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第九战区的抗战

第九战区的重大战事
第九战区成立时，国民党军队正在集中力量进行武汉会战。第九战区一成立，即投入到武汉会战中。1938年6月-10月，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在江西德安、瑞昌万家岭地区，与日寇激战，重创日寇第106师团和第101师团一部，消灭日寇1万余人，俘300余人，取得了“万家岭大捷”。
1939年3月，南昌失守。4月，第九战区罗卓英部奉蒋介石命令反攻南昌，但由于备战仓促，配合不力而且又缺少攻坚的重武器，反攻被迫停止。虽然消灭日寇1万5千余人，但国民党军队损失更为惨重，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将军牺牲。
1939年9月，日寇11军集中6个师团进攻长沙，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第九战区部队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方针迎击日寇，歼灭日寇4万余人，取得了胜利。
1939年12月底至1940年初，第九战区实施了冬季攻势。1940年4月，又组织了夏季攻势。10月至1941年3月，第九战区各部进行了反扫荡作战，取得了上高会战的胜利。
1941年9月下旬，日寇第11军又集中4个师团另两个旅团，约15万人，第二次进攻长沙，此即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部队对敌人的意图判断失误，而电报密码又被敌人破译，仓促迎战，伤亡惨重。长沙一度被敌人占领，10月，日寇开始撤退，中国军队收复长沙，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此役，中国军队毙伤敌两万余人，但由于作战不力，自身的伤亡较大。
1941年冬，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了配合在太平洋上的作战，阻止中国军队增兵华南，日寇第11军12万余人第三次进攻长沙，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第九战区总结了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和教训，制定了“天炉战法”以迎击日寇。经过激战，中国军队毙伤俘日寇5万余人，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辉煌胜利。
1942年5月-11月，第九战区先后支援了第三战区的赣东会战和第六战区的常德会战。
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发起了豫湘桂战役。1944年5月，日寇第11军集中主力30多万人，发动了新的进攻，长衡会战开始。第九战区仍然按照前三次长沙会战的做法迎击日寇，然而，“胜兵不复”，这一次日军是铁了心要夺下湖南了。第九战区的部队在这次会战中，打得非常惨烈。6月19日，长沙失守。日寇攻占长沙后，集重兵进攻衡阳，国民党军队第十军方先觉部死守衡阳孤城，与日寇血战47天，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最终，方先觉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向日军投降，衡阳悲壮地沦陷了。
日军占领衡阳之后，第九战区部队撤至湘鄂赣交界地区，阻止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坚持抗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14日，第九战区在南昌举行受降仪式，接受日军第13、58师团和第22、84、87等旅团的投降。至此，第九战区的抗战胜利结束。
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第九战区先后经历了数次大会战，这其中，有辉煌的胜利，也有悲壮的败绩。因此，第九战区在抗战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总结的。
万家岭大捷，第一、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是第九战区最辉煌的胜利。叶挺曾经称赞万家岭大捷“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1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外电评论说：第三次长沙会战是“自12月7日以来，同盟国唯一决定性胜利”。2
第九战区在抗战中胜利的因素与经验，大概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任用了有才干的优秀将领。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薛岳，是国民党军队中少有的作战勇敢，意志坚决而又足智多谋的将领之一，他的绰号叫做“老虎仔”， 张治中称他为“百战名将”。3第九战区的其他将领，如方先觉、王耀武、关麟征、李玉堂、张灵甫、欧震等，都可以称得上是抗日名将。这些将领多毕业于黄埔或保定军校，作战勇敢且素质强，有才干。这与第一战区的汤恩伯，西北的胡宗南，还有中央大员陈诚这些靠着浙江同乡关系被提拔的嫡系“无能之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就作战勇敢方面来讲，西北军的将领也很勇敢，但他们多出身于行伍，没受过系统、正规的军校教育，素质较低，限制了他们才能的发挥。第九战区的将领或作战勇猛，或足智多谋，或意志坚决。例如，在万家岭战役中，第74军51旅旅长王耀武手下的团长张灵甫，从万家岭张古峰山后绝壁攀援突袭日寇，出奇制胜。第九战区的将领素质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所属部队作战勇敢，装备精锐，官兵素质高。第九战区所属的部队，大多数属于国民党军的嫡系精锐部队，也就是所谓的“中央军”（只有杨森部等少数部队是川军）。其中的第74军（后被评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第10军、第4军、第100军、第37军都是中国军队中的精锐，战斗力强于地方部队（所谓“杂牌”）。他们（中央军）装备着当时中国军队中最精良的武器，其武器多为德式武器和美式武器，大到德国造150毫米榴弹炮，小到捷克式轻机枪、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中正式步枪都相当的充足，这些武器在战斗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这在战斗中也有体现，中央军部队作战勇敢，官兵素质强，战斗力强，而川军就不行。中国军队中的其他部队，如西北军作战也勇敢，但装备却是十分低劣，很多战士没有枪，只有大刀、手榴弹，这限制了他们战斗力的发挥。
第三，采用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和战术。正确的方针战术，是战役战斗胜利的必要条件。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薛岳是一位颇有谋略的将领，他特别擅长制定新奇的战略与战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在万家岭战役中，他制定了“反八字形阵地，如袋捕鼠，又如飞剪，敌犯右则中左应，犯左则中右应”4战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前，他提出了“天炉战法”，具体内容为：“在预定之各作战地带，构成网形阵地，配备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诸手段，逐次消灭敌之兵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带，使用优势兵力，炽盛之火力，实行反包围及反击，用优越之态势，予敌以歼灭性打击”。5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战术都是正确的，起到了克敌制胜的作用。
第四，“天时与地利”。“天时”、“地利”是在作战中特别要引起将领重视的。“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第九战区在数次大战中，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有利因素，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例如，从地形上看，湖南北部地区是一典型的水网地带，河网密布，洞庭湖、汨罗江、新墙河、捞刀河交织在一起，极大地限制了日寇机械化部队的行动，第九战区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有利的地理条件，同时，破坏了前线的主要道路，把稻田里放满了水，极大地限制了日寇机械化部队的运动，限制了日寇机械化部队的使用。再例如，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天突然下起了大雪，大雪加剧了道路的泥泞，进一步限制了日寇坦克、大炮等的使用，中国军队乘机发起反攻，一举获胜。6
第五，情报工作出色。战斗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准确而又有价值的情报，第九站区在作战中曾经多次截获有价值的情报，对作战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例如，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从一击毙了的日寇军官身上搜出了敌人的机密文件，文件送到司令部后，一向自制力特别强的薛岳大喜道：“一张薄纸，胜过万挺机关枪”。7
第六，人民群众的支持。第九战区的部队在抗战中得到了湖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第九战区的部队大多数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精锐，治军较严，纪律严明。这样的部队自然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在第一、三次长沙会战前，战区的农民主动响应军队的要求，犁田放水（将稻田全犁翻放水），破坏道路，阻止日寇机械化部队的通行。在长衡会战时，群众主动捐献木料与石料修建衡阳城的工事，衡阳市竹木板业同业公会将120万根杉木任守军“征购”，他们只得到一叠领取木材的单据而已。全城万余官兵和7000多民工，仅用20天时光，将衡阳城郊构筑成数层防卫要点的一大要塞，日本战史称：衡阳“碉堡位置，颇尽选择之能……此种伟大之防御工事，实为中日战争以来所初见。亦堪称中国国军智慧与努力之结晶”。8这与汤恩伯部在河南被称作“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不怕日寇来烧杀，就怕汤军来驻扎”，真可谓是天渊之别。
反攻南昌，第二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是第九战区最惨烈最悲壮的败绩。南昌一战后，薛岳致电蒋介石，“安宝南浔苦战，叠挫区锋。今安宝忠烈殉国，伤悼已深，敬请重恤”，“指挥无方，南昌未克，而丧我忠良，敬请重罚，以慰英烈”。9长衡会战中，长沙失守，第四军在转移渡湘江时，组织不力，溺死数千人。方先觉部死守衡阳47天，但最后仍然城破投降，这一战尤令人叹惜。
失败的教训不能不吸取，第九战区在抗战中失败的教训，总结如下：
第一，轻敌。过于迷信已有的经验与战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第九战区两年没有经历过大战，于是薛岳就以为敌人尝到了他“天炉战法”的厉害，不敢再来进犯了。除战区司令长官以外，其他的将领也都带着轻敌的心理，如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不忙于军务，却在和战区副司令王赞绪填词赋诗，附庸风雅，并且还出了一本诗集《一峰吟草》。10将领的麻痹轻敌心理，直接导致了备战的松懈，结果在长衡会战时一下子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第二，上级的越级指挥和下级的越级请示。国民党军队中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上级喜欢越级指挥，其典型就是“委座”蒋介石，他在作战中，喜欢事必躬亲，指挥几十万大军时，喜欢直接指挥到军与师，而越过了中间的指挥机构。同样，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也经常直接向“老头子”请示，一般师级、军级将领就可以直接和“老头子”通电，接受他的直接指挥。例如，反攻南昌一战，当时，薛岳并不赞成这一仗，他在电报中曾说“现时已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势虽蹙，但欲求五月五日前攻至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11但是，蒋介石直接指挥罗卓英部作战，薛岳反而成了看客。越级指挥往往会造成指挥系统的紊乱，是兵家之大忌，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成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老打败仗的一大根源。李宗仁对此回忆道：“抗战时期，我方指挥系统的毛病亦多。最重大一个缺点，便是蒋先生越级亲自指挥。……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蒋介石的直接越级指挥直接造成了指挥系统的紊乱，还造成了一种现象：“中央系将领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12蒋介石事必躬亲到这种地步，怎能不对作战造成重大影响呢？
第三，保密工作做得不好。在作战中，第九战区的机密情报曾多次被日寇截获。例如，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和长衡会战中，第九战区的电报密码就曾多次被日寇破译，这给第九战区部队的军事行动带来了很大的被动。
第四，对敌人战役意图的判断失误。这种错误最早发生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但最典型的是在长衡会战中，长衡会战前，薛岳等以为日寇的意图还是像前三次长沙会战一样，兵力也不会超过前三次会战时，然而，此次会战，日寇的意图是打通大陆交通线，铁了心要占领湖南，还要占领广西。为此，日军集中了近40万兵力。没有正确估计敌人的意图使得薛岳在作战指导方针上犯了错误。他制抵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在桂林附近与敌人决战和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在衡阳附近和敌人决战的建议。当时，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根据日军兵力众多，很难在短时间、小空间内战胜敌人的情况，提出放开战场，逐次抵抗，在广西桂林一带进行决战的设想，后来的事实证明，白崇禧的设想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是薛岳却没有认识到，他把放开战场说成是白崇禧让第九战区部队去为他的老家看大门（白崇禧是广西人），从而制抵了这一正确的建议，造成了会战的败绩。13
第五，仓促迎战，部队配合不力。反攻南昌、第二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的失利，准备不足，仓促迎战是一重大原因。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由于部队与敌人仓促遭遇，很多部队如第37军、第74军被打散了。在长衡会战中，守卫长沙的第4军仓促应战，又仓促向湘江西岸撤退，渡河组织不力，造成了数千官兵溺死在湘江中。部队配合不力，也是失利的一重要因素。在长衡会战时，衡阳外围的国民党军队并不少，但是积极增援衡阳，为方先觉部解围的却并不多，只有第62军、第79军、第74军、第200师彭璧生部等。其他各部援军，或徘徊观望，或坚守自保，或对命令“阳奉阴违”。14当时，方先觉部第10军已经将日寇主力死死钉在了衡阳城周围，如果此时外围的中国军队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攻城的日军进行围攻，或许能取得又一场大捷，或许衡阳能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但是，战争的结果是不能假设的，没有那么多或许。衡阳最终因弹尽粮绝而沦陷，方先觉也不顾薛岳电令“望死守，必生必胜”15而城破投降。只能让人慨叹其悲壮了。
第六，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朽促成了他们的失败。进入抗战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他们在抗战初的进取心和艰苦奋斗精神，陷入了腐化和堕落之中。且不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贪婪腐朽，还有那“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单说第九战区的某些军官将领，如长衡会战守卫长沙的第四军，负责控制船只的副官处处长潘孔昭假公济私，擅扣商船，重价勒索，并将勒索之财物用五艘火轮船运走，造成长沙战斗紧急时，部队渡河困难，转用兵力迟误，溺死数千人。16衡阳保卫战之前，衡阳附近管理后勤的官员甚至向请求调拨武器弹药的第十军官兵索要“条子”（金条），后来在蒋介石的亲自命令下，才给第十军调拨了大批武器弹药。在衡阳保卫战最艰苦时，第100军军长李天霞不但不积极解围，反而说“若是给衡阳解了围，方先觉岂不成了‘抗日英雄’？”17
此外关于长衡会战的失利，还可以加上战略重心的变化一条。长衡会战时，国民党军队正在集中力量进行反攻缅北与滇西，重新打通滇缅公路以获得外援的战役。国民党军队中最精锐的美式装备的部队正在滇西和缅甸大战；此外，蒋介石还将主力部队胡宗南部40余万人部署在西北，用来封锁陕甘宁边区。战略重心的转移势必会影响到其他的战场。
（未完待续）第九战区的重大战事
第九战区成立时，国民党军队正在集中力量进行武汉会战。第九战区一成立，即投入到武汉会战中。1938年6月-10月，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在江西德安、瑞昌万家岭地区，与日寇激战，重创日寇第106师团和第101师团一部，消灭日寇1万余人，俘300余人，取得了“万家岭大捷”。
1939年3月，南昌失守。4月，第九战区罗卓英部奉蒋介石命令反攻南昌，但由于备战仓促，配合不力而且又缺少攻坚的重武器，反攻被迫停止。虽然消灭日寇1万5千余人，但国民党军队损失更为惨重，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将军牺牲。
1939年9月，日寇11军集中6个师团进攻长沙，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第九战区部队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方针迎击日寇，歼灭日寇4万余人，取得了胜利。
1939年12月底至1940年初，第九战区实施了冬季攻势。1940年4月，又组织了夏季攻势。10月至1941年3月，第九战区各部进行了反扫荡作战，取得了上高会战的胜利。
1941年9月下旬，日寇第11军又集中4个师团另两个旅团，约15万人，第二次进攻长沙，此即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部队对敌人的意图判断失误，而电报密码又被敌人破译，仓促迎战，伤亡惨重。长沙一度被敌人占领，10月，日寇开始撤退，中国军队收复长沙，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此役，中国军队毙伤敌两万余人，但由于作战不力，自身的伤亡较大。
1941年冬，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了配合在太平洋上的作战，阻止中国军队增兵华南，日寇第11军12万余人第三次进攻长沙，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第九战区总结了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和教训，制定了“天炉战法”以迎击日寇。经过激战，中国军队毙伤俘日寇5万余人，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辉煌胜利。
1942年5月-11月，第九战区先后支援了第三战区的赣东会战和第六战区的常德会战。
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发起了豫湘桂战役。1944年5月，日寇第11军集中主力30多万人，发动了新的进攻，长衡会战开始。第九战区仍然按照前三次长沙会战的做法迎击日寇，然而，“胜兵不复”，这一次日军是铁了心要夺下湖南了。第九战区的部队在这次会战中，打得非常惨烈。6月19日，长沙失守。日寇攻占长沙后，集重兵进攻衡阳，国民党军队第十军方先觉部死守衡阳孤城，与日寇血战47天，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最终，方先觉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向日军投降，衡阳悲壮地沦陷了。
日军占领衡阳之后，第九战区部队撤至湘鄂赣交界地区，阻止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坚持抗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14日，第九战区在南昌举行受降仪式，接受日军第13、58师团和第22、84、87等旅团的投降。至此，第九战区的抗战胜利结束。
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第九战区先后经历了数次大会战，这其中，有辉煌的胜利，也有悲壮的败绩。因此，第九战区在抗战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总结的。
万家岭大捷，第一、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是第九战区最辉煌的胜利。叶挺曾经称赞万家岭大捷“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1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外电评论说：第三次长沙会战是“自12月7日以来，同盟国唯一决定性胜利”。2
第九战区在抗战中胜利的因素与经验，大概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任用了有才干的优秀将领。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薛岳，是国民党军队中少有的作战勇敢，意志坚决而又足智多谋的将领之一，他的绰号叫做“老虎仔”， 张治中称他为“百战名将”。3第九战区的其他将领，如方先觉、王耀武、关麟征、李玉堂、张灵甫、欧震等，都可以称得上是抗日名将。这些将领多毕业于黄埔或保定军校，作战勇敢且素质强，有才干。这与第一战区的汤恩伯，西北的胡宗南，还有中央大员陈诚这些靠着浙江同乡关系被提拔的嫡系“无能之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就作战勇敢方面来讲，西北军的将领也很勇敢，但他们多出身于行伍，没受过系统、正规的军校教育，素质较低，限制了他们才能的发挥。第九战区的将领或作战勇猛，或足智多谋，或意志坚决。例如，在万家岭战役中，第74军51旅旅长王耀武手下的团长张灵甫，从万家岭张古峰山后绝壁攀援突袭日寇，出奇制胜。第九战区的将领素质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所属部队作战勇敢，装备精锐，官兵素质高。第九战区所属的部队，大多数属于国民党军的嫡系精锐部队，也就是所谓的“中央军”（只有杨森部等少数部队是川军）。其中的第74军（后被评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第10军、第4军、第100军、第37军都是中国军队中的精锐，战斗力强于地方部队（所谓“杂牌”）。他们（中央军）装备着当时中国军队中最精良的武器，其武器多为德式武器和美式武器，大到德国造150毫米榴弹炮，小到捷克式轻机枪、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中正式步枪都相当的充足，这些武器在战斗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这在战斗中也有体现，中央军部队作战勇敢，官兵素质强，战斗力强，而川军就不行。中国军队中的其他部队，如西北军作战也勇敢，但装备却是十分低劣，很多战士没有枪，只有大刀、手榴弹，这限制了他们战斗力的发挥。
第三，采用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和战术。正确的方针战术，是战役战斗胜利的必要条件。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薛岳是一位颇有谋略的将领，他特别擅长制定新奇的战略与战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在万家岭战役中，他制定了“反八字形阵地，如袋捕鼠，又如飞剪，敌犯右则中左应，犯左则中右应”4战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前，他提出了“天炉战法”，具体内容为：“在预定之各作战地带，构成网形阵地，配备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诸手段，逐次消灭敌之兵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带，使用优势兵力，炽盛之火力，实行反包围及反击，用优越之态势，予敌以歼灭性打击”。5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战术都是正确的，起到了克敌制胜的作用。
第四，“天时与地利”。“天时”、“地利”是在作战中特别要引起将领重视的。“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第九战区在数次大战中，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有利因素，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例如，从地形上看，湖南北部地区是一典型的水网地带，河网密布，洞庭湖、汨罗江、新墙河、捞刀河交织在一起，极大地限制了日寇机械化部队的行动，第九战区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有利的地理条件，同时，破坏了前线的主要道路，把稻田里放满了水，极大地限制了日寇机械化部队的运动，限制了日寇机械化部队的使用。再例如，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天突然下起了大雪，大雪加剧了道路的泥泞，进一步限制了日寇坦克、大炮等的使用，中国军队乘机发起反攻，一举获胜。6
第五，情报工作出色。战斗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准确而又有价值的情报，第九站区在作战中曾经多次截获有价值的情报，对作战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例如，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从一击毙了的日寇军官身上搜出了敌人的机密文件，文件送到司令部后，一向自制力特别强的薛岳大喜道：“一张薄纸，胜过万挺机关枪”。7
第六，人民群众的支持。第九战区的部队在抗战中得到了湖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第九战区的部队大多数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精锐，治军较严，纪律严明。这样的部队自然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在第一、三次长沙会战前，战区的农民主动响应军队的要求，犁田放水（将稻田全犁翻放水），破坏道路，阻止日寇机械化部队的通行。在长衡会战时，群众主动捐献木料与石料修建衡阳城的工事，衡阳市竹木板业同业公会将120万根杉木任守军“征购”，他们只得到一叠领取木材的单据而已。全城万余官兵和7000多民工，仅用20天时光，将衡阳城郊构筑成数层防卫要点的一大要塞，日本战史称：衡阳“碉堡位置，颇尽选择之能……此种伟大之防御工事，实为中日战争以来所初见。亦堪称中国国军智慧与努力之结晶”。8这与汤恩伯部在河南被称作“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不怕日寇来烧杀，就怕汤军来驻扎”，真可谓是天渊之别。
反攻南昌，第二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是第九战区最惨烈最悲壮的败绩。南昌一战后，薛岳致电蒋介石，“安宝南浔苦战，叠挫区锋。今安宝忠烈殉国，伤悼已深，敬请重恤”，“指挥无方，南昌未克，而丧我忠良，敬请重罚，以慰英烈”。9长衡会战中，长沙失守，第四军在转移渡湘江时，组织不力，溺死数千人。方先觉部死守衡阳47天，但最后仍然城破投降，这一战尤令人叹惜。
失败的教训不能不吸取，第九战区在抗战中失败的教训，总结如下：
第一，轻敌。过于迷信已有的经验与战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第九战区两年没有经历过大战，于是薛岳就以为敌人尝到了他“天炉战法”的厉害，不敢再来进犯了。除战区司令长官以外，其他的将领也都带着轻敌的心理，如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不忙于军务，却在和战区副司令王赞绪填词赋诗，附庸风雅，并且还出了一本诗集《一峰吟草》。10将领的麻痹轻敌心理，直接导致了备战的松懈，结果在长衡会战时一下子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第二，上级的越级指挥和下级的越级请示。国民党军队中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上级喜欢越级指挥，其典型就是“委座”蒋介石，他在作战中，喜欢事必躬亲，指挥几十万大军时，喜欢直接指挥到军与师，而越过了中间的指挥机构。同样，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也经常直接向“老头子”请示，一般师级、军级将领就可以直接和“老头子”通电，接受他的直接指挥。例如，反攻南昌一战，当时，薛岳并不赞成这一仗，他在电报中曾说“现时已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势虽蹙，但欲求五月五日前攻至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11但是，蒋介石直接指挥罗卓英部作战，薛岳反而成了看客。越级指挥往往会造成指挥系统的紊乱，是兵家之大忌，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成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老打败仗的一大根源。李宗仁对此回忆道：“抗战时期，我方指挥系统的毛病亦多。最重大一个缺点，便是蒋先生越级亲自指挥。……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蒋介石的直接越级指挥直接造成了指挥系统的紊乱，还造成了一种现象：“中央系将领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12蒋介石事必躬亲到这种地步，怎能不对作战造成重大影响呢？
第三，保密工作做得不好。在作战中，第九战区的机密情报曾多次被日寇截获。例如，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和长衡会战中，第九战区的电报密码就曾多次被日寇破译，这给第九战区部队的军事行动带来了很大的被动。
第四，对敌人战役意图的判断失误。这种错误最早发生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但最典型的是在长衡会战中，长衡会战前，薛岳等以为日寇的意图还是像前三次长沙会战一样，兵力也不会超过前三次会战时，然而，此次会战，日寇的意图是打通大陆交通线，铁了心要占领湖南，还要占领广西。为此，日军集中了近40万兵力。没有正确估计敌人的意图使得薛岳在作战指导方针上犯了错误。他制抵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在桂林附近与敌人决战和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在衡阳附近和敌人决战的建议。当时，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根据日军兵力众多，很难在短时间、小空间内战胜敌人的情况，提出放开战场，逐次抵抗，在广西桂林一带进行决战的设想，后来的事实证明，白崇禧的设想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是薛岳却没有认识到，他把放开战场说成是白崇禧让第九战区部队去为他的老家看大门（白崇禧是广西人），从而制抵了这一正确的建议，造成了会战的败绩。13
第五，仓促迎战，部队配合不力。反攻南昌、第二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的失利，准备不足，仓促迎战是一重大原因。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由于部队与敌人仓促遭遇，很多部队如第37军、第74军被打散了。在长衡会战中，守卫长沙的第4军仓促应战，又仓促向湘江西岸撤退，渡河组织不力，造成了数千官兵溺死在湘江中。部队配合不力，也是失利的一重要因素。在长衡会战时，衡阳外围的国民党军队并不少，但是积极增援衡阳，为方先觉部解围的却并不多，只有第62军、第79军、第74军、第200师彭璧生部等。其他各部援军，或徘徊观望，或坚守自保，或对命令“阳奉阴违”。14当时，方先觉部第10军已经将日寇主力死死钉在了衡阳城周围，如果此时外围的中国军队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攻城的日军进行围攻，或许能取得又一场大捷，或许衡阳能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但是，战争的结果是不能假设的，没有那么多或许。衡阳最终因弹尽粮绝而沦陷，方先觉也不顾薛岳电令“望死守，必生必胜”15而城破投降。只能让人慨叹其悲壮了。
第六，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朽促成了他们的失败。进入抗战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他们在抗战初的进取心和艰苦奋斗精神，陷入了腐化和堕落之中。且不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贪婪腐朽，还有那“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单说第九战区的某些军官将领，如长衡会战守卫长沙的第四军，负责控制船只的副官处处长潘孔昭假公济私，擅扣商船，重价勒索，并将勒索之财物用五艘火轮船运走，造成长沙战斗紧急时，部队渡河困难，转用兵力迟误，溺死数千人。16衡阳保卫战之前，衡阳附近管理后勤的官员甚至向请求调拨武器弹药的第十军官兵索要“条子”（金条），后来在蒋介石的亲自命令下，才给第十军调拨了大批武器弹药。在衡阳保卫战最艰苦时，第100军军长李天霞不但不积极解围，反而说“若是给衡阳解了围，方先觉岂不成了‘抗日英雄’？”17
此外关于长衡会战的失利，还可以加上战略重心的变化一条。长衡会战时，国民党军队正在集中力量进行反攻缅北与滇西，重新打通滇缅公路以获得外援的战役。国民党军队中最精锐的美式装备的部队正在滇西和缅甸大战；此外，蒋介石还将主力部队胡宗南部40余万人部署在西北，用来封锁陕甘宁边区。战略重心的转移势必会影响到其他的战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