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那些信仰恐怖的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2:24:09
<B>那些信仰恐怖的人
——</B><B>读《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p></p></B></P>
余杰</P>
<p></p></P>
一天又一天，默默隐忍
照片上的这群人物
个个一副十足的猪的嘴脸
真让人忍无可忍
——帕斯捷尔纳克
在好莱坞的那些关于冷战题材的惊险电影中，“克格勃”被描述成如同“终结者”般无所不能的间谍，然而在苏联的历史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却一直充当着极权主义制度强有力的心脏。这个部门曾经使用过许多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局、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变幻莫测的名称让历史学家们也感到迷惑，但是人们还是习惯使用“克格勃”这一通俗的称呼。克格勃的历史与苏联的历史相伴始终，它有过二十四位权力熏天的领导者，其中有人差点登上权力的顶峰（贝利亚），有人甚至获得了正式的加冕（安德罗波夫）。但是，其中有五人遭到了枪决（亚戈达、叶诺夫、贝利亚、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另外一些人则被关进了监狱或者长期受到严密的监控（拷打和监视他们的正是他们昔日的手下）。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姆列钦不无嘲讽地指出：“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
可以说，要认识苏联的历史，就必须认识克格勃这个已经变成神话的机构，也必须认识那些管理这个机构的“信仰恐怖”的人们。在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著的厚厚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中，不仅收集了许多不久以前刚刚解密的文件，而且还有作者与若干克格勃官员、党务工作者以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谈话记录。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试图通过这本奇特的“专史”来说明“为什么在重要历史关头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走上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路”。这是一本写给获得新生的俄罗斯人读的巨著，同时也是一面送给中国读者的镜鉴，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了解居住在比中国更北一些的、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历史命运方面与你们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裨益。”
<B>“</B><B>那个任劳任怨提箱子的人”</B>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领袖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仅需要牢牢地控制党务机关、政府部门、军队和经济要害部门，还需要自己亲自掌握克格勃。历史证明——如果特务头子忠心耿耿，那么领袖就可以放手整肃政敌：在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领袖“绝对权威”的树立，与其说来自于领袖自身的人格魅力，不如说来自于他们对特务头子的垂直操控、以及由特务机构所制造的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怖气氛。相反，如果特务头子三心二意，那么领袖的位置也就岌岌可危：意气风发的赫鲁晓夫之所以黯然下台，在政变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当时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而导致苏联全面崩溃的“八·一九”事件，其主角也正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提拔的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
领袖与特务头子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谁也缺不了谁。当然，在苏联的历史上，像列宁与捷尔任斯基、斯大林与贝利亚这样一直“亲密无间”的情形并不多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毋宁说是一个家庭中的“主人”和“奴才”。一般情况下，领袖经常会有“喜新厌旧”的想法，及时消灭知道太多秘密的特务头子，并将他们当作暴政的替罪羊抛出去，以消除老百姓心中的怨气，让自己再次赢得民心。比如，斯大林就亲手签署了处决亚戈达和叶诺夫的命令。另一方面，而特务头子们往往也会因为主人的替换，而在一夜之间失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乃至生命。比如，贝利亚和他的两个接班人梅尔库洛夫和阿巴库莫夫都成了斯大林时代的殉葬品，制造恐怖的人最终自己被恐怖所吞没，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最无情的讽刺。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领袖是主人的话，那么克格勃头子就是主人豢养的一条最得力的狗。缅任斯基是继捷尔任斯基之后的第二任特务头子，他的任期横跨了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罕见的能够自始至终博得两个喜怒无常的领袖欢心的革命元老。缅任斯基领导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庞大行动，短短几年间就杀害了数百万计无辜的劳动者。因讨好托洛茨基而不得，他转而投入斯大林的怀抱，帮助斯大林给予托派以致命的打击，驱逐托洛茨基本人出国的行动就是他亲自实施的。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半是懊悔半是愤怒地谴责缅任斯基是一个“无耻的小人”，然而与列宁关系密切的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格·亚·所罗门却在回忆录中写下一段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鲜为人知的往事：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缅任斯基奉列宁之命前来布鲁塞尔接头并侨居于此。其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缅任斯基去火车站迎接领袖。
那天，所罗门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形：“我首先看到的是满面病容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胀。”
所罗门写道：“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把伞。我赶紧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喘气都够困难的！’”
列宁的反应是这样的——“他怎么了？”列宁高高兴兴，满不在乎地问：“难道他有病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会好的。”
所罗门继续写道：“从此，我不禁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他明白了：由这样的领袖领导的革命，并不是如同传单上写的那么纯洁和伟大。后来，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所罗门一直没有返回俄国，尽管他同列宁关系良好。由此，他也得以保全性命。
在所罗门的笔下，缅任斯基是一个任劳任怨、温文尔雅的老好人。然而，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看错了这个脸上堆满微笑的人。缅任斯基会如此毕恭毕敬地对待其他人吗？不，他只会不要命地帮列宁一个人提箱子（当然，列宁去世之后是斯大林）。他越是有病，越要卖力地去提，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自己的忠诚。而列宁显然不是没有观察到缅任斯基的病体（以列宁的聪明和细心，哪会出这样的差错？），列宁是在故意考验这个部下的忠实程度。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其实是“心心相印”的，革命队伍里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考验”与“被考验”的历程。领袖所任命的特务头子必须是“那个任劳任怨地提箱子的人”。所罗门好心的提醒，简直就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
缅任斯基帮列宁提箱子的那一幕，是剖析领袖与克格勃头子之间微妙关系的精彩镜头。也许连所罗门本人也没有想到，他提供的这个细节成了我们透视苏联社会制度时的一个深刻注释。
一九三四年，缅任斯基在更大的风暴来临之前死于心脏病，只活了六十岁——剥夺数以百万计的人生命的特务头子，很难保持心脏的健康。此后，斯大林选择的特务头子比缅任斯基更加残酷、也更加忠顺，从亚戈达到叶诺夫再到贝利亚，他们的上台都得以消灭前任以及前任数以万计的鹰犬为前提。而斯大林的宠爱则是他们生与死的风向标。日丹诺夫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笑话：“斯大林因为丢了烟斗而牢骚满腹，他说：‘谁要是找到它，我会给重奖。’贝利亚在三天之后抓到了十个小偷，而且每个小偷都招认正是自己偷了烟斗。又过了一天，斯大林发现了自己的烟斗，原来烟斗掉到他办公室的沙发后面去了。”日丹诺夫在讲笑话的时候开心地笑着。
列昂尼德·姆列钦评价说：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日丹诺夫这个人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贝利亚的特点。为了得到斯大林的一句称赞的话，这个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他来说，无辜者的生命一钱不值。
<B>“</B><B>我们是钢铁战士”
</B>
捷尔任斯基是克格勃的开创者。有人骂他是“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和“吸血鬼”，也有人歌颂他是“神圣杀手”和“钢铁战士”。这位奉命组建“契卡”的元老级革命家，上任伊始就提出：“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捷尔任斯基在沙皇的监狱中服刑达十一年之久，他比谁都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汲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意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与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精力过人，可以持续工作几天几夜；同时，他又极其廉洁，虽然身居高位，却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大部分时候都依靠面包和清水维持生命。有人说，他们是一群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一样，他们革命的方式可能有错误，但他们的人品是不容置疑的。
捷尔任斯基的外甥女曾以赞许的口吻讲过一件小事，后来这个故事成为几代少先队员们学习的教材。那是一九一九年闹饥荒的时候，有一次捷尔任斯基跑到姐姐家去做客，姐姐知道他想吃什么，就给他烤了软饼。他脱下大衣，坐下来要吃时突然问道：“你在哪儿弄到的面粉？”
“在哪儿？面粉只能到投机倒把商那儿去买！”姐姐回答说。
他勃然大怒地吼叫起来：“什么？我没日没夜地同他们斗，你可倒好……”他抓起软饼就扔到窗外去了。
我不认为捷尔任斯基的行为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地方。捷尔任斯基扔软饼的行动，究竟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真诚，还是出于对某种制度非理性的竭力捍卫呢？我倾向于后者。如果说一种制度要以剥夺亲情和戕害人性为代价，那么它的合理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说一种制度连让居民吃软饼的权利都不能保障，那么它宣扬的高调究竟有几分是真实的呢？
苏联科学院院士亚·尼·雅科夫列夫曾经在政治局工作，并领导了为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恢复名誉的工作。这样的经历让他洞悉了专制制度疯狂运转的秘密，他认为其动力来自于人类内心隐秘而强烈的对权力的欲望和渴求，他写道：“要理解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领导人，就应当知道关键性字眼——权力。对某些人来讲，权力就是一切。在争夺权力的道路上，这些人对自己的人格以及他人的痛苦不屑一顾。他们抓住建设共产主义——最幸福的社会这一思想不放。你们想要成为幸福的人吗？（有谁不想呢？）那么就要做出牺牲。他们说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不惜一切手段。于是，一千五百万人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举例说，把孩子们从父母手中夺走去做人质，难道正常的头脑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吗？”捷尔任斯基们从来都要求别人作出牺牲，他们认为自己有这样做的权力。然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实：卑劣的手段能够达到崇高的目的。
当喀琅施塔港发生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义之后，捷尔任斯基迅速下令说：“要无情地镇压叛乱者，无需任何怜悯之心，枪杀他们，俘虏也包括在内……”在这样一个拼命追求权力的变态狂面前，普通人的生命仅仅是一堆没有具体指向的统计数据而已。紧接着，“不迟于明天要用窒息性毒气向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攻击”的命令也由军方发出了。
历史选择了捷尔任斯基担任绞肉机的总设计师。一九二一年，一批在安全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给中央发去一份声明：“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声明直接地指出：“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他们慢慢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捷尔任斯基立即消灭了这群说真话的部下。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开始。随着三十年代的到来，绞肉机以更高的效率运转起来，“古拉格群岛”遍布在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里。数千万人成为无名的囚犯，数百万人成为隶属于克格勃的工作人员。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对这些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管理者们的选择感到困惑：“我有时在想：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功名心？恐惧？工作的欲望？权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作家拉兹贡却找到了答案。拉兹贡曾经在铁窗后度过多年，他写道：“他们同我们不是同类，他们跟过去的我们不是同类，跟现在和将来的我们更不是同类。同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他们只是装扮成人样。同他们交往时也要假装把他们当人看。但你要坚信，他们只是假装成人……”与之相似，科学家瓦尔加院士曾经对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马加斯说：“正派的人不去当侦查人员或是秘密警察。只有社会渣滓才去那里，这些家伙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事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尽量多地怀疑他人，努力把他人投进监狱，直到最后营造出这样一种气氛：所有人都像是可疑分子，都像是怀疑者和被怀疑者。”
而这恰恰就是领袖与特务头子共同的目的，他们需要一只为数众多的“钢铁战士”组成的特殊队伍。在恐怖弥漫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苏联社会，只有成为一个“钢铁战士”才能获得权势、金钱和荣誉。同时，宣传机构也赋予“钢铁战士”以崇高的人格力量，从少先队员的誓词到入党的效忠，都在鼓励人们成为绞肉机上的一颗忠实的螺丝钉。领袖却在克里姆林宫阴暗的角落里狞笑。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只有一年》中写道：“‘一起车祸’是我父亲在下属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提出的一个官方说法。父亲觉得到处都有阴谋，到处都是敌人，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善良的人们却被迫匍匐在这些“钢铁战士”的脚下呻吟着。</P><B>那些信仰恐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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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又一天，默默隐忍
照片上的这群人物
个个一副十足的猪的嘴脸
真让人忍无可忍
——帕斯捷尔纳克
在好莱坞的那些关于冷战题材的惊险电影中，“克格勃”被描述成如同“终结者”般无所不能的间谍，然而在苏联的历史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却一直充当着极权主义制度强有力的心脏。这个部门曾经使用过许多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局、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变幻莫测的名称让历史学家们也感到迷惑，但是人们还是习惯使用“克格勃”这一通俗的称呼。克格勃的历史与苏联的历史相伴始终，它有过二十四位权力熏天的领导者，其中有人差点登上权力的顶峰（贝利亚），有人甚至获得了正式的加冕（安德罗波夫）。但是，其中有五人遭到了枪决（亚戈达、叶诺夫、贝利亚、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另外一些人则被关进了监狱或者长期受到严密的监控（拷打和监视他们的正是他们昔日的手下）。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姆列钦不无嘲讽地指出：“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
可以说，要认识苏联的历史，就必须认识克格勃这个已经变成神话的机构，也必须认识那些管理这个机构的“信仰恐怖”的人们。在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著的厚厚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中，不仅收集了许多不久以前刚刚解密的文件，而且还有作者与若干克格勃官员、党务工作者以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谈话记录。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试图通过这本奇特的“专史”来说明“为什么在重要历史关头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走上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路”。这是一本写给获得新生的俄罗斯人读的巨著，同时也是一面送给中国读者的镜鉴，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了解居住在比中国更北一些的、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历史命运方面与你们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裨益。”
<B>“</B><B>那个任劳任怨提箱子的人”</B>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领袖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仅需要牢牢地控制党务机关、政府部门、军队和经济要害部门，还需要自己亲自掌握克格勃。历史证明——如果特务头子忠心耿耿，那么领袖就可以放手整肃政敌：在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领袖“绝对权威”的树立，与其说来自于领袖自身的人格魅力，不如说来自于他们对特务头子的垂直操控、以及由特务机构所制造的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怖气氛。相反，如果特务头子三心二意，那么领袖的位置也就岌岌可危：意气风发的赫鲁晓夫之所以黯然下台，在政变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当时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而导致苏联全面崩溃的“八·一九”事件，其主角也正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提拔的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
领袖与特务头子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谁也缺不了谁。当然，在苏联的历史上，像列宁与捷尔任斯基、斯大林与贝利亚这样一直“亲密无间”的情形并不多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毋宁说是一个家庭中的“主人”和“奴才”。一般情况下，领袖经常会有“喜新厌旧”的想法，及时消灭知道太多秘密的特务头子，并将他们当作暴政的替罪羊抛出去，以消除老百姓心中的怨气，让自己再次赢得民心。比如，斯大林就亲手签署了处决亚戈达和叶诺夫的命令。另一方面，而特务头子们往往也会因为主人的替换，而在一夜之间失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乃至生命。比如，贝利亚和他的两个接班人梅尔库洛夫和阿巴库莫夫都成了斯大林时代的殉葬品，制造恐怖的人最终自己被恐怖所吞没，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最无情的讽刺。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领袖是主人的话，那么克格勃头子就是主人豢养的一条最得力的狗。缅任斯基是继捷尔任斯基之后的第二任特务头子，他的任期横跨了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罕见的能够自始至终博得两个喜怒无常的领袖欢心的革命元老。缅任斯基领导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庞大行动，短短几年间就杀害了数百万计无辜的劳动者。因讨好托洛茨基而不得，他转而投入斯大林的怀抱，帮助斯大林给予托派以致命的打击，驱逐托洛茨基本人出国的行动就是他亲自实施的。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半是懊悔半是愤怒地谴责缅任斯基是一个“无耻的小人”，然而与列宁关系密切的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格·亚·所罗门却在回忆录中写下一段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鲜为人知的往事：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缅任斯基奉列宁之命前来布鲁塞尔接头并侨居于此。其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缅任斯基去火车站迎接领袖。
那天，所罗门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形：“我首先看到的是满面病容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胀。”
所罗门写道：“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把伞。我赶紧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喘气都够困难的！’”
列宁的反应是这样的——“他怎么了？”列宁高高兴兴，满不在乎地问：“难道他有病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会好的。”
所罗门继续写道：“从此，我不禁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他明白了：由这样的领袖领导的革命，并不是如同传单上写的那么纯洁和伟大。后来，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所罗门一直没有返回俄国，尽管他同列宁关系良好。由此，他也得以保全性命。
在所罗门的笔下，缅任斯基是一个任劳任怨、温文尔雅的老好人。然而，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看错了这个脸上堆满微笑的人。缅任斯基会如此毕恭毕敬地对待其他人吗？不，他只会不要命地帮列宁一个人提箱子（当然，列宁去世之后是斯大林）。他越是有病，越要卖力地去提，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自己的忠诚。而列宁显然不是没有观察到缅任斯基的病体（以列宁的聪明和细心，哪会出这样的差错？），列宁是在故意考验这个部下的忠实程度。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其实是“心心相印”的，革命队伍里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考验”与“被考验”的历程。领袖所任命的特务头子必须是“那个任劳任怨地提箱子的人”。所罗门好心的提醒，简直就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
缅任斯基帮列宁提箱子的那一幕，是剖析领袖与克格勃头子之间微妙关系的精彩镜头。也许连所罗门本人也没有想到，他提供的这个细节成了我们透视苏联社会制度时的一个深刻注释。
一九三四年，缅任斯基在更大的风暴来临之前死于心脏病，只活了六十岁——剥夺数以百万计的人生命的特务头子，很难保持心脏的健康。此后，斯大林选择的特务头子比缅任斯基更加残酷、也更加忠顺，从亚戈达到叶诺夫再到贝利亚，他们的上台都得以消灭前任以及前任数以万计的鹰犬为前提。而斯大林的宠爱则是他们生与死的风向标。日丹诺夫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笑话：“斯大林因为丢了烟斗而牢骚满腹，他说：‘谁要是找到它，我会给重奖。’贝利亚在三天之后抓到了十个小偷，而且每个小偷都招认正是自己偷了烟斗。又过了一天，斯大林发现了自己的烟斗，原来烟斗掉到他办公室的沙发后面去了。”日丹诺夫在讲笑话的时候开心地笑着。
列昂尼德·姆列钦评价说：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日丹诺夫这个人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贝利亚的特点。为了得到斯大林的一句称赞的话，这个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他来说，无辜者的生命一钱不值。
<B>“</B><B>我们是钢铁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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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尔任斯基是克格勃的开创者。有人骂他是“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和“吸血鬼”，也有人歌颂他是“神圣杀手”和“钢铁战士”。这位奉命组建“契卡”的元老级革命家，上任伊始就提出：“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捷尔任斯基在沙皇的监狱中服刑达十一年之久，他比谁都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汲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意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与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精力过人，可以持续工作几天几夜；同时，他又极其廉洁，虽然身居高位，却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大部分时候都依靠面包和清水维持生命。有人说，他们是一群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一样，他们革命的方式可能有错误，但他们的人品是不容置疑的。
捷尔任斯基的外甥女曾以赞许的口吻讲过一件小事，后来这个故事成为几代少先队员们学习的教材。那是一九一九年闹饥荒的时候，有一次捷尔任斯基跑到姐姐家去做客，姐姐知道他想吃什么，就给他烤了软饼。他脱下大衣，坐下来要吃时突然问道：“你在哪儿弄到的面粉？”
“在哪儿？面粉只能到投机倒把商那儿去买！”姐姐回答说。
他勃然大怒地吼叫起来：“什么？我没日没夜地同他们斗，你可倒好……”他抓起软饼就扔到窗外去了。
我不认为捷尔任斯基的行为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地方。捷尔任斯基扔软饼的行动，究竟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真诚，还是出于对某种制度非理性的竭力捍卫呢？我倾向于后者。如果说一种制度要以剥夺亲情和戕害人性为代价，那么它的合理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说一种制度连让居民吃软饼的权利都不能保障，那么它宣扬的高调究竟有几分是真实的呢？
苏联科学院院士亚·尼·雅科夫列夫曾经在政治局工作，并领导了为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恢复名誉的工作。这样的经历让他洞悉了专制制度疯狂运转的秘密，他认为其动力来自于人类内心隐秘而强烈的对权力的欲望和渴求，他写道：“要理解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领导人，就应当知道关键性字眼——权力。对某些人来讲，权力就是一切。在争夺权力的道路上，这些人对自己的人格以及他人的痛苦不屑一顾。他们抓住建设共产主义——最幸福的社会这一思想不放。你们想要成为幸福的人吗？（有谁不想呢？）那么就要做出牺牲。他们说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不惜一切手段。于是，一千五百万人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举例说，把孩子们从父母手中夺走去做人质，难道正常的头脑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吗？”捷尔任斯基们从来都要求别人作出牺牲，他们认为自己有这样做的权力。然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实：卑劣的手段能够达到崇高的目的。
当喀琅施塔港发生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义之后，捷尔任斯基迅速下令说：“要无情地镇压叛乱者，无需任何怜悯之心，枪杀他们，俘虏也包括在内……”在这样一个拼命追求权力的变态狂面前，普通人的生命仅仅是一堆没有具体指向的统计数据而已。紧接着，“不迟于明天要用窒息性毒气向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攻击”的命令也由军方发出了。
历史选择了捷尔任斯基担任绞肉机的总设计师。一九二一年，一批在安全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给中央发去一份声明：“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声明直接地指出：“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他们慢慢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捷尔任斯基立即消灭了这群说真话的部下。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开始。随着三十年代的到来，绞肉机以更高的效率运转起来，“古拉格群岛”遍布在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里。数千万人成为无名的囚犯，数百万人成为隶属于克格勃的工作人员。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对这些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管理者们的选择感到困惑：“我有时在想：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功名心？恐惧？工作的欲望？权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作家拉兹贡却找到了答案。拉兹贡曾经在铁窗后度过多年，他写道：“他们同我们不是同类，他们跟过去的我们不是同类，跟现在和将来的我们更不是同类。同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他们只是装扮成人样。同他们交往时也要假装把他们当人看。但你要坚信，他们只是假装成人……”与之相似，科学家瓦尔加院士曾经对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马加斯说：“正派的人不去当侦查人员或是秘密警察。只有社会渣滓才去那里，这些家伙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事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尽量多地怀疑他人，努力把他人投进监狱，直到最后营造出这样一种气氛：所有人都像是可疑分子，都像是怀疑者和被怀疑者。”
而这恰恰就是领袖与特务头子共同的目的，他们需要一只为数众多的“钢铁战士”组成的特殊队伍。在恐怖弥漫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苏联社会，只有成为一个“钢铁战士”才能获得权势、金钱和荣誉。同时，宣传机构也赋予“钢铁战士”以崇高的人格力量，从少先队员的誓词到入党的效忠，都在鼓励人们成为绞肉机上的一颗忠实的螺丝钉。领袖却在克里姆林宫阴暗的角落里狞笑。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只有一年》中写道：“‘一起车祸’是我父亲在下属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提出的一个官方说法。父亲觉得到处都有阴谋，到处都是敌人，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善良的人们却被迫匍匐在这些“钢铁战士”的脚下呻吟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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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又一天，默默隐忍
照片上的这群人物
个个一副十足的猪的嘴脸
真让人忍无可忍
——帕斯捷尔纳克
在好莱坞的那些关于冷战题材的惊险电影中，“克格勃”被描述成如同“终结者”般无所不能的间谍，然而在苏联的历史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却一直充当着极权主义制度强有力的心脏。这个部门曾经使用过许多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局、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变幻莫测的名称让历史学家们也感到迷惑，但是人们还是习惯使用“克格勃”这一通俗的称呼。克格勃的历史与苏联的历史相伴始终，它有过二十四位权力熏天的领导者，其中有人差点登上权力的顶峰（贝利亚），有人甚至获得了正式的加冕（安德罗波夫）。但是，其中有五人遭到了枪决（亚戈达、叶诺夫、贝利亚、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另外一些人则被关进了监狱或者长期受到严密的监控（拷打和监视他们的正是他们昔日的手下）。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姆列钦不无嘲讽地指出：“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
可以说，要认识苏联的历史，就必须认识克格勃这个已经变成神话的机构，也必须认识那些管理这个机构的“信仰恐怖”的人们。在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著的厚厚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中，不仅收集了许多不久以前刚刚解密的文件，而且还有作者与若干克格勃官员、党务工作者以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谈话记录。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试图通过这本奇特的“专史”来说明“为什么在重要历史关头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走上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路”。这是一本写给获得新生的俄罗斯人读的巨著，同时也是一面送给中国读者的镜鉴，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了解居住在比中国更北一些的、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历史命运方面与你们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裨益。”
<B>“</B><B>那个任劳任怨提箱子的人”</B>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领袖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仅需要牢牢地控制党务机关、政府部门、军队和经济要害部门，还需要自己亲自掌握克格勃。历史证明——如果特务头子忠心耿耿，那么领袖就可以放手整肃政敌：在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领袖“绝对权威”的树立，与其说来自于领袖自身的人格魅力，不如说来自于他们对特务头子的垂直操控、以及由特务机构所制造的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怖气氛。相反，如果特务头子三心二意，那么领袖的位置也就岌岌可危：意气风发的赫鲁晓夫之所以黯然下台，在政变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当时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而导致苏联全面崩溃的“八·一九”事件，其主角也正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提拔的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
领袖与特务头子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谁也缺不了谁。当然，在苏联的历史上，像列宁与捷尔任斯基、斯大林与贝利亚这样一直“亲密无间”的情形并不多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毋宁说是一个家庭中的“主人”和“奴才”。一般情况下，领袖经常会有“喜新厌旧”的想法，及时消灭知道太多秘密的特务头子，并将他们当作暴政的替罪羊抛出去，以消除老百姓心中的怨气，让自己再次赢得民心。比如，斯大林就亲手签署了处决亚戈达和叶诺夫的命令。另一方面，而特务头子们往往也会因为主人的替换，而在一夜之间失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乃至生命。比如，贝利亚和他的两个接班人梅尔库洛夫和阿巴库莫夫都成了斯大林时代的殉葬品，制造恐怖的人最终自己被恐怖所吞没，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最无情的讽刺。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领袖是主人的话，那么克格勃头子就是主人豢养的一条最得力的狗。缅任斯基是继捷尔任斯基之后的第二任特务头子，他的任期横跨了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罕见的能够自始至终博得两个喜怒无常的领袖欢心的革命元老。缅任斯基领导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庞大行动，短短几年间就杀害了数百万计无辜的劳动者。因讨好托洛茨基而不得，他转而投入斯大林的怀抱，帮助斯大林给予托派以致命的打击，驱逐托洛茨基本人出国的行动就是他亲自实施的。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半是懊悔半是愤怒地谴责缅任斯基是一个“无耻的小人”，然而与列宁关系密切的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格·亚·所罗门却在回忆录中写下一段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鲜为人知的往事：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缅任斯基奉列宁之命前来布鲁塞尔接头并侨居于此。其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缅任斯基去火车站迎接领袖。
那天，所罗门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形：“我首先看到的是满面病容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胀。”
所罗门写道：“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把伞。我赶紧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喘气都够困难的！’”
列宁的反应是这样的——“他怎么了？”列宁高高兴兴，满不在乎地问：“难道他有病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会好的。”
所罗门继续写道：“从此，我不禁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他明白了：由这样的领袖领导的革命，并不是如同传单上写的那么纯洁和伟大。后来，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所罗门一直没有返回俄国，尽管他同列宁关系良好。由此，他也得以保全性命。
在所罗门的笔下，缅任斯基是一个任劳任怨、温文尔雅的老好人。然而，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看错了这个脸上堆满微笑的人。缅任斯基会如此毕恭毕敬地对待其他人吗？不，他只会不要命地帮列宁一个人提箱子（当然，列宁去世之后是斯大林）。他越是有病，越要卖力地去提，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自己的忠诚。而列宁显然不是没有观察到缅任斯基的病体（以列宁的聪明和细心，哪会出这样的差错？），列宁是在故意考验这个部下的忠实程度。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其实是“心心相印”的，革命队伍里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考验”与“被考验”的历程。领袖所任命的特务头子必须是“那个任劳任怨地提箱子的人”。所罗门好心的提醒，简直就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
缅任斯基帮列宁提箱子的那一幕，是剖析领袖与克格勃头子之间微妙关系的精彩镜头。也许连所罗门本人也没有想到，他提供的这个细节成了我们透视苏联社会制度时的一个深刻注释。
一九三四年，缅任斯基在更大的风暴来临之前死于心脏病，只活了六十岁——剥夺数以百万计的人生命的特务头子，很难保持心脏的健康。此后，斯大林选择的特务头子比缅任斯基更加残酷、也更加忠顺，从亚戈达到叶诺夫再到贝利亚，他们的上台都得以消灭前任以及前任数以万计的鹰犬为前提。而斯大林的宠爱则是他们生与死的风向标。日丹诺夫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笑话：“斯大林因为丢了烟斗而牢骚满腹，他说：‘谁要是找到它，我会给重奖。’贝利亚在三天之后抓到了十个小偷，而且每个小偷都招认正是自己偷了烟斗。又过了一天，斯大林发现了自己的烟斗，原来烟斗掉到他办公室的沙发后面去了。”日丹诺夫在讲笑话的时候开心地笑着。
列昂尼德·姆列钦评价说：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日丹诺夫这个人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贝利亚的特点。为了得到斯大林的一句称赞的话，这个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他来说，无辜者的生命一钱不值。
<B>“</B><B>我们是钢铁战士”
</B>
捷尔任斯基是克格勃的开创者。有人骂他是“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和“吸血鬼”，也有人歌颂他是“神圣杀手”和“钢铁战士”。这位奉命组建“契卡”的元老级革命家，上任伊始就提出：“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捷尔任斯基在沙皇的监狱中服刑达十一年之久，他比谁都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汲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意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与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精力过人，可以持续工作几天几夜；同时，他又极其廉洁，虽然身居高位，却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大部分时候都依靠面包和清水维持生命。有人说，他们是一群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一样，他们革命的方式可能有错误，但他们的人品是不容置疑的。
捷尔任斯基的外甥女曾以赞许的口吻讲过一件小事，后来这个故事成为几代少先队员们学习的教材。那是一九一九年闹饥荒的时候，有一次捷尔任斯基跑到姐姐家去做客，姐姐知道他想吃什么，就给他烤了软饼。他脱下大衣，坐下来要吃时突然问道：“你在哪儿弄到的面粉？”
“在哪儿？面粉只能到投机倒把商那儿去买！”姐姐回答说。
他勃然大怒地吼叫起来：“什么？我没日没夜地同他们斗，你可倒好……”他抓起软饼就扔到窗外去了。
我不认为捷尔任斯基的行为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地方。捷尔任斯基扔软饼的行动，究竟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真诚，还是出于对某种制度非理性的竭力捍卫呢？我倾向于后者。如果说一种制度要以剥夺亲情和戕害人性为代价，那么它的合理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说一种制度连让居民吃软饼的权利都不能保障，那么它宣扬的高调究竟有几分是真实的呢？
苏联科学院院士亚·尼·雅科夫列夫曾经在政治局工作，并领导了为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恢复名誉的工作。这样的经历让他洞悉了专制制度疯狂运转的秘密，他认为其动力来自于人类内心隐秘而强烈的对权力的欲望和渴求，他写道：“要理解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领导人，就应当知道关键性字眼——权力。对某些人来讲，权力就是一切。在争夺权力的道路上，这些人对自己的人格以及他人的痛苦不屑一顾。他们抓住建设共产主义——最幸福的社会这一思想不放。你们想要成为幸福的人吗？（有谁不想呢？）那么就要做出牺牲。他们说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不惜一切手段。于是，一千五百万人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举例说，把孩子们从父母手中夺走去做人质，难道正常的头脑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吗？”捷尔任斯基们从来都要求别人作出牺牲，他们认为自己有这样做的权力。然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实：卑劣的手段能够达到崇高的目的。
当喀琅施塔港发生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义之后，捷尔任斯基迅速下令说：“要无情地镇压叛乱者，无需任何怜悯之心，枪杀他们，俘虏也包括在内……”在这样一个拼命追求权力的变态狂面前，普通人的生命仅仅是一堆没有具体指向的统计数据而已。紧接着，“不迟于明天要用窒息性毒气向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攻击”的命令也由军方发出了。
历史选择了捷尔任斯基担任绞肉机的总设计师。一九二一年，一批在安全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给中央发去一份声明：“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声明直接地指出：“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他们慢慢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捷尔任斯基立即消灭了这群说真话的部下。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开始。随着三十年代的到来，绞肉机以更高的效率运转起来，“古拉格群岛”遍布在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里。数千万人成为无名的囚犯，数百万人成为隶属于克格勃的工作人员。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对这些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管理者们的选择感到困惑：“我有时在想：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功名心？恐惧？工作的欲望？权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作家拉兹贡却找到了答案。拉兹贡曾经在铁窗后度过多年，他写道：“他们同我们不是同类，他们跟过去的我们不是同类，跟现在和将来的我们更不是同类。同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他们只是装扮成人样。同他们交往时也要假装把他们当人看。但你要坚信，他们只是假装成人……”与之相似，科学家瓦尔加院士曾经对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马加斯说：“正派的人不去当侦查人员或是秘密警察。只有社会渣滓才去那里，这些家伙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事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尽量多地怀疑他人，努力把他人投进监狱，直到最后营造出这样一种气氛：所有人都像是可疑分子，都像是怀疑者和被怀疑者。”
而这恰恰就是领袖与特务头子共同的目的，他们需要一只为数众多的“钢铁战士”组成的特殊队伍。在恐怖弥漫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苏联社会，只有成为一个“钢铁战士”才能获得权势、金钱和荣誉。同时，宣传机构也赋予“钢铁战士”以崇高的人格力量，从少先队员的誓词到入党的效忠，都在鼓励人们成为绞肉机上的一颗忠实的螺丝钉。领袖却在克里姆林宫阴暗的角落里狞笑。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只有一年》中写道：“‘一起车祸’是我父亲在下属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提出的一个官方说法。父亲觉得到处都有阴谋，到处都是敌人，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善良的人们却被迫匍匐在这些“钢铁战士”的脚下呻吟着。</P><B>那些信仰恐怖的人
——</B><B>读《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p></p></B></P>
余杰</P>
<p></p></P>
一天又一天，默默隐忍
照片上的这群人物
个个一副十足的猪的嘴脸
真让人忍无可忍
——帕斯捷尔纳克
在好莱坞的那些关于冷战题材的惊险电影中，“克格勃”被描述成如同“终结者”般无所不能的间谍，然而在苏联的历史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却一直充当着极权主义制度强有力的心脏。这个部门曾经使用过许多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局、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变幻莫测的名称让历史学家们也感到迷惑，但是人们还是习惯使用“克格勃”这一通俗的称呼。克格勃的历史与苏联的历史相伴始终，它有过二十四位权力熏天的领导者，其中有人差点登上权力的顶峰（贝利亚），有人甚至获得了正式的加冕（安德罗波夫）。但是，其中有五人遭到了枪决（亚戈达、叶诺夫、贝利亚、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另外一些人则被关进了监狱或者长期受到严密的监控（拷打和监视他们的正是他们昔日的手下）。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姆列钦不无嘲讽地指出：“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
可以说，要认识苏联的历史，就必须认识克格勃这个已经变成神话的机构，也必须认识那些管理这个机构的“信仰恐怖”的人们。在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著的厚厚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中，不仅收集了许多不久以前刚刚解密的文件，而且还有作者与若干克格勃官员、党务工作者以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谈话记录。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试图通过这本奇特的“专史”来说明“为什么在重要历史关头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走上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路”。这是一本写给获得新生的俄罗斯人读的巨著，同时也是一面送给中国读者的镜鉴，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了解居住在比中国更北一些的、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历史命运方面与你们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裨益。”
<B>“</B><B>那个任劳任怨提箱子的人”</B>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领袖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仅需要牢牢地控制党务机关、政府部门、军队和经济要害部门，还需要自己亲自掌握克格勃。历史证明——如果特务头子忠心耿耿，那么领袖就可以放手整肃政敌：在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领袖“绝对权威”的树立，与其说来自于领袖自身的人格魅力，不如说来自于他们对特务头子的垂直操控、以及由特务机构所制造的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怖气氛。相反，如果特务头子三心二意，那么领袖的位置也就岌岌可危：意气风发的赫鲁晓夫之所以黯然下台，在政变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当时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而导致苏联全面崩溃的“八·一九”事件，其主角也正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提拔的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
领袖与特务头子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谁也缺不了谁。当然，在苏联的历史上，像列宁与捷尔任斯基、斯大林与贝利亚这样一直“亲密无间”的情形并不多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毋宁说是一个家庭中的“主人”和“奴才”。一般情况下，领袖经常会有“喜新厌旧”的想法，及时消灭知道太多秘密的特务头子，并将他们当作暴政的替罪羊抛出去，以消除老百姓心中的怨气，让自己再次赢得民心。比如，斯大林就亲手签署了处决亚戈达和叶诺夫的命令。另一方面，而特务头子们往往也会因为主人的替换，而在一夜之间失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乃至生命。比如，贝利亚和他的两个接班人梅尔库洛夫和阿巴库莫夫都成了斯大林时代的殉葬品，制造恐怖的人最终自己被恐怖所吞没，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最无情的讽刺。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领袖是主人的话，那么克格勃头子就是主人豢养的一条最得力的狗。缅任斯基是继捷尔任斯基之后的第二任特务头子，他的任期横跨了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罕见的能够自始至终博得两个喜怒无常的领袖欢心的革命元老。缅任斯基领导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庞大行动，短短几年间就杀害了数百万计无辜的劳动者。因讨好托洛茨基而不得，他转而投入斯大林的怀抱，帮助斯大林给予托派以致命的打击，驱逐托洛茨基本人出国的行动就是他亲自实施的。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半是懊悔半是愤怒地谴责缅任斯基是一个“无耻的小人”，然而与列宁关系密切的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格·亚·所罗门却在回忆录中写下一段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鲜为人知的往事：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缅任斯基奉列宁之命前来布鲁塞尔接头并侨居于此。其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缅任斯基去火车站迎接领袖。
那天，所罗门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形：“我首先看到的是满面病容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胀。”
所罗门写道：“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把伞。我赶紧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喘气都够困难的！’”
列宁的反应是这样的——“他怎么了？”列宁高高兴兴，满不在乎地问：“难道他有病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会好的。”
所罗门继续写道：“从此，我不禁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他明白了：由这样的领袖领导的革命，并不是如同传单上写的那么纯洁和伟大。后来，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所罗门一直没有返回俄国，尽管他同列宁关系良好。由此，他也得以保全性命。
在所罗门的笔下，缅任斯基是一个任劳任怨、温文尔雅的老好人。然而，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看错了这个脸上堆满微笑的人。缅任斯基会如此毕恭毕敬地对待其他人吗？不，他只会不要命地帮列宁一个人提箱子（当然，列宁去世之后是斯大林）。他越是有病，越要卖力地去提，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自己的忠诚。而列宁显然不是没有观察到缅任斯基的病体（以列宁的聪明和细心，哪会出这样的差错？），列宁是在故意考验这个部下的忠实程度。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其实是“心心相印”的，革命队伍里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考验”与“被考验”的历程。领袖所任命的特务头子必须是“那个任劳任怨地提箱子的人”。所罗门好心的提醒，简直就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
缅任斯基帮列宁提箱子的那一幕，是剖析领袖与克格勃头子之间微妙关系的精彩镜头。也许连所罗门本人也没有想到，他提供的这个细节成了我们透视苏联社会制度时的一个深刻注释。
一九三四年，缅任斯基在更大的风暴来临之前死于心脏病，只活了六十岁——剥夺数以百万计的人生命的特务头子，很难保持心脏的健康。此后，斯大林选择的特务头子比缅任斯基更加残酷、也更加忠顺，从亚戈达到叶诺夫再到贝利亚，他们的上台都得以消灭前任以及前任数以万计的鹰犬为前提。而斯大林的宠爱则是他们生与死的风向标。日丹诺夫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笑话：“斯大林因为丢了烟斗而牢骚满腹，他说：‘谁要是找到它，我会给重奖。’贝利亚在三天之后抓到了十个小偷，而且每个小偷都招认正是自己偷了烟斗。又过了一天，斯大林发现了自己的烟斗，原来烟斗掉到他办公室的沙发后面去了。”日丹诺夫在讲笑话的时候开心地笑着。
列昂尼德·姆列钦评价说：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日丹诺夫这个人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贝利亚的特点。为了得到斯大林的一句称赞的话，这个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他来说，无辜者的生命一钱不值。
<B>“</B><B>我们是钢铁战士”
</B>
捷尔任斯基是克格勃的开创者。有人骂他是“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和“吸血鬼”，也有人歌颂他是“神圣杀手”和“钢铁战士”。这位奉命组建“契卡”的元老级革命家，上任伊始就提出：“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捷尔任斯基在沙皇的监狱中服刑达十一年之久，他比谁都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汲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意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与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精力过人，可以持续工作几天几夜；同时，他又极其廉洁，虽然身居高位，却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大部分时候都依靠面包和清水维持生命。有人说，他们是一群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一样，他们革命的方式可能有错误，但他们的人品是不容置疑的。
捷尔任斯基的外甥女曾以赞许的口吻讲过一件小事，后来这个故事成为几代少先队员们学习的教材。那是一九一九年闹饥荒的时候，有一次捷尔任斯基跑到姐姐家去做客，姐姐知道他想吃什么，就给他烤了软饼。他脱下大衣，坐下来要吃时突然问道：“你在哪儿弄到的面粉？”
“在哪儿？面粉只能到投机倒把商那儿去买！”姐姐回答说。
他勃然大怒地吼叫起来：“什么？我没日没夜地同他们斗，你可倒好……”他抓起软饼就扔到窗外去了。
我不认为捷尔任斯基的行为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地方。捷尔任斯基扔软饼的行动，究竟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真诚，还是出于对某种制度非理性的竭力捍卫呢？我倾向于后者。如果说一种制度要以剥夺亲情和戕害人性为代价，那么它的合理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说一种制度连让居民吃软饼的权利都不能保障，那么它宣扬的高调究竟有几分是真实的呢？
苏联科学院院士亚·尼·雅科夫列夫曾经在政治局工作，并领导了为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恢复名誉的工作。这样的经历让他洞悉了专制制度疯狂运转的秘密，他认为其动力来自于人类内心隐秘而强烈的对权力的欲望和渴求，他写道：“要理解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领导人，就应当知道关键性字眼——权力。对某些人来讲，权力就是一切。在争夺权力的道路上，这些人对自己的人格以及他人的痛苦不屑一顾。他们抓住建设共产主义——最幸福的社会这一思想不放。你们想要成为幸福的人吗？（有谁不想呢？）那么就要做出牺牲。他们说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不惜一切手段。于是，一千五百万人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举例说，把孩子们从父母手中夺走去做人质，难道正常的头脑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吗？”捷尔任斯基们从来都要求别人作出牺牲，他们认为自己有这样做的权力。然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实：卑劣的手段能够达到崇高的目的。
当喀琅施塔港发生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义之后，捷尔任斯基迅速下令说：“要无情地镇压叛乱者，无需任何怜悯之心，枪杀他们，俘虏也包括在内……”在这样一个拼命追求权力的变态狂面前，普通人的生命仅仅是一堆没有具体指向的统计数据而已。紧接着，“不迟于明天要用窒息性毒气向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攻击”的命令也由军方发出了。
历史选择了捷尔任斯基担任绞肉机的总设计师。一九二一年，一批在安全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给中央发去一份声明：“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声明直接地指出：“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他们慢慢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捷尔任斯基立即消灭了这群说真话的部下。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开始。随着三十年代的到来，绞肉机以更高的效率运转起来，“古拉格群岛”遍布在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里。数千万人成为无名的囚犯，数百万人成为隶属于克格勃的工作人员。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对这些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管理者们的选择感到困惑：“我有时在想：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功名心？恐惧？工作的欲望？权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作家拉兹贡却找到了答案。拉兹贡曾经在铁窗后度过多年，他写道：“他们同我们不是同类，他们跟过去的我们不是同类，跟现在和将来的我们更不是同类。同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他们只是装扮成人样。同他们交往时也要假装把他们当人看。但你要坚信，他们只是假装成人……”与之相似，科学家瓦尔加院士曾经对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马加斯说：“正派的人不去当侦查人员或是秘密警察。只有社会渣滓才去那里，这些家伙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事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尽量多地怀疑他人，努力把他人投进监狱，直到最后营造出这样一种气氛：所有人都像是可疑分子，都像是怀疑者和被怀疑者。”
而这恰恰就是领袖与特务头子共同的目的，他们需要一只为数众多的“钢铁战士”组成的特殊队伍。在恐怖弥漫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苏联社会，只有成为一个“钢铁战士”才能获得权势、金钱和荣誉。同时，宣传机构也赋予“钢铁战士”以崇高的人格力量，从少先队员的誓词到入党的效忠，都在鼓励人们成为绞肉机上的一颗忠实的螺丝钉。领袖却在克里姆林宫阴暗的角落里狞笑。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只有一年》中写道：“‘一起车祸’是我父亲在下属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提出的一个官方说法。父亲觉得到处都有阴谋，到处都是敌人，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善良的人们却被迫匍匐在这些“钢铁战士”的脚下呻吟着。</P>
“没有拿不到的供词”
亚戈达是第一个被处死的特务头子，他在被枪决之前写下了一份忏悔书，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说的真话：“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着一切权力的人都像在舞台上一样在做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卑躬屈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扬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老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一种人演‘人民崇高的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表演俏皮的时事讽刺一样，真实莫名其妙！”
在庞大的优孟帝国里，所有人都被要求充当演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领袖与特务头子本质上是一样的，仅仅是角色的不同而已。斯大林要是决定收拾哪个人，他会做得天衣无缝，而且会借他人之手来完成。先是在同特务头子的交谈中针对某个高级官员或将军随意说两句不满的话。特务头子随即下令开始整治这个受害者。侦查机构搜集他们手头的一切材料，通常是犯人的口供。供词都是拷问出来的，其中也包括关于那些尚不准备逮捕的人的供词。安全部的人都知道，所有供词迟早都用得上。
材料上交给斯大林，他建议政治局进行审查并给个意见。意见永远只有一个：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逮捕归案。斯大林听完同志们的讲话，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还要补充一句：真可惜，一个不错的组织者。斯大林本人是一个最出色的演员和导演。
据《推倒红墙——克里姆林宫最新档案解密》一书披露，克格勃经过多年经验的积累，摸索出了一套严密的刑讯程序——
第一道程序：在逮捕后，马上开始对被逮捕者大喊大叫和谩骂，往脸上吐唾沫。经过车轮战之后，大部分人都会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莫须有的罪行。
“你是坏蛋！”——“是，我是坏蛋！”
“你是特务！”——“是，我是特务！”
“你想暗杀斯大林同志！”——“是，我想暗杀斯大林同志！”
于是，事先编造好的供词便可以毫不费力地强加给神志不清的人们。
第二道程序：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招认的人得到较好的饮食。给他抽烟，把亲人送的东西转交给他，甚至允许看书看报。审讯人员竭力让犯人明白：现在想翻案已不可能，为了挽救自己，必须“诚恳地悔改”。犯人得到纸和笔，可以在监狱里写交待材料。
第三道程序：如果犯人要在法庭受审，那么还要进行辅助性的工作，即预先“排练”。审讯者会告诉犯人：“你要知道，如果翻供，我们将慢慢折磨你，把你一块块撕碎。”或者用更有效的方法：“你应该好好想一想，是你一个人承担罪罚好呢，还是让你的妻子和孩子们同你一起被处死好呢？”法庭的场景往往会被逼真地彩排多次。
第四道程序：用一套很复杂的方法对犯人进行“个别对待”。首先对暗中汇报的犯人进行讯问，对他进行研究。而对所谓的“集团”、“中心”案件则采取另外的办法，同时对所有犯人进行突击审讯，对某甲进行威吓，对某乙进行劝说，对某丙进行许愿，对某丁则综合使用上述方法，目的是使他们离心离德，相互怀疑、相互揭发。
当然，如同“请君入瓮”的故事那样，发明这些程序的人最终也被圈进这些程序之中。亚戈达和叶诺夫垮台之后，都遭到了残酷的折磨。而贝利亚的副手和继任者阿巴库莫夫，在被捕之后昼夜都被戴着手铐，只是在吃饭时手铐才被打开。白天他的手被铐在背后，夜里才允许把手铐在前面。阿巴库莫夫一生都致力于摧毁人的意志和生命，殊不知他自己的意志和生命也被以同样的方式摧毁了。
在贝利亚主持工作时，斯大林作出了关于允许刑讯和拷打被捕者的著名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发给各州委、边疆区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密码电报上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如下说明：经中央批准，自一九三七年起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采取体罚手段……作为例外，今后必须要对人民公开的和未解除武装的敌人采取体罚手段，把它作为完全正确的合适宜的一种手段。”此后，严刑拷打被合法化了。
克格勃的一位官员、内务人民委员部加格拉地区副处长瓦西里耶夫在一份报告中说：“许多被捕者在审讯中被打死了，然后出具他们是因心脏麻痹或其他原因而死的证明，有位被捕者遭到连续几个小时的殴打，打得他浑身上下体无完肤。做了一个绳套，把它套在这个人的生殖器上，然后拉紧绳套。鲁泽少校对工作人员说：‘谁不打人，谁自己就是人民的敌人！’”
有一天，瓦西里耶夫走进一个侦查员的办公室，侦查员他正在审讯一个犯人。瓦西里耶夫问：“他表现怎样？”侦查员一边填写审讯纪录一边答道：“他不说话，不想承认怀有敌意。”瓦西里耶夫仔细看了看被捕者，发现他已经死了。围着犯人走了一圈之后，瓦西里耶夫发现犯人被打破的后脑勺上有血。侦查员洋洋得意地拿出两指厚的一条已盘起来的钢丝鞭，承认自己用这条鞭子鞭打了被捕者的后背，但没有发现人已经被打死了。
特务头子们“创造性”地发挥了领袖指示：他们命令手下对犯人采取车轮战，被捕者一连数天、甚至数十天不许睡觉，不给吃饭和喝水，不许上厕所，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灯光、阳光下，或者放在冰天雪地里，迫使他在精神和肉体上崩溃。他们还发明了种种酷刑：将被捕者吊到拷问架上，把身体拉长，往嘴里灌热水；打断四肢；用橡胶皮带抽打犯人；挖掉犯人的眼睛，捅破耳膜；由数个身强力壮的行刑手连续不断地扇犯人的耳光；将四周都钉满锋利钉子的特制箱子扣在犯人身上，迫使犯人蜷缩在地上，只要一动就会被钉子刺得遍体鳞伤；将电线绑在男性犯人的生殖器上，长时间通电。他们还让手下在精神上侮辱犯人，让犯人失去自尊和自信。克格勃工作人员让犯人吃掉别人的小便和大便，让犯人长时间学狗叫，或者学狗一样进食。他们还剥光女性犯人的衣服，让其赤裸着在男性犯人和审讯者面前走动，要求她同时唱歌、跳舞，甚至把赤裸的女性犯人关进透明的玻璃柜里到处展览，命令内务人员或者男性犯人强奸她。总之，凡是能够想到的酷刑他们都会实践一番，并互相交流“经验”。
这样就实现了贝利亚们所保证的“没有得不到的证词”。在克格勃看来宪法和法律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如果‘遵纪守法’，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在苏联建立“法治”的时候，克格勃头子感到他们的末日降临了——尽管戈尔巴乔夫是克留奇科夫的恩人，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背叛，他的背叛是有道理的：谁让你要强迫不能见阳光的蝙蝠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呢？
<B>“</B><B>最大的敌人就是知识分子”</B>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过。戈培尔很不喜欢苏联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莫洛托夫的陪同人员十分平庸，也没有一位大人物。他们好像无论如何也要确认我们对布尔什维克群众的本质的理论认识。他们的脸上显现出相互间的惧怕和种种弱点。甚至与他们随便闲谈也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国家政治保安局警觉地注视着。这太糟糕了！在这个世界里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价值。”戈培尔是一个惯于指鹿为马、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伪君子，可他毕竟还有几分对古典文化和艺术的喜好。然而，当他想与俄国同行谈论艺术的时候，对方却只能像背书一样回答以马列主义的教条。由此可见，苏联的体制对智慧和自由的敌视程度甚至超过了纳粹德国。
一九二一年，诗人布洛克请求出国去治病，列宁向特别处处长缅任斯基征求意见。缅任斯基当天就回答说：“布洛克具有诗人的气质，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对他产生不良影响，他就会很自然地写诗反对我们。我认为最好不要放他出去。”正在决定如何处理布洛克的问题时，伟大的诗人与世长辞了。
在布洛克的葬礼上，缅任斯基派出的特务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前来的诗人和作家。连沙皇都不曾如此仇恨诗人——据最新公开的材料显示，当年被宣布为自杀的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都是死于克格勃精心安排的谋杀，行动计划得到了克格勃最高官员的批准。
正如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内在逻辑是：只要有丝毫的放松，制度就会开始瓦解”，而在克格勃领导人的眼中，知识分子就是那些无比危险的、在大堤上打洞的白蚁。因此，要巩固苏维埃政权，首先就要压制知识分子的杂音，不允许他们进行思考和创作，想方设法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降低到一个“安全”的水准上。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全体社会成员（包括领袖在内）的智力的全面而急剧的下降。恐怕雄才大略的列宁做梦也不会想到，极度平庸、死爱面子、离开讲稿就不会说话的勃列日涅夫居然会稳稳当当地掌权将近二十年之久——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
一九二二年，在去哥尔克村探视了列宁之后，捷尔任斯基下令系统地搜集所有著名知识分子的材料，其中包括作家、医生、工程师、农艺师等。所有的情报都集中在“知识分子处”里。他指示：“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建立专门的卷宗。每一组和每一分组的材料都应由在行的同志加以全面的研究阐述……材料应经过各方面的核实，以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准确无误和不可更改的。”他强调说：“应该记住，我们处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把一些人驱逐出境，而且在于修正对待专家们的路线，也就是说要分解他们的队伍，把那些准备无条件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人提拔起来……”这就开创新政权了搜集知识分子“黑材料”的传统，而材料之广泛和翔实，远远超过了当年沙皇的密探。
在斯大林时代，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悲惨地死去了。漠视和仇视知识分子，实行信息封锁和愚民教育，是导致苏联社会最后走向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注定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最后谁会是赢家、谁会是输家。在赫鲁晓夫时代之后，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压力相对减轻了。但是，统治阶层依然把知识界看作心腹大患。
安德罗波夫是历届克格勃主席中最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他爱好文学、音乐和绘画，甚至还写一点诗歌，与许多作家、画家、演员和科学家都是私人朋友。他曾经关心过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案件，允许七十二岁、身患重病的老学者回到莫斯科，继续其学术生涯。然而，在更多的时候，安德罗波夫还是向知识分子们张开了尖锐的牙齿。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克格勃首领，却向中央倡议成立一个克格勃的独立部门，其任务是“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思想颠覆”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也是一个随便就可以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可怕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克格勃的一个新部门——第五局成立起来，它专门对付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部门成立伊始就接手了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案件，安德罗波夫亲自注视着事态的推进，并要求文化和外交部门“顶住西方的压力”。
俄罗斯著名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一书认为：“克格勃的威力和影响力从来没有像安德罗波夫领导它的十五年间那么大。当时不仅就一般工作人员和情报员、各总部和特工小组、派驻机构和特殊部门的数量来说，甚至就工作效率来说，这个组织都达到了各国特工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安德罗波夫在对付他所不喜欢的知识分子时，一个最为恶劣的做法就是大大发展了“政治精神病学”，十多年间有八十万人被戴上“精神病患者”的帽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仅没有精神病，而且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因为批评苏联社会的现状而被当作精神病人，强制送进由克格勃管辖的精神病院接受所谓的“治疗”。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为黑暗、最为龌龊的一页。从“非人道”的程度上来说，可以与纳粹德国和日本在集中营中实施活体解剖的暴行相提并论。而安德罗波夫正是这种无耻行径的积极的实行者。
安德罗波夫升任总书记之后，并没有放松对克格勃的控制，他提名由切布里科夫担任克格勃的首领。果然不负众望，切布里科夫在新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对待知识分子比前任还要苛刻。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切布里科夫给中央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某些演出的消极倾向》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悉，最近一些谈话类的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把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幕间剧列入自己的演出节目，这些节目以诋毁的形式对脍炙人口的苏联爱国主义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进行讽刺性的模仿。许多观众认为，这种演出有损于爱国主义和苏联人公民觉悟的培养事业，从客观上帮了阶级敌人的忙。”
这些指责主要是针对演员哈扎诺夫的演出。对此，列昂尼德·姆列钦在著作中反问道：“克格勃工作人员总爱说，只能按照党的指示办。但事实上却是彻头彻尾的自行其是。没有任何人让他们去评判一个演员的演出。难道研究‘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小型文艺节目也属于克格勃的职责范围吗？但切布里科夫同他的前任一样，认为自己有责任监视生活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是否健康。”克格勃的触角不放过任何一个领域。
当知识分子们在恐惧中停止他们的科学发明、文学创作和艺术创造的时候，苏联社会便失去了其内在发展的动力。恐怖仅仅是一剂强心针，它只能暂时缓解社会的腐化堕落，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病根。恐怖不可能真正成其为一种“信仰”，玩弄恐怖这张牌的人总是以为自己玩得得心应手，殊不知最后自己却走向玩火自焚——当克格勃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的时候，它自己却成为知识分子乃至所有有良知的苏联公民的敌人。恐怖统治最终将迎来它失效的那一天，而一旦到了那一天，恐怖统治便会成为一桶浇到火焰中去的油。于是，作为一个特务组织的克格勃以及它所依托、所服务的极权体制也就走到了尽头。
文明从来不会被那些邪恶力量所战胜——读完《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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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戈达是第一个被处死的特务头子，他在被枪决之前写下了一份忏悔书，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说的真话：“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着一切权力的人都像在舞台上一样在做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卑躬屈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扬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老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一种人演‘人民崇高的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表演俏皮的时事讽刺一样，真实莫名其妙！”
在庞大的优孟帝国里，所有人都被要求充当演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领袖与特务头子本质上是一样的，仅仅是角色的不同而已。斯大林要是决定收拾哪个人，他会做得天衣无缝，而且会借他人之手来完成。先是在同特务头子的交谈中针对某个高级官员或将军随意说两句不满的话。特务头子随即下令开始整治这个受害者。侦查机构搜集他们手头的一切材料，通常是犯人的口供。供词都是拷问出来的，其中也包括关于那些尚不准备逮捕的人的供词。安全部的人都知道，所有供词迟早都用得上。
材料上交给斯大林，他建议政治局进行审查并给个意见。意见永远只有一个：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逮捕归案。斯大林听完同志们的讲话，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还要补充一句：真可惜，一个不错的组织者。斯大林本人是一个最出色的演员和导演。
据《推倒红墙——克里姆林宫最新档案解密》一书披露，克格勃经过多年经验的积累，摸索出了一套严密的刑讯程序——
第一道程序：在逮捕后，马上开始对被逮捕者大喊大叫和谩骂，往脸上吐唾沫。经过车轮战之后，大部分人都会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莫须有的罪行。
“你是坏蛋！”——“是，我是坏蛋！”
“你是特务！”——“是，我是特务！”
“你想暗杀斯大林同志！”——“是，我想暗杀斯大林同志！”
于是，事先编造好的供词便可以毫不费力地强加给神志不清的人们。
第二道程序：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招认的人得到较好的饮食。给他抽烟，把亲人送的东西转交给他，甚至允许看书看报。审讯人员竭力让犯人明白：现在想翻案已不可能，为了挽救自己，必须“诚恳地悔改”。犯人得到纸和笔，可以在监狱里写交待材料。
第三道程序：如果犯人要在法庭受审，那么还要进行辅助性的工作，即预先“排练”。审讯者会告诉犯人：“你要知道，如果翻供，我们将慢慢折磨你，把你一块块撕碎。”或者用更有效的方法：“你应该好好想一想，是你一个人承担罪罚好呢，还是让你的妻子和孩子们同你一起被处死好呢？”法庭的场景往往会被逼真地彩排多次。
第四道程序：用一套很复杂的方法对犯人进行“个别对待”。首先对暗中汇报的犯人进行讯问，对他进行研究。而对所谓的“集团”、“中心”案件则采取另外的办法，同时对所有犯人进行突击审讯，对某甲进行威吓，对某乙进行劝说，对某丙进行许愿，对某丁则综合使用上述方法，目的是使他们离心离德，相互怀疑、相互揭发。
当然，如同“请君入瓮”的故事那样，发明这些程序的人最终也被圈进这些程序之中。亚戈达和叶诺夫垮台之后，都遭到了残酷的折磨。而贝利亚的副手和继任者阿巴库莫夫，在被捕之后昼夜都被戴着手铐，只是在吃饭时手铐才被打开。白天他的手被铐在背后，夜里才允许把手铐在前面。阿巴库莫夫一生都致力于摧毁人的意志和生命，殊不知他自己的意志和生命也被以同样的方式摧毁了。
在贝利亚主持工作时，斯大林作出了关于允许刑讯和拷打被捕者的著名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发给各州委、边疆区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密码电报上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如下说明：经中央批准，自一九三七年起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采取体罚手段……作为例外，今后必须要对人民公开的和未解除武装的敌人采取体罚手段，把它作为完全正确的合适宜的一种手段。”此后，严刑拷打被合法化了。
克格勃的一位官员、内务人民委员部加格拉地区副处长瓦西里耶夫在一份报告中说：“许多被捕者在审讯中被打死了，然后出具他们是因心脏麻痹或其他原因而死的证明，有位被捕者遭到连续几个小时的殴打，打得他浑身上下体无完肤。做了一个绳套，把它套在这个人的生殖器上，然后拉紧绳套。鲁泽少校对工作人员说：‘谁不打人，谁自己就是人民的敌人！’”
有一天，瓦西里耶夫走进一个侦查员的办公室，侦查员他正在审讯一个犯人。瓦西里耶夫问：“他表现怎样？”侦查员一边填写审讯纪录一边答道：“他不说话，不想承认怀有敌意。”瓦西里耶夫仔细看了看被捕者，发现他已经死了。围着犯人走了一圈之后，瓦西里耶夫发现犯人被打破的后脑勺上有血。侦查员洋洋得意地拿出两指厚的一条已盘起来的钢丝鞭，承认自己用这条鞭子鞭打了被捕者的后背，但没有发现人已经被打死了。
特务头子们“创造性”地发挥了领袖指示：他们命令手下对犯人采取车轮战，被捕者一连数天、甚至数十天不许睡觉，不给吃饭和喝水，不许上厕所，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灯光、阳光下，或者放在冰天雪地里，迫使他在精神和肉体上崩溃。他们还发明了种种酷刑：将被捕者吊到拷问架上，把身体拉长，往嘴里灌热水；打断四肢；用橡胶皮带抽打犯人；挖掉犯人的眼睛，捅破耳膜；由数个身强力壮的行刑手连续不断地扇犯人的耳光；将四周都钉满锋利钉子的特制箱子扣在犯人身上，迫使犯人蜷缩在地上，只要一动就会被钉子刺得遍体鳞伤；将电线绑在男性犯人的生殖器上，长时间通电。他们还让手下在精神上侮辱犯人，让犯人失去自尊和自信。克格勃工作人员让犯人吃掉别人的小便和大便，让犯人长时间学狗叫，或者学狗一样进食。他们还剥光女性犯人的衣服，让其赤裸着在男性犯人和审讯者面前走动，要求她同时唱歌、跳舞，甚至把赤裸的女性犯人关进透明的玻璃柜里到处展览，命令内务人员或者男性犯人强奸她。总之，凡是能够想到的酷刑他们都会实践一番，并互相交流“经验”。
这样就实现了贝利亚们所保证的“没有得不到的证词”。在克格勃看来宪法和法律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如果‘遵纪守法’，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在苏联建立“法治”的时候，克格勃头子感到他们的末日降临了——尽管戈尔巴乔夫是克留奇科夫的恩人，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背叛，他的背叛是有道理的：谁让你要强迫不能见阳光的蝙蝠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呢？
<B>“</B><B>最大的敌人就是知识分子”</B>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过。戈培尔很不喜欢苏联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莫洛托夫的陪同人员十分平庸，也没有一位大人物。他们好像无论如何也要确认我们对布尔什维克群众的本质的理论认识。他们的脸上显现出相互间的惧怕和种种弱点。甚至与他们随便闲谈也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国家政治保安局警觉地注视着。这太糟糕了！在这个世界里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价值。”戈培尔是一个惯于指鹿为马、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伪君子，可他毕竟还有几分对古典文化和艺术的喜好。然而，当他想与俄国同行谈论艺术的时候，对方却只能像背书一样回答以马列主义的教条。由此可见，苏联的体制对智慧和自由的敌视程度甚至超过了纳粹德国。
一九二一年，诗人布洛克请求出国去治病，列宁向特别处处长缅任斯基征求意见。缅任斯基当天就回答说：“布洛克具有诗人的气质，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对他产生不良影响，他就会很自然地写诗反对我们。我认为最好不要放他出去。”正在决定如何处理布洛克的问题时，伟大的诗人与世长辞了。
在布洛克的葬礼上，缅任斯基派出的特务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前来的诗人和作家。连沙皇都不曾如此仇恨诗人——据最新公开的材料显示，当年被宣布为自杀的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都是死于克格勃精心安排的谋杀，行动计划得到了克格勃最高官员的批准。
正如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内在逻辑是：只要有丝毫的放松，制度就会开始瓦解”，而在克格勃领导人的眼中，知识分子就是那些无比危险的、在大堤上打洞的白蚁。因此，要巩固苏维埃政权，首先就要压制知识分子的杂音，不允许他们进行思考和创作，想方设法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降低到一个“安全”的水准上。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全体社会成员（包括领袖在内）的智力的全面而急剧的下降。恐怕雄才大略的列宁做梦也不会想到，极度平庸、死爱面子、离开讲稿就不会说话的勃列日涅夫居然会稳稳当当地掌权将近二十年之久——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
一九二二年，在去哥尔克村探视了列宁之后，捷尔任斯基下令系统地搜集所有著名知识分子的材料，其中包括作家、医生、工程师、农艺师等。所有的情报都集中在“知识分子处”里。他指示：“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建立专门的卷宗。每一组和每一分组的材料都应由在行的同志加以全面的研究阐述……材料应经过各方面的核实，以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准确无误和不可更改的。”他强调说：“应该记住，我们处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把一些人驱逐出境，而且在于修正对待专家们的路线，也就是说要分解他们的队伍，把那些准备无条件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人提拔起来……”这就开创新政权了搜集知识分子“黑材料”的传统，而材料之广泛和翔实，远远超过了当年沙皇的密探。
在斯大林时代，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悲惨地死去了。漠视和仇视知识分子，实行信息封锁和愚民教育，是导致苏联社会最后走向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注定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最后谁会是赢家、谁会是输家。在赫鲁晓夫时代之后，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压力相对减轻了。但是，统治阶层依然把知识界看作心腹大患。
安德罗波夫是历届克格勃主席中最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他爱好文学、音乐和绘画，甚至还写一点诗歌，与许多作家、画家、演员和科学家都是私人朋友。他曾经关心过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案件，允许七十二岁、身患重病的老学者回到莫斯科，继续其学术生涯。然而，在更多的时候，安德罗波夫还是向知识分子们张开了尖锐的牙齿。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克格勃首领，却向中央倡议成立一个克格勃的独立部门，其任务是“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思想颠覆”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也是一个随便就可以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可怕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克格勃的一个新部门——第五局成立起来，它专门对付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部门成立伊始就接手了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案件，安德罗波夫亲自注视着事态的推进，并要求文化和外交部门“顶住西方的压力”。
俄罗斯著名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一书认为：“克格勃的威力和影响力从来没有像安德罗波夫领导它的十五年间那么大。当时不仅就一般工作人员和情报员、各总部和特工小组、派驻机构和特殊部门的数量来说，甚至就工作效率来说，这个组织都达到了各国特工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安德罗波夫在对付他所不喜欢的知识分子时，一个最为恶劣的做法就是大大发展了“政治精神病学”，十多年间有八十万人被戴上“精神病患者”的帽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仅没有精神病，而且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因为批评苏联社会的现状而被当作精神病人，强制送进由克格勃管辖的精神病院接受所谓的“治疗”。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为黑暗、最为龌龊的一页。从“非人道”的程度上来说，可以与纳粹德国和日本在集中营中实施活体解剖的暴行相提并论。而安德罗波夫正是这种无耻行径的积极的实行者。
安德罗波夫升任总书记之后，并没有放松对克格勃的控制，他提名由切布里科夫担任克格勃的首领。果然不负众望，切布里科夫在新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对待知识分子比前任还要苛刻。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切布里科夫给中央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某些演出的消极倾向》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悉，最近一些谈话类的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把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幕间剧列入自己的演出节目，这些节目以诋毁的形式对脍炙人口的苏联爱国主义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进行讽刺性的模仿。许多观众认为，这种演出有损于爱国主义和苏联人公民觉悟的培养事业，从客观上帮了阶级敌人的忙。”
这些指责主要是针对演员哈扎诺夫的演出。对此，列昂尼德·姆列钦在著作中反问道：“克格勃工作人员总爱说，只能按照党的指示办。但事实上却是彻头彻尾的自行其是。没有任何人让他们去评判一个演员的演出。难道研究‘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小型文艺节目也属于克格勃的职责范围吗？但切布里科夫同他的前任一样，认为自己有责任监视生活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是否健康。”克格勃的触角不放过任何一个领域。
当知识分子们在恐惧中停止他们的科学发明、文学创作和艺术创造的时候，苏联社会便失去了其内在发展的动力。恐怖仅仅是一剂强心针，它只能暂时缓解社会的腐化堕落，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病根。恐怖不可能真正成其为一种“信仰”，玩弄恐怖这张牌的人总是以为自己玩得得心应手，殊不知最后自己却走向玩火自焚——当克格勃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的时候，它自己却成为知识分子乃至所有有良知的苏联公民的敌人。恐怖统治最终将迎来它失效的那一天，而一旦到了那一天，恐怖统治便会成为一桶浇到火焰中去的油。于是，作为一个特务组织的克格勃以及它所依托、所服务的极权体制也就走到了尽头。
文明从来不会被那些邪恶力量所战胜——读完《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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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P>
<P> <p></p></P>
<P>首先，个人很不赞同文中的观点。作者的逻辑有些简单，拿独裁者、帝王之术来套俄国社会主义领导人。可行码？</P><P>其次，可以说克格勃在前苏联的历史中的角色是可悲的。走了一条情报、安全机关不应该而不少情报、安全机关又走了的老路－－严重越权，参与了权利的争夺。不可否认，苏联领导人对此负有重要责任。</P><P>往往，情报、安全机关需要隐蔽、保密。为了防止悲剧的发生，只能依靠严格的体制和程序。这一点应该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长期的任务。</P>
<P>难道他们不是独裁？！</P>
<P>独裁怎地？什么狗屁的民主，什么狗屁的司法独立。社会的演变源自于社会各方实力的对比！</P><P>余杰丫一夜美国人。成天巴不能给美国人舔XX！成天一写文章上来就先引用点名人名言，把丫自已装成一个学究的样子！实践证明！成天引用名人名言、喊口号的人！最后的结局终将是狗屁不是！</P><P>神五上天了吧？怎么样？那是党中央的有力领导。而不是一群民运粪子高喊民猪口号吹上天地！！！</P><P>楼长我好像在哪见过，那个提倡八国连军进城，大家都应该不抵抗的文章也是楼长转的吧！？</P>
[此贴子已经被新侨联委员于2004-6-15 8:12:20编辑过]
<P>楼上的兄弟太激动了吧。</P><P>苏联领导人可以说是独裁。这是违背民主的要求。但是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来看，苏联和封建国家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仅仅将封建帝王的做法套到他们身上，未免简单化。</P>
呵呵！很激烈哟[em02]
<B>以下是引用<I>网言无忌</I>在2004-6-14 13:56:00的发言：</B>
<P>独裁怎地？什么狗屁的民主，什么狗屁的司法独立。社会的演变源自于社会各方实力的对比！</P>
<P>余杰丫一夜美国人。成天巴不能给美国人舔XX！成天一写文章上来就先引用点名人名言，把丫自已装成一个学究的样子！实践证明！成天引用名人名言、喊口号的人！最后的结局终将是狗屁不是！</P>
<P>神五上天了吧？怎么样？那是党中央的有力领导。而不是一群民运粪子高喊民猪口号吹上天地！！！</P>
<P>楼长我好像在哪见过，那个提倡八国连军进城，大家都应该不抵抗的文章也是楼长转的吧！？</P>
<P>你什么人啊，别人怎么观点你管的着吗，合你的意思就是正确的，不合你的意思，就是民运。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样学八股算了，中国怎么落后的，就是你这种人太多了，还好意思说神5，神5是你这种人造出来的？？？别侮辱中国人民的智慧了</P>
<P>我说怎么狗屁不通，原来是余X写的。</P>
没意思[em03]
这种人急于跳出来叫嚣也好：让大家擦亮眼睛看看，这个疯狂愚顽的无耻之徒的下流表演。这就是他的嘴脸，这也是他思想的全部：污言秽语的漫骂。没有理性，没有常识，更没有道德，他以身作则地再次为我们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无知者无畏”和“无耻者无畏”！
<P>暗夜流星：我非常想看看你那‘狗屁通顺’的文章！</P><P>如果你也只有骂人的那点能耐，为了本坛的清洁，我看还是免了吧。</P>
<P>我说两点：</P><P>第一：克格勃的确干了不少见不得光的事，迫害国内公民的事情也不是没干过，但对于国内公民，使用酷刑只是部分，真正使用酷刑是对敌人．另外安德罗波夫的行为不是像文中说的那么黑暗！！</P><P>第二：克格勃是听命于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根据各国不成文的规定，情报机构是不能介入政治的．而最可悲的是，克格勃的职能被最高领导人滥用，使得它介入政治太深．所以很多时候，它是一个代人受过的工具！！！</P>
<P>答九楼的朋友：按照你的观点——我什么观点你也管不着？你这不是X拿耗子么？我也并没有学过八股。你这是最最典型的诬陷、瞎编造谣。由于您编不像，一听就是假的！本人建意你重新编一个！中国的落后是由于打一八四零年起外国列强连年垒月的搜刮，而并不是因为我这种勤劳工作的人太多了。我当然好意思提一提神五，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勤奋工作，我守法纳税。神舟五号上那颗最小的螺丝钉里有我十三亿分之一的功劳。我也并没有侮辱中国人民的智慧，我为中国人民的智慧感到骄傲。九楼的朋友所说的话是一种漫骂，而且这种漫骂还无根无据，是一种地道的造谣。</P><P>答楼长：我并没有污言秽语的漫骂。我所说的都是客观事实。民主的确是狗屁的，司法独立也的确是狗屁的。</P><P>在现代政治中，无论民主还是不民主小老百姓只能当道具。所以我说民主是狗屁的。法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不公平性。所以我说司法独立也确实是狗屁的。</P><P>社会的演变、前进，不是源自于民主，也不是源自于司法独立，而是的的确确的源于社会各方的实力对比。工人比农民掌握了更多的先进生产力，所以工人的生活比农民的好过一些。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掌握了更多的先进生产力，所以发达国家的人比发展中国家的人生活的要好一些。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工人的手里掌握了一定的先进生产生力，所以有实力和资本家来讨价还价，但终究吃亏的还是工人，咱们大家都管这叫民主……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浅显的道理，就像是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的简单。只要楼长同志你自已多想一想，别老是让别人用一些看似客观的狗屁文章给唬住。</P><P>楼长转的文章的确总是狗屁不通。这并不是漫骂，而是心直口快的网友说出的事实。我建意你去看一看形式逻辑。我也建意你以后自已多多思考。我更建意你以后不要转这些狗屁不通的文章，而是自已用键盘来说出你想表达的思想。楼长同志，还是请您多多学习吧。只有在多多学习、独立思考之后，没准您才能把狗屁弄通了！</P>
克格勃A小组:如果说余杰这篇书评文章多少还是带有个人观点的局限性，那我建议你直接读读原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这本书是俄国人自己写的，想来他们自己的观点更能反映事实的本质。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6-15 18:41:59编辑过]
<P>答楼长：很明显，楼上的上一个回贴里的言词以经显出一种恼怒了。可是楼长却是一直号称要理智的。他为什么恼怒呢？那是因为我点中了他的要害。我说所谓民主小老百姓也只能是当工具，所谓的司法独立可是法律本身却具有不公正性。楼长疯狂的污蔑瑁我不懂什么是现代文明社会。可是楼长你仔细的想一想，难道你就真的弄明白了么？你抬出的那一套理论就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把民主与法治抬高到了一个不切实际的高度，那么民主与法治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愚昧的宗教。</P><P>而且号称自已理智、客观的楼长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正史都是人造出的假历史，野史、揭密之类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其实这个答案很明显：我们这个社会根不存在绝对真实的历史。任何一个写史的人都会在写历史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加进自已的主观判断。《史记》怎么样？够客观吧？字里行间都有点冷血的味道。可是在史太公却还总是在后面忍不住要“曰”一把，以抒发一下自已的情感。所谓KGB大揭密的书我看过不少，但《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这书我还没有看过。但那个一夜美国人举出了书中“捷尔任斯基给列宁拎箱子”这一情节，其实只要楼长还真的有点理智就可以看穿这样的把戏。这就像是毛泽东在六零年一顿要吃十八个菜一样，都是孤证。如果楼长手头真有这本书你可以从头翻到尾看一看，书里的多少情节是孤证，你就可以大至的看出这是怎么样的一本书。</P><P>而且我还要说，真实与客观、全面是有相当大的出入的。从《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这个书名来看，这本书没准是一本非常真实的书，但铁定不是一本客观、全面的书。楼长是乎还责怪我书读的少，没有知识。的确，天下这么多书我是不可能一本一本的全都看到。没谁楼长这么渊博的人可以作到。但没看到不等于不知道，我没见过楼长您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却明确的知道楼长是两条腿支个肚子。</P><P>我到现在为止，举的都是事实，说的都是道理。从这两点来看，很明显我这不是诡辩。但楼长的行为就可有点让人生疑了。楼长你举出什么事实了？你说出什么道理了？你举出来的是余杰的一篇臭文章。说的都是在捧余杰的臭脚。咱们俩谁是在诡辩？希望楼长不要拿名头大的来唬人，他余杰算什么？不就是想当一夜美国人么？至于你这么吹捧他么？</P><P>我并没有想限制楼长您的权利。因为我并没有限制手段与方法，所以也就更谈不上“限制楼长权利”的这一结果。所谓的限制又是理智的楼长在自作多情。我只是向楼提建意，希望楼长能独立思考，不给所谓的名人拍马屁，希望楼长能勤奋一些多打点字、多造点砖。而不是来来回回给人当搬运工，转一些被网友们评为“狗屁不通”的文章。不过听不听那就再于你自已了。就像小时候你老师教育你要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但你成天净学怎么掏包抢劫老师也管不了你！</P><P> [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P>
<P>digipainter挺单纯</P><P>digipainter加油啊，网言无忌要站上风了</P>
当然了，天下只有你最了解民主的虚伪性，自然所有西方人都是愚民，历数百年而痴迷不醒。倒可以建议国家送你往西方传道，从此或许西方就此醒悟，寰宇一统，岂不妙哉？哈哈……[em01][em01][em01]
鼎龙：你们这类自以为是的年轻人，我见多了。可惜，事情并不是你认为的那样简单。
<P>你呀~~~， 干吗这么急把我划出去啊？</P><P>说你单纯是爱护你，这年头，在网上，成熟的要装年轻，粉嫩的要扮老道</P>[em01]
<P>呵呵呵，下面是网络盛传的余杰的另类声明</P><P>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起草人：余杰、徐晋如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这些战争或者把人类推向更深的灾难之渊，或者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祉。这些战争之所以发生，其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为着满足少部分人的野心，有的则是为着推进荒谬的所谓人间天国的进程，还有的却是为着实现大多数人的解放。我们相信，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上，的确存在着一类战争，它们的发动方本于自由和人道的终极价值，以沉重而悲怆的心情去迎接全人类共同的未来。我们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即将对伊拉克萨达姆独裁政权发动的战争，即属于这种类型。
目前，在民主世界的许多国家，善良的人们出于爱好和平的目的，纷纷走向街头，呼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在和平尚未失去最后可能的时刻，他们的呼吁合乎情理和法律。我们特别注意到，西方的和平主义者们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谴责萨达姆政权的独裁与邪恶。二十多年以来，萨达姆政权残酷杀害本国的少数民族、持不同政见者及不同宗教信仰的公民，多次悍然发动对外战争，并且秘密研制威胁人类生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这个专制暴君居然将全体国民当作其倒行逆施的“人质”。因此，摧毁萨达姆政权是实现人类和平与安全的必需步骤。当然，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的健康力量采取比战争更好的办法实现这一步骤，比如施加压力让萨达姆放弃权力流亡他国、让伊拉克在联合国的帮助下逐步建立民主政府等。但是，对于罪恶滔天、顽固不化的萨达姆政权，我们绝对不能采取二战前英法对纳粹德国那样的绥靖政策。固然，人类天生就爱好和平，但当一切和平的努力都失去效用之时，当暴君依然肆意假借国家和主权的名义奴役无辜民众之时，善良者的人道主义同情只会让专制魔王更好地扮演中山狼的角色。数百万被萨达姆政权所谋杀的平民将会记得我们的冷漠，人类的乡愿将会助长独裁者无法无天的气焰。
日前，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份所谓的“反战宣言”，该宣言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该宣言的话语方式和基本立场，我们认为它加剧了“中国知识界”的堕落。该宣言沿用萨达姆的中国同行和前辈——毛泽东——对世界格局的看法，以“人民”的名义宣称着独裁的正当性。起草者漠视人类普遍的伦理价值，在宣言中发泄对代表人类文明和进步的美国的刻骨仇恨。这些伪善的“和平主义者”，既无视萨达姆政权杀人如麻的事实，又不敢面对中国国内若干严重违反人权的事例，却以一幅“义正词严”的面目来捍卫“伊拉克人民”的“人权”。在这份宣言上签名的某些“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在“反对战争”，不如说他们是在谄媚本国的权势者——这份“宣言”很快就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赏识。然而，我们却注意到，在这份“宣言”发表和流传的过程中，居然出现了没有经过本人的同意，而擅自将数十位知名学者的名字加入其中丑剧。这种“署名绑架”的流氓行径，证实了以汪晖、王小东、旷新年、韩德强、张广天等为代表的某些“反战先锋”内在的虚弱和外在的无赖。我们认为，这份“宣言”再次显示了中国国内“新左派”和“伪民族主义者”的同流合污，这些危险的思潮将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进程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我们坚信，中国不应与那些邪恶国家狼狈为奸，而应早日融入民主和自由的世界主潮。
为此，我们谨起草此项声明，表达我们对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行动的支持，也表达我们对人类的天赋人权与永恒正义的支持。我们坚信民主必然战胜独裁、自由必将战胜专制，包括伊拉克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都将拥有天赋的人权，并终将拥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林肯）和“言论及发表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等四大自由（罗斯福）。因此，我们冀望于所有以理性为根本指归的中国公民，在此勇敢地表明自己的道德立场。我们欢迎一切有正常的判断能力和基本的良知的中国公民，在这份声明后面签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不但是为了那些呻吟在萨达姆独裁政权下的人民，更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与正义。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驱孟轲，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论证过吊民伐罪的战争的正义性。我们当谨记，那些多年惨遭专制者蹂躏的无辜无助的伊拉克平民，他们期盼着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他们的孩子更渴望在阳光下自由地歌唱。不久以前，在科索沃、在阿富汗等地，正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正义力量，通过有限度的战争的手段，将和平与安宁的生活带给当地的人民；半个多世纪以前，在中国、在东南亚、在欧洲，也正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正义力量，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打败了日、德、意三个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国家，将和平的曙光带到数十个一度被黑暗笼罩的国度。今天，为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而奋斗的美国勇士们，与昔日那些为解救日寇铁蹄下的中国人民而献身的美国英雄们一样，值得我们敬仰和尊重。“妖魔化”美国的企图于今可休矣。
让人类毫不畏惧得面对一切独裁与专制的力量，让人类彻底摆脱“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命运。如果需要战斗的话，我们不愿逃避。
2003年2月20日
签名者：师涛、王光泽
</P>
起草人：余杰、徐晋如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这些战争或者把人类推向更深的灾难之渊，或者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祉。这些战争之所以发生，其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为着满足少部分人的野心，有的则是为着推进荒谬的所谓人间天国的进程，还有的却是为着实现大多数人的解放。我们相信，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上，的确存在着一类战争，它们的发动方本于自由和人道的终极价值，以沉重而悲怆的心情去迎接全人类共同的未来。我们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即将对伊拉克萨达姆独裁政权发动的战争，即属于这种类型。
目前，在民主世界的许多国家，善良的人们出于爱好和平的目的，纷纷走向街头，呼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在和平尚未失去最后可能的时刻，他们的呼吁合乎情理和法律。我们特别注意到，西方的和平主义者们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谴责萨达姆政权的独裁与邪恶。二十多年以来，萨达姆政权残酷杀害本国的少数民族、持不同政见者及不同宗教信仰的公民，多次悍然发动对外战争，并且秘密研制威胁人类生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这个专制暴君居然将全体国民当作其倒行逆施的“人质”。因此，摧毁萨达姆政权是实现人类和平与安全的必需步骤。当然，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的健康力量采取比战争更好的办法实现这一步骤，比如施加压力让萨达姆放弃权力流亡他国、让伊拉克在联合国的帮助下逐步建立民主政府等。但是，对于罪恶滔天、顽固不化的萨达姆政权，我们绝对不能采取二战前英法对纳粹德国那样的绥靖政策。固然，人类天生就爱好和平，但当一切和平的努力都失去效用之时，当暴君依然肆意假借国家和主权的名义奴役无辜民众之时，善良者的人道主义同情只会让专制魔王更好地扮演中山狼的角色。数百万被萨达姆政权所谋杀的平民将会记得我们的冷漠，人类的乡愿将会助长独裁者无法无天的气焰。
日前，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份所谓的“反战宣言”，该宣言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该宣言的话语方式和基本立场，我们认为它加剧了“中国知识界”的堕落。该宣言沿用萨达姆的中国同行和前辈——毛泽东——对世界格局的看法，以“人民”的名义宣称着独裁的正当性。起草者漠视人类普遍的伦理价值，在宣言中发泄对代表人类文明和进步的美国的刻骨仇恨。这些伪善的“和平主义者”，既无视萨达姆政权杀人如麻的事实，又不敢面对中国国内若干严重违反人权的事例，却以一幅“义正词严”的面目来捍卫“伊拉克人民”的“人权”。在这份宣言上签名的某些“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在“反对战争”，不如说他们是在谄媚本国的权势者——这份“宣言”很快就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赏识。然而，我们却注意到，在这份“宣言”发表和流传的过程中，居然出现了没有经过本人的同意，而擅自将数十位知名学者的名字加入其中丑剧。这种“署名绑架”的流氓行径，证实了以汪晖、王小东、旷新年、韩德强、张广天等为代表的某些“反战先锋”内在的虚弱和外在的无赖。我们认为，这份“宣言”再次显示了中国国内“新左派”和“伪民族主义者”的同流合污，这些危险的思潮将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进程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我们坚信，中国不应与那些邪恶国家狼狈为奸，而应早日融入民主和自由的世界主潮。
为此，我们谨起草此项声明，表达我们对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行动的支持，也表达我们对人类的天赋人权与永恒正义的支持。我们坚信民主必然战胜独裁、自由必将战胜专制，包括伊拉克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都将拥有天赋的人权，并终将拥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林肯）和“言论及发表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等四大自由（罗斯福）。因此，我们冀望于所有以理性为根本指归的中国公民，在此勇敢地表明自己的道德立场。我们欢迎一切有正常的判断能力和基本的良知的中国公民，在这份声明后面签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不但是为了那些呻吟在萨达姆独裁政权下的人民，更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与正义。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驱孟轲，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论证过吊民伐罪的战争的正义性。我们当谨记，那些多年惨遭专制者蹂躏的无辜无助的伊拉克平民，他们期盼着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他们的孩子更渴望在阳光下自由地歌唱。不久以前，在科索沃、在阿富汗等地，正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正义力量，通过有限度的战争的手段，将和平与安宁的生活带给当地的人民；半个多世纪以前，在中国、在东南亚、在欧洲，也正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正义力量，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打败了日、德、意三个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国家，将和平的曙光带到数十个一度被黑暗笼罩的国度。今天，为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而奋斗的美国勇士们，与昔日那些为解救日寇铁蹄下的中国人民而献身的美国英雄们一样，值得我们敬仰和尊重。“妖魔化”美国的企图于今可休矣。
让人类毫不畏惧得面对一切独裁与专制的力量，让人类彻底摆脱“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命运。如果需要战斗的话，我们不愿逃避。
2003年2月20日
签名者：师涛、王光泽
</P>
<P>还是克格勃A小组说的明白，在很大程度上kgb是一个工具，当然，广受指责也是必然的，无可厚非的。</P><P>再者，无论谁写的哪个情报机构有什么样的功过，我觉得只是参考而已。写出来的人并不了解内幕，了解内幕的人不会写出来。所以，我看和digipainter的看法分歧不小。</P>
<P>（任寰 同学发表下文后，被人骂御用文人，呵呵，够倒霉的）</P><P>再见余杰
任寰
那天在报社编版编个昏天黑地，到下午三点半才想起没吃午饭。下楼买个曼哈顿
街头小贩烧的鸡肉咖喱饭，回来在采访组那张报纸狼籍的桌子上吃，剔出一块鸡骨头，正
砸在报纸上一个人脸上—感觉不对，这人似曾相识，仔细瞧瞧，原来是我大学四年的同窗
，如今发迹了的余杰同学，前段时间在文学城网站上看到过他得了个万人杰新闻大奖，现
在这里说他应哪里哪里邀请来美访问，一副荣幸之至的样子。看看报名，是两天前的星岛
日报。照片照得不好，没天没地的二寸标准像，余杰模样没变，还像极了一颗架了眼镜的
花生米。
看到自己的同学大红大紫，是真的替他高兴，也是真的有点酸溜溜。这酸的感觉
不是因为嫉妒，倒实在像黛玉哭花一样，不过是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感慨。
我们进燕园的时间恰巧是１０年前。那是北大校园历史上最热闹的一年—光本科
就有五个年级：从８９到９３。那是由于８９过后增加一年军训的原因，结果到了９３年
，８９级还没毕业，９２级训完一年从军校回来了，９３级开始不必再军训，也直接入了
校。那真是盛世啊，每天图书馆、食堂人潮汹涌，宿舍空前紧张，连湖边谈情说爱的长椅
都不够用了。这喧闹对年轻的学子来说倒也无所谓，反正正是爱热闹的年纪，校领导可紧
张了，抓紧修建昌平园区，到了第二年，把９４级文科新生统统发配到那里去了，那时侯
８９级也毕了业，暑假回来突然觉得燕园空空荡荡，仿佛大观园遭了清点。那是后话。
我和余杰是同学，但他是９２级，我是９３级，同班不同级，只有那年的北大有
这样的怪事。９３级因为不军训了，招的条件苛刻，新生也少，但９２级人不少，很多人
还穿着军校发的服装，刚解放似地一脸老辣，到处流窜，仿佛一群散兵游勇。９２级女生
因为军训被要求剪发，我高中三年留起来的长发在女生里颇遭恨，走在校园里倒常有陌生
男孩来搭话：“同学是９３的吧？”在北大作女新生是件极其幸福的事，总有不少男生热
心地来帮助你解决各种问题。一天中午，又有高年级的师哥跑来，带我去见“五四文学社
”的同志们，说大家很希望我能尽快加入组织。
我和他来到４２楼９１级中文系男生宿舍，宿舍里坐着躺着现任的社领导们。我
一去大家就纷纷从各自的蚊帐里钻了出来，他们让我找个地方坐，我就嚣张地坐到了他们
的桌子上。大家也不介意，一起说说笑笑，我不象来“拜码头”，倒象来检查工作。正热
闹着，有人敲门。“进来！”他们中有人粗声大气地吼，很是凶猛。门轻轻推开，先进来
个男生脑袋，光亮的面孔上架副眼镜，紧张得额头上的青春痘通红，“请问五四文学社报
名是在这里吗？”声音怯怯的。“是。”屋里人懒洋洋地回答。“我很希望加入我们这个
社团，我很喜欢写作，这些是我发表的作品…”来人结结巴巴说着，举出厚厚一本剪贴集
来，可一下就被无情打断了：“下午再来吧，现在是午休时间！”男生走后，我都有点忿
忿不平，“你们怎么对人家这个态度？”“谁让他是男生呢，还一脸功利相！”我那些师
哥们诚实地回答。那个倒霉的男生就是余杰，这就是我和余杰的第一次见面。
大学四年一晃就过，中文系同级男女生之间向来来往少，互相瞧不起是老传统了
，男生说女生又丑又矜持，女生说男生酸文假醋形象委琐。大家互相的评价如此不堪，各
自在外系或其他年级中却都有不少拥趸者。但到大四时，余杰却确实引起了女生的集体不
满，原因是他写了一篇叫《丑陋的大学生》的文章，尽述大学校园中种种他认为丑陋的现
象，用词尖刻，观点偏激，其中关于校园舞会和北大女生的章节占了很大篇幅，在他眼中
，当时风行的周末校园舞会是校外大款（特指中关村小老板们）到校园猎艳的场地，更是
校园女生傍大款的温床。在他看来，女生在舞会后和舞伴出去喝杯咖啡就是被钓上钩了，
而若有人开车送女孩子回宿舍就简直为他所不齿。其实那些中关村小老板未必真的有钱，
但工作了，肯定比大学男生腰包鼓些，我也曾去跳舞，也曾和不止一位舞伴出去喝咖啡，
再被送回来，但那大多数时候都是因为彼此颇有好感，至于能成为什么关系，几乎是谈不
上的，作为那个年纪的女孩子，喜欢成熟稳重些的男人，希望了解大学外面的社会，有何
值得厚非的呢？难道大学女生只有和男同学在一起才算正常、正经？余杰片面偏激的论调
立刻引起了女生们的震怒，大家没想到他会用这样阴暗的心理来揣度自己的异性同学，大
家也觉得他卫道士的形象十分可笑，女生宿舍的卧谈会上，有言语尖刻的女生这样描述他
的形象：象学校里那些爱看热闹的民工一样，在学校食堂的玻璃窗外压扁了鼻子看舞会的
热闹景象，也许他还在暗恋某个女孩子，看到人家和舞伴跳得高兴，气得额头上的青春痘
都爆涨起来，用自己的阴暗心理杜撰出一个个傍大款的故事……女生们仿佛看到了余杰那
副委琐形象，一个个笑翻在床上—可怜的余杰因为此文实在难招女生们待见。
所有的恩恩怨怨在大学毕业后都烟消云散，走向社会的恐慌感让同学间感觉特殊
和亲密起来，这就象兄弟姐妹，家里打打闹闹，出来还是亲。毕业前余杰送给我一本他自
己打印装订的文集《斯人》，取李太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义，我记得一个无
眠焦躁的夏夜，我带着些怀疑态度翻读，竟然被真的感动了，为那些相近的想法被用凌利
得稍嫌粗糙的文字记录下来而感动，为那些在校园生活中困扰过我们每个思考过的人的鲜
活思想而感动。
那时我在北京电视台作当时颇有影响的青年节目《我们》的编导，正赶上策划“五
四”特别节目，上面让我撰稿，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余杰，我希望他富有冲击力的文字能
像打动我一样打动观众。那时余杰还没什么名气，我从上面疑惑的眼神中看出他对我推荐
我的同学来作撰稿有些想法，大概认为我“走私”。我心地坦荡，大大方方约了余杰来台
里谈。余杰很有热情，讲话依旧结结巴巴，额头上的青春痘一激动还是格外地红。不久稿
子出来了，说实话对于电视节目来说不理想，被要求删改过很多次，越改离节目要求越远
，开始的几处光辉也越来越黯淡。那个节目并不是我负责，但余杰有一次来台里送稿子，
我又看到他，被我们那个领导的意见折磨得不成样子，脸灰灰的，“有才华和锐气的人未
必都能写得好我们这种电视解说词，又要小心谨慎，又要犀利，不是两难吗？！”我很生
气地替他打抱不平，并非因为他是我介绍来的，余杰的灰头土脸仿佛正是我走进电视台这
个社会主义嘴脸资本主义本质的机构之后所受磨难的写照。
之后不久，在一个出版商聚会的场所，突然听到余杰的名字，他摇身一变成为被
书商成功包装上市的样板。什么抽屉文学，私下争相传阅如何如何，听起来连宣传词都不
高明，颇似文革过后宣传“手抄本”那些话语的盗版。询问余杰，他假装不好意思，但还
是不无得意地送给了我终于被印成正经铅字的第一本大作《火与冰》。
从此之后余杰同学捷报频传，越来越有争议，越有争议越火，只见报刊上他由外
邦骂到同宗，忙得不亦乐乎，包装他的书商都越来越富贵起来。直到２０００年他研究生
毕业。人连档案都送到现代文学研究所了，却好端端地被打了退条。
想想他刚刚出道社会就遭此打击，怕是脸比上次改四遍解说词还灰，打个电话慰问
一下，安慰的话都想好了，却听到一个亢奋的声音。果然人一出名，底气都不一样了。不
久碰到中文系“愤青教授”韩毓海，惺惺相惜，他也很关心余杰动向。“余杰说，没工作
好啊，正好在家自由写作。”我不动声色地转述。
“自由写作？”韩老师一口茶差点儿没笑喷出来。我心里冷笑道，到底不行吧，您
那愤青只能给自己惹一身麻烦，人家余杰就能转化成生产力！
２００３年７月８日，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又见余杰。他的演讲令人昏昏欲睡
，依旧片面偏激，拿些极端的例子加上自己的加工杜撰，让我又一次联想到他处女秀中关
于北大女生的诽谤言论。现在他攻击的是海龟们，他痛斥他们的不关心下层人民疾苦，他
的话语里充满了痛苦绝望僵死这些激烈的词汇，赢得了稀薄的掌声。
现在已经很明白这种偏激其实是余杰同学的卖点，仿佛天桥卖药的往胳膊上砍的刀
口，他自己大概是没有看的人那么痛的，也就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似听非听，只是听到他自
己自称“先生”才觉得有些刺耳—北大的人都知道，只有那些德高才学深厚的老师，才配
得上这样的称呼。
此时距余杰回家自由写作已有三年时间。三年里申奥也成功了，世贸也炸了，Ｓ
ＡＲＳ也肆虐了，新领导人也上台了，余杰同学额头上的标志物青春痘儿也消了。
新包装的余杰有了些中年男人的沉稳，连谈笑都是有刻度的了，到了那一个横杠
儿处就不再向前推进。此次的新形象还包括有了和睦感情家庭生活的好男人。娶了个热
爱文学、重要是热爱他的文字的外企白领女青年作太太，在望京小区买了房，买了车，但
因为ＳＡＲＳ的缘故推迟了学车的进度，终于得到了机会，来他对其社会制度推崇倍至的
美利坚周游。心情舒畅，荷尔蒙分泌正常，新陈代谢加快，难怪青春痘扫光光，说话虽然
依旧含混，也仿佛含混得有理，含混出深义了。
余杰同学在美国政府的指引下，参观了大大小小的城市、教堂、大学，连农场和
他进行亲切会谈的农场主都是博士毕业。他深刻地将农场主的才识与我国边远地区农民的
知识水平进行了对比，非常沉痛。在美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让他觉得和这个国家的立国之
本基督教联系更加密切了，当然，这和他想念他那基督教徒身份的妻子也分不开。妻子不
光给他带来了新的精神支持，更给他带来了小资的生活方式，（小资，即建立在社会主义
基础上仰望资本主义所形成的新的生活阶层），如果你认为我们余杰同学是清教徒似的理
想主义者你就大错特错了，他的前辈是屠格涅夫，百万富翁，却比农奴们自己还更同情农
奴的命运。人家余杰也是人，再说，这年头谁和钱有仇啊？
余杰的嘴巴里美国虽好，但人家却坚决要在中国写作，因为“用汉语写作离不开自
己的土壤”。是啊，那些海龟不去北京周边几十里的贫困山区，我们余杰同学学好了车，
还要去了解民生疾苦呢！而且他每天还要翻找北京青年报，搜集“亲生母亲从楼上抛下亲
子”“副处长杀死正处长”等等新闻，那才是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况且，和恋爱的道理
相同，余杰不要和他爱的美国厮守，美国大概就如同他大学四年书桌玻璃板下压着的初恋
女友照片一样—距离产生美。
教育了我们这些海外不争气不奋争也不懂得学习与传播先进生产力，目光短浅生
活麻木的人士一番之后，余杰同学离开了，皮箱里有新闻奖，还有照单子在Ｍａｃｙ＇ｓ
给老婆买的大堆国际名牌化妆品，虽然贵得让我们打工族咋舌，但据余太说比国内还可省
下一半的差价。
余杰同学行程很紧，他还要赶着去香港讲２３条呢。</P>
任寰
那天在报社编版编个昏天黑地，到下午三点半才想起没吃午饭。下楼买个曼哈顿
街头小贩烧的鸡肉咖喱饭，回来在采访组那张报纸狼籍的桌子上吃，剔出一块鸡骨头，正
砸在报纸上一个人脸上—感觉不对，这人似曾相识，仔细瞧瞧，原来是我大学四年的同窗
，如今发迹了的余杰同学，前段时间在文学城网站上看到过他得了个万人杰新闻大奖，现
在这里说他应哪里哪里邀请来美访问，一副荣幸之至的样子。看看报名，是两天前的星岛
日报。照片照得不好，没天没地的二寸标准像，余杰模样没变，还像极了一颗架了眼镜的
花生米。
看到自己的同学大红大紫，是真的替他高兴，也是真的有点酸溜溜。这酸的感觉
不是因为嫉妒，倒实在像黛玉哭花一样，不过是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感慨。
我们进燕园的时间恰巧是１０年前。那是北大校园历史上最热闹的一年—光本科
就有五个年级：从８９到９３。那是由于８９过后增加一年军训的原因，结果到了９３年
，８９级还没毕业，９２级训完一年从军校回来了，９３级开始不必再军训，也直接入了
校。那真是盛世啊，每天图书馆、食堂人潮汹涌，宿舍空前紧张，连湖边谈情说爱的长椅
都不够用了。这喧闹对年轻的学子来说倒也无所谓，反正正是爱热闹的年纪，校领导可紧
张了，抓紧修建昌平园区，到了第二年，把９４级文科新生统统发配到那里去了，那时侯
８９级也毕了业，暑假回来突然觉得燕园空空荡荡，仿佛大观园遭了清点。那是后话。
我和余杰是同学，但他是９２级，我是９３级，同班不同级，只有那年的北大有
这样的怪事。９３级因为不军训了，招的条件苛刻，新生也少，但９２级人不少，很多人
还穿着军校发的服装，刚解放似地一脸老辣，到处流窜，仿佛一群散兵游勇。９２级女生
因为军训被要求剪发，我高中三年留起来的长发在女生里颇遭恨，走在校园里倒常有陌生
男孩来搭话：“同学是９３的吧？”在北大作女新生是件极其幸福的事，总有不少男生热
心地来帮助你解决各种问题。一天中午，又有高年级的师哥跑来，带我去见“五四文学社
”的同志们，说大家很希望我能尽快加入组织。
我和他来到４２楼９１级中文系男生宿舍，宿舍里坐着躺着现任的社领导们。我
一去大家就纷纷从各自的蚊帐里钻了出来，他们让我找个地方坐，我就嚣张地坐到了他们
的桌子上。大家也不介意，一起说说笑笑，我不象来“拜码头”，倒象来检查工作。正热
闹着，有人敲门。“进来！”他们中有人粗声大气地吼，很是凶猛。门轻轻推开，先进来
个男生脑袋，光亮的面孔上架副眼镜，紧张得额头上的青春痘通红，“请问五四文学社报
名是在这里吗？”声音怯怯的。“是。”屋里人懒洋洋地回答。“我很希望加入我们这个
社团，我很喜欢写作，这些是我发表的作品…”来人结结巴巴说着，举出厚厚一本剪贴集
来，可一下就被无情打断了：“下午再来吧，现在是午休时间！”男生走后，我都有点忿
忿不平，“你们怎么对人家这个态度？”“谁让他是男生呢，还一脸功利相！”我那些师
哥们诚实地回答。那个倒霉的男生就是余杰，这就是我和余杰的第一次见面。
大学四年一晃就过，中文系同级男女生之间向来来往少，互相瞧不起是老传统了
，男生说女生又丑又矜持，女生说男生酸文假醋形象委琐。大家互相的评价如此不堪，各
自在外系或其他年级中却都有不少拥趸者。但到大四时，余杰却确实引起了女生的集体不
满，原因是他写了一篇叫《丑陋的大学生》的文章，尽述大学校园中种种他认为丑陋的现
象，用词尖刻，观点偏激，其中关于校园舞会和北大女生的章节占了很大篇幅，在他眼中
，当时风行的周末校园舞会是校外大款（特指中关村小老板们）到校园猎艳的场地，更是
校园女生傍大款的温床。在他看来，女生在舞会后和舞伴出去喝杯咖啡就是被钓上钩了，
而若有人开车送女孩子回宿舍就简直为他所不齿。其实那些中关村小老板未必真的有钱，
但工作了，肯定比大学男生腰包鼓些，我也曾去跳舞，也曾和不止一位舞伴出去喝咖啡，
再被送回来，但那大多数时候都是因为彼此颇有好感，至于能成为什么关系，几乎是谈不
上的，作为那个年纪的女孩子，喜欢成熟稳重些的男人，希望了解大学外面的社会，有何
值得厚非的呢？难道大学女生只有和男同学在一起才算正常、正经？余杰片面偏激的论调
立刻引起了女生们的震怒，大家没想到他会用这样阴暗的心理来揣度自己的异性同学，大
家也觉得他卫道士的形象十分可笑，女生宿舍的卧谈会上，有言语尖刻的女生这样描述他
的形象：象学校里那些爱看热闹的民工一样，在学校食堂的玻璃窗外压扁了鼻子看舞会的
热闹景象，也许他还在暗恋某个女孩子，看到人家和舞伴跳得高兴，气得额头上的青春痘
都爆涨起来，用自己的阴暗心理杜撰出一个个傍大款的故事……女生们仿佛看到了余杰那
副委琐形象，一个个笑翻在床上—可怜的余杰因为此文实在难招女生们待见。
所有的恩恩怨怨在大学毕业后都烟消云散，走向社会的恐慌感让同学间感觉特殊
和亲密起来，这就象兄弟姐妹，家里打打闹闹，出来还是亲。毕业前余杰送给我一本他自
己打印装订的文集《斯人》，取李太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义，我记得一个无
眠焦躁的夏夜，我带着些怀疑态度翻读，竟然被真的感动了，为那些相近的想法被用凌利
得稍嫌粗糙的文字记录下来而感动，为那些在校园生活中困扰过我们每个思考过的人的鲜
活思想而感动。
那时我在北京电视台作当时颇有影响的青年节目《我们》的编导，正赶上策划“五
四”特别节目，上面让我撰稿，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余杰，我希望他富有冲击力的文字能
像打动我一样打动观众。那时余杰还没什么名气，我从上面疑惑的眼神中看出他对我推荐
我的同学来作撰稿有些想法，大概认为我“走私”。我心地坦荡，大大方方约了余杰来台
里谈。余杰很有热情，讲话依旧结结巴巴，额头上的青春痘一激动还是格外地红。不久稿
子出来了，说实话对于电视节目来说不理想，被要求删改过很多次，越改离节目要求越远
，开始的几处光辉也越来越黯淡。那个节目并不是我负责，但余杰有一次来台里送稿子，
我又看到他，被我们那个领导的意见折磨得不成样子，脸灰灰的，“有才华和锐气的人未
必都能写得好我们这种电视解说词，又要小心谨慎，又要犀利，不是两难吗？！”我很生
气地替他打抱不平，并非因为他是我介绍来的，余杰的灰头土脸仿佛正是我走进电视台这
个社会主义嘴脸资本主义本质的机构之后所受磨难的写照。
之后不久，在一个出版商聚会的场所，突然听到余杰的名字，他摇身一变成为被
书商成功包装上市的样板。什么抽屉文学，私下争相传阅如何如何，听起来连宣传词都不
高明，颇似文革过后宣传“手抄本”那些话语的盗版。询问余杰，他假装不好意思，但还
是不无得意地送给了我终于被印成正经铅字的第一本大作《火与冰》。
从此之后余杰同学捷报频传，越来越有争议，越有争议越火，只见报刊上他由外
邦骂到同宗，忙得不亦乐乎，包装他的书商都越来越富贵起来。直到２０００年他研究生
毕业。人连档案都送到现代文学研究所了，却好端端地被打了退条。
想想他刚刚出道社会就遭此打击，怕是脸比上次改四遍解说词还灰，打个电话慰问
一下，安慰的话都想好了，却听到一个亢奋的声音。果然人一出名，底气都不一样了。不
久碰到中文系“愤青教授”韩毓海，惺惺相惜，他也很关心余杰动向。“余杰说，没工作
好啊，正好在家自由写作。”我不动声色地转述。
“自由写作？”韩老师一口茶差点儿没笑喷出来。我心里冷笑道，到底不行吧，您
那愤青只能给自己惹一身麻烦，人家余杰就能转化成生产力！
２００３年７月８日，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又见余杰。他的演讲令人昏昏欲睡
，依旧片面偏激，拿些极端的例子加上自己的加工杜撰，让我又一次联想到他处女秀中关
于北大女生的诽谤言论。现在他攻击的是海龟们，他痛斥他们的不关心下层人民疾苦，他
的话语里充满了痛苦绝望僵死这些激烈的词汇，赢得了稀薄的掌声。
现在已经很明白这种偏激其实是余杰同学的卖点，仿佛天桥卖药的往胳膊上砍的刀
口，他自己大概是没有看的人那么痛的，也就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似听非听，只是听到他自
己自称“先生”才觉得有些刺耳—北大的人都知道，只有那些德高才学深厚的老师，才配
得上这样的称呼。
此时距余杰回家自由写作已有三年时间。三年里申奥也成功了，世贸也炸了，Ｓ
ＡＲＳ也肆虐了，新领导人也上台了，余杰同学额头上的标志物青春痘儿也消了。
新包装的余杰有了些中年男人的沉稳，连谈笑都是有刻度的了，到了那一个横杠
儿处就不再向前推进。此次的新形象还包括有了和睦感情家庭生活的好男人。娶了个热
爱文学、重要是热爱他的文字的外企白领女青年作太太，在望京小区买了房，买了车，但
因为ＳＡＲＳ的缘故推迟了学车的进度，终于得到了机会，来他对其社会制度推崇倍至的
美利坚周游。心情舒畅，荷尔蒙分泌正常，新陈代谢加快，难怪青春痘扫光光，说话虽然
依旧含混，也仿佛含混得有理，含混出深义了。
余杰同学在美国政府的指引下，参观了大大小小的城市、教堂、大学，连农场和
他进行亲切会谈的农场主都是博士毕业。他深刻地将农场主的才识与我国边远地区农民的
知识水平进行了对比，非常沉痛。在美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让他觉得和这个国家的立国之
本基督教联系更加密切了，当然，这和他想念他那基督教徒身份的妻子也分不开。妻子不
光给他带来了新的精神支持，更给他带来了小资的生活方式，（小资，即建立在社会主义
基础上仰望资本主义所形成的新的生活阶层），如果你认为我们余杰同学是清教徒似的理
想主义者你就大错特错了，他的前辈是屠格涅夫，百万富翁，却比农奴们自己还更同情农
奴的命运。人家余杰也是人，再说，这年头谁和钱有仇啊？
余杰的嘴巴里美国虽好，但人家却坚决要在中国写作，因为“用汉语写作离不开自
己的土壤”。是啊，那些海龟不去北京周边几十里的贫困山区，我们余杰同学学好了车，
还要去了解民生疾苦呢！而且他每天还要翻找北京青年报，搜集“亲生母亲从楼上抛下亲
子”“副处长杀死正处长”等等新闻，那才是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况且，和恋爱的道理
相同，余杰不要和他爱的美国厮守，美国大概就如同他大学四年书桌玻璃板下压着的初恋
女友照片一样—距离产生美。
教育了我们这些海外不争气不奋争也不懂得学习与传播先进生产力，目光短浅生
活麻木的人士一番之后，余杰同学离开了，皮箱里有新闻奖，还有照单子在Ｍａｃｙ＇ｓ
给老婆买的大堆国际名牌化妆品，虽然贵得让我们打工族咋舌，但据余太说比国内还可省
下一半的差价。
余杰同学行程很紧，他还要赶着去香港讲２３条呢。</P>
<P>鼎龙：任寰小姐此文，已被驳的臭不可闻，你若有兴趣，可去“燕园”等北大相关网站检索一番。我个人的看法是，任寰小姐不仅没有成功诋毁余杰，反而彰显了余华的美德。</P>
<P>转贴一篇写的尖酸的，年代已久，实在忘记从哪里扒下来的了，可能就是在燕圆在线。</P><P> 久闻任寰小姐大名，知道其幼经磨难，少年天成，7岁开始写诗，10岁出诗集，12岁进入省作家协会，18岁进入北大中文系，其诗被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先生称具有思辨性，但我除了拜读过任寰小姐的“ 咳嗽/憋闷的气喘/使得您不得不转过头去。/可转过脸来，/却是对我们亲切的微笑”的一首小诗外，对她的大作几乎一无所知，对其本人的印象也终归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飘渺得很。但近日从网上偶尔看到她写得《再见余杰》一文，加之在搜索引擎上查了一下资料，方知任大小姐早已随同其母及据说同样曾是北大名人的父亲移民遥远的美立坚，并且在曼哈顿一高层办公楼里舔着美国的鸡骨头写下了《再见余杰》一文，读毕，对任大小姐飘渺的印象开始一点点清晰起来，才知道不过是一只丧家的资本主义的宠物猫而已，我之所以用“猫”而没有用人们常用的“狗”，在后面会有交代，希望你耐心看下去。
在《再见余杰》一文中，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任大小姐身上一种明显的优越感，在她眼里，人是生来就要分三六九等的，作为北大世家出身及少年成名的她自然是天生的贵族，而作为从四川遥远的农村考到北大的余杰充其量只是一颗带着眼镜的脸面光光的额头上爆着青春痘的花生米而已，就连余杰就校园舞会及北大女生发表几句意见，也被视为没有见过世面的民工的酸葡萄之见，但任大小姐并没有看不起余杰，因为此时在她心中，余杰和她就如同印度的首陀罗和婆罗门一样，是完全的没有可比值的，她是理所当然的要用俯视的眼光来看那个土里土气的余杰的，甚至还能在她供职的电视台赏余杰一碗饭吃，并且在他被电视台惨遭电视台领导蹂躏的时候，还能说几句抱打不平的话，以便赚取内心深处一种作为施恩者的心理上的满足。但当余杰的成就越来越大，名气越来越大，莫名其妙的成了名人，尤其还能娶到一个白领漂亮女孩做老婆的时候，我们的任大小姐心里开始泛起阵阵醋意，并最终“酸溜溜”的了，按照她的逻辑，土里土气的余杰就应该永远是将鼻尖在餐厅外的玻璃上压成一个平面的偷窥的民工才对，应该永远让她用俯视的眼光往下看才对，而如今，还不到三十年河东河西，那个戴眼镜的花生米竟然一下子高大起来，让她需仰视方能看见，因此任大小姐灵魂深处的两个字“嫉妒”便如吃了激素一般疯长起来，当终于听到余杰2000年研究生毕业被分到文学研究所却被好端端的打了退条时，任大小姐也终于做不出在电视台时为余杰抱打不平的姿态，而是优雅的用平静的语调向别人复述一句余杰的无奈的话，并由此两人笑的喷饭。这时候我才认识了任大小姐的另外一种阴暗的心理-------幸灾乐祸。虽然任大小姐极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解，看到余杰在美国竟然也成了被邀请的名人时的心里的酸溜溜并非因为嫉妒，而是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感慨，但我还是在任大小姐细腻的皮肤之下看到了潜藏的两个大字------虚伪！
在整篇文章中，任大小姐都在嘲笑着余杰的尖酸刻薄偏激，而她本人却相当执拗地不无偏激地一口咬定余杰所做所写所说都是为了功名利三个字，并且不惜拿出余杰在望京小区买房子，考驾照作为证据，似乎为民请愿忧国忧民的人都应该是衣衫蓝缕食不果腹才算正常，也可能是任大小姐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已经忘了现在的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什么时代，以至于也要跟着某些西方人问去到美国旅游的中国人“你们家有电视吗？”不知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任大小姐是否记得连鲁迅先生都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民以食为天，难道任寰小姐以为余杰能够靠吸风饮露活着不成？如果余杰真的为了功名利，他完全可以放弃自己的信念，收回自己的锋芒，稍稍曲意逢迎一些，在现代文学研究所里也完全可以靠“茴香豆的四种写法”熬成一个名利皆有的资深教授，又怎会遭遇毫无理由被人拒收的尴尬呢？又何必象现在这样靠爬格子数字数挣钱养家糊口呢？鲁迅先生在一篇作品集的序言里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不敢说现在的余杰是否配称“中国的脊梁”，甚至我也不否认他的文章中有偏激的成分，但鲁迅先生不也是曾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吗？在当前这个物欲横流，人们都逐渐变得明哲保身，圆滑世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时代，就连曾经作为中国青年思想最活跃的北大学子，也和十几年前有了太大的不同，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北大精神中的最宝贵的一些东西，当国家花巨大的财力物力培养出来的北大精英们象潮水般流向太平洋彼岸时，当任大小姐们无关痛痒地拿着余杰们肆无忌惮地玩笑嬉戏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时，余杰却怀着悲天悯人的胸怀，忧国忧民的信念，甘做祖国这棵巨树上的一只啄木鸟，把发现和痛斥社会的丑恶和蛀虫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我由此想起了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生平业绩时说过的一句话，“凡是为某种事业进行斗争的人，都不可能不树立自己的敌人，因此他也有许多敌人。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他在欧洲是一个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是啊，那些坚守国内，为了千千万万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利益敢于勇于甘于振臂一呼打破沉默的余杰们，不也正在遭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嫉恨，污蔑，误解，曲解，不理解吗？但我坚信，余杰是做好了一切可能的思想准备的，在他的新书《压伤的芦苇》的其中一节，余杰这样问他的白领女友（也就是任寰小姐文中提到的余杰现在的白领太太）：“如果我有一天象俄国的革命党人被流放到遥远的西波利亚，你怎么办？”因此我相信余杰是那种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的人，他外表文弱，但他在现在的中国，应该是属于骨头最硬的中国人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任大小姐还顺手牵羊地提到余杰因为受基督教徒的妻子的影响对基督教推崇有加的事情，我就更加地不明白了，在允许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国，这有什么大逆不道吗？在《压伤的芦苇》中，我也读到余杰对基督教博爱和感恩的思想的深刻的思索和反思，这不过是一个白手书生对于国家民族出路的一种探索和研究，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再说，难道中国整个民族不正在走向一种信仰危机吗？难道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和许多人丧失了信仰没有关系吗？俄国作家拖思妥也夫斯基说：“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所以余杰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出路，做有些多方面的思考提一些不同的见解看法，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任大小姐看来，在望京小区住商品房，开汽车，推崇基督教就是“小资“生活方式的体现，那么我想知道，并不“小资”的任大小姐，坐在曼哈顿高层办公楼的办公桌上，悠闲地啃着美国的鸡骨头，一副居于云间，超然物外，渺然众生的样子，对着国内好不容易出现的敢于说一声”皇帝没穿衣服“的余杰讽刺挖苦，指手画脚，又算是哪篮子菜呢？你说余杰和美国关系暧昧，那么试问：你一个学中文的弃了自己的祖国和母语，跑到别人的国家里舔几根人家剩的鸡骨头，打着饱嗝之余对本来就以微弱力量拼命挣扎的余杰说三道四，你又算什嘛东西呢？我本来想称你为丧家的资本主义的宠物狗，但且慢！因为狗是忠诚的，无论贫富，只要是他的主人，它都会无条件的忠诚，摇尾示爱。而你，抛弃了自己的祖国，对自己国家的人一副调侃轻蔑的模样，在美国吃着人家赏给的鸡骨头却还装出一副不领情的样子，因此，你实在连做狗都不配，充其量是一只嫌贫爱富故做清高没有任何感情的宠物猫而已！
我感谢我们社会当前部分的民主，让余杰们还生活得不错。我同时也感谢有了网络，让我这个生活在最底层的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中的一员，，能够有一个和在美国曼哈顿高层办公楼里的舔着美国鸡骨头的任寰小姐叫板的机会，你或许看不到，看到了也肯定不屑理我，但我要让所有看到这篇文章的人知道，在中国，头脑清醒的中国人多着呢，决不会允许你胡说八道。</P><P>对了，这篇文章名字叫《你又算什么东西！》</P>
在《再见余杰》一文中，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任大小姐身上一种明显的优越感，在她眼里，人是生来就要分三六九等的，作为北大世家出身及少年成名的她自然是天生的贵族，而作为从四川遥远的农村考到北大的余杰充其量只是一颗带着眼镜的脸面光光的额头上爆着青春痘的花生米而已，就连余杰就校园舞会及北大女生发表几句意见，也被视为没有见过世面的民工的酸葡萄之见，但任大小姐并没有看不起余杰，因为此时在她心中，余杰和她就如同印度的首陀罗和婆罗门一样，是完全的没有可比值的，她是理所当然的要用俯视的眼光来看那个土里土气的余杰的，甚至还能在她供职的电视台赏余杰一碗饭吃，并且在他被电视台惨遭电视台领导蹂躏的时候，还能说几句抱打不平的话，以便赚取内心深处一种作为施恩者的心理上的满足。但当余杰的成就越来越大，名气越来越大，莫名其妙的成了名人，尤其还能娶到一个白领漂亮女孩做老婆的时候，我们的任大小姐心里开始泛起阵阵醋意，并最终“酸溜溜”的了，按照她的逻辑，土里土气的余杰就应该永远是将鼻尖在餐厅外的玻璃上压成一个平面的偷窥的民工才对，应该永远让她用俯视的眼光往下看才对，而如今，还不到三十年河东河西，那个戴眼镜的花生米竟然一下子高大起来，让她需仰视方能看见，因此任大小姐灵魂深处的两个字“嫉妒”便如吃了激素一般疯长起来，当终于听到余杰2000年研究生毕业被分到文学研究所却被好端端的打了退条时，任大小姐也终于做不出在电视台时为余杰抱打不平的姿态，而是优雅的用平静的语调向别人复述一句余杰的无奈的话，并由此两人笑的喷饭。这时候我才认识了任大小姐的另外一种阴暗的心理-------幸灾乐祸。虽然任大小姐极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解，看到余杰在美国竟然也成了被邀请的名人时的心里的酸溜溜并非因为嫉妒，而是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感慨，但我还是在任大小姐细腻的皮肤之下看到了潜藏的两个大字------虚伪！
在整篇文章中，任大小姐都在嘲笑着余杰的尖酸刻薄偏激，而她本人却相当执拗地不无偏激地一口咬定余杰所做所写所说都是为了功名利三个字，并且不惜拿出余杰在望京小区买房子，考驾照作为证据，似乎为民请愿忧国忧民的人都应该是衣衫蓝缕食不果腹才算正常，也可能是任大小姐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已经忘了现在的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什么时代，以至于也要跟着某些西方人问去到美国旅游的中国人“你们家有电视吗？”不知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任大小姐是否记得连鲁迅先生都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民以食为天，难道任寰小姐以为余杰能够靠吸风饮露活着不成？如果余杰真的为了功名利，他完全可以放弃自己的信念，收回自己的锋芒，稍稍曲意逢迎一些，在现代文学研究所里也完全可以靠“茴香豆的四种写法”熬成一个名利皆有的资深教授，又怎会遭遇毫无理由被人拒收的尴尬呢？又何必象现在这样靠爬格子数字数挣钱养家糊口呢？鲁迅先生在一篇作品集的序言里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不敢说现在的余杰是否配称“中国的脊梁”，甚至我也不否认他的文章中有偏激的成分，但鲁迅先生不也是曾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吗？在当前这个物欲横流，人们都逐渐变得明哲保身，圆滑世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时代，就连曾经作为中国青年思想最活跃的北大学子，也和十几年前有了太大的不同，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北大精神中的最宝贵的一些东西，当国家花巨大的财力物力培养出来的北大精英们象潮水般流向太平洋彼岸时，当任大小姐们无关痛痒地拿着余杰们肆无忌惮地玩笑嬉戏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时，余杰却怀着悲天悯人的胸怀，忧国忧民的信念，甘做祖国这棵巨树上的一只啄木鸟，把发现和痛斥社会的丑恶和蛀虫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我由此想起了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生平业绩时说过的一句话，“凡是为某种事业进行斗争的人，都不可能不树立自己的敌人，因此他也有许多敌人。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他在欧洲是一个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是啊，那些坚守国内，为了千千万万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利益敢于勇于甘于振臂一呼打破沉默的余杰们，不也正在遭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嫉恨，污蔑，误解，曲解，不理解吗？但我坚信，余杰是做好了一切可能的思想准备的，在他的新书《压伤的芦苇》的其中一节，余杰这样问他的白领女友（也就是任寰小姐文中提到的余杰现在的白领太太）：“如果我有一天象俄国的革命党人被流放到遥远的西波利亚，你怎么办？”因此我相信余杰是那种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的人，他外表文弱，但他在现在的中国，应该是属于骨头最硬的中国人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任大小姐还顺手牵羊地提到余杰因为受基督教徒的妻子的影响对基督教推崇有加的事情，我就更加地不明白了，在允许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国，这有什么大逆不道吗？在《压伤的芦苇》中，我也读到余杰对基督教博爱和感恩的思想的深刻的思索和反思，这不过是一个白手书生对于国家民族出路的一种探索和研究，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再说，难道中国整个民族不正在走向一种信仰危机吗？难道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和许多人丧失了信仰没有关系吗？俄国作家拖思妥也夫斯基说：“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所以余杰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出路，做有些多方面的思考提一些不同的见解看法，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任大小姐看来，在望京小区住商品房，开汽车，推崇基督教就是“小资“生活方式的体现，那么我想知道，并不“小资”的任大小姐，坐在曼哈顿高层办公楼的办公桌上，悠闲地啃着美国的鸡骨头，一副居于云间，超然物外，渺然众生的样子，对着国内好不容易出现的敢于说一声”皇帝没穿衣服“的余杰讽刺挖苦，指手画脚，又算是哪篮子菜呢？你说余杰和美国关系暧昧，那么试问：你一个学中文的弃了自己的祖国和母语，跑到别人的国家里舔几根人家剩的鸡骨头，打着饱嗝之余对本来就以微弱力量拼命挣扎的余杰说三道四，你又算什嘛东西呢？我本来想称你为丧家的资本主义的宠物狗，但且慢！因为狗是忠诚的，无论贫富，只要是他的主人，它都会无条件的忠诚，摇尾示爱。而你，抛弃了自己的祖国，对自己国家的人一副调侃轻蔑的模样，在美国吃着人家赏给的鸡骨头却还装出一副不领情的样子，因此，你实在连做狗都不配，充其量是一只嫌贫爱富故做清高没有任何感情的宠物猫而已！
我感谢我们社会当前部分的民主，让余杰们还生活得不错。我同时也感谢有了网络，让我这个生活在最底层的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中的一员，，能够有一个和在美国曼哈顿高层办公楼里的舔着美国鸡骨头的任寰小姐叫板的机会，你或许看不到，看到了也肯定不屑理我，但我要让所有看到这篇文章的人知道，在中国，头脑清醒的中国人多着呢，决不会允许你胡说八道。</P><P>对了，这篇文章名字叫《你又算什么东西！》</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6-17 12:38:58编辑过]
<P>鼎龙是八十年代的人吧？</P><P>看了你转贴的任寰小姐的评论，不禁哑然失笑。通篇文章无非两个字：嫉妒！</P><P>醋酸之后还偏偏要拿出一幅卫道士般的脸孔，指责别人功利，她自己去美国难道是为了所谓的革命不成？！想投靠资本家而不得，自然心中泛酸；自己没能力买房，买车，小资不起来，到了美国也只好啃鸡骨头，还不是自己找的，美国人可没请她去，这又能怨谁？！</P><P>你还不配对我说什么“爱护”，自己管好你自己吧。</P>[em05]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6-17 12:37:53编辑过]
<P>alpha911</P><P>你说：“无论谁写的哪个情报机构有什么样的功过，我觉得只是参考而已。写出来的人并不了解内幕，了解内幕的人不会写出来。”那么，请问你有何凭据？</P><P>把自己的想象作结论，你不觉得很荒唐可笑吗？！</P>
<P>倒是nik转的这篇文章读着十分过瘾！</P><P>nik，好久不见了，很希望能看到你的文章。</P>
那么即使是俄国人写的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吗？再者，我的发言呢？怎么看不见了。
<P>看到了我的发言，疏忽了。[em04]</P><P>digipainter：我不认为我有什么可笑的。我的看法是基于推理的。当然需要用脑子想了。你指出我在想，你觉得我的想法可笑，是不是代表你不赞同我的看法呢？既然如此，能不能列举一些例子来反驳我的看法？</P>
<P>回楼长：我当然了解所谓民主的虚伪性。因为我老早就道破：无论民主还是不民主，小百姓在现代政治中只能当道具。而且我还说过：社会的演变源自于社会各方实力的对比！而且我还认为西方人并不蠢，正是由于西方人真切的了解了民主的本质才能把民主这张牌玩的炉火纯青。西方人老早就认识到民主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且有相当消极的一面，所以西方人设计出了三权分立，并参考科举设计出了现代公务员体制。并用三权分立与公务员队伍来平衡民主的消极影响。如果有一个人成天在你的耳边鼓吹民主，但却闭口不谈民主之敝那个人铁定是没安好心！</P><P>“写出来的人并不了解内幕，了解内幕的人不会写出来。”这并不是某人的想像，而是的的确确的事实。其实楼长端出来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这样的东西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只不过是某些人抓噱头编出来的书罢了。这一点从“捷尔任斯基给列宁拎箱子”这样的描写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对内幕描写最深刻的书大家都公认当数赖特的《抓间谍的人》。而就连这样公认的内幕经典，其中的描写却只能是打了一打擦边球，只写了一写军情处的一些外围小特务，和大家以经都知道的一些所谓幕后。到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七日为止，我还从没有看过，也从没有听说过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本完全、彻底、客观批露某一国家的情报机关的书。如果楼长同志看到过有这么一本书那可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也好开开眼。“写出来的人并不了解内幕，了解内幕的人不会写出来。”这是一个楼长先生无法辩驳的事实。现在大家能看到的所谓内幕，都只不过是畅销书罢了。拿着别人编出来的小说给大家讲独裁讲民主，这是只有一夜美国人这样的人物才能干出来的蠢事。</P><P>而楼长这样自吹为理智的人——却给这样人、这样的文章拍马屁、捧臭脚。我真不知是因为楼长有什么难言之隐，还是别有目地的安了什么心……</P>
<P>可惜你这样的“理论”和“逻辑”对我完全无用，我也懒得理睬如此荒唐的说辞。</P><P>费如此多的口水，你无非就想给我扣上一顶什么帽子吧，尽管说出来好了，不过，我同样会无动于衷，我也早就说过了，毕竟文革的时代已经过去，给我再多的帽子，我也只能付之一笑而已。</P><P>我依然会转贴我喜欢的文章。</P><P>至于你喜不喜欢，这与我丝毫无关。至于你有什么用心，我同样不感兴趣。</P>[em05]
<P>nik ,久日不见，向来可好？</P><P>不知nik是否在北京，好象老兄对余杰同学的事还是了解些的么，不知老兄是哪部分的啊？</P><P>小资，呵呵，想当年拿兄弟们之间打岔也是这么刻薄，任同学被批小资还有点道理，可没明白有人批御用文人是从何而来，呵呵，不够格么</P><P>我最喜欢看打文架了，有意思啊，什么法子什么着数都有，呵呵，现在燕园的野小子也多的是，呵呵呵</P>[em01]
<P>alpha911</P><P>你没有读过一本书而对这书下结论，就好象我没见过你而对你妄加评论，我不认为这是理智的思维。</P>
<P>暗夜流星：人各有其看法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社会只有一种思想。你有你的想法，可别人也没有跟你保持思想一致的义务。消消火吧，别把自己的想法看得太重，大家都有发言的权利，刚好nik转了篇关于余杰的文章在此，“这篇文章名字叫《你又算什么东西！》”</P><P>你如此着急的非要把余杰来个定性，归入异己一类，可我们政府都无动于衷，没有禁他的书，关他的人，或封他的嘴。你如此着急抓狂，还是免了吧。余杰既以书成名，你不坊也写书来驳他，人家可是有房有车了，如果你有理，想来你的书也当卖得不错，说不定也能名利双收哦。</P>[em05]
<P>网言无忌，今天在公司看了你的高论，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以至惊动了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以为我收到了搞笑的手机短信，还要我发给大家，晕~~~~~~~</P><P>网上的昏话我看了不少了，我不得不承认你真的是集其万混之大成者。我衷心地希望你能把你的思想和个人世界观之类的看法，整理出来写成文章，那必是一个骇人的成果。到时，我将十分乐意地为你把你的文章转贴于各学术网站。那将是一篇对现行教育制度极其成果，最深刻也最形象的一种另类的评介。</P><P> </P>