区总医院。经检查发现，赵健民的脖子已骨折。造反派不相信，要求自己派人检查。医院拒绝后，又进行了反复检查，结论依然是骨折，需住院治疗。
“我就不承认你是在代表中央讲话”
1月6日傍晚，阎红彦和省长周兴一道，听取了王银山的汇报。当听到赵健民挺身抗争、被强行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时，他悲愤至极，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
1月7日一大早，造反派把大队人马开到了云南省军区，硬逼着军区领导立即交出阎红彦。直到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亲自出面，以38年党龄和省军区政治委员的身份担保，阎红彦不在省军区内，造反派才不得不怏怏离去。
阎红彦在省委、党政各部门、两级军区的保护和安排下，一面说服工人、干部、群众“保持克制”，“避免冲突”；一面就是不理、不见造反派，任凭他们四处抄抓。
1月7日下午3时左右，阎红彦亲自接了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电话。他们在电话上交换了对当前工作的意见：阎红彦委托秦基伟负责筹备省委书记处会议，并确定开会的时间、地点。
面对社论，阎红彦估量全国形势，思绪和激情交织成一团，长时间一言不发。
1月2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大大小小100多个造反派组织，响应号召，“紧跟伟大战略部署”。在南下红卫兵的策划下，联合组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对云南省委的“造反攻势”展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决定，1月4日傍晚，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等省委领导人“必须”到会，“接受批判”。
1月3日，阎红彦主持，省委专门开会，进行研究：“去，还是不去？”阎红彦说：“要我去，我就去。”赵健民表示：“我坚决反对你去。你是第一书记，不能去。”多数人同意赵的意见，认为“不能去”。
省委为了避免发生群众斗群众的恶性事件，经反复研究，又请示北京。在没有任何答复的情况下，决定指派专人去做工作，力求说服造反派，暂缓召开批判大会。
1月4日，有恃无恐的造反派，不听任何劝阻，批判大会按预谋在昆明市中心广场召开了。
火药味十足的批判大会，一直开到夜间10点。阎红彦等省委领导人，也按省委集体决定，一个也没有到会。
造反派头子黄兆琪等大为光火，大骂阎红彦拒不接受他们的批判，并造谣说：“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把阎红彦藏到昆明军区大院去了”。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队伍高呼着“捉拿阎王爷，捣毁阎王殿”的口号，径直向昆明军区冲去。
听到这一消息，阎红彦十分焦急。他决心亲临现场，扭转局势。他说：“我去给他们讲明道理，说服他们撤出军区大院。”省委的其他领导人都不同意他去，说：“现在有理讲不清！”此时，秦基伟、李成芳也打来电话，劝他“千万不要来”，一切问题“由军区出面，设法解决”。
这时，阎红彦由于长时间被批斗，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头发昏，血压升高，心脏出现房颤，面色通红。大家都劝他暂时休息一下。他说：“这个局面，我怎么能休息呢？”
在座的同志们分析了形势，大家认为，省委领导人没有去军区大院，晚上，造反派很可能会来冲击省委，而且不知道要纠缠到什么时候。于是，异口同声地劝阎红彦：“我们轮流在这里盯着！你先去休息一下，哪怕一两个小时也好。否则，你的身体支持不住，怎么应付更长时间的激烈斗争！”
阎红彦沉默一会，点头说：“的确，我实际上也有点支持不住了，头也发昏。稍微休息一会儿也好。”他终于接受了大家的再三劝说。
1月4日，下午5时左右，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一起，驱车来到了距离市区约十余公里的小麦峪。就是在这里，阎红彦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4天。
小麦峪，是省军区一个保密的军事设施，有一个警卫团驻扎在这里。周围没有警戒线，很不引人注意。这是奉大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之命，专门负责保证阎红彦安全的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特意选定的一个点。从人员的出入，到电话的联系，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内外都不能走漏风声。所以，连日来造反派在城里闹翻了天，始终摸不着阎红彦在什么地方。
1月5日，是备受煎熬的一天。清晨，阎红彦一起床，就多次要求秘书电话联系，他要立即到造反派中间去做工作，要他们退出军区大院。
军区领导来电话了，告诉他，秦司令员已亲自出面向造反派说明，阎政委和省委其他人都不在军区内，要他们撤走。他们根本不听，竟把小卖部搬进来，准备安营扎寨。军区已经组织了代表团与造反派接触。秦司令员强调：“现在情况极为复杂，工作由军区来做，阎政委千万不要来。”
省长周兴也出面作了工作。造反派是“重任”在肩，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什么也听不进去。周兴告诉阎红彦：“那里根本没有有组织的群众，乱哄哄像个自由市场。你去了根本无法做工作。你目前的身体状况那么差，绝对不能去。更何况去了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夜沉沉，风啸啸。在阎红彦的执意坚持下，他的车子行进在夜色中，飞快地向市区驶去。但他不能进军区大院和省委办公楼。他只能在远处观察一下，在一个僻静的处所听了汇报。
省委办公楼被造反派占领了，各式各样的造反旗子，在夜风中哗啦啦张扬。省委办公楼的门上、窗上、走廊里，到处贴满了“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批判保皇派”等等大标语。省委书记们被冲得四散了，办公室被占领了，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也没处落脚办公了。“你想进去看一下，都不可能了。”
阎红彦听完汇报，只能跺脚，对天慨叹！
当晚，阎红彦和周兴只好又返回小麦峪。
1月6日，阎红彦的家被抄了。当天上午，赵健民正在书记处办公楼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忽然得知造反派要来揪阎红彦。
赵健民立即宣布：“你们都走，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省委书记、常委们，立即行动，按照赵的意见，很快离开了会议室。赵健民一个人留下来抵挡。
造反派大队人马，开着宣传车，直奔书记处办公楼而来。
赵健民从窗子里看到造反派爬墙而入，立即叫人把门打开，挺身而出，迎了上去。
他大声告诉造反派：“我是赵健民，阎红彦同志不在这里。”
造反派气极败坏，抓不到阎红彦，就将赵健民推上卡车，带到了昆明军区大院。
他们追问赵健民：“阎红彦到哪里去了？”
赵健民正气凛然，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但不能告诉你们。”
“你既然知道就带我们去抓他。”
“这不行。不过我可以和你们商量、谈判、定几条，然后约个时间、地点，阎红彦和你们见面。”
“哪几条？”
“第一条，你们的人撤出昆明军区大院；第二条，阎红彦同志来后，不能进行人身污辱，不戴高帽子……你们答应这几条，我一个电话他就来了。”
但造反派按照“群众专政”的逻辑，怒吼道：“不行！”
造反派集中力量逼着赵健民带他们去找阎红彦，被赵断然拒绝。赵说：“你们批判省委和阎红彦的缺点错误，不应该进驻军区大院。昆明军区是边防军区，是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你们用冲击军区这种手段逼迫阎红彦，我不赞成。你们撤离军区大院，我就让阎红彦来同你们见面，参加你们的大会。”话音刚落，造反派就大吵大闹，呼喊：“打倒李井泉！”“打倒阎红彦！”“打倒赵健民！”
赵健民的鲜明立场和坚定态度，成了造反派头头们蛊惑人心、煽动群众的口实。首先，黄兆琪用高音喇叭煽动说：“赵健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就是不告诉我们，怎么办？”接着就是几个人起哄乱吼：“戴高帽子！”“游街！”
马上，八个彪形大汉，蹬上了汽车顶篷，把早已准备好的高帽子，强行卡到了赵健民头上。赵健民伸手便把高帽子扯下来，撕掉了。
他怒发冲冠，厉声抗议：“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这是对共产党的污辱！”
恼羞成怒的造反派也乱吼：“这是对造反派的挑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抗！”“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忠！”疯狂者气极败坏，八个彪形大汉一齐动手，反扭赵的胳膊，强行按在车顶的行李架上，卡着他的脖子，不让他说话，更加重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
他们把一个年近60岁、为革命奋斗一生的老同志，扭胳膊、揪衣领，强行卡上高帽子，硬按在汽车顶的行李架上，沿昆明市主要街道，游行示众，达3个多小时。
一路上，赵健民极力反抗，先后撕烂6顶高帽子，一路大声喊叫，大骂造反派“反革命”。“你敢骂毛主席的红卫兵？”“老反革命！”他们用力死死卡住他的脖子，不许乱动。直到把他扭伤，说不出话来。
造反派的这一“创举”，震惊全城。
从下午2点15分驶出的游街汽车，到5点30分才回到军区大院。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的赵健民，疲惫不堪，气息奄奄，被送进了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治疗。夜里，省委卫生所的医护人员，又把他抢出来，送到了昆明军区总医院。经检查发现，赵健民的脖子已骨折。造反派不相信，要求自己派人检查。医院拒绝后，又进行了反复检查，结论依然是骨折，需住院治疗。
“我就不承认你是在代表中央讲话”
1月6日傍晚，阎红彦和省长周兴一道，听取了王银山的汇报。当听到赵健民挺身抗争、被强行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时，他悲愤至极，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
1月7日一大早，造反派把大队人马开到了云南省军区，硬逼着军区领导立即交出阎红彦。直到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亲自出面，以38年党龄和省军区政治委员的身份担保，阎红彦不在省军区内，造反派才不得不怏怏离去。
阎红彦在省委、党政各部门、两级军区的保护和安排下，一面说服工人、干部、群众“保持克制”，“避免冲突”；一面就是不理、不见造反派，任凭他们四处抄抓。
1月7日下午3时左右，阎红彦亲自接了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电话。他们在电话上交换了对当前工作的意见：阎红彦委托秦基伟负责筹备省委书记处会议，并确定开会的时间、地点。
下午8时左右，一辆军用汽车来到了小麦峪。
车上下来的，不是秦司令员，而是王银山和秦司令员的秘书。
秦司令员托秘书送给阎红彦一张字条：“红彦同志，情况有变化，我现在不能来了，我的处境很不安全。”阎红彦一惊，感到“情况不妙”，没想到形势这么严重。
秦的秘书汇报了昆明军区大院被冲击后的一些情况。王银山汇报了省委发往北京的电报，昆明军区已乱得无法发出去了，是经由云南省委发出的。
王银山接着又向阎红彦报告：“叶帅从北京打来电话，很关心你的安全。”
阎红彦眼睛盯着王银山，急切地问：“叶帅怎么说？”
王银山一字一句地详细作了汇报：叶帅问：“阎红彦现在什么地方？安不安全？”王银山回答：“电话不保密，不好告诉你。”叶帅又问：“他身边现在都有些什么人？”王银山回答：“秘书，夫人，司机，警卫员。”叶帅问：“你们能不能绝对保证他的安全？”王银山说：“一定尽全力保证阎红彦同志的安全。”
叶帅指示：“要说服造反派，不能抄阎红彦同志的家。”
王银山不得不如实地回答：“他的家已经被抄了。”
叶帅难过地叹了一口气，放下了电话。
老帅的关怀，使他感到温暖和安慰，也使他体察到局势的严峻。
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沉重地说：“叶帅也管不住了！”接着，他催问书记处的会议准备得怎样了？王银山边说边画了两个开会地址方位图。一个是机场警卫部队驻地，一个是林家院子（监狱）。
阎红彦急切地说：“这个会，明天就开。”
想了一下，又说：“8号如果开不成，最迟9号开。开会地点，两个地方都可以，你征求秦司令员的意见，由他最后定了就行。”
这次王银山来小麦峪汇报，在场的还有周兴、王腾波、阎和周的秘书。大家谈到深夜12点钟，王银山和秦司令员的秘书才驱车回城。
阎红彦对王腾波说：“抽烟的人多，屋子里烟雾沉沉，我头都发昏了。你先去睡，我再溜达几步就睡。明天早点起来，还要开会。
1967年1月8日，是阎红彦到小麦峪的第4天。
凌晨一点多。秘书叫醒了阎红彦，告诉他：“省委副秘书长王甸转来陈伯达的电话。”阎红彦立即起床，一拿起话筒，便听见对方气势汹汹，满口的福建土话。阎红彦不能完全听懂他说些什么，但听得出是一种斥责的口气：“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见不得风雨！”
阎红彦一听就十分反感，气愤地说：“我听不懂你的话！”
对方就让汪东兴当翻译、转达：“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不要怕群众！”“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几次要回话，都被对方蛮横地打断了。
阎红彦实在忍无可忍，便和陈伯达在电话里争吵起来！
阎红彦像连珠炮，一口气几个“为什么？”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施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
“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陈伯达也不想听他讲些什么，只顾吼叫：“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
“你们要到群众中去！”阎红彦义正词严地予以申诉：“我就不承认你是在代表中央讲话！”
“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阎红彦说完，便愤怒地放下了电话。他一边走，一边骂：“他娘的，简直拿党和人民的事业开玩笑。”
“我们又不是怕群众。”阎红彦心头在剧烈的颤抖，实在平静不下来。他推开周兴的门，激动地谈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并要马上进城去，到军区大院去！到造反派中去！
周兴劝他：“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阎红彦回到自己的房间，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端起桌子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熄灯休息。
黎明前，大约4点多钟，几天来都没法找到阎红彦的造反派，现在“根据可靠情报”，开着一队队汽车，朝小麦峪冲来。隆隆的马达声，嘈杂的人声，乱成一片。
门卫紧急电话报告：“造反派冲进来了！”
秘书接电话后，立即跑进房间，催阎红彦：“赶快起床！”连喊几声不见动静，就走了。警卫员又进去喊他时，打开了灯，发现阎红彦已停止呼吸！并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纸条：“腾波，对不起，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被害？”“自杀？”都留下了令人难以琢磨的痕迹和疑点。小麦峪，像一个“仙境”，黎明前特别昏暗，迷漫在云遮雾罩之中……
眼前无法更改的事实是：阎红彦走了！含恨而去！
犹如战争中与敌人斗智斗勇，日夜周旋，一切都衔接得何等紧凑。
犹如“狼牙山五壮士”、“八女跳江”，和敌人搏斗到最后一刻，以身殉国，气壮山河。
犹如“中流砥柱”，宁为玉碎，抗击逆流。唤醒人间真情：“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他们尽可嚣张一时，一旦人心丧尽，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审判。
“阎红彦是个好同志”
周总理知道阎红彦的死讯后，大吃一惊，茫然发问：“阎红彦真的死了？”
1月12日，他用专机把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和在混乱形势下专门负责阎红彦安全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等人接到北京，亲自听取汇报。并沉痛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还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呀！”
王银山两次检讨说：“总理，我没有保护好阎红彦同志。”
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说：“你一个人是保不住阎红彦的。”
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会上，谭震林再也按捺不住，大发雷霆，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赵健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支持阎红彦。阎红彦死后，又为阎红彦鸣不平，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他一再进京，面见康生，直言忠谏：“文化大革命不能这个搞法！”1968年1月21日，康生在京西宾馆当面蛮横地诬陷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我凭40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你有刻骨的阶级仇恨。”他无中生有地咬定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铸成骇人听闻的“赵健民冤案”。
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再三直接过问下，阎红彦11年的沉冤得到昭雪。
早在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出来工作，在与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谈话时，就交代他放手使用老干部；要抓紧为阎红彦平反。
贾启允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委托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岳肖峡负责，由重回省委任副秘书长的我协助，代省委起草为阎红彦平反的报告。不久，这个报告就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扭住不放的一个“罪证”。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根据对阎红彦的了解，听了多方面意见和对他死亡情况的调查，在1977年10月一次谈话中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11月27日，由云南省委向中央上报关于阎红彦同志问题的结论报告。中央决定为阎红彦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且将阎红彦的骨灰移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正厅中区。
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陈锡联、耿飚、李井泉、王震、宋任穷、胡耀邦等380余人参加了仪式。2月15日，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通知，为阎红彦平反昭雪。
车上下来的，不是秦司令员，而是王银山和秦司令员的秘书。
秦司令员托秘书送给阎红彦一张字条：“红彦同志，情况有变化，我现在不能来了，我的处境很不安全。”阎红彦一惊，感到“情况不妙”，没想到形势这么严重。
秦的秘书汇报了昆明军区大院被冲击后的一些情况。王银山汇报了省委发往北京的电报，昆明军区已乱得无法发出去了，是经由云南省委发出的。
王银山接着又向阎红彦报告：“叶帅从北京打来电话，很关心你的安全。”
阎红彦眼睛盯着王银山，急切地问：“叶帅怎么说？”
王银山一字一句地详细作了汇报：叶帅问：“阎红彦现在什么地方？安不安全？”王银山回答：“电话不保密，不好告诉你。”叶帅又问：“他身边现在都有些什么人？”王银山回答：“秘书，夫人，司机，警卫员。”叶帅问：“你们能不能绝对保证他的安全？”王银山说：“一定尽全力保证阎红彦同志的安全。”
叶帅指示：“要说服造反派，不能抄阎红彦同志的家。”
王银山不得不如实地回答：“他的家已经被抄了。”
叶帅难过地叹了一口气，放下了电话。
老帅的关怀，使他感到温暖和安慰，也使他体察到局势的严峻。
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沉重地说：“叶帅也管不住了！”接着，他催问书记处的会议准备得怎样了？王银山边说边画了两个开会地址方位图。一个是机场警卫部队驻地，一个是林家院子（监狱）。
阎红彦急切地说：“这个会，明天就开。”
想了一下，又说：“8号如果开不成，最迟9号开。开会地点，两个地方都可以，你征求秦司令员的意见，由他最后定了就行。”
这次王银山来小麦峪汇报，在场的还有周兴、王腾波、阎和周的秘书。大家谈到深夜12点钟，王银山和秦司令员的秘书才驱车回城。
阎红彦对王腾波说：“抽烟的人多，屋子里烟雾沉沉，我头都发昏了。你先去睡，我再溜达几步就睡。明天早点起来，还要开会。
1967年1月8日，是阎红彦到小麦峪的第4天。
凌晨一点多。秘书叫醒了阎红彦，告诉他：“省委副秘书长王甸转来陈伯达的电话。”阎红彦立即起床，一拿起话筒，便听见对方气势汹汹，满口的福建土话。阎红彦不能完全听懂他说些什么，但听得出是一种斥责的口气：“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见不得风雨！”
阎红彦一听就十分反感，气愤地说：“我听不懂你的话！”
对方就让汪东兴当翻译、转达：“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不要怕群众！”“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几次要回话，都被对方蛮横地打断了。
阎红彦实在忍无可忍，便和陈伯达在电话里争吵起来！
阎红彦像连珠炮，一口气几个“为什么？”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施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
“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陈伯达也不想听他讲些什么，只顾吼叫：“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
“你们要到群众中去！”阎红彦义正词严地予以申诉：“我就不承认你是在代表中央讲话！”
“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阎红彦说完，便愤怒地放下了电话。他一边走，一边骂：“他娘的，简直拿党和人民的事业开玩笑。”
“我们又不是怕群众。”阎红彦心头在剧烈的颤抖，实在平静不下来。他推开周兴的门，激动地谈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并要马上进城去，到军区大院去！到造反派中去！
周兴劝他：“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阎红彦回到自己的房间，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端起桌子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熄灯休息。
黎明前，大约4点多钟，几天来都没法找到阎红彦的造反派，现在“根据可靠情报”，开着一队队汽车，朝小麦峪冲来。隆隆的马达声，嘈杂的人声，乱成一片。
门卫紧急电话报告：“造反派冲进来了！”
秘书接电话后，立即跑进房间，催阎红彦：“赶快起床！”连喊几声不见动静，就走了。警卫员又进去喊他时，打开了灯，发现阎红彦已停止呼吸！并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纸条：“腾波，对不起，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被害？”“自杀？”都留下了令人难以琢磨的痕迹和疑点。小麦峪，像一个“仙境”，黎明前特别昏暗，迷漫在云遮雾罩之中……
眼前无法更改的事实是：阎红彦走了！含恨而去！
犹如战争中与敌人斗智斗勇，日夜周旋，一切都衔接得何等紧凑。
犹如“狼牙山五壮士”、“八女跳江”，和敌人搏斗到最后一刻，以身殉国，气壮山河。
犹如“中流砥柱”，宁为玉碎，抗击逆流。唤醒人间真情：“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他们尽可嚣张一时，一旦人心丧尽，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审判。
“阎红彦是个好同志”
周总理知道阎红彦的死讯后，大吃一惊，茫然发问：“阎红彦真的死了？”
1月12日，他用专机把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和在混乱形势下专门负责阎红彦安全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等人接到北京，亲自听取汇报。并沉痛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还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呀！”
王银山两次检讨说：“总理，我没有保护好阎红彦同志。”
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说：“你一个人是保不住阎红彦的。”
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会上，谭震林再也按捺不住，大发雷霆，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赵健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支持阎红彦。阎红彦死后，又为阎红彦鸣不平，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他一再进京，面见康生，直言忠谏：“文化大革命不能这个搞法！”1968年1月21日，康生在京西宾馆当面蛮横地诬陷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我凭40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你有刻骨的阶级仇恨。”他无中生有地咬定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铸成骇人听闻的“赵健民冤案”。
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再三直接过问下，阎红彦11年的沉冤得到昭雪。
早在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出来工作，在与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谈话时，就交代他放手使用老干部；要抓紧为阎红彦平反。
贾启允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委托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岳肖峡负责，由重回省委任副秘书长的我协助，代省委起草为阎红彦平反的报告。不久，这个报告就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扭住不放的一个“罪证”。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根据对阎红彦的了解，听了多方面意见和对他死亡情况的调查，在1977年10月一次谈话中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11月27日，由云南省委向中央上报关于阎红彦同志问题的结论报告。中央决定为阎红彦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且将阎红彦的骨灰移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正厅中区。
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陈锡联、耿飚、李井泉、王震、宋任穷、胡耀邦等380余人参加了仪式。2月15日，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通知，为阎红彦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